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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擁抱綠色發展新范式擁抱綠色發展新范式 中國碳中和政策框架研究報告 朱民、斯特恩（Nicholas Stern）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劉世錦、張永生、李俊峰、赫本（Cameron Hepburn）*2023 年 2 月 *作者團隊還包括謝春萍、克拉克（Alex Clark）和彭道菊。謝春萍，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格蘭瑟姆研究所高級政策研究員（c.xie6lse.ac.uk）;克拉克（Alex Clark），牛津大學史密斯企業與環境學院博士研究生（alex.clarksmithschool.ox.ac.uk）;彭道菊，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2 關于作者

2、關于作者 朱民，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副總裁、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前院長（）斯特恩（Nicholas Stern），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格蘭瑟姆研究所所長（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教授（N.Sternlse.ac.uk）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es322columbia.edu）劉 世 錦，全 國 政 協 經 濟 委 員 會、中 國 環 境 與 發 展 合 作 委 員 會、研 究 員（）張永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所長、研究員（ys_）李俊峰，國家應對氣

3、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首任主任（）、研究員 赫本（Cameron Hepburn），牛津大學史密斯企業與環境學院院長（Smith School of Enterprise and the Environment）、教授（cameron.hepburnsmithschool.ox.ac.uk）3 致謝致謝 朱民感謝能源基金會項目（項目號：G-2109-33290）和清華大學的支持。部分成果由朱民任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期間取得。張永生感謝中國社科院創新工程“生態文明范式下的經濟學理論與政策研究”項目的支持。感謝潘柳、李長泰、鞏冰提供的助研幫助；感謝研討會上專家柴麒敏、陳詩一、高世楫、何

4、建坤、何大勇、黃樂平、李善同、劉俏、王一鳴、徐華清、薛其坤、曾剛、張希良、祝寶良、鄒驥（以姓氏拼音排序），以及徐江旻、禹湘、董亞寧的評論；感謝丁羽茜在項目協調和管理上的幫助。本報告中表達的觀點代表作者的觀點，未必代表作者單位或資助者的觀點。作者單位和資助者并不保證本書引用數據的準確性。4 報告概述報告概述 中國政府 2020 年月宣布的“雙碳”承諾，向世界宣告了中國進行綠色轉型的決心和雄心。全球范圍的碳中和共識與行動，標志著工業革命后形成的傳統發展范式開始落幕，一個新的綠色發展范式的興起。這一新發展范式，將創造人類新的現代化模式，為中國和世界帶來可持續的綠色繁榮。本報告分析工業革命以來舊有發展

5、范式的不可持續性，揭示綠色發展范式在發展目的、發展內容、發展方式以及發展普適性上，是對傳統發展范式的一次深刻革命。報告在新的綠色發展范式框架下,重新思考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如價值理論、財富的內涵和測度,以及個人和集體行為等。在此基礎上，提出新范式下碳中和轉型的政策原則，構建了新發展范式轉變對于重塑中國重要經濟部門和系統的基本思路及政策含義，并討論了轉型過程中體制機制、金融和技術創新等方面的重要保障，以及如何實現協調和平衡的轉型。本報告同時提出中國如何引領世界碳中和治理機制建設，以及同世界實現綠色合作共贏的機遇和政策。5 一、引言一、引言 工業革命后，以英國等為代表的西歐國家，拉開了工業化、城鎮化和

6、農業現代化的序幕。這種基于工業化的傳統發展范式，帶來物質生產力的飛躍，提高了人均產出和收入，取得了以傳統指標衡量的巨大經濟成功。但是，由于這種以物質財富生產和消費為中心的發展范式建立在高物質資源消耗、高碳排放、高生態環境破壞的基礎之上，其對高碳能源和材料的過度開采和使用，以及對物質資本的嚴重依賴，導致了不可持續的全球氣候變化風險、自然資本和生態恢復力的枯竭，以及越來越嚴重的“現代化悖論”。傳統發展范式的不可持續性是全球所有國家都面臨的嚴峻挑戰。由于中國的經濟和人口規模巨大，其面臨的挑戰尤其明顯。中國雖然是傳統工業化模式的受益者，但是這種傳統發展范式也不可避免帶來了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使得中國面

7、臨經濟發展是否可持續的巨大挑戰。中國在傳統工業化模式下的四十年發展奇跡，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經濟增長動能。例如，1970 年代后期對農業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進行重大改革，1980 年代對創業、鄉鎮企業和經濟特區給予支持，在 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以出口導向型制造模式來推動經濟發展，之后的增長動能則轉向房地產開發和基礎設施投資。但是，這些增長動能更多的還是傳統發展范式的延續，側重于狹隘的產出概念（通常以國內生產總值-GDP 衡量），無法以此建立基于福祉的可持續長期發展路徑，也無法滿足構建中國新發展階段下新發展格局的需要。在未來幾十年，這些傳統動能都無法繼續推動中國在新發展階段下貫徹新發

8、展理念的經濟增長。新的發展動能必須以可持續、有彈性和包容的方式，推動經濟、社會和環境發展。2020 年 9 月 22 日，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宣布，中國力爭 2030 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中國的“雙碳”承諾，既是中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大國擔當，也是中國以碳中和推動經濟綠色轉型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選擇。2022年10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會議，將“中國式現代化”確立為中國今后的“中心任務”?！爸袊浆F代化”不只是簡單地學習和追趕西方現代化，而是對工業革命后建立的現代化概念的重新定義。這其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代化重要的基本特征和本質要求

9、。碳中和目標和“中國式現代化”，都意味著發展范式的深刻轉變。中國碳中和目標的宣布，推動形成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碳中和共識與行動。目前已有超過 130 個國家以各種方式承諾碳中和1。全球范圍的碳中和共識與行動，標志著工業革命后形成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傳統發展范式在全球范圍的不可持續，以及一個新的綠色發展范式的興起。一個能夠納入內生化自然資本收益、基于福祉的新發展范式，將不僅造福中國，也對世界其他地區至關重要。如果中國能夠以新的發展范式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其經驗必將成為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1 詳見 https:/。6 本報告旨在從更宏大的歷史視野，揭示碳中和遠不只是簡單的化石能源

10、替代和技術問題，而是工業革命以來最為全面和深刻的發展范式轉變。在此基礎上，報告提出中國 2060 碳中和戰略的政策框架，并揭示發展范式轉變如何體現在各個領域和部門，以及體現在宏觀政策框架中。在接下來的第二部分，報告揭示為什么碳中和是一個全面而深刻的發展范式轉變；第三部分討論在新綠色發展范式下中國碳中和轉型政策的基本原則；第四部分討論這種發展范式轉變對于重塑中國經濟體系的基本思路及政策含義，包括能源體系、交通基礎設施，以及城鎮化、工業化、農業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轉變；第五部分討論如何為轉型提供體制、金融和技術創新等方面的支撐體系，以及如何實現協調和平衡的轉型；第六部分提出中國如何推動建立有效的全球

11、碳中和治理機制，以及如何與世界實現綠色共贏。二、綠色發展新范式二、綠色發展新范式（一）（一）碳中和催生新發展范式和新發展理論碳中和催生新發展范式和新發展理論 碳中和是對工業革命以來傳統發展范式的顛覆性變革。目前全球面臨的不可持續發展危機，實質是傳統發展范式和傳統現代化的危機。傳統的現代化概念，很大程度上是以工業革命后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標準為標準。但是，這種以西方發達國家為標準的現代化模式，卻面臨著現代化悖論。人們為追求物質消費而過度掠奪自然，導致了嚴重和廣泛的環境退化，包括生物多樣性和棲息地喪失。這又反過來削弱了氣候系統的恢復力，削弱了社會穩定，造成進一步退化的風險。這種發展范式不僅導致人與

12、自然關系的破壞，也不可避免地帶來對人類健康和不平等的持續壓力，削弱社會凝聚力(Stiglitz,2013;Case and Deaton,2020)，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也并未帶來福祉的相應提高（Easterlin,1974,2013;Stiglitz,2013;Piketty,2014;Deaton,2015）。從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碳排放、生物多樣性、環境等多維度看，目前所謂“現代化”國家的發展模式均不具有可持續性（UNEP,2020）。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發展理論使用 GDP 這一狹隘的產出衡量標準，將物質財富生產和消費最大化作為首要目標，夸大了物質商品和市場化服務的消費對福祉

13、的作用，未充分考慮生產和消費對社會環境方面的機會成本和收益，也未能正確闡述或理解傳統發展范式對環境施加的不可持續壓力，以及對公共衛生和社會福利的威脅（Stiglitz,2020）。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環境經濟學研究經濟發展對環境的影響，但更多地將環境挑戰視為外部性問題，在技術進步的研究框架下采用傳統工具和政策對其加以管理(Nordhaus,2019)。但是，碳中和不是一個簡單的外部性問題，也不是簡單的化石能源替代和技術進步問題，而是一個發展范式的深刻轉變問題。由于不可持續危機的根源在于工業革命后建立的傳統發展范式的內在局限，簡單地將標準經濟學的理論應用于生態環境領域，也就難以解決目前的全球環境危機

14、（張永生，2021;Stern,Stiglitz,and Taylor,2022）。因此，我們需要從不可持續危機出發，對工業革命以來被奉為圭臬一些基本發展概念進行重新反思和定義，即重新思考和定義發展 7 的目的、發展什么、如何發展，以及發展的全球普適性。第一，為什么發展。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們的福祉。但是，工業革命后建立的傳統發展范式，卻將追逐資本增值作為發展的首要目的，而非作為發展的手段（Weber,1961;Richins and Dawson,1992）。該發展范式以 GDP 為中心，而 GDP 只是用來衡量商品和服務市場價值的手段，無法衡量社會福祉，也不是發展的目的(Stiglitz

15、,2020)。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發展目的與手段的背離。如果個人的福祉同時取決于物質消費以外的因素，或他們的偏好隨時間而變化，那么一個經濟體中商品和服務的貨幣化價值的增長，就并不一定意味著社會福祉的改善，甚至還可能帶來相反的結果。這就需要將發展目標從標準經濟模型中固定偏好下的最大化產出（以 GDP 衡量，消費和收入的來源），轉變為更廣泛地思考福祉的含義，并多維地理解幸福感。這些思考理解反映了以人為本的價值理論（Stiglitz,Fitoussi,and Durand,2018）。因此，需要重新審視基本的價值理論并重構效用函數以反映偏好的變化，以體現“超越 GDP”的基于福祉的價值觀念。這個過程將

16、反過來影響我們對偏好和行為的理解，并最終影響“發展什么”和“如何發展”。第二，發展什么。不同的發展目的決定著不同的發展內容。傳統發展范式建立在物質主義的基礎之上，而人們“美好生活”的需求又不限于狹義的物質需求，同時人類的幸福感也并不總是隨著物質商品消費的增加而增加(Easterlin,1974;2013;Frey and Stutzer,2002,2013)。以物質財富的生產和消費為中心，就必然帶來“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發展（Stiglitz,2013;Piketty,2014;Deaton,2015）。因此，新的發展內容必須包括物質以及非物質產出，涵蓋環境質量、健康、社會和諧等多個維度需求(S

17、tiglitz,Fitoussi,and Durand，2018)。這些需求要由新的發展內容來滿足。同時，還需要引入廣泛的激勵措施和政策,以反映對價值的最新理解，并轉變生產和消費系統。更進一步，必須以成本、收益、最優和福祉的不同定義以及對發展的不同理解為基礎，來決定什么資源是有價值的，什么商業模式可以最好地利用和增長這種價值，最終重塑整個經濟體系。第三，如何發展。不同的發展目的和發展內容，決定著不同的發展方式。傳統發展模式依靠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等要素投入,實現物質財富生產的最大化以及自然資本向物質資本的轉化，未充分考慮生產活動對自然和社會的巨大社會成本，以致損害人類長期發展的根基（Stern,

18、2006;Stern,Xie,and Zenghelis,2020）。新的發展范式則重構人與自然關系，將人類活動置于大自然的邊界之內，考慮人力資本、物質資本、自然資本和社會資本等生產要素之間的平衡，物質資本的使用不能以削弱其他資本為代價。此外，四類資本除了通過進入生產過程提高人們福祉，其本身也在多個方面直接對人類福祉作出貢獻。比如，優美的生態環境直接提高人們福祉。理解各類資本及其積累速度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有助于確立各類資本的最優投入，以獲取穩定的資本回報并管理其相互之間的負面影響。第四，發展范式的全球普適性。一直以來，新古典經濟學中使用的總量增長模型都是基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入，忽略了很多

19、重要的維度，包括健康、教育、環境和不平等。這 8 種高度依賴物質資源投入和高碳排放的增長范式，必然導致全球范圍資源爭奪加劇和環境不可持續。由于傳統發展范式無法讓全球共享繁榮，也就缺乏全球普適性。在新的綠色發展范式下，由于發展不再過度依賴物質資源投入，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就可以建立相互促進的共生關系，進而實現各國的綠色合作共贏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以及當代人與后代人的共贏。發展范式的上述變化，意味著發展底層邏輯的變化，將徹底改變傳統工業時代形成的發展理念、發展內容、發展方式，以及發展的環境與福祉含義。這些改變會體現在資源概念、企業組織模式、商業模式、金融模式、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等方面，又會具體表現

20、為能源體系、基礎設施、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金融體系、技術創新等各個領域。雖然對不可持續發展危機已有不少反思（比如，UNEP,2011;Harangozo,Csutora,and Kocsis,2018），但發展范式的轉變需要對經濟學的基本問題進行重新思考，包括價值理論、財富的內涵和測度、成本與收益概念、最優化概念、消費者和企業行為的目標及約束條件等。對經濟學基本問題的重新思考，意味著研究范式的轉變(Kuhn,1962)。黨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標志著中國對發展的目的和手段的深刻反思，并強調發展目的是為滿足人們“美好生活”需要。生態文明和綠色發展范式，標志著對基于傳統工業化模式

21、的現代化概念的重新定義，以重構“人與自然關系”。中國提出碳中和目標，以及將“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中心任務”，二者的時間起點和終點高度契合，意味著中國將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發展范式實現自身的現代化。這種新的發展范式，其基礎是環境與發展之間的相互促進。這種相互促進，為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共贏奠定了新的基礎。因此，中國式現代化也將為全球共同繁榮帶來新的歷史機遇。（二）中國面臨的挑戰和機遇（二）中國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碳中和對各國都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但中國面臨的挑戰卻更為特殊。第一，未來40 年，中國經濟很可能保持中高速增長。到 2060 年，中國經濟規模預計將翻兩番以上。即使中國力爭實現凈零碳

22、排放的目標，能源消耗仍將繼續增長，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的能源效率和碳排放結構都必須出現較大增幅的改變。第二，中國仍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當中，經濟結構能源強度高，且化石能源超過 80%以上，相比歐美發達國家服務業占經濟的 80%以上，中國能源轉型任務更加艱巨。第三，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在工業化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存量較高。這意味著中國不僅要以綠色方式實現增量增長，還必須對其巨大的存量進行綠色轉型。第四，中國幅員遼闊，地區資源和特征差異顯著，經濟結構多樣且發展不平衡，各群體收入差距較大。如何實現協調和平衡轉型，就是一項艱巨的挑戰。雖然挑戰巨大，但碳中和更將成為中國經濟“換道超車”和高質量發展

23、的新動力。碳中和并不意味著以高昂的代價來犧牲經濟增長。相反，它可以在諸多方面促進經濟增長，尤其是在就業、效率提升和經濟轉型升級等重要方面。例如，隨著新能源發電技術和電動汽車的快速發展，碳中和對促進增長的作用在能源和交通運輸領域尤為明顯。2021 年，中國光伏 9 裝機比上年增長 20.9%，風電增長 16.7%。到 2022 年 6 月，中國新能源汽車保有量約 1000萬輛，包括純電動、插電式混合動力和燃料電池汽車占全球估計總量 1600 萬輛的一半以上(Paoli and Gl,2022)，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連續 7 年居世界第一。全球近 40%的可再生能源工作崗位在中國(Stern and

24、Xie,2022)。在互聯網、5G、人工智能（AI）、特高壓（UHV）、數字基礎設施等一系列低碳技術領域，中國也獲得新的競爭優勢2。這些新技術為中國提供了潛在的巨大出口機會。毫無疑問，碳中和將為中國提供發展尖端零碳技術、零碳制造和零碳服務體系的巨大機遇，并重塑整個經濟系統和部門。中國綠色發展具有獨特優勢。一是中國政府協調和管理國家發展戰略系統性變化的能力(Harangozo,Csutora,and Kocsis,2018)。二是中國巨大的市場和增長潛力。中國的人口規模超過歐盟和美國的總和，今后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這就為新技術的培育、孵化和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三是中國的綠色技術和綠色產業

25、，很多已處于全球領跑地位。例如，新能源、電動車等（IEA,2021）。這種優勢有望繼續保持和擴大。四是中國在數字技術的研發和應用方面也具有堅實基礎，并可以利用數字技術加快低碳發展。綜上所述，充分利用這些優勢，中國將有望以“換道超車”的方式，降低傳統產業的重置成本、沉沒成本，推動一場技術、產業和發展范式的系統性重大變革。（三）再創中國四十年發展奇跡（三）再創中國四十年發展奇跡 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中國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跡。從現在到 2060 年的下一個四十年，碳中和將成為中國新發展范式和新增長故事的核心，徹底重塑中國的經濟結構、生產與生活方式、宏觀管理架構和發展模式，給中國經濟帶來脫胎換骨的變化

26、。中國宣布碳中和目標的時間，恰逢中國開啟到本世紀中葉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這兩個時間點的契合，昭示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一個全新開端（Stern and Xie,2022）。碳中和需要發展范式的轉變，是對工業時代建立的傳統發展范式的重新定義。中國式現代化，是對工業革命后在傳統發展范式下建立的現代化概念的重新定義。二者具有內在一致性。中國有望以碳中和為抓手，以綠色發展方式開啟中國式現代化之旅，再創又一個四十年發展奇跡。碳中和對所有國家都是一個新生事物。越來越多的氣候科學的證據（例如全球范圍內更強烈的熱浪和極端天氣）以及技術進步，正在引導世界各國做出明確的承諾，因為他

27、們認識到這是從向低碳經濟轉型中獲益的巨大機會。這些好處遠超過減少氣候變化風險的成本，包括由可再生能源支持的更便宜的電力和運輸、更少的浪費和擁堵、更清潔的空氣和更小污染的土壤和水，以及更強大的生態系統（IPCC，2021）。在這條賽道上，中國和發達國家大體處于同一條起跑線。這意味著，中國有望從過去40 年傳統發展范式的學習者和追趕者，成為新發展范式的并跑者和領跑者。如果說工業革 2 詳見賽迪智庫電子信息研究所 2020 年發布的“新基建”發展白皮書。10 命是西方工業化國家引領世界發展的機遇，那么以碳中和代表的新綠色發展范式，就有望成為中國引領世界發展的新機遇。這種發展范式的深刻轉型，需要經濟管

28、理以及資源配置方式進行快速、深遠、持久的變革。發展范式轉型遠不只是通過零碳技術促使排放與增長脫鉤的問題，還包括改變資源配置、生產、流通、消費和分配的模式，以及社會價值觀等方面的系統性重塑。此外，還需要改變城市和社區的資源利用方式，經濟活動和行為模式的實際重組（例如，關于出行和飲食習慣），以及使用更普遍的“福祉”定義來衡量發展政策的成效。這將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可持續增長故事(Hepburn et al.,2021)。憑借明確的戰略方向、強勁的儲蓄和投資、已有的科技能力等優勢，中國有潛力引領全球轉向綠色發展新范式。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他們已無法再按照發達國家的傳統發展模式實現現代化，中國的

29、綠色發展對這些國家就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三、碳中和轉型政策的基本原則三、碳中和轉型政策的基本原則 實現碳中和目標，并有效地指導中國長期的可持續發展，需要重新審視經濟理論中的核心概念，對財富和福祉重新進行定義和衡量，并將其轉化為發展實踐。各國現有政策框架很大程度上是在傳統工業時代建立，難以適應碳中和轉型的要求。中國需要對其政策框架進行全面評估，將新發展范式和碳中和的內在要求體現在各項戰略和政策之中。（一）從（一）從“范式轉變范式轉變”的高度和深度制定碳中和政策框架的高度和深度制定碳中和政策框架 自中國政府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以來，中國各地方政府和政府各部門都積極落實，開始勾畫落實戰略，但在實施中仍

30、然存在對“雙碳”目標的認識和貫徹方面的差異，未能“完整準確全面”理解新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的實質就是跳出過去“先污染、后治理”的思維，跳出長期以來形成的傳統工業化模式的思維和體制框架，建立起環境與發展之間的相互促進關系。在認識上，需要認識到碳中和是一場生產與生活方式的深刻革命；充分認識“雙碳”給中國帶來的重大戰略機遇。在貫徹上，需要全面評估中國的政策框架，體現綠色發展新范式。第一，以新發展理念和“范式轉變”為核心，超越狹隘的節能減排、技術創新和環境保護視角，在更高、更廣和更深刻的層面理解碳中和目標帶來的全面而深刻的變化。在此基礎上，制定與碳中和要求內在一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戰略和路徑，推動

31、與碳中和轉型相適應的、廣泛的宏觀經濟金融體制改革。第二，從制度、經濟系統、社會系統、城市和社區等全方位著手，建立基于“福祉”的新型組織和經濟活動方式。這些制度和系統對應的基礎，是對成本、效益、價值和福利等價值觀的重新定義以及新的商業模式的探索，最終重塑整個經濟體系。第三，運用系統的思路和方式構建政策框架。實現碳中和目標需要協調一致地對 11 每個子系統進行改造，所有部門和地區都必須發揮協同作用。因此，政策框架需要將碳中和全面納入發展戰略、實施路徑、財政和貨幣政策、金融體系、產業政策、創新系統、市場機制、制度建設、國際合作，以及宏觀調控體系中。（二）在（二）在 1+N1+N 政策體系基礎上，細化

32、目標、政策到位、改革體制和建立新機制政策體系基礎上，細化目標、政策到位、改革體制和建立新機制 2020 年 9 月習近平主席宣布“雙碳”目標后，中國各地各行業積極貫徹落實。經過一年左右的探索、試錯，中國在 2021 年 9 月陸續出臺“1+N”政策體系，為“雙碳”工作設立了時間表、路線圖和施工圖。其中，“1”是指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癗”是指隨后發布的2030 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以及各部門和行業的減排方案。以此為標志，中國建立了立體和系統的“雙碳”目標模式。2022 年 10 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強調“降碳、減污、擴綠、增長”。這實

33、質上是要以碳中和為戰略抓手，建立起三對“相互促進的關系”：一是環境與發展之間的相互促進關系，即“降碳、減污、擴綠”與“發展”之間的促進關系；二是“降碳”與“增長”之間的相互促進關系,避免“降碳”成為經濟增長的負擔；三是“降碳”與“減污、擴綠”之間的相互促進，避免“為減碳而減碳”的單一減排思維和做法。這三個“相互促進”，正是綠色發展范式下重構“人與自然關系”的核心要義。這三個“相互促進”也是具體落實 1+N 政策體系和進一步細化碳中和政策的基礎。需要細化的碳中和政策方向包括：第一，要進一步明確碳排放總量目標及其減排路徑，以及明確非化石能源發展總量目標。第二，要在落實減排責任和任務時進一步體現如何

34、在發展和增長中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第三，在落實統籌原則時進一步明確地區間的責任劃分，并建立對地方政府在多目標任務下減排的有效激勵機制。第四，要進一步體現短期和中長期的利益取舍。例如，在不同階段優先考慮不同任務的側重。第五，要進一步突出綠色技術和綠色市場在中長期碳中和過程中的作用。第六，要進一步構建新型政企關系，制定“雙輪驅動”原則的具體政策，探索政府在碳達峰碳中和中應承擔的新型角色，構建政府和市場的新型關系，最大程度發揮政府和市場結合的優勢和力量。（三）強化政府的指導規劃作用，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三）強化政府的指導規劃作用，加大政府支持力度 碳中和本質上是政府提供的一種新型公共產品。碳中和的目標

35、以及碳市場和相關法規不是市場自發形成，而是政府為避免氣候危機和提升整體社會和人類福祉人為創造的（例如，通過限額和交易系統）。中國作為一個體量大、經濟增速高、結構變化深刻和差異性顯著的經濟體，碳中和轉型尤其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這就要求政府發揮比過去更積極的戰略規劃指導作用，同時更好地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中國要以“頂層設計”的方式進行戰略謀劃，充分融合市場機制和激勵機制，在轉型過程中有效協調技術創新、制度改革和社會轉型。第一，政府要從發展范式轉型的新視角制定公共政策，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人與自然和 12 諧共生。政府要把碳中和承諾轉化為客觀的量化標準和指標。加快建立財政和貨幣政策、金融體系和創新生態

36、等支持系統。尤其是，宏觀經濟政策應充分考慮碳中和目標。第二，政府要在早期引導大規模的碳中和投資，以此推進創新。碳中和轉型初期的 5 年將是投資的重要時期。這一階段的大規模投資，能為 2030 年碳達峰時的低碳技術、商業模式的形成提供堅實基礎。要將研發、采購、融資和新市場構建等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深度合作置于新范式轉型的核心位置。第三，政府應推動形成廣泛的碳中和社會共識，促進消費行為轉變。廣泛的社會共識可以大幅減少執行成本，形成“自我實現”的市場預期，為綠色技術創新和新經濟的出現創造條件。（四）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四）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 發展范式轉變是一個系統性變化，

37、必須依靠政府和市場的共同作用，特別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當前的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是市場和政府雙重失靈的結果。造成這種雙重失靈的根源在于，現有的政府與市場關系更多的是建立在傳統工業時代的經濟基礎之上，難以適應碳中和的內在要求。認識政府和市場在實現碳中和目標中的不同作用，是成功轉型的關鍵。第一，發揮市場作用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將碳排放的社會成本引入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決策體系，以轉變其行為模式，促進綠色產業的興起。在碳中和轉型過程中，強有力、可預測的碳定價發揮著重要作用。由于碳定價的復雜性和市場失靈，需要建立并完善包括碳排放交易市場、碳金融衍生市場、碳稅以及碳抵消市場在內的多維碳價形成機制（R

38、amstein et al.,2019;Van Den Bergh and Botzen,2020）。這些工具各有優勢。目前，碳交易市場是中國碳定價的主要形式。采取何種方式或不同方式的組合，最重要的是以執行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實現減排目標。第二，除碳成本之外，經濟活動的生態環境成本，也必須進入經濟主體的決策體系，以實現“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的協同。第三，政府提供明晰的戰略方向、政策和監管框架以及激勵機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五五)確保安全、協調和平衡的確保安全、協調和平衡的轉型轉型 安全、協調和平衡是制定碳中和政策的重要原則。碳中和是一個新事物，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做好碳達

39、峰、碳中和工作，防范風險是重中之重，要處理好減污降碳和能源安全、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糧食安全、群眾正常生活的關系，有效應對綠色低碳轉型可能伴隨的經濟、金融、社會風險。防止過度反應，確保安全降碳。特別是，在能源和產業鏈安全上，要遵循“先立后破”的原則，在保持能源安全和經濟平穩運行的前提下推進結構轉型，在新增產能和不中斷產業供給的基礎上，以同低碳或零碳產能增加相適宜的速度退出高碳產能，實現平穩轉型。對碳中和對產業體系沖擊的深度和廣度，也要有足夠清醒的認識和準備。尤其是，要高度關注綠色轉型對特定高碳行業、地區和群體的沖擊，實現協調和平衡的轉型。在認識和處 13 理風險時，要看到綠色轉型的重大新機遇，并

40、在綠色轉型帶來整體經濟和社會福祉改進的認識下，討論對特定受損部門的補償，確保各行業、地區和群體的協調和平衡發展。四、四、重塑中國的重塑中國的主要經濟部門和系統主要經濟部門和系統 傳統發展范式很大程度上是在化石能源驅動的傳統工業時代形成，難以適應碳中和目標下發展范式轉變的新要求。在這一部分，我們將重點關注五個重要部分（能源、交通、制造、城市化和土地利用）如何實現碳中和轉型。這些部門的動態變化，與區域內和區域間發展以及個人生活方式密切相關。（一）重塑中國能源格局（一）重塑中國能源格局，逐步淘汰煤炭，逐步淘汰煤炭 實現碳中和的首要前提是能源體系轉型。能源的轉型不只是能源的生產端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以及

41、能源的使用端用電氣化替代（所謂“兩個替代”），同時也要始終堅持能源節約優先的原則，在轉變生產方式的同時加快轉變生活方式，以減少能源消耗及其高生態環境足跡，不再重復工業化國家高能源消費的不可持續老路（IPCC，2021）。1.1.主要任務和挑戰主要任務和挑戰 實現碳中和目標，要求中國到 2050 年左右電力系統實現凈零排放，同時非化石能源在發電中的比重提高到至少 80%（IEA，2019）。在短期內，電力行業排放應于“十五五”中期達峰（張希良等，2022），并平衡清潔能源發展速度與能源需求增長速度(林伯強，2022)?？紤]所有碳源排放量和碳匯清除量，100%減少化石燃料產生的凈排放量是實現碳中和

42、的前提條件。構建以可再生能源為中心的全新能源供應系統，同時在全社會經濟系統進行電氣化改革，是中國能源轉型的最低要求。中國的能源轉型的具體路徑，是以風電、太陽能為主，核電、水電為輔，建立以非化石能源為基礎的新型電力體系。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有三個主要障礙需要克服。一是擱置成本。能源轉型使得化石能源時代建設的很多能源基礎設施設備不得不提前退出，由此造成大量的擱置成本3。二是技術瓶頸?？朔夹g瓶頸以實現（i）維持以間歇性可再生能源為主的電力系統的安全性和穩定性;（ii）通過碳捕獲和儲存或直接空氣捕獲技術，以“中和”化石燃料發電產生的剩余碳排放。三是電力管理、交易和配電系統的不兼容性和缺乏互操作性。中國

43、電力管理系統仍然高度本地化，各地區可再生能源的供需存在廣泛的地域不平衡。這就需要大規模、高質量和大容量的跨區域輸電線路，以及更全面的電力調度和管理系統，以有效地跨區域分配過剩電力（Greenblatt et al.,2017）。中國在特高壓(UHV)輸電和部署方面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仍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新型電力系統調度和管理模式。此外，在能源的使用端，包括工業、交通、建筑、農業以及家庭部門等的最終能源使用，都需要實現電氣化，并基于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特點進行組織和管理方面的改革（李俊峰、李廣，2021)。3 根據麥肯錫 2021 年報告，全球將有 2.1 萬億美元資產將成為擱置資產，中國將有 0.

44、7 萬億美元與煤相關的資產擱淺。14 但是，上述挑戰可以通過應用關鍵技術來克服。首先，因轉向清潔能源而增加的短期成本和環境破壞，在長期內可以通過更多地使用太陽能和風能降低電力的平準化成本，以及穩步放松并消除對化石燃料的依賴而得到部分或全部補償。隨著可再生能源技術的發展，能源生產需求的整體碳足跡將下降。其次，盡管新能源技術所需的一些特定材料的競爭將會加劇，但中國已經在其中大多數材料的供應鏈中確立了主導地位。最后，能源終端使用的持續電氣化為企業帶來了重大的市場發展機遇，尤其是在交通運輸領域。據公安部統計，截至 2022 年3 月底，中國擁有 4 億輛汽車，其中電動汽車不到 900 萬輛。對于電動汽

45、車開發商和零售商而言，這代表著巨大的市場機遇。2.2.主要政策建議主要政策建議 第一，加快將能源消費總量控制調整為化石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并逐步過渡到二氧化碳總量控制。逐步建立起以碳標識為基礎的技術、企業管理機制。同時，對 GDP 的能源強度控制不放松，把能源強度控制繼續作為提升中國工業制造競爭力的重要抓手，繼續堅持節約優先的能源工作總方針，控制能源總需求增長。第二，確保能源轉型過程中能源供應安全，堅持先立后破、破立并舉。主要包括：（1）提出新型能源體系和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的時間表、路線圖。（2）在“十四五”期間逐步形成新增能源由非化石能源發電提供的能源發展新態勢，“十五五”開始逐步形

46、成對非化石能源，特別是煤炭消費的存量替代。（3）在發揮傳統火力發電托底和調峰作用的同時，積極穩步發展規?；男滦蛢δ芗夹g，非化石能源發電占比要與穩健的電力供應安全相適應。第三，形成公平合理的非化石能源總量目標管理制度。為了平衡中國各地區可再生能源發展，應建立和完善公平合理的總量目標體系，賦予部分地區較大的靈活性，給發達地區更多的責任和壓力，推動中東部與西部地區的長期戰略合作制度，實現區域之間均衡發展。第四，確保能源、環境、氣候的協同治理、相互推進。從“十四五”規劃起，應當加強能源、環境、氣候的協同治理，并重點和關注優化低碳電力市場、嚴格的環境治理標準和實施機構之間的聯動。第五，建立和完善能源轉

47、型的微觀激勵機制、政府補貼機制以及市場機制。電價應建立在市場的基礎上，遵循已在許多國家或地區采用的最低成本調度原則，逐步將化石燃料使用的外部成本內部化。逐步識別、量化和監管與轉型中新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相關的溢價，并在電價中反映該溢價。在一些地區，清潔發電的平準化成本（即使考慮了存儲和間歇性）已經低于化石燃料發電（甚至不考慮一些重要成本和化石能源對當地污染的負面影響的情況下）。隨著技術進步和旨在反映可再生能源和化石燃料發電真實相對價值的電力改革，清潔發電成本會進一步降低。在清潔能源溢價地區，以及短期內存在退回至化石燃料風險的情況下，應該采取反補貼措施來說服消費者改變他們的能源偏好，圍繞清潔能源的使

48、用建立社會規范，15 并根據電力消耗的碳含量，為清潔能源消費者制定適當的補償機制。為轉型過程中有效分配資源，需要不斷加強這些激勵和市場機制，以在全國范圍內優化配置碳、電力和技術創新。這些機制應繼續側重于改革現行電價制度，并在必要時激勵消費者為使用低碳電力支付更高的市場價格。（二）加快中國交通運輸低碳轉型（二）加快中國交通運輸低碳轉型 交通運輸是市場交易的重要載體，也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中國交通模式和交通網絡格局，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過去傳統能源和碳密集型工業化戰略，難以適應碳中和時代的新要求。交通運輸部門也是碳排放的重要來源。交通運輸體系的碳中和面臨巨大挑戰。一方面，交通增量部分要以低碳交通

49、模式來發展。另一方面，要對存量的高碳交通方式進行減碳。1.1.主要任務和挑戰主要任務和挑戰 中國交通運輸部門的碳排放增長速度快，且不同運輸方式的碳排放總量差異明顯。占比八成多的道路交通，是交通行業低碳轉型的重點。以 2019 年為基年進行測算，交通領域（含私人汽車，不含國際航空運輸和國際海運）碳排放總量約為 11.8 億噸。其中，營運性和非營運性公路運輸（道路交通行業）排放量 10.3 億噸，占 87%。水路運輸、民航和鐵路運輸分別占 6.5%、6.1%、0.7%。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對各種形式交通工具的需求正在穩步上升。根據中國交通部規劃研究院的預測，中國客運和貨

50、運需求總量到2060年將翻番4。其中，客運增量主要由鐵路和航空實現，貨運增量主要由水運實現。同時，由于對運輸時效性、個性化、舒適度等的要求提高，與之相關的能源消耗也會成比例地增加5。在面對不斷增長的交通運輸總需求的情況下，如何減少其碳排放是一項挑戰。在存量上，短期內商業和工業的運輸模式將如何脫碳，以及需要對能源供應結構進行哪些改變來支持其脫碳，答案尚不明確。尤其是重型貨車、船舶等交通運輸設備，還缺乏成熟和具有商業可行性的能源替代方案，需要建立完善的新能源車船產業生態。在增量上，未來新增的排放主要集中在航空領域，但航空運輸減排同樣缺乏成熟技術方案。目前的解決方案（生物燃料、氫燃料和空氣碳捕集）都

51、還處于研發階段，具有非常明顯的局限性和缺點。在減排負擔最大的道路交通行業，發展前景已經明朗。電動汽車是未來的發展方向，即使采用目前中國相對較高排放的動力組合，中國純電動汽車包括從油井到車輪（包括能源開采、運輸、發電和電力傳輸）的全過程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比燃油汽車平均低 35%6。中國在電動汽車生產和一系列基礎技術方面，已是公認的全球市場領導者。在新能源汽車快速市場化和普及方面，中國的乘用汽車電氣化政策也非常成功。國際電動汽車市場也在蓬勃發展。4 中國交通部規劃研究院課題組中國交通行業二氧化碳減排研究（階段報告）。5 詳見“十四五”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發展規劃 國發202127 號。6 詳見汽車

52、工程學會汽車生命周期溫室氣體及大氣污染物排放評價報告 2018。16 全球鋰電池技術在成本和復雜性方面都取得了巨大進步，電池系統成本將持續下降，實現與燃油動力汽車真正的“平價”7。目前，越來越多的國家采取更積極的政策措施來推動電動汽車的普及，約有 19 個國家或地區提出了終止銷售化石燃料動力汽車的時間表。作為電動汽車生產和一系列基礎技術領域公認的市場領導者，中國將加速向電動汽車過渡，并通過交通電氣化實現對發達國家的“換道超車”。2.2.主要政策建議主要政策建議 第一，通過結構調整促進交通運輸方式低碳化。按照“減少、轉移和優化”的原則，充分利用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來設計和實施高效的交通運輸系統。這

53、些措施對于公路、港口和貨場的貨運物流特別有效。建設綜合運輸系統建設，并在城市交通發展規劃中加大對公共交通的規劃，特別是干線和支線交通服務的整合，確保地方和跨城市/跨區域公共交通的良好覆蓋。加速促進長距離貨運由公路轉鐵路，并擴大軌道運輸。通過建設城鄉自行車道和步道，發展自行車租賃等措施，提高城鄉綠色出行的能力。第二，積極推動公眾和重點事業單位的減排行為和選擇。為降低與出行相關的碳排放，中國應該倡導公共機構優先購買和配置電動汽車，對共享汽車以及使用公共交通和鐵路的行為進行激勵，以在公眾中推廣環保出行。尤其是，鼓勵公務出行多采用鐵路交通，減少出行碳排放。還應該采取措施淘汰老舊低效車輛。同時，協調各區

54、域間的交通減排工作，確保地方政策與全國政策的一致性。第三，做好技術性減排工作，部署關鍵、核心技術的研發、創新與合作。電動化是交通轉型的核心和基礎，需要動力總成（儲能電池組和氫燃料電池）、系統設計、材料、安全性和有效性等方面新的突破。加快港口、機場的電氣化建設。在無法實現電氣化，以及還沒有可替代液體燃料的情況下，創新應側重于開發可用的液體燃料（可能是氫或氨燃料），以及部署二氧化碳去除技術（例如二氧化碳捕獲和儲存或直接捕獲空氣），以消除非電氣化交通方式、尤其是航空的剩余排放。第四，統籌交通運輸電動化與城鄉電力供應低碳化進程。中國應當加快構建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并加大充電樁、換電站、加氫站等

55、基礎設施的建設。這些措施應與電動汽車銷售協調發展，為交通轉型提供清潔電力，并提高基礎設施選址決策的有效性，最大限度地提高利用率，并減少擱淺資產風險。此外，應該加緊推出雙向充電“車到網”技術的標準，以確保電動汽車發揮其作為靈活分布式能源存儲的巨大潛力，并有效利用當地生產的清潔能源。第五，抓緊制定全國禁售燃油車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梢圆扇追N形式，包括在特定行業逐步取消化石燃料汽車；明確規定到 2025 年公共部門、包括公共交通車隊電氣化；為示范和部署電氣化或氫燃料貨運技術制定目標和激勵措施；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深圳 7 詳見 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NEF)

56、2022 New Energy Outlook。17 等大都市，可以率先實行。（三）制造業綠色轉型（三）制造業綠色轉型 制造業是中國高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也是傳統工業化模式的核心。中國作為全球超大經濟體和最大商品出口國的快速崛起，主要是由制造業推動。與此同時，制造業也是中國環境問題的一個主要成因。碳中和并不是要去工業化，而是要推動制造業部門在組織結構、能源和材料投入、生產過程、產出和回收/再加工等方面進行根本性再造，以使環境友好的增加值成為制造業增長的主要來源，從而改變產出的制造方式、產出內容，并以此推動生活方式轉變。這個過程將給中國制造帶來巨大挑戰，同時也帶來升級換代的重大綠色機遇。1.1.

57、主要任務和主要任務和挑戰挑戰 制造業轉型是中國碳中和的重要內容。根據國家統計局，2021 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為31.4 萬億元，約占中國 GDP 的 27%，占全球制造業比重近 30%。制造業碳排放總量約占全國碳排放總量 45%。在中國的碳排放中，大約 20-30%的碳排放內涵在出口產品中。為實現制造業碳中和，需要對舊工業進行改造和重建。這些改造和重建帶來了投資的擱淺風險，以及未成功轉型產業的中斷風險，但同時也讓中國制造業有可能“超越”傳統行業并滿足未來對綠色制成品和中間品的需求。汽車和新能源行業就是典型的示例。目前，中國已是世界上最大的電動汽車和新能源裝備生產國和消費國8（中國汽車工業協會，

58、2021）。2021年，中國新能源汽車銷量占全球銷量的一半以上，并且在全球二十大新能源汽車廠家中，中國占 12 家9（Pontes J，2022）。中國企業投資開發電動汽車的制造能力，以及基礎傳動系統、機器人和電池技術，使中國電動汽車制造商有能力挑戰,并超越在該領域積累了數百年經驗的全球燃油車行業領導者。同時，中國也在國內廣泛部署太陽能和風能技術，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設備制造商和出口國10。中國為全球市場供應了 90%的光伏產業組件，也是世界最大的風機制造國，產量占全球一半。中國還在多項碳中和相關應用技術的開發和部署方面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包括無人機系統、先進機器人、5G 網絡和互聯網經

59、濟等。但是，制造業綠色轉型面臨多重約束，包括制造業占 GDP 比重要保持基本穩定、制造業增長速度與 GDP 增速需持平，以及制造業與其他大型能源消費者競爭性使用有限的清潔能源?！笆奈濉币巹澓?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強調，中國要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2021 年，這一比重約為 27%）。同時，2035 年 GDP 預計將在 2020 年基礎上翻番。這意味著，中國制造業絕對規模也將翻番。這將增加對清潔能源的需求，使得減少制造業絕對排放量的任務變得更具挑戰性，并加劇制造業對清潔能源的需求。因此，只有同時大幅降低制造業能源強度，推動非化石能源加快發展才能實現。除了鋼鐵、水泥、有色金屬、石油和化工

60、等傳統高耗能 8 詳見中國汽車工業協會 http:/ 詳見 https:/ 詳見 http:/ 制造業的能源強度下降外，成長中的綠色制造業（如太陽能、風能、電動汽車）也必須著眼于降低能源消耗，并使用清潔能源。制造業綠色轉型不只是一個簡單的能源替代和技術升級的問題，更是制造業價值創造方向和生產組織方式兩個方面的深刻轉型。為了保持可行性和靈活性，并充分利用電氣化提供的技術可能性，制造業應充分挖掘其流程優化和數字化上的潛力，使一條裝配線能夠滿足消費者的多樣化、個性化需求。這樣，在制造業增加值提高的同時，物質資源投入在產品價值中的貢獻比重也不斷下降，知識、設計、體驗、生態服務、文化等無形投入的貢獻比重

61、不斷提升，以盡可能實現制造業活動與能源資源環境損害的脫鉤。全球碳中和背景下，制造業未來的發展路徑也將被重新定義。在制造業綠色轉型及全球分工體系重塑的過程中，一國的制造業在 GDP 中的比重，取決于其在全球分工鏈條中扮演的角色，既可能增高，也可能降低。過去促進產業海外轉移的環境標準的“逐底競爭”將不復存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和排放格局將面臨重新洗牌。隨著制造業的生態環境后果被充分計入成本，以及消費者偏好發生變化，制造業在經濟中的“最優”比重將被重新定義。2.2.主要政策建議主要政策建議 制造業的轉型是發展范式轉型的關鍵。中國正從 GDP 導向的發展戰略，轉向以人民福祉為中心的發展戰略?？?/p>

62、慮到制造業巨大的能源消耗和對國民經濟的核心貢獻，制造業轉型應在這一發展戰略轉型中扮演關鍵的角色。第一，中國制造業既要加快綠色轉型，又要避免產業“空心化”（也即將高碳制造轉移到海外）。政策指導原則應該是避免(i)過度工業化，即為保持中國在制造業和制成品上的全球市場份額而忽視生態破壞；(ii)“空心化”，即簡單地將無法滿足碳中和要求的行業向海外轉移或業務外包。這需要逐步擺脫以出口為導向的增長方式，并采取適當的激勵措施來鼓勵制造企業留在國內，同時實現脫碳目標并遵守法規。第二，采取適當的激勵措施，鼓勵制造企業轉變其價值創造方向，提高無形生產要素在最終產品價值中的比重，并轉變商業模式。第三，以嚴格的環境

63、約束條件倒逼制造業轉型。目前，中國制定了“三線一單”的制度，即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和生態環境準入清單。政府要在碳排放、能源、生態環境、資源等領域，建立嚴格的“雙控”（強度和總量）約束，通過市場機制倒逼制造業轉變價值創造方向。這些措施將向制造業發出強烈信號，表明制造業必須適應新的發展方式。第四，推動制造大國向高端綠色制造轉型。對出口產品實施嚴格的資源環境管制標準，控制低附加值的“高能耗、高污染和資源消耗型”（“兩高一資”）產品出口。加快制造業 19 向數字化、知識經濟和個性化轉型，以提高生產率、降低資源投入，并在價值量上抵消資源密集、低附加值商品出口的下降。第五，從長期來看，

64、應從制造品出口大國轉向綠色海外投資（ODI）大國，以提高中國制造業及中國經濟的全球競爭力和市場影響力。對新興市場的投資，包括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制造業擴大其對全球減排影響力和貢獻的主要手段。尤其是，中國可以利用其在新能源產品和數字技術制造方面的巨大優勢，以及政府支持的對外貸款和投資能力，幫助發展中國家“跨越式”地實現綠色工業化，避免走上傳統工業化老路。（四）碳中和目標下的綠色城鎮化（四）碳中和目標下的綠色城鎮化 大規模的城鎮化現象，始于工業革命之后。目前在城市規劃、基礎設施建設、空間布局等方面，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傳統工業時代形成。傳統工業時代的特點是大規模生產和消費物質產品，并要求生產活

65、動和資源在地理上聚集，以實現規模經濟和聚集經濟。當作為城鎮化基礎的傳統工業化模式因為不可持續而必須轉型時，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傳統城鎮化模式，包括城市承載的經濟活動及其空間組織形式，也必須進行深刻轉型。1.1.主要任務和挑戰主要任務和挑戰 過去四十年來，在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共同推動下，中國經歷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浪潮。1978 年，中國城鎮化率只有 17.9%，屬于典型的農業經濟。2021 年則提高到64.7%，預計未來將達到 75%或更高的峰值。目前，70%以上的碳排放和環境污染，均發生在城市。與此同時，一些重大的新技術正在重塑經濟活動的空間格局，特別是在高密度的城市地區更是如此。這些

66、包括：無處不在的互聯網以及智能設備在私人通信和公共服務上的應用；數字交易在商業和政府公共服務中的快速應用；高度先進的工業技術和管理商品、服務生產和分配的網絡化基礎設施；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以及分布式能源發展。因此，城市生活和勞動分工體系的組織，不再像過去那樣高度依賴于生產要素的地理集中，而是可以發生在一個更廣闊的數字和地理空間。這就為中國城市的增長、重建和更新開辟了新的途徑。然而，中國的綠色城鎮化轉型仍然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至少面臨著三大挑戰：一是存量轉型，即現有 64.7%水平的城鎮化如何實現綠色轉型?，F有的城市基礎設施主要集中在能源和碳密集型工業和制造業，圍繞這些行業設計和建造的城市空間，鎖定

67、了大量效率低下且資源不可持續的城市基礎設施。這使得綠色城鎮化轉型十分困難，耗費大量時間和成本。如何通過重建、重新設計和重新配置城市空間，并改造現有存量基礎設施，對于實現中國碳中和目標就至關重要。二是增量轉型，即新流入人口和現有的城市新增人口如何以綠色方式實現城鎮化。中國的城市人口大多集中在中小城市。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城鎮化水平穩步提高，預計未來 20 還有約 10 個百分點的提升空間。雖然中國超大和特大城市的人口規模巨大，但中國城鎮化出現了較明顯的本地化趨勢11。這些新增城鎮化人口需要以綠色方式實現城鎮化。此外，中國大部分工業設施都位于中小城市或大城市的外圍。因此，可持續的城市-工業綜合體

68、需要關注圍繞重工業建設的小城市，以及以商業中心為中心的特大城市。三是綠色鄉村振興。按照傳統的發展理論，鄉村主要提供勞動力、糧食、原材料，以及為工業品提供市場，經濟發展的目的是逐步擴大工業化和城市化。這種對鄉村功能和城鄉關系的傳統定義，限制了鄉村地區作為自然資本的管理者、生態系統服務的提供者創造價值的能力(He and Zhang,2022)。因此，需要重新評估鄉村地區的經濟與非經濟功能，將這些重要貢獻納入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進程(張永生，2022)。上述三大任務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如何跳出傳統工業化模式的思維方式和發展模式。比如，目前一些碳排放與經濟增長脫鉤的城市，主要還是依靠產業價值鏈升級，并通過

69、將低端產業外遷，實現碳排放降低和經濟增長，但其消費端的碳排放并未同步下降。這種轉型模式更多的還是傳統意義上的產業升級概念，稱不上是發展范式的深刻轉變，以此無法實現全國乃至全球范圍的碳中和。2.2.主要政策建議主要政策建議 實現碳中和與數字時代的綠色城鎮化，必須跳出傳統工業化模式的思維。在碳中和背景下，綠色城鎮化轉型的戰略方向，是從 GDP 導向的城市發展，轉向以人們福祉為中心的發展。第一，中國應以城市群和縣域城鎮化作為兩個戰略重點，推動新型綠色城鎮化。利用互聯網等技術優勢，將集中式與分布式生產的好處最大化，塑造中國新的經濟地理格局和城鎮化格局。尤其是，由于城市群同時涵蓋城市和鄉村區域，其綠色轉

70、型可以激發城市和鄉村的互補優勢，發揮“1+12”的效應。第二，以實現“雙碳”目標作為具體抓手，倒逼城鎮化綠色轉型。設定各城市的碳排放總量、強度等“雙碳”目標及路線圖。將碳排放、生態環境容量、資源利用等強度和總量作為城市發展的約束性指標，突出強調城市基礎設施和城市建筑的生態環境效應，改變城市基礎設施的規劃設計理念，并規定現有基礎設施存量的更新方式。第三，將城市更新作為現有城鎮綠色轉型的重大契機。城市更新不只是硬件和基礎設施的更新，更是城市發展理念的“軟更新”。要避免“大拆大建”的做法，側重于對現有基礎設施進行有效的重新配置，并在城市更新的過程中轉變居民生活方式。地方政府可以對城市資源使用進行定價

71、（例如，個人車輛和停車收費），通過稅費、補貼、規制、教育、倡議等政策工具，引導本地綠色生活方式，催生新的城市綠色經濟，并滿足民眾的福祉需求。11 2020 年第 7 次人口普查出現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規模膨脹的現象，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行政區劃調整引起（撤縣級市設區），以此得出“中國中小城市人口占比在萎縮，超大和特大城市占比在膨脹”的結論，可能并不可靠。21 第四，發揮縣域城鎮化及特色小城鎮在鄉村振興中的作用?？h域人口除了向縣城集中外，還有大量人口將以特色小鎮的形式實現就地城鎮化。尤其是，利用大量新能源、污水處理、生態建筑等分布式技術，大幅提升縣域城鎮化和鄉村的生活品質。第五，建設“綠色+智慧

72、”城市和鄉村。要以“綠色化”、“數字化”、“智能化”協同為目標，推進新型智慧城市建設，通過 5G、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重塑城市生活新方式、賦能城市治理現代化，并以“綠色+智慧”大幅提升鄉村的經濟活力和生活品質。尤其是，確定以大容量云計算為基礎的數字、網絡技術（例如 5G、分布式賬本）和人工智能可以結合的領域，以支持可持續城市的設計、建設和管理，以及對資源使用和資源強度的監測。（五）重塑人與土地的關系（五）重塑人與土地的關系 農業、林業和其他土地利用活動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23%。同時，世界上超過一半的谷物用于動物飼料，超過 77%的農田直接和間接用于動物放牧。動

73、物占比高的農業結構引致的土地需求，是全球森林砍伐的主要驅動力。而工業化農業和林業產業的興起，則造成了儲存在世界耕地和森林中的自然資本的損失。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成為氣候變化的一個重要驅動因素?；谧匀坏慕鉀Q方案主要是通過對農業、森林和其他土地利用進行“保護、恢復和改變土地利用”，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或吸收排放。實現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就必須對農產品以及相關服務的生產和消費方式進行深刻轉變，以重塑人與土地的關系。1.1.主要任務和挑戰主要任務和挑戰 中國農業的演變有兩個關鍵特征：一是農業生產的內容從過去生產植物性產品為主，轉變到直接（如牲畜業）或間接（如生產動物飼料）生產動物性產品為主。二是農業生產

74、的方式從傳統的多樣化生態農業，轉變到單一生產的工業化農業、化學農業。這種現代化農業雖然提高了單一作物的產量，但卻帶來了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并帶來一系列環境問題（比如，棲息地喪失、生物多樣性喪失、農業徑流、洪水風險）和健康問題（比如，接觸化學品、抗生素濫用、肉類消費過度）。今天，中國的肉類、禽蛋和糧食產量均大幅增加，而過量使用農藥、化肥和草地過度放牧，仍是增加短期產量的常見手段。更具體的數字表明，中國肉類產量從 1979 年的 1062 萬噸，持續提高到 2021 年 8887萬噸，增長了近 8 倍。禽蛋產量從 1982 年的 281 萬噸，持續增長到 2021 年的 3409 萬噸，增長了 1

75、0 余倍。糧食產量從 1978 年的 30477 萬噸，持續增加到 2021 年的 68285 萬噸，增長了一倍多。這其中，約一半的糧食被用作動物飼料。與此同時，中國農業化肥用量從 1978年的 880 萬噸上升到 2015 年的峰值 6020 萬噸，在采取措施后 2020 年下降到 5250 萬噸。類似的，農藥使用量從 1995 年的 110 萬噸增加到 180 萬噸的峰值，隨后 2019 年下降到 139 22 萬噸12。在全球范圍，農業向畜產品的轉變，以及化肥和農藥的大量使用帶來嚴重的環境污染，并伴隨著人口疾病和發病率的上升，以及醫療成本負擔的顯著增加(Dieleman,et al.,2

76、020)。中國的農業生產方式、飲食方式、疾病負擔和生態環境影響，正在逐步向工業化國家趨同，反映了傳統工業發展模式在農業領域的不加批判的應用。要解決農業工業化所帶來的不正當的商業激勵，就需要把人類福祉重新置于農業發展的核心，注重利用有限的可耕地來滿足均衡飲食的營養需求，改變土地的利用方式。改變土地的利用方式要求中國實現對土地的“保護、恢復和改變土地利用”。中國在此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成績。森林砍伐以及草地和湖泊開墾已得到遏制。以森林為例，在全球森林資源減少的情況下，中國的森林資源卻在持續増長。近 30 年來，中國新增綠色面積占全球 25%以上13。目前，全國森林面積已達 26.2 億畝，活樹存量達

77、 136 億立方米,森林覆蓋率為 18.2%。2020 年 12 月，習近平主席在氣候雄心峰會宣布，2030 年中國森林蓄積量將比 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根據“十四五”規劃，到2025年，中國森林覆蓋率將提升到24.1%,森林蓄積量將達到 190 億立方米，草原綜合植被覆蓋度將達到 57%，濕地保護率將達到 55%,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面積占陸域國土面積的比例將超過 18%。2021-2030 年，中國將種植、保護、恢復 653 億棵樹，加上 10 年 50 億棵的義務植樹，中國 10 年內將總計種植、保護和恢復 700 億棵。這些將成為巨大的碳匯。2.2.主要政策建議主要政策建

78、議 第一，重新認識并定義糧食安全觀?！凹Z食安全”一詞最常用于指滿足市場對糧食的需求，而不是指為人口提供健康飲食所需的糧食需求。中國應更多地基于健康標準重新定義并評估自身糧食需求和糧食安全問題。中國政府應該把糧食安全作為公共衛生問題來抓。在不妨礙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情況下，可以實施相應的規范來指導農業部門的活動。第二，重新思考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根據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逐步實現農業生產活動由碳源向碳匯的轉變。這就要求在農業生產內容上，減少對動物性產品的過度生產和消費，增加植物性和肉類和奶制品替代品的生產產量。在農業生產方式上，將化學農業和單一農業，轉變為利用自然肥料和氣候智能型技術培育多樣性的作物

79、，以保持農業產業的商業活力，并限制單一化生產對作物產量和食品價格的影響，促進多樣化生態農業的發展。第三，重新思考農業、健康和公共衛生之間的關系。國家健康戰略在從過去注重“疾病治療”轉向更加注重“疾病預防”的基礎上，應進一步注重促進新的“健康生活方式”。政府不僅要關注傳統意義上的“食品安全”，而且要加強對健康飲食模式的政策引導。第四，調整糧食產品價格，以充分反映農業生產和消費對環境與健康產生的外部成本。12 詳見國家統計局網站。13 詳見2020 年中國國土綠化狀況公報。23 中國應借鑒國際上的碳標簽制度，建立起反映不同食品的碳、水和資源強度的綜合機制，并逐步將這些成本反映在商品的市場價格中，以

80、引導飲食模式的選擇。第五，進一步為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提供強有力的激勵機制（農業、林地、草地、濕地），以在短期內（在外部性被充分定價之前）使得“保護、恢復和改變土地利用”的行為有利可圖。進一步完善退耕還林、生態補償、化肥農藥減量、設施農業、生態農業轉型等機制。（六）消費模式的綠色轉變（六）消費模式的綠色轉變 碳中和要求從根本上轉變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發達工業化國家以物質消費主義和過度消費為基礎的消費模式，是造成一系列環境和社會問題的根源。同時，它也未能帶來福祉水平的同步提高（Easterlin,1974;Easterlin,et al,2010;Case and Deaton，2020）。就正如

81、消費觀念的轉變是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前提一樣，從不可持續的傳統工業化模式轉向可持續的綠色發展，同樣需要消費觀念的大規模轉變。1.1.主要任務和挑戰主要任務和挑戰 工業革命之后，大規模生產提高了物質生產力，極大地促進了供給。供給的增加需要通過高消費以及新市場的擴張來為其提供新的需求。于是，大眾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就成為現代經濟的基石（張永生，2019）。這種高消費的生活方式帶來了嚴重的不可持續問題。據測算，如果地球上每個人都像美國人那樣生活，則需要 5.1 個地球14。這種不可持續的高消費生活方式也不一定有利于整體國民健康。例如，在美國，同慢性病密切相關的成年人超重比例從 1975 年的 41

82、%上升到 2016年的 67.9%。疾病的高發病率導致發達國家的公共和私人治療費用高昂，反而使得疾病治療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2016 年美國的衛生總支出約占 GDP 的 17.9%(Dieleman,et al.,2020)，這些增長被認為是“高質量”的，但按照福祉標準，結果卻完全相反。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迅猛發展和全球化進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比如，衡量居民食物消費比重的恩格爾系數，從 1978 年的 63.9%下降到 2021年的 29.8%15。中國百姓的生活水平和消費方式，逐漸與發達工業化國家趨同。同慢性病密切相關的成年人超重比例，中國也從 1975 年

83、的 9.9%迅速上升到 2016 年的 32.3%，且還在繼續快速上升16。因此，需要從根本上重新思考“美好生活”的概念，并相應地重新確定發展政策的優先次序。重新思考“美好生活”的概念，必然要求價值觀、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轉變。就正如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是以大眾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深刻轉變為前提一樣（Rostow,1960），從不可持續的傳統工業社會向可持續發展模式的轉變，也需要價值觀和 14 詳見 https:/www.overshootday.org/how-many-earths-or-countries-do-we-need/15 詳見國家統計局網站。16 詳見 https:/

84、ourworldindata.org/obesity 24 生活方式的大規模轉變。這種減少物質消費的轉變，并不減少在服務和信息經濟中涌現出的大量新消費需求和經濟機會，也不減少對目前市場價格和 GDP 數字中未包含的商品和服務（包括自然商品和生態系統服務）的需求。這些新需求有助于我們多維地衡量幸福感。2.2.主要政策建議主要政策建議 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轉變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需要從國家發展戰略、價值觀念、相對價格等方面共同推動，將擴大綠色供給作為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容，在需求側通過激勵政策降低綠色消費（旅游、休閑等）的相對價格，并最大限度實現經濟增長與碳排放脫鉤。第一，發展戰略轉變。將

85、可持續消費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一部分，利用價格、環境監管宏觀經濟政策、產業政策、稅收和補貼以及金融政策，共同推動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轉變。與此同時，在對政府官員的目標設定和績效考核上，應從過去 GDP 導向的發展，轉向包括一系列社會和經濟指標的福祉衡量為中心的發展。第二，重拾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對美好生活的概念進行重新思考。中國傳統的“小康”概念更多地體現了發展的根本目的。它在追求簡約物質消費的同時，注重精神層面的滿足。既要追求物質消費不可或缺的好處，也要認識到自然資本和生態系統服務對人類福祉“用之不覺、失之難存”的重要性。第三，積極鼓勵發展新的商業模式。目前的主流商業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傳統工業

86、化模式的產物。在傳統商業模式下，新的綠色供給的價值，往往難以在市場中實現。政府應支持商業模式轉型，不僅應將外部成本內部化在產品價格之中，也應促進供給內容、市場結構、交易模式、企業治理結構等方面的轉變。將消費方式轉變內置于宏觀經濟政策設計和評估體系。這不僅包括直接的消費，還應該包括投資、信貸、財政、出口等政策?，F有的宏觀經濟政策很少考慮環境因素，而碳中和作為政府長期政策的一個關鍵約束，應作為政府宏觀經濟設計和決策的重要制約因素。最初的措施包括逐步加強監管并最終淘汰“高碳排放、高能耗、資源性產品”（尤其低附加值類型的“兩高一資”產品）。第四，政府在教育引導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并出臺一些標志性的促進綠

87、色消費的政策，加快引導健康消費方式的形成。這些試點項目可以包括對工作時間的限制、靈活就業，以及前文提到的禁售燃油車等。實施這些措施的同時，還應大力鼓勵文化、旅游、體育、休閑等非資源密集型經濟部門的增長。五、構建碳中和的支撐體系五、構建碳中和的支撐體系 發展范式轉變是一個全面而深刻的系統性變革，需要機制設計、金融、技術等方面的強有力支撐。但是，目前的機制、金融和技術創新等體系，很大程度上是傳統發展模式下形成 25 并為其服務的，必須根據碳中和新發展范式的內在要求進行相應的轉變。同時，這種系統性轉變還必須以公平轉型為前提，讓所有人群、地區、部門均能公平地分擔/分享轉型變革的成本和收益。（一）建立健

88、全碳核算體系（一）建立健全碳核算體系 健全的碳核算體系是滿足理論和政策雙重要求的重要前提。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經濟增長理論并未充分考慮生態環境的價值。即使當前情況有所改善，生態環境問題逐步進入經濟學研究，并在某些領域開始拓展，但由于缺少生態學與經濟學合理貫通的微觀基礎，這類研究面臨著難以擺脫的困境。其中，碳核算是用經濟學理論研究生態環境問題的重要微觀“基石”。在政策上，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要求政府發揮其提供公共產品的作用。因此，制定能夠克服市場失靈的政策和規章，并以靈活的方式實施就尤為重要。中國在國家層面設定了宏觀的減排戰略和目標。這一點十分重要。但是，現有的減排戰略主要依賴于對各級政府設定碳排

89、放目標，以及對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預。這種行政方法造成了高昂的經濟成本，也妨礙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有效發揮作用。只有以健全的碳核算體系為基礎，才能在微觀機制設計層面使碳減排能夠自我實現。這對于碳中和戰略的實施，以及提高市場效率而言至關重要。健全的碳核算體系需要涵蓋所有經濟主體。這種核算體系的最基本功能，應該包括對各個企業、機構、各級政府的碳排放、碳資產和碳負債的核算，特別是明確界定那些碳排放量大的企業以及個人的碳“責任”（劉世錦，2021,2022）。只有這樣，才能確定碳排放權歸屬，形成一套建立在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基礎上的功能完備的碳成本-收入核算體系，從而有助于利用碳排放關鍵指標去跟蹤轉型的

90、進程、明確轉型的特征。1.1.主要任務和挑戰主要任務和挑戰 建立健全的碳核算體系建設面臨著多重挑戰。一是缺少統一的基于排放主體的碳核算體系。以經濟學理論的觀點考慮，構成分析對象的應當是某種能夠滿足人們需求的物品或服務，它們能夠提供特定的效用，且這種效用是確定或可驗證的，并且可用某種方式度量。這種度量需要涵蓋經濟、社會以及生態發展，并體現減碳、治污、增綠和增長之間的協調，并最終表現為統一的量綱。目前的碳核算標準，仍無法體現這一維度的統一量綱。另外，當前的碳核算方式，主要體現為國家層面的溫室氣體清單編制的工作體系和技術方法體系、全國及各?。▍^、市）分品種能源消費量及其相應排放因子的碳排放強度核算，

91、以及重點行業企業的（自愿）碳排放核算。核算口徑過于寬泛，無法為具體的碳排放主體（個人、企業等）提供有效的監測、評估和激勵機制。二是沒有有效的碳責任分配體制。一方面，目前自上而下的碳責任分配，以及隨之而來的行政干預造成了效率的損失。政府沒有企業生產、能源使用決策等內部信息，不恰當的碳責任分配會干擾企業做出正確的能源決策，從而對減排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確保各級 26 政府、政府的各個部門在碳減排中具有相互一致的利益、采取協調一致的行動至關重要。然而，層層往下的指標分配經常伴隨著激勵不足、搭便車、實施成本較高、區域間平衡性較差等問題。需要在健全的碳核算體系基礎上，與經濟核算（例如投入產出表）相對

92、應，建立各級政府（國家、省、市、區等）、企業和個人的綠色責任賬戶，確定各個主體的減排責任。三是沒有健全的市場機制。在準確核算單個排放主體的碳排放，以及有效分配碳責任基礎上，為所有責任主體建立健全的市場定價方式，以調節偏好差異、碳責任分配不均等問題。該市場是由政府創造的市場，但目前的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對交易主體仍然是軟約束，碳排放的外部性仍然沒有內部化。2.2.主要政策建議主要政策建議 第一，開發一個基于“社會福祉”的國家統計系統，與基于物質產出和國內生產總值的統計系統一起使用。作為這一過程的一部分，采用一套更全面和通用的“福祉”指標來評估發展戰略的成功與否。該體系的建設需要明確配套的價格和市

93、場交易機制（以確定福祉的價格），由此倒逼涵蓋全部經濟主體的碳核算和碳市場建設。第二，為全社會范圍內各個主體設立碳賬戶，形成碳中和制度的核算基礎。各級政府（國家、省、市、區等）應參與確定核算范圍，以及每個經濟主體授予的碳配額。該核算體系可擴展到對碳排放以外的生態環境影響的核算，即覆蓋其他污染物和自然資本的存量和流量，并通過政策試驗評估其有效性和準確性。第三，設立碳排放統計核算制度和考核評估系統。這應該包括一個地方和國家政府層面的碳排放統計核算系統，一個評估和審核這些排放的透明機制和明確的時間表，讓所有企業和政府機構發布公開、透明的評估報告，并制定相應的懲罰獎勵機制。第四，推動碳市場在確立推動資源

94、高效配置方面發揮更大作用。積極擴大碳市場建設，覆蓋更多經濟體和更多企業。同時，積極推動場外交易，利用銀行業監管機構的市場操作，平衡碳市場供需，通過保持一致的碳定價信號，引導經濟主體的行為改變。優化各行業的碳排放權配額獲取方式，優化市場交易機制，確保碳價在有效的合理運行區間。第五，明確長期（到 2060 年）內各階段的碳排放總量目標。引導社會經濟主體的預期、促進市場交易的積極性以及硬化碳責任的約束性。（二）構建世界領先的零碳金融體系（二）構建世界領先的零碳金融體系 實現碳中和目標，也給中國構建世界領先的零碳金融體系提供了“換道超車”的歷史性機遇。中國金融將從服務對象、金融產品、總體規模，經營理念

95、和戰略，金融宏觀管理框架和金融基礎設施等方面進行深刻轉變。1.1.主要任務和挑戰主要任務和挑戰 27 金融將在 2060 碳中和戰略中發揮關鍵引領作用。第一，為規模高達 186 萬億元、期限長和風險高的新增投資進行融資。第二，管理高達 382 萬億元的高碳存量金融資產17。這就需要進行金融重構和風險轉移，重塑國家、產業、企業和居民的資產負債表。第三，為碳中和科技創新提供超過以往規模的高科技風險投融資。第四，設計旨在幫助高碳產業適應碳中和政策環境的金融產品，支持產業結構轉型。第五，直接參加國際零碳金融市場建設的競爭與合作。政府和金融監管者要抓住碳中和的歷史機遇，推動中國金融體系的“換道超車”，率

96、先構建全球領先的中國零碳金融體系。這些目標伴隨著巨大的挑戰。過去十年，中國的綠色金融政策在增加綠色金融工具種類、擴大綠色金融市場和資本流動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但與碳中和經濟的要求仍有較大差距。截至 2021 年底，我國綠色貸款余額 15 萬億元，居世界第一；綠色債券存量 1.1 萬億元，居世界第二。然而，綠色貸款仍僅占中國社會融資市場總額的 4.5%，綠色債券僅占中國國內債券總額的 0.7%。這些距離滿足碳中和轉型的投資和融資要求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同時，90%的綠色金融都是期限錯配的銀行貸款，缺乏相關的衍生品結構，在金融產品結構和風險控制方面不能滿足碳中和轉型的需要。2 2主要政策建議主要政策

97、建議 中國政府和金融監管者要抓住碳中和的歷史機遇，推動中國金融體系的“換道超車”，率先構建全球領先的中國零碳金融體系。構建零碳金融需要盡早建立相應的宏觀管理政策框架，給金融參與者和市場提供清晰和長期的政策信號，明確的政策指引，以提供激勵導向和穩定的市場預期。第一，在建立零碳金融體系的明確戰略目標的推動下，加速向零碳金融轉型。國家政策應該為環境和自然資本保護標準、氣候風險的測量、管理和定價、碳密集型資產存量向低碳存量的轉變、碳相關金融產品的開發、碳市場交易和市場提供指導和規則等。第二，加快綠色金融向零碳金融跨越。確定零碳金融的定義，即覆蓋綠色金融的環保內容、可持續金融的自然資源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內

98、容、氣候金融的氣候風險沖擊和內生化金融定價內容、轉型金融的碳密集存量金融資產轉向低碳的風險管理內容，以及碳金融的碳相關產品交易和市場規則等方面的內容。第三，構建領先的零碳金融宏觀調控體系。（1）擴大財政對零碳金融的支持規模，豐富支持工具，明確碳中和下財政和金融協調的長期路徑。實現碳中和需要對零碳基礎設施投資、科技研發、轉型激勵等提供大規模的財政支持。增加結構性財政支持的最有效途徑，是加強政府支出與金融市場的合作，并完善指導該合作的政策體系(朱民等，2022)。（2）實行同碳中和目標一致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央行需要通過非中性價格型和數量型貨幣政策來糾 17 數據詳見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和人民政府網站h

99、ttp:/ 正市場失誤，支持碳中和轉型，實現社會效用最大化。央行在宏觀貨幣政策、金融穩定政策、市場操作政策和壓力測試等工具中，建立與碳中和轉型相適應的結構性預測模型（朱民、彭道菊，2022）。第四，構建領先的監管和披露管理機制。（1）突破性構建“新巴塞爾零碳資本管理原則”(BIS-ESG)的監管框架。推出新的零碳投資分類標準，指導零碳和高碳資產對資本充足率貢獻如何變化，并指導如何將零碳資產作為抵押納入信貸市場。（2）探討符合中國實踐的零碳金融信息披露框架。包括：設計我國零碳金融信息披露內容和實施路徑；通過推廣分類體系和采用國際標準，大幅提高 ESG 數據和零碳金融的標準化、透明化和主流化；提高

100、公司信息披露標準；推動信息披露以及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第五，完善綠色技術投融資創新體制，吸引社會資金廣泛參與。國家可考慮成立綠色技術銀行，利用公共資本戰略性地撬動私人投資于碳中和創新，并探索建立基于項目的混合股權結構和合理的多方利益分配機制。發展多種直接融資方式，充分發揮風險投資市場對新興顛覆性技術的早期融資和引導作用，引導風險投資向綠色和環保傾斜。同時，充分發揮中國間接融資的優勢，引導銀行信貸向綠色技術投資傾斜。第六，構建復合性零碳金融市場生態。包括：零碳金融市場整體框架、銀行、債券和股市融資合理結構、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場和零碳服務體系等。為金融市場參與者提供清晰的信息，以推動更合理的金融資

101、源配置，助力碳中和目標的實現。（三）構建綠色科技創新體系（三）構建綠色科技創新體系 綠色技術的突破是實現碳中和的關鍵。綠色技術創新不僅要在生產端推動單位產出碳排放強度的下降，更要推動最終消費內容的綠色轉變，以盡可能實現經濟增長同碳排放的脫鉤，避免技術進步擴大消費反而加劇資源能源消耗的所謂杰文斯悖論（Jevons,1865）。1.1.主要任務和挑戰主要任務和挑戰 技術創新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碳中和推動大規模、系統性的“綠色技術替代”為中國技術創新提供了一個跨越式發展的新機遇（Grubb et al.,2021）。中國綠色技術創新在很多領域已處于國際領先水平，但仍面臨著創新不足、投融資不足

102、、成果轉化率低等突出問題。在市場上，新技術研發的動力是企業獲得更高的利潤。但是，在眾多的技術創新方向中，綠色環保方向的創新并不總是回報最高的方向，尤其是在綠色市場未能得到充分發展的條件下。因此，綠色技術創新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政府在其中起著重要的引導作用。碳中和需要在許多領域進行技術創新，新能源及其相關技術是最先站穩腳跟的技術之一。在新能源方面，無論是技術、裝備制造能力，還是市場規模，中國都已是全球領先者。特別是可再生能源發電，根據中國的長期能源目標，到 2060 年非化石能源占最終需求的比重將超過 80%，其中太陽能和風能是可再生能源的主要來源。預計到 2030 年，中國的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

103、將從約 6 億千瓦時增至 12 億千瓦時。太陽能和風能技術現已成熟且具有商業可 29 行性。靈活儲能技術對于解決電網系統因可再生能源占比高而導致的間歇性和不穩定性問題至關重要。需要快速發展靈活、長壽命的能量存儲和轉換技術，以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特別是在重工業和交通運輸領域。但電池存儲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仍面臨四個瓶頸：能量密度低、性能不穩定或不一致、成本高，以及關鍵礦物供應鏈風險高。綠色制氫與能源儲存和轉換技術相結合是重要的突破方向。綠色氫燃料及其衍生物（如氨和甲醇）可能需要大量使用，以滿足電氣化不適宜行業的熱能和燃料多樣性需求。利用零碳電力生產氫及其衍生燃料用于化學發電和儲能，是技術創新關注的重

104、要方向。僅靠減少排放不能實現全球碳中和，還需要輔之以大規模脫碳技術，即碳捕捉和除碳技術。這些技術大致分為碳捕獲、利用和儲存(CCUS)和直接空氣捕獲(DAC)。CCUS 技術長期以來一直存在成本高、效率低的問題，以及捕獲的碳如何進行儲存和再利用的技術問題；而 DAC 仍然非常昂貴并且尚未大規模部署(Nakano,2022;Liu et al.,2022)。由于上述新能源技術在具體演進路徑上仍然具有高度不確定性，政府不能干預并支持某些特定的具體技術路徑，而是要為不同路徑的技術競爭創造良好的條件。2.2.主要政策建議主要政策建議 碳中和為中國技術創新提供了一個跨越式發展的機遇。政府在促進綠色技術創

105、新上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政府的作用更多的是為綠色創新提供制度條件，在綠色技術的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同時發力，不僅促進新技術的出現，還為新技術的推廣應用開辟市場條件。第一，政府應發揮對綠色技術的引導作用。在供給側，政府應提供財政激勵以鼓勵創新，提供融資機制（如無條件信貸額度）以資助早期應用，并支持碳中和產品供應鏈的構建。具體措施包括加大綠色技術產業戰略布局，提供綠色創新企業認證，為產學研體系提供早期融資、通過公私合作促進技術的商業化，以及利用市場化激勵機制創造新技術的早期需求，引導綠色技術產品市場發展。第二，中國的技術替代路徑應“兩手抓”。一方面，對于在中國具有領先優勢的風電、光伏、新能源動

106、力電池等領域的新技術，應著重加大其市場化應用以及同現有體系的融合。另一方面，對處于新興階段、全新的顛覆式的綠色技術，例如氫能和燃料電池技術、大規模儲能技術、碳捕捉、利用和封存技術等，應構建“技術開發-技術轉移-再開發/產業化”的全鏈條創新體系，將產業化和應用融合到創新的每一個環節。第三，發揮數字化和智能化科技在減碳中的作用，促進數字化和綠色技術的融合發展。數字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有助于提高碳中和技術的性能、互操作性和監測能力。數字技術通過最優化產出和生產率水平提高來減少排放（例如智慧城市和智能交通），但不局限于此，數字技術還催生大量管理碳排放、促進高碳行業轉型的新興服務業。30 第四，采

107、取需求拉動型政策，以支持新技術的部署。主要工具包括：稅收工具、補貼、可交易許可證制度、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以及清潔能源技術標準和可再生能源投資組合標準等規制措施。政府還可通過綠色采購政策，刺激對綠色技術的需求。（四）建立協調平衡的（四）建立協調平衡的碳中和轉型管理機制碳中和轉型管理機制 協調和平衡是碳中和轉型成功的關鍵。在傳統工業化模式下，由于減排與發展相沖突，碳公平更多的是強調如何公平分擔減排負擔。在新的綠色發展范式下，綠色轉型將驅動經濟到一個更有競爭力的結構，而環境的改善又會提高民眾非貨幣化福祉。碳公平的問題，既是特定地區、行業和群體公平分擔減排成本的問題，也是公平分享碳中和帶來的“福祉”的

108、問題。1.1.主要任務和挑戰主要任務和挑戰 碳中和會給全社會帶來巨大的凈收益，但也會對全社會帶來重大影響，需要妥善處理就業、產業、地方財政、社會保障、生態環境、金融市場等方面的重大結構性變化18。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市場參與者傾向于高估某些特定行業面臨的風險；但另一方面低估了碳中和對傳統產業影響的深度和廣度。例如，雖然很多人都在關注逐步減少使用煤炭的后果，但從燃油汽車轉向電動汽車不僅會導致傳統汽車生產商大量減少，還會淘汰至少三分之一的燃油汽車零部件行業，以及一半以上的汽車維修行業收入。需要更加清醒地認識和評估碳中和轉型的影響，協調碳中和發展過程。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認識到，與轉型相關的許多風險

109、（包括高碳產業面臨的結構性挑戰），與短期政策目標關系不大，而更多地與傳統發展方式的潛在弊端有關。具體地，轉型過程中不同的群體會有不同程度的受益或損失。一些特定的地區、行業和群體，會在短期內受到較嚴重的負面沖擊。如果這些成本和收益不按照公平原則重新分配，碳中和進程就難以推進。中國面臨的一項明顯挑戰是減排對主要煤炭地區的影響。據中煤協（2021）預測，2020 年中國煤炭行業從業人員將近 285 萬人，煤炭富集地區重點為山西、內蒙、陜西，分別占中國煤炭產量的 35%、30%和 20%。這些地區不只是面臨能源轉型的問題，更是其基于化石能源的整個產業基礎（包括制造和服務）、財政基礎、就業結構等的系統性

110、轉型問題。以內蒙古為例，其超過 80%的工業是能源和原材料，六大高耗能工業約占其工業的 90%，單位 GDP 能耗是全國平均水平的 3 倍，單位 GDP 碳排放和人均碳排放是全國平均的4 倍（包思勤，2021）。碳排放在重點工業行業集中度很高，工業碳排放總量占全社會碳排放總量 70%以上（其中約 40 個百分點為工業電力排放），其能源消費占全社會能源消費總量的 60%以上。工業最突出的是電力、鋼鐵、建材、有色金屬、石油和化工六大高耗能行業，其碳排放占工業二氧化碳排放的 80%左右，碳中和轉型需要抓住重點行業和企業的轉型。18 詳見生態環境部 2021 文件關于統籌和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與生態環境保

111、護相關工作的指導意見 31 碳中和對居民資產狀況和資產所有者也會有重大影響，包括對個人投資者儲蓄的影響。碳中和目標和相關政策改變市場預期，導致特定行業（尤其是化石能源和碳密集型工業設施）的資產重估。這將給資本市場、股票市場和重點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帶來重大且具有潛在破壞性的變化，對居民產生連鎖反應，并對經濟產生系統性影響，可能需要政府干預才能穩定（朱民等，2022）。2.2.主要政策建議主要政策建議 實現協調和平衡的碳中和轉型要跳出傳統的工業化路徑，從新發展戰略的角度重新評估碳中和轉型的協調和平衡。尤其重要的是要認識到，由于未能應對傳統發展方法的不可持續后果，最大的平衡可能是讓今世后代免受氣候變化

112、的影響。在全球經濟增長面臨阻力的情況下，政策制定者應保持甚至加大對碳中和的戰略聚焦，堅定不移地持續推進碳中和，最大限度地為高碳產業實施轉型變革提供機會，并對最需要支持向碳中和經濟轉型的特定地區、行業和人群提供有力幫助。第一，主動加強碳中和轉型的管理機制，促進支持碳中和的功能系統的發展，并建立健全的協調體系。包括：加強碳中和組織體系建設，進一步發揮碳達峰碳中和工作領導小組的作用；構建國家級碳中和專家委員會和政策研究院，加強碳中和功能體系建設，包括財政、金融、科技等部門和地方職能；構建有力的統籌協調機制。第二，構建靈活且有適應性的制度創新機制。制度靈活性和適應性對于有效執行碳中和轉型戰略至關重要。

113、政府應當鼓勵制度創新，將頂層設計與基層試驗緊密結合，放寬地方政府政策實驗限制，并利用這一過程中收集到的信息，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的具體情況，確定并不斷調整有效的實施方式、政策和具體做法。第三，制度建設應兼顧短期和長期政策目標，平衡地區間不同利益。短期內可以采取有針對性、靈活性的政策。比如，對高碳行業實行“放開碳市場、穩住資產存量、限制經營”相結合的區別化政策。長期而言，應前瞻性地制定受沖擊領域的轉型風險防控與產業就業轉型規劃和政策。第四，將就業置于公正轉型的突出位置，尤其加大對低收入人口和受碳中和沖擊人群的支持。支持措施包括職工安置和再就業培訓，關閉或重組相關高碳企業，確保社會保障

114、措施以及社會救助的托底作用等。第五，進一步細化不同地區梯次實現碳達峰與碳中和的戰略。為了以最小成本實現全國“雙碳”目標，應根據不同地區的產業結構、資源稟賦狀況，制定梯次實現“雙碳”目標的路線圖，避免對所有地區采取統一的減排進度要求。需要明確的是，在“全國一盤棋”的基礎上，實際碳排放高的地區對實現全國“雙碳”目標的貢獻，不一定就比實際排放低的地區小。32 第六，在梯次碳達峰和碳中和的基礎上，建立減排目標的靈活實現機制，推進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之間的減排合作機制，包括購買碳排放指標、靈活的電力價格機制等。那些排放高的地區或企業，可以通過購買碳排放指標完成減排任務。同時，建立包括跨省電力價格在內的靈活

115、的價格機制。這樣，就可以避免出現“拉閘限電”現象。第七，通過加大國家財政縱向轉移支付力度，以及區域間、行業間的橫向補償機制，包括轉移支付、稅收和補貼等，以幫助高碳地區解決財政、社會保障、就業、再培訓等困難，并激勵其從提供生態服務中受益，完善不同地區間內嵌排放（embodied emissions）的補償機制。比如，內蒙古、山西、陜西均為煤炭和煤電輸出大省，其碳排放中的很大比例是為全國輸出能源。這些排放成本，要么在輸出能源的價格中體現，要么進行利益補償。第八，促進傳統化石能源地區的綠色發展。中國傳統煤炭地區往往具有豐富的新能源和文化生態等綠色稟賦，綠色發展條件優越。在綠色轉型方面，中央應加大對這

116、些地區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規劃布局，以金融、稅收、產業、價格等政策促進其綠色產業發展。六、引領全球氣候治理，世界共享碳中和六、引領全球氣候治理，世界共享碳中和紅利紅利 在傳統工業時代，減排被視為發展的負擔，全球氣候治理也就成為各國之間如何分擔減排負擔的零和博弈（Zhang and Shi,2014）。隨著時代的發展，與傳統工業時代的立場明顯不同，許多國家現在公開承認減排不一定是發展的負擔；恰恰相反，碳中和將伴隨更強勁和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和增長。同時，碳中和不僅適用于發達國家，也可以成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一條頗具吸引力的新路徑。全球碳中和共識與行動，成為全球氣候治理體系的一個重大歷史轉折點。在此背

117、景下，多邊合作從未像現在這樣重要，以分享碳中和的全球發展紅利和合作共贏。中國的經濟規模、技術優勢和發展理念，決定了其必將成為全球碳中和的核心參與者和引領者，并推動建設共贏的國際治理體系（Kyriakopoulou et al.,2022）。未來 40 年，中國將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方式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并全面走向世界政治、經濟、金融、科技和文化舞臺的中心。推動全球碳中和是中國加大與世界合作、學習世界經驗、分享中國理念、履行大國責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機遇。（一）推動構建全球碳中和治理體系（一）推動構建全球碳中和治理體系 中國需要以共同、可持續的未來愿景為指引，以核心參與者和引領者

118、的定位，制定全面參與全球氣候談判和國際規則制定的國家戰略，應堅定支持在多邊主義框架下構建全球碳中和治理規則，通過進一步加強同各利益攸關方的合作，全方位、多層次參與全球氣候談判與治理，深化中國在參與全球碳中和治理機制建設的定位，發揮組織和領導作用，最終推動建立符合新發展框架、公平公正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33 中國還應主動參與制定全球目標和行動計劃，確定共同感興趣的合作領域，并在技術、政策、資金等方面制定具體參與計劃，促進合作。中國應鼓勵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分享經驗，探索如何相互學習，互利共贏。中國應更加積極地參與全球氣候談判和國際規則制定進程，包括：（1）推動各方減碳和環境相關信息披露的基本

119、方法及標準的國際趨同；（2）促進零碳政策的國際可比性、兼容性和一致性；（3）消除環境貿易的非關稅壁壘，參與碳中和貿易新規則制定和協調碳邊境調節稅；（4）發展和協調國際碳定價機制，支持碳市場和抵消機制建設，連接跨境碳交易市場；（5）建立具有韌性和適應性的全球系統，加強早期預警系統以及災害風險的準備和應對等。中國還應推動全球科技合作，投資建設科技研發中心，開展聯合技術研究，擴大開發合作，促進跨境重大科技突破轉移、滲透和轉化，開展開發、融資支持、部署和共享低排放技術和配套基礎設施，包括：（1）煤炭向清潔能源的全面轉型；（2）全球低碳技術科研和科研政策合作；（3）積極參與全球氣候科學的合作，促進減排目

120、標共識的形成；（4）投資建設聯合科技研發中心，擴大開發合作，促進跨境重大科技突破轉移、滲透和轉化；（5）開發和共享低排放技術和配套基礎設施；（6）共同努力保護自然資本（Stern et al.,2020;Stern and Xie,2020）。（二）推動構建國際零碳金融體系（二）推動構建國際零碳金融體系 金融是需求導向變革的催化劑，在轉型過程中發揮著核心作用。格拉斯哥氣候變化大會中，金融是一個主要議題（Glasgow Climate Pact，2021），會議對零碳金融標準制定、私人資本投融資活動、國際零碳債券市場發展、金融機構零碳聯盟等提出了初步設想和倡議。零碳金融已成為碳中和國際合作和競爭

121、的最主要領域和前沿陣地，國際競爭也已經開始。國際合作和競爭主要圍繞零碳金融標準制定、零碳金融資金流動，以及金融監管機構和金融機構之間的交流、合作和開放等方面展開。中國要積極參與、引領、推動和完善全球零碳金融治理架構的建設。第一，推動上海成為國際零碳債券中心，在規模提升、產品創新、信息披露標準制定、優惠政策出臺等領域不斷推動我國零碳債券市場建設。第二，人民銀行應更加積極地參加 G20 以及其他以央行為主體的金融聯盟，在信息披露基礎方法的國際標準趨同層面發揮更大作用。第三，積極與國際組織和歐美國家交流合作，推動數據銜接、產品交流和資金流動。第四，進一步推動“一帶一路”零碳金融發展。加大對新興經濟國

122、家和發展中國家零碳金融的能力建設的支持，加強與“一帶一路”國家在綠色基建、綠色能源、綠色金融等領域的合作。（三）全球合作推動全球碳中和轉型（三）全球合作推動全球碳中和轉型 早在上世紀 90 年代，中歐就已開始就氣候與環境議題展開合作。中歐環境政策部長級對話自 2001 年 9 月首次成立以來，已舉行 8 次。中歐雙方在過去幾十年中加強了合作。中歐雙方應持續深化已有的高層對話合作機制，繼續政府、智庫和專家間的深層次多元合作，34 在能源轉型路徑選擇、碳減排與碳市場建設、能源轉型技術創新（特別是歐洲重視的儲能和能源數字化技術等領域）、發達國家氣候資金承諾、生物多樣性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在全球氣候治

123、理中承擔更多領導責任。中美兩國在推動全球向碳中和方面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碳中和為兩國擴大合作領域提供了可能性，不依賴于其他懸而未決的外交問題的解決。雙方在全球零碳金融、低碳農業和食品加工業、電網一體化以及碳捕集、利用和儲存等領域，都有廣泛的合作空間。雙方需要加強協調，創建一個更有利于低碳產品和技術貿易的強大而有彈性的全球供應鏈。中美應共同支持碳中和技術、基礎設施建設和全球氣候治理等層面的世界議程，推動其他碳排放大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也在碳中和領域開辟出中美國際影響力競爭的全新格局。雙方應專注于建設性合作，避免陷入圍繞碳中和的政治和經濟沖突，這可能會給中美關系帶來新的不穩定因素，給世界其他地區

124、帶來可怕的后果。更重要的是，中美作為大國，其合作應超越兩國自身利益，更加著眼于提升全球公共福祉。中美應共同支持碳中和技術、基礎設施建設和全球氣候治理等層面的世界議程，促進世界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四）支持發展中國家和（四）支持發展中國家和“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國家實現綠色起飛國家實現綠色起飛 發展中國家和“一帶一路”國家走高碳發展道路已不再可行。中國可以利用自身的綠色技術優勢、資金優勢、綠色轉型經驗，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走一條新的綠色發展道路，對這些國家的低碳轉型發揮巨大的積極作用。第一，中國要加強對發展中國家和“一帶一路”國家在碳中和過程中的投融資，支持氣候變化相關的研究投入，分享轉型過程中自身

125、凈零排放技術開發和政策創新的經驗。中國在建設自己的國內零碳金融體系時，應考慮“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生態修復、清潔能源、生態產業等“傳統”綠色項目的投融資需求。中國應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綠色基礎設施、綠色能源、綠色金融等領域的合作，鼓勵甚至強制要求金融機構按照零碳金融標準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退出燃煤或燃氣發電等高碳項目以及高碳基礎設施，支持綠色轉型投資，增加水電、風電、光伏發電、智能電網等可再生能源項目的建設投資。第二，中國要加大支持發展中國家和“一帶一路”國家碳中和轉型的能力建設。在碳中和轉型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和“一帶一路”國家普遍面臨零碳知識儲備不足、政策制定能力缺失、零碳產品

126、發展創新乏力等諸多挑戰。中國應充分利用在綠色發展中積累的豐富經驗，有針對性地圍繞碳中和轉型規劃、政策制定、氣候與環境風險評估監管體系、氣候與環境信息披露、技術創新和開發政策等方面，對發展中國家和“一帶一路”國家開展培訓，助力 巴黎協定 全球氣候目標達成，同時提升這些國家在構建全球碳中和治理機制中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35 結束語結束語 1860 年以來，中國一直在探索現代化的道路。成熟工業化國家的標準是過去人們理解現代性的基礎，中國學習借鑒發達國家發展經驗，融入全球市場體系，創造了改革開放以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發展奇跡。中國從傳統工業化中獲益最多，也是最大受益國之一。今天，中國率先提出生態文

127、明和新發展理念，率先堅定綠色發展理念，因為中國看到綠色增長是未來的方式，而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傳統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中國經歷了艱難的發現過程，并為掌握環境與發展之間的聯系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與許多其他國家讀者的認知相反，中國實際上是目前在環境和氣候變化方面采取最積極行動的國家之一。中國增長理念和戰略的轉變，是中國承諾到 2030 年碳排放達到峰值、到 2060 年實現碳中和的基礎。中國的“雙碳”承諾不是戰術舉措，而是自覺的戰略決策。中國有足夠的信心從戰略高度兌現“雙碳”承諾。碳中和是自工業革命以來意義深遠的范式轉變。中國認為這是實現自身可持續現代化的戰略途徑，也是一個重要的地緣政治機遇，但存在

128、重大障礙。習近平主席在第 75 屆聯大講話中指出“人類需要一場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這種“自我革命”需要對發展過程的理念、內容、模式、商業模式、制度、機制和政策體系進行有條不紊的重大變革。這份報告解釋了為什么人類社會要擺脫當前的全球危機，就需要徹底而深刻地改變發展戰略。該報告概述了中國到 2060 年實現碳中和政策的基礎，并描述了這種模式轉變將如何改變中國經濟。如果中國能夠通過綠色轉型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那么中國的經驗就不僅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具有重要意義，其綠色增長也會成為世界其他地區發展的重大機遇。參考文獻 1 包思勤，2021，內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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