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中國高齡老人健康狀況和死亡率的變動趨勢分析（18頁）.pdf

1、然而，在丹麥的研究中， 2010 年 95歲高齡老人的認知功能比 1998年93 歲高齡老人有顯著改善(Christensen 等, 2013)。我們認為，中國與丹麥高齡老人認知功能平均水平變動趨勢方向相反的現象可以從受教育水平的隊列差異來解釋。在控制年齡、性別、城鄉居住地和婚姻狀態后，與 1998年我國2008 年 80-89、90-99 和 100-105 歲的同齡老人相比較，我國 2008 年三個年齡組高齡老人隊列(即比 1998年高齡老人晚出生 10年的隊列)的受教育水平加權平均值顯著降低(p=0.026p<0.001)，回憶自報童年時期經常挨餓的加權平均比例則高出 30.5%。

2、這是因為在 20世紀上半葉前期，我國國內戰爭頻繁、社會動蕩，而這一時期又恰逢那些較晚 10年出生的高齡老人隊列的童年時期，因此，他們的受教育水平更低、幼年生活水平更差、成年后社會經濟地位相應受到負面影響，由此導致這個隊列的認知功能指數得分更低(Zeng et al.， 2007)。這一原因與前面討論過的“勝利的成本”效應(即較多身體虛弱的高齡老人從死亡風險中被救治而導致高齡老人整體的認知殘障率提高)疊加在一起，導致了我國 2008 年各年齡組的男女高齡老人的認知功能顯著差于 1998年的高齡老人，其差異在統計上高度顯著(p<0.001)。然而，丹麥的情況截然不同： 1915 年出生的高齡

3、老人的平均受教育年數顯著高于 1905年出生的高齡老人(p=0.006)。因為受教育水平越高，在老年時期認知功能指數越高(Huang等, 2013)，這種更高的教育水平為較晚出生的丹麥高齡老人的健康帶來的正向效應，或許超過了“勝利的成本”對高齡老人整體認知功能的負面影響，從而導致丹麥 2010年95 歲高齡老人的認知功能比 1998 年 93歲高齡老人顯著改善。另外，我們還發現，中國較晚時期出生和較早時期出生的高齡老人在處于相同年齡時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軀體功能和認知功能的隊列差異明顯大于丹麥高齡老人的相應隊列差異。例如，中國 1998-2008 年間 90-99歲年齡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殘障指數的年均變化率為-2.3，而丹麥 1998-2010 年間相應的高齡老人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殘障指數年均變化率僅為-1.1。中國和丹麥的這一差異可以被理解為以下事實的結果：中國在近年來正經歷高速的社會經濟發展和流行病學轉型，而丹麥在幾十年前已經基本完成了這一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