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現狀及趨勢分析

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獲得了較大的成就，2020年數字經濟增加值達到5.4萬億美元，規模穩居全球第二。在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消費者互聯網應用、技術研發、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數字化治理等方面成效顯著。但也要看到，相較于發達國家，我國數字經濟差距仍然突出、發展任重道遠。本文擬對我國數字經濟的現狀、問題、趨勢及未來發展戰略進行分析，從而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作出更理性的分析。

本文的余下部分按照以下方式安排：第一部分先對我國數字經濟現狀進行描述;第二部分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經驗進行討論，并進一步分析未來發展的趨勢;第三部分提出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加快發展的政策建議。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現狀

從整體上看，我國數字經濟從消費互聯網開始發展，利用龐大的網民基礎，以及數字經濟的效率優勢，在應用技術、商業模式等方面不斷創新，在提升經濟效率、推動社會及治理數字化等方面正在發揮巨大的作用。到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38.6%，其增長速度達到GDP的三倍以上。從整體上看，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數字基礎設施發展居于世界一流水平

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國高度重視基礎設施建設，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建成最大的數字基礎設施網絡，無論是在數量，還是在普及率等方面，都達到世界一流水平。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我國發揮后發優勢，其發展速度非?？?。在4G時代，我國緊跟國外腳步，2013年底，我國開始向三大運營商同步發放4G牌照。2015年之后，在國家“提速降費”的政策支撐下，移動互聯網建設與普及迅速推進，成為4G(移動寬帶)普及最為迅速的國家，到2019年底，4G用戶總數達到12.8億戶，占移動電話用戶總數的80.1%，移動寬帶的占比超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是全球4G發展史上普及最快的國家。從基站建設來看，截止到2021年6月底，我國已建成584萬個4G基站，覆蓋99%的國土面積。同時，我國移動寬帶在農村地區也迅速普及，超過99%的行政村。

2019年6月中國發放了5G牌照。在5G建設過程中，我國處于全球領先地位。到2021年9月，我國5G基站數量超過100萬個，占全球總數的70%以上。5G終端手機連接數量超過3.92億，占全球的比重達到80%。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帶動了網速的提升和費率的下降，我國移動寬帶的速率在全球139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四位。2020年下半年以來，隨著5G建設進程加快，移動網絡單位流量平均資費下降10%。據全球移動通信協會(GSMA)監測，我國移動通信用戶月均支出(ARPU)5.94美元，低于全球的11.36美元平均水平。字基礎設施網絡，無論是在數量，還是在普及率等方面，都達到世界一流水平。

移動寬帶的高速發展，帶動了移動流量使用量的快速增長。2014年至2020年，我國移動互聯網接入流量從20.6GB，增長到1656.0GB，增長了79.4倍(見圖1)。2021年上半年，移動互聯網接入流量仍保持快速增長，達到1033億GB，同比增長近四成。

固定寬帶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空間。截至2021年4月，我國光纖寬帶用戶占比達94%，千兆光網覆蓋家庭超過1.2億戶，固定寬帶端到端用戶體驗速度達到51.2Mbps。速率在全球176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8位。

從表1可見，在軟性基礎資源方面也獲得了快速增長。中國的IPv4數量持續保持穩定的增長，中國的IPv6數量則表現出非常迅速的增長態勢，2020年12月的IPv6數量是2016年12月的2.5倍還要多。中國的域名和CN域名的數量從2016年到2019年呈現增長的趨勢，但是在2020年卻出現了下降，這是因為2020年中國加大了對互聯網空間的治理力度，對很多不合法的域名和CN域名進行了整治。雖然域名數量有所下降，但是中國的網頁數量依舊呈現穩定的增長態勢，表明中國的互聯網資源實質上依舊保持良好的發展狀態。此外，我國的國際出口帶寬數也呈現高速增長態勢。

(二)數字經濟總量持續增加，成為經濟增長動力之源我國數字經濟規模一直保持著比GDP更快的增長速度。根據中國信通院提供的數據，“十三五”時期，數字經濟增加值從22.6萬元，增長到2020年的39.2萬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接近70%(見圖2)。

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數據顯示，2015年至2020年我國經濟發展新動能指數從119.6、146.9增長到440.3，年均增長29.5%。從新動能指數的分項來看，代表數字經濟的網絡經濟指數增長最快，對總指數增長的貢獻最大，2020年對總指數增長的貢獻率為81.7%。2020年我國“三新”(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經濟增加值為16.9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為17.08%，較2017年增長了1.38個百分點，平均每年增長0.4個百分點。由此可見，數字經濟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能。新冠疫情發生以來，數字經濟更是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從電子設備制造、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等產業的增速看，在2021年以來的增長速度達到20%，明顯高2于GDP的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日益增加。

(三)數字經濟創新能力持續提升，為打造科技創新新動能提供重要基礎

數字經濟總量的增長，也帶動了數字經濟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云計算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新基礎設施，也是社會信息化建設的算力基礎。近年來，我國云計算快速發展，云計算市場迅速擴張，公有云市場規模由2016年的170.1億元上升至2020年的900.6億元;私有云市場規模2016年的344.8億元上升至2020年的791.2億元。公有云市場發展尤其迅速。在2016年，公有云市場規模還只有私有云市場的一半;到2019年，公有云市場規模已經超越私有云市場(見圖3)。

在超級計算機方面，中國也成功躍升至世界先進國家的行列。2016年，中國研發的“神威太湖之光”，成為當時世界最快的超級計算機。在2020年6月的全球超級計算機Top500榜單中，“神威太湖之光”以高達125.4PFLOPS的峰值浮點性能位居世界第四，另一臺由中國研發的超級計算機“天河2號”以高達100.7PFLOPS的峰值浮點性能位居世界第五。同時，全球最強的500臺超級計算機中，中國有215臺，居全球首位。在通信領域，中國在技術方面也居世界首位。中國所擁有的5G標準必要專利聲明數量占比超過38%，位列全球首位;5G應用創新案例已超過10000件，是全球5G應用最廣泛的國家。在6G通信技術領域，當前全球專利申請量超過3.8萬項，其中我國專利申請量超過1.3萬余項，占比35%，為全球第一。工業互聯網快速發展，我國較具規模的工業互聯網平臺已100家，連接設備數超過了7000萬臺(套)，工業APP數量超過了59萬個。人工智能領域快速超越。人工智能專利申請量快速上升，到2020年，已達到389571件，占全球的比重接近四分之三(74.7%)。在人工智能論文數量方面，我國以24萬篇的總量已遠遠超過美國(15萬篇)，論文的引用率(20.7%)也于2020年超過美國(19.8%)。技術快速進步的背后，是中國風投的快速發展。根據麥肯錫的估計，中國的風險投資總額從2011年至2013年的120億美元(占全球總額的6%)飆升至2014年至2016年的770億美元(占全球總額的19%)，其中380億美元投資于海外。在虛擬現實、自動駕駛、3D打印、機器人、無人機和人工智能等關鍵數字技術領域躋身全球風投投資者前三名。(四)消費互聯網持續增長，平臺數量不斷增加依托龐大的用戶規模，我國消費互聯網快速增長。根據CNNIC發布的第4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我國網民規模達10.11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1.6%，互聯網普及率超過全球平均水平。各種消費互聯網應用的用戶數量快速增長。網絡購物用戶規模達8.12億，滲透率達到80.3%。網上外賣、在線旅行預訂用戶、在線辦公、在線教育、在線醫療規模分別達4.69億和3.67億、3.81億、3.25億、2.39億。各種消費互聯網的擴張，極大地便利了居民生活，推動了互聯網產業的發展。2021年1月至9月，我國網上零售額達到91871億元，同比增長18.5%。其中，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長15.2%，占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23.6%。而且，也應該看到，我國消費互聯網的商業模式創新也快速演進，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新動力。例如，直播電商作為一種在中國產生并壯大的新商業模式，呈現出高速增長的態勢。而到家服務、生鮮電商、社區團購、線上線下聯動等新商業模式也快速成長，正在成為數字經濟的新增長領域。

數字經濟快速發展也推動了平臺數量的快速增長。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監測，截至2020年底，我國價值超10億美元的數字平臺企業達197家，比2015年新增了133家，平均每年新增26家。從市值來看，我國大型數字平臺總價值達到3.1萬億美元，占全球的24.8%，居全球第二位(見圖4)。截至2021年9月底，全球有超過830家獨角獸公司。估值最高的40個獨角獸，有20個企業來自美國，10個來自中國。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經驗和未來趨勢

從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歷程看，從全面跟隨到部分領域并跑、領跑，實現了跨越發展，其中有很多經驗值得進一步探討。

(一)在頂層設計方面，實施富有前瞻性的戰略架構

相對于美國來說，中國的數字經濟起步較晚。1994年，中國正式接入國際互聯網，成為世界互聯網用戶的一份子。在數字經濟起步之初，黨和國家非常重視我國互聯網的發展，將其視為產業升級的重要機遇，成立了高規格的領導機構對其進行組織領導，這體現了黨對數字經濟的敏銳感悟和戰略安排。自1993年12月開始，國務院先后批準成立“國家經濟信息化聯席會議”“國務院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國家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和“國家(國務院)信息化領導小組”。之后，在電子商務發展規劃、互聯網規范發展等方面，國家出臺了相應的政策，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政策體系，這推動了我國數字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二)對數字經濟所帶來的新業態新模式以包容創新的理念進行規制和監管

在數字經濟發展初期，對于因技術創新而帶來的新模式、新業態，主管部門并沒有設定任何門檻，而是允許其自由設立，自由發展，這推動了數字經濟的早期爆發。據不完全統計，到1999年底，國內誕生了370多家從事B2C的網絡公司，到2000年，變成了700家。之后，在網絡支付、二維碼應用、共享經濟等領域，在監管方面都是以“包容審慎、鼓勵創新”為主基調，相對寬松的政策環境，推動了中國數字經濟的跨越發展。

(三)高度重視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

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融合與互動。國家多次強調要“做大做強數字經濟”，加速“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產業數字化的重要體現就是互聯網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2015年3月總理首次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互聯網+”這一概念。2015年5月26日，總理在給2015貴陽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暨全球大數據時代貴陽峰會的賀信中又一次提到，大數據與云計算、物聯網等新技術相結合，正在迅疾并將日益深刻地改變人們生產生活方式，“互聯網+”對提升產業乃至國家綜合競爭力將發揮關鍵作用。2015年6月2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總理指出，推進“互聯網+”，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重大契機。十九大報告提出，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我國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吨袊鴶底纸洕l展白皮書(2020年)》顯示，2019年我國產業數字化增加值約為28.8萬億元，占GDP比重為29.0%。其中，服務業、工業、農業數字經濟滲透率分別為37.8%、19.5%和8.2%。

(四)高度重視基礎設施建設

數字基礎設施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石，在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一直將基礎設施建設先行作為一個重要方略，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基礎保障。2015年起，連續五年組織網絡提速降費專項行動，先后開展“寬帶中國”示范城市、光網城市建設。到2020年時，又開始全面推動“新基建”，進一步推進數字經濟基礎建設。這樣，我國以全球最快的普及速度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移動通信網。截止2020年8月底，我國移動電話用戶為15.98億戶，普及率114.2部/百人，其中4G用戶12.90億戶、移動互聯網用戶13.33億戶。我國移動寬帶的占比超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

(五)形成了數字經濟發展的全方位政策支撐體系

在法律層面，先后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等相關法律，形成了對數字經濟發展的頂層設計。在具體政策方面，自“十三五”以來，我國陸續出臺了百余件數字經濟相關的政策措施，這些措施既涉及到行業整體發展，又涉及到各類試點工作，還涉及到對數字經濟發展的規范，從而建立起了全球最為豐富的數字經濟發展政策體系。

從未來發展趨勢來看，我國數字經濟仍將工業互聯網應用、核心技術研發、數字經濟治理等方面表現出明顯的趨勢。

從工業互聯網應用來看，我國數字經濟發展仍有較大的空間。盡管我國數字經濟快速發展，但是，傳統產業在與數字技術全面融合方面仍有較大的差距，很多傳統企業并沒有實現利用數字技術推動其生產效率提升，其發展仍依靠要素投入與規模擴張。從未來發展來看，數字經濟發展的重點在于“推動制造業、服務業、農業等產業數字化，利用互聯網新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鏈條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發揮數字技術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巴苿踊ヂ摼W、大數據、人工智能同產業深度融合”，利用數字技術推動企業協同研發、設計等持續創新，并通過數字化實現生產制造的柔性化、精細化、個性化、智能化和平臺化，結合消費端的大數據，對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進行更精準的分析，從而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我國實體經濟規模龐大，產業體系完備，產業鏈競爭力較強，這些優勢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仍將進一步發揮出來。對于制造企業而言，如何更高效地融合產業鏈供應鏈，將成為其核心競爭力之一，我國企業長期參與國際國內產業鏈供應鏈分工，與其他企業的耦合水平很高，而利用數字技術，將更高效地從發展途徑來看，工業互聯網應用的核心，將從單一工序、單一流程向企業戰略、架構、全流程、全產業鏈滲透，實現從技術到組織、從企業內部到企業之間全方位的數字化。從發展現實看，截至2021年6月，企業關鍵工序數控化率、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分別為53.7%和73.7%，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因此，強化工業互聯網的應用，仍將是未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向和邏輯。

從核心技術研發來看，強化核心技術仍是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從本質上看，數字經濟的技術具有高滲透、廣應用、顛覆性等特點，這決定數字技術的研發過程中，有可能實現跨越發展。我國在人工智能等領域實現超越，就說明了數字技術的這一特點。但是，也應該看到，我國數字經濟在核心技術等方面仍有較大的缺失。在本質上看，我國仍只是“數字經濟大國”而非“數字經濟強國”。出現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企業在推進數字經濟發展時，重點強調了“虛”的一面。從未來發展看，我國數字經濟仍應在網絡基礎技術、高端芯片、大數據技術、云計算技術等多個方面加強研發，從而強化核心技術。

數字經濟治理也是未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一個重點。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在推動社會經濟持續進步的同時，也帶來了大量治理問題。數字空間是虛擬世界與現實物理世界的交互、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融合，其治理是一個多維度、多主體、多目標、多手段、多視角，且涉及到國際國內的復雜體系，既包括政府對數字空間的管治，也包括網絡上各種主體的治理行為。例如數字平臺，既是政府等權威部門對其進行治理的對象，也是進行數字空間治理的主體。在我國數字空間治理過程中，仍存在主體行為失范、數字經濟治理主體較為單一，治理手段較為簡單，各種治理主體之間缺乏互動與協同，治理目標沖突等問題，從治理理念上看，也存在著“安全、發展、自由”之間的沖突。從未來發展看，需要協同政府、網民、平臺、各種虛擬組織等各個主體之間的治理行為，推動數字經濟“技治、法治、自治”三者的融合互動，使“工具、法律、自律”三者之間達到統一，從而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而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5G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將繼續加深與治理體系的融合，優化升級治理結構和治理流程，提高治理的效率和治理，使治理活動更好地服務于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福祉的提高。

推動我國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是持續推動中小微企業數字化，提升其數字化水平

數字經濟發展的重點在產業數字化，是以平臺為基礎的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發展。Christian Reimsbach-Kounatze指出，在“工業4.0”的背景下，制造業可以轉變為平臺。而這需要傳統企業與數字企業進行深度合作。在這個合作過程中，數字平臺的開放與可擴充特性，平臺與生態相互促進，呈現出四方面的融合特色：線上線下的渠道融合，新老業務的迭代融合，C端和B端的客戶融合和上下游的產業鏈融合。數字經濟融合發展，實現產業數字化的重點在中小微企業。根據我們的實地調研和長期跟蹤研究，現有的政策體系在關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對中小微企業發展的意義與價值方面仍有很多不足?，F有的研究很多都是建立在對大企業進行跟蹤分析的基礎之上，對數字經濟如何促進中小企業健康持續發展方面，既缺乏可信的理論，也缺乏可實際落地的政策體系。例如，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分析報告(2020)》顯示，在紡織業、電氣制造業、金屬制造業等18個行業2608家企業中，89%的企業處于數字化轉型探索階段，8%處于數字化轉型踐行階段，僅有3%處于數字化轉型深度應用階段。

在推動中小微企業數字化方面，首先要積極開展云制造、云設計等試點，打造中小企業微云制造平臺。云制造，其本質是根據"制造即服務"理念，借鑒云計算模式，在制造資源虛擬化和制造能力服務化的基礎上，按需組織網上制造資源，按需為用戶提供各類制造服務的新型制造模式。云制造是先進的制造技術、產業互聯網應用的一個重要成果，是制造即服務理念的體現。通過這一試點，一方面能夠實現現有制造企業的制造能力的高效利用，支持制造業在廣泛的網絡資源環境下，為產品制造提供高附加值、低成本和全球化制造的服務，從而提高企業的靈活性。另一方面，云制造也有利于打造更好的創新創業環境，降低創新創業門檻。云設計使中小企業能夠實現更低成本的創新，而且，制造過程的數據化與設計過程的無縫連接，將極大地推動設計成本的降低以及設計的可用性。其次，要鼓勵各類數字經濟主體開發適用于中小微企業的數字化產品、技術和體系。通過工業互聯網平臺，將將各類技術、數據、資源等軟件化、模塊化、平臺化、通用化，實現工業知識的共享、復用與創新，從而有利于中小微企業以更少的投入，獲得數字化帶來的效率提升，從而使數字技術更好地惠及中小微企業。再次，要鼓勵地方層面積極進行各種政策探索。在地方層面，鼓勵有條件的地區以政府購買服務形式，購買數字經濟所必須的基礎軟件、云計算服務、3D打印、數據開發平臺等支撐手段，以免費或優惠的價格提供給數字經濟中小企業(機構)使用。例如，可以為中小企業利用云計算資源提供各種補貼，降低中小企業使用云計算服務的門檻與費用;又如，為中小企業的商業模式創新提供必要的資助等等。

(二)推動治理、監管等各個方面政策的協調

數字經濟分屬各個部門主管，很多問題又需要多個部門協同治理，因此，需要對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涉及的治理、監管政策等問題進行協調。數字經濟的創新不但包括技術創新，而且還包括業態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就會涉及到多個監管部門。例如，電子商務會涉及到商業營銷(商務部)、消費者權益保護(消委)、市場秩序(工商行政管理)、物流(交通運輸部)、信息保護(工信委)等諸多部門;網約車也涉及到交通部、發改委、工信部等部門，從政策出臺的角度來看，各個部委之間對這些新生業態的態度以及具體的政策都不太一致，這樣容易導致政策之間的不協調，并使企業無所適從，不利于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需要對數字經濟的治理進行多方面的協調，使治理、監管等對數字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更好地發揮出來。

(三)推動數據確權，重點解決數據壟斷等問題

近年來，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數據所有權沖突、濫用、壟斷逐漸成為監管層重點關注的新問題。數據的權屬問題體現在個人與公司和公司與公司之間。一方面，近兩年手機App非法收集個人信息，侵犯濫用用戶隱私的新聞層出不窮，也有很多大企業因此被要求整改;另一方面，數據競爭方面的訴訟案也引起廣泛關注，都涉及了經營者在經營過程中所收集的數據能否被其他經營者使用以及如何使用等問題。再者，大公司平臺對數據的壟斷也對數據市場自由競爭存在威脅。數據作為一種高價值的生產要素，是各大公司爭奪的對象。首先要確立有利于數字經濟發展的數據權利體系。探索建立針對數據要素的產權保護框架。數據作為生產要素，也成為一種資產，數據產權的界定是全世界面臨的新問題，必須盡快探索建立起針對數據要素的產權保護框架。在產權保護原則上，可將卡拉布雷西的產權保護三原則(財產規則、責任規則和不可轉讓性規則)應用于數字產權領域，比如于個人隱私權的擔憂，應該對數據用“不可轉讓性原則”來保護，完善相關立法，加強權責意識和懲罰力度。在產權制度設計上，可根據公開、遷徙、交易等因素，確定數據是否具有排他性權利，如可通過公開渠道獲取的信息，不認為具有排他性權利。另外，突破“所有權—使用權”的范式，依據數據的物理屬性和經濟特征不設置數據所有權，只設置具有排他效應的數據控制權，也是一種可行的思路。其次，制定數據流通規則，對數據進行分級分類指導。數據的流通性和可獲取性是發展數字經濟的基礎。歐盟在2018年生效的《一般數據保護條例》中提出了數據可攜帶性的制度設計，我國可參照歐盟的數據可攜帶性規定，再結合各行業數據的敏感程度、數據脫敏與否、數據可用性要求等對數據資產分級分類指導，建立健全數據流通方面的規章制度，規范數據流通行為。另外，要細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等相關法律的規定，細化數據流通負面清單制度，禁止危害國家安全、侵犯個人信息及企業商業秘密等數據的流通，從而在促進產業發展的同時，確保數據安全。再次，完善數據壟斷領域立法，促進行業良性競爭。進一步在反壟斷法的基礎上，針對數據這一特殊生產要素進行立法。除了彌補有關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規定，還應針對以數據為目的的企業并購行為進行規范，加大對未依法申報以及不配合調查的經營者集中案件的處罰力度，可參考德國引入交易額標準作為經營者集中審查的補充性門檻，防止數據壟斷的出現。在防止數據壟斷方面的一個重要舉措是打造國家大數據中心，以實現數據的共享，以及加快對數據的研發利用。

(四)推動數字經濟核心技術進步

數字經濟的競爭力是建立在核心技術基礎上的，因此，“要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牽住自主創新這個‘牛鼻子’，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提高數字技術基礎研發能力，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盡快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把發展數字經濟自主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币ㄟ^對我國數字經濟技術發展現狀的深入分析，找準技術薄弱環節，集中力量進行突破，重點在人工智能、大數據、量子計算、工業軟件、操作系統、芯片、云計算架構等方面進行突破。要積極推動數據驅動型創新：通過改進現有技術進行的“試探創新”和通過開發新技術進行的“探索創新”，從而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技術基礎。鼓勵利用互聯網打造技術共享平臺。技術共享是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應用到實體經濟過程中產生的一個重要內容。在這方面，國家有一些原則性的政策規定，例如，國務院《關于強化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進一步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深入發展的意見》就曾提出了“科研設備共享”“科研院所創新創業共享”等諸多指導性意見，但是，這些政策原則性過強，實施過程中成效并不突出。從未來發展看，應發揮互聯網的優勢，鼓勵設備共享、創新創業基礎條件共享、人力資源共享，形成以互聯網平臺為基礎的技術共享平臺，加快技術進步的步伐。

作者：李勇堅，中國社會科學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原文刊載于《科技與金融》2021年第11期，注釋及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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