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控制”下的勞動秩序：外賣騎手的勞動控制研究-2021（22頁）.pdf

1、盡管消費者總有給出差評或投訴的理由，但騎手還是希望能夠獲得體諒。因為在他們看來，消費者在手機上看到的只是他們作為一個光點在地圖上的移動，而他們自己卻把送餐過程描述成“九死一生”。由于必須在規定時間內把訂單送到，逆行、闖紅燈、超速對他們而言是常事。不僅如此，他們一路上還要遭受保安的刁難、警惕交警的處罰，有時還需要給顧客充話費( 如顧客停機) 、買煙、扔垃圾。而冒著生命危險和辛勞賺取的工資很可能因為消費者的一個差評或投訴就付諸東流。因此不難理解，在消費者面前畢恭畢敬的騎手得知自己得了差評或投訴后為何會把不滿和怨恨記在消費者頭上。又由于騎手總是事后才知道消費者給出的評價結果，因此無法當面表達自己的不

2、滿。消費者看似獲得了監督與評價的“絕對權力”，卻在不知不覺中和平臺系統扮演的“管理者”角色一樣成了勞資沖突的“替罪羊”。更加諷刺的是，在消費者和騎手相互抱怨的時候，外賣平臺公司反倒成了他們之間沖突的“調停者”，因為消費者會通過平臺系統向公司投訴騎手，而騎手也只能通過平臺系統向公司申訴?？刂茩嘀匦路峙涞牧硪粋€結果是增加了雇傭關系的認定難度。因為從現有的法律體系來看，平臺用工模式既不完全符合“雇傭”范疇，又不完全符合“獨立合同工”范疇( 王琦等，2018: 96) 。2015 年加州聯邦地區法院判決優步公司與網約車司機之間構成雇傭關系，理由是推定雇主最主要的根據是“對工作細節有控制權”( 王天玉，2016: 50) 。因此判定雇傭關系的關鍵在于平臺公司是否存在對勞動的控制，或者是否獲得了騎手的“勞動”對平臺“資本”的“從屬”( 常凱，2016: 38) 。但由于平臺系統和消費者承擔了主要的監管任務，控制權的重新分配事實上加劇了雇傭關系認定的難度。因為即便從“工作細節”入手，在騎手的勞動過程中也很難看到平臺公司的身影。因此，在遇到工傷、需要找雇主出面時，騎手只能失望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