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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過去四十年，中國人口結構轉型和撫養比下降對減貧發揮了積極作用。隨著出生率下降，撫養比急劇下降，勞動年齡人口占比提高，勞動收入推動了減貧。這得益于改革開放初期已經相對較低的出生率、行之有效的計劃生育政策、1982 年推出的獨生子女政策（這一政策在 2016 年轉變為全面二孩政策，在 2021 年轉變為三孩生育政策），以及不斷完善的醫療衛生保健系統（Naughton，2018）。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5-59 歲）的比例從 1982 年的 58.8%上升到 2010 年的70.1%，而撫養比則從 62.6%下降到 34.2%，0-14 歲兒童占比從 33.6%降至 16.6%，總和生育率遠低于每位婦

2、女生育兩個孩子。按收入來源對減貧貢獻的分析表明，在過去四十多年間，家庭人口中成年人（14 歲及以上）的比例變化對減貧的貢獻在 2%-7%（圖 4，左圖）。2010 年后，隨著老齡化加劇，中國人口趨勢出逆轉。根據 2021 年 5 月發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20 年勞動年齡人口占比 63.4%，較 2010 年下降了 6.7 個百分點，撫養比上升到 45.9%。中國具備經濟發展所需的各種要素，包括農業現代化、漸進的工業化、有序的城鎮化以及由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動的國內市場一體化。與劉易斯經典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一致，中國的增長是由勞動力從低生產率的農業部門（“傳統部門”）轉移到高生產率的工

3、業部門（“現代部門”）驅動的（Lewis，1954）。中國一方面充分利用農村地區豐富的剩余勞動力，一方面抓住城市和海外市場對商品和服務持續增長的需求，創造了大量非農就業機會。此外，中國健全的宏觀經濟管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領域的大量公共投資為經濟改革發展提供了便利條件，有效提升了產業競爭力，促進了國內市場一體化。同時期發生的經濟改革發展與人口轉型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并轉化為人均收入的高速增長。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逐a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來源的數據（勞動力調查和人口普查數據）對總就業的估計不完全一致，但其趨勢大致相同。步從農業轉向工業，再到服務業。1980-2000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

4、是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1978 年，農業部門對國內生產總值貢獻不到 30%，但農業勞動力占比近 70%（圖 5）。改革開放極大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推動勞動力從農業生產轉移到生產率更高的工業和服務業，提高了全要素生產率（Zhu，2012）。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積累支持并維系了改革帶來的收入增長效應。在經歷農業高增長后，1983 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達到 15%的峰值。從 20世紀 80 年代中期到 2010 年左右，經濟增長的重心向工業轉移。近年來，服務業成為拉動中國增長的重要力量。雖然城鄉就業總規模從 1978 年的 4.02 億增加到 2015 年的7.75 億，但農業就業

5、比例卻從 69.6%下降到18.3%（Cai，2017）a?？紤]到勞動力總供給中國經濟改革發展與減貧第三章16 中國減貧四十年：驅動力量、借鑒意義和未來政策方向持續增長，不斷擴大的就業機會幾乎全部來自于農業以外的部門。服務業和制造業吸收了來自農業的轉移勞動力和新進入就業時長的勞動力，每年創造凈就業接近 1000 萬（Li和 Xing，2017）。在高投資推動下，沿海地區的工業產業集群和出口導向型制造業吸收了全國范圍內由人口遷移和城鎮化帶來的農村剩余勞動力（Long 和 Zhang，2011）。為了理解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和經濟開放如何產生強勁且持久的經濟效應，必須要理解中國發展的初始條件，包括相對較低的生育率，初等教育的普及以及土地的平均分配。這些初始條件使中國有別于東歐和蘇聯等其他轉型經濟體以及其他低收入發展中國家（Bardhan，2012；Ravallion，2009；世界銀行，1997；Sachs 和 Woo，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