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南京大學：2021年后發國家產業趕超理論與實踐報告（15頁）.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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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地址：南京大學鼓樓校區北園丙丁樓網址：www.yangtze-郵箱：微信：長江產經智庫后發國家產業趕超理論與實踐陳 柳 張年華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南京大學）2021年7月1后發后發國家產業國家產業趕超理論與實踐趕超理論與實踐陳 柳張年華內容提內容提要要:后發國家在某些產業克服“后發困境”、成功趕超發達國家領先者的情況，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本文圍繞趕超理論及其實踐這一主題，從企業趕超戰略、產業趕超與機會窗口、趕超實踐等方面回顧了國內外學者研究這一問題的基本思路和結論，并由此得出對我國制定產業趕超戰略的政策啟示。關鍵詞關鍵詞：趕超戰略機會窗口后發國家一、引言改革開放以來，

2、借助國家產業政策扶持和經貿全球化機遇，以華為等為代表的中國后發企業迅速崛起，并在國際市場占據一定地位。但中美貿易摩擦，中興“禁購”，華為“斷供”也充分暴露了本土高科技制造產業的不足，解決“卡脖子”問題成為科技自立自強的關鍵。實際上，涵蓋芯片等高技術產品在內的多個領域，包括中國在內的多數后發國家均面臨嚴峻的“后進者困境”（郭年順和李君然，2019）。如何克服外部環境受制及后發劣勢，尋找產業趕超路徑，提升本國產業和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一直都是國內外學者和政策當局關注的重點問題。為解釋后來者趕超現象，國外學者較早提出了“后發趕超”理論（Gerschenkron，1962），并從多個角度展開研究

3、，其中著重探討了后發者學習路徑（Kin，1997）、追趕戰略（Paik&Chang，2015；Chen&Wen，2016）及機會窗口（Landini&Lee，2017）的作用。中國在多數產業也是后發國家之一，為實現產業趕超，面臨更加特殊的技術、市場和制度環境（吳東等，2013），而現有的“機會窗口”理論及研究范式是否能為我國產業追趕提供助力，如何有效的抓住技術、需求、制度等窗口機會（吳曉波等，2019）值得深入探索。本文擬對已有的后發趕超研究成果進行深刻梳理，并圍繞“后發趕超理論與追趕實踐”這一主題，試圖探索“機會窗口”、“后發追趕戰略”及“政府產業政策”等對后發國家追趕績效的影響，以期為我國

4、制定和實現產業追趕戰略提供參考依據及建議。2二、后發國家企業的趕超戰略后發企業趕超實際是逐步縮小與領先企業技術和市場差距的過程（吳曉波等，2019），趕超結果多取決于其動態創新能力變化和追趕戰略的適用性。Mathews 和 ChoMathews（1999）、Mathews（2002）等從資源基礎的角度界定后發企業，克服初始資源匱乏劣勢，發揮低成本競爭“后發優勢”的企業有可能實現超越。過去許多追趕主要基于低成本優勢，。隨著技術追趕在當前后發企業趕超中承擔重要角色，包括中國、韓國和臺灣在內的多國后發企業開始依靠先進技術，超越行業領導者（Miao，2018）。微觀層面的企業追趕多圍繞技術追趕展開，技

5、術創新能力的提高是后發企業趕超的關鍵。Miao（2018）通過研究 1995-2017 年在 17 種期刊上發表的 76 篇以東亞國家技術趕超為代表的文章，它們來自 7 個領域：一般管理、創新、國際商業和區域研究、組織研究、戰略、創業和中小企業管理，其中約 43.24%發表在經濟學期刊上，40.79%發表在創新期刊上，將成功的技術趕超歸因于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的共同作用。研究指出，外部因素是技術追趕的先行條件，其變化為后來者企業提供外生追趕機會（Nelson&Winter,1982），彼時選擇合適的技術領域追趕將促成趕超發生（Wang and Tsai，2010）。Miao（2018）將外部因素

6、歸納為制度環境和技術體制，并重點強調經營體制、國家創新能力及科研機構等制度環境因素對后來者技術發展的作用。顯然，后發企業實現技術趕超也離不開公司內部因素推動，部分研究指出，公司治理結構、財務制度、關聯企業協作等內部因素對后發企業趕超影響不可忽視（Nam，2015）。在追趕實踐中，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往往起互補作用，體現為企業內部資源或能力與外部知識轉移的互補性。如自主創新投入（內部因素）與外國技術轉移（Fu,Pietrobelli,and Soete，2011）、技術人才的跨國流動（Song，2003）及跨國公司的合作（Giuliani，2016）等外部因素的互補是后發企業獲取并提高技術能力的重

7、要渠道。技術發展戰略在提升后發企業國際競爭力、實現后發追趕也起重要作用（Xiao,Tylecote和 Liu，2013）?，F有研究指出，選擇技術追趕戰略，需綜合考量行業的技術強度、領先者與后來者的技術能力差距、知識產權保護程度、后來者所處市場規模和市場保護程度、公司治理結構等多重因素。在此基礎上，已有研究歸納了依賴、模仿、防御和進攻四種技術追趕戰略。在追趕初期，后發企業大多選擇依賴和模仿戰略，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追隨領先者技術。區別在于，執行依賴戰略的企業傾向于向領先者企業購買或租賃技術，并通過成立合資公司，用資金、勞動力、土地、市場準入服務等換取領先者企業的產品和工藝技術。這種依3賴戰略通常在

8、雙方技術差距較大的情況下實施，當差距開始縮小時，領先企業受到威脅加大，則會妨礙依賴戰略的實施。執行模仿戰略的后發企業則傾向最大限度降低對領先企業的技術依賴，通常在技術強度較低且知識產權保護較寬松的領域實行。此外，研究指出，執行防御戰略的企業傾向于開發新技術，并利用研發和專利保障自己在該行業獨立運營，以降低遵循進攻戰略并經常進行創新的企業影響。通常模仿或依賴戰略遇到領先企業阻力時，后來者企業傾向轉向防御和進攻戰略。在進一步研究企業技術追趕路徑的選擇的過程中，部分學者提出了路徑創造型（如CDMA 移動電話）、路徑跳躍型（如 D-RAM 和汽車）以及路徑跟隨型（如消費類電子產品、個人電腦和機床）等三

9、種后發技術追趕路徑（Lee&Lim，2001；Mu&Lee，2005）。在跟隨型和跳躍型的追趕路徑下，后發企業沿著舊技術軌跡追趕領導者的前提是領先企業并不介意技術轉移，否則知識產權保護可能成為追趕障礙。路徑創造追型趕則是在現有技術基礎上，由后發企業自行探索新技術發展路徑，存在較高的不確定性風險，且需要高額研發投入，這對公司的治理結構和財務而言也存在較大挑戰。因此，后發企業追趕需結合自身內部情況和外部環境，選擇符合自身的技術追趕路徑。三、后發國家的產業趕超與機會窗口Mowery 和 Nelson（1999）根據“工業領導力”定義，指出一個國家在某一特定行業中，往往憑借其在全球市場上的份額和技術、

10、生產或營銷方面的優勢，取得制高點地位，來自同一國家的公司往往成為該行業的領導者。國家或產業層面追趕可追溯到 19 世紀，Gerschenkron（1962）率先研究 19 世紀歐洲工業化歷史，歸納了重化工業產業追趕的三個關鍵點：第一，技術動機。追趕者集中于重工業，采取當代最先進和最有效的技術；第二，持續的追趕戰略。主要戰略是通過建設更大的工廠，體現規模優勢；第三，制度支撐。金融機構的支持對重工業的大規模投資顯得重要。20 世紀以來，日本、戰后韓國、中國及新加坡等東亞國家在行業追趕中崛起，進一步佐證 Gerschenkron 的研究結論。在國家和行業層面追趕的研究著重于闡述一國政府在制定趕超戰略

11、，政府在優化行業追趕的制度環境和技術體制中起核心作用。第一，政府制定落實追趕政策，優化制度環境。國家政策和科研機構在后發企業技術追趕中起外部推動作用（Mazzoleni，2008），在行業層面，政策也能通過優化一國經營體制（Wang and Tsai，2010；Park and Lee，2006）、提升4國家創新能力（Hu and Mathews，2005）、扶持科學和公共機構（Mazzoleni，2008）等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以提高技術趕超績效。研究表明，經營體制的顯著差異影響國家或行業技術趕超效果（Wang and Tsai，2010；Park and Lee，2006），如韓國形成以大型

12、企業集團為主的趕超模式，國家科學機構在培養后來者國家的技術吸收能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建立科學的研究機構是后來者國家工業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有助于后發國家技術追趕的成功（Bernardes 和 Albuquerque，2003；Mazzoleni，2008）。第二，行業追趕強調了技術體制和國家追趕戰略的重要性。研究指出，技術范式的轉變為后來者提供了行業趕超的外生機會（Wu&Zhang，2010），同時選擇合適的技術追趕領域也不可忽視（Nelson&Winter，1982）。在行業層面，技術進步的特點、技術發展軌跡的可預測性、技術知識儲備變化均對追趕結果存在影響。Park 和 Lee（2006）認

13、為，合適的追趕戰略能助力行業趕超實現，比如，在技術周期較短、初始知識儲備較多的技術領域，后來者國家追趕成功機率更高，其趕超速度也取決于技術知識的可獲得性和適用性。綜合產業趕超的影響因素，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學者逐漸形成“機會窗口”視角闡述后來者追趕問題，某種意義上成為近十多年以來從后發國家研究追趕的一種范式。Perez 和 Soete（1988）較早提出“機會之窗”概念，將其定義為新技術經濟范式崛起在追趕著崛起中所起的作用，在追趕周期中，工業領導地位的連續變化取決于機會窗口和追趕雙方的反應，進一步可拓展歸納技術、需求和制度三種機會窗口（Landini 和 Lee，2017）?！凹夹g窗口”指新技術或

14、根本性創新的出現。當一項新技術或激進的創新被引入時，如果現有技術占據主導地位，領導者可能會對采用新技術比較猶豫。受“在職陷阱”（incumbenttrap）（Chandy and Tellis，2000）影響，領導者通常認為新技術較差或具有高度不確定性而傾向于堅持現有技術，往往忽略新技術或新產品的潛在威脅?！靶枨蟠翱凇敝敢环N新的需求類型、本地需求的重大調整或商業周期（Mathews，2005）。首先，新消費需求迅速增長可能為后來者提供充足的追趕機會，而在現有市場和客戶中取得巨大成功的領導者往往忽視需求的變化。其次，當國內需求迅速增長，通過進口或跨國公司在當地的生產得不到滿足，則為本國創造了行業

15、追趕窗口。一般來說，巨大的國內市場是中國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同時實現本國企業發展的重要原因。最后，商業周期使領導者在經濟低迷期遇到困難，而后來者則獲得低成本進入行業的時機（Hu 和 Mathews，2005）。在經濟低迷的時候出現市場出清，實力較強的后來者從破產企業獲得低成本資源?！爸贫却翱凇敝腹舱邔π袠I干預或制度條件的劇烈變化帶來的追趕機會。政府產業5政策或監管規則（Guennif&Ramani，2012）可以創造不對稱的環境，至少在一國的國內市場上，使在位企業（通常為外企）在稅收、準入限制或營銷限制方面處于不利地位。這種不對稱性為本地企業追趕提供了便利，抵消其進入行業或市場的初始成本劣勢。

16、從追趕者和領導者對“機會窗口”反應角度看，在連續追趕周期的超越階段，后發國家的公司可能意識到機會窗口并積極反應獲得優勢，但這一反應是否成功取決于高水平的學習、吸收技術、銷售能力的制約。首先，追趕者必須識追趕的機會；其次，企業還必須繼續加強學習和創新的努力，意識到技術的具體使用領域或需求，以促進追趕績效；再次，識別投資時機和獲取新知識和技術的途徑是對技術窗口有效反應的關鍵因素。最后，有效識別機會窗口還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如政府的研發資金提供的支持、加強大學研究并啟動教育項目的升級、創造標準化的規章制度等。盡管后來者對機會窗口作出有效反應不易，受到諸多因素影響和制約。但相比之下，由于“在職陷阱”和

17、新窗口下的制度偏差或不足，領導者也往往更缺乏有效的應對措施來對機會窗口做出反應。過往的成功往往導致現任領導者沒有很強動力以新技術、顛覆性創新、新型需求或新興市場的變化來改變自己。此外，領導者所處的體制可能無法改變或適應新窗口，這可能會阻礙或影響現任領導者對機會窗口的有效反應。如盡管數字技術已經出現，但摩托羅拉仍試圖改進現有的模擬通信技術（Giachetti，2013；Haikio，2001）。此外，領導者所處的制度環境對機會窗口作出的反應可能并不有效。其中，發達國家的研究或培訓組織、金融系統、政府和其他機構設置等都可能導致領導者對機會窗口的反應延遲（Mowery、Nelson，1999；Mal

18、erba，2004）。如教育領域可能局限于舊技術、資金可能過于短視只資助現有技術、相關法規可能限制創新，公共政策多傾向于支持低風險的研發項目等。以上機會窗口的“大小”以及領導者和后來者行為模式存在差異，可能造就不同的追趕結果或追趕周期。學者歸納了“機會窗口”和追趕雙方反應差異造就的三種追趕周期或追趕結果（Lee&Malerba，2017）。第一種是夭折的追趕，即后來者的市場份額增長有限，它的追趕努力未能實現超越而是停滯不前，最后逐漸衰落。阻礙這些后來者進入“超越”階段的關鍵障礙是無法持續學習和創造增值產品，他們可能面臨一個規模有限的機會窗口，無法獲得必要的增長以超越領先者。同時，他們可能缺乏有

19、效的系統支持，以致在新技術趨于成熟或新市場逐漸呈現時難以實現趕超。如愛爾蘭在軟件行業追趕美國，但未能成功超越成為領導地位（Mani，2013）。第二種追趕結果是領導者的持久性，現任者繼續處于領導地位，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其地位。這種追趕結果通常與領導者鎖定了新技術或需求窗口，對6技術的不連續性或市場需求變化做出了快速反應有關，比如，韓國對存儲芯片和日本對相機行業出現技術躍遷過程中仍然持續是領導者（Shin，2017；Kang&Song，2017）。第三種追趕結果涉及到舊領導者的回歸，現任領導者在被后來者取代后又重新成為領導者。如 21世紀初意大利大幅奪葡萄酒行業的市場份額，以及美國從日本奪回

20、了電子游戲行業的領導權。Landini et al.(2017)指出，舊領導者的回歸與其初始實力基礎有關，同時受益于國家創新體系的力量。第四種追趕結果是領導者和后來者的并存，后發國家逐漸處于領導地位，但與舊領導者地位相同。這通常與技術投資回報逐漸降低有關，各方在后期缺乏進行大規模技術投資排斥競爭者的意愿。如汽車和葡萄酒行業（Morrison and Rabellotti，2017），新領導者（美國、澳大利亞、南非和智利）與舊領導者（法國和意大利）分享領導權。四、趕超的機會窗口范式與產業追趕實踐“機會窗口”理論應用于后發國家產業追趕實踐，能較好的闡述半導體芯片（Shin，2017）、相機（Kan

21、g and Song，2017）、移動電話（Giachetti&Marchi，2017）、鋼鐵（Lee&Ki，2017）等多個行業的追趕實際。我們結合現有趕超理論，對以上產業的追趕實踐做進一步歸納如下：1.機會窗口與半導體存儲芯片產業的追趕實踐存儲芯片的技術進步迅速，每三至四年就會開發出幾代產品。因此，后來者必須追求不斷變化的目標；通過同時開發兩代（當前和下一代）技術和利用技術變化的周期性和可預測性向前推進（Shin，2017）。半導體存儲芯片行業經歷了兩次領導者變革。1982 年日本趕超美國，然后在 1993 年又被韓國超越，目前韓國保持芯片行業的領先地位已超 20 年。顯然，芯片行業追趕實

22、際上發生了兩次領導者變革和一次領導者持續（Shin，2017）。表 1 歸納兩次半導體行業趕超中存在的“機會窗口”及日本、韓國及其它后來者的反應，以探討其對不同國家產業追趕結果影響。當超大規模集成電路（VLSI）在 1K 和 4K DRAM技術之間發展時，日本企業進入并借助技術窗口大踏步跳躍到 16K 和 64K。這次產業技術不連續性跳躍為日企創造了重要的技術窗口機會，他們順利進入行業并趕超美國企業。在日企趕超實踐中，政府牽頭的 VLSI 項目大力促進企業技術提升和投資發展，這一政策扶持的制度窗口機會提高了日企對行業技術的把握能力。日企抓住了硅周期帶來的“需求窗口”和7“技術變革窗口”（Lee

23、&Malerba，2017），又受益于政策扶持的“制度窗口”，持續投資技術創新，率先研發了 256k DRAM 產品并實現量產。比較而言，早期韓國政府對發展半導體行業的前景持懷疑態度，并沒有在支持三星進入韓國市場方面發揮促進作用。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韓國企業崛起，一定程度受益于外部環境的變化，即 1986 年美日半導體貿易協定(STA)。該協議通過為美國市場的 dram 設定價格下限，限制日美生產商之間激烈的價格競爭，其中的一個副產品是行業的利潤空間給韓國生產商提供了進入市場的機會，為后來韓國半導體在國際市場上日益增長的地位奠定外部基礎（Shin，2017）。此時的韓國積極利用了美國向韓國開放國內

24、市場的“需求窗口”機會，利用“64M DRAM”產品迅速擠占了日本在美的市場份額，助力其實現了行業趕超。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半導體低迷期，日企投資趨于謹慎或保守，而后來者韓國則持續重視政府力量，實施“逆周期投資”，持續提升了核心技術研發能力（Shin，2017）。即使后期已趕超日本成為行業領導者，韓國依舊沒有削減自主研發投入，而是持續關注新技術發展，這也是其持續保持了行業領導地位的重要原因。表表 1 1.機會窗口與后發國家半導體行業的追趕實踐機會窗口與后發國家半導體行業的追趕實踐芯片芯片行業行業機會機會窗口窗口關鍵因素關鍵因素后來者反應（或趕超戰略）后來者反應（或趕超戰略）追趕追趕結果結果日本

25、日本技術技術窗口窗口“1k DRAM”技術流行，疊加硅含量提升帶來技術變革需求率先探索“1M DRAM”，成立“VLSI 研究開發政策委員會”，探索超大規模集成電路（VLSI）的技術演進路徑芯片市場份額80%，成為行業領導者需求需求窗口窗口90 年全球第一次硅含量提升周期，家用電腦普及，產生大量芯片需求利用 64k DRAM 核心技術的科技紅利，迅速搶占美國市場。使美企在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占比從峰值的 90%滑落到 40%制度制度窗口窗口“官產學”的投研體系和“舉國體制”的產業鏈配合政府牽頭“DRAM 制法革新”“VLSI 技術研究所”項目；超 16 億美金的資金支持，疊加稅賦減免、低息貸款扶持

26、；產業鏈上下游研發，實現 DRAM 國產化韓國韓國技術技術窗口窗口美國扶持，DRAM 技術向后發國家傳導，疊加核心技術轉讓追隨、學習到趕超。先開啟韓美聯合投資，直接突破16k 技術。再借助核心技術轉讓，疊加持續的有效研發投入，迅速增強半導體生產體系，實現自主研發1992趕超日本，率先投放64MDRAM，成行業領導者需求需求窗口窗口第二、三次全球硅周期帶來 PC、筆記本、智能手機、等市場紅利借助 1991 年美日半導體協議制約日本，抓住美國開放國內市場的機遇，迅速擠占日本在美份額；有效抓住了中國大陸市場，提前布局，化解兩次危機。制度制度窗口窗口軍事化的財閥制度韓版“官產學”體系1986 年韓政府

27、牽頭，聯合企業、高校，3 年重金 1.1億美金，突破了“4M DRAM”技術。1986 年政府牽頭“反周期投資”，持續資金支持韓企業完善 DRAM研發體系，縮短韓日差距。歐洲歐洲技術技術窗口窗口早期借助收購獲得技術，但后期缺乏持續研發投入1970 年代，通過收購美國公司，初步建立半導體工業體系。成立歐洲半導體三強：西門子、飛利浦、意法。2009年奇夢達破產后，產業一蹶不需求需求窗口窗口未抓住前兩次DRAM窗口，后期深度參與韓臺之爭，抓住臺灣市場在美日、日韓 DRAM 戰爭時期，歐洲處于邊緣，而90 年代始，歐洲深度參與第三次韓臺半導體戰爭。西門子、英飛凌、奇夢達等“借臺抗韓”，抓住臺灣市場。但

28、后期受制于臺灣衰退8振制度制度窗口窗口缺乏政府力量引導，企業自身主導研發相對于美日韓，缺乏強有力的“政府力量”牽頭，僅企業自發進行重點項目研究。只有企業科技，缺乏政治、經濟規劃臺灣臺灣技術技術窗口窗口早期獲美日等新技術傳播扶持，半導體工業迅速起步1970-1980 年，抓住早期技術窗口，突破 64k DRAM技術，領先韓國的 16K DRAM。但后期缺乏持續有效研發投入，丟失自主開發能力，變為代工缺乏自主研發能力，產業規模持續下滑需求需求窗口窗口二次硅周期，借助美日歐合資，快速實現規模生產1998-2009 年，韓臺半導體之爭初期，借二次硅周期和美日歐援助，迅速提升市場份額；但“民進黨”政府放

29、棄中國大陸市場制度制度窗口窗口早期重視研發工業體系建設，后期重短期效益，缺乏政府支持1998 年后，重短期經濟利益，輕長期獨立研發技術培養。2008 年金融危機后，產業一蹶不振。2009 年“DRAM 產業再造方案”被否，產業整合失敗。注：作者根據相關資料整理。2.機會窗口與相機行業的追趕實踐相機行業歷經三次技術變革（Kang and Song，2017），在此之中，行業出現了兩次領導者地位改變和一次領導者持續。第一次領導者地位變革發生在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德國發明的測距(RF)相機被日本公司單鏡頭反射(SLR)新技術相機代替。第二次是 20 世紀 80 年代，模擬單反到數字單反發生

30、了第二次技術變革，但日本公司的領導地位并沒有發生變化。第三次領導者地位變革是 2010 年無反光鏡相機技術出現，索尼、奧林巴斯和三星等公司進入市場，并在某些國家的市場份額上超過了老牌的領導者企業。單反相機技術出現為相機行業追趕帶來第一個技術窗口機會，后發追趕的日本公司借助這種徹底的技術轉變挑戰了德國 RF 相機的市場主導地位。雖然德國公司最早研發了相機技術，但“在職陷阱”使它忽視潛在新技術的挑戰，而日本公司通過采用、改進和商業化這項技術扭轉了后發劣勢，最后通過單反相機趕超。第二次技術窗口機會出現在 1980 年代，彼時數碼技術被納入照相機，進一步創造了重大技術變革，它使類似單反的膠片攝影向數字

31、單反中的電子成像轉變。當時大部分單反技術主要從現有單反技術發展而來，數字圖像傳感器、存儲、顯示系統是唯一顯著新穎的組件，日本制造商及其供應商已在這些數字技術領域積累了大量專業知識，這一次的技術變革并沒有改變日本領導相機行業的格局。2000 年代初，無反(mirrorless)相機技術的開發創造了第三次技術窗口機會。這種技術不連續性破壞了原有技術軌跡，它松下(Panasonic)、索尼(Sony)和韓國三星(Samsung)等規模較小的企業提供了重大機遇。這些公司致力于發展新興的無反技術挑戰現有技術，并在 2010 年初實現了市場份額的大幅增長，在全球相機市場領導者中建立了強有力地位。從市場需求

32、窗口看，第一次行業領導者地位變革中，日本得益于美國在朝鮮戰爭期間持續增長相機需求窗口機會。這種需求激增為日本生產商擴大大規模生產、建立相關的零部件9供應商結構提供了基礎。在第二個領導者地位變革中，日本和韓國市場對相機質量敏感度提升，用戶對單反技術和單反相機的局限性日益不滿，這種潛在的技術改進需求無法已通過原技術進行漸進式改進來滿足。因此，在市場現有領導者維持現狀時，日本后來者和韓國三星很快便利用了需求窗口機會實現趕超。3.機會窗口與全球移動電話產業的追趕實踐1998 年諾基亞(Nokia)取代了摩托羅拉(Motorola)，2012 年在傳統手機向智能手機過渡期，三星的市場份額又超越了諾基亞。

33、在兩次行業領導者地位變革中，技術的不連續變化起重要推動作用（Giachetti&Marchi，2017）。早期數字技術的出現為諾基亞取代摩托羅拉創造了條件，新世紀以后手機操作系統的技術變革，則促使了諾基亞塞班(Symbian)等模擬操作系統的數字手機被使用谷歌安卓(Android)操作系統的智能手機所替代。手機行業的追趕也受世界各國（主要是歐洲和美國）監管當局執行政策的差異影響。在模擬技術時代，美國當局在 1983 年采用 AMPS 作為單一模擬標準，支持不同地區網絡運營商之間達成協議。相比之下，歐洲由許多國有企業主導導致了當地的壟斷局面，限制了手機廠商獲得規模經濟和降低價格的機會，也減緩了移

34、動手機的普及率。這些競爭規則的不對稱影響反映在全球移動手機的擴散速度上存在顯著差異。正是歐美監管當局執行政策的差異創造了不對稱的競爭規則（Fuentelsaz et al.，2008）使得美國巨頭摩托羅拉中獲利并崛起。但在數字技術時代，監管機構的行為發生了顯著變化，歐盟采用 GSM 作為統一的標準，加強了政府和行業企業的緊密合作，相比美國采用了多種技術標準更優。其中，歐盟對數字 GSM標準的獨家支持為諾基亞的崛起創造了重大追趕機會。20 世紀 90 年代之后，手機用戶市場劇烈變化。隨著數字技術的引入，手機的尺寸和重量進一步大幅減小，同時價格下降，網絡覆蓋范圍擴大，以往主要在商業用戶領域使用的手

35、機，成為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大眾市場產品。正是手機行業增長帶來的市場需求為三星等后來者打開進入行業的需求窗口。為滿足多樣化的消費需求，出現了市場細分，也為后發的移動供應商提供了差異化基礎。五、總結和啟示后發趕超理論與追趕實踐的相關研究對我國政府制定產業趕超戰略和政策富有啟示意義。研究表明，“機會窗口”和“后發者策略”的有效結合對行業追趕績效存在顯著影響：10（1）作為后發者積極利用“技術窗口”，持續增加有效研發投入內化外生技術，將能有效提高追趕效應。（2）市場“需求窗口”為新技術、新產品創造了規模生產機會。后發國家的技術可以通過市場應用帶來的生產機會進行改進，逐步縮小與領導者的差距，并可能通過差異

36、化技術實現趕超。（3）合適的政策創造“制度窗口”與追趕者的有效策略相結合，是實現行業趕超的關鍵。我國產業門類齊全，但部分關鍵產業、關鍵技術和關鍵零部件對發達國家存在依賴，這將嚴重威脅我國產業安全和發展。因此，在這些領域實施趕超戰略，形成與國際水平抗衡的技術能力和產業能力尤為重要。在實施趕超政策的實踐中，借鑒現有研究和國際趕超經驗，我們或能從超大規模經濟體的優勢和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中取得突破口，為我國在若干產業實施趕超戰略創造條件和環境（陳柳，2021）。第一，行業蕭條期是我國高科技產業實現逆勢趕超的重要時機。借鑒全球半導體追趕實踐，在資本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追趕中，要在蕭條期加大政府支持企業進行

37、投資和兼并收購的力度。從機會窗口角度，在行業景氣階段，市場需求高漲創造追趕的需求窗口，市場的后進入者和低端產品供給者也能獲得訂單，容易分到一杯羹、獲得生存的發展的機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繁榮階段的行業利潤主要是被領導者獲得，這一階段行業內領導者創新活躍。從韓國逆周期投資趕超日本成為半導體領導者的案例，我們認為中國企業作為大多數高科技行業的后進入者，追趕的重要機會是在行業蕭條期，利用舉國體制的優勢一方面加大先進技術和設備的投資，另一方面加大對國際上處于經營不善但仍然具備優秀技術能力的企業進行兼并收購。第二，后來者國家和企業追趕多利用產業技術創新的不連續性的“技術窗口”實施彎道超車戰略，確立了國

38、際性的領先地位。當前正處于金融危機后的科技革命前期，涌現出眾多前所未有的新興技術、產品和商業模式，表現為從傳統技術和產業的跳躍式發展，這為我們提供了直接切入的機會。這種“彎道超車”的機會是非常難得的。比如汽車行業，在傳統汽車行業中國通過“以市場換技術”的方式讓合資企業成為中國市場的領導者，但是核心技術仍然掌握在海外的跨國公司手中。在新能源汽車發展過程中，我們通過適當的產業政策選擇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技術路線，努力進行彎道超車，目前成為電動汽車關鍵技術應用最為廣泛的地區，在新能源電池等關鍵環節培育出寧德時代等國際主流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具備與松下、三星、LG 等國際一線廠商競爭的能力。目前，中國正在

39、 5G 通訊網絡進行率先投資，從 4G 到 5G 意味著更強大的通訊基礎設施和更廣泛的應用場景，也是我們在信息化領域前所未有的彎道超車機會。11第三，利用國內巨大的市場創造關鍵產業發展的“需求窗口”。中國利用超大規模市場提供“需求窗口”是實施追趕戰略的重要優勢，一方面，中國企業利用國內需求增長獲得成長機會，這是實現趕超的重要條件；另一方面，市場效應吸引國際創新資源在中國集聚，有利于縮小技術差距。當前利用市場優勢創造需求窗口尤其重視以下幾點：一是放松管制創造需求。部分領域中國市場的優勢尚未得到發揮，是因為在需求端存在一定的管制。比如低空飛行領域，開放低空管制將會對小型飛機產業巨大需求。二是平衡好

40、新技術使用與安全之間的關系。比如，在人工智能與無人駕駛技術的應用方面應該盡快創造基礎設施條件，在區塊鏈技術與實體經濟結合上盡快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為新技術在中國的率先應有創造條件。三是加快軍民融合，以民用產品需求推動軍用技術成果轉化。第四，聚焦若干產業的核心集中力量環節進行突破，利用“制度窗口”力爭在產業上下游的重要環節與發達國家科技形成分庭抗禮。半導體產業鏈基本可以分為設備、材料、設計、制造四個大的部分，在設備和設計環節以美國企業領先，日本企業在材料環節占據國際優勢，制造環節韓國和臺灣企業最具有國際競爭力?，F狀是中國在集成電路前段和后段相關設備和材料公司有 30 多個，幾乎所有的設備行業都有

41、涵蓋，但基本上都不夠成熟的、無法商用化，沒有能夠形成與發達國家分庭抗禮的對等實力?？梢栽O想：即使我們沒有高通博通這樣的芯片設計企業，但在芯片制造環節有臺積電這樣的企業，美國也不會輕易禁止高通對中興銷售，因為即使是高通和蘋果這樣的企業，建設一個臺積電這樣的企業幾年內也是完不成的。我們利用好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就是要集中力量對準關鍵環節進行突破。參考文獻參考文獻：1.郭年順，李君然.：本土半導體企業打破“后進者困境”的路徑和機制，企業經濟2019年第6期。2.Gerschenkron,A.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

42、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62.3.Paik,J.,and H.J.Chang.Post-Catch-Up Strategy for Medium-Sized South Korean Firms:Improving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by Balancing R&D Intensity and Open Innovation.Engineering ManagementJournal,2015,27:164-1764.Chen,S.H.,and P.C.Wen.Post Catch-up wi

43、th Market Cultivation and Product Servicising:Case of Taiwans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Industries.Asian Journal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2016.,24:32-52.5.Landini,F.,K.Lee.,and F.Malerba.A history-friendly model of the successive changes in industrial leadershipand the catch-up by latecomers.Research

44、Policy,2017,46:431-446.6.吳東，吳曉波.技術追趕的中國情境及其意義，自然辯證法研究2013年第11期。7.吳曉波，付亞男和吳東，雷李楠.后發企業如何從追趕到超越？-基于機會窗口視角的雙案例縱向對比分析，管理世界2019年第2期。8.Mowery,D.,and R.Nelson.The Sources of Industrial Leadership.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9.129.Mathews,J.A.,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the Latecomer Firm:A Resour

45、ce-Based Account of IndustrialCatch-Up Strategies,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2,19:467-488.10.Miao,Y.,J.Song.,K.Lee.,and C.Jin.Technological Catch-up by East Asian Firms:Trends，Issues and FutureResearchAgenda,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8,.1-31.11.Nelson,R.R.,and,S.G.Winter.An ev

46、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82.12.Wang,J.H.,and,C.-J.Tsai.National model of technological catching up and innovation:Comparing patents ofTaiwan and South Korea.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10,46:1404-1423.13.Nam,K.-M.Compact organizational space and t

47、echnological catch-up:Comparison of Chinas three leadingautomotive groups.Research Policy,2015,44:258-272.14.Fu,X.,C.Pietrobelli,and L.Soete.The role of foreign technology and indigenous innovation in the emergingeconomies: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catching-up.World development,2011.,39:1204-1212.15.

48、Xiao,Y.,A.Tylecote,and J.Liu.Why not greater catch-up by Chinese firms?The impact of IPR,corporategovernance and technology intensity on late-comer strategies.Research Policy,2013,42:749-764.16.Lee.,K.,and C.Lim.Technological regimes,catching-up and leapfrogging:findings from the Korean industries.R

49、es.Policy 2001,30:459-483.17.Mu.,Q.,and K.Lee.Knowledge Diffusion,Market Segment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atch-up:The Case of the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in China.Research Policy,2005,34:759-78318.Mowery,D.,andR.Nelson.TheSourcesofIndustrialLeadership.Cambridge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99.19.Mazz

50、oleni,R.,“CatchingUpand AcademicInstitutions:A ComparativeStudyofPastNationalExperiences”,The Journalof Development Studies,2008,44(5),pp.678-700.20.Park,K.H.,and K.Lee.Linking the technological regime to the technological catch-up:Analyzing Korea andTaiwan using the US patent data.Industrial and Co

51、rporate Change,2006,15:715-753.21.Hu,M.C.,and J.A.Mathews.National innovative capacity in East Asia.Research Policy,2005,34:1322-1349.22.Bernardes,A.,and E.Albuquerque.Cross-over,thresholds,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Lessons for less-developed countries.Research Policy,2003,32:8

52、65-885.23.Wu,X.,andW.Zhang,SeizingtheOpportunityofParadigmShifts:Catch-upofChineseICTFirms”,2010,14:57-91.24.Perez,C.,and L.Soete.Catching-up in technology:entry barriers and windows of opportunity，Technical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1988,458-479.25.Chandy,R.K.,and G.J Tellis.,The incumbents curse?i

53、ncumbency,size,and radical product innovation.J.Mark.2000,64:1-17.26.Mathews,J.A.Strategy and the Crystal Cycle.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2005,47:6-32.27.Guennif,S.,andS.V.Ramani.Explaining Divergence in Catching-up in Pharma between India and BrazilUsing the NSI framework.Research Policy,2012,41

54、:430-441.28.Giachetti,C.,Competitive Dynamics in the Mobile Phone Industry.Palgrave Macmillan,UK.2013.29.Hiki,M.,and NokiaThe Inside Story.Edita,Helsinki.2001.30.Malerba,F.,Sectoral Systems of Innovation:Concepts,Issues and Analyses of Six Major Sectors in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55、2004.31.Lee,K.and F.Malerba.Catch-up Cycles and Changes in Industrial Leadership:Windows of Opportunity andResponsesof Firms and Countries in the Evolution of Sectoral Systems.Research Policy,2017,46:338-351.32.Mani,S.,Changing leadership in IT Services,Emergence of India as the Current World Leader

56、 in IT Services,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ialics 2013,Tokyo Japan.1333.Shin,J.S.Dynamic Catch-up Strategy,Capability Expansion and Changing Windows of Opportunity in theMemory Industry.Research Policy,2017,46:406-416.34.Kang.,H.,and J.Song.Innovation and recurring shifts in industrial leadership:Thre

57、e phasesof change andpersistence in the camera industry,2017,46:376-387.35.Morrison,A.,and R.Rabellotti.Gradual Catch up and Enduring Leadership in the Global WineIndustry.Research Policy,2017,46:417-430.36.Giachetti.C,and G.Marchi.Successive changes in leadership in the worldwide mobile phone indus

58、try:Therole of windows of opportunity and firmscompetitive action,2017.,46:352-364.37.Lee.K,andJ.Ki.Riseoflatecomersandcatch-upcyclesintheworldsteelindustry,ResearchPolicy,2017,46:365-37538.Fuentelsaz,L.,J.P.Macas.,and Y.Polo.The evolution of mobile communications,in Europe:the transitionfrom the second to the third generation.Telecommun.Policy 2008，32,436-449.39.陳柳：推進核心技術自主化 搶占戰略制高點，新華日報2021 年第 1 期陳柳，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張年華，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研究助理（南京，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