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02 0 2 5 年 0 2 月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Quarterly Update)（季報）綠色產業政策：是非功過？綠色產業政策的理論邏輯與政策實踐兼論其對中國的啟示 國際碳足跡數據庫對中國的啟發以電力碳足跡為例 How can Chinese Export Finance Institutions accelerate and lead on clean energy finance?中國出口金融機構如何推動并引領全球清潔能源融資？農業轉型金融標準：現狀與展望G-LAB封面文章百家灼見研究分享主管機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

2、院主辦機構：北大國發院宏觀與綠色金融實驗室主編：馬 駿黃 卓執行主編：何曉貝本期副主編：吳明華邵丹青執行編輯：張靜依文字編輯：張 欣聯系方式：地址：北京市海淀區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承澤園院區郵編：100871電話：010-62755882郵箱：官方網站：免費訂閱：關注我們：掃描本二維碼，填寫聯系信息，之后每期季報將發送至您預留的郵箱。北大國發院宏觀與綠色金融實驗室親愛的讀者:您好!在全球氣候危機不斷加劇、新冠疫情后經濟復蘇任務艱巨，以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暴露全球供應鏈脆弱性的多重挑戰下，綠色產業政策愈發受到關注，并重新回歸政策議程。綠色產業政策不僅被視為通往凈零排放目標的關鍵路徑，還承載著促進

3、經濟復蘇和就業增長等多重使命。然而，在理論與實踐層面，綠色產業政策仍面臨諸多分歧與挑戰。政策本身設計與執行的復雜性、經濟成本與減排效益的不協調、補貼競賽與關稅壁壘等問題，不僅可能致使公共資金被無謂消耗，資源分配出現扭曲，還可能觸發國際貿易領域的緊張局勢。本期“封面文章”探討了綠色產業政策的實施背景、各國或地區推行綠色產業政策的動因，以及政策執行過程中存在的爭議，并總結了優化政策設計與執行的建議，以期為讀者全面理解綠色產業政策提供有益的參考。本期“百家灼見”欄目包含兩篇文章。第一篇探討了綠色產業政策的理論邏輯與國際實踐，分析了其在應對氣候變化、推動經濟轉型和全球綠色競爭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對中國綠

4、色產業政策設計與實施的啟示和建議。就綠色產業政策而言，健全的碳足跡數據體系對于政策的評估與實施至關重要，第二篇文章通過分析國際碳足跡數據庫的特點，以電力碳足跡為例，探討了我國碳足跡數據庫的建設方向，為我國相關政策和機制的設計與實施提供了參考。本期“研究分享”欄目包括兩篇研究報告。第一篇介紹了中國出口信用機構在清潔能源融資中的實踐與進展，探討了這些機構在全球清潔能源融資中的角色與潛力，并提出了進一步推動全球清潔能源轉型的建議。文章以英文和中文兩個版本呈現。第二篇分析了制定農業轉型金融標準面臨的挑戰，梳理了國內外農業轉型金融標準的現狀，并展望了標準未來的完善方向。最后，在“央行與監管機構政策追蹤”

5、欄目，我們總結了自2024年10月至2025年1月央行和監管部門推出的支持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希望本期內容能夠一如既往地為讀者帶來理論思考和實踐啟發！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編輯部 2025年2月本期導讀馬駿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兼職教授 宏觀與綠色金融實驗室聯席主任 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 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黃卓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長 BiMBA商學院院長 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副院長 宏觀與綠色金融實驗室聯席主任何曉貝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宏觀與綠色金融實驗室副主任本期副主編：吳明華邵丹青執行編輯：張靜依文字編輯：張 欣季報編委會成員：主 編

6、：執行主編：(按姓氏筆畫排序)馬險峰北京綠色金融協會副會長中誠信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中碳科技(湖北)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徐晉濤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環境與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殷 紅中國工商銀行授信審批部資深專家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副主任黃小薏富達國際中國區董事總經理富達基金董事長黃世忠 廈門市政協副主席廈門國家會計學院教授梅德文 北京綠色交易所副董事長北京綠色金融協會秘書長北京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服務中心主任親愛的讀者:您好!在全球氣候危機不斷加劇、新冠疫情后經濟復蘇任務艱巨，以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暴露全球供應鏈脆弱性的多重挑戰下，綠色產業政策愈發受到

7、關注，并重新回歸政策議程。綠色產業政策不僅被視為通往凈零排放目標的關鍵路徑，還承載著促進經濟復蘇和就業增長等多重使命。然而，在理論與實踐層面，綠色產業政策仍面臨諸多分歧與挑戰。政策本身設計與執行的復雜性、經濟成本與減排效益的不協調、補貼競賽與關稅壁壘等問題，不僅可能致使公共資金被無謂消耗，資源分配出現扭曲，還可能觸發國際貿易領域的緊張局勢。本期“封面文章”探討了綠色產業政策的實施背景、各國或地區推行綠色產業政策的動因，以及政策執行過程中存在的爭議，并總結了優化政策設計與執行的建議，以期為讀者全面理解綠色產業政策提供有益的參考。本期“百家灼見”欄目包含兩篇文章。第一篇探討了綠色產業政策的理論邏輯

8、與國際實踐，分析了其在應對氣候變化、推動經濟轉型和全球綠色競爭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對中國綠色產業政策設計與實施的啟示和建議。就綠色產業政策而言，健全的碳足跡數據體系對于政策的評估與實施至關重要，第二篇文章通過分析國際碳足跡數據庫的特點，以電力碳足跡為例，探討了我國碳足跡數據庫的建設方向，為我國相關政策和機制的設計與實施提供了參考。本期“研究分享”欄目包括兩篇研究報告。第一篇介紹了中國出口信用機構在清潔能源融資中的實踐與進展，探討了這些機構在全球清潔能源融資中的角色與潛力，并提出了進一步推動全球清潔能源轉型的建議。文章以英文和中文兩個版本呈現。第二篇分析了制定農業轉型金融標準面臨的挑戰，梳理了國內

9、外農業轉型金融標準的現狀，并展望了標準未來的完善方向。最后，在“央行與監管機構政策追蹤”欄目，我們總結了自2024年10月至2025年1月央行和監管部門推出的支持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希望本期內容能夠一如既往地為讀者帶來理論思考和實踐啟發！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編輯部 2025年2月本期導讀馬駿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兼職教授 宏觀與綠色金融實驗室聯席主任 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 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黃卓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長 BiMBA商學院院長 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副院長 宏觀與綠色金融實驗室聯席主任何曉貝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宏觀與綠色金融實

10、驗室副主任本期副主編：吳明華邵丹青執行編輯：張靜依文字編輯：張 欣季報編委會成員：主 編：執行主編：(按姓氏筆畫排序)馬險峰北京綠色金融協會副會長中誠信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中碳科技(湖北)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徐晉濤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環境與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殷 紅中國工商銀行授信審批部資深專家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副主任黃小薏富達國際中國區董事總經理富達基金董事長黃世忠 廈門市政協副主席廈門國家會計學院教授梅德文 北京綠色交易所副董事長北京綠色金融協會秘書長北京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服務中心主任征稿啟事尊敬的讀者：您好！誠摯地邀請您向本刊投稿，分享您

11、的觀點、經驗和案例，與我們一起探索如何應對氣候變化，推動可持續金融的發展和創新。請將您的稿件發送至郵箱：，并在郵件標題中注明“投稿”。我們將安排專人負責稿件的收集和反饋。請勿一稿多投。稿件要求：1.主題聚焦于氣候政策、可持續金融、綠色金融、碳市場等相關領域；2.形式以觀點文章、研究文章、案例分析等為主；3.字數在4000-6000之間；4.請注明您的姓名、單位、職務及郵箱。期待您的投稿，并期待與您的交流和合作！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編輯部目 錄 G-LAB封面文章 /2綠色產業政策：是非功過？/2 百家灼見 /9綠色產業政策的理論邏輯與政策實踐兼論其對中國的啟示 李曉萍 郭雅萌 /9國際碳

12、足跡數據庫對中國的啟發以電力碳足跡為例 黃卓暉 蔣小謙 /18 研究分享 /27How can Chinese Export Finance Institutions accelerate and lead on clean energy finance?/27 中國出口金融機構如何推動并引領全球清潔能源融資？賈子群 Max Schmidt Igor Shishlov /44農業轉型金融標準：現狀與展望邵丹青 李少欣 /54 央行與監管機構政策追蹤(2024年10月-2025年1月)/61 版權 /672封 面文 章綠色產業政策：是非功過？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很多國家逐步推行以綠色為

13、導向的產業政策且已成為趨勢。產業政策是指政府為調整經濟結構、引導資源流向具有發展潛力的領域而實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綠色導向的產業政策涵蓋補貼、標準設定、行政法規、市場機制等多種手段（Criscuolo 等，20221）。本文聚焦于綠色補貼政策。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定義2，補貼政策包括財政撥款、稅收減免等多種措施。盡管產業政策在發展中國家的應用較為普遍，但長期以來，發達國家對于產業政策的實施持審慎態度，并且學術界對于產業政策始終爭議不斷。然而，由于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近年來產業政策在發達國家呈現復興的態勢。尤其在新冠疫情之后，這一趨勢進一步強化，綠色產業政策被視為實現凈零排放目標

14、和促進就業增長的關鍵舉措。當前，歐盟和美國均致力于推進綠色產業政策。歐盟通過“歐洲綠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EGD）”配套的“綠色協議產業計劃（Green Deal Industrial Plan，GDIP）”，大幅增加了對綠色產業的支持；美國則通過通脹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IRA）等立法措施，為清潔能源和電動汽車行業提供財政補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統計數據顯示，在新冠疫情后的經濟復蘇計劃中，各國政府對低碳技術的財政支持顯著提升，美國和歐盟在綠色領域的財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均達到了 3.0%。自 2020年到 202

15、2 年，將綠色產業政策目標深度整合至預算編制并執行綠色預算措施的 OECD 成員國數量，已從 14 國增加至 24 國（OECD，20243）。盡管如此，經濟學家對于綠色產業政策的潛在效應及其實施路徑的見解仍存在諸多分歧。在全球政治光譜普遍向右偏移的宏觀背景下，綠色產業政策的發展趨勢愈發成為一個值得深入剖析和持續關注的議題。一、為什么實施綠色產業政策？（一）氣候危機嚴峻而碳定價機制效力不足氣候系統的惡化呈現出顯著的非線性特征，一旦突破臨界點，系統的恢復將變得極為困難，甚至可能引發整個生態系統的崩潰。當前，氣候臨界點逼近的現實風險正日益凸顯。世界氣象組織（WMO）發布的 2023年全球氣候狀況

16、報告揭示，溫室氣體濃度、地表溫度、海洋狀況等多項氣候變化關鍵指標均創歷史新高，氣候系統正趨近乃至跨越多個全球性的閾值。Copernicus 的最新報告也指出，2024 年全球平均氣溫升幅首次突破了工業化前水平的 1.5，標志著全球變暖危機正在急劇升級。許多專家認為，鑒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態勢，一切有助于減緩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包括財政補貼、行政法規等，都應納入考量范疇。傳統上，碳定價機制被視作減少碳排放的最有https:/www.oecd.org/en/topics/green-industrial-policies.html.https:/climate.copernicus.eu/co

17、pernicus-2024-first-year-exceed-15degc-above-pre-industrial-level.3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G-LAB封面文章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Quarterly Update)效率的手段，但是最有“效率”并不意味著最有“效果”。由于不同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結構、能源稟賦以及政治決策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碳定價政策的制定和廣泛實施面臨著諸多挑戰。囿于公眾接受度低、行業游說力量強大等社會因素的制約，碳定價政策在許多國家和地區被列入“政治上不可行”的選項。此外，碳稅的累退效應進一步惡化了這一困境，高碳價往

18、往導致收入分配不平等現象的加劇。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政府治理能力相對有限，難以實施有效的再分配政策來緩解這一負面效應，從而使得公眾對碳定價政策的抵觸情緒更為強烈。即便在發達國家，政府提高碳價也多次激發民眾的強烈反對，甚至影響政府更迭。在上述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目前碳定價機制僅覆蓋了全球碳排放總量的 23%左右，且碳價格普遍偏低。全球僅有 5%的碳排放價格水平能夠達到實現巴黎協定目標的要求。研究顯示，自 1990 年代以來，受碳定價政策影響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年均下降率僅為 0%-2%，遠低于應對氣候變化所需的水平（Errendal,Ellis 和 Jeudy-Hugo，20234）。鑒于碳

19、定價機制面臨的現實障礙以及氣候問題的緊迫性，許多經濟學家提議應更加重視包括財政補貼、行政調控在內的各類產業政策。例如，Stiglitz(2024)認為，市場并非萬能的，僅憑市場機制（例如碳定價）無法解決復雜的經濟與社會問題，產業政策的重要性應當重新提上議程。與此同時，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內的國際機構，也在理論與實踐的探索中不斷調整其政策立場，從早期主要聚焦于碳定價機制的單一政策路徑，逐步發展到當前積極倡導結合碳定價、財政補貼等多元化政策工具的綜合施策框架。（二）更容易獲得民眾支持在眾多產業政策工具中，以補貼為主的政策因其較高的公眾接受度和實施便利性而備受推崇（Muth，20235）

20、。一方面，實施綠色補貼的程序相對簡單，政府可以通過財政撥款、稅收優惠等方式直接向相關企業和項目提供資金支持。相比之下，碳定價需要建立復雜的市場機制，如碳交易市場，涉及配額分配、交易規則制定等多個環節，實施難度較大。另一方面，綠色補貼能夠直接降低可再生能源和綠色技術的成本，而碳定價則會增加生產和生活成本，因此綠色補貼更容易獲得消費者和企業的青睞。例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Bown 和 Clausing（20236）指出，在美國參議院民主黨和共和黨勢均力敵（50-50 的席位分配）的背景下，推行新的碳稅或碳市場機制幾乎不可能，而補貼等產業政策則更加具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綠色產業政策往往被賦予多

21、重目標，包括增加就業、減少對關鍵供應鏈的依賴、振興制造業、加強國家安全等，這些目標在政治層面上更容易推行。此類多重目標在美國通脹削減法案（IRA）和歐盟“綠色協議產業計劃”（GDIP）的官方文件中均得到了明確體現（The White House，20237；The EU Council，20248）。根據美國政府的宣傳資料，IRA 實施的清潔能源投資創造了 33 萬個就業崗位，其中75%的私營部門清潔能源投資流向了家庭收入低于中位數的縣。正如 Bown 和 Clausing（20236）所指出的，美國 IRA 著重于創造大量綠色就業崗位，旨在確保低碳轉型獲得持續和廣泛的政治支持。這些綠色就業崗

22、位主要集中分布在美國總統大選的關鍵搖擺州，反映出選舉策略的考量，同時也構成了對抗特朗普政府可能出現的氣候政策倒退的有效防線。除了國內經濟因素，IRA 的出臺還受到了中美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的影響。Bown 和Clausing（20236）進一步分析認為，由于中國在多項清潔能源技術上占據領先地位，美國擔憂中國可能利用這一領域的市場優勢，以出口限制作為經濟或政治施壓的武器。因此，美國 IRA 采取了具有明顯地域傾向的歧視性政策?？傊?，綠色補貼類措施因其兼顧就業、國家利益等多重考量，往往更容易獲得廣大民眾的認可與支持。Stiglitz2024年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演講“TheResurgenc

23、eofIndustrialPolicyandtheNewProtectionism”.https:/www.whitehouse.gov/cleanenergy/tax-guidance-explainers/2024/12/19/2024-in-clean-energy-tax-credits-year-in-review/.4（三）糾正綠色技術發展中的市場失靈除了政治層面的考量，各界對于產業政策在經濟領域所發揮作用的探討更為熱烈。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綠色產業政策有助于解決一些關鍵的市場失靈問題，尤其是綠色技術創新面臨的障礙，這對于全球的低碳轉型至關重要（如 Acemoglu，20239）。首

24、先，全球碳價遠未能充分反映碳排放的環境成本，導致高碳排活動的成本被低估，綠色投資的相對回報過低，從而阻礙了綠色技術的發展（OECD，20242）。這種市場失靈使得綠色技術缺乏足夠的投資，發展緩慢。其次，在技術應用過程中，知識溢出效應表現顯著，特別是在綠色創新領域。Dechezleprtre,Martin 和 Mohnen（201410）的研究表明，綠色創新的知識溢出效應比高碳技術高出 60%。由于存在這類外部性，市場機制往往無法充分激勵綠色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創新活動的正外部性亦未能在市場價格中得到體現，導致對綠色創新的投資不足。這種市場失靈現象也是實施綠色補貼政策的主要理由之一。再次，“路徑依

25、賴”導致了“化石能源陷阱”。Acemoglu 等（201211）指 出，現 有 的 政 策 討論往往將技術視為外生變量，包括 Nordhaus 的DICE 經典模型亦是如此。在這一模型框架下，僅需碳稅（碳定價）這一單一政策工具，便能推動經濟結構向低碳方向轉型。然而在現實中，技術進步并非單純的外生變量，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內生性。當化石能源技術遙遙領先于綠色技術，且化石能源產品的市場規模遠超綠色產品時，會進一步激發化石能源技術的創新活力，即產生“路徑依賴”。例如，在美國頁巖氣繁榮時期，可再生能源的專利申請數量顯著下滑，這表明化石燃料的繁榮可能會抑制綠色創新，并導致所謂的“化石能源陷阱”。Acem

26、oglu 等（20239）強調，在內生技術進步的理論框架下，推動經濟結構的低碳轉型必須同時運用兩個工具：碳稅（碳定價）和對綠色技術的補貼。對綠色技術的補貼能夠改變技術進步的方向，引領經濟結構邁向綠色低碳的發展模式。此外，綠色補貼還可以幫助消除其他可能限制清潔技術投資和采用的障礙，例如電動車領域因用戶數量有限導致的充電樁不足問題（即網絡效應），以及跨部門合作中所遇到的協調難題（Criscuolo,Dechezleprtre 和 Lalanne，202312；OECD，202313；Dressler 和 Warwick，202414；Cervantes 等，202315）等。鑒于上述綠色技術創新與

27、應用面臨的問題，綠色補貼等產業政策通過提供超越市場價格的額外收益，即“政策租金”，幫助綠色技術在成本上與傳統高碳技術競爭（Shadikhodjaev，201816）。更重要的是，“通過實踐學習”（learning by doing）的效應在新興技術領域尤為顯著（Popp，200217；Thompson，201018；Popp，201019），隨著累計產出的增加，單位生產成本通常會下降，補貼機制在此扮演著關鍵角色。許多研究表明（Banares-Sanchez 等，202420；Gillingham 和 Stock，201821），自 21 世紀初期，全球太陽能電池板成本快速下降，與中國在太陽能光

28、伏領域的主導地位日益提升及其綠色產業政策的實施有顯著相關性。甚至有研究（Bistline，Mehrotra 和 Wolfram，202322）認為，在“通過實踐學習”的情境下，補貼政策優于碳稅。二、綠色產業政策有什么爭議？產業政策一直是學術界和政策界的爭議焦點。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盡管綠色產業政策獲得了較廣泛的支持，但仍無法避免政策設計和執行中的問題和阻礙，甚至可能引發更復雜的國際貿易爭端。（一）政策設計與實施難度大政府在設計和實施綠色產業政策時，所遇到的核心難題在于如何準確地選擇具有潛力的技術、行業或企業進行支持。首先，預測新技術的潛力極具挑戰性，且決策錯誤的成本高昂。正如 Rod

29、rik（201423）所指出的，產業政策旨在發現和發展5適當的新技術和產品，但不能期望在所有情況下都成功，存在成本高昂的失敗和浪費稀缺公共資源的風險。其次，信息不對稱問題突出，政府在選擇支持對象時，往往難以獲取關于企業技術潛力、市場前景及環境效益的充分信息（Dressler 和Warwick,202414）。例如，一家企業聲稱擁有突破性的環保技術，但政府卻缺乏相關的專業知識，無法確認該技術的可行性和先進性。在這種信息不足的情境下，政府容易誤將效率低下、難以帶來預期氣候或經濟收益的企業和技術納入支持范圍。最后，理想情況下，政府應根據不同企業的學習能力和產業的動態規模經濟等因素制定差異化的支持策略

30、。然而，現實中政府往往難以獲取足夠的信息來實現這種精細化的政策設計，容易導致“一刀切”的支持方式，無法達成預期的政策效果。同時，當支持措施對行業內所有企業無差別對待時，大企業由于規模優勢和資源積累，往往能更容易地獲得政府的支持，而小企業則可能被邊緣化，進而引發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Pack 和 Saggi,200624）。產業政策在實施時，存在受到特定利益群體干預的風險。特別是綠色產業政策，它顯著地、集中地影響著如新能源生產商等特定利益團體，也正因如此，相較于其他政策，綠色產業政策的實施進程和效果更容易被這些明確的利益集團所左右。同時，這些補貼政策的財政支出往往不是一次性付清，而是采用分攤或延后

31、支付的方式，例如上網電價補貼。這使得政策執行初期的成本并不明顯，從而加重了政策被不正當影響的風險，因為普通大眾和相關利益方很難全面、準確地了解和監督政策的真實成本（Pegels,201425；Furman，202326）。（二）成本與效益不匹配首先，綠色產業政策的實施通常需要大量的政府補貼和財政支持，這不僅增加了政府的財政負擔，還引發了關于社會公平和福利分配的爭議。例如，根據 Levinson 等（202427）的研究，美國通脹削減法案（IRA）未來十年的財政成本預計將達到 8000 億到 1.2 萬億美元之間。歐盟在 2021-2030 年間實施歐洲綠色協議所需的額外年度投資預計將超過 50

32、00 億歐元（Speck 等，202328）。這些高昂的成本不僅會給政府預算造成沉重壓力，還可能擠占其他社會福利項目的資金，即意味著削減教育、醫療等同樣至關重要的社會領域的資金。此外，補貼可能會集中在某些特定行業或企業，而忽視了其他需要支持的領域或群體，進一步加劇社會不平等（OECD，20242）。其次，在實現同等減排效果的情況下，補貼政策的經濟成本顯著高于碳定價機制（Capelle 等，202329）。十年前，法國和德國在實施早期可再生能源電力政策時，采用了高于市場價格的上網電價補貼，每單位減排成本高達每噸二氧化碳 1000歐元，比同期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EU ETS）的價 格 高 出 50

33、 至 100 倍（Blanchard,Gollier 和Tirole,202330）。Furman（202431）指 出，美國通脹削減法案（IRA）的減排成本為每噸二氧化碳 45 至 61 美元，而若在電力行業實施每噸 10 美元的碳稅，或在更廣泛的經濟領域內實施更低水平的碳稅，即可達到相近的減排效果?？紤]到 IRA 在短期內的減排依賴于更昂貴的技術，其經濟成本比碳稅高出約十倍。Zhang，Burke 和Wang（202432）的研究也顯示，中國電動汽車補貼的邊際減排成本高達每噸二氧化碳 4453 元人民幣（約合712美元），遠超當前的碳排放市場價格。最后，補貼政策還可能刺激能源需求的增長，并

34、引發資源錯配的問題。補貼降低了能源價格，減弱了居民和企業節能減排的動力，甚至可能激勵企業擴張，反而會增加能源消耗和排放，削弱補貼政策本應實現的減排效益（Furman，202326）。眾多研究（Capelle 等，202329；Criscuolo 等，20221；Furman，202326）均指出，補貼機制可能導致市場扭曲，支持效率低下甚至無競爭力的企業，破壞市場公平競爭，阻礙資源向高效率領域流動，進而降低整體經濟生產率。在中國，早期對新能源汽車的補貼政策也被認為導致了產能過剩（李曉萍等，201933；澤匯資本，202534）。例如，一些地區兩級政府的補貼總額高達每輛車6-10萬元，一些小型電動

35、車甚至實現了零成本或負成本，受高額補貼優惠政策誘惑，大量汽車生產商過度生產，引發價格戰等現象。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G-LAB封面文章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Quarterly Update)6（三）補貼競賽與關稅壁壘除了在國內層面產生公共資金的浪費與資源的錯配等問題外，某些綠色產業政策的推行還可能在國際貿易領域掀起諸多爭議，包括加劇補貼競賽的風險以及關稅壁壘所帶來的挑戰等復雜問題。首先，目前許多國家采取的綠色補貼措施加劇了全球范圍內補貼競賽的風險，扭曲了國際貿易。尤其是那些傾向于國內供應商而非國外競爭對手的補貼政策（例如 IRA），造成的貿易扭曲

36、效應尤為突出（Bahar 等，201335）。Evenett 等（202436）的研究指出，在一國對某一產品實施補貼后，另一國在一年內對該產品實施補貼的可能性高達 74%。而對于那些無法提供同等規模財政補貼的國家，其國內市場和投資環境的吸引力明顯下降。各國為了保護本國產業的競爭力，可能會采取更多的政策干預，如歧視性的補貼措施（如 IRA規定，只有在北美地區組裝的電動汽車才能享受稅收抵免優惠），從而引發國際貿易爭端。其次，補貼引發的貿易保護措施不僅會加大全球減排的成本，還可能導致全球經濟的碎片化，影響經濟整體的穩定和增長。Amiti,Redding 和Weinstein（201937）的研究顯示

37、，關稅壁壘導致的全球供應鏈重組，如企業重新配置其全球生產網絡，會使得生產成本提高，綠色產品的價格上升、購買力下降。例如，歐洲在發展太陽能光伏制造業時，與中國的成本競爭力差距為每瓦 0.08美元（Meidan,Hove 和 Andrews-Speed，202338）,如果使用補貼促使太陽能產業鏈全部布局在歐盟內部，REPowerEU 計劃將額外花費360 億美元才能滿足其清潔能源目標，這將導致減排成本大幅增加。此外，關稅壁壘損害了國際貿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還可能導致全球經濟的割裂和碎片化，影響全球經濟的穩定和增長。最后，發達國家的補貼政策還可能抑制發展中國家綠色產業的發展，加劇全球綠色經濟的不平

38、等現象。Kleimann（202339）和 Terzi（202240）的研究指出，補貼競賽和關稅壁壘能夠使高收入國家和大型新興市場經濟體憑借其雄厚的財力和資本市場優勢，為本國綠色產業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而發展中國家的財政資源非常有限，難以出臺大規模的補貼政策與發達國家競爭，從而阻礙了發展中國家的綠色產業發展，加劇全球低碳投資的不均衡，也削弱了全球對綠色轉型的支持和推動力度。三、總結與展望盡管產業政策在實踐中面臨著諸多爭議與挑戰，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綠色產業政策對于推動全球綠色經濟轉型的重要性不容忽視。例如，曾任奧巴馬政府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 Jason Furman，盡管對產業政策持批評態度

39、，也承認在面對氣候變化的嚴峻挑戰時，相比躺平和不作為，美國政府實施通脹削減法案（IRA）的產業政策不失為一種更加積極的策略。在此背景下，學者們就如何更好地設計和執行綠色產業政策進行了廣泛討論，主要觀點包括以下四方面。一是提高政策透明度，強化政策評估。例如，構建開放的信息共享平臺，實時更新政策執行進展以及相關數據，提升信息透明度，有助于遏制政策執行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腐敗現象及權力尋租等不正當行為（Rodrik,201423）。同時，構建有效的評估機制對于監測政策的實施成效并及時調整政策方向至關重要。然而，就綠色產業政策而言，當前面臨的關鍵挑戰是政策評估所需的碳排放等數據基礎尚不健全，亟需加強碳核算

40、體系建設、推動更廣范圍的排放信息披露。二是明確政策的目標與時限性，減少市場不確定性以激勵投資。例如，明確補貼的期限對于增強市場的透明度和可預測性至關重要，這能夠顯著降低因政策變動帶來的不確定性風險，為投資者構建一個更加友好和可信賴的投資環境（Criscuolo,Dechezleprtre 和 Lalanne,202312；Dressler 和 Warwick，202414）。三是因地制宜，精準施策。政策的制定應充分考慮技術成熟度、市場供需狀況以及政策目標的動態調整。如對于尚在研發初期的綠色技術，研發補貼和稅收減免是重要的激勵手段，能夠有效降低創7新成本，推動技術突破；而對于已經具備商業化條件的

41、技術，則應通過政府采購、市場準入優惠等措施加速其市場推廣，以提升市場份額和競爭力。四是加強國際合作與協調，尤其是中國、美國以及歐盟在氣候治理與貿易協作領域的共同努力顯得尤為迫切。每個經濟體都需要在承諾大幅減排的基礎上，做出一定的利益讓步，以換取貿易伙伴在其他領域的合作。例如，Bown 和 Clausing（20236）建議，中國應減少采用出口管制等可能被視為“武器”的措施，以消減貿易伙伴的疑慮，并堅定承諾遵循世貿組織框架下的補貼規則，目標是讓中國的補貼措施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穩定自身的貿易環境；美國則應加速推進碳定價機制的應用，推行非歧視性的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同時避免使經濟體制差異成

42、為合作道路上的絆腳石，目標是避免中國等重要貿易伙伴國采取不必要的報復行為；歐盟應深化 CBAM 的細則，減少對中國等貿易伙伴采取報復性措施，同時認可合理補貼的存在，從而換取中國等貿易伙伴對 CBAM 的認同。通過這些具體行動，各方或能減少貿易摩擦，加速全球氣候治理進程。（執筆人：吳明華，何曉貝）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G-LAB封面文章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Quarterly Update)參考文獻：1 Criscuolo,C.et al.(2022),An industrial policy framework for OECD count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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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Green Finance(Quarterly Update)百 家灼 見綠色產業政策的理論邏輯與政策實踐兼論其對中國的啟示近年來，氣候變化與全球經濟轉型的雙重挑戰推動綠色產業政策迅速崛起，成為各國應對復雜局勢的重要政策工具。同時，能源危機、全球供應鏈安全問題以及綠色技術競爭的加劇，使綠色產業政策的戰略意義進一步凸顯。這些變化尤其體現在綠色產業政策從東亞等后發經濟體向先進工業經濟體的擴展中（Lewis,2024）。清潔能源行業正迅速成為全球增長潛力巨大的戰略性產業，而中國在該領域的供應鏈關鍵環節中占據主導地位，引發了其他國家對經濟和技術競爭的深刻關注（Allan&Nahm,2024）。作為回應

64、，美國、歐盟與日本等主要國家在圍繞以綠色經濟與綠色發展為核心的綠色產業政策方面也進行了數額龐大的投入（見下圖 1），以期抓住綠色發展的機遇，通過綠色產業政策來塑造技術變革和經濟發展的方向。諸如：美國通過通脹削減法案（IRA）推動清潔能源投資，歐盟則以綠色交易工業計劃（GDIP）和凈零工業法案（NZIA）構建綠色價值鏈，日本則以綠色轉型（Green Transformation，GX）為基礎，以減排來促進經濟增長。這些以綠色發展為核心目標的政策不僅致力于應對氣候目標，也通過重新配置供應鏈和刺激綠色技術創新，成為全球競爭的新焦點。世界各國圍繞綠色產業政策所進行的巨額投入及其引發的經濟與技術方面的競

65、爭，不僅重塑了全球經濟秩序，也帶來了新的地緣政治挑戰和貿易沖突。在此背景下，如何設計更加包容、高效且具有競爭力的綠色產業政策方案，對中國而言，不僅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路徑，更是鞏固中國在全球綠色產業鏈中的核心地位、應對國際競爭新格局的重要戰略選擇。美國(IRA)歐盟(GDIP+REF)330733140260231*日本(GX)中國(Clean tech)02004006008001000圖1 美國、歐盟、日本與中國各國為實現凈零的資金投入數據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2023),A Green Deal Industrial Plan for Net-Zero Age

66、,Credit Suisse.所有數值均以歐元計算。瑞士信貸估算未設上限的稅收抵免總額遠高于3300 億歐元，實際總額達 5610 億歐元。李曉萍中南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郭雅萌中南大學商學院博士研究生李曉萍（1978-），女，河南洛陽人，中南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區域經濟；電子郵箱：。郭雅萌（2001-），女，河北邯鄲人，中南大學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區域經濟；電子郵箱：。10一、綠色產業政策的理論演進（一）綠色產業政策的基本邏輯與目標與傳統產業政策和環境政策相比，綠色產業政策的目標更加廣泛，既關注經濟競爭力的提升，也致力于解決氣候變化和推動全球

67、綠色轉型等社會優先事項。因而，作為一種綜合性政策工具的綠色產業政策，具有顯著不同于以往政策的特征，諸如關注環境外部性、致力于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需要結合技術對環境的影響對投資行為進行系統的引導以發展有益于環境的“好技術”、需要特別全面的政策協調等（Altenburg&Pegels，2012；Ltkenhorst et al.,2014；Altenburg et al.,2017）。鑒于解決環境外部性等市場失靈問題是綠色產業政策的理論起點，也就是說，綠色產業政策的本質仍然是為了解決市場失靈問題，而技術創新外部性和環境外部性是導致市場失靈的兩個關鍵問題（李曉萍等，2019）。技術創新的正外部性會使

68、得企業無法完全獲取創新收益，從而抑制了綠色技術的研發與推廣；環境污染的負外部性則使得市場難以反映資源的真實環境成本，導致生態資源的過度使用與浪費。由此，就顯見綠色產業政策的基本邏輯是通過政府干預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借助于各種政策工具組合的設計與實施，以激勵創新活動、引導資源流動并規范污染行為，對市場失靈的缺陷予以矯正?；谶@一邏輯，綠色產業政策的目標不僅在于糾正市場失靈，更在于實現經濟增長、環境保護與社會公平的多重目標（Tagliapietra et al.,2023），推動多維度的經濟與社會轉型，以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資源挑戰。綠色產業政策的基本邏輯決定了其實現過程必須進行全面的政策協調以推進綠

69、色相關領域的投資與技術進步，致力于解決環境外部性促進經濟社會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要促進各國經濟社會環境以綠色經濟與綠色發展為方向和目標，切實推動經濟發展路徑轉型和重構，就涉及到各國基于其國內經濟優先事項、全球競爭力的壓力以及希望在全球生產和貿易網絡中占據更有利位置的需求（Allan et al.,2021）。因此，綠色產業政策在目標設定上，體現出經濟發展、環境治理、社會包容等多個維度相融合的綜合性目標。具體而言：在經濟維度層面，綠色產業政策通過推動綠色技術的創新和產業升級，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與可持續性；在環境維度層面，通過內化環境外部性，減少污染排放和碳足跡，助力實現全球氣候治理目標；在社會維

70、度層面，通過公平導向的政策措施，降低綠色轉型對弱勢群體的沖擊，促進包容性發展。與之相對應的，隨著全球氣候治理壓力的增加和綠色技術競爭的加劇，綠色產業政策逐漸從單一的市場失靈矯正工具，擴展為系統化的經濟戰略工具，政策的重點也從國內資源配置優化延伸到全球技術競爭和生態治理（Allan,2024）。（二）綠色產業政策的約束條件正如上文所言，被視為有助于實現經濟社會等多維度綜合性目標的關鍵手段，綠色產業政策的最終實現與當前和未來經濟發展模式及與之相關的關鍵技術的發展、各國如何有效地設計和制定政策、如何加快綠色技術的發展和應用等問題密不可分的。此外，面對真實世界的綠色產業政策，其設計及具體實施過程也要關

71、注并設法解決經濟體的競爭力、包容性和經濟效率可能面臨的挑戰及風險（OECD,2024）。在綠色產業政策實施過程中，既要把握技術機遇又要應對挑戰，就必須正視政策設計、制定與實施中的多重約束。這些約束直接影響著政策目標的理論可行性、實踐路徑選擇及最終成效。從理論上看，經濟模式、技術條件、體制機制和國際戰略構成了綠色產業政策的四重約束條件，也共同決定了政策的設計框架和執行邏輯。經濟模式約束是綠色產業政策面臨的首要挑戰。傳統的資源密集型經濟增長模式以高資源消耗和高環境代價為基礎，這種模式雖然推動了工業化和經濟快速增長，但也導致了嚴重的生態破壞和資源枯竭。在全球氣候治理背景下，推動經濟增長與碳排放的“脫

72、鉤”成為綠色產業政策的核心目標。這種脫鉤不僅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要路徑，也是未來經濟競爭力的重要體現。綠色產業政策需要通過技術創新、產業轉型和市場激勵等手段，推動低碳經11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百家灼見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Quarterly Update)濟模式的建立，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雙贏。綠色產業政策在實現過程中面臨的關鍵或者說核心問題是技術條件約束問題，該問題反映了綠色技術發展中的高風險性和不確定性。由此，也需要關注綠色產業政策在設計和實施過程中的靈活性，以應對不斷變化的情況，如新的環境風險評估、新出現的技術選擇或不斷變化的價格等（

73、Altenburg et al.,2017）。此外，考慮到清潔能源技術、低碳制造技術等綠色技術通常面臨高研發成本和市場推廣難題，私人企業因無法獲得與風險相匹配的回報，往往缺乏投資動力，這就需要政府通過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和研發支持等手段提供激勵，降低技術開發門檻。而在政府對相關技術提供政策支持的同時也尤其需要謹慎對待綠色技術的路徑依賴問題。因為如果政府在技術研發初期就進行技術選擇，可能導致該技術發展陷入“低端鎖定效應”，并且使得其他潛在技術的發展空間被壓縮甚至扼殺。綠色產業政策的獨特特征之一是其需要全面的政策協調，而全面的政策協調可能受到來自既定的體制機制的約束。設計與落實綠色產業政策需要的政策

74、協調是全面的，涉及多個政府部門、地方政府以及私營企業的廣泛參與。其中，既有制度框架下所提供的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分工合作及其之間的利益博弈規則、政策制定組織機制與程序及其在執行過程中自上而下的有效對接與自下而上的及時反饋等機制設計，是綠色產業政策能否遵循其設計初衷貫徹執行并實現預期效果的關鍵。除此之外，綠色產業政策在政策設計和執行過程中的透明性和公平性也是需要關注的重要問題。因為綠色產業政策需要在充分信息的前提下廣納各利益相關方的意見并予以充分協調和體現，才能夠盡可能減少或者避免政策設計與執行過程中的各方之間的利益沖突、政出多門、有令不行等常見問題，及可能削弱政策效果甚至導致資源浪費的尋租行為。除

75、此之外，國際戰略約束是近年來綠色產業政策領域凸顯的新興維度，主要源于各國在全球化與地緣政治的雙重挑戰下，對能源安全和綠色技術競爭的高度關注。這使得國際戰略在大國博弈的背景下，成為綠色產業政策所面臨的全新約束。伴隨著全球綠色經濟競爭的日益加劇，各國通過實施綠色產業政策以搶占未來產業鏈的主導地位和綠色技術的全球市場份額的競爭也更趨焦灼。例如，美國通過 通脹削減法案 加大對本土清潔能源產業的支持，而歐盟則通過碳邊境調節機制保護其本土市場。（三）綠色產業政策的原則綠色產業政策作為應對氣候變化和推動經濟轉型的重要政策工具，聚焦于通過經濟增長、環境保護與社會公平多維度目標相結合的方式加快發展方式的綠色轉型

76、，其原則也相應的體現了其在技術、經濟和社會領域的綜合性和動態性。這些原則為綠色產業政策的設計與實施提供了理論指導，同時也彰顯了綠色產業政策之于人類經濟活動走向可持續發展意義攸關。由上文提及的綠色產業政策獨具的顯著特征，及其在目標設定上所強調的協調性與導向性，顯見：綠色產業政策不僅有助于一國通過技術發展提升產業和企業的競爭力，以應對當前各國在經濟領域與技術領域遭遇的挑戰，而且在更廣泛的層面上強調各國應致力于關注碳減排等環境治理與保護和社會公平等多元目標。為了實現這些目標，綠色產業政策需要協調產業政策的經濟訴求與環境政策的氣候訴求，避免多目標之間的沖突。與之相應的，在政策工具的選擇上，綠色產業政策

77、需要采取碳定價、補貼、稅收優惠、標準制定等多種政策手段工具的精準組合，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創新推動經濟與環境的協同發展（Tagliapietra et al.,2023），助力重塑經濟結構變革的方向。其中，技術創新無疑是在推動經濟結構變革過程中最關鍵的因素，綠色產業政策對于技術創新的需求，必然是著眼于推動清潔技術的開發與推廣的方向引導投資行為。但是在此過程中，需要考慮到處于發展初期的綠色技術，往往面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和極為高昂的技術研發成本。鑒于此，綠色產業政策需要通過試驗、風險分擔和信息共享等方式，為綠色技術的實現與突破提供政策支持。此外，綠色產業政策還需要解決新技術發展初期可能面臨的化石

78、燃料技術的路徑依賴問題，為清潔技術的使用、12推廣和充分發展提供可行支持與路徑。因此，在技術創新方面，綠色產業政策所要遵循的原則即是優先支持清潔技術，通過降低技術開發的門檻和激勵市場需求，將資源和需求導向綠色技術。而在政策設計和實施過程中，遵循公平競爭與合理選擇是綠色產業政策的關鍵原則。綠色產業政策的政策設計應優先考慮社會回報和私人收益之間的差距，確保優先支持具有更大社會效益的技術路徑（Aghion et al.,2011）。綠色產業政策的具體實施過程，則需通過具有普適性的功能型政策與具有針對性的選擇性政策工具進行合理有效結合，以確保不同清潔技術之間的公平競爭，避免單一技術路線的發展對其他潛在

79、技術形成壓制。同時，綠色產業政策對于技術創新的支持應設有時間限制，并根據技術發展的具體情況進行動態地調整政策支持方向，以保證政策的靈活性、可持續性和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此外，鑒于綠色產業政策還注重多目標的兼容性、經濟發展方式更具包容性與各方參與的廣泛性，以及氣候危機和綠色轉型可能帶來的經濟與社會變革，意味著綠色產業政策需要且能夠吸納公共部門、私營企業以及社會組織的共同參與（Martin&Verhoeven,2022）。在此過程中，綠色產業政策應充分調動和強化公共-私營部門的合作，以實現風險及時且有效分擔、資源全面且高效整合和利益充分協調和體現。此外，經濟結構在綠色轉型過程中可能對傳統產業

80、和弱勢群體帶來各種沖擊，這就需要政府部門應對可能的沖擊進行提前預估并及時通過提供補貼、就業支持和職業培訓等手段為受沖擊者提供援助，以充分保障社會公平與經濟發展的包容性（Aghion et al.,2019）。二、綠色產業政策的國際實踐對比表1 綠色產業政策的國際實踐對比國家維度美國歐盟日本中國政策目標2050 年實現碳中和2030 年減排 50-52%推動清潔能源發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增強能源安全 推動綠色技術創新2050 年實現碳中和2030 年減排 55%建設綠色價值鏈，提升韌性2050 年實現碳中和 2030 年減排 46%穩定能源供應和去碳化平衡 提高產業競爭力，促進經濟增長2060

81、 年實現碳中和 建立綠色低碳經濟體系 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改善生態環境政策工具 稅收激勵（PTC,ITC）溫室氣體減排基金 貸款擔保 研發支持和直接資金投入 碳定價（EU ETS）合同差價（CfDs）綠色金融支持 簡化項目審批流程 支持增長的碳定價（碳稅和碳交易 GX-TES）氣候轉型債券 國際碳信用機制（JCM）合同差價（CfDs）碳市場交易（全國碳市場）財政補貼、綠色債券 綠色技術研發與推廣實施機制 聯邦與州政府協作 私人資本與社區參與 公平分配資金，關注弱勢群體 成員國間協作 EU 統一監管與資金分配 國際協作 重點簡化法規、提升效率 GX 實施委員會 GX 聯盟 加強與國際合作伙伴技術輸

82、出（AZEC）政府主導與市場調節結合 地方政府具體執行 跨部門協作，強化公眾參與13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百家灼見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Quarterly Update)國家維度美國歐盟日本中國政策效果 可再生能源投資顯著增長 創造數十萬個清潔能源相關崗位 氣候目標 2030 年顯著進展 可再生能源比例提升 綠色價值鏈初步形成，但政策執行效率有待提高 氫能、電池等技術突破 為碳定價機制的全面實施奠定基礎 可再生能源投資增加，但比例提升速度仍需加快 資源利用效率提升 產業結構優化 在新能源和環保技術方面取得創新性成果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美國、歐盟、日

83、本和中國政府發布的相關文件整理而得。為了對比代表性國家/地區在綠色產業政策方面的具體實踐，本文對美國、歐盟、日本和中國在綠色產業政策方面的政策目標、政策工具、政策實施機制及其政策效果進行了梳理（見表 1）。通過比較美國、歐盟、日本和中國在綠色產業政策實踐中的共性與差異，顯見這些國家/地區在綠色產業政策實踐中存在諸多共性：其一，這些代表性經濟體均設定了長期的碳中和目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其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所做出的共同承諾；其二，這些目標不僅涵蓋溫室氣體減排，還涉及清潔能源的發展、綠色技術的創新以及經濟增長的促進，顯示出綠色產業政策的綜合性和多元化。與此同時，這些代表性經濟體在側重點上存在顯著差

84、異，如美國政策目標的側重點突出強調了能源安全問題，對于安全問題的關注也顯著不同于其他經濟體。結合各經濟體的具體政策實踐，詳述如下：（一）綠色產業政策的目標美國政府于 2022 年通過了通脹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簡 稱 為 IRA，也 稱H.R.5376 法案），明確指出以環境保護為目標，致力于為氣候與新能源相關項目提供政策支持，強調通過大規模投資清潔能源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創造，旨在提升美國在全球綠色技術領域的競爭力。該法案具體措施則是將綠色投資與本土制造業緊密結合，加速綠色能源和電動車電池價值鏈的發展，為其提供明確且長期的支持，同時附加“購買美國”條款，以減

85、少對外部供應鏈的依賴，以有效促進美國國內綠色價值鏈快速擴張。2023年，日本內閣通過了 GX實現基本方針，為未來 10 年的能源和工業轉型提供戰略指引。日本的綠色轉型（Green Transformation，GX）以推動經濟和社會從依賴化石燃料的結構向清潔能源驅動模式的轉型為目標，將減排作為核心，同時兼顧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這份被稱為 GX 路線圖的一攬子政策，涵蓋碳定價、補貼、法規完善、信息披露和融資機制等多個方面，并聚焦于可再生能源、核能、液化天然氣和能源效率等關鍵領域，旨在通過系統性改革全面推進日本的綠色轉型進程。其后，歐盟于2023年和2024年分別通過了 綠色協議產業計劃（The

86、Green Deal Industrial Plan，GDIP）和凈零工業法案（The Net-Zero Industry Act，NZIA），旨在促進綠色轉型技術的發展，尤其是提升凈零排放技術，以期實現2050 年經濟全面脫碳的政策目標，而其階段性目標則是 2030 年實現溫室氣體排放減少 55%。其中，GDIP 的核心是構建綠色價值鏈以增強歐盟工業的韌性和全球競爭力，其政策框架涵蓋了簡化監管、加速融資、提升勞動力技能以及支持清潔技術發展四大支柱。然而，由于 GDIP 框架復雜性較高，導致其在實施中可能面臨可操作性不強等問題。中國政府于 2024 年通過了關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意

87、見（以下簡稱為 意見），該意見設定了至 2030 年和 2035 年兩階段的綠色發展目標，注重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和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以全面推進綠色低碳循環的經濟體系建設。在政策目標的實現路徑上，中國強調政府主導與市場機制的結合，通過分階段的資源優化與產業調整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短期聚焦優化能源結構，中期推動技術突破，長期實現14全面脫碳目標。（二）綠色產業政策的政策工具對比各國的綠色產業政策的政策工具選項來看，美國政府以稅收減免為主要政策工具選項，結合直接投資和貸款計劃，為清潔能源和電動車等領域提供長期且可預測的支持；其核心工具包括生產稅收抵免（PTC）和投資稅收抵免（ITC），

88、輔以能源部貸款項目的擴展和大規模直接投資，同時通過明確的資格標準簡化了政策實施，降低了企業參與的難度。日本通過碳稅和 GX 排放交易計劃（ETS）建立了一套促進增長的碳定價機制，既利用稅收手段從能源供應端施加約束，又通過市場化的 ETS 為企業提供靈活的減排路徑。歐盟 GDIP 提供了多樣化的政策工具，包括合同差價（CfDs）、綠色債券和價格調控機制，同時通過放寬國家補助規則和優化歐盟基金支持來幫助工業部門脫碳，但是與此同時，GDIP 多政策工具組合的復雜性對政策被充分理解和有效執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國政府主要結合法律體系、財政政策和市場化機制，建立了覆蓋廣泛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并通過綠色金

89、融（如綠色債券、綠色基金）推動綠色項目發展。中國政府采取的政策工具不僅涵蓋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還包括綠色信貸和綠色債券等金融工具，為綠色產業發展提供多元化支持，但在綠色產業市場的深度和政策靈活性方面仍需進一步完善。（三）綠色產業政策的實施機制在政策實施機制上，美國政府則是通過聯邦與地方政府的協同合作，將聯邦政府負責的資金分配與地方政府的項目執行有機結合，確保政策的靈活性和針對性。例如，通過聯邦資金支持，地方政府與社區合作推進綠色項目，同時附加條件確保國內供應鏈優先受益。日本則是通過 GX 委員會和 GX聯盟，實現政府頂層設計與企業協作的有機結合，同時通過國際合作（AZEC）增強政策的實施效果。

90、歐盟致力于通過成員國間的區域協同和統一的立法框架，結合廣泛的轉型政策與有針對性的韌性政策，增強政策的一致性和實施效率。中國政府的政策工具選項則是采用政府主導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模式，通過跨部門協調機制確保政策措施的有效銜接與統籌實施。各地方政府根據國家戰略制定具體方案，并通過公眾參與和監督機制提升政策透明度。這種多層級協同機制不僅增強了政策實施的全面性，也提升了社會對綠色轉型的認同感。（四）綠色產業政策的政策效果在政策實施效果方面，四個經濟體在推動綠色轉型和技術創新上均取得了一定成效。美國政府通過 IRA 顯著推動了綠色能源和儲能技術的發展，同時創造了大量清潔能源相關的就業崗位，支持 2030年

91、前減排 50%-52%的目標。然而，其長期效果仍需觀察，尤其是如何在全球供應鏈競爭中平衡本土制造的保護主義傾向。此外，美國 IRA 的補貼競爭對歐盟部分綠色投資造成吸引力削弱，存在投資流失的風險。日本在新能源開發和技術創新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特別是在氫能、電池技術和 CCUS領域。然而，由于排放交易計劃的自愿性質和較低的初始碳價格，其碳定價計劃的有效性受到質疑，自愿參與可能限制政策覆蓋面和環境效果。而歐盟在綠色制造和能源轉型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但GDIP 的復雜性和資金分散問題影響了政策實施效率。中國政府采取的多層級協同機制有效的實現了綠色產業政策的政策效果，具體體現在：資源利用效率提升、產業

92、結構優化和生態環境改善方面取得顯著進展；單位 GDP 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持續下降；但是中國政策實踐過程中仍存在政策協調和技術路徑選擇的挑戰。三、對中國的啟示與政策建議基于上述對綠色產業政策基本邏輯與遵循的原則的梳理，以及美國、歐盟、日本和中國在綠色產業政策實踐方面的對比分析，為中國政府在制定和完善綠色產業政策的政策設計及其實施過程提供了經驗借鑒。具體如下：（一）簡化政策工具，優化政策實施流程各國綠色產業政策的實踐經驗表明，政策工具15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百家灼見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Quarterly Update)的簡化與實施流程的優化是

93、提升效率的重要途徑。歐盟通過的綠色協議產業計劃（GDIP）旨在強調建立簡潔高效的監管體系（如加快審批程序）以加快綠色技術創新進行融資的速度，推動經濟結構的綠色轉型，但是由于 GDIP 框架具有高度復雜性等特征，致使其政策設計和實施過程的可操作性受到了市場參與者的質疑。而相比之下，美國通脹削減法案（IRA）則通過聚焦稅收減免工具和明晰的資格標準，展現出政策設計的高度簡潔性，顯著降低了政策理解和執行的難度（Deloitte，2022）。鑒于此，中國可以通過進一步優化現有政策工具和流程，降低綠色產業政策實施過程的復雜性。一方面，可以建立統一的綠色產業激勵申報與監管平臺，為企業提供更加高效的一站式服務

94、；另一方面，減少激勵政策中的冗雜條件和重復審批環節，使政策更具可操作性。此外，還可以通過數字化手段，優化政策執行與監測流程。例如，利用大數據和區塊鏈技術構建綠色項目的在線監測和評估系統，提升政策執行的透明度和效率。通過上述政策工具的簡化和流程的優化，以確保企業能夠便捷地獲取政策支持，同時減少行政資源的浪費。（二）降低能源成本，加快可再生能源發展能源成本的降低是推動綠色經濟發展的基礎。美國政府借助于 IRA 推進大規模的稅收激勵政策，專注于綠色能源和電動車電池價值鏈的建設，并提供明確且持續的運營（OPEX）和資本支出（CAPEX）支持，降低了企業進入綠色能源領域的門檻。與此同時，歐盟實施的 GD

95、IP 則強調通過區域合作和綠色能源價格降低效應，優化能源市場，減少能源成本對企業和消費者的負擔。對于中國而言，可以從中學習以下兩方面經驗：一方面，通過稅收激勵和專項資金支持可再生能源及其上下游產業鏈，推動新能源產業的規?；l展；另一方面，結合歐盟的經驗，通過市場化電價改革、提升電網接入效率等措施，降低企業使用新能源的成本，從而進一步提高全社會對可再生能源的接受度和應用廣度。（三）靈活運用激勵機制，結合市場化手段與稅收政策市場化激勵機制和稅收政策的靈活運用在全球范圍內被證明是推動綠色產業發展的重要工具。美國通過大規模的稅收抵免政策降低綠色技術的成本，吸引企業加大投資；歐盟則通過合同差價（CfDs

96、）機制推動綠色技術商業化，幫助企業在綠色項目投資中對沖市場風險。這些做法為中國提供了良好的參考。中國可以借鑒美國的稅收抵免模式，在綠色技術研發和產業鏈關鍵環節（如電池、氫能、儲能設備）中實施差異化稅收減免政策，以激勵更多社會資本流向綠色產業。同時，參考歐盟的合同差價機制，設立基于市場化的激勵措施，為企業綠色項目投資提供風險保障。（四）強化綠色價值鏈建設，提升產業競爭力綠色轉型是推動產業升級的重要契機，而綠色價值鏈的建設對于增強中國在全球綠色產業中的競爭力具有戰略意義。例如，美國通過 IRA 加大對綠色價值鏈早期環節的投資，推動綠色制造業復興；歐盟則通過 GDIP 和 NZIA，鼓勵成員國協同發

97、展綠色價值鏈，形成高效的區域產業分工。雖然中國在光伏、風電和電動車電池等領域具有顯著優勢，但在一些高端環節（如氫能核心技術和關鍵設備制造）上仍需提升技術實力。因此，應加大對新興綠色價值鏈的政策支持力度，聚焦氫能、儲能、高效能材料等領域，避免在未來的全球競爭中出現技術空白。同時，推動綠色產業集群建設，依托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的產業基礎，通過完善基礎設施和上下游協同，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綠色產業生態。在此基礎上，還可以通過優化金融支持政策，引導社會資本聚焦綠色價值鏈的薄弱環節，進一步提升產業鏈的完整性和韌性。（五）精準使用財政支持，避免長期依賴補貼財政支持應以階段性和針對性為主，重點扶持新興的綠色

98、產業鏈環節，避免長期依賴補貼的產業形成過度保護。例如，美國在補貼政策中設定了明確的退坡機制，確保財政支持主要集中在新興產業16的初期階段；歐盟則通過綠證交易等市場化手段逐步替代對成熟產業的直接補貼。在產業初期，可以通過財政手段扶持新興領域快速成長，如氫能、CCUS（碳捕獲、利用與封存）等關鍵技術領域；而對于已經成熟的產業（如光伏），則應逐步轉向市場化激勵機制，如綠證交易和碳市場。通過動態調整財政支持策略，可以在確保政策有效性的同時，提升產業的市場競爭力。此外，財政支持政策還應與環境績效掛鉤，通過對綠色技術成果和環境效益的動態評估，優化財政資金的配置效率，避免出現資源浪費或低效利用。（六）加強國

99、際合作，鞏固全球競爭優勢綠色轉型是全球趨勢，中國應在全球綠色產業鏈中發揮更大作用，推動綠色技術和產業標準的輸出。目前，中國的綠色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已具備一定競爭力，但在復雜的地緣政治環境下，全球價值鏈布局也面臨不確定性帶來的挑戰與風險。反觀美國、日本和歐盟的做法：美國政府通過 IRA 實施“購買美國”條款，以確保關鍵供應鏈環節回歸本土，同時推動綠色技術標準化以增強全球競爭力；而日本則通過國際合作（AZEC）推動其綠色技術的全球應用，特別是在儲能和氫能領域；歐盟通過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引導全球供應鏈向綠色轉型。上述做法為中國在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過程中，推進綠色基礎設施項目的實施

100、和推動綠色技術國際化提供了可能的借鑒。同時，中國政府還可以通過綠色產業政策為“將關鍵產業鏈環節留在國內”做出突出貢獻的企業提供政策支持，以減少地緣政治和全球化格局重塑等外部不確定性對產業鏈韌性帶來的沖擊，為國內經濟結構的綠色轉型提供有力支撐。此外，中國政府也應積極參與全球綠色標準的制定，與主要經濟體形成合作聯盟，進一步提升中國綠色產業的國際話語權。參考文獻：1 李曉萍，張億軍，江飛濤.綠色產業政策：理論演進與中國實踐J.財經研究,2019（8）:4-27。2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意見EB/OL.2024-08-11,https:/ Aghion,P.,Boula

101、nger,J.,&Cohen,.Rethinking industrial policyR.Policy Briefs,2011.4 Allan,B.B.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green state:Forging a world after growth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24,50(5):888897.5 Allan,B.B.,&Nahm,J.Strategies of green industrial policy:How states position firms in global supply cha

102、ins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24,1-15.6 Allan,B.B.,Lewis,J.I.,&Oatley,T.Green 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climate politicsJ.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2021,21:1-19.7 Altenburg,T.,&Pegels,A.(2012).Sustainability-oriented innovation systems:Managing the green trans

103、formationJ.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2(1):522.8 Altenburg,T.,&Assmann,C.(Eds.).Green industrial policy:Concept,policies,country experiencesR.2017,Geneva,Bonn:UN Environment;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Deutsches Institut fr Entwicklungspolitk(DIE).9 Cabinet Secretariat et,al.Green Growth Strategy t

104、hrough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in 2050R.2021,https:/www.meti.go.jp/english/policy/energy_environment/global_warming/ggs2050/index.html.10 Cabinet Secretariat et,al.The Basic Policy for the Realization of GXR.2023,https:/www.meti.go.jp/english/press/2023/0210_003.html.11 Deloitte.IRA and the net-

105、zero raceHow EU industrial policy should respondR.2022,https:/klimawirtschaft.org/publikationen/berichte-und-studien/ira-and-the-net-zero-race-how-the-eu-industrial-policy-should-respond.12 European Commission.Communication:A Green Deal Industrial Plan for the Net-Zero AgeR.2023,https:/pact-for-skil

106、ls.ec.europa.eu/community-resources/publications-and-documents/green-deal-industrial-plan-net-zero-age-communication-commission-european-parliament-european_en.13 European Commission.EU Net-Zero Industry Act:Making the EU the home of clean technologies manufacturing and green jobsR.2023,https:/ec.eu

107、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api/files/attachment/874739/Factsheet_Make%20Europe%2017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百家灼見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Quarterly Update)home%20of%20clean%20tech%20industries.pdf.pdf.14 European Commission.Factsheet-The Green Deal Industrial PlanR.2023,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

108、/presscorner/detail/en/fs_23_514.15 Government of Japan.Recent Developments of the Joint Crediting Mechanism(JCM)R.2024,https:/www.meti.go.jp/policy/energy_environment/global_warming/jcm/pdf/en_Recent_Development_of_JCM_202402.pdf.pdf.16 Lewis,J.I.The climate risk of green industrial policyJ.Current

109、 History,2024,123(849):14-19.17 Ltkenhorst,W.,Altenburg,T.,Pegels,A.,&Vidican,G.Green industrial policy:Managing transformation under uncertaintyR.2014,Discussion paper/Deutsches Institut fr Entwicklungspolitik:28/2014.Bonn:Dt.Inst.fr Entwicklungspolitik.18 OECD.Green industrial policiesEB/OL.2024,h

110、ttps:/www.oecd.org/en/topics/green-industrial-policies.html.19 Tagliapietra,S.,Trasi,C.,&Veugelers,R.Europes green industrial policyJ.ICE,Revista de Economa,2023.20 The White House.Building a clean energy economy:A guidebook to 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s investments in clean energy and climate act

111、ion(Version 2)R.2023,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2/Inflation-Reduction-Act-Guidebook.pdf.18百 家灼 見國際碳足跡數據庫對中國的啟發 以電力碳足跡為例一、背景產品碳足跡是從生命周期角度評估產品生產消費活動排放的溫室氣體在一段時間內帶來的影響，以二氧化碳當量為單位進行量化，覆蓋原材料獲取、生產制造、運輸分銷、使用和報廢等階段。產品碳足跡評估以終端產品為抓手，可以識別高排放環節，從而改進工藝或優化供應鏈，降低排放以及減少成本，最終倒逼產業鏈上下游的技術升級和低碳轉

112、型，如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和材料的循環利用等。電力作為基礎能源，涉及產品供應鏈上下游的生產消費各環節，其碳足跡核算直接影響依賴電力消費的產品的環境表現。研究顯示，“新三樣”產品（鋰電池、純電動汽車、光伏組件）的電力消耗對三者的碳足跡貢獻分別達 46%、52%和 62%。準確的電力碳足跡是產品碳足跡核算的關鍵，是應對歐盟等氣候貿易政策的迫切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歐盟的歐洲綠色協議（European Green Deal）通過系列法規將碳足跡作為評估產品環境影響的核心指標，并加入碳足跡信息披露的相關條款（表 1），將碳足跡從自愿遵循轉為強制要求，并強制采用歐盟的“環境

113、足跡方法”（Product Environmental Footprint，簡稱為 PEF）。然而，歐盟碳足跡數據庫中的中國電力數據存在數據時效性滯后、區域數據缺失、技術代表性不足等問題，包括數據的參考時間為 2015 年，僅提供中國電力的平均數據沒有分省或區域，技術上不對陸風或海風、抽蓄或徑流式發電、光伏發電等做技術區分，不能及時反映中國的電力綠色發展成效（如 2023年可再生能源裝機占比超 50%）。建立高精度、國際互認的電力碳足跡數據庫，已成為中國應對歐盟涉碳政策的迫切需求。本文以電力碳足跡為例，分析國際碳足跡數據庫的電力碳足跡發展現狀，為我國的碳足跡數據庫的建設以及實現中外互認提供參考

114、。黃卓暉世界資源研究所北京代表處可持續轉型中心，副研究員蔣小謙世界資源研究所北京代表處可持續轉型中心，氣候項目總監Hill,N.,Raugei,M.etal.2023,ResearchforTRANCommitteeEnvironmentalchallengesthroughthelifecycleofbatteryelectricvehicles,EuropeanParliament,PolicyDepartmentforStructuralandCohesionPolicies,Brussels.EuropeanCommission(2020),Determiningtheenvironm

115、entalimpactsofconventionalandalternativelyfuelledvehiclesthroughLCA.Liu,F.,&VandenBergh,J.C.(2020).DifferencesinCO2emissionsofsolarPVproductionamongtechnologiesandregions:ApplicationtoChina,EUandUSA.19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百家灼見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Quarterly Update)Frischknecht,R.,Jungbluth,N.,Alt

116、haus,HJ.etal.TheecoinventDatabase:OverviewandMethodologicalFramework(7pp).IntJLifeCycleAssessment10,39(2005)Frischknecht,R.,N.Jungbluth,H.-J.Althaus,D.G,R.Dones,T.Hecl,S.Hellweg,etal.2007.“Ecoinvent.OverviewandMethodology.Data2.0,”January.Wernet,G.,Bauer,C.,Steubing,B.etal.Theecoinventdatabaseversio

117、n3(partI):overviewandmethodology.IntJLifeCycleAssess21,12181230(2016)表 1 歐盟氣候政策的碳足跡要求法規名稱覆蓋范圍碳足跡要求歐盟電池與廢電池法規(Regulation(EU)2023/1542)進入歐盟市場的各類電池產品，包括動力電池、工業電池、便攜式電池、特殊電池等2025 年 2 月或碳足跡計算規則或碳足跡聲明格式規則生效的 12 個月后（以最晚者為準），生產商對進入歐盟市場的動力電池附帶碳足跡聲明2026 年 8 月或碳足跡計算規則或碳足跡聲明格式規則生效的 12 個月后（以最晚者為準），生產商需根據歐盟要求標明動力

118、電池的性能等級2028 年 2 月或強制性碳足跡閾值授權法案生效的 18 個月后（以最晚者為準），生產商需滿足歐盟設定的強制性碳足跡閾值，超過閾值的產品禁止在歐盟銷售可持續產品生態設計法規(Regulation(EU)2024/1781)逐步涵蓋歐盟市場所有類別的產品（包括消費品和中間產品）。優先管控紡織品（特別是鞋服）、家具、鋼鐵、鋁制品等 生產商需計算和報告產品的碳足跡或環境足跡信息 歐委會確定產品性能等級，使客戶選擇性能最佳的產品 產品需附有“數字護照”，確保透明可追溯的碳足跡信息2027 年后，將包括光伏電池板歐盟 ErP 指令(Directive 2009/125/EC)所有進口到歐

119、盟、在歐盟分銷的能源相關產品，包括家用電器、電子電器設備、光伏組件等2022-2024 年，對光伏組件、逆變器和系統的生態設計和碳足跡進行評估 光伏組件需要參考歐盟發布的 PEFCR（產品類別規則）評估碳足跡來源：作者整理二、國際碳足跡數據庫概述國際碳足跡數據庫主要包括背景數據庫、各國數據庫和行業數據庫，本節主要概述 Ecoinvent、Sphera、歐盟“生命周期數據網絡”、美國“聯邦生命周期評估公共數據庫”以及 IEA 的電力上游生命周期排放因子。背景數據庫是開展碳足跡核算的基礎，經過 20多年的發展，全球廣泛使用的生命周期背景數據庫以瑞士 Ecoinvent 和美國 Sphera（前身為

120、德國Gabi）兩大商業數據庫為主導。背景數據庫是通過調研全行業的基礎能源和原材料的生命周期過程，再建模形成各行業的完整生命周期模型，結合生產過程中的物質和能量的投入和產出，一一對應計算得到數以萬計的生命周期清單數據集（Life cycle Inventory Datasheet，以下簡稱“LCI 數據集”），然后這些數據集作為上游過程的背景數據庫，支撐下游產品的生命周期建模計算和分析。Ecoinvent 和 Sphera 的行業數據豐富度和地理覆蓋上基本一致，但在核心架構和定位上存在差異。Ecoinvent 由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等多家瑞士高校和研究機構開發，更加注重系統模型的科學嚴謹性和透明度

121、，模型方法學已有三次大的更新，每次會通過科學文獻或技術報告的方式公開方法學，接受同行審閱。Ecoinvent 的模型相比 Sphera更加透明，可以層層追溯上一層的單元過程，檢查20模型和清單數據集的完整性。Sphera 更注重行業實踐適配性，與多個國際行業協會和跨國企業合作，在某些特定行業或領域可能具有更詳細的數據，適合特定行業的深入分析，Sphera 還集成了 LCA 建模軟件，適合需要快速生成 LCA 報告的企業用戶。然而，由于 Sphera 保護知識產權以及行業數據敏感性的特點，大多數 LCI 數據集并未提供上一層的單元過程信息，用戶難以驗證模型的完整性。這種數據透明度的缺失，一直是外

122、界對 Sphera“黑箱模型”詬病的所在。除背景數據庫外，許多國家政府與研究機構或高校合作開發了符合國家背景的數據庫，其中較為有名并且還在運行的有歐盟的“生命周期數據網絡”（Life Cycle Data Network，簡稱 LCDN）和美國的“聯邦生命周期評估公共數據庫”（Federal LCA Commons）。兩個數據庫不同于背景數據庫，沒有自行建模得到 LCI 數據集，而是提供一個數據共享平臺，管理機構通過制定數據庫要求和技術規范，允許研究機構和背景數據庫提供合規的 LCI 數據集，用戶可以適用這些數據用于研究。歐盟 LCDN 制定了嚴格的數據格式和數據質量要求（ILCD 和 EF

123、數據格式），確保不同來源數據的互操作性，數據供應商應歐盟要求提供數據，符合歐盟數據格式要求的數據集都可以注冊成為 LCDN 的一個節點。LCDN 通過提供標準化和高質量的 LCI 數據集，增強了 LCA 研究的透明度和可信度，支撐歐盟及其成員國的政策制定。美國Federal LCA Commons 是美國多個聯邦機構共同合作建立，涵蓋農業、能源、交通、建筑等多個領域，數據格式比歐盟寬松，僅在聯邦層面上統一“基本流”，不同機構可以獨立開發 LCI 數據集，促進不同行業和部門間的協作和知識共享，推動 LCA 在政策制定和項目評估中的應用。國際能源署（IEA）在提供各國電力碳排放因子的基礎上，202

124、3 年試行提供電力上游生命周期排 放 因 子（IEA Life Cycle Upstream Emission Factors），即覆蓋 149 個國家燃料/原料開采、加工制造、運輸分配、設施建設、燃料燃燒等環節，并同時發布電力輸配的生命周期排放因子，其覆蓋邊界已符合電力生產的碳足跡邊界，但由于不是通過 LCA 建模得到排放因子，IEA 并沒有稱其為電力碳足跡因子，電力生產的上游排放因子是基于美國可再生能源實驗室（NREL）“生命周期評估協調項目”的研究成果。該數據庫可以與其他數據庫的各國電力碳足跡因子進行交叉驗證，評估電力碳足跡因子的合理性。NRELLifeCycleAssessmentHa

125、rmonizationProject:https:/www.nrel.gov/analysis/life-cycle-assessment.html上述五個數據庫的更多內容見表 2：表 2 國際碳足跡數據庫數據庫開發機構地理區域覆蓋數據來源數據庫特點Ecoinvent由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洛桑聯邦理工學院、瑞士聯邦材料科學與技術研究所、瑞士聯邦的農業研究中心、瑞士保羅謝勒研究所共同創立涵蓋了全球所有重要的國家和地區。每個活動在數據庫中都有其地理定位對于地理區域較大國家，提供更高顆粒度的數據 研究文獻和統計資料 與其他機構合作，獲取特定產品或服務的數據 Ecoinvent 與其他機構開展的研究項

126、目2003年發布第一版方法學，2013 年發布第三版方法學 包含 20,000 多個 LCI 數據集 提供三種建模方式，以及多種生命周期評估方法供選擇 數據庫按年度更新21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百家灼見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Quarterly Update)數據庫開發機構地理區域覆蓋數據來源數據庫特點Sphera（原Gabi）由 德 國 Thinkstep 公司開發 15 個行業數據庫，2019 年被美國公司 Sphera 收購默認覆蓋美國和歐盟，全球供應鏈中的重要國家占比大，日本、中國、巴西等?；诠満彤a業鏈建模，與超過 40個國際行業協會

127、和跨國企業合作 政府官方數據庫的統計數據和環境數據 基于最新的科學文獻和技術報告更新數據 與企業合作，獲取最新的生產流程，更新行業數據1989 年開始發布，2024年已包含超過 20,900 個LCI 數據集 提供數據定制服務，根據客戶需求定制數據集 提供專業建模軟件，用于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生產LCA 報告EU LCDN由歐盟環境總司建立，歐盟聯合研究中心提供技術支持，“歐洲生命周期評估平臺”（EPLCA）負責日常的管理和數據格式更新歐盟 27 國為主，覆蓋供應鏈主要國家的全國一級數據 國際有影響力的背景數據庫 歐盟的研究機構和行業協會的研究成果2014 年建立，擁有 4500個數據集，覆

128、蓋能源、運輸、包裝、壽命終止、金屬、化學品農產品、塑料等行業“準入制”形式的網狀LCA 數據庫，數據供應商按照歐盟數據格式注冊成為“節點”（node）數據提供商負責開發維護“節點”，數據集所有權屬于數據提供商，歐盟擁有使用權 數據免費開放Federal LCA Commons美國多個聯邦機構及研究機構共同支持：農業部、商務部、能源部、交通部、環保署以美國為主，作為生命周期數據的存儲庫，包括燃料燃燒、交 通、冶 金、化工、塑料、電力、建筑等行業的數據 文獻調研和公開征集數據，包括行業報告、學術研究、政府統計等 聯邦部門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 已出版的學術文獻2018 年，美國農業部、能源部、環保署共

129、同發起的標準化背景數據 不僅有過程數據集，還有標準化的流數據集和影響評估方法 開放度高，免費獲取，主要用于科學研究IEA Emissions FactorsIEA Energy Data Centre192 個國家地區和全球平均 IEA statistics IEA modelling works IEA 與 NREL 開展的LCA評估項目，協調各類發電技術的評估結果 文獻調研2023 年開始試點，2024年正式發布，已提供 2022年排放因子數據 提供上游排放（包含燃料加工處理環節）、發電燃燒、傳輸損失等環節的排放因子來源：作者整理22三、國際碳足跡數據庫中電力碳足跡的特點筆者通過對上述五個

130、碳足跡數據庫的中美歐電力碳足跡建?；蛴嬎惴椒ㄟM行了研究，發現有以下四個主要特點，為我國碳足跡數據庫的建設和中外互認帶來啟發：3.1 LCA 方法學統一，數據信息透明度高各數據庫的電力碳足跡均基于 ISO 14040/14044 生命周期評價（LCA）標準，核算電力生產的全生命周期排放。在 ISO 14040/14044 的標準框架下，各數據庫公開電力碳足跡的模型邊界和取舍分配條件，以及模型的實景和背景數據來源和采取的假設情景（圖 1），歐盟在 PEF 中針對電力消費建模提出了具體的指導意見。Sphear雖然存在“黑箱模型”，但在建模原則中將透明度作為基本要 求，數據庫提供完整的數據集文檔和基本

131、流清單，即發電過程投入的原料和各類能源，以及產出的產品和排放的廢棄物。通過這些信息，有經驗的 LCA專家可以對模型做出合理的推斷。歐盟 LCDN 在 Sphera 的基礎上，對數據集的文檔格式做了高度的標準化要求，數據集必須符合歐盟的文檔和命名規范，使用統一的基本流清單，確保數據的一致性和互操作性，并且詳細記錄數據來源、關鍵參數、時間、地理和技術覆蓋范圍、數據質量指標等，支持數據集的質量評估和審查認證。Ecoinvent 將透明度作為數據庫的核心要求，其電力碳足跡數據集會展示各發電技術的組合比例，發電量、傳輸損失、省間交易的數據來源，以及下游對某電力產品的使用量，同時也提供數據集的編輯和審查人

132、員和聯系方式，便于數據庫的用戶及時反饋問題。IEA 的排放因子數據庫提供因子庫的研究目的、計算邊界、采納的數據來源、參考的研究文獻以及各項計算公式等。SpheraLCADatabasesModellingPrinciples2024SimoneFazio,LucaZampori,AnDeSchryver,OliverKusche,LionelThellier,EdwardDiaconu.GuideforEFcompliantdatasets:Version2.0,EUR30175EN,PublicationsOfficeoftheEuropeanUnion,Luxembourg,2020,IS

133、BN978-92-76-17951-1,doi:10.2760/537292,JRC120340https:/eplca.jrc.ec.europa.eu/permalink/Guide_EF_DATA.pdf圖 1 Sphera電力碳足跡模型邊界來源：Sphera Energy LCI Modelling 202423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百家灼見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Quarterly Update)3.2 自下而上匯總的細顆粒度電力碳足跡，適用多種場景電力碳足跡總體可分為電力生產和電力消費兩大類，各類發電燃料類型/技術的碳足跡匯總得到電力生

134、產碳足跡，包括電廠自用電、調入調出以及傳輸損耗后得到電力消費碳足跡。Ecoinvent、Sphera 和美國數據庫均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匯總得到全國電力生產和電力消費的碳足跡。Sphera在電力生產側為各項發電技術采用全國平均水平，再根據全國及各區域電網的消費電量中各發電技術占比，計算出全國及區域電網的電力消費碳足跡。由于不同電壓下，電網線路損耗及接入的用戶類型不同，因此 Sphera 提供了 24kV、1kV-24kV、1/2)and China(1/3)together with Germanys(1/4)showed the largest relative shares of cle

135、an energy.The energy portfolio of most other countries ECAs remained fossil fuel dominated.In recent years,ECAs have increasingly contributed to clean energy finance(e.g.,Klasen et al.,2024),especially for 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EMDE).During 2020-2022,ECAs provided an annual avera

136、ge of nearly USD 5.2 billion for clean energy,up from only USD 3.5 billion between 2017-2019(OCI,2024).However,the shift from fossil fuel to support for RE is not nearly as fast as needed.Klasen et al.(2022),for example,find minimum needs for climate-related ECA commitments,including for clean energ

137、y projects,of USD 51.3 billion per year until 2030ten times more than the current level.29Figure 1 G20 countries with the largest ECA energy finance(2013-2022)Source:Authors,based on(OCI,2024)Note:To provide more accurate representation of Chinas involvement in overseas energy finance,the authors re

138、classified CDB from Development Finance Institution(DFI)category to the ECA category,which makes the graph different from OCIs website.Indeed,while CDB and CEXIM are officially classified as policy banks,they also function as major export finance institutions,since they provide extensive financing s

139、upport for Chinese companies overseas activities,including export credits,buyers credits,and project financing for those abroad.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研究分享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Quarterly Update)2.2 Increasing support to clean energyYet,the turning trend becomes gradually notable.In H1 2023,global E

140、CA support to RE reached a record high of USD 11.7 billion,almost four times higher as in H1 2022 with USD 3 billion(TXF,2023).This was aided by climate-related measures and strategies agreed on and passed by several ECAs in recent years,besides improving transparency of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141、reporting(Schmidt et al.,2024c).For example,the OECD negotiations in 2023 successfully broadened the possibilities of using financing for green and climate-positive projects,to modernize export credit rules and better support the energy transition(European Commission,2023).Some ECAs go even further:

142、The ECA of Finlandwho chaired the OECD negotiations in 2023allows the maximum export credit amount to be higher(up to EUR 40 million)if preconditions are met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frameworks such as the EU Taxonomy for sustainable activities(Schmidt et al.,2024a).Outside the OECD,Chinas SINOSUR

143、E integrated the EUChina Common Ground Taxonomy into its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 for identifying relevant projects and customers(Chen and Shen,2022;SINOSURE,2023).Over the past few years,there has been TheEU-ChinaTaxonomyservesasabridgebetweentheEUTaxonomyforsustainableactivitiesandChinasgreenf

144、inanceclassificationsystem,identifyingareasofoverlapinclimatemitigationactivities.Whilesharingsomesimilaritiesinstructureandobjectives,itisnotidenticaltotheEUTaxonomybutratheracomparativetoolthathighlightscommongroundbetweenthetwosystems(IPSF,2022).30growing recognition of ECAs potential to provide

145、clean energy finance,marked by several noteworthy commitments targeting export finance made by governments and ECAs.For example,the Export Finance for Future(E3F)initiative was launched in 2021,aiming to promote and support investment patterns shift towards climate-beneficial export projects(E3F,202

146、2,2023,2024).Later that year,at the 26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COP26),the Statement on International Public Support for the Clean Energy Transition(CETP)was launched.In 2022,signatories of CETP(governments and PFIs)reduced their fossil fuel financing by USD 6.5 billion,while supporting clean ene

147、rgy with an additional USD 5.2 billion(Jones and Mun,2023).The same year,the Berne Unionthe largest association for the export credit and investment insurance industry worldwide,of which Chinas SINOSURE is a memberlaunched its Climate Working Group(CWG)to advance“thought leadership and practices wit

148、hin export credit and contribute to global problem-solving around climate challenges”(Berne Union,n.d.).At COP28,the UN-convened Net-Zero Export Credit Agencies Alliance(NZECA)was launched,the first-of-its-kind net-zero finance alliance of global PFIs,including associate members outside the OECD(Kaz

149、akhstan and the UAE).Most recently,at COP29 NZECA published its Target-Setting Protocol,a dedicated tool for all ECAs to accelerate their net-zero journeys and allow for a high degree of comparability(UNEP-FI 2024).So far,ECAs of three countriesDenmark,Finland and Swedenare already aligned with the

150、Paris Agreement,as found by independent assessments of the authors(Perspectives Climate Research,2024).Notably,these ECAs have achieved 100%of all energy-related transactions for RE and related infrastructure in parallel to putting in place strict fossil fuel exclusions(Schmidt et al.,2024a;Schmidt

151、et al.,2024b;Weber et al.,2024).Admittedly,few other countries have comparable structural advantages as Denmark with its favorable wind conditions and ECA-backed global wind power manufacturers(rsted and Vestas Wind Systems).That said,globally ECAs start at different stages in their journey of trans

152、itioning away from fossil fuels and towards clean energy(Weber et al.,2024).China as a recognized leader in clean technology is therefore well-positioned to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the shift of the global export finance landscape towards clean energy.3.Chinas ECAs in clean energy finance3.1 Chin

153、as evolving role in the global energy financeAs the worlds largest provider of public finance for overseas energy projects(Chen and Liu,2023),China can wield great influence in supporting the energy transition in the Global South,via the China Development Bank(CDB),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CEXIM)

154、and China Export and Credit Insurance Corporation(SINOSURE).Historically,China has been the largest coal producer and public financier for overseas coal power plants,accounting for 50%of global public coal finance between 2013 and 2018(Ma and Gallagher,2021).However,its financial support for oversea

155、s coal investments peaked in 2019 with USD 4.8 billion and declined significantly in the following year(OCI,2024).With the announcement to stop 31building new coal-fired power projects abroad in 2021,China has now fully phased out support to overseas coal power plants,and has become the global power

156、house for RE technology exports(Christophers,2024).The latter is mainly attributed to the New Three exportssolar photovoltaic(PV),lithium-ion batteries and electric vehicles(EVs).In 2023,China alone produced 86%,74%,and 68%of all solar modules,lithium batteries,and EVs respectively,totaling over USD

157、 150 billion in value(Song et al.,2024;Zhang and Nedopil,2024).The countrys rapid advancements have not only shaped its domestic energy landscape,but also positioned it as a key exporter of clean energy solutions to the world(Zhang and Nedopil,2024).This dual role as both a major public financier an

158、d clean technology provider places China and its ECAs at the forefront of“transitioning away from fossil fuels”,as agreed at COP28 in Dubai(UNFCCC,2023).3.2 Chinas export finance landscapeFrom the 1990s,China began to set up its export finance institutions:CDB,CEXIM and SINOSURE.They work in close c

159、oordination but each serving distinct purposes and complementing one another to bolste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They are crucial in facilitating Chinese enterprises entry into global markets,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products,and supporting national strategies like the Belt

160、 and Road Initiative(BRI)that seeks to build infrastructure and trade networks across Asia,Europe,Africa,and beyond(CEXIM n.d.).Together,the three institutions have become the largest public financiers for energy-related projects worldwide,with nearly USD 200 billion between 2013 and 2021(OCI,2024).

161、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研究分享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Quarterly Update)WhileCDBandCEXIMareofficiallyclassifiedaspolicybanks,theyalsofunctionasmajorexportfinanceinstitutions,sincetheyprovideextensivefinancingsupportforChinesecompaniesoverseasactivities,includingexportcredits,buyerscredits,andprojectfinan

162、cingforthoseabroad.Table 1 Overview of CDB,CEXIM and SINOSUREKey aspectsCDBCEXIMSINOSURETypeDevelopment finance institutionPolicy bankExport credit agencyMandateSuppor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key industries and underdeveloped sectorsSupport foreign trade,investment,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163、 cooperationPromote foreign trade,cross-border investments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through export credit insurance and investment insuranceMain instruments of financial supportLong-term non-concessional loans,project financing,overseas investment,equity investmentsPreferential loans for Chinese com

164、panies operating abroad,preferential export buyers credits,international guarantees,loans for overseas investment,concessional loans for foreign aid projectsExport buyers credit,insurance,guarantee,overseas investment,project financing32Key aspectsCDBCEXIMSINOSURETotal assets as of 2023USD 18.65 tri

165、llionUSD 6.38 trillionUSD 197.58 billionVolume and share of export finance in commitments outstanding(2013-2021)USD 230 billion(8.7%)USD 278.64 billion(32.4%)USD 854.75 billion(92%)Source:Rudyak,2020;CDB,2024b,n.d.;CEXIM,2024,n.d.b;SINOSURE,2024a,n.d.Note:CDB does not disclose the breakdown of domes

166、tic versus overseas commitments as shown in the last row.Thus,figures from OCIs Public Finance for Energy Database have been chosen as the best available proxy.China Development Bank(CDB)is a state-owned and policy-oriented development finance institution,dedicated to supporting Chinas economic deve

167、lopment in key industries and underdeveloped sectors(Rudyak,2020).It is Chinas major development bank domestically and the worlds largest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 with total assets of USD 2.63 trillion in 2023(CDB,2024b).CDB provides extensive financial products including long-term non-concessional

168、 loans,project financing,overseas investment,and equity investments(CDB,n.d.).Despite a dominant share of domestic business,CDB also provides large overseas lending,amounting to a total of USD 230 billion between 2013 and 2021,with energy-related finance taking around USD 99 billion(Chen,2020;AidDat

169、a,2023;OCI,2024)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CEXIM)is a state-owned policy bank that supports Chinas foreign trade,investment,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CEXIM receives the same credit ratings as China(CEXIM,n.d.b)and can thus cover up to 85%of a projects overall costs through export credi

170、ts(Rudyak,2020).It provides a range of services including not profit-oriented export sellers credits,i.e.,preferential loans for Chinese companies operating abroad,preferential export buyers credits,international guarantees,loans for overseas investment,and concessional loans for foreign aid project

171、s(e.g.CEXIM,n.d.a).During 2013 and 2021,CEXIM has provided USD 211 billion for overseas energy projects,and by 2023,the export-related commitments outstanding reached USD 278.64 billion(CEXIM,2024)China Export and Credit Insurance Corporation(SINOSURE)was created in 2001 by merging the export credit

172、 insurance departments of CEXIM and the Peoples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CCPITGS,2013).Since then,SINOSURE has been Chinas official export credit and insurance agency.By implementing state decisions and plans,SINOSUR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stabilizing foreign trade and bolstering the economy(SIN

173、OSURE,2024a).By safeguarding non-payment risks,SINOSURE enhances the confidence of Chinese exporter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ir capacity to conduct overseas investment initiatives(SINOSURE,n.d.).333.3 Financing portfolio of Chinas ECAsDuring 2013-2021,around USD 132 billi

174、on or 68%of the energy finance from Chinese export finance institutions was directed towards fossil fuel projects(see Figure 2).For those,CDB contributed the largest share(USD 86.2 billion),double that of second-ranked CEXIM.In contrast,clean energy only accounted for 27%of the total,with CEXIM lead

175、ing with USD 27.5 billion,while CDB and SINOSURE contributed USD 14.2 billion and USD 10.2 billion respectively.Additionally,5%of the finance was categorized under Other energy types,including uncleared or unidentified energy projects.Figure 2 Chinese ECAs energy finance by sector(2013-2021)Source:A

176、uthors,based on OCI(2024)These numbers indicate the dominance of fossil fuels and a relatively minor diversification in energy investments among Chinese export finance institutions in the past decade.During this period,the three ECAs showed fluctuations in funding clean energy projects by volume,whi

177、le the share of clean energy increased only gradually,suggesting that a significant transition towards Paris-aligned finance has yet to come(see Figure 3).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研究分享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Quarterly Update)34Figure 3 Chinese ECAs energy finance by years(2013-2023)Source:Authors,based

178、 on OCI(2024)Notably,while investing heavily in coal before,all these institutions successfully stopped financing new coal power plants after Xi Jinpings pledge in 2021.Further,no new public energy finance was provided to EMDEs and Global South countries by China in 2022(Springer et al.,2023),neithe

179、r for fossils nor RE,marking a strategic transition period for Chinese public financiers.Then,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Loans to Africa Database,the countrys energy financing returned to Africa in 2023 after a pause of two years,with a total of USD 502 million investing in three RE projects(solar and

180、 hydro),all financed by CEXIM(Engel et al.,2024).Although the absolute volume of clean energy finance is yet to witness a strong increase,this RE-focused re-engagement may be a signal of a turning point,towards Paris-aligned public clean energy finance by China.It indicates high and increasing poten

181、tial for Chinas clean energy support to fill the energy support gap that was previously provided to fossil fuels.Geographically,while their energy finance span across diverse global regions(see Figure 4),the BRI has been at the center of its landscape.Among the top 15 recipient countries during 2013

182、-2021,a dominant 13 are BRI partner countries(except Brazil and the UK),collectively receiving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 energy financing.Notably,clean energy investment was greatly concentrated in several countries(Pakistan,Argentina,the UK,Nigeria and Uganda),with large hydro projects dominatin

183、g the portfolio,followed by nuclear.CEXIM led in the number of projects financed(44),but CDB topped in total monetary value(USD 100.8 billion).35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研究分享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Quarterly Update)Figure 4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export finance institutions energy finance(

184、2013-2021)Source:Authors,based on OCI(2024)In recent years,directed by the new investment approach of Small and Beautiful(小而美),China has been pivoting towards more sustainable and smaller-scale overseas financing(e.g.,Ray,2023;WANG,2023).The two clean energy projects below provide examples of such s

185、upport by the three Chinese export finance institutions.CEXIM and CDB:Hydropower station in PakistanIn 2017,CEXIM and CDB co-financ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720 MW Karot Hydropower Plant in Pakistan,along with the China Silk Road Fund.CEXIM led the consortium of financiers in this project,with thre

186、e financers providing a loan of USD 315 million each(CEXIM,2024).As of June 2023,the Karot power station has cumulatively generated 3.64 billion kWh of power.This project also receives multilateral support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in form of a loan over USD 100 million(Beltr

187、oad Initiative,2018;OCI,2024).As of June 2023,it is estimated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by 3.98 million metric tons and cover the power needs of the 5 million local people(CDB,2023;CEXIM,2024).SINOSURE:Solar PV power station project in Saudi ArabiaIn January 2024,SINOSURE announced to insure an amo

188、unt of up to USD 220 million for the 2.6 GW solar PV power station project in Saudi Arabia,the largest PV power station project under construction worldwide.After completion,the total power generation is expected to reach 282.2 billion kWh over 35 years,equivalent to saving nearly 245 million tons o

189、f CO2 emissions(SINOSURE,2024b).3.4 Progress on governance and policy for clean energy financeTo contribute to Chinas climate commitments and Dual Carbon(雙碳)goals,ECAs are already 36active in translating the Philosophy of Green Development(綠色發展理念),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人類命運共同體)and Xi J

190、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into financial practices(CDB,2024b;CEXIM,2024;SINOSURE,2024a).While not explicitly mentioning export finance,the three norms have been adopted to guide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activities,integrating green aspects into the process o

191、f outbound investment and cooperation(MOFCOM,2013;State Council,2023;MFA,2024).As early as 2007as one of the first banks in ChinaCDB developed a green credit strategy to encourage green credit business and to proactively manage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isks of credit lines.CDB started to publis

192、h the Sustainability Report annually in 2018 and sign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DFIs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Financing in 2020,promoting green finance and sustainability among BRICS counterparts(CDB,2021).In 2023,CDB implemented a green and low-carbon finance strategy while refining it

193、s green finance management mechanisms.It actively promo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1+N+x+y policy system to support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before 2030 and by 2060 respectively(The State Council,2021;CDB,2024a).Meanwhile,CDB has strengthened its Environmental,Social,and Governance(ESG)ri

194、sk management by establishing a customer ESG rating system.The bank evaluates customers ESG performance and utilizes the results in payment pricing and classification,integrating ESG throughout the credit management process(ibid.).CEXIM established a special leading group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95、in 2020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coordinating green finance,environmental protection,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lated work(CEXIM Shenzhen Branch,n.d.).In 2021,CEXIM identified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as major development goals in its 14th Five-Year Plan(CEXIM,2022,p.7).Meanwhile,CEXIM

196、 adopted the Green Finance Work Plan(2022-2025)and released its Green Financing Framework,which instructs the bank to evaluate and select green financing transactions,and aims to direct more resources into these areas(CEXIM,2022,p.8).In 2023,CEXIM established a Green Finance Committee,and formulated

197、 the Principles for the Green Finance Committee.It also revised the Green Credit Guidelines to further enhance its ESG risk management and green credit management throughout the lifecycle of credit businesses(CEXIM,2024).SINOSURE witnessed an important year of green finance in 2021,where it establis

198、hed a leading group for promoting green finance,issued the Guiding Opinions on Strengthening Green Finance Construction,and incorporated green finance and green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into top-level institutional policies such as the ThenincludingBrazil,Russia,India,ChinaandSouthAfrica.Theso-cal

199、led1+N+x+ysystem:1referstoCDBsActionPlanforImplementingGreenandLow-carbonFinancetoSupportCarbonPeakingandCarbonNeutrality;Nrepresentsvarioussectoralguidingdocumentsforimplementation;xstandsforregionalplan,whileyreferstothespecializedserviceplansformajorcustomers.3714th Five-Year Plan(CBIMC,2022).In

200、2022,SINOSURE formulated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f China Banking and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s(CBIRC)green guidelines,and published projects classification and clients label policies according to their green level(SINOSURE,2023).In the same year,SINOSURE integrated the EUChina Common Ground

201、Taxonomyas a bridge between the EU Taxonomy and Chinas green finance classification systeminto its business decisions for identifying green projects(SINOSURE,2023).4.A greener path ahead for China4.1 Innovative financing instrumentsAs discussed above,ECAs can wiel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global cl

202、ean energy financial flows through their diverse financing instruments(see Table 2).Depending on their mandate,ECAs can support exporters with a plethora of instruments,including direct lending to exporters or their customers,and providing credit guarantees or insurance to reduce the cost of financi

203、ng and attract additional private and public sources of finance.ECAs provide,for example,guarantees to hedge risks against an exporter or lender not being repaid,e.g.,due to political instability,expropriation,or unexpected currency fluctuations.Some ECAs also act as direct lenders with short-,mediu

204、m-or long-term loans and may provide earmarked project finance or even equity instruments.In return,they receive risk premiums or interest payments.In the case of repayment loss,ECAs compensate exporters or lenders directly while being in the position to draw up debt settlement arrangements with the

205、 Paris Club.In recent years,global ECAs have expanded their offerings to include more innovative instruments,being proactive in sustainable finance loans.Additionally,greening traditional instruments is a common practice,such as offering relaxed underwriting criteria,longer repayment periods,and hig

206、her maximum insured amounts for green projects.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研究分享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Quarterly Update)TheParisClubisaninformalgroupofofficialcreditorswhichcollectspublicdebtowedbygovernmentstocreditorcountries.Debtowedbyprivateentitieswhichisguaranteesbythepublicsector(e.g.,throughECAs)i

207、scomprisedbythedefinitionofpublicdebt(ClubdeParis,2021).Table 2 Overview of ECAs most important financing instrumentsTypeInstrumentChinese ECAsAdvanced OECD-ECAsTraditional instrumentsOfficial export buyers credit(pure cover ECAs)RRCredit insurance and guarantee(pure cover ECAs)RRShort-,medium-or lo

208、ng-term loans(multi-purpose ECAs)RROverseas investment(multi-purpose ECAs)RR38TypeInstrumentChinese ECAsAdvanced OECD-ECAsGreened traditional instrumentsSmaller premium or interest rate,longer repayment periods of loans for green deals and projects(e.g.,OECD)RRGreen export credit guarantees with rel

209、axed underwriting criteria(e.g.,Swedens EKN)RRGreen insurance with higher maximum insured amounts for green deals(e.g.,OECD)RClimate-resilient debt clauses in eligible lending(e.g.,UKEF)RGreen cover(e.g.the Dutch Atradius DSB)RSelected novel green instrumentsSustainable finance(e.g.,Bpifrance Bonus

210、Climat,UKEFs Clean Growth Direct Lending Facility,and EIFOs venture capital funds for green start-ups)RRTransition finance support for green small-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SMEs)(e.g.,UKEF)RBlended finance to leverage additional resources for climate-related investmentRRisk-sharing arrangements f

211、or large-scale green projectsRSource:Authors,based on E3F(2024),Perspectives Climate Research(2024)and Schmidt et al.(2024).Note:For the comparisons above,we have assessed ECAs of twelve OECD countries between 2021 and 2024,including Canada,Denmark,Finland,France,Germany,Italy,Japan,Netherlands,Sout

212、h Korea,Sweden,United Kingdom and United States.UKEFhasannouncedtoextenditsTransitionExportDevelopmentGuaranteeforlargeexporterstoSMEs.While China has embraced some greened instruments,a gap exis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re innovative green financing tools.The absence of certain novel green inst

213、ruments in Chinese export finance institutions toolkit indicates potential areas for future development.As global pressure but also opportunities for green finance increase,Chinese ECAs need to develop their green offerings further,possibl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o maintain competitiveness in

214、 the global market while aligning with Chinas climate commitment and green finance ambition.4.2 Advancing green finance leadershipAs the worlds manufacturing hub of solar panels,wind turbines,lithium-ion batteries and EVs(IEA,2024),Chinas export finance institutions can leverage the expertise of the

215、 countrys clean energy sector to strengthen its position as the leader of clean energy solutions to the world,accelerating RE deployment and 39investment globally.By further diversifying its investment beyond the New Three to novel climate technologies,China can build more comprehensive green projec

216、t pipelines.This should include climate-resilient RE such as China-patented wind turbines that can harness energy even during the strongest hurricanes(e.g.,China News,2024;Sankaran,2024),which could be particularly beneficial for many Small Island Development States(SIDS)such as in the Caribbean and

217、 the Pacific but also for the US East Coast,for instance.Furthermore,following previous effort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the three institutions are well-positioned to lead on energy transition.As early as 2015,China established the South-South Climate Cooperation Fund to support the Global South in

218、 green transitions,includ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facilitation(BRI,2018;South-South Cooperation Fund,n.d.).In 2023,the Green Investment and Finance Partnership(GIFP)was announced to help BRI partner countries develop green projects(Gallagher et al.,2023).During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219、FOCAC)in September 2024,even more positive signals on green cooperation were released.President Xi stated that China will help develop 30 specific clean energy projects and encourage more investments in utilizing RE across Africa(Patel,2024).In an action plan for 2025-2027,green development was reco

220、gnized as one of the ten partnership initiative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suggesting greener cooperation(FOCAC,2024).Most recently at COP29,China announced to have already provided and mobilized climate finance of more than USD 24.5 bill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since 2016(Hou,2024),making the co

221、untry the joint fifth-largest climate finance provider after Japan,Germany,the US and France(Lin,2024).According to COP29 president Mukhtar Babayev,“China would have offered more money to the poor world to tackle the climate crisis”if negotiations for a new climate finance goal would not have ended

222、at USD 300 billion by 2035(Carbon Brief,2024).These developments demonstrate Chinas leadership and commitment in South-South climate cooperation.5.Conclusion ECAs have a pivotal role to play in the global push to phase out fossil fuels.Despite their ongoing large support for carbon-intensive project

223、s,recent commitments show a growing momentum towards clean energy finance.By leveraging innovative and greening existing financing instruments,ECAs can help build green project pipelines and facilitate clean technology exports.However,systematic reforms are needed to level the export finance playing

224、 field globally,to close loopholes for continued fossil fuel support,and ensure that all ECAs support rather than stall energy transitions.As the worlds largest emerging economy,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transitioning towards clean energy finance domestically.Internationally,as the world

225、s manufacturing hub for the New Three exports,Chinas export finance institutions are well-positioned to increasingly provide large-scale clean energy solutions and promote capacity building in countries of the Global South such as its co-members of the G77,aligning with the countrys climate commitme

226、nts and leadership ambition.By further accelerating green export finance,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研究分享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Quarterly Update)40CDB,CEXIM and SINOSURE can reduce exposure to climate-related risks associated with fossil fuel investments,drive innovation in domestic green industries,and

227、unlock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higher returns on clean investments.This would enhance their global competitiveness and open access to the burgeoning markets for sustainable products and services.ECAs green practices can also set a precedent for other emerging economies such as Chinas partners in

228、 the G77 to follow suit,catalyzing their ECAs to play a more proactive role in energy transitions.References1 AidData(2023)AidDatas Global Chinese Development Finance Dataset,Version 3.0.Available at:https:/www.aiddata.org/data/aiddatas-global-chinese-development-finance-dataset-version-3-0(Acc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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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如何推動并引領全球清潔能源融資？一、引言在眾多公共金融機構中，出口信貸機構（Export Credit Agency,ECA）鮮為人知，卻在推動全球能源基礎設施投資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盡管出口信貸機構在歷史上為化石燃料提供了雄厚的資金支持，其近年來正逐漸向清潔能源傾斜。2020-2022年間，世界最大經濟體（G20）的 ECA 平均每年為化石燃料提供了 320 億美元的公共融資（OManique et al.,2024），低于 2018-2020 年的平均 400 億美元（DeAngelis and Tucker,2021）。與此同時，這些機構在 2020-2022 年每年為清潔能源提供了平均

272、 50 億美元的融資，高于此前兩年的年均 35 億美元（OManique et al.,2024）。因此，官方出口融資從化石燃料轉向清潔和可再生能源的潛力不容小覷。出口信貸機構（ECA）一般為官方機構或代表官方執行相關業務的企業（OECD,2021），通過在國際貿易中提供融資、信用或保險服務，支持本國企業開展出口業務，提升本國產品和服務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出口信貸機構可分為兩類：單一保險型（僅提供保險和擔保）和多功能型（同時提供各類融資）（Shishlov et al.,2021）。ECA 通常為大規模、高風險的項目提供資金支持，因為這類項目往往難以獲得其他類型機構的擔保，顯示出其具備動員大量資

273、金的能力。近年來，除了作為提供關鍵支持的貸款方/承保方，ECA 也在逐漸強化其促進貿易的職能（Klasen et al.,2024），投資領域也逐漸從過去聚焦的化石燃料項目向可再生能源項目傾斜，凸顯了他們在實現能源轉型和氣候目標中的重要角色。將全球變暖控制在 1.5以內需要大量且可靠的資金支持，才能實現清潔能源技術的快速部署和進一步發展。然而，清潔能源融資仍存在結構性制約，如前期成本高、利率敏感性高、貨幣風險和缺乏風控措施等（King et al.,2023;Schmidt et al.,2024）影響因素。這些因素疊加起來，使得私營部門難以對氣候投資風險進行精準評估與管理（Hale et a

274、l.,2021）。在此背景下，出口信貸機構或有能力應對這些風險和挑戰，在支持全球清潔能源的加速部署中發揮引領作用。賈子群PerspectivesClimateResearch氣候資金分析師MaxSchmidtPerspectivesClimateResearch研究員IgorShishlovPerspectivesClimateResearch氣候資金部門主管、巴黎高等商學院氣候與商業項目執行主任如需聯系作者，請發送郵件至：jiaperspectives.cc.在本文中，我們使用了兩種表述：其中，清潔能源技術是指整個能源系統中有助于實現凈零排放目標的非化石燃料技術，例如電力傳輸、儲存、電氣化和

275、可再生能源發電（OECD，2024）；而可再生能源則屬于清潔能源，通常指太陽能、風能、潮汐能、地熱能和小型水力發電（Jonesetal.，2024）。大型水力發電項目通常被視為“其他”能源，但本文根據中國實際語境將其歸入“清潔能源”。45二、全球出口信貸機構的清潔能源融資趨勢2.1 回望歷史：支持化石燃料擴張從歷史上看，G20 國家的出口信貸機構在2013 年至 2022 年中，為化石燃料項目提供了約5344 億美元的巨額資金支持，占其全部能源融資的76%。按能源類型劃分，天然氣相關項目占 28%，油氣混合項目緊隨其后占據 24%，石油和煤炭項目分別占 15%和 9%。相比之下，清潔能源僅占所

276、有能源融資的 10%，包括太陽能、風能、潮汐能、地熱能、水力發電、生物質能和核能，總投資額約為693.7 億美元（OCI，2024）。按國家來看，中國、韓國和加拿大在能源融資中提供了最多金額支持，其中化石燃料項目占其融資組合的 60%以上（見圖1）。在 G20 國家中，出口信貸機構清潔能源融資占比最大的國家為法國（大于 1/2）、中國（約等于 1/3）和德國（約等于 1/4），而多數其他國家的出口信貸機構仍將化石燃料作為能源融資的主流。近年來，ECA 對清潔能源融資的貢獻日益增加（Klasen et al.,2024），尤其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020-202

277、2 年間，ECA 年均為清潔能源提供了近 52 億美元的資金支持，相較于 2017-2019 年間的 35 億美元有所增長（OCI,2024）。盡管如此，ECA 從支持化石燃料轉向投資可再生能源的速度，仍然遠低于所需Klasen 等人提出，到 2030 年時，ECA 的氣候承諾（包括支持清潔能源）最低應為每年 513 億美元，是當前水平的十倍。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研究分享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Quarterly Update)圖1 ECA能源投資規模最大的G20國家（2013-2022年）來源:作者自制，基于 OCI 公共能源投資數據庫（OCI

278、,2024）注：為了更準確地反映中國海外能源投資的情況，作者在數據分析中將國家開發銀行從開發性金融機構重新歸類為出口信貸機構，因此本文中展示的圖表與 OCI 網站上有所區別。事實上，雖然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都被官方歸類為政策性銀行，但它們也充當著主要出口金融機構的角色，為中國企業的海外活動提供大量投融資支持，包括出口信貸、買方信貸和海外項目融資。2.2 最新轉向：向支持清潔能源傾斜但 ECA 的轉型趨勢正逐漸顯著。僅 2023 年上半年，全球出口信貸機構對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就達到 117億美元，創歷史新高，是 2022 年同時期的近四倍（TXF,2023）。近年來，多家出口信貸機構合作制

279、定與氣候相關的戰略舉措，并提高了財務與非財務報告的透明度（Schmidt et al.,2024c）。例如，經合組織在2023 年的談判成功將使用融資支持綠色和氣候積極項目的可能性擴大，使出口信貸規則更加與時俱進，能夠46更好地支持能源轉型（European Commission,2023）。部分出口信貸機構已經開始更具雄心：芬蘭出口信貸機構在 2023 年曾擔任 OECD 談判主席，規定凡是符合歐盟可持續活動分類等國際標準的項目，就能申請到更高的出口信貸額度，最高達 4000 萬歐元（Schmidt et al.,2024a）。除了OECD 國家，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也表現出色，將歐盟中國綠

280、色分類標準納入其業務信息系統中，以識別相關客戶和項目（Chen and Shen,2022;SINOSURE,2023）。過去幾年中，隨著政府和出口信貸機構發布與出口融資相關的承諾，全球逐漸開始認識到出口信貸機構提供清潔能源融資的潛力。例如，“面向未來的出口融資(E3F)”倡議在 2021 年啟動，旨在促進 ECA 的融資模式向有利于氣候的出口項目轉變，并提供必要的轉型支持（E3F,2022,2023,2024）。同年，在第 26 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上，國際公共支持清潔能源轉型聲明(CETP)正式發布。2022 年，包括政府和公共金融機構在內的所有 CETP 簽署方共減少了 6

281、5 億美元的化石燃料融資，并額外提供了 52 億美元的清潔能源融資支持（Jones and Mun，2023 年）。同年，伯爾尼協會全球最大的出口信貸和投資保險行業協會（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是其成員之一）成立氣候工作組以“推動出口信貸領域的領導力和實踐.并為解決全球氣候挑戰問題做出貢獻”(Berne Union,n.d.)。在第 28 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聯合國倡議發起的凈零出口信貸機構聯盟（NZECA）正式成立，成員包括 OECD 國家以及哈薩克斯坦、阿聯酋等國，標志著全球公共金融領域的首個凈零融資聯盟誕生。在最近舉辦的COP29 上，NZECA 發布目標設定協約，為所有 ECA 加速凈

282、零排放進程提供工具，且有助于提升機構間的可比較性。筆者的獨立研究發現，到目前為止，丹麥、芬蘭和瑞典三個國家的出口信貸機構已在運營中符合巴黎協定要求（Perspectives Climate Research,2024）。這些機構不僅在能源領域嚴格禁止化石燃料投資，還實現了 100%的投資流向可再生能源（Schmidt et al.,2024a;Schmidt et al.,2024b;Weber et al.,2024）。不 可 否 認的是，領先者丹麥擁有著得天獨厚的風力條件和全球領先的風電制造商（rsted 和 Vestas Wind Systems），而其他國家的 ECA 則很難擁有類似的

283、結構性優勢。因此，全球 ECA 在從化石燃料向清潔能源轉型的過程中常常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Weber et al.,2024），而中國作為近年來公認的清潔技術領導者，有能力推動全球出口融資格局向清潔能源轉變。三、中國 ECA 在清潔能源融資中的角色3.1 中國在全球能源融資中的角色演變作為全球最大的海外能源項目融資方（Chen and Liu,2023），中國可以通過國家開發銀行（CDB）、中國進出口銀行（CEXIM）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SINOSURE）支持發展中國家的能源轉型，并發揮巨大影響力。歷史上，中國一直是最大的煤炭生產國和海外煤電廠投資國，其投資在 2013 年至 2018 年

284、間占全球公共煤炭融資的50%（Ma and Gallagher,2021），并在 2019 年達到峰值的 48 億美元，隨后在次年大幅減少（OCI,2024）。自 2021 年中國宣布停止投建新的海外煤電項目，中國現已全面叫停對海外煤電廠的融資支持。隨著光伏、鋰電池和新能源汽車這“新三樣”揚帆出海，中國已成為全球可再生能源技術的出口強國（Christophers,2024）。2023 年，中國的太陽能電池、鋰電池和新能源汽車生產量，已分別占全球生產總量的 86%、74%和 68%，總價值超 1500 億美元（Song et al.,2024;Zhang and Nedopil,2024）。中國

285、的快速發展不僅改寫了國內能源格局，還使其成為全球清潔能源解決方案的主要提供國(Zhang and Nedopil,2024)。中國作為公共融資提供者和清潔技術出口者的雙重角色，使其 ECA走在化石燃料轉型的前沿（UNFCCC,2023）。3.2 中國出口融資版圖從 20 世紀 90 年代起，中國開始設立其出口47融資機構：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它們各司其職但密切合作、相互補充，均以促進中國參與國際貿易和投資為共同目標，在推動中國企業進入全球市場、提高中國產品競爭力以及支持“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支持建設橫跨亞歐非及其他地區的基礎設施和貿易網絡（C

286、EXIM n.d.）。這三家機構已合力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項目公共融資機構，在 2013 至 2021 年間的融資額接近 2000 億美元（OCI,2024）。表1 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信保概況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類型開發金融機構政策性銀行出口信貸機構使命支持中國重點行業和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促進對外貿易、投資和國際經濟合作通過出口信用保險和投資保險促進對外貿易、跨境投資和經濟合作主要融資工具長期非優惠貸款、項目融資、海外投資、股權投資中國企業境外經營優惠貸款、優惠出口買方信貸、國際擔保、境外投資貸款、援外項目優惠貸款出口買方信貸、保險、擔保、海外投資、項

287、目融資總資產（截至 2023 年）18.65 萬億美元6.38 萬億美元1975.8 億美元出口融資額及其在未償承諾中所占比重（2013-2021 年）2300 億美元（占比 8.7%）2786.4 億美元（占比 32.4%）8547.5 億美元（占比 92%）來源：Rudyak,2020;CDB,2024b,n.d.;CEXIM,2024,n.d.b;SINOSURE,2024a,n.d.注：國家開發銀行并未披露最后一行所示的“國內與海外承諾”的明細。因此，我們選擇了 OCI 公共能源融資數據庫作為最佳替代數據。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研究分享Climate Policy and Gree

288、n Finance(Quarterly Update)盡管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在官方分類中屬于政策性銀行，但它們同時也是出口融資機構，為中國企業的海外活動提供融資支持，包括出口信貸、買方信貸和海外項目融資。中國國家開發銀行（CDB）是一家國有的政策性開發金融機構，致力于支持中國重點行業和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Rudyak,2020)。它是中國國內主要的開發銀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開發銀行，2023 年總資產達 2.63 萬億美元(CDB,2024b)。國家開發銀行提供廣泛的金融產品，包括長期非優惠貸款、項目融資、海外投資和股權投資(CDB,n.d.)。在國開行的所有業務中，盡管國內業

289、務占主導地位，但其同時也提供大量海外貸款2013至2021年間的海外融資總額達2300億美元，其中能源相關融資約為 990 億美元(Chen,2020;AidData,2023;OCI,2024)。中國進出口銀行（CEXIM）是一家國有政策性銀行，支持中國的對外貿易、投資和國際經濟合作。中國進出口銀行的信用評級與中國相同（CEXIM,n.d.b），因此可以通過出口信貸支付擔保高達 85%的項目總資金（Rudyak,2020）。它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務，包括優惠出口賣方信貸（即為在國外經營的中國公司提供的優惠貸款）、優惠出口買方信貸、國際擔保、海外投資貸款以及對外援助項目的優惠貸款等（CEXIM,n

290、.d.a）。2013至 2021 年期間，中國進出口銀行為海外能源項目提供了 2110 億美元，到 2023 年，未償承諾中的出口承諾達 2786.4 億美元（CEXIM,2024）。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SINOSURE）成立于 2001 年，由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的出口信用保險部門合并而成（CCPITGS,2013）。自成立以來，中國信保一直是中國官方的48出口信貸和保險機構。通過踐行國家戰略和決策，中國信保在穩定對外貿易和提振經濟發展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SINOSURE,2024a）。通過防范并減輕無法償付風險，中國信保能夠提振中國出口商和金融機構的信心，從而增強他們開

291、展海外投資的能力（SINOSURE,n.d.）。3.3 中國 ECA 的融資組合2013-2021 年期間，中國出口融資機構提供的能源融資中，流向化石燃料項目的總額達 1320 億美元，占比 68%（圖 2）。其中，國家開發銀行所占份額最大（862 億美元），高于排名第二的中國進出口銀行的融資金額兩倍。相比之下，清潔能源融資僅占總額的 27%，其中中國進出口銀行以 275億美元的總額領先，國開行和中國信保則分別貢獻了 142 億美元和 102 億美元。此外，另有 5%的融資被歸類為“其他”能源類型，指代未能確定能源類型的項目。圖2 中國ECA的能源融資情況，按能源類型劃分(2013-2021)

292、來源：作者自制，基于 OCI(2024)以上數據表明，在過去十年間，中國出口融資機構的能源投資均以化石燃料為主，呈現出多元化程度較低的能源投資組合。在此期間，三家機構對清潔能源項目的融資金額均呈現波動，其占比也僅呈現出緩慢增加的趨勢，表明這些機構若想實現與“巴黎協定”相契合的融資，仍需推動重大轉型（見圖 3）。49圖3 中國ECA的年度能源融資（2013-2023）來源：作者自制，基于 OCI(2024)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中國曾斥巨資支持煤炭項目，但在 2021 年習近平主席做出相關承諾后，所有機構都成功停止了對海外新建燃煤電廠的融資。此外，中國在 2022 年沒有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提供

293、新的公共能源融資（Springer et al.,2023），不管是化石能源還是可再生能源，標志著中國公共融資機構經歷了一個戰略轉型期。隨后，根據中國對非洲貸款數據庫，中國的能源融資在暫停兩年后于 2023 年重返非洲，有共計 5.02 億美元投資于三個可再生能源項目（太陽能和水力發電），且全部由中國進出口銀行投資（Engel et al.,2024）。盡管中國海外清潔能源融資的絕對金額尚未出現強勁增長，但這種聚焦可再生能源的再度參與可能預示著一個轉折點，即中國將向符合巴黎協定的公共清潔能源融資邁進。以上數據表明，中國支持清潔能源的潛力巨大，且還在不斷增大，能夠有效填補此前投資化石燃料的能源支

294、持缺口。從地域上看，雖然中國的能源融資遍布全球各地區（見圖 4），但“一帶一路”一直在其中占據核心地位。在 2013-2021 年間的前 15 個融資接收國中，有 13 個是“一帶一路”伙伴國家（巴西和英國除外），總計獲得了十分可觀的能源融資。值得注意的是，清潔能源投資主要集中在幾個國家，包括巴基斯坦、阿根廷、英國、尼日利亞和烏干達，大型水電項目在其中占據融資的大部分，其次是核能。中國進出口銀行在融資項目數量方面領先（44個），但國家開發銀行在總金額上位居榜首（1008億美元）。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研究分享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Quarterl

295、y Update)50圖4 中國出口融資機構能源融資的地理分布（2013-2021）來源：作者自制，基于 OCI(2024)近年來，在“小而美”的投資理念指導下，中國已轉向規模較小、更可持續的海外融資(e.g.,Ray,2023;WANG,2023)。以下為中國三家機構提供過的清潔能源項目融資的典型案例：中國進出口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巴基斯坦水電站2017 年，中國進出口銀行與國家開發銀行共同融資建設 72 萬千瓦的巴基斯坦卡洛特水電站，中國絲路基金亦參與融資。在項目中，進出口銀行牽頭設立融資財團，三家融資機構各提供 3.15 億美元貸款(CEXIM,2024)。該項目還通過國際金融公司（IF

296、C）獲得了超 1 億美元的多邊貸款支持(Beltroad Initiative,2018;OCI,2024)。截至 2023 年 6月，卡洛特發電站累計發電量 36.4 億千瓦時，預計減少碳排放 398 萬公噸，能夠滿足當地 500 萬人的電力需求(CDB,2023;CEXIM,2024)。中國信保：沙特阿拉伯光伏發電站項目2024 年 1 月，中國信保宣布承保沙特阿拉伯 2.6 吉瓦光伏電站項目，承保金額約為 2.2 億美元，該項目是全球最大的在建光伏電站，建成后預計35年內總發電量將達到2822億千瓦時，相當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近2.45億噸（SINOSURE,2024b）。3.4 清潔能源

297、融資進展：政策與治理為了踐行中國的氣候承諾并推動實現“雙碳”目標，中國的出口融資機構積極將國家政策與理念轉化成融資實踐，如綠色發展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CDB,2024b;CEXIM,2024;SINOSURE,2024a）。盡管上述理念并未特意提及出口融資，它們早已被用于指導中國的海外投融資活動，旨在將“綠色”元素融入對外投資與合作的全過程（MOFCOM,2013;State Council,2023;MFA,2024）。51早在 2007 年，作為中國首批實施綠色信貸戰略的銀行之一，國開行就制定了綠色信貸戰略，鼓勵開展綠色信貸業務，主動管理信貸中的環境與社會風險。國開行

298、于 2018 年開始發布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并于 2020 年簽署了開發性金融機構負責任融資原則諒解備忘錄，推動金磚國家金融機構開展綠色金融和可持續發展（CDB,2021）。2023 年，國開行實施綠色低碳金融戰略，完善綠色金融管理機制，積極推動建立“1+N+x+y”政策體系，支持 2030 年碳達峰、2060 年碳中和（The State Council,2021;CDB,2024a）。同時，國開行還建立了客戶 ESG 評級體系，加強環境、社會和治理（ESG）風險管理，將 ESG 評級結果應用于客戶信用評級，并將其進一步傳導至貨款定價、風險分類等環節，從而將 ESG 融入整個信貸管理流程。中

299、國進出口銀行于 2020 年成立了可持續發展專門領導小組，負責協調綠色金融、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的相關工作（CEXIM Shenzhen Branch,n.d.）。2021 年，中國進出口銀行將綠色低碳轉型確定為“十四五”規劃的主要發展目標之一（CEXIM，2022,p.7）。同時，進出口銀行通過了中國進出口銀行支持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綠色金融工作方案（2022-2025 年），并發布了綠色金融框架，對銀行內部評估和篩選綠色金融項目提供指導，旨在傾斜資源流向綠色領域（CEXIM,2022,p.8）。2023 年，進出口銀行成立綠色金融委員會，制定綠色金融委員會工作規則，并修訂了綠色信貸指引，以進

300、一步加強其在信貸業務全生命周期中的 ESG 風險管控和綠色信貸管理（CEXIM,2024）。對于中國信保來說，2021 年是其綠色金融發展的重要之年，先后成立了綠色金融領導小組，發布了關于加強綠色金融建設的指導意見，并將綠色金融和綠色發展轉型納入了“十四五”規劃等頂層制度設計（CBIMC,2022）。2022 年，中國信保制定了中國銀保監會綠色指南的實施方案，根據項目的綠色等級發布項目分類和客戶標簽政策（SINOSURE,2023）。同年，中國信保開始適用“歐盟中國綠色分類標準”，鑒于其作為歐盟分類標準和中國綠色金融分類之間的橋梁，中國信保進一步將其納入了綠色項目識別的業務決策中（SINOSU

301、RE,2023）。四、展望：更加綠色的中國出口融資4.1 創新融資工具如上所述，出口信貸機構能夠通過多種融資工具對出口商提供支持，從而對全球清潔能源的資金流產生重大影響（見表 2）。根據其職責，出口信貸機構可以直接向出口商或客戶提供貸款、信用擔?；虮ｋU，以降低其融資成本并吸引更多融資。例如，出口信貸機構可以提供擔保，以對沖出口商或貸款方因政治動蕩、征收征用或貨幣波動而無法償還貸款的風險。一些出口信貸機構還充當直接貸款人，提供短、中、長期貸款，并提供專項項目融資甚至股權工具。作為回報，這些機構能獲得風險溢價或利息支付。在無法償付的情景中，出口信貸機構可以直接賠償出口商或貸款人，同時與巴黎俱樂部（

302、Paris Club）制定債務清償安排。近年來，全球出口信貸機構均對金融產品進行擴張，提供更多創新性融資工具，并積極開展可持續金融貸款。此外，對傳統融資工具進行“綠色化”也是一種常見實踐，比如為綠色項目實施更寬松的承保標準、延長還款期限、以及更高的最高保額。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研究分享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Quarterly Update)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在“1+N+x+y”政策體系中，“1”指的是國開行實施綠色低碳金融戰略支持碳達峰碳中和行動方案；“N”指各行業、各領域實施方案指導文件；“x”是區域工作方案；“y”指重大客

303、戶專項服務方案。巴黎俱樂部是一個由官方債權人組成的非正式團體，其活動宗旨是為面臨債務履約困境的主權債務人尋求協調和可持續的解決方案，包括由公共部門擔保的（例如ECA）私人實體所欠的債務（ParisClub，2021）。52表2 出口信貸機構的關鍵融資工具一覽類型融資工具中國 ECAOECD ECAs傳統融資工具官方出口買方信貸（單一保險型 ECA）RR信用保險和擔保（單一保險型 ECA）RR短期、中期或長期貸款（多功能型 ECA）RR海外投資（多功能型 ECA）RR“綠色化”的傳統工具綠色交易和項目貸款的溢價或利率較低，還款期可延長（例如 OECD 國家 ECA）RR在出口信貸擔保中，對綠色項

304、目放寬承保標準（例如瑞典 ECA）RR綠色保險：為綠色項目提供更高的最高保額（例如 OECD 國家 ECA）R在貸款中增加氣候適應型債務條款（如英國出口促進基金（UKEF）R綠色暫保單（如荷蘭 ECA-the Dutch Atradius DSB）R新興綠色金融工具（部分）可持續金融（如 Bpifrance 的 Bonus Climat 基金、UKEF的“清潔發展”直接貸款基金以及 EIFO 為“綠色”初創企業提供的風險投資基金）RR為綠色中小企業提供過渡性融資支持（如 UKEF）R對氣候項目實施混合融資以調動更多資源R對大型綠色項目實施風險共擔R來源：作者自制，基于 E3F(2024),Pe

305、rspectives Climate Research(2024)and Schmidt et al.(2024)。注：為了上述比較研究，我們評估了 12 個 OECD 國家的出口信貸機構，包括加拿大、丹麥、芬蘭、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荷蘭、韓國、瑞典、英國和美國。UKEF已宣布將其對大型出口商的出口發展轉型擔保擴大到中小型企業。盡管已開始采用眾多綠色融資工具，但中國出口融資機構的業務范疇中仍然缺乏一些更具創新性的綠色工具，表明這方面還有一定的進步空間。隨著全球綠色金融的挑戰和機遇并存，中國出口信貸機構需要進一步開發“具有中國特色的綠色金融產品”，以便保持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同時致力于實現

306、中國的氣候與綠色金融承諾。4.2 提升綠色金融領導力中國作為全球太陽能電池板、風力渦輪機、鋰電池和新能源汽車的制造中心（IEA,2024），能夠充分利用清潔能源先進技術，鞏固其作為全球清潔能源解決方案領導者的角色，并加速全球可再生能源的部署與投資。通過進一步將投資從“新三樣”53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研究分享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Quarterly Update)轉向更多新興氣候技術，中國有潛力建立更全面綜合的綠色項目通道。此外，中國還應將氣候適應型可再生能源納入投資，例如在最強颶風中也能正常運轉的中國專利風力渦輪機（China News,202

307、4;Sankaran,2024），能夠對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區的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產生裨益，甚至幫助美國東海岸地區適應氣候災害?；谥袊诰G色領域的積極合作姿態，中國的三家出口金融機構有能力引領全球能源轉型。早在 2015 年，中國就設立了南南氣候合作基金，以支持全球南方國家包括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在內的綠色 轉 型（BRI,2018;South-South Cooperation Fund,n.d.）。2023 年，中國宣布建立綠色投融資伙伴關系（GIFP），幫助一帶一路國家開發綠色項目（Gallagher et al.,2023）。2024 年 9 月，中非合作論壇（FOCAC）再次釋放關于國際

308、綠色合作的積極信號。習近平主席表示，中國將幫助非洲開發 30 個清潔能源項目，并鼓勵更多投資于非洲的可再生能源利用（Patel,2024）。在 20252027中非行動計劃中，綠色發展被列為中非十大伙伴關系倡議之一，表明綠色合作是大勢所趨（FOCAC,2024）。在 最 近 閉 幕 的 COP29 上，中 國 宣 布自 2016 年來，中方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及動員的氣候資金總額超過 1770 億元人民幣（Hou,2024），使其成為繼日本、德國、美國和法國之后的第五大氣候資金提供方（Lin,2024）。COP29主席巴巴耶夫表示，“如果新的氣候資金談判未能達成在 2035 年前提供 3000

309、 億美元的目標，那么中國將向欠發達國家提供更多資金來應對氣候危機”（Carbon Brief,2024），均彰顯了中國在南南氣候合作中的領導力和實際承諾。五、結語ECA 在全球淘汰化石燃料的進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盡管 ECA 歷史上一直大力支持高碳排項目，但其近年來的投資轉向顯示出清潔能源融資的強勁勢頭。通過開發新型融資工具并“綠色化”現有工具，ECA 能夠推動建立綠色項目通道并擴大清潔技術出口。然而，為了在全球范圍內創造公平的出口融資環境，當前 ECA 仍需進行系統性改革，彌補從前支持化石燃料的資金漏洞，并確保全球 ECA 都在能源轉型的進程中貢獻積極力量。作為全球最大的新興經濟體，中國在向

310、清潔能源融資轉型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在國際上，作為“新三樣”的全球制造與出口中心，中國的出口融資機構有能力提供大規模清潔能源解決方案，并促進全球南方國家（如 G77 集團）的能力建設，從而支持中國的氣候承諾和領導力雄心。通過進一步加快綠色出口融資，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信保能夠減少與化石燃料投資相關的氣候風險，推動國內綠色產業創新，并釋放潛在機會，推動清潔投資產生更高回報。這些舉措有助于提高其全球競爭力，在日新月異的可持續市場中分得一杯羹。此外，中國 ECA 的綠色實踐還可以為 G77 等其他新興經濟體樹立榜樣，推動其他國家 ECA 也在能源轉型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54研 究分

311、享農業轉型金融標準：現狀與展望農業對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性不容忽視。一方面，農業既是重要的溫室氣體排放源，又是一個巨大的碳匯系統，在減緩氣候變化方面可發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農業對于氣候風險的暴露度高、敏感度高，亟需提升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即氣候韌性）。農業領域的氣候轉型（包括減緩與適應兩方面）需要大量資金支持，但是存在巨大的資金缺口，轉型金融則是有望通過撬動大量社會資本來彌合這一資金缺口的關鍵機制。轉型金融機制要有效發揮作用，一個重要的前提和基礎是針對轉型活動和轉型主體確立科學的界定標準?？茖W明晰的轉型界定標準可以幫助金融機構識別農業轉型經濟活動與主體，同時有利于防范“假轉型”風險。但是

312、，制定農業轉型金融標準面臨不小的挑戰，包括農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復雜、數據基礎薄弱、轉型路徑不夠明晰以及兼顧其他環境目標（污染防控、資源節約、生態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等）；同時，還需考慮農業產業鏈所涉及的眾多小微主體，以確保農業轉型的公正性與包容性。一、制定農業轉型金融標準的主要挑戰為了有力支持氣候目標并兼顧其他環境目標與社會目標，農業轉型金融標準需滿足“顯著貢獻”、“無重大損害”以及“公正轉型”等幾大基本原則。但是，由于農業領域氣候轉型的部分特征以及當前一些客觀條件的限制，制定符合這些原則的農業轉型金融標準尚面臨以下幾方面的挑戰。一是農業領域溫室氣體排放核算復雜，方法學有待完善。與電力、工業、交通

313、以及建筑等其他重點減排行業不同，農業領域大部分的溫室氣體排放都產生于生物過程。土壤類型、氣候條件、作物種類、牲畜品種和管理方法等各種因素都會影響農業活動的排放水平，從而較難實現標準化管理。這種復雜性給農業領域的溫室氣體核算帶來了很大挑戰，其方法和技術標準目前仍在發展之中。盡管已有 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溫室氣體核算體系：農業指南和 FAO-GLEAM 等提供了農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相關指引、模型和排放因子，中國國內也有部分農業子領域的核算標準可供參考，但是我國農業產業鏈各環節的溫室氣體核算方法學仍存在核算參數不統一、要素不全面等問題，有待進一步完善。二是農業一些子領域的減排技術路徑尚不明晰

314、。目前已有一些指南和倡議為農業的減排路徑提供了參考，例如 森林、土地和農業科學碳目標設定指南邵丹青李少欣邵丹青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宏觀與綠色金融實驗室中級研究專員；李少欣是氣候債券倡議組織（CBI）中國農業轉型項目主管。作者感謝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宏觀與綠色金融實驗室副主任何曉貝博士、氣候債券倡議組織農食標準主管ReyesTirado博士對本文提供的寶貴建議。據G20轉型金融框架，轉型金融是指“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背景下，以符合巴黎協定目標的方式，支持經濟向低排放和凈零排放以及氣候韌性轉型的金融服務”；轉型金融體系包括五大支柱，分別為界定標準、信息披露、金融工具、激勵政策以

315、及公正轉型。轉型金融支持的經濟活動或經營主體應當對減緩或（和）適應氣候變化有顯著貢獻。轉型金融支持的經濟活動或經營主體應當對污染防控、資源節約、生態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等其他環境目標無重大損害。轉型金融應當關注轉型可能產生的經濟社會影響，并采取措施緩解負面影響。55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研究分享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Quarterly Update)（SBTi FLAG）、問責框架倡議（Afi）、農業部門針對溫升 1.5的情景路線圖、聯合國糧農組織發布的針對農食系統氣候轉型的全球路線圖等。盡管如此，由于農業領域溫室氣體排放的復雜性，目前很多子領域的減

316、排技術路徑尚不夠明晰，甚至存在較大爭議。這為界定農業轉型活動以及涉農企業制定轉型計劃帶來挑戰。三是農業供應鏈涉及的眾多小微主體氣候轉型意識與能力不足，氣候相關信息缺失，信息獲取難度大、成本高。農業轉型金融標準的適用對象首先是大中型農食企業，這些企業的大部分溫室氣體排放都來自其供應鏈上游，屬于范圍三的排放。大中型農食企業的上游供應鏈涉及大量的小微主體，包括小農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以及小微企業。因此，激勵大中型農食企業帶動其上游的小微主體參與氣候減緩和適應行動尤為重要。然而，農業小微主體普遍缺乏氣候轉型意識，沒有意愿或能力提供氣候相關信息，而且在轉型技術和成本方面面臨障礙。因此，如何推動農業供

317、應鏈整體進行氣候轉型、同時不給鏈上的小微主體造成過重負擔并且幫助他們提升生產力和收入水平是農業轉型金融標準制定面臨的一大挑戰。二、農業轉型金融標準的現狀（一）國際盡管全球范圍內轉型金融標準的研制仍處于起步階段，但是已有一些國際組織、政府以及金融機構在農業轉型金融標準方面進行了探索，包括轉型目標的制定（例如 SBTi FLAG、溫室氣體核算體系的土地利用與移除指南）、農食企業的轉型計劃框架（例如轉型計劃工作組、AFi），以及農業生產融資的技術性篩選標準和認證體系（例如氣候債券倡議組織的農業生產標準）。筆者對區域、國家或地方行政管轄區制定發布的綠色分類目錄 進行梳理后發現，在全球 25 個已發行的

318、可持續分類方案中，有 18 個分類方案涵蓋農業領域，其中 15 個來自亞洲。綠色/可持續分類方案識別合格的行業活動的方式主要包括白名單法、原則法和技術篩選標準法。其中，只有部分國家或地區以技術篩選標準的方式，提供量化指標與“無重大損害原則”（DNSH）等保障措施的具體要求，如新加坡、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此外，農業作為重點部門被納入可持續分類方案的全球趨勢正在提升，多個（國家）正在制定的可持續分類方案已確定將農業納入覆蓋的行業范圍，如澳大利亞、新西蘭、巴西、泰國、柬埔寨等。在金融機構的綠色融資框架方面，將農業納入綠色金融框架/標準并制定具體轉型活動標準的金融機構并不多。不過，一些商業銀行已經開

319、始嘗試自主設計涵蓋農業轉型活動的分類方案，例如新加坡新展銀行 2020 年發布的可持續發展和轉型融資框架與分類方案。在此背景下，下文通過三個具體案例，分別針對國際標準、國家標準和金融機構標準三個類別，探討現有的實踐是如何應對和解決制定農業轉型標準面臨的關鍵挑戰，進而為其他主體制定農業轉型金融標準提供參考。（1）國際標準案例：氣候債券倡議組織的農業生產標準氣候債券倡議組織（CBI）2024 年 10 月發布的更新版農業生產標準是現有的較為全面的農業生SBTi.Forest,LandandAgricultureScience-BasedTargetSettingGuidance(2023)R.Ac

320、countabilityFrameworkInitiativeTropicalForestAlliance.AgriculturalSectorRoadmapto1.5R.2022.FAO.AchievingSDG2withoutbreachingthe1.5threshold:aglobalroadmapR.2023TransitionPlanTaskforce（TPT）ClimateBondsInitiative.AgricultureProductionCriteria.UpdatedNovember2024.可持續和/或綠色分類目錄是一套分類體系，基于一系列條件，列出符合環境與社會等維

321、度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經濟活動與資產。即被納入可持續金融支持范圍的項目對環境、氣候、生物多樣性等任何一個可持續發展目標都不能有重大損害。56產氣候融資標準。拓寬認證與合格活動范圍：認證范圍從過去的限定募集資金用途的經濟活動與項目，拓寬到不限定募集資金用途的可持續發展掛鉤債券以及實體轉型計劃，認證標簽在“綠色”的基礎上新增了“一致”與“轉型”。對于綠色資產或募集資金的認定，該標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它不僅關注溫室氣體減排活動，還將固碳和氣候適應相關的活動和項目納入認證范圍。這為融資主體提供了更加豐富和清晰的技術方案和指引，使其能夠識別出符合條件的溫室氣體減排、氣候適應性和固碳的活動和資產，以及相關的

322、支持性活動。通過納入更多有利于應對氣候變化的農業生產活動，該標準可以為農業生產的氣候轉型提供更全面的支持。提供明確的轉型路徑：為了解決農業實體轉型減排路徑尚不明晰以及難以評估轉型計劃的可信度和氣候雄心的問題，CBI 提供了包含 43 種農業商品的減排路徑工具，覆蓋了全球約90%的食品類別，以幫助農業企業根據自身業務范圍設定減排路徑，并為符合要求的可持續掛鉤債券以及實體轉型計劃提供認證。該轉型路徑涵蓋了甲烷（CH4）、氧化亞氮（N2O）以及與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CO2）等溫室氣體，提供了顆粒度更小的計算方法，以支持農業企業實現更精準的排放核算以及轉型計劃制定。這一工具有助于潛在債券發行人與投資者

323、判斷農業企業的轉型路徑是否符合 1.5 度氣候目標。為中小微農業經營主體提供更簡便的流程：對于眾多缺乏氣候信息的小微經營主體，該標準提供了更簡易的實體轉型認證流程，符合生態、綠色等生產準則的小微生產經營主體在 2030 年前不需要核算其溫室氣體排放數據與設計減排路徑，從而降低了認證的復雜性和成本。對于保障措施提供清晰的指導：除了上述要求之外，該標準還提出了關于零毀林以及關于氣候適應與韌性、生物多樣性、水資源、社會福祉以及動物福利（如適用）五個方面的具體要求，確保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最小化并管理其他環境與社會方面的風險。（2）國家標準案例：新加坡-亞洲可持續金融分類方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于

324、 2023 年 12 月頒布了新加坡-亞洲可持續金融分類方案，針對能源、房地產和農業等十大重點領域的綠色活動與轉型活動制定了具體的標準。根據氣候表現對經濟活動進行分類：該分類方案基于減緩氣候變化目標以及其他四大環境目標，將經濟活動劃分為綠色（環境可持續）、琥珀（轉型）以及不合格三類。其中，綠色活動是指已經實現近零排放或符合 1.5溫控目標路徑的活動。琥珀（轉型）活動則是目前尚未符合 1.5路徑、但可在規定的時限內實現轉型目標、或能在短期內推動大幅度減排的活動。其中，農業部門的轉型時限為 2030年。這意味著能夠不晚于 2030 年符合 1.5 度路徑的活動就可以獲得可持續金融的支持，而那些無法

325、在規定時限內實現轉型的活動，則會被降級為不合格活動。明確的界定標準與符合條件的第三方標準：在農業方面，該分類方案涵蓋的是生產環節，針對作物生產與畜牧業生產兩個子領域提出了綠色活動與轉型活動的界定標準。此外，該標準還明確，符合相關國際技術標準認證體系的活動也可以被視為符合綠色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可持續棕櫚油圓桌倡議（RSPO）、UTZ 認證和雨林聯盟認證、國際可持續性和碳認證（ISCC）、負責任大豆圓桌倡議（RTSR）、Proterra 標準、可持續稻米平臺（SRP）以及全球可持續牛肉圓桌會議(GRSB)等。通過參考明確的國際標準，該標準可以便利金融機構更好地識別和投資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活動，優

326、化合規評估流程與降低潛在風險，進而引導更多資金流向綠色和轉型領域。Singapore-AsiaTaxonomyforSustainableFinanceSingapore-AsiaTaxonomyforSustainableFinance(2023Edition)其他四大環境目標包括：水資源和海洋資源保護、向循環經濟過渡、污染預防和控制，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保護。57（3）金融機構標準案例：星展銀行的可持續與轉型融資框架及分類法為了管理氣候相關風險和把握氣候轉型發展機遇，若暫時缺乏可適用的外部標準，金融機構可探索制定自身的轉型金融標準。以新加坡的星展銀行為例，該銀行于 2020 年 6 月發布

327、了可持續與轉型融資框架及分類法（以下簡稱“框架”），并于 2022 年進行了更新。涵蓋活動與企業兩個層面：在活動層面，該框架將投資活動分為“綠色”、“轉型”以及“有助于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UN SDGs）”三大類別。對于轉型活動，該框架明確了一些定性要求，包括具備替代碳密集型經濟活動的方案、溫室氣體減排的進展或計劃，以及有助于支持低碳方案的廣泛推廣。在企業層面，該框架對轉型企業提出的也是定性要求，包括要求企業削減對高碳資產的投入（Divest）、降低碳密集型業務收入在總收入中的占比（Diversify），并具有外部驗證的、優于地區行業平均水平及歷史表現的減碳軌跡（Decarbonizat

328、ion）。涵蓋更全面的農食系統：與其他標準相比，該框架的一大特征是不僅涵蓋了農業生產，還將食品加工制造、貿易以及零售等環節的相關活動和資產納入分類方案，并提供了具體的界定標準。此外，該框架要求合格的“綠色”農業與食品產業鏈相關活動需有助于減緩氣候變化，提升糧食安全和加強氣候韌性，以及滿足不會導致森林砍伐的要求。在“轉型”農業活動方面，該標準主要聚焦動物飼料與動物蛋白領域。然而，相較于其他行業的轉型活動設定了具體的轉型閾值，該標準沒有針對農業轉型活動設定轉型閾值，這很可能是由于農業轉型的復雜性與區域差異性導致閾值難以設定。（二）國內中國人民銀行自 2022 年起牽頭制定國家層面的轉型金融標準，目

329、前已經提出草案在部分省區進行試用，待形成正式版本之后，將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應用。該轉型金融標準包括經濟活動（生產設施和項目）與經營主體兩個層面。轉型經濟活動的界定標準分行業制定目錄，農業與煤電、鋼鐵、建材行業一起被納入了首批制定轉型活動目錄的重點行業。轉型主體的界定標準則不區分行業，針對生產經營主體明確了碳減排目標、轉型計劃、融資計劃、治理計劃、相關可行性評估、實際碳減排情況評估認證、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定性要求。在經濟活動層面，與綠色金融標準聚焦生態農業、農業污染防治等綠色活動不同，農業轉型活動目錄以農業農村減排固碳實施方案為參考，識別了種植業、畜牧業、漁業等農業細分領域中溫室氣體排放量高、減排潛

330、力大、減排技術路徑較為清晰的轉型活動，例如稻田甲烷減排、農田氧化亞氮減排、動物腸道甲烷減排、畜禽糞污綜合減排、水產飼料減排等。但是由于前文所述的農業排放核算復雜、方法學尚不完善、數據缺口大等現存挑戰，相較于煤電、鋼鐵、建材行業的大部分轉型活動可以參考一些現行的量化技術標準或直接設定量化的轉型指標及閾值，農業轉型活動的界定標準目前則大多采取定性的方式，即闡述了減排固碳的轉型路徑，但沒有設定具體的量化指標即閾值，因此實際操作中需要金融機構或第三方服務機構基于活動具體情況進行判定。同時，鑒于農業與食品行業的緊密關聯性，從農食產業鏈整體轉型的角度，農業轉型活動目錄還納入了“農副食品加工業”，具體活動包

331、括低碳生產加工、替代食品開發、農副食品碳標簽、食品損失和浪費減控、農副食品供應鏈追溯系統等。隨著我國食品碳足跡核算相關技術標準的逐步建立，例如食品碳足跡評價技術通則（T/ACEF 0722023），相關活動（除了碳標簽之外）需經第三方專業機構認證滿足一定的減排效益才能被認定為轉型活動。在經營主體層面，關鍵在于如何既確保主體進Sustainable&TransitionFinanceFramework&Taxonomy.氣候政策與綠色金融（季報）研究分享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Quarterly Update)58行了有效的轉型、防范“假轉型”風險，又能

332、夠符合“公正轉型”原則、支持小微主體可持續發展。這涉及直接獲得轉型融資的中小型農業主體以及難以直接獲得轉型融資的農業小微主體兩個方面。對于前者，主體層面的轉型界定標準采用了“相稱性原則”（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即大型農業企業需要制定要素完整的轉型計劃并獲得第三方專業機構的評估和認證；而對于中小型農業主體，則在減排目標、轉型計劃、融資計劃、治理計劃等方面可以適當放寬信息披露和第三方認證相關要求。對于后者，這些農業小微主體缺乏轉型意識與能力，難以直接滿足轉型金融標準進而直接運用轉型類貸款或債券等金融工具，因此關鍵在于大中型農食企業通過范圍三減排與可持續供應鏈管

333、理為其提供轉型及相關融資支持。但由于一些客觀條件的限制，中國的農業轉型金融標準在這兩方面的要求不可能一步到位。在范圍三減排方面，該標準目前要求轉型主體的溫室氣體排放核算范圍至少包括范圍一和范圍二，條件成熟時酌情將范圍三納入核算范圍。這一安排較為符合我國的相關國情。因為重點行業的溫室氣體排放核算工作尚處于起步階段，范圍一和范圍二排放的相關方法學、統計體系、第三方服務等基礎設施尚有待完善，大部分企業尚不具備開展范圍三溫室氣體排放核算與管理工作的客觀條件。特別是農業領域，相關方法學、技術標準和數據基礎相較于其他行業而言都更不成熟，因此，有待這些客觀條件顯著改善之后才能支持我國大中型農業企業進行范圍三的排放管理。在可持續供應鏈管理方面，與范圍三排放類似，農業轉型主體的界定標準尚未納入可持續供應鏈管理方面的強制要求。主要原因在于我國農業企業開展可持續供應鏈管理尚處于起步探索階段，目前還面臨一些瓶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