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2022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分轍兩向（48頁）.pdf

1、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Big Y-Intersections:2022 Global Economic Order Report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國際傳播中心 出品2022 年 10 月UWaXjZlYdUmWpPXZiZoZ9P8Q6MpNoOnPtRlOoPoPkPoPnQ8OoOxOuOnMsPNZoNmRI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前 言前 言2020 年以來，世界大變局加速演進的最直觀、最深刻的表現之一，是來自于世界經濟局勢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巨變和亂象包括“超級經濟全球化”落幕，全球經濟協調機制持續失能、各國經濟發展議程中的“國家安全考量”顯著上升，全

2、球可持續發展進程的逆轉，各種顯性和隱性的挑戰和危機紛至沓來、相互交織、疊加如何解析世界經濟格局巨變及國際經濟秩序亂象背后的動力和根源？如何判斷未來短中期乃至更長時期內國際貨幣、金融、貿易、投資、產業鏈、供應鏈等體系的動蕩演化趨勢？全球發展領域及其治理體系將面臨哪些新的挑戰和困難？出路何在？這些問題事關整個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是否長期穩定、可預期的基礎。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秩序課題組的最新研究報告對上述問題做了詳盡的分析，并給出了他們的答案。作為中國的一家智庫，當我們分析、解答當前世界經濟和治理體系的態勢及其所面臨的機遇或挑戰時，中國角色以及中國與世界的互動影響已經成為我們分析框架中的一個重

3、要、甚至是關鍵的變量。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體系中的重要一部分。到 2021 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占全球 GDP 的 18%以上。中國在全球產業、貿易、投資、金融、科技、包括國際大宗商品市場中的地位日益舉足輕重。中國在當前動蕩變革的國際經濟秩序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中國與世界經濟體系的互動關系會有哪些新的變化？未來中國還會發揮哪些作用？對于這些問題，我的同事也提出了他們的見解?！笆澜缬忠淮握驹诹藲v史的十字路口”，中國共產黨 20 大會議的報告對國際形勢做出了更為嚴峻的判斷。作為國際問題研究的智庫和研究者，我們的責任就是在對形勢做出專業和理性分析的基礎上，盡力找到更多能夠推動世界和平發展互利合作的辦

4、法。II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寫作說明寫作說明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研究項目由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主持,上研院國際傳播中心以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SIIS Report 形式發布，課題組由上研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的資深學者組成。除團隊合作外，寫作分配上，薛磊博士和王中美博士為第一章作者，王玉柱博士為第二章作者，蔣力嘯博士為第三章作者，葉玉博士為第四章作者，王中美博士為統稿人。III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作者簡介王中美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蔣力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葉玉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玉柱上海

5、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薛磊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目 錄內容概要 01第一章 處于分岔口的全球經濟秩序 03一、全球經濟復蘇進程遭受重大沖擊03二、全球經濟秩序面臨根本性分歧07三、全球經濟秩序的可能異變10第二章 深度震蕩的全球金融體系：去美元化 13一、后布雷頓森林時代全球金融體系變革的根源13二、美元“武器化”正引發“去美元化”世界潮流15三、美元霸權國際博弈與新國際貨幣體系建設19第三章 正在分化的供應鏈治理體系 23一、美歐對全球供應鏈的干預趨勢23二、俄烏沖突對部分商品供應鏈的影響27三、全球供應鏈治理格局、規則與理念的分化29第四章 突出的發展難題與

6、治理困境 32一、復合型危機與全球發展挑戰的加劇32二、戰略競爭驅動國際發展體系進一步分化的風險34三、構建需求導向的多邊與多元發展伙伴關系3701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內容概要內容概要經歷過 2020 年疫情打擊后，全球經濟在 2021 年已呈現明顯復蘇跡象。2022 年初市場一片樂觀，但很快又受疫情延宕、俄烏戰爭驟起、通脹居高不下、氣候變化加劇等多項負面因素影響，全球和地區的增長預期不斷下探低位。如果說全球化在過去數十多年的穩定發展中，呈現勢不可擋的局面，那么這三年是全球化在理論上被深度質疑、在實踐中被試圖抵制或扭轉的新的階段。各國采取的普遍具有保護色彩的金融、貿易、投資等

7、政策，是對戰后運行至今的貨幣、金融、貿易、投資等自由化治理機制的背離，也使得全球經濟秩序陷入動搖與分化。盡管 2022 年在WTO 框架下終于達成了一些階段性成果，但是多邊主義仍然處于弱化軌道內。同時，與全球化形成復雜關系的地區內和跨地區結盟正在加速，盡管結盟內部自由化仍是趨勢，對結盟外部的歧視卻在加劇。這些結盟雖然形式各異，但都具有重返“大國中心主義”的特點，以大國為主導。當前，大國利益之間存在實質性分歧，這也將促使全球經濟的未來延伸向多條不同的道路。過去幾年在政治、經濟、科技等領域都被廣泛討論的“脫鉤”、“戰略競爭”、“兩極化”等現象，正在以更加復雜的形式演進。從 20 世紀 90 年代以

8、來，曾經穩定支撐生產繁榮和經濟增長的全球經濟秩序正處于新分岔口上，包括國際貨幣體系、貿易投資體系和發展進程，都展現出對現有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揚棄趨勢；仍值得探索的積極面是，這些道路之間或許存在重疊交叉（overlapping and intersected），因此還有尋求局部協調的可能。首先，全球治理體體系將加速分化。美國操縱的各類政策工具，包括金融、貿易、投資等，不僅針對敵對國家、企業、個人，而且還牽涉第三方國家，其霸權的任性和實質威力，都不得不引起其他國家的警示。這些做法使得其他國家進一步認識到現有全球治理平臺和工具不可靠、不安全，加速分化更多套可替代體系的傾向，如作為 SWIFT 替代的

9、其他金融報文體系會更快發展起來，環保標準、勞工保護規則、數字規則、稅收競爭等敏感議題也在 WTO 之外的其他平臺以多樣的形態和不同的速度推進。02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內容概要其次，多重沖擊疊加引發“去全球化”擔憂，國際貨幣體系將發生重要變化。IMF 官員指出，長期來看，烏克蘭危機可能導致能源貿易轉變、供應鏈重新配置和支付網絡碎片化，并促使各國重新考慮其持有的外匯儲備。這會從根本上改變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秩序，進一步增加全球經濟碎片化的風險，特別是在貿易和技術方面。全球支付體系也在發生變化，中央銀行數字貨幣可能獲得進一步推動，對各國決定持有何種外匯儲備產生重要影響。再者，供應鏈方

10、面，美國仍被大多數觀點認為是具有強大控制力和影響力的核心國家，歐洲則深陷衰退泥淖，加、澳、日、韓等發達國家附庸美國經濟的趨勢將更明顯。過去形成的三大供應鏈網絡（北美、歐洲、東亞）可能逐漸演變為以北美和亞洲供應鏈為主，歐洲供應鏈或將進一步向亞洲轉移。選擇盟友和重構更安全的關鍵供應鏈，將是未來各國參與區域治理的主要訴求。必須指出，區域一體化不再是相互分割，而是重疊交叉的，即成員可能出現重合部分，同一次區域可能分屬不同戰略布局范疇。最后，新一輪的戰略競爭邏輯正日益主導援助國國際發展政策的走向，使國際發展合作體系面臨新的分化風險，而偏離發展中國家真正的發展需求和 SDG 目標要求，最終可能加劇國際分化

11、與動蕩，傷及援助國自身的利益。多重危機沖擊與全球通脹治理的壓力上升，不僅使國際發展面臨挑戰，亦會加劇地緣沖突和不穩定局勢，要求主要經濟體摒棄“零和博弈”的思維，合作應對全球發展面臨的共同挑戰。03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處于分岔口的全球經濟秩序第一章第一章處于分岔口的全球經濟秩序與充滿動蕩的 2020、2021 年相比，2022 年是預期不斷下調的一年。如果說 2021 年全球經濟復蘇已見起色，2022 年則又深陷泥淖。除了疫情、俄烏沖突、氣候變化等因素疊加影響外，各國采取的普遍具有保護色彩的金融、貿易、投資等政策，也對困難重重的世界經濟復蘇歷程造成阻礙。盡管 2022 年在 W

12、TO 框架下終于達成了一些階段性成果，但是多邊主義仍然處于弱化軌道內。同時，與全球化形成復雜關系的地區內和跨地區結盟正在加速，盡管結盟內部自由化仍是趨勢，對結盟外部的歧視卻在加劇。這些結盟雖然形式各異，但都具有重返“大國中心主義”的特點。大國利益的根本性分歧也將使得全球經濟的未來延伸向多條不同的道路。因此，本報告的核心觀點是：從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曾經穩定支撐生產繁榮和經濟增長的全球經濟秩序當前正處于新分岔口上，包括國際貨幣體系、貿易投資體系和發展進程，都展現出對現有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揚棄趨勢；仍值得探索的積極面是，這些道路之間或許存在重疊交叉（overlapping and int

13、ersected），因此還有尋求局部協調的可能。一、全球經濟復蘇進程遭受重大沖擊1、全球加息潮可能導致全球經濟衰退自 2021 年以來，發達國家通脹率出現大幅增長，已遠遠超出美聯儲等央行設定的價格穩定水平，因此美國等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制定者認為必須采取具有一貫性和及時性的貨幣政策以遏制通脹。鑒于 20 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發達國家高通脹的政策應對經驗和教訓，維持價格穩定一直是各國央行的首要政策目標。然而，這些政策措施同時也會在全球層面產生疊加效應，造成銀根收緊和經濟下滑，較為脆弱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將受到更為沉重打擊。因此，世行研究報告指出，當前美國等發達國家央行所采取的緊縮性貨幣

14、政策需要更多的磋商和協調，在降低通脹率和通脹預期的同時，需要運用多種政策工具以緩減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沖擊，各04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處于分岔口的全球經濟秩序第一章國還應在確保供應鏈穩定和保證勞動力供應充足等方面加強合作。12022 年 8 月 26 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參加美聯儲舉行的年度經濟研討會期間發表講話，充分闡述了美聯儲在今年下半年以及 2023 年的貨幣政策目標。鮑威爾強調，美聯儲將應對高通脹率作為其當前核心工作任務，宣稱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減緩通脹勢頭，并最終確保通脹率回歸至美聯儲所認定的合理水平。鮑威爾在其講話中指出，“回歸價格穩定需要時間，并且要求我們運用強有

15、力的手段以促使供給和需求達到更好的均衡。降低通脹率可能將帶來持續性的低于趨勢性增長的增長率。而且勞動力市場也很有可能出現新增就業放緩的勢頭。盡管高利率、低增長率以及較為疲弱的勞動力市場有助于減緩通脹，但也會使得民眾和企業承受更多壓力。這些都是降低通脹率所需要付出的代價?！?對于鮑威爾關于美國貨幣政策走向的這一講話，美國工商界及經濟學家普遍解讀為美聯儲已放棄之前所追求的“軟著陸”目標，也即在不導致經濟陷入衰退的情況下降低通脹率。目前看來，鮑威爾所構想的方式類似于 20 世紀 80 年代初美聯儲主席保羅沃克爾推行的政策，也就是堅定地采取加息等緊縮性貨幣政策，直至通脹率回歸穩定水平，而其代價則是美國

16、兩次陷入經濟衰退期。事實上，7月份美國經濟數據公布之后，通脹率較前期略有下降，而新增就業人數、失業率以及消費支出都保持穩定，這使得美國華爾街機構及投資者認為，美國經濟具備很強韌性，同時通脹走勢也已經見頂，從而美聯儲在 2023 年可能放緩加息步伐，或者甚至轉為采取降息措施。但是，在鮑威爾發表講話之后，這些過于樂觀的預測看來已沒有市場，美國投資者必須面對更為慘淡的現實。在美聯儲政策導向引領之下，發達國家央行也普遍采取跟隨策略，推出加息政策，據初步統計，近期美聯儲和其它央行的加息水平已經超過 500 個基點。摩根斯坦利公司亞洲區主席斯蒂芬羅奇就此指出，美聯儲的政策措施可能將導致失業率大幅上升，只有

17、這樣才能使得通脹率盡快回歸低位。今年以來，美國通脹率一直處于歷史上較低水平，目前維持在 3.5%左右，而羅奇所認為的降低通脹率所需的失業率為 5%，甚至還可能達到 6%。進入 2022 年之后，美聯儲已經連續四次加息，此后可能還會有三次加息措施?？紤]到貨幣政策效果傳導至實體經濟1 Justin Damien Gunette,M.Ayhan Kose,and Naotaka Sugawara,“Is a Global Recession Imminent?”,September 2022,World Bank Group.2Jerome H.Powell,“Monetary Policy and

18、 Price Stability”,August 26,2022,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powell20220826a.htm.05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處于分岔口的全球經濟秩序第一章的滯后性，這些加息政策對于經濟活動的抑制效應將逐漸顯現出來，資金成本的上升和資本市場流動性降低將對企業經營活動產生重大負面影響。由于投資者懷疑美聯儲的激進收緊政策能否在不引發全球最大經濟體硬著陸的情況下抑制美國通脹，對美國經濟衰退的擔憂一直困擾著市場。面對通脹、疫情、俄烏沖突、氣候變化等多重危機，多個機構今年以來不斷下調全球

19、經濟增長預期。2022 年 7 月 IMF 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計世界經濟增速將由去年的 6.1%放緩至今年的 3.2%，比 4 月預測低 0.4 個百分點；預計2023年世界經濟增速為2.9%，比4月預測低0.7個百分點。聯合國5月發布的 2022年中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預計 2022 年全球經濟增速為 3.1%，低于年初預測的 4.0%。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9月發布的中期經濟展望報告則認為，全球經濟放緩程度超過預期，預計 2022 年增速僅為 3%，2023 年將進一步放緩至 2.2%，低于今年 6 月預測的 2.8%。盡管對經濟增長放緩已有共識，但是否進入全球性衰退仍有很多爭

20、議，尤其對美國將會或者已經陷入衰退，仍有不同觀點，這關系到具體指標的選用。從全球地區性經濟發展來看，歐洲經濟陷入衰退已經是一個事實，而美國經濟的環比增速雖然下降，但在它上半年同比增速仍然高達 3.2%的情況下，說美國進入衰退還言之過早，但是美國經濟衰退的概率越來越大。令人擔心的是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的困境。當發達國家將供應鏈安全、產業競爭力、勞工標準、氣候責任等作為其對外政策的核心時，全球化可能會以一種扭曲（distorted）的方式繼續發展，發達國家希望進一步加強控制力，而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則可能被這樣一種集中化的漩流甩出共同發展的軌道。2、全球發展進程遭遇逆流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

21、以來，眾多發展中國家經濟遭受重大沖擊。受政府財政能力的制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沒有效仿美歐等西方國家采取大規模刺激經濟和失業救濟政策，從而導致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出現危機緩解效果上的差距。當前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復蘇進程又面臨多重危機疊加的挑戰，包括發展危機、債務危機、國際收支危機、糧食危機、能源危機等。新冠疫情與眾多經濟社會危機的疊加也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造成重大負面影響，全球發展進程呈現出逆轉情勢。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全球疫情蔓延帶來了多重沖擊，一方面嚴重阻礙其本國的經濟06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處于分岔口的全球經濟秩序第一章活動，另一方面其所依賴的外部市場

22、也呈現嚴重惡化態勢，市場萎縮和就業機會大幅減少，有可能使得過去幾十年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致力推動的減貧事業嚴重倒退。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近期公布的人類發展報告就指出，過去兩年全球人類發展指數數值持續下跌，其跌幅已經完全抵消之前五年全球人類發展指數的增幅。3這也將進一步加劇疫情爆發之前就已存在的全球收入分配嚴重不平衡的狀況，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報告，在全球勞工群體中，2017 年收入最高的10%的勞工所獲得的收入接近全球勞工收入的 50%，低收入勞工群體大量存在于發展中國家。這種情況下，如何落實和完成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所設定的目標，已成為世界各國面臨的重大政策及現實挑戰。從全球經濟角度看，

23、美國等發達國家針對通脹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也將產生重大溢出效應。鑒于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重要地位，美聯儲緊縮性貨幣政策必然將導致全球美元供應短缺，進而導致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資本市場流動性進一步收緊，而美元升值則進一步加大發展中國家所擁有的以美元計價的債務負擔。高債務負擔的發展中國家則可能出現國家違約情況，甚至引發全面經濟危機，就如同斯里蘭卡近期出現的情況。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將同時影響債權人和海外項目投資者，引發在這些國家的投資意愿進一步減弱。另一方面，美元的持續強勢也對全球金融市場穩定帶來重大沖擊，全球主要貨幣如歐元、日元、英鎊及人民幣等都出現對美元持續貶值走勢，其它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貨幣也

24、遭受同樣沖擊。對于擁有大量外匯儲備的大型經濟體而言，由于擁有較為充足的外匯儲備，因而本幣匯率貶值引發其國內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較小。然而，對于眾多中小發展中國家經濟體而言，匯率急劇貶值可能導致國際收支賬戶出現嚴重赤字，還有可能吸引國際游資對其匯率進行狙擊，進而引發國內出現金融危機。聯合國2022 年中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指出，高通脹正在使家庭的實際收入減少，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在這些國家，貧困更加普遍，工資增長仍然受到限制，緩解石油和糧食價格上漲影響的財政支持仍然有限。報告認為，美國的貨幣緊縮將提高借貸成本，加劇發展中國家，包括最不發達國家的融資缺口。外部金融條件趨緊將對增長前景產生不利影響，尤其是

25、對那些面臨債務困擾或債務違約風險的全球資本市場敞口較高的國家而言。3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1/2022,September 2022.07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處于分岔口的全球經濟秩序第一章二、全球經濟秩序面臨根本性分歧1、全球化的基礎受到動搖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的生產全球化，至少帶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全球經貿往來的內容不再限于最終商品的交易，更多的包括由跨國投資帶來的中間品貿易和服務的跨境提供；另一方面，經歷過亞洲金融危機后，許多小國或脆弱經濟體發現在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沖擊時幾乎沒有抵御能力，對國際組織和區域聯盟的依賴度加深，

26、而在 20 世紀 60、70 年代盛極一時的國家主權論反而有所淡化。這個階段的特點是更深的全球化，和對全球化帶來的發展機遇的競爭。與之對應的，全球經濟治理在 20 世紀 90 年代后逐漸形成以自由化、非歧視和第三方爭端解決機制等為設定的治理體系，以符合全球化生產發展的需求，即更低的流動障礙和更一致的管理標準，有利于資本和生產在全球的轉移。因此，現有全球經濟秩序的形成更多地基于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4，強調的是各國的治理朝向充分的自由化，不僅包括撤除邊境上的壁壘，還包括內外市場和規則的一致化，以提供更低成本、更有效率的全球化運營環境，這是全球供應鏈發展至今的基礎。從 2008 年美國金融危機開始

27、，全球經濟秩序的自由主義基礎開始有所動搖5。這一階段仍然是前一階段的延續，但又明顯地發生了斷裂，標志性的推動力是美國國內在新自由主義共識上的分裂及實踐中對多邊機制的逐步冷落。這一階段許多理論研究聚焦于“逆全球化”、“慢全球化”6和區域主義。但另一方面，全球生產的足跡并未因此收縮，即使在受到新冠疫情沖擊后也恢復得非?？?，經濟全球化仍然深具韌性7。這使得全球化呈現兩個方向的對抗式發展：市場推動的進一步擴展與加深，以及單邊主義政策干預下的轉移、收縮和沖突。根本的原因或許在于過去二十年的實踐中，世界經濟的不平衡進一步加劇了。而作為現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基石的新自由主義，在 20 世紀末到 21 世紀初的

28、近二十年里，從西方推廣到4田春生，“華盛頓共識”政策及其評析，經濟研究參考2004 年第 78 期，第 9-10 頁。5Andrew Walter，“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fter the crisis:The G2,the G20,and global imbalances”，2011,https:/personal.lse.ac.uk/wyattwal/images/globaleconomicgovernanceafterthecrisis.pdf.6從 2000 年后有一系列成果，聚焦于全球化帶來的負面效應，代表作包括全球化的陷阱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馬

29、?。?、失控的世界（吉登斯）、全球化及其不滿（斯蒂格利茨）、全球化:人類的后果(鮑曼)、全球化的悖論（羅德里克）等。7See WTO，World Trade Report 2021:Economic Resilience and Trade,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wtr21_e/00_wtr21_e.pdf.08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處于分岔口的全球經濟秩序第一章新興市場國家，但實踐卻引起了普遍的質疑與反思8。逆全球化的思潮，很大程度上基于對受益不均的不滿，包括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不均，以及國內各階層和群體之間的不均。國內

30、政治經濟上的壓力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傳導到對外政策上，引致 2016 年以后保護主義的全面抬頭，以及對新自由主義的逆反與清算。在理論上，新自由主義至少在五個大問題上，無法提供完整或令人滿意的政策指導：合適本國的增長戰略和產業政策是什么；如何消除副生的不平等問題；如何處理金融和貨幣政策；如何面對逐底競爭導致的環境、勞工和社會問題；如何消除權力和政治的影響9。如果“宏觀穩定、私有化和自由化”的華盛頓共識口號在今天失去了意義，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如果有的話？不同國家如何重新評估國家和市場在實現經濟發展中的相對作用？是否有新的“模型”可以在不同國家和環境中推廣和適用？目前來看，在沒有新的共識可以替代新

31、自由義主義的情況下，重返干預主義成為西方國家普遍采取的修正做法。2、單邊主義與干預主義抬頭20 世紀 90 年代到 21 世紀初的近二十年，是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現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黃金時期，多邊主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認同和發展。此輪干預主義的發端，是從 2008 年美國金融危機后開始，但其高潮，應當是從 2016 年中美貿易戰開始，全球性濫觴則可觀察至2020 年 COVID 19 疫情時。新干預主義的核心仍然國家利益中心與保護主義，本質上應當是對強調自由化的現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反動。但此輪干預主義的實際影響比理論推導的結論要復雜。過去，干預主義的主要內容是內部經濟刺激政策和產業政策，如財

32、政寬松、擴大基礎設施投資和購買本國貨等，此輪新干預主義的手段則內外并進，除了國內政策之外，同時配套以重塑全球供應鏈為目標的一系列對外政策。這與當代全球生產方式密切相關。此輪干預主義不僅要培育為自己所控的供應鏈，也要打擊和排除競爭對手控制或參與關鍵供應鏈（critical supply chain）。保障“安全”是此輪新干預主義的首要目標。僅從各國近兩年發布的戰略、法案和政策中，“安全”是出現最頻繁的詞匯之一。而且，除了傳統的國家軍事安全和金融安8See Geoffrey Gertz&Homi Kharas eds，“Beyond the Neoliberalism”，Brookings Rep

33、ort,April.2019,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9/05/beyond-neoliberalism-final-05.01.pdf.9Ibid.09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處于分岔口的全球經濟秩序第一章全外，安全的范圍被擴展至供應鏈安全、技術安全、網絡空間安全、數據安全，甚至社會安全、文化安全10等。一方面，主要發達國家政府，包括美國、歐盟、日本、英國等為應對疫情和推動復蘇推出的多項保護主義政策和產業政策，加劇了相互之間的利益沖突。這些利益沖突，主要以制裁、報復和談判等雙邊措施來解決。作為對照，以 WTO

34、 上訴爭端解決機制停擺為標志，多邊治理機制的約束力受到挑戰；WTO 框架下各項關鍵議題都未獲得實質性突破11，IMF 與世界銀行的改革也未見進展；在新達成的區域協定（如美加墨協定、CPTPP 等）中國家間的投資爭端仲裁機制，也被限制適用和設定更多的例外。這反映了全球經濟治理中消極的力量。大國競爭導致的直接后果是依靠實力進行對抗和解決問題12。另一方面，一些全球性問題，如供應鏈安全、疫苗、氣候、稅收等，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停滯不前的多邊、區域和雙邊治理平臺都開始重新活躍，一系列貿易協定簽署。與多邊體系趨弱作為對照的，是以加強近岸關鍵供應鏈為訴求的區域治理迅速發展，尤其是中美兩國分別在亞太與印太等

35、區域的布局，可能形成割而治之又分庭抗禮的態勢。通過結盟的方式重塑更安全的供應鏈13，為此加強協調并擴大治理范圍，這是全球治理中積極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治理中積極與消極的兩種力量，并不是絕對的此消彼長，相互關系和作用非常復雜。三、全球經濟秩序的可能異變1、全球經濟秩序進入不穩定期當前全球治理面臨的主要挑戰源于以下兩方面：全球性問題的復雜性和廣泛性；解決問題10文化安全指的是確保所有個人和群體都根據其獨特的文化需求和差異得到對待。它假定有差異的權利，并呼吁不基于任何感知或實際差異而削弱、貶低或剝奪個人權利的互動。參見 Erik Nemeth，“What is Cultural Securit

36、y?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the role of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presentation at April 2016,available at https:/ 2022 年 6 月的第 12 次 WTO 部長會議上達成了包括新冠疫苗知識產權豁免、糧食安全、漁業補貼等一系列協議，但許多內容仍然有待進一步談判，包括爭端解決機制上訴機構、農業補貼、服務業開放、跨境數據流動等關鍵議題沒有實質性進展。12See Robert Keohane&Joseph Nye,“Realism and Complex Interdep

37、endence”,2000,available at https:/ and H.Lhuillier,“Supply Chain Resilience:Should Policy Promote Diversification or Reshoring?”,Webinar Presentation,2021,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10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處于分岔口的全球經濟秩序第一章的機制、意愿及能力的嚴重欠缺。全球性問題涉及政治、安全、經濟、社會、環境等各個領域，其影響相互交織疊加，從而進一步增加了問題的復雜性和長期性。與之相

38、比，當前全球治理在制度和資源方面的供給卻遠遠難以滿足需求。事實上，這一狀況反映的正是傳統機制日漸式微、而新機制成效有限的現狀。究其原因，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在于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相互之間在協調合作意愿方面的巨大分歧，特別是中美這兩個最關鍵的變量。從西方國家視角來看，較為普遍的意見是，美國和西方在國際制度層面的主導仍將得以延續，因為冷戰后全球化進程是在西方創制的國際制度背景下達成的，新興大國的崛起也正是借助這一制度和組織環境才得以實現。因此，美國仍將在新秩序中扮演“平等國家中的領導者”（First among Equals）角色，而新興大國的未來發展必定是朝著進一步融入美國領導的國際制度這一方向前進

39、。14然而，與西方國家所持的趨同化觀點相反，國際力量對比持續向非西方世界傾斜。在這一“后西方世界”中，原先被邊緣化的發展中國家的理念和價值觀得到發揚和上升的空間，因而未來世界制度的規劃進程并非單向擺動的過程，而是一種相互適應和調整的過程。美國與中國在國際組織及機構中的角力是影響未來全球治理變革進程的主要因素。美國政府高官就指出，要達成遏制中國影響力的目標，美國必須繼續在國際組織中發揮領導力和影響力。白宮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也指出，聯合國及其它國際組織對于推進美國利益仍舊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而美國將重新全面參與國際組織，并按時足額履行其向國際組織繳納會費義務。美國需要在國際組織中發揮領導作用以協調

40、應對全球性問題，同時還要確保這些國際組織繼續奉行聯合國系統創立時所確立的普遍性價值、理想及規范，而不是被所謂威權主義思維占據其活動議程。15 總體來看，隨著美國在全球治理機制中“地緣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傾向日益明顯，在過去二十年里，一直以多元化和包容性為重要特征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將不斷面臨來自西方國家的挑戰。從縱向來看，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變化，從二戰后由發達國家主導的決策機制，到多邊主義，再到新階段重返大國中心主義。這些方面反映著全球經濟治理呈現螺旋式上升軌跡。值得注意的是，現在“大國”的范疇較之二戰后更為廣泛，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正在成為關鍵變量。從地理區域來看，貿易投資最為活躍的三大

41、區域北美、歐洲和亞洲，也在朝14John Ikenberry,“A Crisis of Global Governance”,Current History,November 2010.15The White House,Renewing Americas Advantages: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March 2021.11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處于分岔口的全球經濟秩序第一章兩個方向發展：一方面區域內一體化進程加快；另一方面，區域間的供應鏈轉移和交叉也在加快，尤其是美國試圖深度介入東亞與印太區域后，幾大區域之

42、間的經濟邊界可能模糊，每個區域內核心國家的競爭將日趨激烈。這些大國戰略競爭因素，將使得全球經濟秩序處于高度不穩定的狀態，利益沖突頻發，而中心大國之間的協調機制亟待修復。2、重返實力主義下全球治理體系的分化（1）全球治理體體系將加速分化。美國操縱的各類制裁工具，包括金融、貿易、投資等，不僅針對俄羅斯國家、企業、個人，而且還牽涉第三方國家，其霸權的任性和實質威力，都不得不引起其他國家的警示。這些做法使得其他國家進一步認識到現有全球治理平臺和工具不可靠、不安全，加速分化更多套可替代體系的傾向，如作為 SWIFT 替代的其他金融報文體系會更快發展起來。（2）多重沖擊疊加引發“去全球化”擔憂，國際市場體

43、系將發生重要變化。IMF 官員指出，長期來看，烏克蘭危機可能導致能源貿易轉變、供應鏈重新配置和支付網絡碎片化，并促使各國重新考慮其持有的外匯儲備，這會從根本上改變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秩序，進一步增加全球經濟碎片化的風險，特別是在貿易和技術方面。比如，能源行業出現更多推動能源供應多元化和能源轉型的呼聲；全球支付體系也在發生變化，中央銀行數字貨幣可能獲得進一步推動，對各國決定持有何種外匯儲備產生重要影響。（3）從地緣經濟影響來看，美國仍被大多數觀點認為是具有強大控制力和影響力的核心國家，歐洲則深陷經濟衰退泥淖，加、澳、日、韓等發達國家附庸于美國經濟的趨勢將更明顯。過去形成的三大供應鏈網絡（北美、歐洲

44、、東亞）可能逐漸演變為以北美和亞洲供應鏈為主，歐洲供應鏈或將進一步向亞洲轉移。（4）大國協調機制弱化。以 G20 為例，G20 較之 G7 涵蓋更多發展中大國，同時僅以世界主要經濟體為成員，這事實上降低了政策協調的成本和難度，為其有效地履行職能奠定了良好基礎。2022 年俄烏沖突以后，盡管 G20 沒有出現分崩離析的最壞情況，但是其正常會議不斷受到西方國家與俄羅斯之間矛盾的干擾，經濟協調功能較之過去明顯弱化。（5）政治、經濟與軍事因素交織，跨區域結盟將日益復雜。盡管區域內自由化仍是趨勢，但對區域外部的歧視則將加劇，選擇盟友和重構更安全的關鍵供應鏈，將是未來各國參與區域12分轍兩向：2022 年

45、全球經濟秩序報告處于分岔口的全球經濟秩序第一章治理的主要訴求。必須指出，區域不再是相互分割，而是重疊交叉的，即區域成員可能出現重合部分，同一次區域可能分屬不同戰略布局范疇。（6）中間治理力量不容忽視。全球經濟秩序正在動蕩中，盡管重返大國中心是可以觀察到的普遍趨勢，也要密切關注到由中小國家或新興市場經濟體倡議并率先達成的一些小范圍的治理規則與平臺（如 CPTTP、DEPA 等）。這些規則和平臺，是相互對抗與競爭的大國主導機制之外的另一支力量。相較于美國推動的印太經濟框架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這些中間治理模式不完全取決于經濟的相互依賴度，反而更具先進性與包容性，這將是未來全球經濟秩序中的重要協調力

46、量。13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深度震蕩的全球金融體系：去美元化第二章第二章深度震蕩的全球金融體系：去美元化疫情危機下，美聯儲巨量貨幣發行正侵蝕世界金融穩定之基，能源價格上漲、全球范圍大通脹盛行，世界經濟有重蹈上世紀七十年代兩次“石油危機”覆轍之趨向。俄烏戰爭背景下，世界范圍內東西對立加劇，世界市場分割和新冷戰跡象漸顯。美歐國家紛紛加大對俄金融制裁力度，無辜傷及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美元“武器化”正加速倒逼國際貨幣體系轉型，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紛紛推動“去美元化”進程，在國際支付和儲備貨幣領域選擇規避美國制裁風險的“B 計劃”。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生產和大宗商品進口國，在全球

47、產業鏈分工中具有系統重要性。當前人民幣國際化機制日益完善，假以時日，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生產性權力轉化為貨幣性權力的發展基礎日益堅實。與此同時，本輪美聯儲加息周期已傷及歐元和日元，大國金融競爭格局已全面開啟，美元霸權基礎將被進一步撼動，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正加速形成。一、后布雷頓森林時代全球金融體系變革的根源1、“美元霸權”對民族國家利益的侵蝕國際貨幣應該超越民族或主權國家利益，否則必將導致國家間利益的爭奪。按照馬克思關于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的理論闡述，貨幣作為交易媒介，應與所交易貨物等值。金銀本位制下，金銀是貨幣發行的儲備支撐。進入紙幣發行時代后，國家信用替代具體實物抵押，成為貨幣發行基礎。然而

48、，考慮到幣值穩定性，承擔貨幣發行職責的中央銀行需發揮特殊獨立的作用。自英格蘭銀行開啟現代中央銀行制度以來，主要國家央行都以貨幣發行獨立性為制度改革方向。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為推動美元成為國際貨幣，美國通過“石油美元”等方式實現民族國家信用國際化?！笆兔涝斌w現了美國國內貨幣發行權力的國際化過程。由于國際交易和儲備所需，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跨國公司對外投資大發展，世界經濟進入大規模工業化14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深度震蕩的全球金融體系：去美元化第二章時代。國際市場對于石油的需求與日俱增，美國與最大產油國沙特達成以美元作為石油結算貨幣的協議，這一協議逐步得到石油輸出國組織（O

49、PEC）其他成員認可，世界從此進入“石油美元”時代。兩次石油危機后，國際油價高企，不斷增長的石油進口需求非但未能改寫美元與石油之間的匯兌平價關系，反而意味著國際市場更多的美元需求。相關國家為了增大石油進口，必須首先持有美元，美元的國際儲備地位因此得以進一步強化。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為融入世界市場體系，往往通過擴大美元負債的方式獲得外匯資金以參與國際貿易。蘇聯解體后，隨著轉型經濟體加入世界市場，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得以進一步強化。2、美國內外失衡侵蝕下的美元信用根基美元國際市場供給與商品交易需求之間的關系錯配最終影響國際市場價格的形成和走向。按照貨幣學派經典解釋，在貨幣流通速度 V 和商品交易

50、數量 T 一定的情形下，貨幣供應量 M增長，必然導致物價（P=MV/T）上漲。16當前國際資本市場亂象本質上是美元過量發行所致，盡管短期內有關美元霸權影響國家利益的指責主要來自發展中國家。但疫情危機下，受美聯儲天量貨幣投放和俄烏戰爭導致的金融制裁影響，美元霸權正對其他發達經濟體利益構成嚴峻挑戰。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美聯儲貨幣政策沖擊對于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影響最大，尤其是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后，美元進入長時段升值周期，導致發展中國家貨幣持續承受貶值風險，防范美聯儲貨幣政策溢出一度成為全球治理主要議題。2022 年以來，新一輪美聯儲加息周期對世界其他國家幣值形成巨大沖擊，影響波及范圍更

51、廣。受美聯儲貨幣政策外溢影響，歐元和日元等發達經濟體匯率跌至歷史新低，截至 2022 年 9 月中旬，歐元兌美元匯率已跌至1:0.99852；日元兌美元更是跌至 143.35:1。受日元大幅貶值及能源價格高漲影響，日本甚至開始出現貿易赤字。17美元國際化過程中，美國通過發行大量美元產生鑄幣稅收益，本質上表現為汲取其他國家居民福利的過程。美聯儲大量貨幣發行并未直接導致美國國內市場通貨膨脹，而是通過貿易赤字、對外投資或對外援助的方式，實現了美元在海外市場的發行和流通。盡管資本會再度從發展中國家“逆向回流”至美國市場，但這種資金流入已明顯脫離美國實體經濟。一方面，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入及因此推動的

52、發達國家市場上資產價格增長最終形成全球股東財富的增16 費雪：貨幣的購買力，商務印書館，1931 年版。17相關數據參考：https:/ 15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深度震蕩的全球金融體系：去美元化第二章長；另一方面，美元大量發行最終導致國際市場資本過剩，并持續傳導至國際消費市場領域，大宗商品市場最先表現出價格持續增長現象。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油價一度沖至146.08 美元/桶的歷史最高點。本輪疫情危機疊加俄烏沖突，包括歐元、日元在內的發達經濟體亦深受其害。由于美聯儲再度開啟量化寬松模式，美元過量發行與有限大宗商品生產之間再度出現脫節，2022 年 3 月 11

53、日，石油價格再度創下 139.13 美元/桶的歷史高位。18二、美元“武器化”正引發“去美元化”世界潮流國際上關于“去美元化”的討論由來已久，核心問題在于美元在取得國際貨幣地位后，開始濫用其貨幣發行權力，成為美國政府參與國際市場的政治工具甚至“武器”。美聯儲貨幣政策外溢不僅影響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亦傷及其他發達國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元周期性風險所引發的美元信任危機持續加劇。俄烏沖突背景下，美元“武器化”正在國際金融體系內誘發新一輪大規?！叭ッ涝背绷?。1、美元“武器化”持續引發美元信譽危機美元成為通行國際貨幣后，由于在國際貿易和投資領域短期內難以找到其他替代貨幣，一旦美國

54、政府對相關“敵對”國家制裁，禁止美元交易，甚至對相關違規操作的銀行予以溯源和事后追責，相關金融機構將不得不陷入“停擺”的困局。諸多金融機構為規避制裁不得不放棄相關國家或地區的業務。俄烏沖突發生以來，美元“武器化”特征更加明顯。當前，美元“武器化”的表現形式為，美國政府通過海外賬戶稅收遵從法通過制裁打擊美國對手的法案反海外腐敗法等法規打擊競爭對手，或對相關主權國家進行政治施壓。19美國全面啟動基于美元交易和流通的金融制裁程序，甚至達到全面“金融戰”的水平。受其影響，俄羅斯諸多金融機構與美元結算相關的業務“停擺”，對外經濟交往甚至完全中斷。由于美元“武器化”持續升級，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公正性和合法

55、性越發受到質疑。美元“武器化”背離了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價值中立屬性，暴露出其政治性、不穩定性和不安全性。18金融時報：國際油價走向何方，2022 年 08 月 19 日。19王玉柱：美國自己在挖美元霸權的墻腳，環球時報，2019.12.13.16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深度震蕩的全球金融體系：去美元化第二章俄烏沖突發生以來，美國通過凍結他國外匯儲備、禁止 SWIFT 交易、天量流動性釋放和連續加息等政策舉措導致國際金融市場持續動蕩。20尤其是美國政府部門負債長期居高不下，發展中國家依靠出口商品賺取的美元外匯，最終反向支持美國國債市場。當前國際金融體系內這一惡性循環模式正成為發達國

56、家“吸食”發展中國家發展紅利的重要功能缺陷。發展中國家國家財富和國民福利的持續投資將引發深層次美元信譽危機。2、世界范圍內“去美元化”加速發展早在疫情危機之前，國際金融治理層面就曾討論“去美元化”問題。俄烏沖突背景下，美元“武器化”觸發更多主權國家的安全危機，美元霸權問題再度成為眾矢之的，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開啟“去美元化”進程。這一群體不僅包括伊朗、委內瑞拉等石油輸出國，還包括土耳其、俄羅斯、印度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甚至歐洲國家也在探索規避美國金融制裁影響的其他交易路徑。（1）全世界加速“去美元化”進程。主要國際貿易國家都曾致力于推動“去美元化”進程。BWC 中文網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全世界約

57、有 39 個國家開啟“去美元化”進程（相關國家參見表 2-1）。這些國家中以土耳其最為典型，土耳其里拉長期備受美元貨幣政策沖擊之苦，過去五年，里拉兌美元匯率累計下跌超 75%，里拉常態化貶值使得土耳其經濟不堪重負。俄烏戰爭給土耳其以深刻警醒，土耳其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勵使用里拉本幣和“非美元”貨幣進行貿易結算的政策舉措，比如，鼓勵本國出口商將 40%的外貿收入轉換成里拉，以穩定里拉匯率。早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土耳其中央銀行即宣布要求對從中國進口商品的本國進口公司，其進口交易均需用人民幣進行結算。此前，土耳其央行與中國人民銀行曾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其他大宗商品出口國在“去美元化”

58、方面亦已開展一系列政策探索，以石油輸出國最為典型。比如，沙特曾考慮以歐元、人民幣作為石油貿易結算貨幣，21若該計劃得以達成，將進一步沖擊美元國際地位。伊朗、委內瑞拉、俄羅斯在內的其他產油國也開始探索大規模使用人民幣作為石油貿易結算方式。此外，歐洲、日本等發達經濟體也開啟多元化貿易貨幣結算進程。20劉典：美元“武器化”：聰明反被聰明誤，北京日報，2022.09.16.21 WSJ.“Saudi Arabia Considers Accepting Yuan Instead of Dollars for Chinese Oil Sales”,https:/ 17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

59、告深度震蕩的全球金融體系：去美元化第二章表 2-1:“去美元中心化”國家亞洲中國、印度、哈薩克斯坦、土耳其、卡塔爾、阿聯酋、伊拉克、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巴基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伊朗、文萊、緬甸、柬埔寨、科威特、以色列非洲尼日利亞、南非、安哥拉拉美古巴、巴西、巴拉圭、厄瓜多爾、委內瑞拉、薩爾瓦多歐洲俄羅斯、德國、意大利、西班牙、愛爾蘭、荷蘭、亞美尼亞、葡萄牙、瑞士、瑞典、匈牙利、白俄羅斯、羅馬尼亞、立陶宛資料來源：BWC 中文網（2）歐洲國家也開始推動“去美元化”進程。隨著美國對伊朗等石油輸出國加大制裁力度，歐洲各方普遍感受到美元霸權的壓力。歐盟戰略自主背景下，“歐洲主權”意識日益覺醒。以歐元

60、作為石油等大宗商品計價貨幣的呼聲越發強烈。歐洲擁有強大的產業和經濟基礎，同時在貿易、伊核等問題上與美國之間的分歧漸增。為繞過 SWIFT 美元結算系統，歐洲于 2019 年初推出“貿易交流支持機制”（INSTEX）。2020 年 3 月，歐洲同伊朗在 INSTEX 系統下達成首筆易貨貿易，歐洲向伊朗提供藥品，后者以油氣資源作為交換，該操作有效地規避了美國金融體系的制裁風險。22此前，俄羅斯也曾啟用歐洲 INSTEX 結算機制與伊朗開展商品交易。23盡管作為一個以物易物交易系統，INSTEX 當前尚難以有效發揮其全部潛能，但借力 TARGET II系統的日臻完善，其交易功能將有較大拓展空間。（3

61、）俄烏危機逼迫俄羅斯開啟全面“去美元化”進程。早在克里米亞戰爭發生后，俄羅斯即開啟“去美元化”進程。從 2013 年至 2020 年期間，俄羅斯央行外匯儲備構成中，美元占比降幅達 50%，黃金儲備占比則相應大幅增長。至 2021 年 7 月，俄羅斯方面宣布，已完成對1860 億美元的主權財富基金資產的“去美元化”（美元資產約占總額的三分之一）。24俄烏戰爭發生以來，俄羅斯進一步啟動本土版金融信息傳輸系統（SPFS）建設，截至 2022 年 6 月底，22 Deutsch Wele,“Europe and Iran complete first INSTEX deal dodging US sa

62、nctions”,https:/ welcomes INSTEX progress”,2020.03.https:/ 24CRS Reports,“De-Dollarization Efforts in China and Russia”,Jul 23,2021.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188518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深度震蕩的全球金融體系：去美元化第二章已有來自 12 個國家近 70 家機構接入 SPFS 系統。25目前，俄羅斯還嘗試與其他國家央行合作，采用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數字貨幣進行結算，比如推動數

63、字盧布結算和流通等。（4）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去美元化”獨辟蹊徑。印度一直以來都將嘗試建立本國獨立貨幣交易系統視為其重要國家發展戰略。印度繞開美元結算系統與其他國家開展貿易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早在蘇聯解體之前，印度即與蘇聯開展“盧比-盧布”計價的商品貿易。俄烏沖突正加速印度“去美元化”戰略進程，印度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建立基于印度盧比的貨幣結算體系（International Trade Settlement in Indian Rupees，INR），印度央行此舉旨在促進印度對外貿易增長，推動印度盧比成為國際貨幣，同時有效規避美歐對俄制裁對印度的經濟風險。2022 年 3 月，印度與

64、俄羅斯就本幣貿易結算達成協議，印度國家銀行正準備開設盧比賬戶，以便處理與俄羅斯的貿易往來，預計本財年，印度使用盧比交易的對俄出口額將在去年 33 億美元的基礎上提升至 50 億美元。26（5）人民幣作為國際貿易結算和儲備貨幣地位進一步突出。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大宗商品進口國和生產制造業出口國，人民幣國際化具有強大的生產能力和充足的國家儲備支撐。當前，人民幣交易和結算系統相關功能正逐步完善，相比歐洲采用的 INSTEX 系統更具有實踐可行性。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自 2015 年上線至今，市場覆蓋度和業務規模顯著擴大。截至 2021 年末，CIPS 業務范圍覆蓋全球 103 個國家和地區

65、的 1280 余家金融機構，累計交易額超過 800 萬億元人民幣。其中直接參與者 75 家，間接參與者 1205 家。27此外，在金融制度聯通方面，中國早于 2011 年即與澳大利亞、巴西、日本、俄羅斯以及東南亞等國開展人民幣貿易結算，并與相關國家開啟一系列貨幣互換協議（SWAP），以對沖本幣計價貿易的匯率波動風險。截至2021年12月，人民幣在全球支付中占比上升至3.2%，創下2015年以來的最高值，位居全球第四。283、國際儲備貨幣領域加速去美元化在國際儲備貨幣方面，世界主要國家致力于結算和儲備貨幣多元化的發展從未停息。一方25Reuters.Russian c.bank:70 organ

66、isations from 12 countries have joined our SWIFT alternative.Reuters.2022-06-29.26陸依斐：印度將以盧比開展與俄貿易 莫迪的“平衡術”還能走多久？,上觀新聞，2022.09.16.https:/ 27王紅茹：產油大國沙特如果以人民幣結算石油，能否打破美元國際霸權地位？，載中國經濟周刊，2022 年 4 月 15 日。28經濟日報：人民幣國際化有力支撐實體經濟，2022 年 9 月 25 日。19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深度震蕩的全球金融體系：去美元化第二章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廣大發展中國家

67、壓力下，多年來一直通過不斷調整和優化特別提款權（SDR）份額以緩解現行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對國際金融體系公平的影響；另一方面，主要石油出口國一直致力于通過歐元等其他國際貨幣替換“石油美元”的政策嘗試?？死锩讈啈馉幒?，俄羅斯致力于儲備貨幣“去美元化”的政策實踐取得良好效果。俄羅斯相應政策舉措對其他國家起到了良好示范效應，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轉換儲備資產構成。俄烏沖突持續加劇背景下，美元“武器化”正迫使推動越來越多的交易采用其他幣種結算，因此使得美元在國際貨幣儲備構成中的占比顯著下降。2022年7月初，IMF公布的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OFER）中，美元比重已從 2016 年 1 季度的 65.46%

68、下滑至 2022 年 1 季度的 58.88%。29早在上世紀末，美元在官方儲備中占比還曾一直維持在 70%以上。30俄烏戰爭正加速世界“去美元化”進程的發生，預計美元在儲備貨幣中占比將很快降至 50%以下。三、美元霸權國際博弈與新國際貨幣體系建設歷史發展經驗表明，任何一個國際貨幣在世界范圍內的流通都遵循相應的發展規律。國際貨幣體系上層建筑以相應大國國家信用為支撐，發揮國際貨幣發行職能的通常是特定時期的歷史大國。人類自大航海時代以來，大國崛起過程中的相關主權國家貨幣相繼充當國際貨幣角色。比如，葡萄牙埃斯庫多（14501530）、西班牙比索（15301640）、荷蘭盾（16401720）、法國法

69、郎（17201815）、英鎊（18151920）和美元（1921 至今）。這些貨幣隨著國家實力的消長各領風騷 80-100 年，平均周期為 94 年。美元自 1921 年以來執行國際貨幣功能已超過100 年。31換言之，國際貨幣體系“去美元”進程體現了歷史發展規律，地緣政治和大國政治博弈正加速這一進程的發生。29 Source: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COFER),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IFS),https:/data.imf.org/?sk=E6A5F

70、467-C14B-4AA8-9F6D-5A09EC4E62A4 30詳見 IMF 官網：https:/blogs.imf.org/2021/05/05/us-dollar-share-of-global-foreign-exchange-reserves-drops-to-25-year-low/31Midasgoldgroup,“World Reserve Currencies Since 1450”,https:/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深度震蕩的全球金融體系：去美元化第二章1、美國正推動其他系統重要商品美元化以延續美元霸權周期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以著力解決購買力與支付手段之間錯配的矛盾為導向

71、。當前，諸多施行“去美元化”的國家，在推動本幣國際化進程中，大多注重本幣的發行儲備基礎問題。比如，俄羅斯推行的“石油盧布黃金”新掛鉤機制開啟了商品交易強制本幣結算模式，也使得盧布在這一交易過程中具有顯著的商品抵押“本位制”特征，有效地解決了民族國家本幣發行國際化存在的國際信用局限問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黃金與人民幣的掛鉤也是人民幣發行準備的重要體現。比如，上海黃金交易所多年來一直致力于探索“人民幣黃金”的“上海金”模式，開啟了人民幣國際發行與中國國家信用及黃金本位的雙掛鉤模式。隨著交易規模和參與者數量增長，未來以商品生產能力和產業鏈權力為貨幣發行準備的大國貨幣更具有國際公信力基礎，更能承擔國

72、際貨幣職能。美元衰弱和新國際貨幣替代體現了歷史進程中大國輪替和國際發展的客觀發展規律。未來決定貨幣使用的仍然是最終交易之商品，正如“石油美元”是美國國家權力在石油等大宗商品領域的大國霸權表現，美國跨國企業通過介入中東地區，掌控原油供應，并推行美元結算，進而確立美元國際貨幣發行的石油準備基礎?！半p碳”約束背景下，世界范圍內正開啟大規模去化石燃料進程，“石油美元”最終將難以為繼。同時，由于美元霸權持續透支其國家信用根基，未來仍需要解決主權國家貨幣國際化的發行儲備支撐問題。當前，美國正重新尋求其他系統重要性交易商品，通過壟斷控制和強制美元定價和結算，以延續和維系其美元霸權地位。目前，已有學者開始討論

73、美國企圖以“芯片美元”維系其美元霸主地位的政策可能性。32除芯片以外，美國在其他高科技產品領域的壟斷和強制美元結算也可能是維系和延續其美元霸權的實現機制。2、國家生產能力和產業鏈權力支撐人民幣國際化發行儲備疫情危機期間，商品物資短缺誘發的社會經濟問題正重新引發貨幣購買力和發行基礎的核心命題討論。當前，需要從貨幣發行準備理論角度，重新審視國家生產能力基礎，以及主權國家貨幣成為國際貨幣角色的發行準備和價值中性問題。盡管目前尚且缺乏將生產能力同國家信用聯系一起的理論體系，但實踐中，國家信用被越來越多地視為國家生產體系的完善程度、生32王晉斌：“芯片美元”或成為美霸權新工具，和訊網，2022 年 8

74、月 22 日。21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深度震蕩的全球金融體系：去美元化第二章產能力和經濟體系的可持續性。國際評級機構通常將 GDP 增長、通脹率、法制環境等諸多因素納入國家信用評級的參考體系，33本質上將經濟生產能力和經濟增長可持續性視為國家信用構成的核心要素。因此，可將現代金融體系中的國家信用理解為國家生產能力體系的完善程度及國家對生產體系可持續性的維系能力。中國作為世界生產體系最為健全的工業國家，國內貨幣政策日臻完善，同時，隨著國際貿易結算需求日益增長，人民幣幣值穩定，發行儲備支撐堅實。人民幣的發行和流通對應著中國國內強大的生產能力基礎，能夠通過國際貿易途徑實現國內生產物

75、資的購買力轉化。當前“價值鏈”理論被越來越多地運用于企業甚至國家間的產業分工，全球價值鏈分工逐漸成為國際分工的主要表現形式，分工模式正從傳統的行業間分工逐步過渡到行業內不同產品之間和同一產品不同工序之間的分工。中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決定了這種貨幣發行根基的穩定性，以及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具有更加堅實的國際基礎。若在一些高端生產制造或不可替代的商品貿易領域，采取強制人民幣交易結算制度，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將進一步加快，將更有助于國際金融體系穩定，有助于從中長期規避“美元武器化”風險。3、體現廣大發展中國家需求的新國際貨幣體系正加速形成新國際貨幣體系建立需解決民族國家信用國際化導致的發展

76、利益侵蝕問題，必須超越“牙買加體系”和“布雷頓森林”體系有關“美元中心”的制度缺陷。盡管這一體系尚在概念塑造中，但諸多理念正逐步清晰化，合作架構日益成形。新國際貨幣更具實物儲備基礎和價值中性色彩。以具體實物支撐替代民族國家信用作為國際貨幣發行準備更具有價值中性色彩。貨幣發行準備通常系指用于發行紙幣的準備金，金本位時期發行準備通常是黃金等貴金屬，還有銀本位和金銀復合本位等發行準備制度。此外，發行準備還可以是本位幣、外匯、有價證券、商業票據等其他形式。34歷史上，大多國家采用黃金和白銀作為發行準備制度。新國際貨幣體系需要以更具價值中性色彩為導向，需要進一步充實和豐富發行儲備支撐。比如，魏瑪時期的德

77、國，“超級通脹”使得帝國馬克的交易信用徹底喪失，魏瑪政府一度以德國土地作為發行準備發行“地租馬克”，短期內有效地穩住了通脹水平。3533石曉軍，鄭海濤.：國家信用體系的多維指數方法及實證研究，載財經研究，2007 年 1 月。34張秀莉：南京國民政府發行準備政策研究，載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9 年 3 月。35王玉柱：德國馬克及歐元時代的貨幣政策，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1-23 頁。22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深度震蕩的全球金融體系：去美元化第二章新國際貨幣體系下，能源和大宗商品生產國資源儲量和生產能力，工業化國家制造業產能、科技創新型國家的知識產權，甚至新國際

78、貿易理論中的要素稟賦都可以成為貨幣體系的發行儲備支撐。第三世界國家將在新國際貨幣體系形成中扮演改革先鋒的角色。中國等新興大國在新國際貨幣體中的主導角色更加顯著，數字化革命為新國際貨幣體系提供技術支撐。長期以來，第三世界國家一直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呼吁者，也是國際貨幣體系變革的最重要推動者。新國際貨幣體系形成過程中的理念和架構塑造是第三世界國家爭取世界公平的重要體現。比如，歐亞經濟聯盟一直呼吁與中國一道，建立一套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36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機構相關研究文章也在呼吁未來國際貨幣體系能夠更多地體現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呼吁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需要強調貨幣多元特征，避免美元大一統

79、格局。37國際清算銀行（BIS）最新報告提出，可基于主權國家央行基礎上，發行具有儲備支撐的數字貨幣，以解決既有虛擬貨幣存在的種種問題。38 IMF 和 BIS 均公開表示支持各國加快央行數字貨幣研發步伐，IMF 甚至提出公私合營的合成版央行數字貨幣（sCBDC）設想。全球經濟力量格局東升西降是推動國際貨幣體系變革的決定性因素。大國力量對比將改變國際貨幣發行儲備的國家信用基礎。越來越多的國家出于經濟安全和經貿發展需要，不斷調整其儲備貨幣構成。美元資產經歷長周期“泡沫化”增長后，當前正進入下行周期，潛藏風險不容忽視，國際資本“去美元化”將成為未來十年重要發展現象。美國自身經濟力量相對衰弱，美元作為

80、國際儲備貨幣和貿易支付貨幣的弊端持續顯現。尤其是當前美國致力于推動全球市場分割的政策舉措，將從中長期影響世界貿易形態和國際金融市場格局，世界生產和貿易對于美國依賴的下滑，將從根本上改變美元需求面基礎。未來十年，全球范圍內的大宗商品、貴金屬和普通品計價將迎來交易貨幣“大轉型”時代。中國“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形成的新投資和貿易空間將從根本上改變世界市場中既有霸權貨幣基礎。包括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在內的新型金融機構加快推進本幣融資或區域融資的政策舉措在“去美元化”進程中將越發具有普遍性意義。36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en/nae/news/Pages/26-1

81、0-2020-1.aspx 37Emmanuel Farhi,Toward a Multipolar System,June,2019.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fandd/issues/2019/06/new-monetary-system-farhi 38BIS.Annual Economic Report 2022，Sunday 26 June 2022.https:/www.bis.org/publ/arpdf/ar2022e3.pdf 23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正在分化的供應鏈治理體系第三章第三章正在分化的供應鏈治理體系近年

82、來，全球供應鏈屢遭沖擊。中美貿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蘇伊士運河堵塞、俄烏沖突等事件都引起了重大的全球供應鏈擾亂和中斷問題。因此，以加強供應韌性為名義，美歐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大了對供應鏈的干預，而其直接的影響可能呈現為中美等主要國家在關鍵產品供應鏈上的“脫鉤”和重新布局。從 20 世紀 90 年代中后期開始，全球供應鏈的發展依靠各國對貿易自由、投資自由以及創新與科研自由理念的共同追求，而這個時代已經告一段落。美歐國家傾向于要求供應鏈按照在岸、近岸或友岸外包的原則重新布局，極大地扭曲了貿易與投資的流向。此類歧視性的供應鏈政策，也為疫后世界經濟的復蘇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一、美歐對全球供應鏈

83、的干預趨勢一般認為，全球供應鏈勃興于 20 世紀 90 年代，是全球生產分工日益深化、貿易和投資逐漸擴大而自生自發形成的網絡。然而，在經歷了數十年的持續發展后，自由放任式的全球供應鏈在帶來全球物質財富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一些問題：一方面，全球供應鏈中的社會問題日益凸顯，如貧富分化、生態環境、勞工權益、政治腐敗等；另一方面，中國與西方守成大國之間實力對比的變化讓后者的焦慮和不安與日俱增，“去中國化”成為其供應鏈戰略的重要目標。在此背景下，以美歐為首的發達國家放棄了以往對全球供應鏈的放任態度，轉而試圖通過國家干預來影響甚至是重塑其未來發展方向。1、通過社會議題影響全球供應鏈在歐美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看

84、來，經濟議題應當與社會議題保持距離，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就是實現股東利潤的最大化。39但美歐近期對全球供應鏈的干預卻背離了其一貫信奉的自由主39Milton 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p.133.24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正在分化的供應鏈治理體系第三章義理論，日益強調在國際經濟中加入環境、人權與反腐議題，意圖打造其定義下的清潔、正義且廉潔的全球供應鏈。（1）清潔的全球供應鏈在美歐等國的推動下，氣候治理與經貿議題的關聯度日益緊密，全球

85、供應鏈的清潔化、去碳化已是大勢所趨。一是歐盟提出的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預計將在 2022 年內成為正式法律文件；二是 2021 年 10 月 31 日，美國與歐盟宣布將在未來設立“全球鋼鋁安排”（Global Steel and Aluminium Arrangements）以解決所謂“全球非市場產能過?！眴栴}，降低該行業的碳強度。40；三是 2022 年 6 月 28 日，G7 發表聲明稱將在 2022 年底前成立氣候俱樂部，特別強調了要通過碳價格實現減排并加速去碳化工業轉型進程。41（2）正義的全球供應鏈為防止損害人權而造成的“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現象，

86、美歐國家越來越強調企業在供應鏈中的人權盡責要求，推出了一系列相關法案，如美國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和加利福尼亞州供應鏈透明度法案、英國的現代奴隸制法案、荷蘭的童工盡責法、德國的供應鏈中企業盡職調查義務法案、法國的公司警戒義務法等。值得注意的是，2022 年 2 月，歐委會制定了企業可持續發展盡職調查指令立法草案，要求擴大企業在供應鏈盡職調查責任。這些法案對企業在勞工和人權領域的注意義務提出了新的要求，標志著人權盡責正在從自愿主義向強制主義轉變。（3）廉潔的全球供應鏈1977 年，美國通過了世界上第一部禁止跨國賄賂的法律反海外腐敗法（FCPA）。該法令后經三次修訂，在 1988 年的修訂中，該法令被賦

87、予“治外法權”，使美國司法部門能夠向使用美國金融及網絡服務的外國企業強加此法令，美國也因此獲得了借反腐之名干預供應鏈的法律武器。近年來，FCPA 異?；钴S，僅 2017 年就有 11 家公司被罰金額超過 19.2 億美元。422020 年，盡管受新冠病毒的影響，美國司法部的反海外腐敗執法部門卻征收了創紀錄的40U.S.Department of Commerce,“Steel and Aluminum U.S.-EU Joint Statement,”October 31,2021,https:/merce.gov/sites/default/files/2021-10/US-EU-Joint

88、-Deal-Statement.pdf.41G7,“G7 Statement on Climate Club,”June 28,2022,https:/www.g7germany.de/resource/blob/974430/2057926/2a7cd9f10213a481924492942dd660a1/2022-06-28-g7-climate-club-data.pdf?download=1.42丁玎等：“海外反腐，美國為何成黑心 判官”，環球網，2019 年 1 月 31 日，https:/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正在分化的供應鏈治理體系第三章78.4 億美元罰款。43拜登政府上臺后，進

89、一步強化了 FCPA 的執法措施，在司法部反海外腐敗部門增設了檢察官和合規專家，使其機構規模達到了歷史最高。值得注意的是，2021 年 12 月，在美國召集的所謂“民主峰會”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宣布將在美國國務院設立“全球反腐敗問題協調員”，負責在美國外交和對外援助方面整合和提升反腐能力。2、追求絕對安全的全球供應鏈拜登上臺后，美國進一步強調供應鏈安全，將其置于內政外交的優先考慮事項。一是炮制供應鏈韌性（resilience）的概念。2021 年 2 月 24 日，拜登簽署第 14017 號行政令，提出“美國需要韌性、多樣化和安全的供應鏈，以確保美國經濟繁榮和國家安全”。44二是開展關鍵供應鏈

90、評估。2022 年 2 月 24 日，在 14017 號行政令發布一周年之日，美國國防部等 7 個部門各自發布了一份評估報告，并制定了解決供應鏈脆弱性多年期的戰略規劃；白宮也在同日發布報告，概述了拜登政府在過去一年中為降低關鍵供應鏈脆弱性而采取的行動。45三是在國會的支持下，通過立法對半導體、電動汽車等行業的供應鏈布局采取行動，使既有戰略固定化、長期化。46在目標追求上，美國從奧巴馬時期延續至今的戰略就是追求供應鏈在岸化（on-shoring）。2009年12月，奧巴馬政府發布 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吹起了美國制造業回歸的號角；2018年，特朗普政府發布美國先進制造業領導戰略，并大力鼓吹“買美國

91、貨、雇美國人”；拜登政府很大程度上延續了上一任政府的經貿政策，提出了“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試圖將制造業留在國內。其次是追求供應鏈近岸化（near-shoring）。特朗普政府成功促成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向美墨加協定（USMCA）的轉變，為美國制造業部分回歸北美提供了制度上的動力。加拿大和墨西哥因此得以取代中國成為美國最大和第二大貿易伙伴。拜登政府上臺后，USMCA 繼續發揮作用，為美國部分領域（如電動汽車）的產供鏈布局提供了平臺。43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Fraud Section:Year in Review 2020,”

92、February 2021,p.6,https:/www.justice.gov/criminal-fraud/file/1370171/download.44The White House,“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February,24,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2/24/executive-order-on-americas-supply-chains/.45The White House,“The Biden

93、-Harris Plan to Revitalize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Secure Critical Supply Chains in 2022,”February,24,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2/24/the-biden-harris-plan-to-revitalize-american-manufacturing-and-secure-critical-supply-chains-in-2022/.46詳見第二部分。26分轍兩向：2

94、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正在分化的供應鏈治理體系第三章最后是追求友岸化（friend-shoring）。在拜登政府“價值觀外交”的指引下，美國意欲強化與所謂“民主國家”的經貿往來，推行“友岸外包”，其重點在跨大西洋與“印太”兩條線，分別以 2021 年成立的“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TC）和 2022 年創建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為載體。歐盟除了配合美國“友岸外包”戰略外，也強調供應鏈安全。2021 年 5 月，歐盟委員會更新了“歐盟工業戰略”（EU Industrial Strategy），對歐盟對外依存情況進行了分析，發現在其進口的 5200 項產品中，有 137 項關鍵產品嚴

95、重依賴外部供應商，集中在能源密集型產業（如原材料）和健康生態系統（如藥物成分）以及與綠色和數字化轉型相關的其他產品。歐盟同時還就原材料、電池、活性藥物成分、氫氣、半導體和云計算與邊緣計算技術發布了 6 份深度供應鏈審查報告。473、政治因素對社會議題的干擾盡管美歐解決全球供應鏈中的社會問題有一定合理性，但在追求供應鏈安全的過程中，社會議題往往被異化為政治安全問題。比如，在推進塑造供應鏈清潔化過程中，美歐提出的方案都具有高度的封閉性和濃厚的綠色保護主義色彩；再比如，在解決供應鏈中的勞工問題時，美國以子虛烏有的“新疆強迫勞動”為名強推“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案”（UFLPA），用極其不合理、不合法的

96、方式干擾中美供應鏈；又比如，在應對供應鏈中的腐敗問題時，FCPA 的長臂管轄不僅令企業背負了巨大的合規成本，也成為了美國打壓他國產業的工具。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因素的干預下，歐洲議會擱置了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AI）的簽署進程，極大影響了中歐在環境和勞工議題上的合作。二、俄烏沖突對部分商品供應鏈的影響俄烏沖突與新冠疫情的疊加效應不僅干擾了全球供應鏈穩定，還在心理層面沖擊了國家對安全的感知。在“不安全”感的推動下，美歐等國進一步加強了對個別關鍵領域的供應鏈干預47European Commission,“Updating the 2020 Industrial Strategy:towards

97、 a stronger Single Market for Europes recovery,”May 5,2021,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1_1884.27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正在分化的供應鏈治理體系第三章措施，甚至不惜以違反國際經貿規則和犧牲經濟效率為代價。在這種感知與行動的惡性循環作用下，全球糧食、能源、半導體和電動汽車供應鏈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趨勢。1、最不發達國家遭受糧食危機俄羅斯和烏克蘭是小麥和玉米等農產品的重要出口國，因此俄烏沖突的爆發對全球糧食供應鏈造成了重大沖擊：第一，

98、增加國際運輸成本。受沖突和新冠疫情的雙重因素影響，國際航運價格居高不下。據克拉克森海運指數顯示，自 2 月俄烏沖突爆發后，航運價格一路走高并持續保持高位。48盡管俄烏七月間達成的黑海谷物倡議（Black Sea Grain Initiative）部分緩解了運輸壓力，但鑒于俄烏沖突仍未出現終結的曙光，糧食供應鏈受阻的風險遠未消除。第二，加劇了全球糧食價格的波動。聯合國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顯示，俄烏沖突爆發后，國際糧價出現了暴漲。盡管此后隨著植物油和谷物指數大幅走低，國際糧價開始逐漸回落，但相較 2019年和 2020 年依然處在高價位。49第三，沖擊糧食供給量，加劇部分國家的糧食危機。盡管 20

99、22年 7 月開始，烏克蘭糧食出口逐漸恢復，但截至 8 月 10 日，烏克蘭 2022/23 年度的糧食出口量僅為 220 萬噸，同比下降近 52%。50。據經合組織（OECD）預測，2022-2023 年度，烏克蘭小麥、玉米和大麥的產量及出口量將較往年出現大幅下滑。51因為中東、非洲與最不發達經濟體在谷物與化肥的進口上嚴重依賴俄烏兩國，其受到供給短缺與價格上漲風險的沖擊更大。522、能源供應鏈斷裂直擊歐盟俄羅斯是重要的化石能源供應國。2021 年，俄羅斯天然氣出口排名世界第一，占全球出口的 23.6%；原油出口世界第二，占全球 12.3%；煤炭出口世界第三，占全球 17.9%。53俄烏沖突爆

100、發后，在西方國家制裁及俄羅斯反制裁措施的共同作用下，國際能源供應鏈受到了劇烈48參見聯合國貿發會議網站：https:/unctad.org/ukraine-in-focus。49參見國際糧農組織網站：https:/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foodpricesindex/zh/。50新浪財經：烏克蘭 7 月糧食出口環比大增近 23%，但仍遠低于沖突前水平，2022 年 8 月 10 日，https:/ impa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Russias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on agricu

101、ltural markets,”Updated on 5 August 2022,p.4,https:/www.oecd.org/ukraine-hub/policy-responses/the-impacts-and-policy-implications-of-russia-s-aggression-against-ukraine-on-agricultural-markets-0030a4cd/.52盛斌：俄烏沖突對全球貿易的影響，載國際經濟評論，2022 年第 3 期，第 18 頁。53BP,“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2,”https

10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正在分化的供應鏈治理體系第三章沖擊：第一，能源價格劇烈波動。據聯合國貿發會議能源價格指數顯示，布倫特原油價格指數一度升至 162.04（3 月 8 日），盡管此后略有回落，但依然保持在高位運行。54天然氣價格的波動更加劇烈。因管道天然氣不易轉移出口，加之北溪 1 號的供給被極大削減，天然氣價格自6 月中旬起出現了新一輪的上漲。第二，打亂歐盟能源轉型步伐，影響全球能源貿易和投資。2021 年，歐洲從俄羅斯進口的天然氣（包括管道天然氣和液化天然氣）、原油及煤炭分別占進口總量的 37%、25%和 20%。55盡管長期看，歐盟轉向清潔能源的決心并未動搖，但在巨大的能源供給壓力下

103、，一些歐洲國家不得不暫時加大對化石能源的使用。目前，希臘已明確提出將棄煤進程從 2025 年推遲到 2028 年；英國、意大利、德國和波蘭等煤炭消費大國則采取了延長燃煤機組服役時限、啟動煤炭戰略儲備、提高煤礦產量等措施確保煤炭供應。56第三，促使歐盟探索供給渠道多元化。為了擺脫對俄天然氣的依賴，歐洲與美國就 LNG 供應達成了協議：美國將在 2022 年增加 150 億立方米的 LNG 供應，而歐盟委員會承諾到 2030 年，每年向美國額外購買 500 億立方米的天然氣。除了與美國加強合作外，歐盟還計劃從卡塔爾、埃及、西非等國家和地區增加天然氣進口。3、半導體和電動汽車產業連鎖反應在工業領域，

104、近年來半導體和電動汽車的供應鏈尤為引人注目。盡管俄、烏在這兩個領域都不具有產業優勢，但俄烏沖突依然在物質和心理兩方面對相關供應鏈造成了影響。在原料供給方面，俄羅斯是生產新能源汽車所需的關鍵礦物鈀和銠的重要供應國。2019年，全球 26%的鈀、20%的一類電池級鎳和 7%的銠由俄羅斯提供；烏克蘭則對全球半導體制造級的氖氣供應超過 90%。57俄烏沖突后，以上原材料供給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對芯片和電動汽車供應鏈造成了一定影響。但是，俄烏沖突對半導體和電動汽車供應鏈更大的影響在心理層面，它促使美歐加速通過立法和行政手段強化供應鏈安全。在芯片領域，8 月 9 日，美國通過了芯片與科學法案，在對芯片

105、研發和制造領域提供527億美元補貼的同時，還針對所謂“受關注國外實體”（foreign 54參見聯合國貿發會議網站：https:/unctad.org/ukraine-in-focus。55參見聯合國貿發會議網站：https:/unctad.org/ukraine-in-focus。56彭文生：能源供給沖擊下的全球綠色轉型，第一財經，8 月 4 日，https:/ Crisis in Ukraine:Implications of the war for global trade and development,”April,2022,p.8,https:/www.wto.org/englis

106、h/res_e/booksp_e/imparctukraine422_e.pdf.29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正在分化的供應鏈治理體系第三章entity of concern）設置了“毒丸條款”。58在制造芯片的關鍵氣體供應受到沖擊后，歐盟對其芯片供應鏈的擔憂與日俱增，正在緊鑼密鼓地制定歐盟芯片法案。59在電動汽車領域美歐同樣出臺了諸多干預措施。8 月 16 日，美國正式通過2022 年通貨膨脹削減法案，對電動汽車進行了大規模補貼，甚至還加入了一些有違 WTO 規則的條款。60歐盟則針對汽車零配件、動力電池和新能源汽車提高了相關貿易和技術壁壘，如積極推動電池及廢電池法規 立法進程

107、，以強化對碳足跡管理、原料盡職調查和循環經濟回收率的相關要求。三、全球供應鏈治理格局、規則與理念的分化進入本世紀后，全球供應鏈屢遭沖擊：2008 年暴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標志著全球化的盛極而衰，全球供應鏈發展態勢出現了轉折；2016 年特朗普總統上臺，美國民粹思潮進一步抬頭，一系列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出臺再次對全球供應鏈造成負面影響；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持續時間長、波及面廣、傷亡慘重，由此引起的供應鏈中斷、擾亂和爭奪的情形較任何一次突發事件更為突出。612022 年 3 月，俄烏爆發激烈的軍事沖突，這場沖突或將終結世界在過去三十年所經歷的全球化浪潮，迫使全球供應鏈進一步重構，走向短鏈

108、化、本地區化甚至國家的自給自足。62在此背景下，未來全球供應鏈治理在格局、規則和理念三個層面都可能出現一些新變化。1、供應鏈治理格局的分化：三大中心和“兩個世界”近年來，全球供應鏈逐漸形成了北美、西歐與東亞三大區域網絡，分別以美國、德國和中日韓為節點。這一方面體現了全球化降速后國際合作區域化趨勢，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供應鏈靠58法案要求要求受到美國政府補貼的芯片制造企業不得與中國等“受關注國外實體”開展共同研究或技術許可行為，也不得在后者境內擴大 28 納米及以下的芯片生產業務。59Guillaume Ragonnaud,“The EU Chips Act:Securing Europes Sup

109、ply of Semiconductors,”EU Legislation in Progress Briefing,European Parliament,July 2022；IEA,“Global EV Outlook 2022,”July 2022,p.145.60如設置“國內含量要求”，規定電動汽車搭載的電池必須使用在美國或者與美國簽有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開采、處理或者回收加工的關鍵礦物。61王中美：歐美供應鏈韌性戰略的悖論與中國應對，載太平洋學報，2022 年第 1 期，第 36 頁。62易小準：俄烏沖突對多邊貿易體制的影響，載國際經濟評論，2022 年第 3 期，第 10 頁。30分

110、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正在分化的供應鏈治理體系第三章近消費市場的趨勢性變化。但與此同時，在美歐等國的干預下，“兩個世界”的供應鏈結構也在隱隱浮現。在“友岸外包”戰略的引導下，美歐一方面加強在關鍵供應鏈上的合作，另一方面會以意識形態劃界，推行“去中國化”措施。鑒于中國已經深刻嵌入在全球經貿體系中，完全“去中國化”并不現實，但關鍵供應鏈（特別是高科技產品的供應鏈）可能會隨著西方國家貿易管制和投資審查的加劇，日益集中在所謂“民主國家”的小圈子內。2、供應鏈治理規則的分化：效率優先和安全至上近年來，供應鏈治理規則在效率和安全的追求上都有所進展。一方面，為追求供應鏈效率，貿易和投資規則的自

111、由化仍在不斷發展。盡管 WTO 在推進貿易規則自由化上舉步維艱，而建立一個全球投資治理框架更是渺若煙云，但區域層面上的規則創設卻方興未艾，特別是CPTPP、CETA、RCEP 等超大地區貿易協定（mega-RTA）極大促進了本地區的貿易和投資。但另一方面，為追求供應鏈安全，美歐等國國內法律規則的域外效力日益得到凸顯。美國與貿易管制相關的制裁和次級制裁措施不僅限制了正常的貿易往來，也讓企業背負了沉重的合規成本。在投資審查方面，美國不僅強化了國內安審，還正在醞釀推出新的法案，以審查美國公司涉及“國家關鍵能力”（national critical capability）的對外投資。據榮鼎集團（Rho

112、dium Group）估測，該審查機制如落地將涵蓋約 43%的美國在華投資，迫使相關企業重新審視他們的投資。63歐盟同樣加強了聯盟層面上的投資審查機制。2020 年 10 月 11 日，歐盟全面實施“外國直接投資審查框架”，賦予歐委會向成員國提出指導性意見的權力。然而，為了追求安全目標而改變和重塑供應鏈代價高昂，效率和安全目標可能會表現出越來越強的張力。對企業來說，原本“適時供應”（just in time）策略一直被視為高效的生產和庫存管理模式，但在新的供應鏈安全規則的指引下，企業不得不犧牲經濟利益，采取“以防萬一”（just in case）的供應鏈模式，保證關鍵零部件、材料以及高需求產品

113、的安全庫存。據亞行測算，如果 10%-20%的海外供應鏈被轉包回流，全球貿易估計將收縮 13%-22%。6463Thilo Hanemann et al.,“Two Way Street An Outbound Investment Screening Regime for the United States?”Rhodium Group,January 26,2022,https:/ Asian Development Bank,“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Report 2021:Making Digital Platforms Work for Asia and

114、 the Pacific,”February 2021,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674421/asian-economic-integration-report-2021.pdf.31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正在分化的供應鏈治理體系第三章3、供應鏈治理理念的分化：合作共贏和相互傾軋更深層地看，供應鏈治理面臨著嚴重的理念分化。一方面，中國和一些發展中國家努力在這個充滿不確定的世界爭取全球供應鏈的通暢和穩定。今年 6 月 23 日，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四次會晤核準了金磚國家加強供應鏈合作倡議，提出了支持包容和

115、基于規則的多邊貿易體系，加強維護供應鏈的開放、高效、穩定、透明、可靠和韌性。但另一方面，個別國家將經濟政治化、貿易工具化、標準武器化的傾向越來越重，嚴重破壞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穩定。就在本文截稿之日，全球供應鏈正面臨著一場新的危機：今夏歐亞大陸普遍遭受高溫酷暑，由此造成的干旱等自然災害正在進一步考驗著全球供應鏈。事實上，相比俄烏沖突來說，極端天氣等自然災害的增多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或許更加持久而深刻。面對危機，人類社會需要意識到，只有合作共贏才能解決供應鏈問題，相互傾軋只會讓問題日益嚴重；只有全球供應鏈高效、安全與穩定，一國的供應鏈才能高效、安全與穩定。32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突

116、出的發展難題與治理困境第四章第四章突出的發展難題與治理困境一、復合型危機與全球發展挑戰的加劇2022 年 10 月 5 日，世界銀行發布兩年一度的貧困與共享繁榮報告，估計 2020 年新冠大流行病使全球范圍內約 7000 萬人陷入極端貧困，是 1990 年開始監測全球貧困以來最多的一年。65而且疫情的影響具有不對稱性，底層 40%的人群平均遭遇了 4%的收入損失，是頂層20%人群平均收入損失的兩倍，標志著全球收入趨同時代的結束。662022 年以來，俄烏軍事沖突暴發疊加新冠疫情變種的持續蔓延和地緣政治風險等既有因素，使本已承壓的世界經濟“雪上加霜”，加劇新冠疫情大流行病已經導致的全球發展分化。

117、1、糧食與人道主義危機2022 年全球糧食、能源等大宗商品價格高漲，糧食進口依賴較重的發展中國家糧食不安全和人道主義危機凸顯。受政治經濟和極端天氣等因素影響，2021 年全球 53 個貧困國家和地區已有近 1.93 億人口面臨“危機”級別或更嚴重的突發性糧食不安全狀況，與 2020 年創紀錄的人數相比又增加 4000 萬人。67俄烏沖突暴發進一步導致糧食價格暴漲，使他們陷入糧食危機。如非洲大部分國家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構成中超過三分之一為能源與食品，且總體糧食進口依賴度高，2020 年非洲國家進口 40 億美元農產品，其中 90%為小麥，而全球 30%的小麥產自俄羅斯和烏克蘭，因此俄烏戰

118、爭的爆發對非洲糧食安全的影響尤其突出，其中埃及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麥進口國，86%的進口來自俄烏兩國，貝寧、剛果、佛得角、坦桑尼亞等很多非洲65World Bank,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22:Correcting Course,Washington,DC:World Bank 2022,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poverty-and-shared-prosperity.66See Ibid.67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2022 年全球糧食危機報告，2022 年 5 月 4 日，https:/zh.wf

119、p.org/publications/2022nianquanqiuliangshiweijibaogao.33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突出的發展難題與治理困境第四章國家對俄烏小麥進口的依賴度亦超過一半，遭遇嚴重的輸入性通脹。68當前全球糧食安全危機突顯全球糧食供應鏈、糧食貿易和糧食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以及全球發展的不公平性和不平衡性，背后是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巨額農業補貼和全球糧食貿易體系的扭曲。全球糧食危機疊加疫情和債務危機，帶來全球減貧與發展事業的嚴重倒退，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已難以如期實現。2、經濟增長困境近年來全球化進程進一步受阻，全球經濟面臨陷入衰退及滯脹的

120、風險，制約發展中國家外需和增長。俄烏沖突暴發加劇疫情導致的全球貿易中斷局面，特別是美歐不斷加大對烏軍事經濟援助和對俄經濟制裁，使俄烏沖突呈復雜化長期化之勢，加劇全球化分裂風險，表明全球大宗商品、金融市場和供應鏈短期內難以正?；?，意味著全球通脹的根源難以消除，而經濟增長陷入停滯的“滯脹”風險加大。根據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于 2022 年 9 月份的最新預測，2022 年作為貨幣政策主要參照指標的個人消費支出指數（PCE）為 5.4%，仍處于上升通道，而剔除能源和食品等季節性因素的核心 PCE 為 4.5%，預計直至 2024-2025 年間才達到其 2%的目標值。69OECD 估計，俄烏戰爭的爆

121、發可能帶來全球通脹上升約 2.5%，全球 GDP 增長率下降 1%以上。70世界經濟將進入高通脹、高利率、高債務、低增長的新“三高一低”時代。71世界銀行于 2022 年 9 月新發布報告指出，2023 年除能源外的全球核心通脹率仍將維持在 5%，是疫情前的近兩倍，央行同步加息的程度為過去 50 年來所未見，2023 年全球平均利率將達 4%，較2021年均值高2%以上，從而使2023年全球經濟增長率降至0.5%，按人均水平計算收縮0.4%，達到技術性衰退的標準。72美、歐、日、中等主要經濟體增長均呈現下行趨勢，直接沖擊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需求和經濟增長，帶來其收入下降。68UNDP,The Im

122、pact of the War in Ukrain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frica,May 24,2022,https:/www.undp.org/africa/publications/impact-war-ukraine-sustainable-development-africa.69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September 21,2022,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fomcpro

123、jtabl20220921.htm.70OECD,OECD Economic Outlook,Interim Report March 2022: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War in Ukraine,OECD Publishing,Paris,https:/doi.org/10.1787/4181d61b-en.71朱民：“2022 年之后世界經濟金融新變局”，財經新媒體，2022 年 3 月 18 日，https:/ Damien Gunette,M.Ayhan Kose,and Naotaka S

124、ugawara,Is a Global Recession Imminent?EFI Policy Note,World Bank Group,September 2022,https:/www.worldbank.org/en/research/brief/global-recession.34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突出的發展難題與治理困境第四章3、系統性債務危機風險全球經濟衰退與金融緊縮同步，對發展中國家金融體系的沖擊更大，使其面臨新一輪匯率貶值和資本外逃，并增加系統性債務危機的爆發風險。為應對疫情，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實施史無前例的寬松貨幣和財政政策刺激，不僅給其自身帶來

125、政府債務的膨脹和通脹壓力，也帶來全球性的流動性寬松和債務擴張。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自身亦增加發債規模，以應對開支擴大的需求，使全球總體債務水平升至 303 萬億美元。73但新興和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脆弱性存在較大差異。能源價格的高漲給資源出口型國家帶來更多的收入，從而得以更好地應對國際金融動蕩。金磚國家等規模較大的新興國家雖然也出現資本外逃和匯率貶值的情況，但擁有更多的外匯儲備，韌性更強，但一些規模更小、糧食和能源進口依賴較高、新進入債市不久的國家更為脆弱。2022 年 7 月初彭博社發布的一份監測報告認為，有 19 個新興國家國債收益率超過 10%，存在違約的實際可能，覆蓋 2370 億美元

126、主權債券，占新興國家主權債券總規模的17%，斯里蘭卡等已出現違約，未來薩爾瓦多、加納、埃及、突尼斯及巴基斯坦的脆弱性最為突出。7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認為，截止 2021 年底，73 個最落后國家中有 60%已經或有較高風險陷入債務壓力（debt distress）?？紤]到世界經濟增長放緩、糧食能源進口成本上升等因素短期內難以緩解，帶來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的持續惡化，或可能使得發展中國家流動性不足演變為系統性的債務不可持續危機。二、戰略競爭驅動國際發展體系進一步分化的風險全球減貧事業倒退與 2030 年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落實挑戰加大的背景下，各主要經濟體進一步加大對外發展援助力度。但是，援

127、助的戰略化趨勢明顯，可能帶來國際發展體系的進一步分化。73Tommy Wilkes,Emerging markets drive global debt to record$303 trillion-IIF,Reuters,https:/ Maki,Historic Cascade of Defaults Is Coming for Emerging Markets,Bloomberg,July 8,2022,https:/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突出的發展難題與治理困境第四章1、援助實際增長的局限2021 年發展援助委員會（DAC）成員國提供的官方發展援助（ODA）總額為 1789 億美元，與

128、2020 年相比實際增長 4.4%，創新的歷史高點，其占 DAC 成員國國民總收入（GNI）的比重亦由 0.32%升至 0.33%。75但是，仔細分析 DAC 援助資金的構成和分配數據可發現，援助的實際增長有限，遠不能滿足國際發展危機挑戰的需求。一是中長期援助增長有限。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資金增長主要用于新冠疫苗捐贈等危機性救助事項，而中長期發展援助供給增長有限。2021 年 DAC 總的 ODA 中有 187 億美元與疫情救助有關，占總規模的 10.5%，其中疫苗援助 63 億美元，占比 3.5%。如果剔除疫苗援助，2021 年 DAC 援助總規模僅增長了 0.6%。76而且，DAC 提供的疫

129、苗援助主要來自其國內供給過剩的疫苗折價計算，合計 8.57 億劑，而非專門為援助發展中國家而購買，因此將其計算入ODA 在道義上受到很大的非議。在新冠疫情暴發前，DAC 援助的主要增長便來自難民救助，而這些開支主要用于援助國國內難民收容成本，而未真正提供給發展中國家，特別是 2016 年DAC 難民相關開支達 160 億美元，占當年 ODA 總額的 11%。二是官方發展援助實際優惠性下降。近年來，DAC 成員的援助越來越多地使用貸款方式，ODA 的優惠性不斷下降甚至完全消失。如按 DAC 統計，2021 年日本作為第三大援助國，提供了 176 億美元 ODA，但其中有 55%以貸款方式提供，韓

130、國和法國的相關比例為 36%和23%。77DAC 成員以實際高于融資成本的利率提供貸款，而仍可以 40 多年前確定的援助標準計算為援助。為此，DAC 開展了“援助現代化”的統計方式改革，自 2019 年起停止采用“凈援助資金流”的口徑統計 ODA，而采用單純的“贈款成分”標準，但是仍沒有真正參照市場利率衡量贈款成分，很多按市場利率提供的貸款仍被統計為 ODA，使得 DAC 成員國仍很容易夸大 ODA 優惠性數據。DAC 成員國通過開發性金融機構（DFIs）提供的援助規模亦被人為夸大。78Eurodad 估計，2021 年 DAC 的 ODA 數據可能虛高 162 億美元，占比高達 9%，包括

131、23億美元過剩新冠疫苗援助、41 億美元對私人部門工具的援助、93 億美元用于援助國國內的難75ODA Levels in 2021-Preliminary Data,OECD,April 12,2022,https:/www.oecd.org/dac/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development-finance-standards/ODA-2021-summary.pdf76See Ibid.77See Ibid.78Gerardo Bracho et.al.(ed.),Origins,Evolution and Future of Global

132、 Development Cooperation:The Role of the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DAC),Bonn: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21,pp.263-267.36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突出的發展難題與治理困境第四章民援助及 4.84 億美元減債成本。79俄烏危機加劇全球通脹壓力，美歐日等主要援助國均面臨日益嚴峻的削減財政開支壓力，ODA 統計方式的爭議會進一步凸顯。2、援助戰略化趨勢明顯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ODA 的戰略化趨勢日趨明顯。美國特朗普政府以來，不僅極力推動中美雙邊層

133、面的科技、金融和貿易脫鉤，同時在全球層面實施國際發展援助與貿易政策的聯動，包括簽署“2018 年善用投資促進發展法案”（“BUILT 法案”），在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基礎上組建新的“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DFC），將投資額度加倍至600億美元，同時對美國進出口銀行（EXIM）提供新的授權，實現自 2004 年小布什時期“千年挑戰公司”成立以來發展政策最大的調整。拜登政府上臺以來，對內積極推動財政刺激經濟計劃，對外更加積極利用援助工具，以重塑美國的國際形象和拉攏發展中國家，促進關鍵部門全球供應鏈的“去中國化”，迫使受援國“選邊站隊”。拜登政府還利用七國集團（G7）、四方機制（QUAD）

134、、印太經濟框架（IPEF）等加強與其盟國聯合，加大對中國實施戰略競爭，尋求與中國在科技和經濟領域的“脫鉤”，其中的一大手段便是利用官方融資工具加大對發展中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2021 年 G7 高調提出“建設更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倡議，并于 2022 年 6 月更名為“全球基礎設施投資伙伴（PGII）”計劃，提出到 2027 年共同為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動員 6000 億美元。在此之前，歐盟、英國等亦分別提出“全球門戶（Global Gateway）”和“清潔綠色倡議”等地區性方案。相應地，美國拜登-哈里斯政府在國內發起確保PGII落實

135、的“全政府”協調網絡，任命“PGII總統特別協調人”，負責美國務院、財政部、商務部及美國際援助署、千年挑戰公司、國際開發性金融公司、進出口銀行等政府部門及政策性融資機構協調。拜登政府推出的“全政府”落實路徑亦是為了更好地打好其自身混合融資的“組合拳”，最大化動員社會資金。此外，與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特別加大了對世界銀行等多邊發展機構的援助，以塑造基礎設施相關標準及受援國政策。2021 年美國提供的 ODA 規模 403 億美元，較 2020 年實際提升 14.4%，79Julia Ravenscroft,Rise in Overseas Aid in 2021 Still Fails to

136、 Meet Needs of Global Crises,Eurodad,12 April 2022,https:/www.eurodad.org/oda_figures_2021.37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突出的發展難題與治理困境第四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增加了對多邊援助的貢獻。80這些競爭性的倡議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獲得更多的融資，但其目的在于占領數字、新能源等關鍵基礎設施部門的標準和話語權，打造“一帶一路”的替代版本，實際上不利于受援國發展。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美國 DFC 于 2021 年初與厄瓜多爾政府簽署一項協議，為后者提供35 億美元幫助其償還欠中國債務，條件是厄政府承諾

137、將中國公司排除在其電信網絡設備采購之外。812015 年聯合國第三次國際發展融資會議提出要通過官方支持提供擔保、股權、營商環境建設、能力建設等方式最大化動員私人資源和支持“私人部門解決方案”。82美國及其盟國利用該新的范式理論加大對其企業的支持。三、構建需求導向的多邊與多元發展伙伴關系歷史背景下看，國際發展援助主要受援助提供國一側戰略競爭目的、特別是冷戰思維的驅動。20 世紀 90 年代后，OECD 內部展開關于援助失敗的大規模反思，并通過系列高級別論壇提出關于提升援助和發展有效性的系統性原則，其核心便是強調國際發展合作中的東道國自主性和需求導向。2015年聯合國通過新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

138、標（SDG），進一步突出要超越援助、動員各類社會資源，最大化國際發展融資，構建政府與私人部門共同合作的多元發展伙伴關系。但是，如上所述，新一輪的戰略競爭邏輯正日益主導援助國國際發展政策的走向，使國際發展合作體系面臨新的分化風險，而偏離發展中國家真正的發展需求和 SDG 目標要求，最終可能加劇國際分化與動蕩，而傷及援助國自身的利益。多重危機沖擊與全球通脹治理的壓力上升，不僅使國際發展面臨挑戰，亦會加劇地緣沖突和不穩定局勢，要求主要經濟體摒棄“零和博弈”的思維，合作應對全球發展面臨的共同挑戰：80ODA Levels in 2021-Preliminary data,OECD,April 12,2

139、022,https:/www.oecd.org/dac/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development-finance-standards/ODA-2021-summary.pdf.81US Development Bank Strikes Deal to Help Ecuador Pay China Loans,Financial Times,January 15,2021.82Addis Ababa Action Agenda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ing for Devel

140、opment(Addis Ababa Action Agenda),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on 27 July 2015,17 August 2015,Doc.No.A/RES/69/313.38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突出的發展難題與治理困境第四章1、加強 G20 框架下債務治理協調2020 年，G20 先后通過為 73 個最貧困國家提供暫緩償還雙邊債務的倡議（DSSI）及不可持續債務處置的共同框架（Common Framework）。從雙邊官方債務構成看，中國是 DSSI國家最大的雙邊債權國，同時也為 DS

141、SI 作出了最大的貢獻，同時在共同框架下與巴黎俱樂部及其他 G20 成員國就乍得、贊比亞債務處置申請達成實質性協議，使其得以及時獲得 IMF 資源和避免主權評級下調。83中國還推動 IMF 達成特別提款權（SDR）增發協議，并向非洲國家轉借 100 億美元等值 SDR，占總承諾額的八分之一84。相比較而言，G7 國家在雙邊債權中占比較小，但是非官方債權的重要來源地，占比約 40%，特別是英國占比近 24%。85DSSI 國家外債主要以美元為計價貨幣，表明美國在控制債務局勢惡化方面具有至關重要的責任。這意味著發達與新興經濟體應在推動“共同框架”下公私各類債權人合作和公平分攤責任方面更多加強合作。

142、2、最大化動員國際發展資源發展中國家債務風險的治理需要存量處置與增量動員相結合，而在危機時期，增量資源需要政府在動員私人資源方面發揮更大作用。但目前 G7 國家構建的公共部門動員私人資源話語體系具有明顯的排他性，以展示其不同于新興經濟體所謂“國家主導的發展合作模式”的道義和模式優勢。實際上，新興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提供的中長期直接貸款雖然在方式上較為傳統和單一，但就其規模而言遠超 G7 國家所宣稱的各類創新性融資工具方式，在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基礎設施、促進私人貿易和投資方面效果更為直接，也被認為是危機時期最為耐心的長期資本。疫情等多重危機沖擊背景下，實際上無論是 G7 還是新興國家政策

143、性金融機構均不斷提升風險防范意識，在對外貸款和融資方面更為謹慎，驅動 G7 金融機構和企業更為客觀理性地認識新興機構的價值，尋求基于比較優勢的“抱團取暖”和融合發展。一方面，德國 Euler Hermes、日本 JBIC 及意大利 SACE 等 G7 國家官方融資機構已經與中國進出口銀行等政策性83Zambias Creditor Committee Agreement Eases Path Out of Default，Wed 10 Aug,2022-23:27 ET，https:/ 年第 16 期。85作者根據世界銀行來源數據計算。39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突出的發展難題與

144、治理困境第四章金融機構共同支持了一些發展中國家項目，英國 UKEF 則為利用中國極具成本效益的工程、采購及建設公司（EPCs）和項目建設能力，與其自身高質量的管理能力相結合，提供了相應的結構性安排；另一方面，中國的承包商開始更積極地尋求歐洲金融機構支持。86UKEF、Euler Hermes 等歐洲官方出口信貸機構表示，未來與中國相關機構合作支持大型項目，具有建設性的意義。873、提升國際金融機構的建設性作用在國際發展體系分化風險加大的背景下，OECD 更加難以成為新興與傳統經濟體就國際發展政策開展對話協調的平臺；G20 作為國際發展治理協調主要平臺的作用會進一步顯現，但其作為非正式機構，在動

145、員資源、應對危機和促進政策對話方面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多邊發展和金融機構的倚重會進一步上升。如上所述，美國等 G7 國家正加大對多邊機構援助以塑造其政策走向。相關機構應更加戰略性地維護其政治中立性地位，在債務可持續性分析框架、官方發展融資可持續性原則、高質量基礎設施原則等重大政策性議題上維護各方利益平衡，促進基于 SDG 的國際發展規范對話和協調。86Export-Impor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Report to the US Congress on Global Export Credit Competition,June 2022,pp.39-

146、40.87See Ibid.40分轍兩向：2022 年全球經濟秩序報告關于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成立于 1960 年，是隸屬于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高級研究機構和知名智庫。我院的主要任務是：以服務黨和政府決策為宗旨，以政策咨詢為方向，通過對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外交、安全的全方位研究，為黨和政府決策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通過與國內外研究機構和專家學者的合作交流，增強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提升國家的軟實力。多年來，我院一直被國內外權威機構評為中國最重要的國際問題和中國外交智庫之一。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下設六個研究所和六個研究中心，分別是：全球治理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所、世界經濟研究所、

147、國際戰略研究所、比較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所、臺港澳研究所；美洲研究中心、亞太研究中心、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西亞非洲研究中心、歐洲研究中心、海洋與極地研究中心。我院還有八個研究平臺，分別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與實踐研究中心、世界政黨與政治研究中心、中國與南亞合作研究中心、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中心、“一帶一路”與上海研究中心、上海民間外交研究基地、中日關系研究中心和國際傳播中心。此外，我院還是上海市國際關系學會和上海國際戰略問題研究會的機構會員。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編輯出版的中文雙月刊國際展望和英文季刊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已經成為國際問題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術論壇。宣發統籌 朱菊華 張 珺美術編輯 葛介藝主 編 陳東曉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國際傳播中心主任出品人 李 忻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傳播中心執行主任 本報告版權歸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所有聯系方式地址：上海市徐匯區田林路 195 弄 15 號郵政編碼：200233聯系電話：+86-21 54614900傳真：+86-21 64850100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