國際勞工組織（ILO）：全球化經濟中的體面工作：公共和私人倡議的經驗教訓（英文版）（356頁）.pdf

1、在過去的三十年里，全球化、技術變革和政府的政策選擇給工作領域帶來了巨大的結構性變化。這些轉變對已建立的機構和工作治理模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并伴隨著監管模式和機制的日益復雜和“混合”(Hendrickx等人，2016)。在本卷中，“治理”理解為理解治理的所有過程：無論是由政府還是由其他行為者實施(Bevir，2012)。這并不意味著政府或國家不重要。相反，國家仍然是管理工作的中心行動者。只有國家有權力也有責任頒布和執行法律法規。同時，雇主和工人也有義務遵守。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有助于并維持工作領域的治理。因此，治理是政府的中心責任，但不是政府的唯一責任(Mayer和Posthuma，2012

2、)：公共治理與私人治理和社會治理共存。私人治理包括公司在企業社會責任或私人合規倡議領域采取的行動，如行為準則和社會審計。社會治理包括包括工會在內的民間社會團體的行動，有時還包括與私營企業的合作。勞工治理的復雜性源于政府間、國家、公共和私營部門等多種行為者推動的不同類型監管的擴散。這也是新的執法機制出現的結果，這些機制既依賴于硬法，也依賴于軟法，同時依賴于傳統的國際勞工法。正如國際勞工組織(2016年和2020年)指出的，全球供應鏈的出現為許多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貿易提供了新的機會。這使他們能夠使經濟多樣化，并創造就業機會。與此同時，全球供應鏈的生產也引起了人們對工作條件和工人權利保護的新關注。在許多發展中經濟體，體面工作的這些挑戰往往已經存在。但是，跨國供應鏈的擴張在某些情況下已經持續，甚至加劇了這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