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ICED：2023年面向碳中和的可持續藍色經濟專題政策研究報告（53頁）.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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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 面向碳中和的可持續藍色經濟面向碳中和的可持續藍色經濟 專題政策研究報告專題政策研究報告 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 2023年年7月月29日日1 項目組成員*姓名 單位 項目組長 戴民漢 廈門大學 Jan-Gunnar Winther 挪威極地研究所 顧問 蘇紀蘭 自然資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 項目協調員 劉慧 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黃海水產研究所 Birgit Nj stad 挪威極地研究所 項目組成員和專家 關大博 清華大學 李姜輝 廈門大學 王菊英 生態環境部國家海洋環境監測中心 Kate Bonzon 美國環保協會 Kristia

2、n Teleki 世界資源研究所 Kristin Kleisner 美國環保協會 曹玲 廈門大學 Patrick Yeung 世界自然基金會/紅樹林保護基金會 謝茜 世界經濟論壇 Jakob Granit 瑞典海洋與水管理局 致謝:*本項目組長和成員以個人身份參與項目工作。本報告中所表達的觀點和意見僅代表參與此項專題政策研究團隊專家個人立場，不代表其所在組織和國合會的觀點和意見。1 目 錄 執行摘要和政策建議.3 1.研究背景.4 2.碳中和作為向可持續藍色經濟轉型的機遇.6 2.1.介紹介紹.6 2.2.現狀現狀.6 2.2.1.碳中和與基于海洋的解決方案碳中和與基于海洋的解決方案.6 2.

3、2.2.海洋經濟海洋經濟.7 2.2.3.食物生產和其他供應鏈問題食物生產和其他供應鏈問題.9 2.2.4.離岸碳捕集、利用與封存離岸碳捕集、利用與封存.10 2.3.挑戰和機遇挑戰和機遇.11 2.3.1.科學與技術科學與技術.11 2.3.2.政策政策.11 2.3.3.法律框架法律框架.12 2.4.本章具體建議本章具體建議.14 3.海洋塑料垃圾和藍色循環.15 3.1.背景背景.15 3.2.中國海洋塑料廢棄物的規模和來源分析中國海洋塑料廢棄物的規模和來源分析.15 3.2.1.環境中塑料垃圾的規模估算環境中塑料垃圾的規模估算.15 3.2.2.主要來源主要來源.16 3.3.機遇與

4、挑戰機遇與挑戰.17 3.3.1.海洋塑料垃圾對于海洋生態系統的影響海洋塑料垃圾對于海洋生態系統的影響.17 3.3.2.海洋塑料垃圾對藍色經濟的影響海洋塑料垃圾對藍色經濟的影響.18 3.3.3.塑料全周期治理的知識和政策差距塑料全周期治理的知識和政策差距.22 3.4.建議建議.24 4.以漁業治理促進藍碳擴增并減少碳足跡.26 4.1.研究背景研究背景.26 4.2.氣候韌性漁業和碳匯漁業的發展現狀及其面臨的挑戰氣候韌性漁業和碳匯漁業的發展現狀及其面臨的挑戰.26 4.2.1.捕撈漁業和水產養殖的碳足跡捕撈漁業和水產養殖的碳足跡.26 4.2.2.捕撈漁業和水產養殖的固碳作用捕撈漁業和水

5、產養殖的固碳作用.28 4.2.3.氣候韌性漁業面臨的挑戰和發展原則氣候韌性漁業面臨的挑戰和發展原則.30 4.2.4.非法、未報告和不受管制捕撈以及其他有害的漁業行為非法、未報告和不受管制捕撈以及其他有害的漁業行為.31 4.2.5.漁業中的權利公平：小型漁業和女性漁業從業者的角色與貢獻漁業中的權利公平：小型漁業和女性漁業從業者的角色與貢獻.32 4.3.涉及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現有國內和國際政策框架涉及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現有國內和國際政策框架.33 4.3.1.國家管轄范圍外海洋生物多樣性養護與可持續利用國家管轄范圍外海洋生物多樣性養護與可持續利用.33 4.3.2.WTO 漁業補貼協定

6、漁業補貼協定.35 4.3.3.區域漁業管理組織或安排區域漁業管理組織或安排.36 4.4.以減少碳足以減少碳足跡和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為導向將漁業治理納入海洋綜合管理跡和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為導向將漁業治理納入海洋綜合管理.37 4.4.1.當前進展和潛在挑戰當前進展和潛在挑戰.37 4.4.2.未來趨勢和未來趨勢和工作路徑工作路徑.38 4.5.建議建議.39 5.參考文獻.41 6.縮略詞清單.51 2 章節作者:第二章第二章:戴民漢 廈門大學，Kate Bonzon（美國環保協會），程丹陽（清華大學），關大博（清華大學），Kristin Kleisner（美國環保協會），李姜輝（廈門大學）

7、，李妍婷（廈門大學），孫傳旺（廈門大學），Kristian Teleki(世界資源研究所)，謝茜（世界經濟論壇），楊松穎（世界自然基金會/紅樹林保護基金會）第三章第三章:王菊英(生態環境部國家海洋環境監測中心),楊松穎（世界自然基金會/紅樹林保護基金會），曹玲（廈門大學），李道季（華東師范大學），沈威（英國發展研究院），張微微（生態環境部國家海洋環境監測中心），金帥辰（生態環境部國家海洋環境監測中心）第四章第四章:曹玲（廈門大學），劉慧（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黃海水產研究所），唐議（上海海洋大學），黃碩琳（上海海洋大學），孫芳（美國環保協會），李薇（自然資源保護協會），劉春宇（上海交通大學），姜子

8、禺（上海交通大學），Kristin Kleisner（美國環保協會）.3 執行摘要和政策建議 海洋和海岸帶為廣泛的經濟活動創造了條件。目前的海洋經濟是一個宏大的網絡，由相互關聯的傳統行業和新興產業組成。海洋和海岸帶也為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提供了廣泛的機遇，將大大有助于實現全球和國內碳中和目標?？沙掷m藍色經濟和基于海洋的碳減排方案相互交織、聯系緊密。以基于生態系統的適應性綜合管理方案為基礎的可持續海洋治理，將成為解決當前和持續發生的氣候和自然危機的關鍵，并使可持續的海洋經濟得以進一步發展。本報告針對基于海洋的碳中和解決方案開展系統研究，辨析阻礙這些解決方案實施的問題。此外，報告還討論了碳中和與可持續

9、藍色經濟之間的協同作用，因此報告當中還包括海洋產業經濟核算制度等問題。報告內容還涉及到減少海洋環境中的塑料污染，以及如何才能、并且應該使其成為可持續藍色經濟的組成部分。最后，我們也討論了如何改善漁業治理，使其助力于可持續的海洋經濟。通過綜合研判，本報告提出如下政策建議，旨在促進海洋經濟向可持續的藍色經濟轉型，為實現碳中和目標做出貢獻。我們建議將我們建議將發展發展可持續可持續的藍色經濟作為國家的藍色經濟作為國家重要重要發展發展戰略目標，并且作為碳達峰與戰略目標，并且作為碳達峰與碳中和目標的一部分。碳中和目標的一部分。為此，應利用全球海洋技術的重大突破，尤其是數字技術及其工業化和大規模應用，以支持

10、小企業在藍色經濟中的成長，并促進碳中和。同樣至關重要的是完善管理體系，以兼顧和平衡生態和社會經濟目標；為滿足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的治理需求，應建立一個涵蓋中央和地方管理部門的多層級海洋綜合管理體系。我我們還建議將可持續藍色經濟納入國家戰略中相關的國際合作框架。們還建議將可持續藍色經濟納入國家戰略中相關的國際合作框架。建議建議構建和完善構建和完善以可持續性為導向的海洋經濟核算和統計框架，同時準確全面地核以可持續性為導向的海洋經濟核算和統計框架，同時準確全面地核算海洋產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我們呼吁要建立藍色金融算海洋產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我們呼吁要建立藍色金融框架體系框架體系，

11、強化強化對藍色對藍色經濟的金融支持，經濟的金融支持，從而從而促進海洋經濟的藍色轉型。促進海洋經濟的藍色轉型。建議建議采取措施，通過采取措施，通過加強統籌協調和資金支持，推進可持續藍色經濟加強統籌協調和資金支持，推進可持續藍色經濟和基于海洋的和基于海洋的碳緩解機制碳緩解機制相關的科學和經濟研究領域的國際合作。相關的科學和經濟研究領域的國際合作。我們建議促進海洋和碳中和相關的科學、技術、教育、投資、貿易等領域的全面國際合作，尤其是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來擴大合作，以此作為在全球范圍內建立廣泛國際合作關系的基礎。鑒于正在進行的全球塑料條約多邊談判，我們建議中國政府采取行動，積極調動適鑒于正在進行的全球塑料

12、條約多邊談判，我們建議中國政府采取行動，積極調動適當的政策手段，當的政策手段，對對海洋塑料污染海洋塑料污染進行源頭管控進行源頭管控。其中包括有效落實生產者責任、實施回收再利用模式、制造和使用再生塑料以替代新塑料，以及開發環境足跡較小的塑料替代品，并應考慮利用個人/公共伙伴關系、融資機制等政策措施。我們也建議我們也建議開展開展相關的科相關的科學研究，研判高污染塑料制品和行業，以及其泄漏熱點和進入生態系統的通量學研究，研判高污染塑料制品和行業，以及其泄漏熱點和進入生態系統的通量，尤其要重視技術創新、跨學科和合作研究、以及基于實踐的行動性研究。建議中國政府建議中國政府采取措施采取措施，進一步進一步推

13、推動動漁業生產方式漁業生產方式向更向更可持續可持續、更為公平的、更為公平的發展模發展模式式轉型轉型，以以應對碳中和目標。應對碳中和目標。相關措施可包括取消有害的漁船燃油補貼、壓減過剩的捕撈強度、推動高能耗型海洋漁具漁法向碳足跡更低的作業方式轉型、以及實施性別包容性的漁業治理等。4 1.研究背景 盡管海洋經濟在航運、漁業和碳氫化合物開采等傳統領域之外的新領域已經取得突破性進展，但海洋經濟的短期增長不應以犧牲海洋的長期繁榮為代價，包括海洋在調節氣候和為各種海洋動植物提供重要棲息地方面所發揮的關鍵作用。2022 年 12 月，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達成協議，設定一個全球目標，有效保護和管理世界上

14、至少 30%的土地、內陸水域、濱海濕地和海洋，重點保護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功能和服務特別重要的區域。2023 年 3 月，聯合國就確保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地區海洋生物多樣性（BBNJ）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的文本達成一致。2023 年 6 月，聯合國也進行了第二輪關于終結塑料污染條約的正式磋商，這是一個重要進展，有望促成該條約于 2024 年正式簽署?？紤]到健康的海洋環境是發展海洋經濟的先決條件，我們建議采取海洋綜合管理（IOM）方案，在環境、經濟和社會目標之間，以及在基于海洋生態系統服務的短期經濟收益和長期繁榮之間取得平衡。過去一段時間，海洋綜合管理一直是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海洋專題政策研

15、究的主導理念1。本報告是海洋專題政策研究項目對第七屆國合會的第一份貢獻，其與接下來關于海洋治理的工作將繼續遵循全面和可持續的路徑，努力應對氣候變化，促進海洋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之間的平衡。海洋經濟是指與海洋和海岸帶相關的經濟活動，它涵蓋了各種各樣相互關聯的現存行業和新興產業。目前全球海洋經濟的估值為每年 2.5 萬億美元(UNCTAD,2021)，相當于 2021 年世界第七大經濟體的規模；2021 和 2022 年，中國海洋生產總值為 3.8 萬億和3.9 萬億人民幣（約為 0.5 萬億美元）（數據來源：海洋經濟統計公報），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 3%。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預測，到 203

16、0 年，藍色經濟在增加值和就業方面都有可能超過全球經濟的整體增長。海洋經濟為創新、就業和經濟增長提供了長期潛力，未來可期。海洋提供了一系列潛在的基于海洋的氣候緩解方案，可有助于實現碳中和目標，包括但不限于培育碳高效生態系統（“藍林”或“藍碳”），利用海洋固有的能源潛力，最大限度地減少航運等海洋活動的碳足跡，保護并潛在地增強海洋沉積物儲碳能力（碳捕獲和封存，CCS），以及重新調整糧食政策和漁業管理，以彰顯漁業和養殖水產品作為低碳海洋蛋白和微量營養素主要來源的重要價值。本報告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我們在第二章討論了有助于實現碳中和的海洋解決方案，并介紹了與海洋解決方案短期、中期和長期潛力相關的一些關

17、鍵問題。我們辨析了這些解決方案應用過程中的障礙，以及碳中和和可持續藍色經濟之間的協同作用，包括海洋經濟統計制度，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政策建議。其次，我們在第三章探討了減少海洋環境中的塑料如何能夠而且應該成為藍色經濟的組成部分。通過梳理塑料入海及其導致的環境問題，探究了有關塑料垃圾全生命周期的相關科學認知、政策和法律框架方面的差距，進而探索將海洋塑料回收納入藍色經濟和碳中和框架的政策和國際合作方案。在本報告第四章，我們還研究了如何通過漁業治理和管理的變革，助力于可持續的 1 見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網站（www.cciced.eco）上的相關研究報告，尤其是 2020 年海洋專題政策研究報告

18、基于生態系統的綜合海洋管理(http:/ 藍色經濟。我們探討了非法、不報告和不管制（IUU）漁業的現狀和有害的漁具漁法，并探究了水產養殖在碳固存方面的作用。此外，我們調研了現有的國家和國際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政策框架（如世貿組織漁業補貼協定），并探討了將漁業治理納入海洋綜合治理框架的潛力和挑戰。值得注意的是，本報告當中涉及海洋經濟與碳中和協同的一系列政策領域和議題，與其他一些國合會專題政策研究的內容有一定相關性。因此，在從這些議程當中提煉綜合性政策建議的時候，需要我們采取一體化的視角和思路。6 2.碳中和作為向可持續藍色經濟轉型的機遇 2.1.介紹介紹 海洋“經濟”或“藍色經濟”涵蓋了廣泛的相互

19、關聯的既有和新興行業，如海洋能源、海產食品生產、濱海旅游和海洋生物技術，它們與海洋、海域和海岸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它們通常被分為兩個支柱，即基于海洋的產業經濟活動的總和，以及由海洋生態系統提供的資產、商品和服務。近年來，藍色經濟在政治話語中的激增引起了世界的廣泛關注，然而，“藍色經濟”一詞仍然沒有標準化的定義（Wuwung 等，2022）。世界銀行對藍色經濟的定義是“可持續利用海洋資源促進經濟增長、改善生計和就業以及海洋生態系統健康?！?但這樣的定義并沒有為如何確保和實施包括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性別和社會公平以及環境保護在內的多重底線目標提供原則或指導。藍色經濟的核心是指通過與海洋有關的行業

20、和活動使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環境和生態系統的退化脫鉤（世界銀行等，2017）?！八{色經濟”的概念對海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為了強調藍色經濟的可持續性，并區別于海洋經濟中那些不可持續的部分（如海上油氣產業），我們在整個報告中采用了“可持續藍色經濟”一詞，借此強調在開展藍色經濟活動時必須堅持可持續發展。海洋極大地調節了我們星球的氣候（Gattuso 等，2015）。它吸收了過去一個世紀排放增加所產生的大部分熱量和大約四分之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Doney 等，2014）。這些都極大地影響了海洋，導致海水溫度升高、海洋酸化加劇、海洋環流變化、海洋中的氧氣水平降低以及對海洋生態系統的影響（Don

21、ey等，2012）。碳中和是一種二氧化碳凈零排放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碳的排放量與從大氣中去除的量相等（Rogelj 等，2021 年）。這可以通過在自然系統中減少碳排放和增加碳封存來實現。鑒于海洋在全球碳循環中已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與海洋有關的減排和碳移除解決方案必須成為實現碳中和戰略的一部分。這些與海洋有關的碳中和目標一旦實現，將會與可持續發展的愿景相一致，并可有力地推動海洋經濟向可持續藍色經濟轉型。本章旨在探討當前海洋經濟在碳中和方面的主要問題，以明確向可持續藍色經濟轉型的契機和路徑。我們將研究當前的海洋經濟框架，確定與碳中和目標相關的需求和工具，以及海洋產業之間的共存和協同作用如何促進

22、藍色經濟和碳中和。最重要的是，我們將展示可持續的藍色經濟如何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為實現聯合國 2030 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做出貢獻。2.2.現狀現狀 2.2.1.碳中和與基于海洋的解決方案碳中和與基于海洋的解決方案 自工業革命以來，人為的大氣二氧化碳排放導致了前所未有的氣候危機（Gruber等，2019 年；IPCC，2021 年，2022 年）。為應對這場危機，巴黎協定3確定了理想情境下的全球升溫 1.5 C 目標，要求各國立即采取減排行動并在本世紀中葉實現碳中和。130多個國家簽署了巴黎協定，并提出了實現碳中和的減排路線圖。中國承諾到 2030 年 2 www.worldbank

23、.org/oceans 3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paris-agreement 7 實現碳達峰，到 2060 年實現碳中和，這彰顯了中國加強可持續發展國家戰略的強烈意愿，以及中國作為全球力量的一部分應對當前氣候危機的雄心。在國際和國家層面上，海洋對于實現碳中和目標都至關重要，因為海洋是唯一持續的碳匯，在 1850 年至 2019 年期間，海洋吸收了約 37%的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或約25%的化石燃料燃燒和由于土地利用變化而產生的排放（Friedlingstein等，2020年）?；诤Ｑ蟮臍夂蚪鉀Q方案大體上包括海洋經濟中的二氧

24、化碳移除(CDR)和減排(低碳轉化)。前者可以是基于自然的(如恢復生態系統或管理海洋物種的碳封存作用)，也可以是基于地球工程的(如海洋堿化、植樹造林)。有一系列的 CDR 方法正在計劃中，有些已經在開展。因此，海洋提供了一系列潛在的基于海洋的減緩氣候變化方案，可促進碳中和目標的實現，包括但不限于:培育碳效率高的生態系統(“藍色森林”)、利用海洋固有的能源潛力、最大限度地減少航運等基于海洋的活動的碳足跡、利用海底儲碳的能力、在海洋生產中對碳的再利用，以及調整漁業供應鏈和人類對水產品的消費轉向低碳的海洋來源的蛋白和其他營養來源。這些活動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培育若干新的海洋經濟行業，并在推動海洋經

25、濟增長和改善海洋環境的同時，助力碳中和目標的實現。Hoegh-Guldberg 等人在 2019 年進一步預測，基于海洋的減緩氣候變化方案可在全球升溫 1.5 C 情景模式下減少高達約 21%的“排放差距”，在全球升溫 2.0 C 情景模式下則可減少約 25%的“排放差距”。2.2.2.海洋經濟海洋經濟 全球海洋經濟的價值估計為每年 2.5 萬億美元，相當于世界第七大經濟體的規模。根據經合組織的預測，到 2030 年，這一“藍色經濟”在增加值和就業兩個方面都將超過全球經濟的整體增長。中國是全球海產品生產、消費和貿易的重要參與者。2022 年，中國海洋工業生產總值達到 38 億元，約占國內生產總

26、值的 3%，與去年持平。中國是世界上領先的水產養殖和船舶生產國，分別占全球海產品和船舶總產量（總噸位）的約 58%（2020 年）和約 45%（2022）（聯合國糧農組織，2022；聯合國貿發會議，2022）。然而，中國和世界海洋經濟的現有模式如何向可持續藍色經濟轉變，仍是一個巨大挑戰。我們認為，碳中和目標正在被確立為一項國家發展戰略，為當前的海洋經濟向可持續藍色經濟轉型提供了寶貴的機遇。在本章中，我們簡要概述了海洋經濟重要的五個子行業,具體是海洋礦產資源和海上油氣業、海運、海洋可再生能源（ORE）、食物生產和其他供應鏈問題，以及離岸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這些行業可能為海洋經濟向可持

27、續藍色經濟轉型提供重要機會。海洋礦產資源和海上油氣業海洋礦產資源和海上油氣業 40 年來，中國海洋礦產資源和海上油氣業開發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海底采礦是中國未來海洋經濟的一個重要的潛在組成部分。中國目前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對沙子和礫石等海洋混凝料的提取，這些材料被從海床中提取出來，用于建筑工業、海灘養護和海防。對這類資源的需求可能會增加，但應當指出，由于對生境的影響和對海岸線侵蝕的影響，從沿海地區移走沙子的能力將來可能會受到更大的限制。海洋礦產資源行業發展了對藍色經濟具有重要價值的技術、基礎設施和操作技能。石油和天然氣行業是一個高度資本化的行業。中國目前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產有很大

28、 8 一部分發生在近海，主要在渤海和南海北部，在東海也有一小部分。海上石油和天然氣項目，預計在未來幾十年將繼續成為碳氫化合物資源的主要來源。海上制氫以及海上油氣開采具有許多優勢。氫氣的運輸和儲存都可以大規模地以相對較低的成本完成。此外，海上石油和天然氣平臺可被再利用于可再生氫氣的生產，這為希望轉變其經營方式并利用其在惡劣海洋環境中的經營知識的上游石油公司提供了有利機會。在油氣行業，公司越來越多地投資于數字化和環保解決方案。能源和環境的重點是海上風力和氫氣基礎設施，以及用于海洋解決方案的燃料電池。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供應商在這一轉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油氣行業是一個高風險領域，可能會造

29、成災難性的環境后果。礦產資源業和油氣業都有很大機會在向可持續藍色經濟過渡的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一方面是加強開發低碳技術所需關鍵材料的供應，另一方面是盡量減少對海洋環境的影響，并通過采用氣候中和、循環、負責任和資源節能型的方法支持減緩氣候變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優先性和走向脫碳化的趨勢。海運海運 近幾十年來，由于經濟全球化和國際貿易的快速增長，海上運輸已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引擎，并日益成為海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Du 等，2015）。迄今為止，海運作為覆蓋長距離和運輸大量貨物的最具成本效益的運輸方式(Barberi 等，2021)，盡管 COVID-19 大流行影響到海上運輸，并

30、給整個行業的從業人員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但 90%以上的跨境貿易依然是通過海運進行的。但海運對環境產生的重大影響也備受關注。據報道，與航運業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從 2012 年的 977 億噸增加到 2018 年的 1076 億噸，到 2050 年可能增加約 130%(IMO,2021)。除了對全球變暖的影響外，海運業的排放也對全球的空氣污染有很大影響（Wang 等，2008）。全球約 15%的人為 NOx 和 5-8%的 SOx排放是由遠洋船舶造成的（Corbett 等，2007）。隨著海上運輸需求的增加，港口開發和造船業日益成為海上運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污染物排放的重要來源。港口開發在

31、促進港口城市經濟發展和就業水平的同時，對環境產生了負面影響(Axel 等，2011 年)。同樣，造船業也是具有環境挑戰性的行業之一，它具有化學和有害物質的暴露性，被稱為高能源消耗、高材料消耗和高污染行業（Rahman等，2015）。與大多數其他行業一樣，航運業具有巨大的潛力，可以通過一系列旨在使運營更環保、更便宜、更高效的技術創新來實現轉型。鑒于海上運輸本質上是國際性的，因此法規、政策和激勵措施的實施應涉及在相互作用的利益相關者網絡內的眾多合作政府。促進合作的關鍵動力之一可能是增強有利于環境和氣候的活動的經濟和財政利益，即減稅、贈款和資金，例如一旦證明排放量顯著減少就可獲得這些利益。海洋可再生

32、能源海洋可再生能源 海洋可再生能源是國際關注的海洋經濟的新興行業之一。對于許多沿海和島嶼國家來說，海上風能、潮汐能、波浪能、太陽能和氫能是顯著提高可再生能源能力的最可行機會。例如，在過去十年中，由于容量的增長、場地可用性的擴大和成本的顯著降低，在風力渦輪機可靠性等重要技術進步的支持下，海上風能技術得到了強勁的增長。通過吸取陸上風電行業的經驗教訓和開展競爭性招標，海上風電有望取得進一步發展。2021年，中國海上風電新增并網容量 1690 萬千瓦，是上年的 5.5 倍，累計裝機容量躍居世界 9 第一4。促進和可持續部署海洋可再生能源可為能源系統的脫碳做出重大貢獻，這對實現中國的碳中和目標至關重要

33、然而，大規模開發海洋可再生能源仍存在潛在的生態和社會風險。我們已經看到，由于缺乏足夠的空間規劃和有效的電力傳輸部署，陸上風電和太陽能發電場建設對寶貴的自然保護區造成了負面影響，并與農業和城市區域產生了沖突。在部署海洋可再生能源時，應吸取這一教訓，同時認識到潛在的風險并準備相應的解決方案。除了加速核心技術的研發外，還需要填補知識空白，并需要以科學為基礎的政策變革來驅動這一進程。需要解決的一些關鍵問題包括但不限于:（1）如何確保海洋可再生能源項目能夠有效地避開具有高保護價值的區域，包括海洋哺乳動物、魚類和鳥類的遷徙走廊，并考慮到未來的氣候變化?（2）如何明確海域最佳利用的審批權限，科學分配不同用途

34、，形成共存的良方?（3）如何加強能源規劃、生態系統和海洋資源管理等部門之間的跨部門合作，將海洋健康影響納入項目審批和管理?（4）如何加快研究和實施有效的生態恢復和補償機制，并更充分地了解對生態系統和社會的負面影響(例如公平性的問題)?（5）如何在兼顧當地社區福祉、性別平等和社會公平的前提下，推動能源項目與其他行業的創新整合?2.2.3.食物生產和其他供應鏈問題食物生產和其他供應鏈問題 本報告第四章將更詳細地討論海洋捕撈漁業和海水養殖行業在碳中和戰略中的作用。因此，我們僅在此提供一些背景資料，說明這些行業是如何導致氣候問題的，并簡要概述促進這些行業向可持續和低碳轉型的一些關鍵機會。帕克等人在 2

35、018年估計，全球海洋捕撈漁業（約占全球糧食產量的 4%）每年產生約1.79 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的溫室氣體，其中燃料燃燒占 70%以上。捕魚技術的進步刺激漁船發動機發展得更為強勁，增加了對化石燃料的需求，據估計，燃料成本可占總捕魚成本的 60%（Greer 等，2019）。此外，特定漁具如底部拖網的使用，通過直接的漁船排放和間接的對海底具有儲碳功能的沉積物的干擾，增加了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減少捕魚量或提高拖網漁船發動機的燃料效率可有助于減少碳足跡。聯合國糧農組織估計，尤其是對于使用燈光吸引魚群的漁業而言，通過使用更有效的發動機、更大的螺旋槳和更好的船形，采取船體改造、降低速度和使用高效的LED燈

36、等措施，可減少10-30%的船舶排放量。使用需要較少燃料的漁具捕撈傳統物種，如圍網、刺網和延繩，可大大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于拖網漁具，減少排放的措施則包括采用多重裝備、高效的水獺板、離底捕撈、高強度材料，以及大網眼和小直徑的繩索。在許多國家和地區，水產養殖正在成為日益重要的食物來源，水產養殖業的擴張意味著它將貢獻越來越多的溫室氣體排放，從而導致全球變暖和氣候變化（Poore 和 Nemecek,2018）。分析全球和中國（作為主要生產國）的定量研究結果一致表明，飼料 4 自然資源部海洋戰略規劃與經濟司：2021 年中國海洋經濟統計公報，2022 年 3 月。來源：https:/ 年 7月 29

37、 日訪問。10 生產是水產養殖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MacLeod 等，2020；Xu 等，2022）。水產養殖部門的主要改進包括減少能源密集型飼料的使用，改善飼料管理，并在適當情況下考慮發展再生水產養殖做法，這可能有助于減輕氣候影響并提供實質性的共同利益（例如，生物多樣性和棲息地的改善，生計的改善）。在制定水產養殖和漁業管理戰略及其他有關管理控制措施時，燃料使用和溫室氣體排放應是一個重要考慮因素。應使海洋牧場、船隊和供應鏈向綠色能源（如水電、地熱、波浪能、核電）或更綠色的來源（如天然氣、生物氣）轉型，從而減少碳排放。某些漁業管理措施可能對溫室氣體排放產生重大影響，既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

38、。一般而言，減少捕撈強度(特別是對于燃料密集型漁具而言)、增加魚類種群的漁業管理，可能是減少燃料使用和溫室氣體排放的最有效方法之一(Waldo 等，2014；Ziegler&Hornborg等,2014)。此外，對強有力的漁業管理予以激勵將是重要的，這類強有力的漁業管理措施可通過直接對氣候影響做出反應的適應性管理干預（Gaines 等，2018）和間接的稅收、補貼，驅動更可持續的生產和消費。漁業發展補貼應轉向對設施升級的支持，以實現更安全的生產和減少收獲后的損失，并支持強有力的可持續管理措施和關鍵漁業資源的保護。人類的健康和食物軟政策，如考慮環境影響和營養需求的飲食建議（Golden 等，20

39、16），也有助于實現更可持續的生產和消費。由于缺乏對小型漁業和水產養殖實體的基本信息和有效管理，而這類實體可能對漁業資源耗竭和溫室氣體排放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因此應加強對這類實體的調查和管理。最后，與行業協會和研究機構合作，開發和推廣海產品透明度、可追溯性和可持續性標準和認證，并將采用這些標準的配套政策工具與金融風險管理指導文件相結合，有助于推動金融服務向激勵可持續海產品生產和供應鏈實踐的轉變。2.2.4.離岸碳捕集、利用與封存離岸碳捕集、利用與封存 離岸碳捕集、利用與封存（即“離岸 CCUS”）可能會對減排做出重大貢獻，特別是對沒有替代方案或替代方案極為有限的難以減排的行業來說。中國已在南海北

40、部建設了第一個離岸 CCUS 項目，即“恩平”項目。如果該項目能夠證明離岸 CCUS 是安全可行的，那么它將促進后續項目向其借鑒，并有可能降低成本。同時，中國正在規劃后續更加全面的離岸 CCUS 項目群，這將整合個體二氧化碳供應商的完整供應鏈、靈活的運輸解決方案，以及開放的存儲基礎設施，為中國各地的公司提供安全和永久海底封存二氧化碳的機會。預計接下來的這些項目將包括從工業來源（即：廢物轉化為能源和鋼鐵）捕獲二氧化碳，并將液體二氧化碳從這些工業捕獲點運輸到中國東部和東南沿海的陸上終端。從那里，液化的二氧化碳將通過管道運輸到中國東?；蚰虾５暮４蚕碌囊粋€海上儲存地點，用于永久儲存，盡管應注意到，要確

41、保高效和安全的管道運輸，還需要克服一些挑戰。這些項目的第一階段（如廣東大亞灣）很可能在 2030年前啟動。運輸和儲存運營商(即中海油、殼牌和?？松梨?已經表明了他們對第一階段的雄心，即每年至少儲存 10萬噸二氧化碳。亞洲開發銀行和中國科學院估計，在中國近海沉積盆地的地質結構中，理論上有5000-8000 億噸的二氧化碳儲存潛力。中國將奉行積極的產業政策，促進在其領海內的離岸 CCUS 取得社會經濟效益。由于離岸 CCUS 的調查是針對 30 年的時間跨度進行的，因 11 此促進穩定的商業框架以鼓勵低碳投資的政策必須在實施之前就已經到位。2.3.挑戰和機遇挑戰和機遇 在通過與碳中和目標的協同作

42、用提高海洋經濟可持續性的努力中，需要應對和優化許多挑戰和機遇。在下文中，我們將討論其中的一些問題。2.3.1.科學與技術科學與技術 目前，對于大多數基于海洋的二氧化碳移除(CDR)技術是否能夠顯著減少二氧化碳及其對溫室氣體總通量的影響，在認知上還存在重大缺口。雖然在陸地系統中也存在這些問題，但在海洋中更為特殊，因為在水下進行海洋觀測很困難，而且測量表層海的海-氣交換具有內在的復雜性。了解基于海洋的二氧化碳移除對自然生態系統和人類的影響，確保消除二氧化碳帶來的好處不會被人類和自然生態系統的健康、生計、食品安全和環境正義的風險所抵消，是最引人注目的問題。任何對基于海洋的二氧化碳移除的部署，都需評估

43、其在分配方面的公平性等社會影響，并開展全領土/領海范圍內的空間研究、探索碳中和潛力，以推動國家行動。碳碳監測、報告、監測、報告、驗證（驗證（MRV）機制機制 所有基于海洋的二氧化碳移除方法都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是監測、報告、驗證海洋儲碳量及儲存方式的持久性，特別是考慮到氣候變化和人類發展模式的不可預測性對此帶來的影響。此外，來自紅樹林和鹽沼的其他溫室氣體（包括甲烷）的排放也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在某些情況下，此類排放會嚴重限制這些生態系統的氣候減緩潛力，即儲碳能力（Rosentreter等，2021）。魚類和海洋哺乳動物可幫助從大氣中封存碳的數量尚未被精確量化，因此最不適合作為基于自然的二氧化碳移

44、除方式。然而，有充分的科學證據表明，保護現有的魚類和大型海洋動物種群可以產生多種協同效益，并可幫助我們避免海洋中大量新的二氧化碳排放?？傊?，基于海洋的二氧化碳移除是一個新興領域，正在獲得大量的關注。然而，二氧化碳移除不能替代快速和有效地削減溫室氣體排放。該技術的開發和潛在的應用，只應作為全面和公平的氣候戰略的一部分。2.3.2.政策政策 藍色金融藍色金融 世界銀行的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已經發行了兩套對海洋和海岸帶生態保護予以高度關注的“可持續發展債券”世界銀行與瑞士信貸的可持續發展債券，以及世界銀行與摩根大通的可持續發展債券。此外，一些沿海國家和地區也發行了藍色債券，比如“塞舌爾藍色債

45、券”、“北歐-波羅的海藍色債券”、“大自然保護協會藍色債券”、“斐濟藍色債券”。雖然這些藍色債券可被認為是藍色金融的一部分，但仍需有框架或資源來詳細闡明如何更好地利用這些工具促進海洋經濟的轉型和重要海洋生態系統的保護。評估海洋生態系統服務評估海洋生態系統服務 關于評估海洋生態系統服務特別是海洋儲碳潛力的國際政策，主要來自 1992 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該公約要求締約方促進對海洋以及其他沿海和海洋生態系統中所有溫室氣體的匯和庫的可持續管理。在此基礎上，2015 年巴黎 12 協定在“序言”部分重申“酌情保護和加強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提到的溫室氣體的匯和庫的重要性”，并

46、在第 5條第 1款中指出，“締約方應采取行動，酌情保護和加強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 4條第 1款（d）項中提到的溫室氣體的匯和庫?！卑拇罄麃喓兔绹验_始將藍碳納入其數字減排目標，并根據2006年 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中與 2013 年濕地相關的內容，對藍碳進行了補充計算。日本已經為海草床實施了幾個藍色碳抵消信貸項目，并正在為天然和人工養殖的大型藻類試行碳信用項目。旨在評估和保護除碳匯以外的多種海洋生態系統服務的國際政策和計劃，圍繞“恢復海洋生態系統以實現健康和富饒的海洋”這一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中的目標 14展開。其他的全球性文書主要包括:1）拉姆薩爾濕地公約（1971

47、年）；2）世界遺產公約（1972 年）；3）生物多樣性公約（1992 年）；4)20152030 年仙臺減輕災難風險框架(2015 年)；5）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2015 年）；6）“聯合國海洋科學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2021-2030）”（2017 年）；7）“聯合國生態系統恢復十年”（2019 年）。歐洲、北美和澳大利亞已根據各自的法律或許可框架實施了海洋生態系統保護項目，例如，美國佛羅里達州的“有管理的海岸調整綜合沼澤地恢復計劃”，該計劃基于“環境資源許可(ERP)項目-環境保護部（DEP）/水資源管理區的聯合申請程序”，而澳大利亞的 Tomago 濕地恢復項目基于“新南威

48、爾士州初級產業部門第 37 節之漁業許可 P07/13”。在實施具體干預措施在實施具體干預措施/解決方案時評估效益的影響解決方案時評估效益的影響 在實施具體干預措施/解決方案時評估效益影響的政策源自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CDM)的技術標準。一些非政府組織還制定了基于這些標準的評估政策，即驗證碳標準(VCS)。相較而言，VCS 更為詳細。具體而言，CDM 中用于衡量藍碳效益的政策主要包括：1）CDM 機制中的中、大型規模造林和再造林項目“退化紅樹林棲息地的造林和再造林活動”（AR-AM0014）；2）CDM 機制中的小規模造林和再造林項目“在濕地上實施的造林和再造林活動”（AR-AMS0003）。

49、VCS 在相關項目中用于衡量藍碳效益的政策主要是：1）“潮間帶濕地恢復和保護項目活動中基線碳儲量變化及溫室氣體排放的估算”(VMD0050),以及“REDD+方法學框架”下的子方法(VM0007)；2）“潮間帶濕地恢復和保護項目活動中碳儲量變化、溫室氣體排放和清除的監測方法”（VMD0051）；3）“海岸帶濕地創建方法學”(VM0024)；4）“潮間帶濕地和海草修復方法學”(VM0033)。在國家自主貢獻（在國家自主貢獻（NDC）中納入藍碳的相關政策）中納入藍碳的相關政策 藍碳生態系統（具有固碳功能的海岸帶生態系統）因其在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方面的顯著作用而受到重視。各國已開始在其國家自主貢獻清

50、單(NDCs)、國家溫室氣體清單(GHG)、國家適應計劃(NAPs)和其他高級別的氣候相關政策中適當地將藍碳生態系統納入考慮。鑒于許多擁有豐富藍碳資源且對氣候變化影響不大的國家，其人均收入水平和國內生產總值（GDP）相對較低，因此，將藍碳納入國家自主貢獻或其他承諾可以使此類發展中國家實現其減緩氣候變化的目標，同時騰出資源投資于所需的可持續經濟發展。2.3.3.法律框架法律框架 隨著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六、二十七次締約方大會的召開，海洋議題已成為氣候治理中不可回避的問題，這將 13 顯著影響到基于海洋的碳中和法律和政策的走向。然而，截止目前中國還沒有將基

51、于海洋的行動納入其國家自主貢獻（NDC），這可能會阻礙海洋經濟向可持續藍色經濟的轉型。海運的法律框架海運的法律框架 在國際法層面，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MARPOL 公約）是預防和控制船舶污染物排放造成環境損害的主要國際法律文書。國際海事組織（IMO）還通過修訂MARPOL公約相關內容的方式，出臺了船舶碳減排的約束性法規和政策。在國內法層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局于 2022 年 11 月發布了船舶能耗數據和碳強度管理辦法（簡稱“辦法”），規定了中國船舶能耗數據和碳強度管理的要求，適用于 400噸以上的中國籍船舶和進出中國港口的外國船舶。海洋可再生能源的法律框架海洋可再生能源的法律框架 在國

52、際法層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加入的條約中尚無與此直接相關的。在國內法層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可作為基本法律文件。該法從資源調查與發展規劃、產業指導與技術支持、推廣與應用、價格管理與費用補償、經濟激勵與監督措施、法律責任等方面對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進行了規定。然而，該法于 2005 年通過，后又于 2009 年修訂。那時，碳中和尚未成為一項國家戰略，并且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遠不如今天這般。因此，該法對碳中和戰略背景下海洋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缺乏有益的指導。漁業管理的法律框架漁業管理的法律框架 在國際法層面，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世界貿易組織漁業補貼協定和國家管轄外海域生物多樣性養

53、護與可持續利用國際協定可適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尤其是世界貿易組織于 2022 年 6 月通過的漁業補貼協定，禁止了有害的漁業補貼這一導致世界魚類資源普遍枯竭的關鍵因素，標志著海洋漁業的可持續性向前邁出了重要一步。在國內法層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應被適用。遺憾的是，該法沒有在漁業管理中將基于生態系統的海洋綜合管理作為一種一般方法。這可能影響漁業資源與海洋生態系統的協同和整體性管理。離岸碳捕集、利用與封存的法律框架離岸碳捕集、利用與封存的法律框架 在國際法層面，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防止傾倒廢物及其他物質污染海洋的公約（即 1972年倫敦公約）及其 1996年議定書，以及控制危險廢物越境

54、轉移及其處置巴塞爾公約可能被適用用于規范離岸 CCUS 項目的實施。在國內法層面，在考慮離岸 CCUS 項目的環境影響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應被考慮適用。然而，在具體的法律適用中可能會遇到障礙和問題，因為只有當離岸CCUS項目被認定為海洋工程建設項目時，才能按照該法第六章“防治海洋工程建設項目對海洋環境的污染損害”的規定來適用該法。此外，在國內法中沒有關于離岸 CCUS 全生命周期的系統性法律框架，此類法律框架對于支持離岸 CCUS 的技術進步和產業發展非常重要。14 2.4.本章具體建議本章具體建議 高級別建議高級別建議：將可持續的藍色經濟設定為國家的戰略發展目標，將其作為碳達峰

55、和碳中和目標的一部分，并將其納入國際合作框架。評估全球海洋技術，特別是數字技術的使用情況，以支持可持續方式的增長和促進藍色經濟中的碳中和。采取稅收優惠、產業配套、創業支持、人才引育等政策措施，鼓勵和支持海洋科技的發展，特別是藍色經濟和碳中和方面的數字技術（例如數字孿生海洋）。更重要的是，大力推動這些新興技術的產業化、規?；瘧?。完善管理體系，兼顧生態和社會經濟目標。從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的角度，建立覆蓋從中央到地方的多層次海洋綜合管理體系。制定框架和指標以全面核算可持續性和社會經濟成果，并加強對可持續藍色經濟的財政支持。評估現有的國家綠色產業指導目錄和綠色金融政策，研究建立藍色金融新框

56、架的必要性。支持金融機構開發多樣化的金融產品以支持海洋經濟的低碳轉型。完善政府引導基金在促進海洋經濟藍色轉型中的作用。尋求在科學和經濟研究方面進行國際合作的機會。通過雙邊和多邊平臺和機制，如“一帶一路”倡議、博鰲亞洲論壇(BFA)、世界經濟論壇(WEF)等，促進海洋與碳中和科學、技術、教育、投資、貿易等方面的全方位國際合作。加強與可持續藍色經濟相關的研究和教育，特別是與可持續藍色經濟相關的跨學科研究和教育。準確、全面地核算海洋產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具體建議具體建議：為基于海洋的二氧化碳移除（CDR）制定研究行為準則，確立科學誠信的基本原則（如透明度和結果的傳播），公平和公正（如公眾咨詢）以及負

57、責任的研究（如潛在危害的最小化和責任分配）。應該要求政府資助的接受者遵守這一行為準則，并且應該制定計劃，鼓勵在私人資助的支持下進行 CDR 研究的科學家接受這一準則。此外，應適時將這些原則轉化為國內法，以加強對基于海洋的二氧化碳移除的監管。加快向低碳型海洋工業實踐的轉型。15 3.海洋塑料垃圾和藍色循環 3.1.背景背景 自 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全球塑料生產和消費呈指數增長，如果一切照舊，到 2060年將增長兩倍（OECD,2022）。由于大多數廢棄的塑料制品最終進入海洋，因此塑料污染被認為是世界各地沿海和海洋生態系統中嚴重的人為造成的環境問題。此外，塑料相關產品全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都

58、涉及溫室氣體（GHG）排放(Sharma et al.,2023)。研究表明，塑料及相關化學品和塑料污染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影響日益明顯（UNEP 2022）。大量研究已經證實了海洋塑料的來源、歸趨和環境影響，主要集中在：1）塑料入海量的估算；2)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的主要來源；3）塑料在海洋環境中的輸運路徑和歸趨；4）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包括微塑料和化學浸出液）對海洋生物、生態系統功能和生態過程的影響；5）微塑料對人類健康的風險。海洋塑料污染對海洋航運、旅游業、漁業和水產養殖業造成的全球經濟成本，加之沿海清理費用，估計至少為 60億美元，到 2018年可能達到 190 億美元或更多（UNEP,2

59、021b）。目前，最緊迫的問題是如何減少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和促進藍色經濟的健康發展。本章在現有研究文獻的基礎上，綜述了中國海洋塑料的污染現狀和來源，并就塑料垃圾對海洋生態系統的影響進行了評估；分析了塑料廢棄物的社會和經濟影響，特別是對藍色經濟的影響；指出了海洋塑料污染在科學研究、政策體系和法律框架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在介紹現有影響知識和法律法規空白的基礎上，提出了解決這一緊迫環境問題的對策和行動，包括環境技術和商業解決方案。3.2.中國海洋塑料廢棄物的規模和來源分析中國海洋塑料廢棄物的規模和來源分析 3.2.1.環境中塑料垃圾的規模估算環境中塑料垃圾的規模估算 根據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發布的全國城

60、鄉建設統計年鑒 2017，中國城鄉固體廢物處理情況顯示，中國城市和縣級市的未經合理處理垃圾率分別為 1.00%和 3.89%，接近發達國家水平。最近一項研究表明，2011-2018 年，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到 99.7%，主要以衛生填埋和無害化焚燒處理為主(Huang et al.,2022)。此外，注意到由于拾荒者的介入，他們收集了大部分容易回收的塑料，如塑料瓶，因此，中國的未經合理處置的塑料垃圾的構成非常不同。這些活動的貢獻在年度統計中沒有被考慮在內，這將進一步降低塑料垃圾的未經合理管控的比例。因此，在不考慮中國沿海經濟較為發達、固廢管理能力較高的情況下，中國城市和農村地區未經合理管

61、控的塑料垃圾平均水平將低于 Borrelle et al.（2020）估計的 23.25%。根據全國城鄉人口比例，合理估計全國城鄉未經合理處置的塑料垃圾率在 3%-8%之間。根據 2019 年中國年度統計數據中沿海地區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的比例，估計中國沿海地區管理不善的塑料垃圾比例約為 1.3%。因此，沿海地區管理不善的塑料垃圾數量約為 5.5 萬噸，其中約三分之一的部分塑料垃圾可能泄漏到海洋中。在另一個案例中，按照 Borrelle et al.（2020）的方法，我們估計 2016年管理不善的塑料垃圾比例約為 7%，那么中國排入水環境（江、河、湖、海）的塑料垃圾總量為 37.83-46.9

62、 萬噸，平均為 42.43 萬噸?？鄢雍吹臏袅亢?，進入海洋的不到三分之一，即不到 15萬噸。16 除了這種建模方法，另一項研究使用物質流模型和實際觀測數據來估計中國管理不善的塑料垃圾的年產量。他們估算 2011年進入到環境中的塑料垃圾數量不到 56萬噸。該研究還表明，從 2011 年到 2019 年，中國入海的塑料垃圾數量整體上呈現快速下降趨勢（Bai et al.,2018）。3.2.2.主要來源主要來源 3.2.2.1 河流輸入河流輸入 河流一直被認為是塑料垃圾輸入海洋的最大來源，但在中國，隨著全國性的生態環境治理河長制實施、垃圾無害化處置和分類管理水平提高，最新的監測調查研究表明

63、，中國最大的入海河流長江塑料垃圾年入海量僅為 Lebreton et al.(2017)估算的 10-20%左右(Zhao et al,2019,Mai et al.,2020,Meijer et al.,2021)，而其他中國所有河流入海塑料垃圾量總和也只有長江的 50-60%。3.2.2.2 沿海地區生活垃圾的泄漏沿海地區生活垃圾的泄漏 中國沿海塑料垃圾泄漏進海洋主要是來自人們的生活、旅游休閑等活動的丟棄物（各類泡沫塑料塊、塑料飲料瓶、食品包裝袋以及塑料袋、水瓶等生活用品）。這些塑料垃圾主要漂浮和聚集在海岸潮間帶和近岸海域，以及港口和碼頭等區域，但目前對其沉入海底的量尚未有深入了解。3.2

64、.2.3 海上經濟活動的泄漏海上經濟活動的泄漏 盡管大部分海洋塑料垃圾來自陸地，但海洋來源的貢獻也不容忽視。不同地區的情況有所相同，海源塑料垃圾可占海洋垃圾總量的 32-60%(GESAMP,2021)。海上經濟活動是產生塑料垃圾最多的海上活動。但是，這些活動產生的塑料垃圾數量尚未得到準確量化。海上經濟活動產生的塑料垃圾排放進入海洋的塑料垃圾是世界各國最為關注的，也是最難以管理和控制的，是海洋塑料垃圾產生的重災區，中國也是如此。泄漏的塑料垃圾主要來自海上漁業捕撈作業漁船、運輸船舶、漁業養殖等產生，如泡沫塑料、漁網、漁具、塑料瓶、食品包裝袋，以及各類塑料生活用品。調查結果顯示，他們少部分漂浮聚集

65、到海岸，聚集在水動力條件較弱的區域，但大部分沉入海底或隨海流輸運到其他區域。因此，海上經濟活動產生的塑料垃圾泄漏應是中國未來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重點。3.2.2.4 跨洋轉移跨洋轉移 各種來源泄漏到海洋里的塑料垃圾會隨著海流和風向其他海域進行擴散和輸運，既包括在近岸和潮間帶的漂浮轉移，也包括我們看不見的在海底的輸移。我們目前還不太清楚在海底的輸移的塑料垃圾量，但其數量肯定較大，應該給與極大關注。另外，令我們更加關注的是塑料垃圾的跨國的海洋轉移。海洋塑料垃圾輸運模型模擬結果表明，海洋漂浮塑料垃圾可以隨洋流進行遠距離輸移。采用拉格朗日粒子跟蹤方法對我國渤海、黃海和東海近岸的微塑料輸移路徑進行水動力模

66、擬(Zhang et al.,2020)，研究發現只有不到18%的陸域微塑料從近岸最終遷移到了太平洋，而其余的微塑料則由于復雜的水動力過程而主要滯留在近岸海域(Zhang et al.,2020)。這些研究結果進一步突出和強調了海洋塑料垃圾是一種需要加以高度關注的跨界污染。17 3.3.機遇與挑戰機遇與挑戰 3.3.1.海洋塑料垃圾對于海洋生態系統的影響海洋塑料垃圾對于海洋生態系統的影響 塑料污染幾乎進入了海洋的每一個部分，從海面到深海海底，從極地到最偏遠島嶼的海岸線，影響著不同類型的生態系統。塑料污染可造成直接的有害物理影響，以及通過滲入或吸附物質產生間接的化學影響（Silva et al.

67、,2021）。塑料垃圾和化學品的影響性質取決于物種的形狀、體型、移動方式、進食模式和棲息地，以及塑料物品和碎片的類型、形狀、大小和密度（Bucci et al.,2020），影響的情況和嚴重程度取決于暴露水平（Besseling et al.,2019）。海洋塑料的物理影響包括纏繞、塑料攝入、海洋生物生長于塑料物品上以及塑料接觸或覆蓋生物（如窒息），可能會造成包括行動受限、受傷、窒息、死亡、生物的漂流擴散和病原體傳播等各種影響?；瘜W影響指塑料污染產生的有害化學物質作用，這些物質是通過攝入或接觸受污染的水、空氣、沉積物或食物而直接吸收的。由于微塑料顆粒有比較高的能力運輸和轉移危險污染物，因此受到

68、特別關注。與塑料相關的主要有害物質包括雙酚 A（BPA）、鄰苯二甲酸酯、阻燃劑、金屬、石油烴、多環芳烴（PAHs）、多氯聯苯（PCBs）和有機氯農藥，這些物質可以從腸道進入血液或器官,并對生長、生理變化、繁殖和毒理方面等產生影響（Tekman 2022）?；瘜W物質通過不同的機制從塑料轉移到生物體（Koelmans et al.,2016）。它們可以直接從生物攝入的塑料中滲入體內，或從塑料進入環境后通過生物的皮膚或鰓吸收，或者透過食用受污染的獵物而被吸收。3.3.1.1 塑料污染對物種的影響塑料污染對物種的影響 塑料污染對包括瀕危物種在內的各個主要海洋物種類別的影響：一項針對海鳥的空間風險分析（

69、Wilcox et al.,2015）利用塑料垃圾的全球分布和塑料攝入的實際速率得出結論，1962-2012 年間，59%的海鳥物種和 29%的海鳥個體攝入了塑料。一項針對海龜的全球分析估計，52%（34 萬只）的海龜已經攝入了塑料（Schuyler et al.,2016）。在每年擱淺的數千只海龜中，有 6%被發現被海洋垃圾纏繞，其中 91%已經死亡（Duncan et al.,2017）。對 1990年至 2015年間在愛爾蘭海岸擱淺的鯨魚進行的尸檢顯示，9%的鯨魚攝食過塑料垃圾（Lusher et al.,2018）。浮游植物在光合作用過程中捕獲碳。浮游動物和其他海洋生物攝入浮游植物，它

70、們糞便中會包含捕獲的碳。糞便隨后被排泄并沉入海底，存留數百至數千年。然而，浮游動物攝入微塑料會使糞便更具浮力（Wieczorek et al.,2019），并降低浮游動物的攝入率（Cole et al.,2015）、生長和繁殖（Cole et al.,2013），從而影響海洋的碳匯功能。研究發現，采自中國長江口、東海和南海的 21 種經濟海洋魚類均攝入了微塑料或中型塑料，其中塑料纖維是在其胃腸中發現的最常見形態(Jabeen et al,2017)。3.3.1.2 塑料污染對海洋棲息地的影響塑料污染對海洋棲息地的影響 塑料污染還影響各類主要的海洋棲息地，損害生態系統功能，包括它們通過初級生 1

71、8 產封存二氧化碳的能力：在亞太區調查的 159 個珊瑚礁中，有三分之一受大型塑料垃圾污染（Lamb et al.,2018）。大型塑料垃圾容易被困在珊瑚礁中，導致珊瑚群落窒息并引發珊瑚疾?。↙artaud et al.,2020;Lamb et al.,2015）。微塑料會抑制共生藻類（Cladocopium goreaui）的營養吸收、光合作用，并增加了細胞死亡率，降低藻類細胞的密度和大?。⊿u et al.,2020）。由于在海草棲息地和生活在其中的無脊椎動物體內都發現了微塑料，任何以它們為食的草食動物或捕食者也可能攝入微塑料，與海藻的情況類似（Gutow et al.,2016）。實驗

72、室研究表明，與環境相關的 BPA 濃度會影響海草 Cymodocea nodos的光合作用，從而影響其生長（Adamakis et al.,2018，Adamakis et al.,2021，Malea et al.,2020）。由于 54%的紅樹林棲息地位于河口 20 km 以內，它們特別容易受陸源塑料污染影響（Harriset al.，2021）。在爪哇紅樹林中，隨著塑料污染覆蓋林底的比例接近100%，紅樹林的葉片會嚴重損失，并且死亡率增加（van Bijsterveldtet al.，2021）。南中國海的珊瑚礁、紅樹林、海草床和大型藻類生態系統的微塑料研究發現，珊瑚礁表層水體中微塑料的

73、豐度高達 45,200 個/立方米，紅樹林沉積物中的微塑料豐度高達 5738.3 個/千克，海草床沉積物中的微塑料豐度高達 927.3 個/千克。紅樹林生態系統的污染負荷指數（PLI）為 3-31，海草床生態系統的污染負荷指數為 5.7-11.9，珊瑚礁生態系統的污染負荷指數為 6.1-10.2(Zheng et al.2023)。3.3.2.海洋塑料垃圾對藍色經濟的影響海洋塑料垃圾對藍色經濟的影響 海洋塑料垃圾在海洋垃圾的三種分類（海面漂浮垃圾、海灘垃圾、海底垃圾）當中均是最主要的組成部分，是海洋生態環境污染的一大典型問題，也對藍色經濟可持續發展帶來了顯著挑戰。其對藍色經濟的影響途徑通常包括

74、：造成視覺污染影響濱海旅游業發展、堵塞船舶動力系統損害海洋航運業安全、危害生物健康并影響人類對海洋漁業資源的開發利用（安立會等，2022）。以下將從這三個方面簡述其影響效應，并提出相應的治理建議。3.3.2.1 對濱海旅游業的影響對濱海旅游業的影響 海洋塑料垃圾在以娛樂活動為主要功能的海岸線和沙灘集中堆積，破壞了這些海岸線和沙灘原有的自然風光景色，給游客造成了不良的觀感和體驗（Jayasiri et al.,2013）。對于大部分針對旅游海灘的垃圾調查研究來說，通常涵蓋所有類型的海洋垃圾，而在調查結果中，海洋塑料垃圾已經成為了最重要的貢獻者（Maione,2021）。例如，在一項針對孟加拉國最

75、受歡迎的旅游景點考克斯巴扎爾海岸的海灘垃圾研究中，聚乙烯塑料袋是數量最多的海灘垃圾類型（Rakib et al.,2022）。巴西最重要的國際旅游地點之一圣卡塔琳娜島旅游海灘的風景質量也深受垃圾污染的影響，塑料垃圾是其中最多的組成成分（Corraini et al.,2018）。國內方面，根據 2021年中國海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在全國知名沿海旅游景點，如唐山碧海浴場、膠州灣、舟山、廈門鼓浪嶼、汕頭青澳灣、惠州大亞灣、三亞灣等地的海灘垃圾數量均超過 100000 個/立方千米。對青島主要旅游海灘第一海水浴場的海灘垃圾調查中，塑料垃圾的數量也最為突出（Pervez&Lai,2022;Pervez

76、 et al.,2021;Pervez et al.,2020）。19 盡管對濱海旅游景點的海灘及海面漂浮垃圾的量化研究很多，但因其對景觀的破壞而對旅游業造成的隱性經濟損失很難估計，而發生大型垃圾堆積事件后旅游景點受到的經濟損失則更易被估算（Jang et al.,2014）。例如，包括海洋塑料垃圾在內的海洋垃圾堆積事件曾在 2011 年給韓國巨濟島造成了約 2900 萬至 3700 萬美元的旅游收入損失（Jang et al.,2014）。海洋塑料垃圾對濱海旅游業造成的隱性經濟損失可以從游客的選擇中體現。海灘的清潔度是游客在選擇海灘時最重要的考慮因素（Ballance et al.,2000

77、;Tudor&Williams,2006）。對我國濱海旅游景點游客的調查顯示，海灘垃圾數量的多少顯著影響游客的支付意愿（劉佳等，2022；韋健華，2021）。一項對巴西巴拉那州海岸的研究中指出，擱淺垃圾對游客選擇性的影響可能會使當地旅游收入減少 39.1%，每年損失高達850 萬美元（Krelling et al.,2017）?；诤Ｑ笏芰侠廴緦I海旅游業造成的影響現狀，建議如下：開展垃圾監測工作。對重要旅游景點的海岸建立基線研究，對同一采樣點進行一定時間間隔的海洋垃圾調查，可以為當地的限塑政策和戰略提供數據支撐（Rakib et al.,2022）。我國將每年開展的海洋垃圾監測結果公布在

78、中國海洋生態環境公報上，提供了重要的監測數據，為我國海洋垃圾治理體系優化提供了科學支撐。協調利益相關者。對海岸沿線企業實施激勵措施，協助它們提供紙制品、有機材料制品等替代品代替塑料垃圾包裝，減少人類活動造成的大量塑料垃圾丟棄（Rakib et al.,2022）。優化評估體系。將控制塑料垃圾污染納入可持續海灘管理的評估指標體系或激勵體系中（Kutralam-Muniasamy et al.,2022）。因地制宜，確立管理主體。在我國，可以開展以社區為基礎的管理體系，建立社區責任制度（Pervez et al.,2021）。嚴格實施相關政策與律法。頒布限塑政策和法律，保證限塑禁令的執行力度。盡管

79、一些國家已經頒布了限塑禁令，但由于執法不力，塑料購物袋仍在流通，促進了旅游海灘塑料垃圾的產生（Maione,2021）。完善基礎設施和垃圾收集處理系統。缺乏良好的基礎設施、垃圾桶以及清潔作業的力度不足是旅游海灘存在大量海灘塑料垃圾的原因之一（Lima et al.,2022）。分類垃圾箱等基礎設施的設置是必要的（Pervez et al.,2021）。在廢物管理基礎設施不發達的新興旅游小島上，塑料垃圾的產生與旅游淡旺季緊密相連，再生市場小，內循環發展困難，同時回收非法處置的做法持續存在，亟需完善基礎設施和垃圾收集處理系統（Maione,2021）。提高公眾意識。多項研究認為，海灘上的娛樂和旅游

80、活動加劇了塑料垃圾的積累（Jayasiri et al.,2013;Maione,2021;Rakib et al.,2022）。因此，有必要對海灘游客進行科普宣傳，減少游客隨意丟棄塑料垃圾的行為（Pervez&Lai,2022）。加強當地公眾對治理工作的參與度也有助于減少海灘的塑料污染（Pervez et al.,2021）。3.3.2.2 對對海洋漁業的影響海洋漁業的影響 海洋塑料對捕撈漁業和水產養殖的發展已經產生了不容樂觀的影響（Chen et al.,2021;Zhou et al.,2021）。在對中國沿海 21 個海洋經濟魚類的調查中發現，這些物種體內全都 20 含有不同程度的塑料

81、成分（Jabeen et al.,2017）；而對全球各區域研究整合的結果表明，有記錄的 494 種被檢測的魚類中共計 323 種含有塑料，且 391 種經濟魚類中也有超過 262種檢測出了塑料成分（Markic et al.,2020）。海洋環境中的微塑料能通過水生生物的攝食進入其體內（圖 1），并對其各種生理過程產生一系列負面影響，包括對其生長發育的抑制，繁殖、捕食等行為的改變，免疫系統的破壞等。例如在對魚類生長進行的對比試驗中發現，暴露在塑料環境中的幼魚生長和存活概率均低于對照組（Naidoo&Glassom,2019）；而根據無塑料區域和有塑料區域魚類捕食視頻的對比分析，也證實塑料的存

82、在確實減少了部分魚類的捕食行為（Menezes et al.,2022）；在繁殖方面，塑料可以造成牡蠣卵母細胞數量下降 38%，使精子速度下降23%（Sussarellu et al.,2016）；免疫研究則發現塑料顆?？赡芤l魚類免疫系統的應激反應，并干擾魚類種群的抗病能力（Greven et al.,2016）。此外，微塑料也可以作為一種穩定的附著物，成為水體中病原體等有毒有害物質的載體（Stenger et al.,2021;Yu et al.,2022），進一步加劇這些物質對水生生物的危害。例如研究人員在挪威西海岸的海洋塑料中檢測到了 37 個細菌分離株，并通過全基因組測序的方式證實了

83、其中病原體對魚類的潛在致病性（Radisic et al.,2020）。圖 1 水產養殖系統中的海洋塑料路徑（Chen et al.,2021）食物也是造成魚類塑料含量上升的因素之一，這里的食物既包括在養殖過程中的人工餌料，也包括野生魚類的自然捕食對象。塑料已經普遍存在于海洋生態系統中，所以魚類在捕食時難以避免會攝入其中的塑料（Markic et al.,2020）。餌料魚同時又是魚粉的主要原料，因此這從源頭上就給魚粉引入了塑料成分，此外魚粉的加工，尤其是研磨過程也會進一步造成塑料的進入（Mahamud et al.,2022;Walkinshaw et al.,2022）。相關調查研究表明，

84、魚粉的塑料含量范圍為 0526.7 n kg-1，其中中國魚粉（337.5 34.5 n kg-1）的塑料含量相對較高（Gndodu et al.,2021）。從具體的養殖生物來看，以大西洋鮭為例，其在生長活動中所攝入的來自于水產養殖飼料的人造顆粒數（包括塑料在內）可達17883013個（Walkinshaw et al.,2022）。另一方面，為了降低魚病的危害，養殖過程中常常會使用藥物，而由于這些魚藥（如抗生素等）長期暴露在塑料環境中，因此也可能 21 會吸附塑料顆粒（Yu et al.,2022）。海洋塑料對漁業發展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但另一方面漁業活動本身也是海洋塑料的重要源頭之一。以

85、一項對中國廣西茅尾海浮筏養殖系統的研究為例，如果不加以限制，預估在未來四年內就將有大約 3840噸塑料廢物排入大海（Tian et al.,2022）。很多養殖設施中包含有塑料成分，例如離岸網箱中使用的 PVC 管，養殖浮筏中的塑料浮子等，而在長期的使用過程中，這些養殖裝備可能受到自然的磨損、極端天氣的破壞或者人為的丟棄等因素的影響，造成其塑料成分脫落并進入水體（Skirtun et al.,2022）。同樣地，捕撈活動中長期使用的漁具，隨著其磨損與丟棄，也有可能造成塑料成分的脫離。而據調查統計，在 2018 年使用的 210 萬噸塑料漁具中，其損耗量估計可達 4.84萬噸（Kuczenski

86、 et al.,2022）。如上文指出，養殖設施、漁具的損耗是海洋微塑料的主要來源之一，因而對這些塑料裝置進行更好的維護，提高其循環利用率，或者從原材料上進行調整都是減少漁業系統微塑料排放的重要方式（Skirtun et al.,2022）。以澳大利亞為例，塑料漁具的損耗部位主要是繩索（47%），網箱組件（30.7%）和浮子（22.3%），則可以針對這些部位進行重點維護（Bornt et al.,2022）。而就魚粉、魚藥而言，一方面可以通過改善制造工藝、替換原材料等方式，進而在生產過程中減少其單位塑料含量；另一方面則可以通過提高投飼效率，調整飼料配比，嚴格控制魚藥用量或使用相關替代物等方式來

87、減少其絕對用量（Bae et al.,2020;Quinton et al.,2007;Reverter et al.,2014）。3.3.2.3 對海洋航運的影響對海洋航運的影響 根據海洋塑料垃圾的分布位置，對航運造成影響的主要是海面漂浮垃圾。漂浮的塑料垃圾例如塑料瓶、海上浮標、廢棄漁具等可能會造成螺旋槳和船舵纏繞、進水口和冷卻系統堵塞，進而使船只的穩定性和機動性降低，乃至船只毀壞和碰撞，因此會給航運帶來高昂成本和航行風險（Hall,2000;Hong et al.,2017;IMarEST,2019）。其中廢棄、遺失和丟棄的漁具被認為是一種重要的?；Ｑ罄?，尤其是二十世紀以來塑料等合成材

88、料漁具被更廣泛地使用，全球的捕撈努力量也持續增加（Gilman et al.,2021;Hong et al.,2017）。全球每年約有 5.7%的漁網、8.6%的陷阱類漁具和 29%的漁具相關繩索故意或意外地進入海洋（Richardson et al.,2019）。有研究量化了廢棄漁具在韓國海域對軍艦的影響，強調了其威脅一直存在，且在惡劣天氣下造成的危害將會更大（Hong et al.,2017）。既有研究中存在因為漂浮垃圾纏繞螺旋槳導致船只損失和大量人員傷亡的記錄（Cho 2005），但因維修和維護成本導致的經濟損失更常見（Hong et al.,2017）。例如香港雖然在港口擁有有效的海

89、洋垃圾清理系統，但是因海洋垃圾導致的船只損壞和誤工，對高速渡輪服務運營商造成的損失可達每艘船只每年約 19000 美元（McIlgorm et al.,2009）。據統計，海洋塑料垃圾2008年對21個環太平洋經濟體的航運業造成的損失約2.79億美元，占對海洋產業造成的經濟損失的 22.14%，低于漁業的 3.64 億美元（28.89%）和海洋旅游業的 6.22 億美元（49.37%）（McIlgorm et al.,2011）。另一項統計顯示，2012 年歐盟航運業中海洋塑料導致的救援費用高達 83萬歐元至 218.9 萬歐元（Welden,2020）。22 雖然海洋塑料垃圾對航運的潛在威脅

90、的嚴重性得到了很好的認可，但是航行風險相關的問題是迄今為止關于海洋垃圾的研究中成果最少的問題之一，證據仍然比較有限（Hong et al.,2017;趙玲等，2022）。未來海洋塑料垃圾的治理需要依賴國際合作，以及國家內部多方利益相關者共同努力（Borrelle et al.,2017;Wu,2022），促進塑料使用向可持續的循環經濟的轉變（Gilman et al.,2021），改善固廢的回收和管理（Wu,2022），對塑料制品征稅（Napper&Thompson,2020），加強對廢棄漁具的管理和環保漁具的支持（Hong et al.,2017），加強宣傳力度和公眾參與等（Van Sebi

91、lle et al.,2016）。國內方面，研究建議我國應完善海洋塑料垃圾治理體系，從源頭減少塑料垃圾進入海洋，加強政府、生產企業和消費者三方共治原則，加強廢舊漁網漁具無害化處置與回收再利用，鼓勵民眾參與海洋垃圾治理、為全球治理進程貢獻中國智慧（安立會等，2022；李雪威和李鵬羽，2022）。3.3.3.塑料全周期治理的知識和政策差距塑料全周期治理的知識和政策差距 海洋塑料污染的產生原因與廣泛的人類活動密切相關。由于塑料的生產和消費與社會經濟體系緊密結合，全球各國迫切需要更全面的治理方法，超越僅僅對海洋生態系統中塑料垃圾污染的狹隘層面的關注。治理海洋塑料污染和垃圾需要一種“超越常規”的思維，關

92、注塑料產品及相關服務的全生命周期。通過考慮這些活動引起的社會、環境、健康和經濟影響，塑料的全生命周期方法確保了在塑料生產、消費、處理和回收鏈中識別關鍵污染節點。從原材料提取、二次材料加工到產品制造、分銷、維護和使用，再到終端管理等各個階段的問題和解決方案都予以充分關注（UNEP，2021a）。因此，這種全生命周期的理解也需要對塑料危機的多個方面進行綜合政策干預。在全生命周期塑料治理的研究中，有兩個普遍趨勢。第一類研究試圖構建一個塑料循環經濟，而另一類研究關注建立全球或地區性的塑料污染公約或條約（Nielsen et al.,2020）。案例：浙江“藍色循環”項目案例：浙江“藍色循環”項目 浙江

93、省以高質量發展為導向，構建了“海上污染物收集-陸地高值利用-國際碳交易增值”的海洋塑料治理體系，達到了減污降碳、資源再生、群眾增收的目標，形成了“政府引領，企業主體，產業協同，公眾聯動”的治理機制，創造了具有內驅力、可持續的“藍色循環”模式。一是政府引領一是政府引領。政府設定治理目標，開放船舶、邊灘、入海閘口、海上環衛等公共數據，建設數字化管理平臺，授權企業使用數據，并對企業行為監督指導。二是企業主體二是企業主體。企業負責市場化運營，通過數據平臺將邊灘群眾與收集、運輸、再生、制造等產業企業結為共同體，縮減中間環節、重塑業務流程，創新海洋塑料“從海到貨架”的數字化追溯體系，暢通可信國際高值交易通

94、道。三是產業協同三是產業協同。將海塑再生利用與國際頭部企業的減碳需求有機結合，建立海塑減碳認證體系，對海塑產業各環節進行碳資產核查、確權、交易，形成產業鏈碳交易增值。四是公眾聯動四是公眾聯動。政企共建“藍色聯盟”公益組織，依據區塊鏈合約提取產業碳增值收益，形成可持續增收的分配體系，對源頭收集人員二次收益分配，調動沿海群眾參與治理。23 隨著塑料治理的焦點轉向整個生產和使用系統，目前的研究和政策方向也從塑料袋或杯子等具體物品轉向針對更復雜生產系統的解決方案，如食品加工、紡織品和輪胎制造等行業。隨著越來越多的塑料物品和行業被納入學術分析，一個逐漸清晰的結論是不同的行業在全生命周期視角下，涉及不同的

95、塑料產品和服務具有截然不同的物質特性和流動性。這種多樣性反映了塑料危機的復雜性，為研究人員和政策制定者帶來了挑戰，但與此同時也為不同觀點的碰撞，和創新型解決方案的出現提供了機會。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員和利益相關方可以以更全面和互補的方式參與特定塑料問題的研究和政策制定活動。各國的塑料戰略和政策逐漸的納入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并充分考量各種塑料產品的多元特性，以期制定具有最大影響力的政策（Nielsen et al.,2020）。然而，以下知識和政策差距與挑戰亟需得到進一步的研究支持：在生產方面，如何將投資引導到迫切需要的創新領域，包括新產品設計、材料和商業模式至關重要，比如生物降解塑料產品，其產量僅

96、占塑料總產量的不到 1%。目前，大多數生產方面的規定都基于“生產者責任延伸”（EPR）理論。各國采取的政策工具通常涉及貨幣義務或一定程度的經濟處罰。生產者責任延伸政策確實降低了塑料廢物管理的成本（尤其是通過節約公共支出），減少了污染水平。然而，實證證據表明這些政策在推動塑料生產商投資于創新和可持續解決方案等方面效力不足（Watkins et al.,2017）。由此引發的一個問題即單純的負面激勵是否足以促進創新解決方案，是否能夠創造足夠積極的政策激勵空間。在消費方面，目前的研究和政策主要關注客戶的意識和行為變化。對于這些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最終改變特定塑料產品或服務的消費模式，存在不同的觀點。

97、對于塑料廢棄物管理而言，提高塑料的回收率尤其具有挑戰性，原因有兩點。首先，有效運作的廢棄物管理系統包括一系列高度復雜的任務，涉及從廢棄物減量、收集、分類到基礎設施建設和監測系統等各種活動（Hopewell et al.,2009）。其次，各國在適當處理這些任務方面的能力存在顯著差異，特別是在撬動充足的投資和教育公民以培養適當的回收行為方面（ThomasSharp，2013）。一些發展中國家還面臨著進口塑料廢棄物的額外管理挑戰，這可能會進一步加劇海洋污染(Chao et al,2020;Chen et al,2021)。塑料污染通常指的是塑料從生產、消費到管理和處置的生命周期中產生的有害影響和排

98、放，通常由于治理不當使得未收集的塑料廢物泄漏到自然環境中。對于塑料污染的研究和政策目前集中關注污染的來源、規模和影響。就污染來源而言，知識和政策的差距在于確定特定環境中最嚴重的污染物品以及泄漏地點。至于塑料垃圾的污染規模，在海洋系統中的分布和流動，特別是海底或某些偏遠地區的污染水平，也需要進一步調查。關于在不同社會和國家背景下塑料污染的影響，特別是對于生態系統（如氣候變化和海洋生物多樣性）和人類社會（如健康和水產部門），我們需要更具體的證據來了解它們的程度和表現形式。最后一個問題涉及在國際層面和特定國家背景下，如何將治理塑料危機的義務和成本在不同國家和社會群體之間予以合理分配。各國迫切需要制定

99、一個公正轉型方案以應對塑料污染（Schr der，2020）。發展中國家應通過包括正在進行的全球塑料公約談判在內的國際合作機制，確保發達國家在資金和技術方面的支持，并在科學的基礎上制定合理的目標和方法來應對塑料危機。鼓勵綠色或藍色金融、技術轉移和能力建設方面的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應成為任何國際塑料治理條約 24 的核心要素。與此同時，國家應通過專門的研究識別那些最易受塑料污染和減緩政策影響的脆弱社區和群體，特別是婦女因性別不平等導致的脆弱性，并予以充分支持。3.4.建議建議 在國家或區域層面，海洋解決方案尚沒有明確的路徑和科學依據。全球塑料國際文書等新的國際公約正在啟動，這將給藍色經濟和碳中和

100、帶來新的挑戰和機遇。為應對未來中國在該領域的潛在挑戰和機遇，政策建議如下：積極參與正在進行的全球塑料國際文書多邊談判積極參與正在進行的全球塑料國際文書多邊談判。支持國際談判并達成一項基于科學認知的條約，建議在塑料生命周期的最適當階段采取有效措施，制定具體、可執行和高效的全球規則，并密切考慮性別平等，以解決跨境海洋塑料污染問題。除全球性行動外，中國還可考慮在區域發揮牽頭作用，如在現有湄公河合作機制下與東盟國家合作，建立跨境塑料治理機構的區域合作平臺。在塑料生產系統建立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在塑料生產系統建立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如將塑料全部成本內化和激勵減少廢棄物的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實施再利用模

101、式，生產和使用再生塑料而非新塑料，以及開發對環境影響較小的塑料替代品。要求初級塑料生產商和相關服務提供商制定有效和透明的塑料回收和廢物管理計劃。同時，應引入積極的政策激勵措施，獎勵私營部門的創新產品設計、材料和商業模式。加強漁業活動的塑料污染管控加強漁業活動的塑料污染管控。按照行業標準建立塑料漁具生產許可證制度，加強高耐磨環保塑料漁具的推廣，實施生態環保漁具更換補貼制度和漁具以舊換新政策，加速環保生態漁具更替進程；建議提供財政補貼，建立廢棄漁具的收集回收機制，鼓勵漁民從海上打撈“幽靈漁具”，更好地推動塑料漁具回收再生價值鏈產業化。加強政府與產業和民間社會團體的交流合作加強政府與產業和民間社會團

102、體的交流合作。將塑料生產、消費、廢棄物管理和回收利用作為一個統一和連貫的系統來處理，防止塑料泄漏到水環境，避免其他廢棄物管理不當處理機制。創新綠色金融計劃，包括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PP），或國內和國際綠色債券和藍色債券市場，以擴大塑料廢棄物管理設施建設的公共和私人融資。提升公眾對塑料污染規模和影響的認知提升公眾對塑料污染規模和影響的認知。制定有效的廢棄物分類和收集的公眾宣傳計劃，且針對不同的社會群體（包括來自不同背景的婦女和男子）制定分類宣傳計劃，提高公從對塑料污染規模和影響的認知，特別是針對污染效應最為明顯的一次性塑料物品，加大對其污染程度和環境影響的宣傳力度。積極推動建立全球尺度的海

103、洋塑料污染動態監測與積極推動建立全球尺度的海洋塑料污染動態監測與核查技術體系核查技術體系。結合衛星遙感、無人機遙感與現場監測系統，動態監測塑料泄漏情況，構建標準可信的海洋塑料漂浮帶識別算法，編制統一規范的無人機海洋垃圾調查國際標準，以進一步明確海洋塑料和微塑料污染現狀和生態風險，識別跨界問題，開展有針對性的治理工作。支持采用新技術開展塑料污染關鍵節點研究支持采用新技術開展塑料污染關鍵節點研究。加強識別污染嚴重的塑料產品類別和產業部門，及其泄漏熱點和流入的目標生態系統的研究，鼓勵采用新技術（如數字、人工智能和基于衛星的模型）開展多學科合作研究。通過國內或國際合作 25 研究，在國家或全球層面全面

104、評估塑料價值鏈的碳排放，并支持通過深入研究認識塑料污染對海洋碳匯功能的全面影響。26 4.以漁業治理促進藍碳擴增并減少碳足跡 4.1.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海洋漁業由海洋捕撈和海水養殖構成，為人類社會帶來了豐富的食物與營養供給，也為廣大沿海人口提供了基本生計，由此成為了藍色經濟不可或缺的一大支柱。隨著全球氣候變化的加劇，海洋正面臨著升溫、酸化、海平面上升、極端天氣增多等影響，這將不可避免地改變海洋漁業的生產格局，使得全球捕撈和養殖潛力發生再分配（Cheung et al.,2009;Froehlich et al.,2018）。與此同時，海洋漁業自身排放的溫室氣體也占到了食物生產中顯著的一部分。在

105、這種互饋關系的背景下，為使海洋漁業發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可持續藍色經濟、并由此加強全球龐大人口的糧食安全和生計保障，亟需通過對漁業部門的有效治理來減少碳足跡并增強氣候韌性，以及貢獻更多的藍色碳匯。對捕撈漁業而言，船用燃料排放是其碳足跡的最大來源，根據新近的研究測算，全球海洋捕撈每年造成 1.79 億噸 CO2當量的排放，燃油消耗貢獻了 70%以上，其中以捕撈甲殼類的排放密度最高，捕撈小型中上層魚類最低（Parker et al.,2018）。全球海水養殖的碳足跡尚未得到全面測算，有近年研究表明全球海水和淡水養殖每年一共造成 2.63 億噸 CO2當量的排放，其中飼料使用是碳足跡的最大來源，甲殼類

106、養殖則由于高昂的能源消耗而排放密度最高（MacLeod et al.,2020）。值得注意的是，漁業生產過程也可以促進水生生物吸收或使用水體中的溫室氣體，進而將轉化為生物產品的碳移出水體或沉降于水底，稱為漁業碳匯（唐啟升等，2022）。大型藻類和濾食性貝類的養殖均可發揮碳匯功能，漁業捕撈過程在特定的情況下也可以改變其所在生態系統的碳通量格局，因而通過適宜的漁業治理手段，既能夠通過生產方式的轉變減少燃料消耗、飼料生產等過程排放的溫室氣體，提高漁業的可持續性和氣候韌性，還可發展碳匯漁業以減緩氣候變化。根據現有數據和文獻，本章梳理了漁業部門在氣候變化背景下的發展現狀，并闡明其在發展藍色碳匯方面的作用

107、。報告還評估了主要挑戰，包括減少碳足跡、管控有害生產行為，以及在氣候變化背景下增進性別平等和權利公平。本章還對國家管轄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世貿組織漁業補貼、區域漁業管理組織等涉及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代表性政策框架進行了綜述，以探究漁業治理改革的可行性。此外，本章還分析了將漁業治理、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氣候變化應對納入海洋綜合管理的趨勢。最終目標是圍繞中國的漁業治理背景，順應藍色經濟可持續發展和有效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目標，提出切實可行且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建議。4.2.氣候韌性漁業和碳匯漁業的發展現狀及其面臨的挑戰氣候韌性漁業和碳匯漁業的發展現狀及其面臨的挑戰 4.2.1.捕撈漁業和水產養殖的碳足跡

108、捕撈漁業和水產養殖的碳足跡 海洋中的捕撈漁業和水產養殖是全球食物安全和營養安全不可或缺的支柱，這些活動也排放了大量的溫室氣體。但是相比陸地動物蛋白來源，海洋水產品的溫室氣體單位排放強度往往更低（Gephart et al.,2021）。對于海洋捕撈漁業而言，漁船的燃料消耗構成了碳足跡最大的部分。當前，全球海洋捕撈每年大約消耗400億升的燃料，直接產生1.32億噸 CO2 當量的排放；而將漁船建造與維護、漁具制造、冷鏈運輸等環節納入后，每年的總排放是 1.79 億噸 CO2 當量，約占全球人為碳排放的 0.5%（Parker et al.,2018）。此外，碳在海洋中埋藏的位置與大陸架上商業捕撈

109、的位置具有很大的重疊，因而海洋碳庫 27 容易受到漁業活動的干擾（Pusceddu et al.,2014）。海水養殖的碳足跡構成更為復雜，包括養殖場內、上游（以飼料生產為代表）、下游（以加工和運輸為代表）三個部分，其中上游和下游的排放往往比養殖過程本身更多（Jones et al.,2022）。若要更系統地看待海水養殖的碳足跡，還應考慮養殖行為對紅樹林、鹽沼等典型海岸帶藍碳生態系統的侵占造成的碳匯損失。一項核算研究表明，全球水產養殖（包括海水和淡水）的碳足跡是每年 2.63 億噸 CO2 當量，與捕撈漁業的碳足跡在同一數量級，但僅統計了魚類、貝類和蝦類的養殖，且沒有納入產業下游的排放（Mac

110、Leod et al.,2020）?？梢悦鞔_的是，飼料生產對整個海水養殖業而言是其碳足跡已知的最大來源，甲殼類養殖則由于高耗能的循環水養殖系統的廣泛應用，從而有著最高的排放密度。此外，海水藻類、貝類養殖所具備的碳匯功能也不容忽視（見 4.2.2 部分），這使得海水養殖成為“海洋負排放”行動中的重要組成（張繼紅等，2021）?？v觀當今主要的食物生產方式，一些特定類別的海洋水產品（捕撈和養殖產出的兼有）具有動物蛋白來源當中最高水平的氣候效率（Gephart et al.,2021），將飲食結構從陸地轉向海洋的呼吁越來越強烈。在此背景下，減少海洋水產品生產的碳足跡已經成為可持續發展的熱點議題，也是構

111、建一個氣候友好型的全球食物生產體系的關鍵。對于捕撈漁業而言，降低燃料消耗帶來的碳排放是最主要的行動方向?？紤]到新型能源尚未在漁船上得到大范圍推廣，現階段應當依靠逐步取消對環境有害的漁船燃料補貼和燃料稅減免，配合其他形式的經濟激勵措施，促使底拖網、耙刺網等燃料密集型作業方式向刺網、延繩釣等碳足跡更低的方式轉變。這在當前中國漁業的發展背景下尤為重要。中國長期以來的漁業管理方式催生了捕撈產能的競爭，漁民不斷地增加發動機功率或者船只的大小來獲得競爭優勢，但野生漁業資源已被過度開發，單位捕撈努力量漁獲量（catch per unit effort,CPUE）下降，單位漁獲物的燃料消耗隨之上升。以減少競爭

112、為導向的良性漁業管理則可以大幅提升能源使用的效率，進而優化碳足跡（Bastardie et al.,2022）。除了通過漁船贖買等手段削減漁船數量和過剩的捕撈產能，還可設定科學的捕撈限額與配額制度、合理發放捕撈許可，支持船隊提升捕撈效率。當前，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將減少碳排放、加強可持續性與提高船隊盈利或市場競爭力作為協同發展目標。在海水養殖領域，當前最大的機遇在于強化藻類、貝類養殖的碳匯潛力研究，并加快實施漁業碳匯交易等激勵性政策，從而進一步推廣具有固碳和生態系統修復功能的養殖實踐。除此之外，促進替代性飼料研發和應用以降低投飼性養殖的上游碳足跡，在養殖業集聚區建設配套的加工和銷售網絡以降低整個產

113、業的下游碳足跡，均是操作性較強的減碳舉措。28 4.2.2.捕撈漁業和水產養殖的固碳作用捕撈漁業和水產養殖的固碳作用 水產養殖 中國海水養殖長期以非投餌型的貝、藻養殖為主，由此，唐啟升院士創新性地提出了漁業碳匯的理念（Tang et al.,2011）。漁業碳匯是指通過水生藻類養殖、濾食性貝類和魚類等養殖、漁業生物群體捕撈和增殖等漁業生產活動促進水生生物“移出和儲存”CO2等溫室氣體的過程和機制；漁業碳匯也可稱之為“可移出的碳匯”和“可產業化的藍碳”（唐啟升等，2022）。大型海藻的碳匯效應已得到充分肯定，研究認為大型海藻在延緩氣候變化方面有多重作用，其生長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碎屑、顆粒與溶解有

114、機碳，少部分能在海藻自身生長的巖石基層環境堆積，大部分則在海流作用下輸送到深遠海及其沉積物中，從而被長久封存起來（Hill et al.,2015;Chung et al.,2017;Duarte et al.,2017）。中國大型海藻以人工養殖為主。關于大型藻類的碳匯功能，最初主要關注于其生物量，即作為“可移出的碳匯”的藻類養殖產量（Tang et al.,2011）。后續研究則進一步表明海帶（Laminaria 案例研究：中國的“漁光互補”案例研究：中國的“漁光互補”“漁光互補“是光伏與水域養殖的結合，其模式為在水產養殖池塘上方設立光伏發電系統，在光伏系統下方水中飼養魚類或者其他養殖品種。

115、圖 3.通市開展的“漁光互補”光伏發電項目（圖源：https:/ japonica）養殖區域水-氣界面是大氣 CO2的匯區（劉毅等,2017;Han et al.,2021;Li et al.,2018）。此外，藻類的碳匯功能還應包括養殖活動中產生和增加的微型生物、海洋溶解碳庫（含惰性溶解有機碳，即 recalcitrant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RDOC）、顆粒碳庫以及沉積碳庫等（Chen et al.,2020;張永雨等，2017;Xia et al.,2014;Zhang et al.,2012）。藻類養殖的固碳機理已經較為明確，然而放眼與其關聯的各個行業，養

116、殖藻類的應用前景仍需進一步開拓。與大型藻類相比，濾食性貝類在生態系統中的源匯效應更為復雜。首先，從濾食性貝類的碳收支模型：C=F+R+G 來看，C 為攝食碳，F 為生物沉積碳，R 為呼吸代謝碳，G為生長碳。貝類會由于其濾食作用促進沉積-浮游系統的耦合，在底質中累積有機碳（Frankignoulle et al.,1994）。濾食性貝類作為次級生產者，其在生態系統中的源匯效應還與養殖密度、季節及養殖方式有密切關系（Bonaglia et al.,2017）。其次，濾食性貝類的源匯效應不僅涉及有機碳的攝食代謝過程，還涉及鈣化過程對無機碳體系的利用和影響（蔣增杰等，2022）。另外，對于濾食性貝類，

117、不僅要考慮鈣化和呼吸釋放的 CO2等溫室氣體，而且埋棲型貝類的攝食、呼吸和排泄等生理活動會擾動沉積物，從而增加沉積物釋放溫室氣體的可能性（Stief and Schramm,2010;Heisterkamp et al.,2010;Bonaglia et al.,2017）。唐啟升等（2022）系統論述了水產養殖使用碳、移出碳、儲存碳和釋放碳 4 個碳庫的特征及其數量關系，進而證實貝類養殖提升了水域生態系統碳匯能力，是碳匯而不是碳源。漁業碳匯目前已受到廣泛關注，但迄今為止尚無有關漁業碳匯監測和計量的國際標準和國家標準，無法全面系統評估其碳匯能力和可交易量。未來亟需加強相關工作，尤其是需要針對海

118、水養殖產品全生命周期的碳源匯、貝類鈣化過程和機理、養殖過程中形成的有機碎屑埋藏和 RDOC 等潛在碳匯過程及其監測技術開展研究，以充實和完善水產養殖的碳匯理論及其計量方法學。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海水養殖的碳匯潛力并不局限在水體環境中，還在于一些具有更少碳足跡或具備固碳能力的衍生產品（例如將貝類的殼體用作新型建筑材料、將藻類用作反芻動物的飼料添加劑等），這些產品的應用場景有待大力拓展。捕撈漁業 魚類和大型海洋哺乳動物主要通過五個途徑對全球碳循環做出貢獻：通過儲存在它們的生物質中，作為碳的短壽命庫；通過垂直或水平遷移，將碳和營養物質重新分配到整個海洋（特別是深海）；通過水的混合或沉積物的再懸?。瓷?/p>

119、物擾動）；通過死亡生物體沉入海底，直接將碳從表層海洋輸出到深海；在一些魚類中，通過腸道沉淀碳酸鈣，然后將魚類糞便中大量的顆粒無機碳輸出到深海。海洋魚類生物量中的碳元素估計為 1.2 億至 19 億噸（Anderson et al.,2019;Bar-On et al.,2018;Bianchi et al.,n.d.;Proud et al.,2019;Wilson et al.,2009）。雖然現存魚類生物量中的碳總量仍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毫無疑問，長期以來人類的商業捕魚減少了魚類資源存量。當今科學研究還未很好地解析捕魚對魚類封存碳的能力的影響，這是未來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漁業管理通常是為了

120、維持或重建枯竭的種群，使其回到漁業管理中經常使用的目標水平，例如最大可持續產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MSY）或最大經濟產量（maximum economic yield,MEY）。MSY通常與豐度和產卵生物量水平相關，與“原始”種群規模相比明顯減少，通常在原始生物量水平的基礎上耗損 30%至 50%左右。即使是MEY，通常是一個較高的生物量目標，仍然比未捕撈水平低得多。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30 全球每年 8000 多萬噸的捕撈漁獲量使海洋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包括碳處理和封存）發生了不為人知的、系統規模的改變。這些改變可能對碳處理有直接影響（例如當死亡的生物體下

121、沉時，碳從表層輸出到深層）和間接影響（例如對魚類覓食的影響，以及對整體碳沉降動態的影響）。此外，目標物種總數量的大幅減少可能會誘發生態級聯，而這一點通常都不為人所知。目前，鑒于對上述五個過程的認知存在較大不確定性，試圖設定漁業目標以協助更高效的碳減排是不成熟的。然而，重要的是在制定漁業目標的初始時期，更全面地認識魚類在碳封存過程中的功能，并評估漁業生產對碳循環的改變。未來研究將需要改進數據收集和對種群和物理海洋過程的觀察，以及開發將魚類種群動態與物理和化學海洋學相結合的耦合生物地球化學模型。圖 2 捕撈漁業和水產養殖的發展現狀、挑戰與未來工作路徑 4.2.3.氣候韌性漁業面臨的挑戰和發展原則氣

122、候韌性漁業面臨的挑戰和發展原則 氣候變化放大了漁業管理成效的不確定性，給全世界的漁業管理者和從業者帶來了巨大的直接挑戰。種群評估、總可捕量、漁獲量構成、物種遷移模式、繁殖周期所有這些特性和手段都需要在更加多變和可能更加極端的氣候下進行重新審查和評估。因此，應加拿大政府在聯合國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FAO）漁業委員會（Committee on Fisheries,COFI）第 33屆會議（簡稱 COFI33）期間的要求，FAO在美國環保協會（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EDF）的支持下，編寫了一份名為“應對氣候變化

123、的漁業適應性管理”的報告，其中概述了漁業管理者為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而采取的實際解決方案。具體包括：建立有效的漁業管理系統；設置參與性的漁業管理系統；加強預防系統以處理不確定性和風險；采用適應性的漁業管理系統。此外，FAO 還發布了關于如何在各國的國家適應性規劃中處理漁業和水產養殖的指導意見。31 2022 年，在 COFI35 會議期間，成員國敦促 FAO 繼續保持這種將工作重點放在氣候變化上的趨勢，在 FAO20222030 年氣候戰略下繼續開展漁業和水產養殖行動計劃的工作，并增加關于氣候變化對漁業和水產養殖影響的知識和認識。近年來，中國一直在努力提高其漁業的可持續性和韌性，2016 年

124、施行的“十三五”規劃為中國海洋生態系統和漁業的保護和恢復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政策平臺（Cao et al.,2017）。最近進展的一個顯著例子是在浙江、山東、福建、廣州和其他沿海省市啟動了若干總可捕量（Total Allowable Catch,TAC）試點。作為致力于可持續漁業管理的環保組織，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NRDC）、EDF和青島市海洋生態研究會自 TAC 試點項目開始以來，就與中國的國家和地方漁業部門及科研機構合作。這些組織幫助交流和分享國際經驗，提供技術支持，促進對 TAC 系統和試點的理解，并參與了浙江和福建兩省的工

125、作。一份題為“中國 TAC 系統的進展：浙江和福建試點的評估”的報告已于 2021年完成，為在中國進一步實施健全的 TAC提出了 29項具體的政策建議。具體而言，需求包括建立監測漁獲量的日志系統；核實漁獲量；增加海上觀察員的使用；有效的執法和激勵遵守和漁獲量核算?？偟脕碚f，為了加強中國生態系統和漁業的氣候復原力，有必要實施基于科學的前瞻性漁業管理，確立小型漁業的正式地位，保障小型漁業漁民的捕撈權，確保各省的政策的一致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圍繞氣候變化的影響和種群狀況評估為漁業管理人員建立教育計劃，并增加公眾對科學數據和信息的獲?。–ao et al.,2017）。4.2.4.非法、未報告和不受管

126、制捕撈以及其他有害的漁業行為非法、未報告和不受管制捕撈以及其他有害的漁業行為 非法、未報告和不受管制（illegal,unreported,and unregulated,IUU）捕撈是全球漁業治理工作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這一術語涉及的三種行為是互有交集、而非相互孤立的。全球 IUU 捕撈的年漁獲量為 1100 萬至 2600 萬噸，年產值在當時為 10 億至 235 億美元（Agnew et al.,2009）。換言之，在全球海洋中平均每捕撈五條魚，就有一條可能是IUU捕撈所得；在個別區域的漁獲中，這個比例可能高達二分之一（Widjaja et al.,2020）。由于缺乏制度的約束，IU

127、U 捕撈經常使用對海洋生態環境危害較大的作業方式（這些方式往往已經被法規所禁止），典型的例子是炸魚和毒魚，在珊瑚礁漁業中采用這些方式會對珊瑚產生致命損害（Petrossian,2015）。有害的作業實踐還包括電魚、使用禁用漁具、違反禁漁期或禁漁區規定、針對性捕撈產卵種群、在脆弱生境中密集捕撈、超過生態系統承載力的過度捕撈等，以及更頻繁的兼捕。由于 IUU 捕撈難以追溯，又常常采用有害的作業方式，其存在必然會導致基于生態系統的漁業管理無法達到預期的管理成效，從而加大海洋漁業的碳足跡。已有研究模擬了南大洋 IUU 捕撈對碳通量的影響，發現在磷蝦和犬牙魚捕撈不受控制時，南大洋生態系統的固碳功能均受到

128、了顯著的減損（Trebilco et al.,2020）。而在近岸水域，由于受保護的禁漁區域內漁業資源較為豐富，又常常涉及紅樹林、海草床、鹽沼等濱海藍碳生態系統，在這些區域內發生的 IUU 捕撈同樣容易產生高昂的碳足跡。經濟上的高回報、治理機制缺失、執法不力被認為是 IUU 捕撈得以持續存在的主要原因，因此，當前的治理途徑應主要著眼于加強監督、控制和檢查（monitoring,control and surveillance,MCS）體系、漁獲物溯源、推進 FAO 港口國措施協定（Port State Measures Agreement,PSMA）、加強區域性合作（Widjaja et al

129、.,2020）。例如，作為全球最大的海產品進口地區，歐盟非常重視打擊 IUU。在共同漁業政策框架下，歐盟先后于 2008年和 2009年出臺了非法、未報告和不受管制漁業管理條例（主要針對進口 32 漁獲）和 2009 年漁業控制條例（主要針對歐盟漁民）兩項主要的法規工具，成為全球少數要求對進口和本地區生產的漁獲物進行溯源的區域之一。對于其水域內上岸的漁獲物，歐盟建立了從漁船到消費者的全鏈條可追溯體系，并在各個節點進行基于風險的執法檢查。對于進口漁獲物，歐盟實行漁獲物合法證書制度，要求必須提供經過船旗國驗證的漁獲物合法證書，并且該制度無論在覆蓋的魚種、要求的信息還是核驗和控制上都是目前全世界最為

130、完備的。目前，標準化的漁民捕撈日志和檢查執法數據在歐盟成員國之間通過電子方式實現信息共享，大大提升了溯源的效果和效率，減少了人為因素對信息質量的干擾，但漁獲物合法證書仍然是紙質的。2014 年至 2020 年，歐洲海洋與漁業基金（European Maritime and Fisheries Fund,EMFF）為加強 MCS 提供了 5.8 億歐元的經費，而后續的歐洲海洋、漁業和水產養殖基金（European Maritime,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Fund,EMFAF）在 2021至 2027年將至少提供約 8億歐元，這還不包括歐盟各國的國家配套資金。由于海產

131、品可通過各個環節進入全球供應鏈，因此全球無論是船旗國、沿海國、港口國還是市場國必須合作構建全球范圍的捕撈漁獲物追溯機制，這是打擊 IUU捕撈的核心手段。綜上，中國應倡導并參與高度透明的全球漁業，且將信息技術廣泛應用于漁業管理，以有效追蹤漁船的位置和漁獲物的數量與規格（Long et al.,2020）。通過將證明漁獲物合規的責任直接置于漁民身上，能夠顯著提升 IUU 捕撈的違法成本。而在國際合作框架方面，新近達成的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漁業補貼協定禁止了對 IUU 捕撈的補貼，此外，PSMA 的全球化實施以及區域漁業管理組織的全球化合作都將為打

132、擊 IUU捕撈提供有力的制度性保障。4.2.5.漁業中的權利公平：小型漁業和女性漁業從業者的角色與貢獻漁業中的權利公平：小型漁業和女性漁業從業者的角色與貢獻 小型漁業的貢獻及其治理 在氣候變化背景下，小型漁業因其作業區域和方式相對固定，漁獲水平和漁民生計更易受到沖擊。保護沿海地區從事小型漁業的脆弱群體以及他們所依賴的海洋生態環境，是氣候韌性漁業發展的重要議題。小型漁業（或稱手工漁業）占世界海產品產量的 40%左右，即每年約 3700 萬噸。然而，當我們強調世界漁業生產的關鍵方面時，這一貢獻的規模就會大大增加。根據 FAO 領先發布的照亮隱藏的收獲小型漁業研究報告，在2016 年，全世界有超過

133、6000 萬人受雇于小型漁業，這個數字占捕撈漁業所有就業的 90%。在中國，小型漁業作為水生食物和其他產品的來源，對提升人民福祉、維護糧食安全與營養安全、保護生態系統健康、保障生計、減少貧困和維護社會穩定有重要貢獻，是藍色經濟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盡管有這些貢獻，小型漁業還沒有得到中國政府和社會應有的關注（Xiong et al.,2022），可能是因為很少有針對小型漁業的研究（Zhao&Jia,2020）。Xiong et al.（2022）研究了浙江省嵊泗縣的小型漁業，并指出中國政府可以通過幾種方式改善小型漁業的治理和管理，特別是：更明確地定義小型漁業，并利用這些特征設定管理目標；開發針對小

134、型漁業的多學科數據收集和監測系統；努力發展合作社；以及努力加強各級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和合作機制。小型漁業中的女性 氣候變化會對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群體造成不同影響，且對女性造成的負面影響要多于男性（UNFCCC,2022）。氣候災害可能使小型漁業社區中的居民面臨生命喪失或者嚴重殘疾、生計減少、財產損失和疾病增多等問題，其中男性在災后恢復建設中承擔更 33 多勞動，而女性與兒童會受到更多的傷害，如女性更容易在氣候災害中喪失生命或殘疾、失去經濟來源、承擔更多照顧工作、遭受性別暴力以及更難被分配到救濟物資，兒童則難以快速回歸校園生活，并且可能會經歷虐童事件（FAO,2017）?？紤]到氣候變化對不同群體

135、造成的差異性損害，應開展對不同群體的有針對性幫扶措施。當前在各級決策層中，女性代表的聲音少之又少。然而，在同等情況下，女性做出的決定往往比男性更加符合可持續目標，且女性代表更能采取嚴格的二氧化碳減排的政策（UNFCCC,2022），為應對氣候變化做出貢獻。為增強小型漁業漁民應對氣候變化的韌性，采取性別包容的研究以及治理辦法至關重要。約 50%的小型漁業從業者為女性（FAO,2016），在相關的海產品處理產業中約有 90%從業者為女性（FAO,2012）。小型漁業中，出海捕撈活動大部分由男性來承擔，女性則負責趕海、出海前的準備工作（如修補漁具、準備魚餌與食物）、收獲后工作（整理、處理漁獲物）以及

136、漁獲物銷售。除此以外，女性通常還在漁業家庭中承擔更多的家務勞動，如做飯、清潔、洗衣、照顧老人、小孩和病人。小型漁業中的女性通常從事低收入、低技術、低穩定性的工作，如季節性或兼職性工作。此外，小型漁業中的女性往往還承擔無收入的漁業勞動（如捕撈魚類或收集貝類供家庭內部食用），與男性承擔的有收入的出海捕撈活動相比，前者被認為是家庭內部工作的延伸，卻與漁業經濟無關。因此，女性在小型漁業中的貢獻在官方數據統計中常常被忽視。雖然女性漁業從業者人數眾多，且可以開發利用不同于男性的漁業資源（比如趕海和收獲海藻），但她們通常被排除在針對這些資源分配的決策過程之外。一方面的原因是漁業傳統上被視作“男性主導行業”，

137、由此產生的男性中心的管理模式將女性排除出制度和決策制定過程，此外，性別權力關系和社會規范導致了女性受限于家務勞動（照顧者角色），而無法離開家過遠距離或者過長時間，從而進一步限制了她們參與決策制定的可能性（Galappaththi et al.,2022）。若不改革以男性為中心的組織結構內現有的管理體制，提高女性在決策過程中的參與度只能在數據上改善決策層的性別比例，而女性真正有意義的參與權、話語權和領導權將繼續遭到阻礙，導致女性無法發揮有效作用、性別刻板印象被深化。為此我們提出以下政策建議：增加有性別區分的數據收集，將女性在收獲前、收獲后和為家庭食用而開展的漁業活動包含在漁業數據內，進一步了解不

138、同性別的漁民在小型漁業中的貢獻，從而有針對性地制定政策。開展有性別針對性的培訓以提升女性漁業從業者的生產技能和知識水平，增強女性應對自然災害和其他變化的能力。開展性別包容導向的治理改革，增加女性在漁業管理決策及研究中的參與度，充分吸納女性經驗與智慧，促進資源使用與管理權的公平分配，確保同工同酬，通過法律、法規和政策保障女性權益。提高女性對資源管理的主動意識，為女性創造更多非男性中心的交流場合與機會，尤其是在小型漁業當中。4.3.涉及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現有國內和國際政策框架涉及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現有國內和國際政策框架 海洋生物多樣性的良好治理是氣候韌性漁業和碳匯漁業在國家及全球尺度下可持續發

139、展的基礎。在這一方面，國際合作和協定對于促進政策框架和發展模式的轉變至關重要。4.3.1.國家管轄范圍外海洋生物多樣性養護與可持續利用國家管轄范圍外海洋生物多樣性養護與可持續利用 34 國家管轄范圍外海域（Marine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ABNJ）包括公海以及國際海底區域，占全球海洋面積 64%，國際社會對如何開發、養護、可持續和公平地利用 ABNJ 生物多樣性（即 Marine Bio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BBNJ）資源、保護海洋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成為全球海洋治理的

140、一個關鍵議題。隨著這一議題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當前已經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UNCLOS）擬定了一份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國際文書（背景資料見以下文本框）。BBNJ 談判的主要議題有：海洋遺傳資源（marine genetic resources,MGR），包括惠益共享問題：包括 MGR 的收集/獲取、異地獲取和遺傳序列數字信息獲取、跨界問題、傳統知識、MGR 利用監測，以及惠益分享義務的性質、惠益類型和范圍、分享機制、用途等。協定草案規定，締約方應遵循公約規定的人類共同繼承財產原則以及海洋科學研究

141、自由以及其他公海自由、公平原則和公平公正分享惠益。包括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MPA）的劃區管理工具（area-based management tools,ABMT）：包括識別需保護的區域、國際合作與協調、提案程序、BBNJ：聯合國第一份有法律約束力的公海保護條約：聯合國第一份有法律約束力的公海保護條約 2023 年 6 月 19 日，聯合國正式通過了一份旨在保護公海生命的歷史性條約（關于養護和可持續利用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協定文本）,該協議首次將環境保護范圍擴大到國家管轄范圍以外的海洋。該協定在多個方面填補了當前海洋治理體系的不足，包括建立公

142、海設立海洋保護區的法律機制、加強在公海中人類活動的評估和管理、商定了確保公平獲取和分享與海洋遺傳資源有關的惠益的規則，以及加強發展中國家能力建設和海洋技術轉讓的相關條款。BBNJ 的通過是世界海洋治理的重要里程碑，是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重要一步，也是在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分享利用海洋資源帶來的利益方面邁出的重大一步。BBNJ 歷史進程：2004年聯大通過 59/24 號決議，設立負責研究與 BBNJ 有關問題的非正式特設工作組。2011 年，工作組第 4 次會議通過一系列建議，以啟動 BBNJ 法律框架進程，確定了需要整體解決的“一攬子”核心議題：海洋遺傳資源包括惠益分享問題、包括海洋保護區的劃分管理

143、工具、環境影響評估以及能力建設和海洋技術轉讓，為 BBNJ 協定談判邁出了關鍵第一步。2015 年聯大通過 69/292 號決議，設立一個籌備委員會負責討論 BBNJ 協定草案要點。歷經 4 屆會議，2017 年 7 月，籌委會通過了向聯大建議的協定談判要點，并建議聯大盡快就召開政府間會議（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IGC）作出決定。20182019年，第一至第三屆 BBNJ談判 IGC如期在聯合國總部進行。因談判各方對各議題均存在重大分歧，四屆 IGC未能就協定草案達成一致。第 76屆聯大決定于 2022 年 8 月召開第五屆 IGC。2023 年 3 月 4

144、 日，在 IGC5 第一次續會上初步達成協定草案文本，并于 6 月正式通過。該協定將在 60 個國家批準、核準、接受、加入書提交之日起 120天后生效。35 決策、執行、監測與審查等。協定規定締約方大會（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COP）有權就建立 MPA或 ABMT和采取相關養護管理措施以及與其他相關國際法律文書、框架和機構（instruments,frameworks and bodies,IFB）采取的措施相兼容的措施作出決定，可在擬議措施屬于其他 IFB職權范圍時向協定締約方和此類 IFB建議促進其根據其各自職權采取相關措施，應促進 BBNJ 協定與其他 IF

145、B及其他 IFB之間的合作與協調。COP 在做出決定時，應尊重其他 IFB職權并不對其造成損害。環境影響評價（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EIA）：包括環評啟動門檻和標準、決策與實施、國際化、監測與審查、與其他 IFB環評之間的關系。協定確認了國家決策、國家主導環評的基本原則，規定當活動所產生的不僅是輕微或短暫環境影響或影響未知或知之甚少時，應篩選并將結果公開，若經篩選認為會造成嚴重污染或引起海洋環境重大有害變化則應進行環評?；顒訃鴳O測所授權活動并定期報告、公開監測結果，協定下的可續技術機構可審議和評估監測報告，制定環評標準或準則。能力建設和海洋技術轉讓：

146、包括目標、國際合作、類型、模式、清單、監測和審查等。協定規定締約方在現有基礎上、在能力范圍內確保為發展中國家開展能力建設和提供技術轉讓，建立一個能力建設和海洋技術轉讓委員會，處理能力建設和技術轉讓及其監測和審查等問題。BBNJ 協定生效后，海洋遺傳資源、公海保護區建設將在協定設立的 MGR 獲取和惠益分享委員會、科學與技術機構中開展工作，由 COP 做出決策；科學技術機構在環評中也將發揮重要作用。建議中國積極主動參與協定所設科學技術機構、委員會，加大力量投入，爭取更多的話語權和影響力。4.3.2.WTO漁業補貼協定漁業補貼協定 歷時 21 年談判，WTO在 2022年 6月第 12屆部長級會議

147、上達成了漁業補貼協定（下簡稱協定）。這是 WTO 過去 9 年達成的首份多邊協定，是 WTO 第一個關注環境的、第一個關于海洋可持續性的多邊協定，也是 WTO 成立以來達成的第二個協定，為實現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做出了重要貢獻。協定主要包括 3項補貼紀律和 7種通報要求，適用于專向性的海洋捕撈和海上與捕撈有關活動的補貼，不適用于非專向性補貼、內陸水域捕撈和水產養殖、通過入漁協定的政府間支付。此外，協定不阻止成員提供限定條件下的救災補貼。協定的補貼紀律廣泛而全面，旨在遏制對漁業有害的補貼（例如禁止捕撈過度捕撈的魚類種群），且包含了完善的通報機制，以提高透明度。相對于 WTO 漁業補

148、貼談判目標，目前沒有就助長過剩產能和過度捕撈漁業補貼達成紀律，也未能就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的特殊與差別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SDT）達成全面一致，尚需后續談判，以達成一項關于漁業補貼的全面協定。協定第十二條規定，若協定生效后4年內未能通過漁業補貼全面紀律，協定將立即終止，除非總理事會另有決定。協定的主要補貼紀律有：禁止性補貼 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和差別待遇 36 通報和透明度 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援助和能力建設 協定的有效實施將有利于減少 IUU 捕撈，減輕對漁業資源的過度捕撈，促進漁業管理秩序得到更好的維護和漁業資源得到更好的養護，促進漁業

149、補貼轉向有益的方向。同時，協定也將促進保護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的漁業發展權益，為產業發展留下空間，有利于當地社區經濟和社會穩定，促進漁業更多造福社會，增進人民福祉。若中國核準協定，將促進中國漁業向更加綠色、環保、高效、有序的方向發展，與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基本方針和漁業高質量發展目標相契合，將進一步優化中國漁業發展補助資金的使用結構和方向，有利于促進中國漁業的產業結構優化和轉型升級，有利于促進中國進一步加強對漁業資源的監測評估和漁業統計及相關管理，推進中國海洋捕撈業管理更快地走向精細化。預計 WTO漁業補貼協定將在 2-3 年內生效，建議抓住協定生效窗口期，加快推進中國漁業補貼政策的優化調

150、整，消除有害補貼，強化履約工作研究和機制保障支撐，緊密跟蹤后續談判，使協定成為推動中國漁業管理改革和漁業高質量發展的正能量。4.3.3.區域漁業管理組織或安排區域漁業管理組織或安排 區域漁業管理組織或安排（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or arrangements,RFMO/A）主要是管轄特定區域、特定漁業資源的分區域或區域組織或安排，通常也包括管轄單一魚類種群的全球性組織或安排，所管轄的漁業資源通常是既分布在國家管轄水域內又分布在相鄰的公海，或分布在多個國家管轄水域的共享種群，特別是跨界魚類種群和高度洄游魚類種群，也包括公海獨立種群

151、、溯河產卵種群等。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RFMO/A 得到快速發展，新的組織不斷成立，早期成立的組織功能和作用得到加強。目前，全球范圍內已經建立了具有公海漁業管理功能的 15 個RFMO、2 個單一物種管理組織、3 個 RFMA，除西南大西洋外，幾乎覆蓋了全球海洋的全部區域。RFMO/A 的職能主要包括：議定和遵守養護和管理措施；酌情議定可捕量的分配或捕撈努力量水平等捕撈權；制定和適用關于負責任捕撈的最低國際標準；審查種群狀況，評估捕撈作業對非目標種和相關或從屬種的影響；收集和傳送準確而完整的統計數據；促進和進行關于種群的科學評估和有關研究；為有效的監測、管制和監督和執法建立合作機制等。RF

152、MO/A 的漁業管理基本都遵循以下原則：以科學為基礎的漁業管理，要求漁業管理以最佳可獲得的科學證據或信息為依據；適用預防性做法；考慮生態系統的漁業管理；養護與管理措施互不抵觸（兼容）；發展和使用有選擇性的漁具。RFMO/A 已發展的漁業管理制度和措施主要有：強制性要求成員或參與方提供漁業統計數據和報告，實行捕撈日志、漁船報告管理；實行捕撈總量控制和配額管理，包括漁獲量配額和捕撈投入（漁船數、魚艙容積等）配額；要求船旗國對公海捕撈漁船實行捕撈許可管理，并為漁船建立檔案，實行合法漁船名單制度；漁船和漁具標識管理；漁獲物產品合法證書制度；漁船船位監控；技術管理措施，例如禁漁期和禁漁區、最小捕撈規格限

153、制、禁止使用某些捕魚輔助設備設施等；加強對混捕、誤捕、兼捕物種的保護 37 管理；觀察員制度；公海登臨檢查的國際措施；貿易措施；捕撈漁船和作業的環境保護要求等。在管理規則上，國際漁業資源分配是RFMO/A的核心功能。一些RFMO/A通過了“捕撈機會分配標準”，將遵守有關養護和管理措施的情況、在資源研究方面的貢獻等作為配額分配的重要指標。在監管措施上，不斷提高執行性，包括提高向漁船派駐觀察員的比例、實施公海登臨檢查制度、嚴格監管公海上漁獲物轉運等，并由海上向港口、市場監管拓展，港口國、消費國的執法地位將進一步提高。在管理理念上，基于生態系統的漁業管理在資源評價、捕撈作業、管理措施等方面都將逐步加

154、強，強化對誤捕、混捕、兼捕種類的監管是一大趨勢。在管理參與者結構上，非政府組織的參與面越來越廣，參與度不斷深入，將進一步影響 RFMO/A的管理決策。RFMO/A的發展使公海漁業處于國際合作管理之下，改變了傳統上只有船旗國實施公海漁業管轄的局面。盡管各個 RFMO/A 之間的管理實踐有所不同，它們為公海漁業管理以及公海捕魚國和毗鄰公海的沿海國之間、不同沿海國之間的共享魚類種群的養護與管理合作提供了基礎性平臺，傳統的公海捕魚自由不復存在?？缭絿夜茌牱秶吔绲聂~類種群引發的公海捕魚國與沿海國之間、以及不同沿海國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得到緩和。國家管轄范圍內、外的資源養護和管理合作得以加強，參與 RFM

155、O/A 工作成為獲取其所管轄魚類種群利用機會的前提條件?？茖W是海洋生物多樣性養護和漁業管理的重要基礎支撐，國際社會越來越重視和強調基于科學的管理，不斷推進科學與管理決策的聯結。要在國際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和漁業治理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實現從參與到主導的角色轉變，必須切實加大投入，提高相關科學研究能力和技術水平，并加強相關法律、政策研究，為推行中國主張和方案提供強有力的支撐和后盾。RFMO/A 成為實際意義上國際漁業尤其是公海漁業管理的實施主體，在國際漁業治理中的作用將越來越重要。目前中國已經加入了8個RFMO，并是2個RFMA的成員方。建議中國加大加深在 RFMO/A 中的參與度，使 RFMO/A

156、 成為中國參與國際海洋治理的基礎性平臺，加強國際合作，努力推動不同 RFMO/A 之間的合作與協調，為全球海洋漁業資源的養護和可持續利用擔負起大國責任。4.4.以減少碳足跡和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為導向將漁業治理納入海洋綜合管理以減少碳足跡和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為導向將漁業治理納入海洋綜合管理 為了盡可能實現可持續藍色漁業經濟與碳中和之間的協同作用，海洋漁業治理應有效納入海洋綜合管理（Integrated Ocean Management,IOM）體系。海洋綜合管理能夠同時考慮目標生態系統的多種用途、價值和面臨的壓力，有助于以可持續性為目標導向對各個利益相關方進行協調。4.4.1.當前進展和潛在挑戰

157、當前進展和潛在挑戰 利用海洋中的漁業資源是人類對海洋最古老、也是最廣泛的開發形式，而海洋漁業發展的可持續性早已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無論是捕撈漁業還是水產養殖都是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來源，與此同時，前者主要通過改變種群狀態、后者主要通過營養鹽排放和 38 棲息地改變，最終都對海洋生態系統產生了巨大壓力（Gephart et al.,2021）。海洋綜合管理是以實現海洋可持續發展為目標，通過基于生態系統的漁業管理（Ecosystem-Based Fishery Management,EBFM）（Pikitch et al.,2004）統籌協調各類海洋開發活動，平衡海洋資源的保護和開發利用，在維持海洋

158、生態系統的健康和韌性的同時，支撐民生及就業（Winther et al.,2020）。相比于分部門而治的傳統管理模式，海洋綜合管理的目標主要是協調各個涉海部門之間的潛在沖突，并彌補傳統管理主體的職能未能覆蓋的盲區。而將漁業治理納入海洋綜合管理的內涵，既在于充分考慮漁業對海洋生態系統的復合影響效應，也在于將漁業長效穩定發展作為海洋綜合管理的重要目標。國際上，IOM 已有值得中國參考的先進案例。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巴布亞新幾內亞、菲律賓、所羅門群島和東帝汶六個國家構成的珊瑚大三角區，有著在海洋綜合管理中納入漁業管理的先進實踐（Winther et al.,2020）。其綱領性文件是珊瑚礁、漁業

159、和糧食安全的珊瑚大三角區倡議（the Coral Triangle Initiative on Coral Reefs,Fisheries,and Food Security,CTI-CFF）由各個成員國同步執行，充分調動了作為主要利益相關者的小型漁業社區參與決策過程，使得在建立廣泛海洋保護區網絡、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氣候變化適應等目標的同時，也充分注重漁業資源的共享和可持續利用，致力于解決漁業人口的收入、生計和糧食安全問題（Green et al.,2014）。但需要注意的是，海洋綜合管理始終需要因地制宜的策略，珊瑚大三角區的實踐框架離不開小島嶼國家相對扁平化、側重社區制度的管理特征。在中國

160、，海洋綜合管理的落地尚有很大推進空間。自 2018 年國務院機構改革以來，原國家海洋局的職能不再獨立保留，海洋資源開發納入自然資源部管理，海洋生態保護納入生態環境部管理，海洋漁業事務依然由農業農村部管理。這種改革趨勢事實上改變了中國長久以來陸海分割的兩段式治理，有利于打破海洋部門和其他部門間的壁壘、消除海陸界面區域的監管真空，轉而形成陸海一體化治理的新格局（陳琦和胡求光，2021）。中國作為一個傳統的陸權國家，這種一體化的管理模式也提升了海洋管理的能級，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緩解陸源人類活動對海洋的壓力。然而，這項里程碑式的改革是在海洋中延續了陸域的職能管理（或稱行業管理）模式，而與海洋綜合管理的理

161、念存在分野（王剛和宋鍇業，2021）。無論在海洋捕撈還是海水養殖領域，中國都是世界漁業第一大國，且包含了從手工漁業和養殖到遠洋漁業和深遠海養殖的各種規模的生產形式，不同類型漁業的環境足跡和利益訴求皆有差異，本底情況已然極為復雜。由于漁業事務在農業農村部歸口管理，其管理目標受限于自身的部門職能，容易聚焦在漁業資源本身，而不著眼于更廣泛的海洋生態系統。而在海洋資源開發管理的視角下，根據2021 年中國海洋經濟統計公報，海洋漁業雖然牽動著龐大人口的生計，產值卻僅占全國海洋生產總值的 5%，在與其他涉海產業發生沖突時訴求更易被忽略。這些制度性、結構性特征均為中國實行海洋綜合管理、特別是在海洋綜合管理中

162、納入漁業管理提出了重大挑戰。4.4.2.未來趨勢和工作路徑未來趨勢和工作路徑 縱觀全球海洋管理領域，海洋綜合管理的理念已得到比較廣泛的認可并在多個國家推行，除上述的珊瑚大三角區之外，挪威也有著典型的實踐經驗。在過去十余年內，挪威議會通過了對周邊各個海域的綜合管理規劃并進行了若干次修訂，并且在規劃決策過程中，一個納入了多個涉海部門的跨部門工作組挪威海域管理咨詢委員會起到了決 39 定性的協調作用（Winther et al.,2020），漁業作為挪威的海洋支柱產業自然也參與其中，其他還包括石油、環境、航運、礦業等。對于工業較發達、海域面積較廣闊的國家而言，該工作機制有著較好的借鑒意義。中國剛剛經

163、歷了一輪中央政府組成部門的機構改革，短期內以部門職能重組的形式推動海洋綜合管理的可能性不大。2018 年的機構改革盡管未體現海洋綜合管理的理念，但確實以陸海統籌的原則推進了若干更緊迫的海洋管理議題，如自然保護地體系改革、“多規合一”的國土空間規劃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也在部分區域試行海洋綜合管理模式，如廈門自 1990 年代起就成立了市長牽頭、涉海官員和專家共同組成的海岸帶綜合管理領導小組，協調涉海部門的用海需求（Xue et al.,2004）。隨著海洋管理相關制度的日漸健全和成熟，海洋綜合管理在中國將會有寬闊的推廣前景，為了更好地以減少碳足跡和保護生物多樣性為導向、將漁業管理納入其中，可以

164、歸納出以下建議：在中央政府層面，借鑒中國常見的“領導小組”工作模式，建立由國務院副總理牽頭、多涉海部門（發改委、自然資源部、生態環境部、農業農村部、科技部）組成的協調工作組，打通各個海洋管理條線之間的界限，綜合解決海洋領域的管理問題。同時，在頂層設計中明確以生態系統為核心、充分適應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戰略原則，明確漁業在涉?；顒又斜Ｕ先罕娚?、維護糧食安全的支柱作用。在地方層面，借鑒以廈門為代表的實踐經驗，搭建因地制宜的海洋綜合管理執行框架，堅持科學性和對利益相關者的包容性。構建地方性規章制度，促使不同規模和類型的捕撈漁業和水產養殖業的從業者參與海洋事務的管理進程。加強海警、海事、漁政等執法機

165、構的協同，持續優化海洋漁業的 MCS 工作，加大對IUU捕撈的打擊力度；同時在海洋漁業中逐步引入碳交易和排污權交易制度，以經濟手段淘汰高污染、高碳足跡的生產方式。在基層積極開展對漁民的技能培訓，促使其向生態修復性水產養殖、海洋保護地巡護等所需技能相近且能夠貢獻生態服務價值的工作轉產轉業。針對 WTO漁業補貼協定、FAO港口國措施協定等對中國漁業治理體系存在深遠影響的國際合作事務，進一步融合相關職能條線的管理力量，形成專業化、多領域、跨部門的工作隊伍。以完善的科學知識和機制保障提升國際履約能力，推動在國際漁業治理進程中納入中國經驗和智慧。4.5.建議建議 縱觀這一章報告所做的述評和分析，應當充分

166、認識到減少碳足跡和提升氣候韌性不但是海洋漁業自身可持續發展的應有之義，也是高效利用海洋實現碳中和目標的不可或缺的構成元素。這需要以中國為代表的海洋水產品生產大國的高層次決策者在國內層面匯集不同利益相關群體的關切和訴求，領導各級政府部門實行有力的政策治理，在國際層面秉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積極倡導并引領多邊合作。決策者需要貫徹的主要原則包括：1）減少漁船碳排放、激勵碳匯漁業的發展；2）進一步管控非法、未報告和不受管制捕撈等有害的、往往產生高昂碳足跡的生產實踐；3）關注弱勢群體在生產和決策中的平等權利，在漁業治理中充分納入他/她們的經驗和智慧；4）將漁業治理納入海洋綜合管理的戰略框架。在這些原則

167、的基礎上，本研究確立了若干優先行動，以實現海洋漁業高質量發展與碳中和的協同共贏。具體建議如下：40 避免催生產能競爭的漁業管理方式，逐步取消有害的漁船燃料補貼，削減過剩的捕撈產能，促進燃料密集型海洋漁具漁法向碳足跡更低的作業方式碳足跡更低的作業方式轉變；促進漁業碳匯的過程機理研究，推廣大型藻類、濾食性貝類等具有固碳功能的“負排負排放海水養殖放海水養殖”；加強漁業監督執法漁業監督執法，應用大數據技術構建海洋漁獲物合規性追溯機制，結合相關國際協作框架，打擊 IUU 捕撈及其他有害的捕撈生產實踐；基于現有最佳科學知識，提升海洋漁業及其所依托的海洋生態系統的氣候韌性氣候韌性，確保小型漁業的捕撈機會；開

168、展性別包容的漁業治理改革，促進資源使用與管理權對不同性別漁民的公平分配，充分維護女性漁業從業者權益女性漁業從業者權益；加大在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和漁業治理相關的國際協定及進程中的參與投入，助力構建均衡的話語權格局，打造高效的全球協作治理體系全球協作治理體系；打通各個海洋管理條線之間的職能界限，充分納入不同領域的利益相關群體，推進科學技術與管理決策的聯結，搭建因地制宜的海洋綜合管理框架海洋綜合管理框架。41 5.參考文獻 Adamakis,I-DS.,Malea,P.,Panteris,E.(2018):The effects of Bisphenol A on the seagrass Cy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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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iction BRI: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BD: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CICED: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CCS/CCUS: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arbon Capture,Utilisation and Storage CDR:carbon dioxide removal CPUE:catch per unit of fishing effort

309、 EBFM:Ecosystem-Based Fishery Management EDF: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EIA: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MFAF:European Maritime,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Fund EMFF:European Maritime and Fisheries Fund FAO: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 GHG:Gree

310、nhouse Gas IGC: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IMO: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sation IOM:Integrated Ocean Management IUU:Illegal,unreported,and unregulated MCS:monitoring,control,and surveillance MEY:maximum economic yield MGR:Marine genetic resources MPA:Marine Protected Area MSY:maximum sustainable

311、 yield NDC: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NRDC: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SMA:Port State Measures Agreement RAS:Recirculating Aquaculture Systems RDOC:recalcitrant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RFMO/A: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or arrangements SBE:Sustainable Blue Economy SDG: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FF:Small-scale fisheries TAC:Total Allowable Catch UN:United Nation UNFCCC: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WTO:World Trade Organi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