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并鼓勵二孩促進國家發展和家庭福祉.pdf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并鼓勵二孩促進國家發展和家庭福祉.pdf》由會員分享，可在線閱讀，更多相關《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并鼓勵二孩促進國家發展和家庭福祉.pdf（25頁珍藏版）》請在三個皮匠報告上搜索。

1、 1 No.C2018008 2018-08-23 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并鼓勵二孩，促進國家發展和家庭福祉 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并鼓勵二孩，促進國家發展和家庭福祉1 1 曾 毅 曾 毅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和北京大學瑞意高等研究所首席科學家 電子郵箱：； 目錄 目錄 一、我國面臨人口家庭快速大規模老化的嚴峻挑戰 . 2 二、普遍允許二孩政策出臺后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仍然很低 . 3 三、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關系的歷史回顧 . 5 3.1 人口與經濟增長及生存資源關系理論的歷史回顧 . 5 3.2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奇跡與人口轉變的關系 . 6 四、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并鼓勵二孩有利于國家發展 .

2、8 4.1 不同方案下人口總數和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分析 . 8 4.2 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人口老化嚴峻挑戰的比較分析 . 10 4.3 避免獨生子女太多對國防安全及年輕一代心理素質的負面影響 . 12 4.4 緩解未來數千萬“剩男”找妻難問題 . 12 五、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和鼓勵二孩惠及億萬家庭福祉 . 13 5.1 大大降低“無子女老人”風險 . 13 5.2 避免形成越來越多的“四二一”畸形家庭結構 . 13 5.3 顯著提高老年人和成年子女互助“共贏”的可能性 . 13 5.4 可使孩子們終身受益于兄弟姐妹之間的互相關懷幫助 . 14 六、相關政策建議 . 15 1 本研究受到國家自然科學

3、基金項目（項目批準號：71490732）資助；作者感謝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賀丹主任、張許穎副主任、王志理博士、李月博士和姜玉博士等提供最新數據支持；感謝北京大學楊涵墨和郭牧琦同學的助研工作。 2附錄 1. 多維家庭人口預測方法及軟件（ProFamy）簡介-16 附錄. 預測起點年份(2010 年)0-9 歲兒童漏報調整-18 附錄 3. 多維家庭人口預測(2010-2050 年)的主要參數-19 參考文獻-19 一、我國面臨人口家庭快速大規模老化的嚴峻挑戰 一、我國面臨人口家庭快速大規模老化的嚴峻挑戰 我國 65歲及以上老人將從 2010年的 1.19億(占總人口 8.9%)增加到 2050

4、 年的 3.7 億，等于 2010 年的.1 倍；最需照料的 80 歲及以上高齡老人將從 2010 年的 2000 萬迅猛增加到 2050 年的 1.2 億，等于 2010 年的倍（曾毅，2015a） 。由于快速的人口轉型，我國在經濟發展水平尚不算高的情況下，已提前進入老齡社會。我國老年人口年均增長速度是西方大國的 2 倍以上；我國在 2035 年后人口老化程度將顯著超過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 (見圖 1)。而且，先進醫療科技的不斷發展與推廣將使更多患病老人被“救”繼續生存而延長壽命，導致老年人群（尤其是高齡老人）中生理功能比較虛弱而需要照料者比例上升（曾毅等，2017） 。因此，如果增速迅猛規模

5、龐大的老年人群社會和家庭養老保障問題得不到解決，將導致他們及其家庭成員生活質量下降和社會不穩定。 圖 1. 中國和美國 65+歲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 數據來源：聯合國人口司 (2015） 。 我國生育率大幅下降，經濟發展帶來人口大量遷移，許多年輕人遠離父母異地就業；同時，傳統的三代同堂模式隨著人們觀念的改變而逐漸削弱。這些人口要素變動導致了在人口增長大大減緩同0%5%10%15%20%25%30%197019801990200020102020203020402050占總人口比重年份中國美國 3時，家庭戶平均規模持續減小而家庭戶數量（尤其是老年空巢家庭戶）迅速上升的發展趨勢。中國在 1990-

6、2010 年和 2010-2030 年人口增長幅度分別為 17.9%和 7.9%。但是，這兩個時期家庭戶的增長幅度分別為 45.1%和 27.7%；1990-2010 年和 2010-2030 年家庭戶的增長幅度分別等于人口增長幅度的 2.5 倍和 3.5 倍。 在人口增長大大減緩同時，為何我國家庭戶數繼續較快增長？原因在于家庭戶的小型化，即傳統的三代家庭分化，導致一人戶、一對夫婦戶、三人戶等小家庭快速增長。中國的一人戶從 1990 年占家庭戶總數的 6.5%迅速增長到 2010 年的 14.5%，翻了 2.2 倍；我國三代家庭戶比例在 1982-2000 年間基本持平（19-20%左右） ，

7、而2000 年以后萎縮，從 2000 年的 20.9%下降到 2010 年的 17.7%。如果保持這一發展趨勢，2030 年我國一人戶占家庭戶總數比例將高達24.0%，而三代戶比例將大幅下降為 8.0%。 基于現有人口普查和調查數據的趨勢外推預測表明，我國 65+歲一人戶將從 2010 年大約 1.5 千萬戶迅速增長到 2025 年的 2.8 千萬戶，而 15-64 歲年輕一人戶由 2010 年的 4.4 千萬戶增長到 2025年的 9.2 千萬戶。2025 年以后，年輕一人戶數基本保持在 9 千萬戶左右，但是我國老年獨居一人戶群體將持續快速增長到 2040 年的4.0 千萬戶，等于 2010

8、 年的 2.7 倍。 我國人口家庭快速老化伴隨的小規模家庭戶數（尤其是老年獨居戶）的快速增加不僅為老年社會和家庭照料帶來嚴峻挑戰，而且將導致家用能源消費顯著增多。例如，如果一個三代戶分化為二、三個1、2、3人的小家庭戶，那么廚房、取暖空調等耗能設施將由一個增加為二、三個。因此，即使人口增長大大減緩甚至轉變為負增長，但是作為能源消費單元的家庭戶數快速增長將導致能源消費總量和生態環境壓力大幅增加(Keilman, 2003； Liu et al., 2003；Gu et al. 2015)。 二、普遍允許二孩政策出臺后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仍然很低 二、普遍允許二孩政策出臺后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仍然很低

9、 面對中國人口家庭快速大規模老化的嚴峻挑戰以及近 20 年來總和生育率長期處在平均每對夫婦生育 1.511.63 個孩子很低水平（聯合國人口司，2017）的客觀現實，我國政府審時度勢，于 2015年底發布普遍允許二孩的政策。國家衛計委 2016 年 6 月出版的研究報告預計我國出生人數將由 2015 年的 1645 萬人增加到 2017 年的 42110 萬人（王培安主編，2016） 。然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 2016 年出生數為 1786 萬，僅比 2015 年增長 7.9%；2017 年出生人數為1723 萬，比 2016 年還少了 63 萬（國家統計局，2017; 2018） ，比國家衛

10、計委研究報告的 2017 年預期出生數少 387 萬人，少于預期數18.3%。國家衛計委根據漏報可能性很小的住院分娩活產數，估計2016 年總和生育率為平均每對夫婦生育大約 1.7 個孩子(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2017; 2018)；國家衛計委委托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于 2017 年組織的全國 31 省市自治區樣本量為 25 萬名 15-60 歲婦女的生育狀況調查表明，我國育齡婦女城鄉合一總和生育率由實施普遍二孩政策之前 2010 年的 1.6 增長為 2017 年的 1.7（農村 2.02，城鎮 1.48） 。顯然，各種信息表明: 我國 2016-2017 年總 和生育率低于更替生

11、育水平219%，比美國 2016 年總和生育率低10.5%。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 2017 年組織的全國 31 省市自治區 25萬名婦女特大樣本生育調查還表明，假定在沒有生育政策限制前提下，我國育齡婦女的理想子女數為 1.96，而育齡夫婦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為 1.75。 雖然各地對 2016 年 1 月 1 日以后生第一孩的夫婦不再辦理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 ，我國大部分地區仍然在執行一些實際上鼓勵只生一孩的做法，具體可以歸納為以下 3 點（社保查詢網，2017） ： （1）2016 年 1 月 1 日之前生育第一孩、自愿終身只生育一個子女的夫婦，在國家宣布普遍二孩政策之后尚未領取獨生子女父母

12、光榮證的，仍可以辦理領證；領證后享受獨生子女父母獎勵費等各項優惠政策。 （2）在國家實行普遍二孩政策之前領取了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 ，目前女方年齡小于 35 歲的夫婦仍然按原規定的條件、標準、年限，享受各項計劃生育獎勵優待政策。 （3）之前已經領取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 、在國家實行普遍二孩政策以后生育第二孩的夫婦，不再享受獨生子女父母獎勵優惠待遇（此前享受的不退還） 。 2 “更替生育水平”指新出生一代活到生育年齡的婦女人數與上一代生育年齡婦女人數相同所對應的生育水平?？紤]到死亡率影響，我國的更替生育水平為平均每對夫婦生育 2.1個孩子。如果忽略國際人口遷移影響，長期保持低于、等于或高于更替生育水

13、平的人口最終將實現人口的持續負增長、零增長或正增長。 5顯然，上述第（1）和第（2）點實際上是在鼓勵 2016 年 1 月 1日之前生育第一孩的現在女方小于 35 歲、具有生育二孩能力但沒有生二孩的年輕夫婦們只生一孩，而上述第（3）點實際上是在變相懲罰年輕夫婦生育二孩（與堅持只生一孩的同齡年輕夫婦繼續領取補貼相比較而言） 。這些不合時宜的現行做法急需調整改變。 面對普遍允許二孩政策出臺以后近三年來我國仍然如此低迷的生育水平和仍然偏低的育齡人群平均理想和打算生育子女數，以及很多地區實際上仍然在執行一些鼓勵只生一孩而不利于全面落實普遍二孩政策的做法，人們自然要問：現在是否需要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和鼓勵

14、二孩？如果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和鼓勵二孩，是否會因可能帶來的人口增長而負面影響經濟發展？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先對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做一個歷史回顧，然后對當前的生育政策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展開研討。 三、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關系的歷史回顧 三、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關系的歷史回顧 3.1 人口與經濟增長及生存資源關系理論的歷史回顧 3.1 人口與經濟增長及生存資源關系理論的歷史回顧 馬爾薩斯于 1798 年出版了人口原理一書,他將歐洲人口低增長率歸因于晚婚和不婚模式的所謂“道德制約” ，而其他制衡措施（如計劃生育、流產）都是非道德的。他認為: 如果忽視控制人口增長的“道德制約”, 地

15、球將不堪重負，將不可避免地遭遇戰爭、饑荒和瘟疫的所謂“積極抑制”(positive check)。但是, 馬爾薩斯理論并沒有得到 200 多年來人類發展軌跡的支持, 而被無數理論和實證研究證明是錯誤的 (曾毅,2017)。例如, Boserup 詳細論證了馬爾薩斯所謂的人口增長與糧食供給之間不可調和的沖突并不存在(Boserup,1965)；Simon 認為: 通過更新生產技術, 加速發明創新進程和擴大市場潛能, 人口是經濟增長的一種重要而長遠的根本性資源(Simon, 1981)。 毛澤東主席在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觀點是“人多力量大”, 因為人不僅有一張口要吃飯, 更要通過雙手創造財富

16、養活自己；因此人口增長有利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防力量增強。著名經濟人口學家、北京大學老校長馬寅初先生于 1957 年發表了新人口論, 認為鑒于當時生育率極高（平均每對夫婦生育超過 6 個孩子)、人均自然資源相對匱乏、資本極端短缺、生產效率低下, 中國應該適時實行計劃生育, 減緩人口增長速度, 促進經濟發展。他還提出了獎 6勵生育兩個孩子家庭的建議(馬寅初,1997)。但是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受到毛澤東的錯誤批判, 他也因此丟掉了北大校長職務，直到1978 年才得到平反昭雪。 Coale 和 Hoover 于 1958 年出版的極具影響力的著作低收入國家的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Coale and H

17、oover ,1958), 以及美國科學院 1971 年關于“人口的快速增長: 后果與政策意含”報告(NAS, 1971)和一系列其他文獻, 均表達了與馬寅初新人口論相似的觀點, 認為發展中國家生育率很高導致人口快速增長對經濟發展有負面影響。 在上述理論框架下, 許多發展中國家于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積極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最突出的例子是中國在七十年代執行卓有成效的“晚稀少”計劃生育政策, 使全國平均生育水平在 10 年內下降一半多。這一政策自 1979 年末開始被進一步收緊, 轉變為只允許大多數夫婦生一孩的人類歷史上最嚴格的生育控制政策。 3.2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奇跡與人口轉變的關系

18、 3.2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奇跡與人口轉變的關系 20 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使中國摒棄了自我封閉、效率低下的計劃經濟體系, 轉而實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雖然由于人口慣性作用, 我國 2008 年總人口比 1978 年增長了 37.9%; 但是，我國 2008 年人均 GDP 是 1978 年的 12.3 倍, 我國 2008 年城鄉人均可支配純收入分別是 1978 年的 8.2 倍和 7.9 倍，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巨幅提升, 確實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為什么我國改革開放前 30 年和后 30 年都經歷了人口規模的大幅度增長, 但經濟發展的速度以及居民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

19、程度卻有天壤之別? 如何解釋這些與馬爾薩斯人口分母決定論截然相反的客觀現實? 因為改革開放之前, 我國推行的是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 投資很多, 創造的就業機會卻很少, 人浮于事, 效率很低，人多是社會的很大負擔?？墒窃诟母镩_放以后，人多地少資源貧乏的地區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 充分利用了勞力多而便宜的比較優勢以及當代經濟發展全球化的國際背景和條件, 生產的產品在國內和國際市場都非常有競爭力。例如，我國改革開放后發展最好、最快的是廣東、江蘇、浙江、福建、山東這些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經濟高速發展的亞洲“四小龍”也都屬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經濟體。因此, 只要按照自身比較優勢和貿易全球化的有利條件來發

20、展經濟, 7在生育率大幅下降以后，勞動力和人口多一點就會成為一種推動經濟發展的優勢(林毅夫,2004;2010;2013; 蔡昉,王德文,1999; 梁建章, 李建新, 2012)。 另外, 由于生育率長期偏低導致勞動力資源大幅減少和人口老齡化加劇, 日本經濟陷入了長期低迷和衰退, 歐洲不少國家出現愈演愈烈的主權債務危機。歐美和日本等許多國家不得不撥出巨款, 實行按生育數量發放獎勵補貼、延長帶薪產后休假、增加托兒補助等鼓勵生育政策(沈可,王豐,蔡泳,2012)。 顯然, 無論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和亞洲“四小龍”的成功, 還是日本歐洲的經驗教訓，都證明在低生育水平下, 人口適度增長是經濟發展的正面

21、推動力, 我國 2015 年底開始實施普遍二孩的政策確實是明智之舉（曾毅，1994;2006,2015a,2015b; Wang et al., 2013; Peng, 2011; 顧寶昌等，2014）, 而馬爾薩斯人口論在過去、今天和明天都是錯誤的(曾毅，2017)。另外,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 美國著名學者布朗教授在世界觀察雜志上發表題為誰來養活中國?的文章。布朗教授預測中國人口在 21 世紀 30 年代將達到 16 億，中國糧食總需求量超出總供應量將近一半, 進而得出“誰也養活不了中國”的結論。然而，二十多年來的實踐已充分證明, 我國 1995-2015年糧食總產量年均增長率為1

22、.44%，是人口年均增長率的2.3倍(國家統計局 2016), 所謂“誰也養活不了中國”的神話已被客觀事實所徹底擊破。當然，我們必須高度重視耕地和生態保護以及農業科學技術創新推廣, 防止糧食供不應求的被動局面。 上述歷史回顧闡明的客觀現實已經證明，在生育率大幅下降到很低水平以后，勞動力和人口多一點就會成為一種推動經濟發展的優勢。顯然，人口與經濟發展理論分析表明，如果我國在已經持續二十幾年很低生育水平的現實情況下，盡快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并鼓勵二孩，不會因可能帶來的人口增長而負面影響經濟發展。而且，在國家宣布普遍二孩政策之后，湖北宜昌、淮安市洪澤區、遼寧、吉林、新疆石河子等一些省和地區已經陸續出臺鼓

23、勵二孩的地方性政策。 然而，人們仍然會問：如果在全國范圍盡快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并鼓勵二孩，將帶來的人口增長幅度可能有多大？是否會造成人口失控？對我國今后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家庭福祉有何影響？本咨詢報告后面第四、五節將針對這些重要問題展開討論；最后，我 8們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四、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并鼓勵二孩有利于國家發展 四、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并鼓勵二孩有利于國家發展 為了說明為何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并鼓勵二孩有利于國家發展，我們對兩個方案的多維家庭人口預測結果進行對比分析（多維家庭人口預測方法參見附錄 1） 。第一方案建議 2018 底全國開始實行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并鼓勵二孩?；谥袊丝谂c發展研究中

24、心 2017 年組織的全國 31 省市自治區 25 萬名婦女大樣本生育調查等最新數據實證分析，我們的第一方案假定我國城鄉合一總和生育率由 2017 年的 1.7（農村 2.02，城鎮 1.48;見第二節）增加為 2020 年的 1.9（農村 2.21，增長 9.4%；城鎮 1.7，增長 14.9%；城鄉合一增長11.8%） 。雖然仍然低于更替生育水平 9.5%，但是考慮到與前面第二節闡述的當前仍然偏低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第一方案假定是非常樂觀的，能否實現還要看政府能否盡快改變目前一些實際上鼓勵只生一孩的做法，能否盡快全面放開和取消生育數量和間隔的限制并實施鼓勵二孩的舉措，并取得預期效果。第二方

25、案假定現行二孩生育政策不變，即假定 2017-2050 年期間我國農村和城鎮總和生育率分別保持在 2017 年的 2.02 和 1.48 不變，城鄉合一總和生育率由于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不斷提高而由 2017 年的 1.7 逐步降低到2030 年的 1.63 和 2050 年的 1.55（第一、二方案的預測參數詳見附錄） 。 4.1 不同方案下人口總數和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分析 4.1 不同方案下人口總數和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分析 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并鼓勵二孩方案下，我國人口總數將在 2030年達到 14.43 億峰值，然后平緩下降, 在 2050 年為 13.84 億(見圖2)。毫無疑問，全面放開生育

26、政策并鼓勵二孩決不會造成人口失控。保持現行二孩生育政策不變方案下的人口峰值也在 2030 年，為 1.22 億，隨后開始較快下降至 2050 年的 13.29 億，2030-2050 年間人口平均負增長率為-3.35,比全面放開生育并鼓勵二孩政策方案的年均負增長率(-2.07)高出 62.1%。顯然，較快的人口下降將造成人口加速老化、社會保障與退休基金入不敷出等社會經濟問題。 9圖 2. 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的總人口 數據來源：本項目根據全國人口普查、調查等數據的預測分析。 我國勞動力供給數量在 2015 年達到峰值之后以較快速度下降，2035 年之前勞動力數量變化模式在兩種不同方案下并無顯著差

27、異。這是因為全面放開生育并鼓勵二孩政策方案下增加的新生兒童必須在 18 年以后才能進入勞動年齡人口行列。但是，保持現行二孩生育政策不變方案下，2030-2050 年間 18-64 歲勞動年齡人口平均每十年減少 7000 萬，將因勞動力短缺而造成包括糧食安全等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而全面放開生育并鼓勵二孩政策方案在 2050 年將比保持現行二孩生育政策不變方案多出 3018 萬勞動年齡人口（見圖 3） 。 10億11億12億13億14億15億20102015202020252030203520402045205010億11億12億13億14億15億2010201520202025203020352

28、04020452050保持現行二孩生育政策不變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和鼓勵二孩 10圖 3. 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的 18-64 歲勞動年齡人口 數據來源：本項目根據全國人口普查、調查等數據的預測分析。 研究表明，較大的勞動力人口規模對經濟增長及糧食安全至關重要。例如，1982-1987 年間，中國 GDP 增長的 23.7%歸功于快速增長的大量勞動力人口（蔡昉,王德文，1999） 。日本 18-64 歲勞動年齡人口從 1995 年的峰值 8200 萬（占總人口 65.4%）下降到 2016 年的 7300 萬（占總人口 57.3%） ，而糧食自給率由 1995 年的 42%下降到 2016 年的不足

29、 30%(侯解，侯怡,2017)。荷蘭 18-64 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由 1990 年的 64.8%下降到 2010 年的 61.7%，其谷物產量滿足本國需求比例由 1990 年的 32%下降到 2010 年的 23%（新浪愛問共享資料，2012） 。這也是歐美、日本等科技先進、勞動生產率很高，但生育率偏低的發達國家不惜花大本錢實施鼓勵生育的直接原因之一。 4.2 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人口老化嚴峻挑戰的比較分析 4.2 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人口老化嚴峻挑戰的比較分析 在保持現行二孩生育政策不變方案下，不僅將加劇勞動力資源短缺，還將產生老年人口和空巢老人比例偏高（見圖4-5）以及隨之而來的養

30、老金赤字及社會保障困難等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在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并鼓勵二孩方案下，老年人口和空巢老人比例雖然也將持續上升，但比保持現行二孩生育政策不變方案減緩較多(見圖7.4億7.8億8.2億8.6億9.0億9.4億2010201520202025203020352040204520507.4億7.8億8.2億8.6億9.0億9.4億201020152020202520302035204020452050保持現行二孩生育政策不變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和鼓勵二孩 114-5)。 圖 4. 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 65+歲老人占總人口百分比 數據來源：本項目根據全國人口普查、調查等數據的預測分析。 圖 5.

31、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 65+歲空巢老人占總人口百分比 數據來源：本項目根據全國人口普查、調查等數據的預測分析。 8%10%12%14%16%18%20%22%24%26%28%2010201520202025203020352040204520508%10%12%14%16%18%20%22%24%26%28%201020152020202520302035204020452050保持現行二孩生育政策不變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和鼓勵二孩3%5%7%9%11%13%15%2010201520202025203020352040204520503%5%7%9%11%13%15%20102015202020

32、2520302035204020452050保持現行二孩生育政策不變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和鼓勵二孩 124.3 避免獨生子女太多對國防安全及年輕一代心理素質的負面影響避免獨生子女太多對國防安全及年輕一代心理素質的負面影響 許多心理學家與社會學家的研究表明，獨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唯一性”和“小皇帝”地位造成的心理缺陷等弊端，將嚴重危及軍人心理素質與國防實力。例如，張理義等(2013)隨機選取各大軍區陸、海、空兵種不同年代軍人 1.08 萬人進行標準的心理量表測評，發現獨生子女軍人的行為、人際關系因子等得分顯著差于非獨生子女軍人。衣新發等(2012)整合 1990-2007 年 18 年間的 142 組

33、數據，研究了 10.87 萬名中國軍人的心理健康狀況隨年代變化的趨勢，發現獨生子女軍人的心理健康狀況一直低于非獨生子女軍人。一項對駐津部隊 5000 名海陸空及武警部隊現役軍人的調查也發現，獨生子女軍人具有想法多但做得少、人際交往能力強、自我評價較高、對父母的依賴性較強、不習慣嚴格紀律約束的心理性格特征(孫燕平等,2015)。曾毅(2015b)第 2.6 節對除上述 3 項大規模研究以外其他十項有代表性文獻關于獨生子女和非獨生子女軍人較大樣本對比分析的綜述結果一致表明，獨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小皇帝”地位造成的心理缺陷等弊端，嚴重危及軍人心理素質與國防實力。顯然，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和鼓勵二孩將避免未

34、來獨生子女太多對國防安全的嚴重負面影響。 4.4 緩解未來數千萬“剩男”找妻難問題 4.4 緩解未來數千萬“剩男”找妻難問題 我國出生性別比從 1982 年的 107.1 持續快速上升到 2010 年的121.2，之后逐漸回落到 2015 年的 113.5，但仍然高出正常水平（105-106）8.5 個百分點，仍然是世界上極少數出生性別比最高的國家之一。全面執行普遍二孩政策后，預計我國出生性別比可能逐步回歸至正常水平。但是，我國 2020、2030 和 2040 年婚齡男性比女性將分別多大約 3000、4000 和 4800 萬(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2007;曾毅，2009); 我國這

35、一獨特的數千萬“剩男”問題是無法完全避免的，因為過去 30 多年的出生性別比偏高已經發生，今后出生性別比趨于正常后出生的女孩 20 歲才進入婚齡。如果我國生育水平繼續長期大大低于更替水平，更年輕的年齡組人數大大少于年長年齡組，比相同年齡女性“多”出的數千萬“剩男”們到更年輕女子中找到妻子的概率繼續大大下降，必將加劇今后眾多男子找妻難問題的嚴重程度（曾毅,2009） 。而找不到妻子的大齡男子多為貧窮與文化心理素質低下者，勢必嚴重影響社會安定和諧。因此，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和鼓勵二孩大大有利于緩解未來數千萬“剩男”找妻難問題，而有益于國家長治久安。 13五、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和鼓勵二孩惠及億萬家庭福祉

36、五、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和鼓勵二孩惠及億萬家庭福祉 現在生養孩子成本確實很高。但是，人們在決定是否生二孩時，也必須認真考慮成本和效益的得失對比平衡。根據以數據實證分析為基礎的科學研究，我們認為，從長遠來看，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和鼓勵二孩為個人和家庭帶來至少以下 4 方面的實惠。 5.1 大大降低“無子女老人”風險 5.1 大大降低“無子女老人”風險 按近期年齡別死亡率估算，在一般正常情況下，子女在其母親45、80、85、90 歲之前死亡的平均概率分別為 4.0%、11.6%、15.5%與 21.4%(曾毅，2015a)。而在地震和其他天災人禍突發事件中，中老年夫婦子女死亡比例則要高得多。喪失再生育能力

37、的中老年夫婦失去子女后則形成“無子女老年家庭” ；無子女老年夫婦一方去世后另一方則成為孤寡老人，對其個人和社會帶來的困難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和鼓勵二孩可以顯著減少無子女和孤寡老人較多的風險。 5.2 避免形成越來越多的“四二一”畸形家庭結構 5.2 避免形成越來越多的“四二一”畸形家庭結構 如果多數人只生一個孩子，那么孩子們成年后肯定形成無數的一對夫婦照護 4 位老年父母的“四二一”畸形家庭?，F在的青年夫婦即使節省了一大筆生養第二孩的成本，但進入老年后將要面對包括本人在內的 4 個老人由兩個年輕人照護，涉及三代人非常困難的局面。 5.3 顯著提高老年人和成年子女互助“共贏”的可

38、能性 5.3 顯著提高老年人和成年子女互助“共贏”的可能性 根據北京大學健康老齡與發展研究中心/國家發展研究院與中國疾控中心合作組織的“中國老年健康調查”大樣本數據的實證研究發現，控制相關協變量后，與空巢老人相比，和子女同住或近鄰居住的老人認知功能顯著改善40%，自評健康良好可能性明顯升高32.4%，生活滿意的可能性大幅提高54.8%。其解釋是：在多代同堂家庭中，子女與老人互動交流，為老人提供更多新鮮訊息，有效延緩老人記憶力、語言表達能力等方面的功能性衰退，并避免老人因孤獨空虛引發的焦慮抑郁情緒進而顯著改善心理和生理健康（沈可、程令國，2012） 。國外學者對芬蘭、意大利和荷蘭老年人的研究亦有

39、相似的發現（van Gelder et al. 2006)。 “中國老年健康調查”數據分析還表明，不與子女一起居住老人的居家人均照料現金支出比 14與子女一起居住老人顯著高出67.8% (曾毅、陳華帥、王正聯，2012)。 “中國老年健康調查”數據分析還發現，相對于與父母分隔較遠居住的女性，與父母一起居住或近鄰居住女性的家務時間每周明顯減少近10個小時，就業可能性增加23.1%，女性就業者每周工作時間增長9.4小時，男性就業者每周工作時間增加6.2小時；與父母同?。ɑ蚪彛┡宰栽u健康良好可能性上升19.8%（沈可等，2012） 。顯然，三代同堂或近鄰居住模式有效增強了父母對子女的家務協助，從

40、而促進子女的就業和工作時數，可實現老年父母與兒女互助“雙贏” （沈可等，2012） 。而恰恰相反，西方“個人獨立至上”思潮導致的中華尊老愛幼三代同堂或近鄰居住模式的持續弱化將帶來老年父母與兒女“雙損” 。數據分析還表明,與成年兒子相比，女兒孝敬父母的指數以及與老年父母情感關系好的比例比兒子高，老年父母對于女兒女婿照料的滿意度要比兒子兒媳好 (Zeng et al., 2016a; 2016b)。 顯然，三代同堂或近鄰居住模式有利于老年人與兒女互助“雙贏” （曾毅，胡鞍鋼，2017） 。但是，如果多數年輕夫婦今天為了節省生育二孩成本選擇只生一孩，即使不切實際地假設今后所有獨生子女都能與老年父母一

41、起或近鄰居住，那還有一半的老年父母不得不“空巢” 。沒有性別選擇正常情況下生育男、女孩的概率分別為0.515和0.485。如果只生一孩，那么只有48.5%的概率有女兒。如果生二孩，至少有一個女兒的概率上升為73.5%。如果生三孩，至少有一個女兒的概率上升為86.4%。因此，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和鼓勵二孩可使老年人獲得女兒照料優勢效益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5.4 可使孩子們終身受益于兄弟姐妹之間的互相關懷幫助 5.4 可使孩子們終身受益于兄弟姐妹之間的互相關懷幫助 日常生活中兄弟姐妹間無數的交流機會能夠促進兒童心理發展(陳英和等，2001; 商沖晨,莫書亮，2010)。美國的一項研究發現，那些有弟弟妹

42、妹的兒童，在 6 歲之前更不容易肥胖，這可能受益于孩子因為經常與弟弟妹妹玩耍大大減少導致肥胖的久坐行為(Mosli et al. 2016)。陳璐和范紅麗(2016)的研究發現，兄弟姐妹間分擔照料父母責任可以有效地降低因提供老年照料對女性勞動參與率的負面影響。兄弟姐妹的存在，還有利于充分利用更多的家庭和社會網絡資源，進而改善生活質量和促進職業生涯發展(Zhang, 2014)。 15六、相關政策建議 六、相關政策建議 聯合國人口政策數據庫 2015 年最新版表明，世界上 55 個實行鼓勵生育政策國家中，有 27 個國家（49.1%）的生育水平高于我國，其中包括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以及生育水平都顯

43、著高于我國的美國。而本文和其他相關研究的分析討論清楚地表明，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和鼓勵二孩既利國又惠民，完全必要而且可行。因此，我們建議： (1) 建議盡快實施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和鼓勵二孩，包括取消對生育數量和間隔的所有限制并額外獎勵生育二孩。在對城鄉所有生育第1、2、3+孩實行法律和相關社會福利政策規定的帶薪產假、生殖健康、嬰幼兒保健、制止因生育對女性的就業歧視以及實行彈性工作制度等前提下，因地制宜對生育第二孩育齡夫婦提供適當減免稅收、增加帶薪產假、發放育孩津貼和提供托兒服務優惠等額外補貼措施（以下簡稱“二孩補貼” ） ，以鼓勵更多夫婦生育兩個孩子。我們認為，以下三方面原因使我國目前還不具備與歐美

44、發達國家一樣對所有生育第 1、2、3+孩實行相同補貼獎勵政策的條件。其一，我國仍然處于中等發達水平，國家可用于社會福利的資源仍然有限；其二、年輕夫婦們生育第一孩時面臨的經濟壓力和困難遠比生育第二孩小，政府將目前有限的資源集中于“二孩補貼”是合情合理而且符合實際的；其三，想生 3+孩的夫婦絕大多數是貧窮落后農村地區文化素質低的人群，如果額外補貼 3+孩，將造成“人口素質逆淘汰”問題；而且貧窮落后農村地區的生育成本低，也沒有必要額外補貼生育 3+孩?？傊?，目前利用有限資源額外補貼獎勵生育二孩雖然未能達到 100%的社會公平，但比以前的只獎勵生育獨生子女而懲罰所謂“超生”前進了一大步。當然，今后在生

45、育率極低的城鎮發達地區，也可以逐步過渡到類似歐美國家實施的補貼所有孩次生育的政策。 建議對于已經領取獨生子女證、女方年滿 35 歲的獨生子女夫婦繼續發放各種獨生子女補貼；但是對于女方小于 35 歲年輕夫婦不再發放獨生子女證，已經領證的停發獨生子女補貼而改為享受與沒有領取獨生子女證夫婦生育一孩相同的標準生育福利，以避免仍然鼓勵只生一孩而極不利于落實鼓勵生育兩孩政策的負面影響。 (2) 大力加強和迅速改善婦產科、兒科、學前教育和生育健康管理等當前急需專業人才的培訓和配套設施的建設，使之適應全面放開 16生育政策和鼓勵二孩，進一步為廣大民眾提供自主自愿的科學避孕、生殖健康和優生優育服務。 (3) 大

46、力加強“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和鼓勵二孩既利國又惠民”的宣傳報道，對于當前客觀存在的生兒育女成本太高等困難，多從正面角度討論解決問題的途徑，切忌片面夸大渲染其負面效應的做法，以避免把好事的不足部分擴展說成壞事的悲劇性后果。 (4) 加強關于對養育孩子超高成本投入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長科學道理的宣傳教育，通過社會和互聯網宣傳培訓等各種渠道努力倡導節儉而高效的養育孩子科學途徑。 (5) 在托兒所、幼兒園、中小學和大學加強中華文明傳統尊老愛幼、兄弟姐妹和親友鄰里和諧互助博愛的家庭社會價值觀教育，努力使目前龐大的獨生子女大軍摒棄西方“個人至上”思潮的影響，支持幫助爸爸媽媽再生育，并終身受益于兄弟姐妹之間互相關懷

47、幫助的親情和家庭福祉。 （6）借鑒新加坡政府對于老年父母與子女同住或近鄰居住家庭給予適當經濟補助，在購買和租用政府補貼住房，適當減免個人所得稅等方面給予照顧和優惠的成功經驗，在高度重視與大力發展社會養老服務的同時，繼承發揚中華民族家庭養老優良傳統，盡快出臺具體優惠政策，鼓勵支持成年子女與老人同住或近鄰居住，既有利于老人享受天倫之樂，在生病時得到適當家庭照料，還可以在不生病時向子女提供照料孫子女等家務幫助，促成老人和晚輩“雙贏” 。另外，為了充分發揮得到全國大樣本跟蹤調查數據分析證實的女兒照料老年父母的優勢, 并避免相對比較可能發生的婆媳矛盾，我們建議鼓勵支持即使兒女雙全的老年父母與女兒、女婿同

48、住或近鄰居住，逐步改變我國“外嫁女兒”的傳統舊習，摒棄重男輕女觀念。而且，鼓勵支持成年子女與老人同住或近鄰居住既有利于應對人口老化嚴峻挑戰和改善家庭福祉，又可以減少因小家庭戶數大幅增加而導致的能源消費較快膨脹，有利于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 附錄 1. 多維家庭人口預測方法及軟件（ProFamy）簡介 附錄 1. 多維家庭人口預測方法及軟件（ProFamy）簡介 在曾毅于 1987 年獲美國人口學會 Dorothy Thomas 學術獎、并于 1991 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的家庭狀態生命表模型基礎上,曾毅教授和王正聯博士等合作建立了已在國際國內一流期刊發表、克服了經典的戶主率家庭戶預測方法 1

49、7一系列局限的多維家庭人口預測方法和配套的 ProFamy 軟件，用人口生育率、死亡率、遷移率、結婚率、離婚率等作為輸入，在進行人口數量和年齡性別分布預測同時，預測詳細的家庭戶類型和規模、老人的居住安排，并保證人口數量結構預測與家庭結構預測兩者的內部一致性（曾毅等，1998；Zeng et al.,2006） 。我們用多維家庭人口預測模型以及相關數據對中國 1990-2000 年間的家庭戶和人口變化進行預測，2000 年預測數與普查實際觀測數據的差異在合理的范圍內（Zeng et al., 2008） 。我們還從美國 1990 年人口普查數據估算預測起點人口，用多維家庭人口預測模型和基于 19

50、91 年以前數據作為輸入，對 1990-2000 年的美國全國以及 50 個州和華盛頓特區一一進行家庭戶、老人居住安排、以及人口年齡性別構成預測；與 2000 年美國以及每一州普查實際觀測數據相比，預測差異都在合理范圍內(Zeng et al., 2006；Zeng et al., 2013)。這些檢驗表明，應用多維家庭人口預測模型對家庭戶、老人居住安排和人口預測相當成功。 多維家庭人口預測模型方法及其 ProFamy軟件在國際國內已經得到比較廣泛的認可和應用。例如，1998 年在德國召開了主要討論曾毅 ProFamy 家庭人口預測方法及軟件的研討會(包括 4位美國、德國、荷蘭科學院院士與會)

51、。澳大利亞國立大學 2007 年 12 月組織了全國培訓班專門講授多維家庭人口預測方法、軟件及應用。王正聯、顧大男、曾毅等人組成的研究小組，申請關于應用曾毅的多維家庭人口預測方法于美國全國和 50 州的每一州和華盛頓特區分種族家庭戶預測項目；該項目在 2006 年全美所有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應用研究（SBIR）招標項目中，專家委員會評分得分第一名。多維家庭人口預測模型經國內外專家在眾多模型中評審選擇，已被中國國家人口宏觀管理與決策信息系統（PADIS）正式采納應用。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 2009 年度報告“成果巡禮”也對此做了介紹。 國際和國內學者們應用 ProFamy 多維家庭

52、人口預測方法和軟件,發表了一批重要成果。例如，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經濟學教授、經濟與商學研究局主任、區域人口預測與估計領軍學者 Stanley Smith 教授等人將多維家庭人口預測方法應用于美國全國和州家庭人口老化對住房需求影響預測，成果分別于 2008 年和2012 年在美國計劃協會學刊和美國住房研究發表（Smith et al.2008; 2012)。時任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院（IIASA）人口與氣候變化研究部主任的Brian ONeill 教授和他領導的小組應用 ProFamy家庭人口預測方法和軟件，對美國家庭人口老化對能源消費影響進行了預測模擬分析，成果于 2008 年在美國期刊能源經濟

53、上發表（Dalton et al.2008)。美國能源部立項資助布朗大學一個研究小組應用 ProFamy 家庭人口預測方法研究美國與其他一些國家家庭戶能源消費趨勢及預測。Prskawetz et al. (2004)和 Feng et al. (2012) 應用多維家庭人口預測方法于美國和奧地利家戶汽車消費預測分析，成果分別在維也納人口研究年鑒和美國國際市場研究發表。美國通用汽車公司（GM）總部全球市場與工業分析部 2003-2005 年立項應用 ProFamy 方法和軟件研究美國家用汽車市場趨勢。美國明尼蘇達州政府和美國南加州政府等應用 ProFamy 方法和軟件進行家庭人口預測及相關社會經

54、濟規劃。中國河北省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所已經用 ProFamy 方法進行城鄉家庭人口老化、住房和家用能源需求預測分析；重慶市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正在用 ProFamy 方法進行家庭人口預測及相關社會經濟規劃。作為曾毅負責、正在開展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健康老齡化課題研究內容之一，北京大學研究組與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合作，正在 18應用 ProFamy 方法和軟件開展“31 省市區城鄉家庭人口預測與老年照料需求成本預測” 。 附錄. 預測起點年份(2010 年)0-9 歲兒童漏報調整 附錄. 預測起點年份(2010 年)0-9 歲兒童漏報調整 我們根據可信的 2010 年人口普查 10-19 歲

55、人數和 2000-2009 年死亡率，反向預測2000 年 0-9 歲人數結果表明，2000年人口普查0-9歲人數的漏報率為9-10%左右?；?2010 年人口普查城鄉人口比例數據, 2005 年小普查和以及其他相關數據，我們估計了我國 2000-2009 年死亡率和人口城鎮化水平。根據這些估計數據、2000 年的年齡別育齡婦女人數和假定的 2000-2010 年總和生育率，我們“打靶”預測 2010 年 0-9 歲人數。我們發現，如果假定 2000 年和 2010 年期間全國城鄉合一總和生育率分別為調整漏報后比較可信的 1.66 和 1.63，所預測的 2010 年 0-9 歲人數比 20

56、10 年人口普查觀測值多出 6.3%左右，即意味著2010 年人口普查 0-9 歲因超生造成的的漏報率為 6.3%左右?？紤]到 2010 年人口普查在防止兒童漏報方面比 2000 年人口普查更加重視，措施更為得力，其漏報比例比 2000 年人口普查的 9-10%有所降低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我們估計2000 年和 2010 年較為可信的實際總和生育率分別為 1.66 和 1.63 左右，在近十年來絕大多數人口專家估計的 1.5-1.8 區間的低端附近；而 2010 年城鄉合一 0-9 歲漏報率為 0.063;假定農村 0-9 歲漏報率比城鎮高出 20%,于是估得 2010 年農村和城鎮 0-9

57、歲漏報率分別為 0.0687 和 0.0573。2010 年農村和城鎮 0-9 歲漏報人數合計為 922 萬人；2010 年經過調整 0-9 歲超生兒童漏報之后全國總人數為 13.42 億。 19 附錄 3. 多維家庭人口預測(2010-2050 年)的主要參數 附錄 3. 多維家庭人口預測(2010-2050 年)的主要參數 20102015201720202030 2040 2050全國城鄉合一 全國城鄉合一 全面放開生育政策 和鼓勵二孩 TFR 1.601.561.711.901.85 1.81 1.77現行二孩政策不變 TFR 1.601.561.711.691.63 1.59 1.5

58、5男 0 歲期望壽命 72.1573.3673.7874.4076.48 78.25 80.02女 0 歲期望壽命 75.8977.0977.5578.2580.56 82.10 83.57一般結婚率 0.088 0.089 0.089 0.089 0.089 0.089 0.090 一般離婚率 0.006 0.006 0.006 0.006 0.007 0.007 0.008 平均生育年齡 28.81 29.57 29.84 30.25 31.70 32.54 33.33 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例 0.503 0.550 0.571 0.603 0.709 0.789 0.869 農村 農村 全

59、面放開生育政策 和鼓勵二孩 TFR 1.971.972.022.212.21 2.21 2.21現行二孩政策不變 TFR 1.971.972.022.022.02 2.02 2.02男 0 歲期望壽命 70.0771.0971.4371.9373.61 75.06 76.50女 0 歲期望壽命 73.8874.7975.1775.7477.64 79.18 80.72一般結婚率 0.087 0.087 0.087 0.087 0.087 0.087 0.087 一般離婚率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平均生育年齡 27.89 28.27

60、28.42 28.64 29.40 30.15 30.90 城鎮城鎮 全面放開生育政策 和鼓勵二孩 TFR 1.231.231.481.701.70 1.70 1.70現行二孩政策不變 TFR 1.231.231.481.481.48 1.48 1.48男 0 歲期望壽命 74.2175.2275.5476.0377.66 79.10 80.54女 0 歲期望壽命 77.8778.9679.3479.9081.76 82.88 83.99一般結婚率 0.090 0.090 0.090 0.090 0.090 0.090 0.090 一般離婚率 0.008 0.008 0.008 0.008 0

61、.008 0.008 0.008 平均生育年齡 29.71 30.63 30.90 31.30 32.65 33.17 33.70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 蔡昉,王德文(1999).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與勞動貢獻J.經濟研究,1999(10):62-68. 陳璐,范紅麗 (2016).家庭老年照料會降低女性勞動參與率嗎?基于兩階段殘差介入法的實證分析J.人口研究,2016,40(03):71-81. 陳英和,姚端維,郭向和 (2001).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進展 20J.心理發展與教育,2001(03):56-59+27. 顧寶昌, 馬小紅, 茅倬彥 (2014). 二孩，你會生嗎

62、？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4. 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 (2007). 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總報告M. 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 2007. 國家統計局（2016）. 中華人民共和國 2015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http:/ 。 國家統計局 (2017). 中華人民共和國 2016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http:/ 2017-02-28. 國家統計局 (2018).新華社新華網， “統計局：2017 年“全面兩孩”政策效果繼續顯現”，2018-01-21，http:/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2017). 2016 年我國衛生和計劃生育事業

63、發展統計公報EB/OL.http:/ d82fa7141696407abb4ef764f3edf095.shtml, 2017-08-18.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2018). 國家衛生計生委指導司負責人就 2017 年出生人口答健康報、中國人口報記者問EB/OL. http:/ 2018-01-18. 侯解, 侯怡 (2017). 日本農業是中國的樣板嗎？EB/OL. http:/ 2017-06-02. 馬寅初 (1997). 新人口論M.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聯合國人口司(2015).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

64、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網址鏈接： https:/esa.un.org/unpd/wpp/Download/Standard/Fertility/ 聯合國人口司 (2017).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7 Revision, United Nati

65、ons, New York, 2017. 網址鏈接：https:/esa.un.org/unpd/wpp/DVD/Files/1_Indicators%20(Standard)/ EXCEL_FILES/2_Fertility/WPP2017_FERT_F04_TOTAL_FERTILITY.xlsx 21梁建章, 李建新 (2012). 中國人太多了嗎?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2. 153-190. 林毅夫 (2004).制定“十一五”計劃應考慮的十個戰略問題J.宏觀經濟研究,2004(01):11-14+34. 林毅夫 (2010).經濟發展戰略、老齡化與人口政策M/.曾毅

66、, 等.老年人口家庭、健康與照料需求成本研究.北京: 科學出版社,2010:249256. 林毅夫 (2013).經濟發展戰略與現行生育政策調整M./曾毅,顧寶昌,梁建章,等.生育政策調整與中國發展.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111. 商沖晨,莫書亮 (2010).家庭微系統對幼兒心理理論的影響:因素、過程和機制J.心理科學進展,2010,18(06):914-923. 社保查詢網 (2017). 2017 年獨生子女獎勵費標準與政策EB/OL. http:/ 2017-08-14. 沈可、程令國 (2012).空巢是否損害了老年健康？世界經濟文匯(2)，89-103. 沈可、鄢萍

67、、章元（2012）.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的新解釋：家庭結構變遷的視角.人口研究,(5):15-27. 沈可,王豐,蔡泳 (2012).國際人口政策轉向對中國的啟示J.國際經濟論,2012(01):112-122+6. 孫燕平,孟永霞,韓維紅等(2015).獨生與非獨生子女軍人心理素質及性格特征的差異分析J.解放軍預防醫學雜志,2015,33(06):664-665. 新華社新華網 (2018).“統計局：2017 年“全面兩孩”政策效果繼續顯現” ，2018-01-21，http:/ 新浪愛問共享資料 (2012). 荷蘭國情EB/OL. http:/ 2012-03-16. 衣新發,趙倩,

68、蔡曙山 (2012).中國軍人心理健康狀況的橫斷歷史研究:19902007J.心理學報,2012,44(02):226-236. 曾毅 (1994).中國人口發展態勢及對策探討M.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2552. 曾毅、金沃泊、王正聯 (1998)：多維家庭人口預測模型的建立與應用。 中國人口科學 ，1998，No.5。 22曾毅 (2006).試論二孩晚育政策軟著陸的必要性與可行性J.中國社會科學,2006(02):93-109+207. 曾毅,陳華帥,王正聯(2012).“我國 21 世紀上半葉老年家庭照料需求成本變動趨勢分析,”經濟研究， （10） ：134-149. 曾毅

69、(2009).二孩晚育軟著陸方案有利于解決我國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J.社會科學,2009(08):54-59+188. 曾毅(2015a).盡快實施城鄉“普遍允許二孩”政策既利國又惠民J.人口與經濟, 2015(05): 115-126. 曾毅(2015b).盡快啟動普遍二孩軟著陸，實現人口經濟社會均衡發展M.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主編： 中國人口年鑒，201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曾毅,馮秋石,Therese Hesketh, Kaare Christensen, James W Vaupel (2017): 中國高齡老人健康狀況和死亡率的變動趨勢分析, 人口研究

70、 ，41(4):22-32 (2017). 曾毅 (2017).馬爾薩斯人口論仍然是錯的J.科學通報,2017,62(21):2335-2345. 曾毅，胡鞍鋼 (2017)，整合衛生計生服務與老齡工作,促進億萬家庭福祉， 人口與經濟 ，223 (04)：3642. 張理義,仲愛芳,孔令明,等 (2013).不同年代軍人適應不良狀況的差異: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J.國際精神病學雜志,2013,40(02):69-73. 王培安主編 (2016),實施全面兩孩政策人口變動測算研究, 北京: 中國人口出版社, 2016 年 05 月. Coale A J, Hoover E M (1958). Pop

71、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ow-Income Countries: A Case Study of Indias Prospects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227-335. Boserup E (1965).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M. London:G. Allen and Unwin Pub

72、lisher, 1965. 43-76. Dalton, M., B. ONeill, A. Prskawetz, L. Jiang, and J. Pitkin (2008). “Population aging and future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Energy Economics 30, 642-675. Feng, Qiushiu, Zhengliang Wang, Danan Gu and Yi Zeng (2011). “Household Vehicle Consumption Forecasts in the Un

73、ited States, 2000 23to 202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ket Research, 53(5). Gu, Danan, Qiushi Feng, Zhenglian Wang, and Yi Zeng (2015) Recommendation to consider the crucial impacts of trends in smaller household siz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nowle

74、dge Platform, Scientific briefs.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topics/science/crowdsourcedbriefs Keilman, N (2003). Biodiversity: The threat of small households. Nature, 421(6922), 489490. Liu JG, Daily GC, Ehrlich PR, Luck GW (2003). Effects of household dynamics on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75、biodiversity. Nature, 421(6922), 530533. Mosli R H, Kaciroti N, Corwyn R F, et al (2016). Effect of Sibling Birth on BMI Trajectory in the First 6 Years of LifeJ. Pediatrics, 2016, 137(04): 2015-2456.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AS) (1971).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Consequences and Policy Implica

76、tionsR. 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 1971. 22-345. Peng X Z (2011).Chinas Demographic History and Future ChallengesJ.Science, 2011, 333(6042):581-587. Simon J L (1981). The Ultimate Resource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345-348. Prskawetz, A., Jiang, L., ONeill, B. (2

77、004). Demographic composition and projections of car use in Austria. In: T. Fent & A. Prskawetz (eds.),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pp274-326). Vienna, Austria: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 Smith, S. K.，Stefan Rayer, and Eleanor A. Smith (2008), Aging and Disability: Implications

78、for the Housing Industry and Housing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Vol. 74, No. 3, Pp. 289-306. Smith, S.K., Stefan Rayer, Eleanor Smith, Zhenglian Wang, Yi Zeng (2012). “Population Aging, Disability and Housing Accessibility: Implications for Sub-nationa

79、l Ar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Housing Studies, DOI:10.1080/02673037.2012.649468 (Available online: 01 Mar 242012). van Gelder BM, Tijhuis M, Kalmijn, S et al (2006). Marital status and living situation during a 5-Year period are associated with a subsequent 10-year cognitive decline in older men: Th

80、e FINE study.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1: 213-219 Wang F, Cai Y, Gu B C (2013). Population, policy, and politics: How will history judge Chinas onechild policy?J.Population & Development Review, 2013, 38(s1):115-129. Zeng, Yi, Kenneth C. Land, Z

81、henglian Wang, and Gu Danan. 2006. “U.S. Family Household Momentum and Dynamics - Extension of ProFamy Method and Application.”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5(1): 1-41. Zeng, Yi, Zhenglian Wang, Jiang Leiwen, and Danan Gu. 2008. “Future trend of family households and elderly living arrang

82、ement in China”, GENUS -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mography, LXIV (No. 1-2): 9-36. Zeng, Yi., K.C. Land, Z. Wang, and D. Gu. 2013. “Household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Projections At The Sub-National Level: An Extended Cohort-Component Approach”, Demography. 50:827852, DOI 10.1007/s13524-012-0171-

83、3. PubMed #: 23208782, NIHMSID #: 426281. Zeng, Yi, Linda George, Melanie Sereny, Danan Gu and James W. Vaupel (2016a). Older parents enjoy better filial piety and care from daughters than sons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Research. 3(1), pp. 244272. Zeng, Yi, Sereny, M., Gu, D. and Vaupel,

84、 J. W (2016b). Older Parents Benefit More in Health Outcome From Daughters Than Sons Emotional Care in China. Online published: 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 DOI: 10.1177/0898264315620591. Zhang Q F. (2014). The strength of sibling ties: Sibling influence on status attainment in a Chinese familyJ. Sociology, 48(01): 75-91. 起點財經，網羅天下報告S t a r t Y o u r F i n a n c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