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緯咨詢：大型銀行科技巨頭并驅爭先（60頁）.pdf

1、近期關于數據濫用的新聞揭露了不同機構、行業和地區的數據監管法規差異導致的漏洞。 決策者正在努力完善數據監管法規, 但要制定統一的國際準則困難重重。 關鍵問題在于:確保數據主權即個人理解和控制本人相關數據的位置、共享和使用的能力。 并非所有國家和地區都制定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征求數據主體同意相關標準, 這導致企業在客戶未明確授予同意或未進行披露的情況下便可收集并利用客戶數據獲利（例如, 通過廣告或產品設計）。適當的數據收集、保存和使用以避免個人和企業數據用戶開展不道德、壟斷或歧視性行為。 盡管現行法規（例如消費者保護法規）至少已在一定程度上對金融公司此類問題進行了監管, 科技公司可能仍然缺乏類似監

2、管。 例如, 美國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案僅允許收集數據的金融機構在其旗下應用中使用相關數據。但是, 從理論上來講, 非銀行機構可將其收集的金融數據（例如通過雙邊合作伙伴關系）自由用于其組織內的其他目的, 例如廣告或價格歧視。適當的數據可用性、可移植性和互操作性為促進競爭、創新和節約成本, 銀行向各方開放金融數據, 也因此產生了問題。 有些“開放式銀行”司法管轄區, 例如英國和歐盟, 銀行需與第三方提供商共享已授權同意的客戶的相關數據, 但非銀行機構并沒有類似義務。 這樣一來, 包括大型科技公司在內的非銀行機構便可利用客戶的金融數據與銀行產品進行競爭, 占據優勢。此外, 鑒于部分“垂直”或行業部門

3、制定了針對受監管機構的特定數據要求（這些要求的執行優先于數據保護主管部門制定的標準）, 因此監管實踐也存在差異。 可能與資本要求有關, 金融業的情況便是如此。雖然有所滯后, 但監管框架的確會隨著市場的發展不斷演變。 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 全球監管機構便致力于減少上述差異, 尤其是在審慎監管方面的差異, 相關工作直到近期暴發新冠肺炎才逐漸穩定下來。 金融危機后實際上已經建立了完善的金融監管結構, 通過金融穩定理事會和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等跨國機構來協調這些差異并開展區域合作。但是P2P等新產品, 人工智能和云計算服務等新業務, 金融科技公司、大型科技公司和電信公司等新市場參與者,

4、 不斷擴大的跨部門和跨境業務再一次考驗著監管框架邊界及監管機構的響應速度。數據等跨部門領域正在嘗試制定共同準則。 然而, 國家和國際機構（特別是科技相關機構）的缺失反而可能會促進相關對話和標準的融合,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金融服務業就出現了標準的融合。 盡管許多監管機構正在獨立應對這些挑戰, 目前也逐漸涌現了一些共同倡議如前一節所述, 大型科技公司進入金融服務領域的動機是充分利用其龐大的客戶群及其在數據、分析和無憂用戶體驗方面的競爭優勢,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大型科技公司選擇了當前的產品范圍及業務所處的價值鏈環節, 而鮮少涉足吸儲等受到更嚴格監管的業務。其主要動機似乎并不是監管套利v也不是利用

5、區域或業務類型之間的差異獲利。理論上講, 這種差異程度有限。 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 若銀行和非銀行機構開展相同業務, 必須獲取相同的牌照, 遵守相同的監管要求。 例如, 向客戶提供在線支付服務的非銀行機構必須獲取支付牌照, 并遵守相關許可要求。 這些要求通常與業務風險相匹配, 因此, 支付牌照比授權吸儲業務的銀行全牌照受到的監管相對寬松。但實際上, 提供金融服務的大型科技公司等非銀行機構可能會受到不同監管要求的規限, 這主要出于以下兩個原因。第一, 大型科技公司頻繁推出現有金融法規監管范疇之外的創新產品和交付機制。 這可能是因為這些產品和交付機制類似現有金融活動但在現有監管框架中并未明確分類為金融活動; 或者是因為部分法規是以機構類型為基礎設置的, 因此如果提供這些產品和交付機制的機構持有的牌照與在傳統上開展這類業務需要的牌照不同, 應當適用哪些要求也變得不明確。 例如, P2P是否真的“提供貸款”或僅僅充當支付交易的媒介？ 對于消費者而言, 電子錢包和在線支付的貨幣余額是否等同于現金或存款？ 如果銀行全牌照持有機構和支付牌照持有機構同時提供這類服務, 是否應當適用不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