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貿發會議：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52頁）.pdf》由會員分享，可在線閱讀，更多相關《聯合國貿發會議：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52頁）.pdf（52頁珍藏版）》請在三個皮匠報告上搜索。

1、國際貿易中的 自愿可持續性 標準貿貿 易易 和和 發發 展展 會會 議議 聯合國日內瓦，2022年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貿 易 和 發 展 會 議貿 易 和 發 展 會 議聯合國 2023年，聯合國 全球版權所有若需摘錄或影印，請發送請求至版權許可中心，網址為。關于版權和許可證(包括附屬權利)的所有其他問題，請咨詢：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405 East 42nd Street,New York,New York 10017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電子郵件：publicationsun.org 網站：https:/shop.u

2、n.org/本出版物所采用的名稱及其圖表內的材料的編寫方式，并不意味著聯合國對于任何國家、領土、城市、地區或其當局的法律地位，或對于其邊界或界線的劃分，表示任何意見。本出版物所載調查結果、解釋和結論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并不一定反映聯合國、其工作人員或會員國的意見。本出版物提及任何公司或特許程序，并不意味著聯合國對其表示認可。本出版物經外部編輯。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印發的聯合國出版物UNCTAD/DITC/TAB/2022/8 eISBN:978-92-1-002279-8 致謝本報告由魯汶大學魯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Axel Marx 博士和魯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的 Charline De

3、poorter 女士共同編寫，貿發會議的 Santiago Fernandez de Cordoba 和Niematallah E.A.Elamin 提供了協作。報告以魯汶大學的在線 edX 課程“可持續貿易”為基礎。作者感謝 Ralf Peters 和 Alessandro Nicita(貿發會議)提出的寶貴意見和建議。Jenifer Tacardon-Mercado(貿發會議)負責報告的排版。iii致謝目錄致謝.iii導言：貿易和可持續發展.1第一章 自愿可持續性標準.5A.導言.6B.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出現和演變.6C.自愿可持續性標準興起背后的推動力.71.消費者的認識(需求).82.

4、公司采用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動機(供應).93.對多邊監管工作失敗的回應.104.對出現其他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回應.105.政府對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參與.11D.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增加停滯.11第二章 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工作原理.13A.制定可持續性標準.14B.確保遵守標準.161.合規性評估：自上而下的核查.172.自下而上促進合規：投訴制度.19C.供應鏈追蹤.20D.自愿可持續性標準體制設計的多樣性.21第三章 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有效性.23A.通過采用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產生影響的途徑.241.自愿可持續性標準對可持續性的影響：經驗證據.252.社會經濟影響.263.環境影響.27B.VS

5、S對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接納.281.采用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障礙.30第四章 自愿可持續性標準與公共政策.33A.市場準入條例.34B.貿易政策：自由貿易協定和普遍優惠制.35C.可持續公共采購.36D.盡責條例.361.出口促進政策.37結論.38參考文獻.39v目錄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表目錄1.按類型分列的正面、中性和負面影響數.26圖目錄1.VSS可能對貿易產生影響的渠道.32.VSS數量演變，1942-2022年.73.1990至2010年代期間促使VSS數量激增的因素.84.VSS在各部門的分布.125.VSS的標準制定過程.146.VSS要求與可持續發展目標之間的關聯.157

6、.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合規性評估.178.追溯體系.219.VSS發揮影響的路徑.2410.按國家分列的VSS采用情況得分(一國VSS占VSS總數的比例).2811.認證初級商品產量占總產量份額，2008年和2020年.3012.采用VSS的障礙.3113.將VSS納入不同公共政策.34vi導言貿易和可持續發展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導言：貿易和可持續發展過去幾十年，國際貿易大幅擴張，背后的推動力是全球供應鏈或價值鏈的崛起。1990 年后的增長特別迅速，2021 年達到創紀錄的 28.5 萬億美元(UNCTAD,2022)。貿易也使經濟活動真正實現跨國化(Hoekman,2014)。而更重

7、要的是，隨著全球價值鏈的出現，國際貿易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各種零部件在組裝成最終產品之前在各國之間多次轉手(Hoekman,2014)。事實上，今天約 70%的國際貿易涉及全球價值鏈(OECD,2020)，而全球價值鏈可提高各國利用其比較優勢的能力(UNCTAD,2021a)。國際貿易通過促進經濟增長和增加收入、減少貧困、扶持創新、創造就業、擴大消費選擇和促進和平關系，繼續為許多國家及其人民帶來巨大的惠益(Irwin,2020)。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2030年議程)及其可持續發展目標，以及 亞的斯亞貝巴行動議程都確認，總體而言，貿易可以成為包容性經濟增長和減貧的引擎，有助于促進可持續發展

8、(UNCTAD,2021b；WTO,2018；WTO,2022)。此外，有人認為，貿易增加可以促成各國在改善社會和環境保護方面“力爭上游”(Vogel,2005)。正如 Bradford(2020)所強調的，跨國公司和全球價值鏈可以在全球范圍內推廣更嚴格的社會和環境標準。然而，國際貿易也制造了重大的環境和社會經濟關切。它助長了環境破壞，包括毀林、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Deere Birkbeck,2021)，還由于制造了某種“污染避風港”而被視為導致污染增加的原因之一。在與貿易增加相關的社會經濟關切中，尤為突出的是對勞工權利的侵犯，特別是以降低勞動力成本為目的而造成的侵犯，包括童工、工資不

9、足、奴役和強迫勞動、工作時間過長或不健康和不安全的工作條件。國際貿易讓許多人擺脫了貧困，但同時也加劇了國家內部的不平等(UNCTAD,2019)。因此，全球貿易促進可持續發展的潛力是巨大的，但必須對全球貿易進行管理以減輕對可持續性的一些負面影響。為此制定了許多倡議，尋求以一種更可持續的方式來管理全球貿易。其中一項重要舉措是制定和實施與產品和生產流程相關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以下簡稱 VSS)。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標準論壇(UNFSS,2013:3)將 VSS 定義為“具體列出可要求生產商、貿易商、制造商、零售商或服務供應商達到的規定的一套標準，涉及廣泛的可持續性衡量指標，包括對基本人權的尊重、工人的

10、健康和安全、生產對環境的影響、社區關系、土地使用規劃等”。換言之，VSS 規定了一套經濟行為體可自愿遵守的社會、經濟和/或環境要求，目的是讓生產和加工做法更具可持續性。VSS 為經核查已滿足規則的行為體頒發認證或標簽作為證明。理論上，這種認證或標簽可以通過便利市場準入和創造商品或服務溢價來獎勵以可持續方式生產更多商品或服務的經濟行為體(Auld et al.，2008a；Estrella et al.，2022)。研究人員試圖分析 VSS 對貿易的影響(Grassnick and Brmmer,2021；Guan and Ip Ping Sheong,2019)。這個問題對中低收入國家的出口尤

11、為重要，因為在這些國家，貿易被視為包容性經濟增長和減貧的重要引擎。此外，咖啡、可可和棕櫚油等熱帶農產品的 VSS認證最為普遍，而發展中國家是這些產品的主要生產國。如圖 1 所示，VSS 可以對貿易2產生各種影響。它們可以作為貿易催化劑產生促進貿易的效果，也可以作為貿易壁壘產生減少貿易的效果。一類文獻認為，VSS 通過若干機制促進貿易，如確保市場準入和溢價，減少信息不對稱和降低交易成本，以及通過改進農業工藝、培訓、投入使用方法和技術轉讓提高生產力。第二類文獻指出，VSS 會阻礙貿易，尤其是低收入國家的貿易。與認證、合規和監測相關的費用使得一些生產者，特別是小農戶很難獲得認證。除了成本之外，生產者

12、 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者 可能不具備滿足 VSS 要求的技術資源。此外，如文獻中所述，溢價并沒有保證，而且即使獲得溢價，多出的收入也未必能層層滲透到生產者手中，而是往往被全球價值鏈上的強勢行為方捕獲。因此，生產者因認證產生的成本無法獲得補償 Ponte(2019)稱之為“可持續發展驅動的供應商擠壓”。而采用 VSS 方面的這些障礙會將生產者，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者排除在價值鏈之外，因為認證在價值鏈中越來越具有事實上的強制性。圖 1VSS 可能對貿易產生影響的渠道.自愿可持續性標準催化劑通過產品差異化和釋放信號增加市場準入和需求溢價減少信息不對稱和交易成本提高生產力壁壘認證成本高合規性或執行

13、成本監測成本執行 VSS 要求的技術成本溢價捕獲排他性效果貿易額和貿易量資料來源：作者。3導言：貿易和可持續發展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就VSS對貿易的實際影響進行的實證研究很少。Elamin和Fernandez de Cordoba(2020年)就VSS對貿易影響的經驗證據進行了文獻回顧，結果發現這一領域的研究文獻只有9份。雖然文獻大體均指向 VSS 對貿易的促進效應，但必須謹記一些相關的細微差別。特別是，審查的研究得出的結論相互矛盾，而且具有高度的個例性質，僅關注很少的 VSS 和產品。例如，Grassnick and Brmmer(2021)的一項研究發現，UTZ 認證促進了可可豆和

14、可可糊的出口，但削弱了深加工可可產品的出口業績。同樣，Guan et al.(2019 年)發現，森林管理委員會認證(一項關于森林可持續管理的 VSS)對貿易的影響取決于出口木材產品的類型。因此，有必要就 VSS 對貿易產生的效應開展更多研究。本報告介紹了作為提高國際貿易可持續性的工具的 VSS。第一章描述了 VSS 是如何出現和演變的。這一章表明，從 VSS 的數量、VSS 活躍的部門和商品的數量以及一些關鍵初級商品中認證產品的產量占全球總產量的比例來看，VSS 作為跨國治理的工具已經有了顯著發展。第二章深入探討了 VSS 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這一章詳細描述了VSS 如何運作，以及認證過

15、程中涉及的不同行為方。這一章還強調了 VSS 的高度多樣化。第三章盤點了關于 VSS 有效性的現有文獻和證據。對有效性的分析涉及兩個層面。一個層面側重于對 VSS 的使用或接納。另一個層面側重于 VSS 對不同可持續性指標的實地影響，特別關注其社會和環境影響。第四章介紹了貿易相關政策工具對 VSS 的使用。這一章詳細介紹了如何將 VSS 融入公共政策，作為實現公共政策目標的補充工具。4第一章自愿可持續性標準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第一章 自愿可持續性標準A.導言VSS 已成為管理全球價值鏈和解決相關可持續性關切的重要工具(Marx and Depoorter,2022)。VSS 的目標是確

16、保產品和生產流程符合一系列社會、經濟和/或環境要求，以提高全球生產的可持續性，因此它們日益被視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跨國治理工具。從農業和林業，再到礦業和電子業，VSS 在眾多行業均很活躍。然而，對 VSS 使用最廣泛的是熱帶農業初級商品部門，包括香蕉、可可、咖啡、棉花、棕櫚油、大豆、甘蔗和茶葉，這些產品大多由發展中國家生產并出口。一些 VSS 已經獲得廣泛認可。例如，森林管理委員會(FSC)是一個全球性的非營利多利益攸關方組織，它制定標準，使森林管理對環境負責，對社會有益，并在經濟上長期可行。海洋管理委員會(MSC)是另一個多方利益攸關方組織，其代表來自海產品行業、環境非政府組織和學術界，該

17、組織制定漁業作業標準，以保護海洋和保障海產品供應。公平服裝基金會(FWF)是一個與服裝行業、工人和行業影響者合作的獨立組織，宗旨是改善服裝行業的勞動條件。良好棉花倡議(BCI)旨在通過減少棉花生產對環境的影響，改善產棉區的生計和經濟發展，使棉花成為可持續的主流商品。非政府組織雨林聯盟成立于 1987 年，促進負責任的商業做法，并為可持續林業和農業提供認證，以咖啡、可可、茶葉、榛子和香蕉部門為主，但也為可持續旅游業提供認證。國際公平貿易組織是一個多利益攸關方的非營利組織，活躍在各個農業部門，為勞工和合作組織制定標準，以提高農民和工人的收入。VSS 并不是一個新現象，但其數量在過去幾十年中激增。根

18、據所查閱的數據庫，目前VSS 的數量在 300 個(ITC Standards Map,2022)到 450 多個(Ecolabel Index,2022)之間。本章追溯了 VSS 的出現和演變，并提出了推動 VSS 發展的一些因素。B.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出現和演變VSS 的出現可以追溯到 1928 年，當時為生物動力農場認證創造了德米特(Demeter)標識(Marx and Wouters,2015a)。從這個意義上說，VSS 的歷史相對來說已經非常悠久。然而，過了很多年才有其他的 VSS 創立，最開始是 1954 年為推廣可持續玩具創立的 Spiel Gut 標簽。到了 1970 年代，

19、出現了一些新的生物農業標簽，如 1971 年的 Bioland,1973年的加州有機農業認證(California Certified Organic Farmers)，以及 1973 年的土壤協會有機標準。1978 年，德國出現了第一個由政府主導的自愿性可持續標準“藍天使”(Blue Angel)。在此之后，創建的其他 VSS 數量迅速增加。圖 2 根據兩個數據庫 國際貿易中心標準地圖和生態標簽指數 繪制出了 1942 年至2022 年的 VSS 數量變化。該圖所依據的是各種 VSS 項目報告的創建日期，并且僅包括2022 年仍在運營的項目。該圖顯示，1980 年代初，每年只有三到四個新創的

20、 VSS,但從1990 年代中期開始，其數量迅速增加。6圖 2 VSS 數量演變，1942-2022 年050100150200250300350400450500194219521962197219821992200220122022生態標簽指數國際貿易中心標準地圖VSS數量資料來源：作者基于國際貿易中心標準地圖(2022)和生態標簽指數(2022)繪制。由于計算方法和甄選標準不同，國際貿易中心標準地圖和生態標簽指數在數字上存在差異，但仍然可以看出兩個有意思的共同趨勢。首先，雖然 VSS 的概念相對歷史悠久，但其數量激增是最近的事：VSS 真正興起于 1990 年代，且其數量持續增長，直到

21、2010年代初。其次，近年來活躍 VSS 數量的增長一直在放緩，自 2017 年以來已經趨于穩定。下一節探討了 1990 年代推動 VSS 激增的因素，接著分析了近年來其增長停滯的可能原因。C.自愿可持續性標準興起背后的推動力有若干因素促成了 1990 年代至 2010 年代期間 VSS 數量的激增，涉及消費者需求、公司的動機、政府的參與、多邊監管工作的失敗以及來自其他 VSS 的競爭(圖 3)，下文將作進一步討論。7第一章 自愿可持續性標準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圖 31990 至 2010 年代期間促使 VSS 數量激增的因素VSS數量激增對出現其他VSS的回應對多邊監管工作失敗的回應

22、政府對VSS的參與消費者對社會和環境問題的認識提高公司方面的動機，例如品牌保護、溢價和市場準入1.消費者的認識(需求)從 1990 到 2010 年代，推動 VSS 激增的一個因素是消費者的需求。近幾十年來，消費者對可持續性問題的認識日益提高，相應地，他們已根據對產品可持續性的認識調整了購買行為(ORourke,2012)。在這方面，VSS 通過使用標簽提供關于產品可持續性屬性的信息，對消費者關切的問題作出了回應。消費者通過多個渠道促成了VSS的出現。首先，除了價格考量之外，無論是否有意為之，道德考量都在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中發揮著一定作用。例如，正是出于可持續發展的考慮，一些消費者成為了素食主義

23、者，而另一些消費者選擇只在自己的社區購買當地產品，還有一些消費者決定抵制涉嫌強迫勞動或使用童工的服裝公司。許多消費者會查看產品上是否有 VSS 標簽。因此，道德考量創造了對可持續產品的需求，而 VSS 的目標就是提供這類產品。除了這些道德考慮，生產商和零售商也日益意識到消費者對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方式有一定的影響力。消費者可能決定抵制某些產品，或者反過來購買可持續產品“以購買支持(buycott)”(Bartley et al.，2015)。這些消費選擇對價值鏈中的生產者和經濟行為體都會產生影響，它們可能會因此增加使用 VSS,以避免抵制或增加銷售。文獻記錄顯示，道德消費主義在北美和歐洲已經非常普

24、遍，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在這些地區之外的消費者不會做出道德驅動的消費選擇。然而，道德消費主義的現實情況和可持續產品消費市場的存在仍然存在爭議。盡管如此，某些部門認證產品的市場份額的增加證明了對可持續產品的需求日益增長。雖然關于認證產品銷售的系統數據仍然很少，但8還可以找到一些例子。例如，2010 年，荷蘭市場上銷售的咖啡有 45%獲得了認證，而2001 年時的比例只有 2.9%(Ingenbleek and Reinders,2013:467)；公平貿易認證產品的全球零售額增長了 125%，從 2010 年的 43.6 億歐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98 億歐元(Fairtrade,2019；IT

25、C,2019)。另一方面，可持續產品市場的實際規模仍不清楚。一些研究強調，存在對 VSS 認證商品的需求，消費者(主要是歐洲和北美的消費者)會有意識地選擇這類商品，但前提是其價格沒有更高(Hainmueller et al.，2015)。另一些研究表明，消費者對可持續產品的需求取決于多種因素，包括年齡、教育、預算、國籍、關于可持續性和可持續性標簽的知識，或習慣的力量(Taufique et al.，2017；Thgersen at al.，2017)。因此，對可持續和認證產品的需求主要取決于特定的社會經濟和人口屬性。此外，研究指出，存在一種“態度行為差距”，意思是人們對可持續性問題的認識及其購

26、買可持續產品的意圖未必會表現為購買可持續產品的行為(Grabs et al.，2020；Hainmueller et al.，2015)。此外，研究表明，消費市場上類似VSS的可持續性標簽的激增，讓消費者對各種 VSS 的宗旨、它們之間的差異及其有效性產生了困惑，因而削弱了消費者對此類標簽的信任(Marx and Wouters,2015a；Schleifer et al.，2019)。消費者往往很難確定什么才是“應該做的正確的事”，盡管民間社會通過提供信息或編制良心企業日益發揮著引導作用。最后，研究表明，由于消費者的需求跟不上供應，一些市場上認證產品供過于求，因此一些認證產品被作為非認證產品

27、出售，例如咖啡行業就存在這種情況(Tayleur et al.，2017；Garrett and Pfaff,2019)，這也表明消費者對認證咖啡的需求有限。2.公司采用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動機(供應)推動 VSS 出現的第二個因素在于公司采用認證的不同動機。下文著重指出了五個主要動機。首先，一些公司試圖通過采用 VSS 來保護其品牌并降低聲譽風險(Auld et al.，2008a；Gereffi et al.，2001；Marx,2008)。品牌保護確實已經成為許多領先公司的主要關切。非政府組織常常通過媒體宣傳和抵制活動直接針對公司，迫使這些公司考慮到民間社會的關切，并引導它們與非政府組織合

28、作采用 VSS。例如，Bartley(2003)指出，一些工商企業由于沒有在其價值鏈中貫徹勞工標準而成為直接目標。起初，這些公司的應對舉措是宣布采用行為準則來解決貫穿整個供應鏈的勞工問題。但這些行動非但沒有平息抗議，反而引發了更多的質疑和指控，稱這些企業沒有遵守自己的行為準則。Gereffi et al.(2001)在千年之交指出，針對品牌零售商的抗議和直接行動只有 10 年的歷史，但正如一位綠色和平組織活動人士所說，“這就好比發現了環保主義者的火藥”。由此，抗議成為迫使零售商和公司考慮環境、社會和安全問題并開發 VSS 等新工具的有力手段。公司與 VSS 合作的第二個動機在于 VSS 可以為

29、生產商或公司帶來的溢價，因為認證產品的售價可能更高(Auld et al.，2008b；Marx and Cuypers,2010)。然而，研究還表明，溢價并沒有保證(Garrett and Pfaff,2019)。而且生產商和供應商未必總能從認證中獲益，因為往往是價值鏈中的強勢行為方捕獲溢價(Grabs,2020)Ponte(2019)稱之為“可持續發展驅動的供應商擠壓”。9第一章 自愿可持續性標準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第三，生產商或公司與 VSS 合作，以獲得或增加進入全球價值鏈和更高價值市場的機會。VSS 可以通過兩種渠道增加市場準入。首先，作為一種差異化機制，它們可以改善認證產品

30、進入對環境和社會問題具有敏感意識的市場的機會。其次，當市場準入附有需符合具體可持續性標準的條件時，VSS 可以提供符合這些要求的證明。事實上，隨著人權盡責領域出現新的監管措施，后者(提供合規證明)可能會變得越來越重要(Bright et al.，2020；UNFSS,2022)。第四，全球價值鏈上的生產商或公司采用 VSS 可能是受它們對可持續性和道德價值觀之承諾驅動(Faggi et al.，2014；Takahashi,2001)。公司做出這些承諾是為了回應股東/利益相關方的要求，以便能夠吸引更優秀的員工，也可能是為了改善或保護公司的聲譽(Galati et al.，2017)。公司和生產

31、商采用 VSS 的最后一種動機是創新的機會。VSS 可以促進關于更可持續實踐的知識轉移和學習，有時還能提高效率(Auld et al.，2015；Rickenbach and Overdevest,2006)。例如，Galati et al.(2017)研究了意大利林業企業采用森林管理委員會認證的動機。雖然釋放信號和差異化動機、道德層面、市場惠益和更強的合規能力在公司決定尋求認證時發揮了更大的作用，但作者發現，這些公司參與認證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學習，以便提高產品質量，提高工藝效率。3.對多邊監管工作失敗的回應1990 年代促使 VSS 興起的因素除了需求(消費者的認識)和供給(公司的動機)之外

32、，還有一個因素是多邊監管工作在解決可持續性問題上不斷失敗。例如，布倫特蘭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以及 1992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又稱地球問題首腦會議)將毀林確定為一個關鍵的環境問題。然而，首腦會議并未能就解決毀林問題做出具有約束力的承諾。因此，私營森林認證成為解決與林業有關的可持續性問題的工具。正如 Bartley(2011)指出的那樣，“許多非政府組織也將私營部門的努力視為繞過政治障礙的一種方法”。4.對出現其他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回應VSS 數量的激增也可以被解釋為對其他 VSS 的出現和興起的回應。有時，針對非政府組織牽頭的 VSS,行業會牽頭制定新的 VSS,反之亦然，導致同一個市場

33、中常常有不同的VSS 在相互競爭。例如，行業牽頭的 VSS 森林認證體系認可計劃(PEFC)就是為回應非政府組織牽頭的森林管理委員會而創建的，旨在更貼近林業公司的現實。這樣的動態關系導致出現了專注于同一初級商品的多個 VSS。另一些 VSS 是在其他部門取得成功后成立的，其領導組織也是同樣的機構，如同樣在世界自然基金會(WWF)領導下成立的海洋管理委員會(MSC)或可持續棕櫚油圓桌會議(RSPO)。這樣的動態關系有助于認證模式在部門間的傳播。雖然一些 VSS 以合并的形式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但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競爭態勢(Fransen,2011)，同時 VSS 市場不斷有新人加入。除了非政府

34、組織牽頭的和行業牽頭的VSS 之間存在競爭之外，世界各地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公共部門 VSS。在發展中國家或地10區，這正在成為一項重要的趨勢(UNFSS,2022)。這些 VSS 試圖調整它們的標準以便更加適應本地或區域特性。例如，針對可持續棕櫚油圓桌會議(RSPO)關于可持續棕櫚油治理的國際多利益攸關方 VSS,出臺了印度尼西亞可持續棕櫚油和馬來西亞可持續棕櫚油(公共部門)國家標準。雖然源自發達國家的 VSS 比源自發展中國家的 VSS 更多(Schleifer et al.，2019)，但這種動態關系有助于 VSS 數量的總體增長，并且在近幾年變得愈加重要。5.政府對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參與促

35、使 VSS 數量激增的最后一個因素是政府越來越多地參與 VSS。政府法規一直是制定和采用 VSS 的一項主要驅動力，現在依然如此。關于 VSS 和公共政策的章節深入探討了不同類型的公共政策工具如何整合 VSS 或以某種形式提及 VSS。其中包括在產品不符合貿易政策(包括出口促進政策工具)和公共采購政策中的特定(可持續性)要求時限制市場準入的法規，以及基于盡責要求的法規。D.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增加停滯上述因素結合起來，推動 VSS 在 1990-2010 年期間迅速增加，但近幾年，VSS 的數量基本保持穩定(圖 2)，這其中有多重原因。首先，前文所述的各種因素推動了認證模式在不同經濟部門和商品中

36、的傳播，促進了VSS 的增加。然而，這種傳播似乎已經達到了極限。而且，VSS 可能并不適用于所有或其他商品和部門?，F有的 VSS 集中在數量有限的部門，如農產品和糧食初級商品、紡織品和林業產品(圖 4)。對于其他一些部門和初級商品而言，實行認證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或更加困難。以橡膠生產的可持續管理為例，由于橡膠價格波動大、價值鏈復雜且缺乏對可持續橡膠的需求，似乎很難為該部門制定 VSS(Depoorter et al.，2021)。其次，對于那些 VSS 活躍的部門，由于 VSS 市場實現了一定程度的整合，增長已經放緩，難以出現新的 VSS。推動整合的有兩股力量。在林業等特定部門，一些 VSS

37、 已經占據主導地位，如森林管理委員會和森林認證體系認可計劃，留給其他 VSS 的市場機會很小。此外，雖然不太常見，一些主要 VSS 正在合并或緊密合作。例如 UTZ 和雨林聯盟在 2020 年合并，產生了目前運營的規模最大的 VSS 之一。第三，增長停滯可能與數據庫測量 VSS 數量演變的方式有關。這些數據庫可能會遺漏一些進展，如區域或國家 VSS 的創建，特別是考慮到這些標準的地理范圍和獲認可程度有限。數據庫在決定納入哪些 VSS 時也可能變得更加嚴格。因此，觀察到的停滯現象可能是數據收集的結果，而不是真正的停滯。11第一章 自愿可持續性標準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圖 4VSS 在各部門

38、的分布34293335383844465656737577152珠寶電子工業產品采礦業玩具能源森林魚類(野生捕撈)服務業魚類(水產養殖)畜牧業紡織品/服裝消費品加工食品農業VSS數量資料來源：作者基于國際貿易中心標準地圖的計算。盡管目前 VSS 數量增長停滯不前，但在若干部門，特別是林業和農業部門，它們已成為提高全球價值鏈可持續性的一種主要治理工具。不過，市場上大量存在的 VSS 和其有限的相互承認機制給消費者和全球價值鏈上的其他行為方造成了困惑，因為很難區分哪些 VSS 可信，哪些不可信。如國際可持續標準聯盟(ISEAL Alliance)之類的倡議，基于關于可信標準的準則對 VSS 予以認

39、可。2020 年，歐盟委員會發起了一項倡議，就可持續性標簽的體制設計制定最低標準(European Commission,2022)。下一章分析了 VSS的工作原理，以及 VSS 之間的區別。12第二章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工作原理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第二章 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工作原理各種 VSS 項目在所確立的標準、如何制定和執行這些標準、以及如何追蹤認證產品貫穿全球價值鏈的路徑方面各不相同。但是它們在這些方面的運作方式也有一些相似之處。A.制定可持續性標準標準制定工作的實質性和程序性層面對于制定具有相關性和包容性的可持續性標準都很重要。VSS 組織成立的基礎便是對可持續性的明確承諾，它

40、們通過三個不同步驟來實現這些承諾(圖 5)。圖 5VSS 的標準制定過程編寫總體原則除其他外，多基于國際條約和公約將總體原則細化為更加具體的標準和準則通過一個或多個具體且可衡量的指標落實標準123首先，VSS 組織編寫總體原則，這些原則代表它們的宗旨或它們努力實現的寬泛的可持續性目標。許多 VSS 力求涵蓋可持續性的所有方面，但有些更側重于解決環境關切，而另一些則更側重于社會問題。VSS 的總體原則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現有的與可持續性問題有關的國際規則和協定，這些規則和協定往往是在多邊背景下制定的。VSS 實體將這些公共國際規則和標準融入自己的程序(Marx,2017)。相關的國際協定包括：西半球

41、自然保護和野生生物養護公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和 1998 年國際勞工大會通過的國際勞工組織關于工作中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等等。接著，VSS 將總體原則細化為更具體的標準或準則。每項原則通常包括若干標準，以便于開展合規性評估。例如，許多 VSS 致力于保護工人的權利和改善就業條件。這項承諾被細化為各種標準，包括結社自由、集體談判權、廢除強迫勞動和童工、打擊歧視、促進性別平等、衛生和安全做法以及最低工資等等。第三步，將這些標準中的每一項都落實為一個或多個具體且可衡量的指標。借由這些指標可以開展額外的合

42、規性評估以及標準化。例如，將促進性別平等的承諾落實為不同的可衡量指標，以便對這些指標進行監測以確保合規，包括男女同工同酬，向職業婦女直接支付工資以確保她們能獲得并留住工資，分娩后的產假不少于六周，或男性可以休陪產假，并且不會因休陪產假而受到處罰。14這三個層面 原則、標準和指標 使VSS力求實現的總體可持續發展目標得以落實，其中許多目標與可持續發展目標相一致(插文 1 和圖 6)?？沙掷m發展目標繪制了到 2030 年為全世界人民帶來和平與繁榮的共同藍圖。人們在討論 VSS 時將它作為落實2030 年議程的一種可能機制(UNFSS,2016)。除了與可持續發展目標 12(負責任的消費和生產)直接

43、相關之外，VSS 還與其他一些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大量政策目標相一致，如糧食安全、性別平等和氣候行動等等(Marx and Depoorter,2021)。然而，這一領域的實證研究仍處于非常早期的階段。一方面，有人認為“可信的”自愿性標準體系有巨大的潛力可在這一領域發揮重要作用(WWF,2017)。其他人則不那么樂觀，指出 VSS 作為可持續治理模式存在缺點和局限性(Bartley,2010；Bennett,2018)。Bissinger et al.(2020)發現 VSS 和 SDG 之間有顯著的一致性。他們觀察到，希望在可持續發展目標相關領域創造協同效應的政策制定者有大量相關的 VSS 可

44、以使用。利用來自國際貿易中心可持續性地圖的數據，他們對 232 個 VSS 和 17 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及其具體目標之間的相互聯系進行了系統分析。結果(見圖 6)表明，VSS 涵蓋最多的三個目標是可持續發展目標 8(體面工作和經濟增長)、可持續發展目標 12(負責任的消費和生產)和可持續發展目標 2(零饑餓)。而且，他們發現這三個目標中的每一個都有超過 200 個 VSS 與之關聯。這些標準也與其他可持續發展目標相關，包括可持續發展目標 16(和平、正義與強大機構)、可持續發展目標 15(陸地生命)、可持續發展目標 5(性別平等)、可持續發展目標9(產業、創新和基礎設施)、可持續發展目標 7(經

45、濟適用的清潔能源)和可持續發展目標 10(減少不平等)。VSS 的相關性有進一步提高的潛力。概括來說，VSS 可以作為政府和國際組織角色的補充，從而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做出貢獻。這具有重大價值，特別是有助于發展中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未來，更好地理解可持續發展目標，理解 VSS 如何促進它們努力實現這些目標。VSS 要求與可持續發展目標之間的關聯1802071941911361981252221291122002141961158165005010015020025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 VSS數量可持續發展目標資料來源：Bissinger et al.(2020)

46、.15第二章 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工作原理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VSS 應遵循一套程序準則制定其原則、標準和指標。它們應該通過公開、透明和基于共識的程序來制定標準，考慮到各利益攸關方的關切和利益。關鍵利益攸關方群體應包括直接受影響的利益攸關方(標準實施后將受到影響的利益攸關方)，也可包括間接受影響的利益攸關方(那些與標準的適用有利害關系的利益攸關方)，如非政府組織、企業、生產者、消費者和其他一些群體的代表。公開的磋商進程應保證所有利益攸關方都能夠參與標準制定活動。要確保納入所有相關利益攸關方是件難事，為克服這一困難，標準制定組織應努力通過利益攸關方識別(或繪圖)進程來識別這些利益攸關方。B

47、ennett(2017)明確指出了納入所有利益攸關方的挑戰，她試圖查明都有誰參與了標準制定過程。Bennett 觀察到，VSS組織通常被認為具有多利益攸關方治理結構，其中包括認證產品的生產者(例如農民、手藝人和工人)。然而，她對 33 個 VSS 組織的研究表明，標準制定過程并非總有生產者的參與。生產者擁有投票權或席位的情況僅占四分之一，生產者擁有否決權的情況僅占 20%，而否決權對于影響決策至關重要。B.確保遵守標準VSS 組織制定了標準之后，生產者或全球價值鏈上的其他行為方就可以向 VSS 組織提出申請，申請意味著承諾其生產實踐符合 VSS 組織的可持續性標準。為了確保獲認證的實體正確適用

48、這些標準，VSS 開發了評估合規性和監控持續合規的體系。經評估符合標準的行為方將獲得證書，并獲準在其產品上使用標簽表明其生產符合可持續性要求。因此，VSS 證書提供了符合可持續性標準的證明，從而區別市場上的產品，向購買者和消費者傳遞信息，并提高復雜的全球價值鏈的透明度。圖 7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合規性評估VSS 組織可持續性標準的具體規定鑒定機構質量控制認證機構合規性評估(審計)VSS采用者落實可持續性標準外部利益攸關方受VSS體系影響自上而下(事前)的合規性評估自下而上(事后)的合規性評估確定檢查資質制定要求檢查合規性可以提交投訴可以提交投訴可以提交投訴可以提交投訴資料來源：作者。16VSS

49、 組織以兩種方式確保其標準得到遵守：通過審計進行合規性評估(自上而下或事前合規性評估)，以及通過投訴或申訴機制(自下而上或事后合規性評估)。圖 7 展示了VSS 體系的各種參與者，以及它們在合規性評估中的相互關系。藍色箭頭表示各行為方之間在自上而下的合規性評估體系中通過審計形成的關系，而橙色箭頭表示它們在基于投訴和申訴機制的自下而上體系中的關系。以下各節將更詳細地描述這兩個評估體系。首先討論了合規性評估或審計(自上而下)包括哪些內容，為什么這項體系有時會受到批評，以及 VSS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如何進行合規性評估。之后對投訴和申訴機制(自下而上)進行了描述。1.合規性評估：自上而下的核查VSS

50、 組織在頒發證書前需確定潛在會員的做法是否符合其標準。因此，合規性評估可被稱為事前核查體系，因為對是否符合標準的核查在頒發證書之前進行。這種評估采用自上而下的核查機制，由獨立的第三方審計員進行。審計員從屬于一個認證機構。如果經認定標準采用者遵守了各項標準，則由這個認證機構向標準采用者頒發證書。在 VSS 體系內可以開展不同類型的審計以確保合規性：認證、核查、突擊和影子審計。審計包括分析文件，以及在實地訪問期間使用調查、核對清單和有時進行的面談收集關于 VSS 申請者做法的數據。因此，評估和審計程序會涉及若干行為方。圖 7 總結了 VSS 認證的工作原理。認證機構所完成的工作由 VSS 指定的鑒

51、定辦公室通過鑒定程序進行檢查。鑒定辦公室，如鑒證服務國際(ASI)，核查認證機構是否有資格進行合規性評估。認證審計包括在認證和再認證過程中進行的審計。審計分三步進行。第一步，向 VSS提交申請的實體邀請一名審計員，該審計員就所審查的實體是否有可能獲得認證進行預審計或可行性研究。第二步，通過現場實地訪問進行真正的認證審計，對照 VSS 組織的標準和準則評估申請方的當前管理實踐。這項審計完成后，審計員可以發布糾正行動要求(CARs)，指出申請方為獲得認證而需要解決的已查明的不合規問題。其中通常會規定申請方需要在特定的時限內解決不合規問題。第三步，當申請方開展了所需的糾正行動并對審計進行評估之后，認

52、證機構將進行新的審計，以核查不合規問題是否已確實得到解決，并可能發布新的糾正行動要求。在此基礎上，認證機構決定是否可以授予證書。證書的有效期因 VSS 而異(例如 1 年、3 年或 5 年)，但可以通過重新認證審計進行更新。核查審計通常每年進行一次，以監測持續合規性。取決于不同 VSS 的要求，監督審計可以通過案頭審計進行，而不必進行現場審計，也就是說審計員在辦公室審閱獲認證實體的相關最新文件，而不是通過實地訪問來審計?？赡軙谶@些審計要求采取糾正行動，或者在嚴重和屢次不合規的情況下，可能會暫停甚至撤銷認證。除了認證和核查審計，還可以由獨立審計員、VSS 組織本身或鑒定機構進行其他類型的審計

53、，以進一步確保合規性。例如，審計員可能會進行突擊審計，即未事先通知，或者僅臨時通知獲認證實體的審計，目的是確保其持續合規性。另一個例子是影子審計，這種審計由VSS本身或鑒定機構進行，旁觀認證機構進行的審計，以核查審計的質量。因此，17第二章 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工作原理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突擊審計和影子審計提供了對標準遵守情況的額外檢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 VSS 組織都要求甚至允許影子或突擊審計。插文 2 介紹了實地的審計工作方式。雖然 VSS 依靠審計來確保對其標準的遵守，但這種審計因多種原因而受到批評(LeBaron et al.，2017；Power,1997；Strathern

54、,2000)。首先，有人說審計在評估的問題方面是有選擇性的，往往側重于更容易衡量的結果標準，如工作時間或工資，而不太關注更難衡量的過程標準，如結社自由或勞工標準中的不歧視。其次，審計所收集信息的質量也受到批評。審計通常以清單和問卷為基礎，以便實現量化和標準化，從而可以在獲認證實體之間進行比較。通常情況下，審計缺乏對標準實施情況進行更偏定性的評估，并且未能考慮到當地利益攸關方、邊緣化群體或工人本身的聲音(盡管一些 VSS 要求審計員對工人進行訪談，有時也對外部利益攸關方進行訪談)(Marx and Wouters,2018)。第三，以審計為基礎的合規性評估體系因沒有充分考慮到某些部門價值鏈的復雜

55、性而受到批評。在一些全球價值鏈中，外包或分包的比重很大，因此難以系統和足夠頻繁地監測價值鏈不同環節的運作。最后，由于開展審計工作的認證機構是由標準采納者選擇和支付的，因此可能會出現利益沖突，導致審計員少報不良做法，以留住客戶(Marx and Wouters,2018)。在大多數認證體系中，證書持有人有責任從獲得認可的機構名單中選擇一個認證機構并與之簽訂合同。雙方簽署一份合同，合同中預先確定并商定了預計的審計費用。這些審計費用由證書持有人支付給認證機構。然而，這可能會產生利益沖突，因為認證機構有動機少報不合規情況，以免證書持有人與另一個認證機構簽約。VSS 依靠審計來確保遵守其標準的做法也由于

56、新冠肺炎疫情而面臨挑戰，因為封鎖和旅行限制使審計員無法進行實地訪問。對此，一些 VSS 決定暫停所有審計活動，并暫時延長認證的有效期。其他 VSS 選擇以遠程審計來繼續監控合規性，包括通過電話訪談或電話會議收集數據，或審閱文件。因此，遠程審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信息和通信技術的使用。甚至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一些 VSS 就已經越來越多地使用技術工具來加強審計。例如，一些 VSS 已經開始使用衛星圖像評估環境參數，如森林覆蓋變化。雖然可以說，審計不應該完全依賴于技術，但技術仍然可以支持和加強審計，以更好地確保對可持續性標準的遵守，并提供關于 VSS 的可持續性影響的證據。182004 年，印度尼西

57、亞的咖啡種植園 A 公司希望通過獲得 UTZ 認證增加對歐洲市場的出口。它提出了 UTZ 認證申請，并與一家認證機構 Control Union 簽訂了初步審計的合同。在滿足了所有認證前要求并制定了管理計劃之后，A 公司獲得了 UTZ 認證。該公司雇用了一名新員工，專門負責管理 UTZ 認證的所有行政事務。該公司每年都會接受監督審計，以確保繼續符合 UTZ 的要求。2007 年，該公司決定也尋求雨林聯盟的認證，因為其出口市場的主要買家一家日本公司開始要求其供應商提供雨林聯盟的認證。雨林聯盟允許的物料平衡體系使這家日本公司能夠將 A 公司供應的認證咖啡豆與其他來源供應的咖啡豆混合，并以這種形式銷

58、售。A 公司與當時雨林聯盟在印度尼西亞認可的唯一認證機構 Nepcon 簽訂了進行年度審計的合同。由于獲得了 UTZ/雨林聯盟的雙重認證，A 公司每年必須接受兩次不同的審計并為此支付費用。由于 UTZ 證書未能幫助增加公司進入歐洲市場的機會，2019年 A 公司決定不再更新 UTZ 認證，而是繼續使用雨林聯盟認證。后來，這兩個認證計劃合并。幾年后，在對 A 公司的種植園進行監督審計時，發現了不合規的情況。例如，2019年的審計顯示，種植園工人的工資沒有按照雨林聯盟標準要求的時間框架支付。A 公司解釋說，這是因為雨林聯盟的要求與印度尼西亞咖啡行業的傳統工作方式之間存在差異。傳統上，工資是在工人完

59、成工作取得成果時支付，而雨林聯盟則要求按日支付工資。認證機構和 A 公司商定了解決這一不合規問題的時間框架。最終，該公司按照雨林聯盟的要求支付了工資，并進行了一次額外的審計，為此該公司必須支付的費用相當于年度審計費用的一半，審計后的結論是不合規問題已經解決。2020 年，其他認證機構獲得了雨林聯盟的認可，可以在印度尼西亞的咖啡行業開展審計。A 公司決定與另一家認證機構 SDS 簽訂合同，因為它更有競爭力。這個來自實地的案例說明了生產商如何采用認證，審計如何進行，以及不合規問題如何解決。它還表明，認證機構之間的競爭對于 VSS 采用者來說非常重要。此外，這個例子表明，有時當地的做法可能不同于跨國

60、 VSS 組織的要求。2.自下而上促進合規：投訴制度除了通過審計進行自上而下的核查之外，一些 VSS 還建立了自下而上確保遵守其標準的機制，即投訴或申訴機制。審計是一種事先核查的形式，而投訴制度則涉及事后核查，因為在頒發證書后，對標準的遵守情況一直受到監測。投訴體系構成標準執行的補充機制。雖然不同的 VSS 實體的投訴機制可能在細節上有所不同，但總體而言，它們允許利益攸關方，如 VSS 成員組織、證書持有者、獲認證業務的工人，以及來自更廣泛社區的外部行為方，如非政府組織、政府、消費者和當地社區，就 VSS 實體的業務提出投訴，并對其決定提出質疑。通常，可以針對三類問題提出投訴：19第二章 自愿

61、可持續性標準的工作原理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第一類，VSS 組織的內部運作情況，包括與其原則、程序、如何制定標準以及誰參與制定標準或其他決策相關的問題；第二類，認證機構如何運作，如何進行審計；第三類，在明顯存在不符合標準跡象的情況下作出的認證決定。然而，在 VSS 領域對投訴機制的使用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并不是所有的 VSS 組織都有投訴機制。Marx and Wouters(2018)發現，根據 2011 年的數據，只有少數 VSS 組織建立了事后核查制度。他們指出，VSS 組織缺乏建立這種制度的激勵因素，因為這需要它們調動資源并制定處理投訴的程序。此外，這種制度的存在可能會阻止潛在客

62、戶尋求獲得認證，因為投訴制度可能會讓客戶的業務受到更嚴格的審查。投訴制度的設計可以多種多樣，這決定了其作為核查機制的力度和可信度。首先，它們受理的投訴內容不同。一些 VSS 組織允許就廣泛的問題提出投訴，而另一些組織則將投訴限制在對標準的解釋和合規性評估的范圍之內。第二，它們允許提交投訴的主體有所不同。一些 VSS 組織僅允許成員提交投訴，而另一些組織允許任何人提出投訴。對于這些制度及其結果的無障礙性存在一些批評，因為只有少數 VSS 組織在語言和程序方面做到了投訴制度和結果的公開和無障礙(Fiorini et al.，2019；Marx and Wouters,2015b)。對 18 個 V

63、SS 進行的一次文獻回顧和實證分析得出結論認為，這些投訴制度大多未能達到有效獲得補救的國際公認標準(MSI Integrity,2020)；它們解決投訴的速度很慢，且無法從投訴人的角度令人滿意地解決問題。C.供應鏈追蹤VSS 組織運作方面的第三個重要問題在于它們如何通過追溯體系追蹤認證產品沿全球價值鏈的移動路徑。在產品到達最終消費者手中之前，通常要經過各種各樣的中間商，它們為產品增值，并將生產者與消費者聯系起來。因此，重要的是確保整個價值鏈中認證產品貿易的誠信，確保作為認證產品出售的產品確實是按照認證計劃的可持續性標準生產的。為此，除了產品認證之外，許多 VSS 還開發了所謂的“監管鏈”(Co

64、C)認證(或“供應鏈認證”)。監管鏈認證實現了對認證產品交易量的追蹤，從而防止出現關于最終產品可持續性屬性的虛假聲明。監管鏈認證還有助于通過所謂的“追溯體系”追蹤產品從獲認證的業務部門(如農場)出來后貫穿整個價值鏈的移動路徑。追溯體系通常在網上運行，由一系列文件組成，這些文件詳細說明了產品的所有權情況和/或從一個經濟行為者到另一個經濟行為者的所有權轉移，并以 VSS 證書的形式說明了其可持續性準則。追溯體系可以記錄產品、零件和材料從供應商、加工到最終產品分銷的路徑(ISEAL Alliance,2016)。存在不同的追溯體系，其區別在于它們允許在價值鏈上對認證產品進行使用和處理的方式(ISEA

65、L Alliance,2016)。三種最重要的追溯體系是：身份保留、產品分離和物料平衡(見圖 8)。身份保留制度不僅確保認證產品在價值鏈的每個階段都與非認證產品分開，而且確保產品來源可以追溯到其唯一的獲認證生產商。在這一制度下，禁止混合不同來源的認證產品。因此，身份保留制度僅適用于在價值鏈的每個階段都可以分開保存的某些商品，如魚或木材。20產品分離制度類似于身份保留制度，因為它禁止將認證產品與非認證產品混合，但產品分離允許混合不同來源的認證產品。與身份保留制度一樣，這一制度只能用于特定商品，如魚或木材。物料平衡制度不一定要將認證產品與非認證產品分開；它們可以混合，其結果是最終產品包含百分比不定

66、的認證和無認證成分。最終產品若想作為認證產品銷售，賣方就必須說明其中所含認證產品的百分比。物料平衡制度通常用于茶葉、咖啡或棕櫚油等商品，這些商品通常很難在整個價值鏈中始終與非認證產品分開。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應用新技術(如區塊鏈技術)進行追溯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圖 8追溯體系確保產品來源可追溯至單一獲認證生產商確保認證產品在價值鏈每一階段均與非認證產品分開產品分離最終產品含有一定百分比的認證產品和一定百分比的非認證產品物料平衡保留制度D.自愿可持續性標準體制設計的多樣性前面幾節已經凸顯出，不同的 VSS 組織采用的標準制定程序、合規性評估機制和追溯體系可能存在很大差異?？傮w而言，這說明其

67、標準設計的高度多樣性。這一點具有重要意義，因為 VSS 組織的體制設計會影響它們的可信度和有效性，下文概述的幾項研究對此進行了分析。第一批早期的研究側重于 VSS 作為跨國治理工具的合理性。為了將 VSS 的合理性概念化并予以分析，許多研究人員以 Scharpf(1999)的工作為基礎，他引入了投入和產出合理性的概念。投入合理性側重于規則制定或標準制定過程，可以通過檢查在制定標準時是否遵照了一套程序要求來評估，如相關利益攸關方的代表性、包容性、透明度和審慎性(Auld and Gulbrandsen,2010)。這方面的研究特別關注哪些行為方參與了標準制定過程。一些作者認為，VSS 組織在標準

68、制定方面非常民主和包容(Dingwerth,2007)，而其他人則持懷疑和批評態度，并強調在標準制定過程中幾乎沒有生產者等關鍵行為方的代表(Bennett,2017)。21第二章 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工作原理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產出合理性涉及決策者在做出決定后可被問責的程度。它呼應了“以響應需求承擔責任”的概念(Gulbrandsen,2004；2008)，其關注焦點是 VSS 組織與其各種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Gulbrandsen,2008)。一些研究人員為了分析產出合理性，重點關注作為問責機制的投訴制度(Marx,2014)。其他研究人員對處理合理性的這些方法提出批評，因為這樣做往

69、往忽略與更廣泛社會層面對一個組織的政策、結構和運作的接受程度相關的問題(Bernstein and Cashore,2007)。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學者們采用更符合社會學的方法對合理性進行了研究，并對相關機構所在社區的態度和看法進行了評估(Bernstein and Cashore,2007；Beisheim and Dingwerth,2008；Cashore,2002)。第二類研究側重于標準的實質，分析了標準涉及哪些社會、經濟和環境方面，以及這些標準的嚴格程度(Holvoet and Muys,2005)。這類研究還關注到了這些標準所依據的國際規范、公約和協定。一些作者認為，VSS 牢固地植

70、根于現有的國際法，因此并沒有創造新的規則或承諾；相反，如前所述，它們將現有的國際承諾付諸實施(Marx,2017)。然而，這樣做產生了一個問題，即這樣是會稀釋或弱化標準，還是會強化標準，特別關注的是企業收買導致“漂綠”行為的情況(Auld,2014；Bennett,2018；Grabs,2020)。第三類研究關注標準的執行情況。大量文獻討論了獨立第三方審計的使用，以及審計方法中的許多缺陷(Locke,2013；Marx and Wouters,2015b；Sabel et al.，2000)。這類研究也關注投訴和申訴機制(Marx and Wouters,2015b；Marx,2014)。第四

71、類研究試圖將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研究在特定 VSS 組織中體制設計的不同內容如何相互結合，或提供對若干 VSS 組織的體制設計的比較分析(Collins et al.，2017；Fiorini et al.，2019；Marx,2013)。這一系列研究表明，在如何制定標準、如何通過審計評估事前合規性、是否使用投訴制度以及透明度方面，VSS 機構的設計有很大差異。這種設計的多樣性對其有效性影響重大。因此，研究人員也試圖了解是什么影響了 VSS 的設計。Van der Ven(2019)認為，使用 VSS 的以消費者為導向的大型零售商會影響這些標準的設計和可信度，因為以這些公司為目標客戶的VSS組

72、織力求讓它們免受嚴格審查。因此，它們制定了嚴格的制度，以向企業提供更多保證，確保它們在整個價值鏈中都遵守可持續發展承諾。雖然還不清楚 VSS 的體制設計是通過什么樣的機制左右 VSS 所造成的影響，但許多影響研究均肯定了設計的相關性。下一章概述了 VSS 的有效性。22第三章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有效性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第三章 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有效性鑒于 VSS 已成為促進全球價值鏈各個環節可持續性的重要治理工具，了解這些體系是否能有效實現積極的可持續性影響非常重要。許多因素決定了 VSS 的有效性，包括體制設計、標準內容以及落實標準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一般來說，可以從兩個方面分析

73、VSS 的有效性：基于各種可持續性參數衡量它們的實地影響，以及 VSS 的采用情況。本章首先研究了 VSS 希望施加積極影響的途徑，并概述了它們對各種可持續性層面的影響的現有證據。接下來，本章探討了 VSS 有效性的第二個方面 采用情況，為此研究了可以分析 VSS 采用情況的不同方法，并查明了阻礙采用 VSS 的各種障礙。A.通過采用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產生影響的途徑VSS 力求在實地產生影響，這樣做有四種主要的途徑或干預措施：監管干預、市場干預、能力建設和提高認識(圖 9)。下文將更加詳細地通過具體例子描述這些途徑。圖 9VSS 發揮影響的途徑可持續性成果不盡如人意市場干預能力建設干預措施提高認

74、識干預措施可持續性成果改善監管干預VSS童工低價和受限的市場準入生產力低婦女被排除在外沒有童工，學校出勤率改善經濟條件改善生產力提高婦女權能得到增強VSS要求：消除童工VSS 要求并提供關于良好農業做法的培訓VSS給予優惠經濟條件(價格、溢價、市場準入)關于性別平等的提高認識活動例如例如例如24首先，VSS 依賴監管干預來產生可持續性影響。在申請采用 VSS 時，參與者可能需要努力改變生產做法，以符合可持續性標準，例如實施廢水管理系統或確保不雇用童工。生產者遵守標準后，環境和社會實踐都得到改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VSS 就是監管干預的化身。比如說，生產者確保廢水得到處理，避免使用有毒化學品

75、，或避免雇用童工。這反過來又能改善環境和社會可持續性成果，例如，減少重要流域的污水徑流，或改善兒童和青年的教育成果。第二，VSS 希望通過市場干預提高可持續性。在采用一項標準后，上游價值鏈行為方，如買方，可能會給予符合 VSS 標準的生產者更優惠的經濟條件，例如通過增加市場準入或溢價的形式。市場準入有時以生產者為其產品獲得 VSS 認證為條件，因為上游購買方，如零售商，通常要求提供這種認證才會購買它們的商品。由此，生產者的產品通常能賣出更高的價格，或者進入了以前無法進入的某些市場，生產者的經濟條件因此得到了改善。生產者的經濟條件改善后，反過來便有望增加家庭收入和福祉。此外，一般認為市場干預能為

76、生產者采用和遵守 VSS 提供必要的激勵。第三，VSS 依靠能力建設干預措施來改善可持續性。在采用 VSS 后，管理實體需要開展能力建設活動，例如向生產者提供關于良好農業做法或專業管理技能方面的培訓。一些 VSS 實體本身經常組織這種培訓。生產力因此獲得提高。例如，良好農業做法方面的技術培訓可以提高生產力，從而增加收入。因此，能力建設最終也可以與改善經濟和社會可持續性聯系在一起。最后，VSS 組織通過提高認識的干預措施改善可持續性。在采用 VSS 后，采用 VSS 的組織可能會受引導開展提高認識活動，例如關于性別問題的活動。因此，人們對一些重要社會問題(如剝奪婦女權能的問題)的認識會得到提高。

77、這反過來有望改善社會行為和可持續性成果，因為婦女的社會和經濟狀況可以得到改善。此外，VSS 組織本身可以提高對一些以前可能沒有考慮到的可持續性問題的認識。專門評估VSS實地影響的文獻越來越多。以下各節介紹了關于VSS總體影響的現有證據，更具體地說，是關于 VSS 對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經濟和環境層面的影響的證據。1.自愿可持續性標準對可持續性的影響：經驗證據總體而言，證據表明，VSS 對可持續性不同維度的影響有好有壞。一些研究指出了認證的正面影響，另一些研究發現沒有影響，還有一些研究 盡管只是少數 發現了負面影響。一般而言，研究結果的性質取決于 VSS、實施 VSS 的實地環境，以及衡量的指標和評

78、估 VSS 影響的方法。盡管如此，Evidensia 數據庫提供了一種了解關于 VSS 可持續性影響現有證據的方法，這個知識平臺總結了關于 VSS 影響的可信證據。為了提供可比和可信的結果，在挑選納入Evidensia 數據庫中的研究時遵照了嚴格的研究設計質量標準。這些研究必須基于統計分析，以便實現對 VSS 影響的分離，并將治療組(即認證組)與對照組(即非認證組)進行比較。研究還必須是近期開展的 時間不超過 10 年(Evidensia,2019)。該數據庫列出了來自70多項不同研究的近450項VSS影響。對于每一項影響，數據庫給出三種評定：如果認證組比對照組表現得更好，則 VSS 具有正面

79、影響；如果認證組和對照組之間沒有統計學差異，則為中性影響；如果對照組比認證組表現更好，則 VSS 具有負面影響。25第三章 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有效性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表 1 顯示，在視覺化摘要列出的 447 項影響中，205 項為正面影響，211 項為中性。只有 31 項影響是負面的。負面影響的一個例子是 VSS 增加了生產成本。按影響類型即社會經濟和環境影響分列來看，也可以觀察到正面、中性和負面影響的類似分布。表中列出的對環境問題的影響有 94 項為正面影響，93 項為中性影響，僅有 9 項為負面影響。對于所研究的 VSS 的社會經濟影響，Evidensia 顯示，有 111 項正

80、面影響、118 項中性影響和 22 項負面影響(Marx et al.，2021)。表 1按類型分列的正面、中性和負面影響數問題類型 正面中性負面環境94939社會經濟11111822總計20521131資料來源：作者基于 Evidensia 數據庫計算。重要的是，文獻強調 VSS 的影響與具體情況高度相關。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以了解這些標準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會產生正面影響，特別是在 VSS 的體制設計方面(Marx et al.，2021)。此外，在評估 VSS 影響時，可能會在可持續性的不同維度之間有所取舍。以下各節更加具體地就 VSS 對社會經濟指標，以及對環境指標之影響的現有證據提供了一

81、些見解。2.社會經濟影響大多數 VSS 為認證產品的生產和/或貿易規定了一套社會經濟要求。這些要求主要針對生產階段，適用于初級生產者和雇傭工人(ITC,2021)。相比之下，只有數量有限的 VSS關注價值鏈的上游行為方，如貿易商和加工企業。為了評估 VSS 在生產階段的社會經濟影響，大多數研究側重于可歸入 Evidensia(2022)所確定六個不同專題領域的指標。這些領域包括參與者的成本和收益(包括投入成本、凈收入、價格、產量、認證市場準入、知識和培訓)、兒童權利和福祉(包括童工和教育問題)；健康和福祉(包括糧食安全、醫療保健的獲取、營養、水、環境衛生和個人衛生以及廢物處理)；生計(包括信貸

82、的獲取、土地的獲取、資產、貧困和性別平等)；工資和工人權利(包括工資水平、工作時間、職業健康和安全措施、健康保險、工作合同的永久性、當地就業機會、強迫勞動、結社自由、申訴補救、工作滿意度和工人賦權)；土著和地方社群的權利(包括他們對決策的參與情況、社區的基礎設施發展如道路建設、社會保護如解決沖突的做法以及對土地權的承認)。相比之下，用于評估 VSS 對價值鏈的社會經濟影響的主要指標是可追溯性、收入和成本(Evidensia,2022)。為評估 VSS 的社會經濟影響已經開展了大量研究，盡管研究的范圍各不相同。其中大部分研究關注的是經濟影響，而往往忽視社會(和環境)影響，盡管這三大支柱對研究可持

83、續性問題和最終提高可持續性同樣重要(Traldi,2021)。此外，大多數現有研究集中在農業部門，目前有 100 多項研究發表在優質同行評審期刊上，其次是(按降序排列)林業、漁業、能源和其他部門(Evidensia,2022；Traldi,2021；Meemken,2020；Oya et 26al.，2018)。對農業部門的研究側重于咖啡，而對棉花、糖、可可、大豆和棕櫚油的研究不足。地域不平衡同樣存在。大多數研究以非洲為對象，其次是拉丁美洲和亞洲。雖然在北美和澳大利亞也有認證活動，但是還沒有以這些地區為對象的研究。此外，大多數研究側重于公平貿易、雨林聯盟或 UTZ 認證，而側重于有機認證的研究

84、不足。在研究結果方面，最近對以定量方式衡量影響的研究的回顧顯示，VSS 的影響有好有壞，這意味著研究主要發現了正面影響，同時另一些研究發現 VSS 沒有影響，甚至有負面影響(Oya et al.，2018；Traldi,2021；Meemken,2020；DeFries et al.，2017；UNFSS,2022)?？赡艿呢撁嬗绊懲ǔＥc可持續性的經濟層面有關，涉及生產者成本的增加。結果還取決于所調查的指標和審查的研究背景?？傮w上，就經濟影響而言，約一半的研究發現了 VSS 的正面影響。三分之一認為 VSS沒有重大經濟影響，約十分之一認為有負面影響。就社會影響而言，大多數研究(約三分之二)沒有

85、發現 VSS 有重大影響，而三分之一的研究發現了正面影響，少數研究發現了消極影響(Traldi,2021)。此外，對經濟指標的影響似乎比對社會指標的影響更積極。大規模農工綜合農場受到的影響似乎比小農戶更大(UNFSSS,2022；Meemken,2020)。然而，由于目前的研究大量關注少數作物、部分 VSS 或部分國家，在解讀這些研究結果時應保持謹慎，因為它們不能普遍適用，特別是考慮到影響往往取決于具體情況。3.環境影響在意圖如何減輕生產對環境的不利影響及其環境標準的嚴格程度方面，VSS 各不相同。已經開展了許多研究來評估它們對環境的影響。其中大多數側重于可歸入五個專題領域的指標(Eviden

86、sia,2022)：氣候變化(包括調整耕作技術以提高作物的抗旱能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轉向可再生能源)；森林和其他生態系統(包括原始森林和保護區的保護，生長在樹蔭下的初級產品所需的最低樹冠覆蓋率，將土地恢復到自然狀態的努力)；淡水和海洋(包括在河流周圍建立緩沖區，監測水的使用，減少水的消耗和處理廢水)；殺蟲劑、肥料和土壤(包括使用有機肥料，減少化學殺蟲劑和除草劑的使用，防止土壤侵蝕，改善健康)；植物和野生動物保護(包括保護受威脅和瀕危物種以及保護植物和野生動物的生境)。大多數評估 VSS 環境影響的研究都基于案例研究(主要涉及咖啡認證)，主要側重于拉丁美洲和非洲。比如 Takahashi an

87、d Todo(2013；2014)分析了埃塞俄比亞的咖啡認證，分析顯示認證降低了毀林的可能性。在一項比較尼加拉瓜、哥斯達黎加和危地馬拉的有機和非有機農場的研究中，Haggar et al.(2015)發現獲認證農場的樹木多樣性更豐富。Carlson et al.(2018)發現，印度尼西亞獲 RSPO 認證的棕櫚油種植園比未獲認證的種植園毀林更少。Traldi(2021 年)總結了 45 項關于 VSS 認證環境影響的研究結果：47%的研究報告了正面影響，另外 47%報告稱認證組和無認證組之間沒有區別，6%報告了負面的環境影響。DeFries et al.(2017)回顧了關于熱帶農業初級商品

88、認證對小規模生產者實現可持續性目標之影響的 24 項研究的證據，并匯報稱正面影響占 36%，中性影響占 64%。因此，迄今為止關于 VSS 對可持續性影響的證據仍然是有好有壞，盡管總體而言其影響多是正面或中性的。27第三章 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有效性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B.VSS 對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接納衡量 VSS 有效性的第二個維度是它們的采用或接納情況。采用情況屬于有效性的一個相關層面，是因為 VSS 得到的采用越廣泛，它們改善可持續性的可能性就越高。如果只是少數人采用 VSS,它們讓全球價值鏈中的生產流程變得更可持續的潛力是有限的?？梢杂貌煌笜藖砗饬?VSS 的采用情況，如不同

89、國家活躍的 VSS 數量、VSS 在各部門的分布、獲得認證的生產者或公司數量、獲認證的產量占總產量的比例以及獲認證生產用地占總生產用地的份額。第一章指出，隨著時間的推移，全球范圍內活躍的 VSS 組織的數量大幅增加。然而，它們在各國、各部門和各種商品之間的分布并不均勻。首先，VSS 在國家一級的采用情況各不相同。聯合國可持續性標準論壇第四份旗艦報告(2020)根據國際貿易中心標準地圖的數據計算了各國 VSS 采用情況的得分，計算方法是將在一國活躍的 VSS 組織數量除以世界范圍內現有的 VSS 組織總數。這個得分可以表明 VSS 組織在哪里最活躍。圖 10 顯示了各國的 VSS 采用情況得分排

90、名。從下圖中可以觀察到幾個要點。圖 10按國家分列的 VSS 采用情況得分(一國 VSS 占 VSS 總數的比例)28292929292930303031313131323232323233343434353535353637373738383939414243434446尼加拉瓜埃塞俄比亞危地馬拉瑞典日本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洪都拉斯斯里蘭卡波蘭澳大利亞奧地利丹麥馬來西亞肯尼亞葡萄牙智利厄瓜多爾瑞士哥斯達黎加阿根廷比利時加拿大南非法國意大利土耳其西班牙聯合王國荷蘭泰國哥倫比亞越南德國秘魯墨西哥印度尼西亞中國印度美利堅合眾國巴西25252525262626262626272727272727272

91、7282828282121212222222323232323232323232424愛沙尼亞巴拿馬塞爾維亞拉脫維亞津巴布韋科特迪瓦新加坡贊比亞孟加拉國薩爾瓦多毛里求斯大韓民國斯洛文尼亞立陶宛斯洛伐克烏拉圭新西蘭俄羅斯聯邦巴拉圭柬埔寨克羅地亞多民族玻利維亞國芬蘭馬達加斯加挪威突尼斯烏干達加納巴基斯坦羅馬尼亞捷克多米尼加共和國匈牙利摩洛哥保加利亞菲律賓埃及希臘愛爾蘭151515151516161617171717171717171718181818181818191919191920202020202020202021阿爾及利亞斯威士蘭圭亞那哈薩克斯坦摩爾多瓦共和國阿爾巴尼亞牙買加沙特阿拉伯納米

92、比亞阿曼剛果海地多哥布隆迪黎巴嫩馬耳他北馬其頓約旦馬里緬甸尼日利亞蘇里南伯利茲委內瑞拉玻利瓦爾共和國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莫桑比克剛果民主共和國盧森堡尼泊爾塞浦路斯盧旺達塞內加爾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布基納法索喀麥隆巴布亞新幾內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馬拉維以色列121212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41414141414141414151515151515151515151515卡塔爾所羅門群島東帝汶亞美尼亞佛得角科威特吉爾吉斯斯坦毛里塔尼亞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格林納達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萊索托蘇丹塔吉克斯坦巴巴多斯白俄羅斯圣盧西亞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安哥拉古巴加蓬幾內亞

93、利比里亞塞舌爾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岡比亞巴哈馬巴林馬爾代夫尼日爾塞拉利昂烏茲別克斯坦貝寧博茨瓦納斐濟格魯吉亞冰島蒙古8999910101011111111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瑙魯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帕勞湯加圖瓦盧馬紹爾群島安道爾基里巴斯薩摩亞瓦努阿圖不丹文萊達魯薩蘭國吉布提赤道幾內亞伊拉克利比亞圣基茨和尼維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索馬里乍得科摩羅厄立特里亞圣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也門阿富汗安提瓜和巴布達中非共和國多米尼克21烏克蘭15特立尼達和多巴哥12幾內亞比紹資料來源：作者根據聯合國可持續性標準論壇第四份旗艦報告(2020)制作。28首先，似乎所有國家都有 VS

94、S 組織運營，但各國之間的數字差異相當大，鑒于各國經濟規模的差異，這大體是可以預期到的。第二，采用情況得分的變化似乎或多或少與收入水平一致。低收入國家 在某種程度上也包括中低收入國家 的 VSS 數量往往比高收入或中高收入國家要少。但也有例外。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等一些中低收入國家得分很高。因此，收入水平不一定能預測 VSS 的采用率。相反，得分較高的中低收入國家通常是那些奉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政策且出口多種產品的國家。最后，甚至一些低收入國家的得分也相當高，如埃塞俄比亞和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家得分相對較高，是因為它們的出口初級商品，如咖啡，往往得到多個 VSS項目

95、的認證。VSS 除了在各國之間分布不均，在各部門之間也分布不均。上文圖 4 表明，VSS 主要活躍在農業部門、消費品、加工食品和服裝部門。相較而言，只有少數 VSS 活躍在電子或珠寶等部門。然而，僅憑某一部門活躍的 VSS 數量并不能說明該部門經濟行為方采用 VSS 的程度。因此，要更好的了解 VSS 的采用率，就需要分析其他指標。調查證書持有者的數量將有助于評估采用情況。然而，這個數字很難評估，因為并非所有 VSS 都披露了所頒發證書的數量。此外，證書持有者的數量并不能提供關于其獲認證業務規模的信息。因此，需要其他指標，如認證商品(產量)占商品總產量的份額，以及獲認證生產區域面積占總生產面積

96、的份額。在這方面，國際貿易中心與有機農業研究所(FiBL)和國際可持續發展研究所(IISD)合作的可持續市場狀況年度報告從 2008 年開始對全球認證商品進行了最全面的測繪和演變追蹤。這些報告匯編了來自全球 14 個主要 VSS 組織的數據，涵蓋八種農產商品：香蕉、可可、咖啡、棉花、棕櫚油、大豆、甘蔗和茶葉，外加林業。2020 年報告的主要結論顯示，過去十年中，無論獲認證商品在各自市場所占的份額，還是獲認證生產區域所占份額，都有所提高。首先，關于認證產量在總產量中所占的份額，報告發現，在研究的八種商品中，獲得認證的比例與日俱增(大豆除外)，盡管增幅因商品而異(圖 11)。據估計，全球認證咖啡產

97、量占比從 2008 年的 9%增加到 2020 年的 20-40%，認證可可產量占比從 2008 年的3%增加到 2020 年的 26-44%，認證棕櫚油產量占比從 2008 年的 2%增加到 2020 年的15%，認證茶葉產量占比從 2008 年的 6%增加到 2020 年的 16-22%，認證棉花產量占比從 2008 年的 1%增加到 2020 年的 18-20%，認證香蕉產量占比從 2008 年的 2%增加到2020 年的 6-10%，認證甘蔗產量占比從 2008 年的 1%增加到 2020 年的 7-8%。只有大豆顯示出了下降的可能，從 2008 年的 2%下降到 2020 年的 1-

98、2%(Meier et al.，2020)。此外，2020 年，約 10%的全球森林得到了森林管理委員會和/或森林認證體系認可計劃的認證，而 2008 年為 7%。然而，這種總體趨勢掩蓋了國家一級的顯著差異，在一些情況下，采用率大幅上升，而在其他情況下，采用率下降(Depoorter and Marx,2022)?？傊?，在一些領域，VSS 已經成為主流。29第三章 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有效性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圖 11認證初級商品產量占總產量份額，2008 年和 2020 年72121623910.41.67.46.018.216.115.326.820.7森林大豆甘蔗香蕉棉花茶葉棕櫚油

99、可可咖啡2020年2008年然而，這份報告同樣顯示，VSS 仍有進一步擴張的巨大潛力。就認證生產面積在總生產面積中所占份額而言，該報告估計，12 個主要農業 VSS 認證的生產土地面積僅占全球農業土地總面積的 1.94%。然而，這一百分比正在增加，Tayleur et al.(2017)也確認了這一點，他們繪制了 12 個主要農業 VSS 的覆蓋范圍，發現認證耕地每年增長約 11%。他們觀察到，在農產品生產大國，認證耕地的比例更高。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們發現即使只關注主要農產品生產地區或國家，認證的分布也并不均勻。例如，雖然許多熱帶國家都生產香蕉、可可、咖啡、棕櫚油、大豆和甘蔗，但它們的認證卻集

100、中在特定的國家或國家的特定區域。拿香蕉來說，認證在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國、厄瓜多爾和洪都拉斯的某些地區最為密集。認證可可主要集中在科特迪瓦，認證咖啡集中在巴西、中美洲和哥倫比亞，認證棕櫚油集中在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認證大豆集中在阿根廷和巴西，認證甘蔗集中在巴西。這些研究結果表明，存在許多 VSS 的初級商品主要生產國的身份可能是一個因素，但其本身并不足以解釋 VSS 的采用率。1.采用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障礙上一節表明，各國采用 VSS 的情況不均衡，并指出在采用 VSS 方面仍然存在障礙。從相關的學術文獻中可以找到阻礙采用 VSS 的四個主要障礙：獲得認證的費用、缺乏采用 VS

101、S 的激勵因素、治理差距和對 VSS 的社會政治阻力(圖 12)。通常面臨這些障礙的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的小農生產者。30圖 12采用 VSS 的障礙認證成本缺乏參與認證的激勵因素治理差距社會政治阻力認證成本獲得認證所涉及的成本有兩種：認證成本和合規成本(Schleifer et al.，2019)。認證成本是認證程序不同環節所涉及的成本。這些成本包括審計成本(必須由標準采用者支付)以及與認證決定相關的成本，因為一些 VSS 組織對證書收取費用。VSS 申請方還需要為獲得認證制定管理計劃，就投入的時間和需要提供的數據而言，審計是高強度的。申請方需要收集并提供與所有要求相關的數據。但要獲得這些數據往

102、往并不容易，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除了認證成本之外，生產者在使生產做法符合 VSS 要求時還會產生合規成本。這可能需要大量投資，還需要獲得專門知識，特別是對于過去缺乏合規能力的生產者而言(通常在發展中國家)。缺乏參與認證的激勵因素經濟利益是生產者尋求認證的重要激勵因素，但當不確定這種利益是否會增加時，就沒有什么采用 VSS 的動因。在某種程度上，獲得認證所產生的成本需要通過額外的收入來補償。與認證相關的經濟利益有兩種形式：溢價和增加市場準入。但是，當這些激勵措施沒有保證，就可能會阻礙 VSS 的采用。關于溢價，公平貿易等一些 VSS 組織保證獲得其認證的商品的生產者能獲得產品溢價或更高收入。

103、這種形式的直接額外收入可以激勵生產者采用 VSS。然而，一般來說，溢價是沒有保證的，其存在取決于市場動態關系。消費者可能愿意也可能不愿意為認證產品支付溢價。此外，即使消費者愿意支付溢價，生產者和供應商也未必能拿到溢價，因為它們需要與買家談判溢價。通常，小規模生產者，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生產者談判能力較低，這導致往往是價值鏈中的強勢行為方捕獲溢價(Grabs,2020；Ponte,2019)。31第三章 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的有效性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VSS 可以發揮促進貿易的作用，因為它們可以通過提供關于商品生產和銷售方式的信息來增加需求。然而，只有當國家可供出口的有可能獲得 VSS

104、認證產品足夠多(就價值和數量而言)，并且存在 VSS 認證產品的市場時，這種激勵因素才能發揮效力。如果出口始終有限，或者如果認證產品沒有市場，那么認證的積極性將仍然很低。治理差距若干項研究強調了使用 VSS 的政治和體制環境的重要性，并指出治理差距可能是采用VSS 的另一項重大障礙。對 100 多項研究的文獻回顧認為，使用 VSS 的一個必要但不充分的條件是存在為遵守標準提供支持環境的國家體制(Loconto and Dankers,2014)。這意味著治理結構有效和運轉良好的國家能為采用 VSS 提供更好的體制環境。這可能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生產者比治理結構較弱的國家的生產者更習慣于遵守規則，因

105、此遵守 VSS要求的難度較低。相比之下，在治理結構較弱的國家，例如許多發展中國家，政治和體制環境可能由于治理差距而構成采用 VSS 的障礙(Auld et al.，2015)。在這種環境中，公共法規和 VSS 要求之間可能存在差異，不僅表現在它們所規定規則的嚴格程度上，也表現在它們的執行力度上。在一個公共法規不太嚴格或執行不力的國家，經濟行為體不太習慣于遵守規則。因此，遵守 VSS 要求它們付出更多努力。這種治理差距由此可能構成采用 VSS 的障礙。社會政治阻力一些作者報告說，VSS 有時被視為全球價值鏈上的主導企業強化現有權力關系的機制，許多這種主導企業都位于發達國家。這些企業從自身的視角和

106、利益出發來定義可持續發展，并要求所有供應商都采用這種方法。如果發展中國家的一些生產者認為發達國家的標準是強加給它們的，就會產生對采用 VSS 的抵制(Auld and Renckens,2021；Levy et al.，2016)。對 VSS 的抵制可能來自個體生產者，也可能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這種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緊張關系或分歧可能成為阻礙采用VSS的因素。不僅如此，這種情況還可能促使采用替代性的、更加本地化的體制安排。這些對采用 VSS 的障礙若持續存在，會造成嚴重的排斥效應，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生產者而言。32第四章自愿可持續性標準與公共政策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第

107、四章 自愿可持續性標準與公共政策第二章探討了，導致 VSS 數量激增的一項因素是政府對它們的日益認可，并將它們納入公共政策。本章探討了 VSS 已經(或可能)被納入的不同類型的公共政策，包括市場準入條例、貿易政策、公共采購政策、盡責條例和出口促進措施。圖 13VSS 納入不同公共政策的情況市場準入要求政府通過以下政策使用或促進使用VSS貿易政策自由貿易協定和優惠貿易協定公共采購可持續性盡責出口促進A.市場準入條例市場準入條例中越來越多地使用 VSS,決定哪些產品可以進入市場的條例也提及 VSS。VSS 由此成為強制性市場準入要求。沒有數據表明有多少條例以 VSS 為基礎或提及VSS,但下文提供

108、了一些近期的例子，以說明 VSS 被納入市場準入條例的情況。大韓民國木材可持續利用法(2017 年)明確認可 VSS 是符合合法性要求的證明(Korea Forest Service,2017)。這項法規旨在解決非法毀林問題，并防止非法砍伐的木材在該國市場上出售。所有打算在大韓民國開展活動的木材經營者或貿易商都必須遵守該法。木材進口商在將木材進口到該國之前，應準備好所有的合法性保證文件。韓國林業局在檢查機構韓國林業振興研究院的協助下，通過進口前的檢查來監督木材進口的合法性。該研究院查看合法性保證文件，并決定有關木材是否可以進入該國。該法的實施得到了 進口木材和木材產品合法性詳細標準的支持，這套

109、標準規定了進口和國內生產的木材和木材產品必須滿足的要求。標準載有大韓民國承認的確保木材采伐合法性的文件和證書的詳盡清單。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文件明提及了 VSS 以及來自森林管理委員會和森林認證體系認可計劃的證書可作為合法性證明(Korea Forest Service,2018；UNFSS,2020)。歐盟的可再生能源指令(RED)提供了另一個 VSS 在市場準入條例中發揮作用的有趣例子。該指令旨在實現一些強制性目標，以促進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包括使用作為可再生能源的生物燃料。為了確保歐盟進口可持續生物燃料，可再生能源指令制定了一套生物燃料的可持續性準則，而 VSS 認證可以提供符合這些準則

110、的證明。雖然 VSS 組織認證了歐盟市場上的大部分可持續生物燃料，但并非所有組織都能提供進入該市場所34需的合規證明，因為在如何制定標準以及制定哪些標準方面并非所有 VSS 組織都一致。在這方面，可再生能源指令的一項關鍵內容便是一個基于實質性和程序性要求的認可系統，VSS 實體需要滿足這些要求，其證書才有資格作為符合可持續性標準的證明。目前，歐盟認可了大約十幾個 VSS 實體，包括負責任大豆圓桌會議(RTRS)和可持續生物材料圓桌會議(RSB)。然而，歐洲審計院對可持續生物燃料認證的評估發現了可再生能源指令體系中的一些缺陷(見 UNFSS,2020)，這揭示了將 VSS 納入市場準入條例時會出

111、現的挑戰。歐洲審計院(2016)發現，歐盟認可 VSS 的評估程序沒有充分考慮到生物燃料可持續性的一些重要方面。一些獲得認可的 VSS 沒有充分解決強迫勞動、童工和土地保有權沖突等社會經濟問題。它還發現，一些 VSS 組織不夠透明。最后，它指出，一旦 VSS 組織得到正式認可，歐洲聯盟沒有充分檢查它們是否確實適用了在申請認可時承諾實施的認證標準。B.貿易政策：自由貿易協定和普遍優惠制VSS 也可以在貿易政策中發揮作用，更具體地說，是通過兩種貿易文書：自由貿易協定(FTAs)(UNFSS,2020)和優惠貿易協定(PTA)(Marx,2019)。自由貿易協定在關稅、貿易相關法規和其他問題上為兩方

112、或多方之間的貿易規定條件。目前，已生效的自由貿易協定有數百個。過去二十年來，自由貿易協定的內容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多地納入了非貿易條款，如可持續發展條款或社會和環境保護條款。新的貿易與環境數據庫(TREND)顯示，提及環境保護(體現在規定、條款或規則中)的自由貿易協定數量在 1970 年代開始增長，并在 1990 年代激增(Morin et al.，2018)。自由貿易協定也越來越多地提及 VSS。聯合國可持續性標準論壇第四份旗艦報告指出，至少有 19 項自由貿易協定以推廣的方式提到了 VSS,以鼓勵就 VSS 的實施和后續行動進行信息交流和合作(UNFSS,2020)。在一些特殊情況下，VSS

113、在自由貿易協定中的角色可能更為突出。例如，在歐洲自由貿易區(EFTA)和印度尼西亞簽訂的新自由貿易協定中，VSS 認證的棕櫚油產品比無認證的棕櫚油產品享有更低的關稅或稅率，以促進棕櫚油的可持續生產。VSS 也可以納入普遍優惠制(普惠制)。普惠制是一種優惠貿易安排，根據這種安排，一國向原產自發展中國家的商品提供單方面和非互惠的優惠市場準入。優惠的形式是對受益者部分或全部免除進口關稅。在確定受益國時依據的是其經濟發展水平。在某些情況下，如果一國滿足了關于可持續發展的一套額外要求，例如批準和執行了一些關于可持續發展的國際公約，就會得到額外的優惠。VSS 和普惠制方案都有一部分目標是促進可持續發展和善

114、政。例如，在歐洲聯盟的促進可持續發展和善政特別獎勵安排(普惠制+)中，承諾批準和執行 27 項有關人權和勞工權利、環境保護和善政的國際公約的國家可享受額外的關稅優惠。因此，一些作者探討了將 VSS 納入歐洲聯盟普惠制的可能性，因為 VSS 或能有助于更好地履行與可持續發展有關的國際承諾(Marx,2019)。贊成這樣做的一個主要論點是，這樣一來可以通過區別對待的方法促進遵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因為個體經濟經營者而不是國家將獲得直接的獎勵(或懲罰)。35第四章 自愿可持續性標準與公共政策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C.可持續公共采購政府也可以通過其采購或公共采購政策參與 VSS。世界貿易組織(世貿

115、組織)估計，政府采購最高可占一個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的 15%，這使政府成為超級消費者?？紤]到公共采購的規模，政府購買力推動市場實現更高可持續性標準的潛力巨大。在這方面，越來越多的證據(Martin-Ortega and OBrien,2019；UNFSS,2020)表明，世界各地的公共主管部門越來越多地采用可持續的公共采購政策。這指的是有利于社會和環境的公共采購政策，例如公共主管部門要求所購買的木制品必須由合法采伐或可持續的木材制成，公共建筑必須符合生態標準，公共部門雇員的服裝必須是在沒有童工的健康勞動環境中制作，公共機構供應的咖啡必須在公平的條件下生產。因此，可持續公共采購是確保公共合同促進

116、政府更廣泛的環境和社會政策目標的一種手段。VSS 發揮著特殊的 而且越來越重要的 作用，因為它們經常參與可持續公共采購實踐的落實(UNFSS,2020)。然而，制定可持續的公共采購政策并不意味著政府直接或自動認可 VSS(Marx,2019)。在大多數公共采購法律框架中，平等待遇和不歧視原則不允許簽訂合約的主管部門在公共采購招標中提及任何特定的 VSS 組織或標簽。但是在可持續的公共采購中，可通過在公開招標中納入與特定 VSS 組織所制定的標準類似的可持續性準則，或通過在采購指南中提及一些具體的 VSS,作為符合招標規定準則的一種證明形式，來間接提及 VSS。因此，在日常采購實踐中，VSS 可

117、作為社會和環境績效的指標，并可用作評估投標人資格的便捷手段。D.盡責條例VSS 可以發揮作用的第四個公共政策領域是所謂的盡責條例。更具體而言，是人權盡責法律。人權盡責的概念最初在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中提出，作為確保公司履行尊重人權責任的一種手段。它指公司需要通過其政策和程序采取一些積極舉措，以確定、防止、緩解并說明通過自身活動可能造成或加劇的或因商業關系而與其業務、產品或服務直接相關的負面人權影響。人權盡責以及環境盡責的理念已被納入若干其他國際文書，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制定的跨國企業準則。此外，過去十年里，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采取立法措施，要求公司報告為解決特定人權問題而采

118、取的舉措，以促使公司采取盡責程序。這方面的例子包括聯合王國的現代奴隸制法、荷蘭的童工盡責法和法國的警惕義務法。在歐洲一級，通過了各種引入特定人權盡責義務的文書，歐洲聯盟最近還提出了一項關于公司可持續性盡責的指令草案(Bright et al.，2020)。為了遵守盡責程序的不同步驟，一些公司正在將 VSS 納入其盡責計劃和管理系統，以便通過監測和投訴制度發現和解決對可持續性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在許多這類管理系統中，VSS 被用來治理價值鏈，關于盡責的若干不同參考文件都認可了 VSS 的作用，指出一些VSS實體在供應鏈不會助長嚴重侵犯人權行為方面可以提供可信的保證。因此，VSS 可以為公共監管提

119、供補充性的執行機制，而盡責條例的新趨勢可能會促成未來 VSS的進一步發展和采用。361.出口促進政策政府參與 VSS 的另一個目的是通過出口促進措施刺激經濟發展，特別是在 VSS 能夠幫助增加出口市場準入的情況下。沒有關于將 VSS 與出口促進相融合措施的數量和性質的數據，但有幾個國家試圖通過采用 VSS 促進其主要出口產品的例子。加蓬提供了利用VSS 促進出口的有趣案例，該國希望通過認證增加木材出口(UNFSS,2020)。加蓬的森林覆蓋率為領土面積的約 90%，40 個林業特許區占據約 60%的森林面積。雖然林業對加蓬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在過去幾十年有所下降，但木材產品仍占該國出口的10%左

120、右。近年來，付諸實施的確保森林得到可持續管理的法規越來越多，其目標很明確，就是促進木材出口。最重要的是，2018 年 9 月，加蓬總統宣布將撤銷所有未經森林管理委員會認證的林業經營者的林業許可證。宣布這一消息之后，森林管理委員會和加蓬政府簽署了一項協議，旨在“促進加蓬森林的可持續管理，改善加蓬經森林管理委員會認證的木制品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UNFCCC,2021)。37第四章 自愿可持續性標準與公共政策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結論可持續發展目標強調可持續性的諸多維度，并強調國際貿易和貿易政策對實現其目標的重要性。國際貿易給人民和國家帶來了諸多好處，但也可能帶來重大挑戰。本報告討論了VSS

121、作為提高貿易可持續性的工具的重要性。除了解釋VSS并討論其成果和挑戰之外，本報告還查明了它們與其他政策工具的關系。每一章都提供了一些關鍵的信息。導言討論了國際貿易的重要性和不斷變化的本質，而全球價值鏈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這一章說明了 VSS 如何能夠努力提高國際貿易的可持續性，并研究了它們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這一章還討論了 VSS 如何在為發展中國家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挑戰。應對這些挑戰在一定程度上將影響發展中國家融入全球價值鏈和全球經濟的能力。第一章先描述了 VSS,以及它們的出現和演變過程。這一章指出，從 VSS 的數量、VSS活躍的部門和商品數量以及一些主要初級商品的認證產量

122、在其全球產量中所占的份額來看，VSS 作為一種跨國治理工具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過去十年間，一些 VSS 已經成為主流，成為全球價值鏈常用的治理工具，特別是在農業和林業部門。第二章深入探討了 VSS 如何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服務。這一章詳細描述了 VSS 是如何運作的，以及認證過程中涉及的不同行為方。這一章解釋了如何通過不同的程序和流程來評估對可持續性標準的遵守情況，以及 VSS 組織可能有哪些不同的工作方式。這一章指出，對于一些成熟的 VSS 組織而言，早期關于 VSS 是“漂綠”工具的擔心是誤判。然而，鑒于 VSS 的數量和種類之多，對其可信度的懷疑仍然存在。如果存在對可信的VSS 的國際認

123、可，就可以打消這些顧慮。第三章盤點了關于 VSS 有效性的現有文獻和證據。從兩個層面考量了 VSS 的有效性。一個層面側重 VSS 的使用或接納。第二個層面側重于 VSS 的實地影響，特別關注其在社會和環境可持續性方面的影響。VSS 的使用越來越多，但最不發達國家在參與可持續性市場方面舉步維艱。這一章還列出了證據，表明 VSS 產生了積極的可持續性影響，但指出這些影響高度依賴具體環境。此外，仍然存在改進的余地，在環境和社會影響之間可能需要有所取舍。還強調需要更好地理解導致不同影響的機制。第四章討論了各種貿易相關政策工具對 VSS 的使用情況。這一章解釋了 VSS 作為全球貿易治理的補充工具是如

124、何或可以如何被納入公共政策。這種結合可采取不同的形式，且預計未來這種情況會越來越多，因為世界各地都正在推出關于全球價值鏈可持續治理的若干新舉措。VSS 為對全球價值鏈和貿易進行跨國管理從而促進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潛力。但挑戰同樣存在，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者而言。本報告著重指出了與遵守標準的資金和技術能力以及促進對 VSS 在治理全球價值鏈中作用的理解相關的一些挑戰。應對這些挑戰是一項集體責任。包括國際組織在內的若干行為方可以為采用VSS提供技術和資金支持，并為遵守可持續性標準開展能力建設，從而在應對挑戰方面發揮積極作用。38參考文獻Auld G(2014).Constructing Priva

125、te Governance:The Rise and Evolution of Forest,Coffee,and Fisheries Certifica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CT.Auld G,Bernstein S and Cashore B(2008a).The new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33:413435.Auld G,Gulbrandsen LH and McDermott CL(2008b).Cert

126、ification schemes and the impacts on forests and forestry.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33:187211.Auld G and Gulbrandsen LH(2010).Transparency in nonstate certification:Consequences for accountability and legitimacy.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10:97119.Auld G,Renckens S and Cashore B(

127、2015).Transnational private governance between the logics of empowerment and control.Regulation&Governance.9:108124.Auld G and Renckens S(2021).Private sustainability governance,the Global South and COVID-19:Are changes to audit policies in light of the pandemic exacerbating existing inequalities?.W

128、orld Development.139,105314.Bartley T(2003).Certifying forests and factories:States,social movements,and the rise of private regulation in the apparel and forest products fields.Politics&Society.31(3):433464.Bartley T(2010).Transnational private regulation in practice:The limits of forest and labor

129、standards certification in Indonesia.Business and Politics.12(3):134.Bartley T(2011).Certification as a mode of social regulation.In:Levi-Faur D,ed.Handbook on 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4414562.Bartley T,Koos S,Samel H,Setrini G and Summers N(2015).Looking Behind

130、the Label:Global Industries and the Conscientious Consumer.Indiana University Press.Bloomington,IN.Beisheim M and Dingwerth K(2008).Procedural legitimacy and private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Are the good ones doing better?SFB-Governanc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4.DFG Research Centre.Berlin.Bennett E

131、A(2017).Who governs socially-oriented voluntary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Not the producers of certified products.World Development.91:5369.Bennett EA(2018).Voluntary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A squandered opportunity to improve workers wages.Sustainable Development.26(1):6582.Bernstein S and Cashore

132、B(2007).Can non-state global governance be legitimate?An analytical framework.Regulation&Governance.1(4):347371.Bissinger K,Brandi C,Cabrera de Leicht S,Fiorini M,Schleifer P,Fernandez de Cordoba S and Elamin N(2020).Linking Voluntary Standard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International Trade Ce

133、ntre.Geneva.Bradford A(2020).The Brussels Effect.How the European Union Rules the World.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Bright C,Marx A,Pineau N and Wouters J(2020).Toward a corporate duty for lead companies to respect human rights in their global value chains?Business and Politics.22(4):667697.Carls

134、on KM,Heilmayr R,Gibbs HK,Noojipady P,Burns DN,Morton DC,Walker NF,Paoli G and Kremen C(2018).Effect of oil palm sustainability certification on deforestation and fire in Indonesia.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15(1):121126.39參考文獻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Cashore B(2002).Legitimacy and the pr

135、ivat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How non-state market-driven(nsmd)governance systems gain rule-making authority.Governance.15:503529.Collins B,Evans A,Hung M and Katzenstein S(2017).The New Regulators?Assessing the Landscape of Multi-Stakeholder Initiatives.MSI Integrity and Kenan Institute f

136、or Ethics,Duke University.Durham,NC.Deere Birkbeck C(2021).Greening international trade:Pathways forward.Global Governance Centre and the Forum on Trade,Environment&the SDGs(TESS).Geneva.DeFries RS,Fanzo J,Mondal P,Remans R and Wood SA(2017).Is voluntary certification of tropical agricultural commod

137、ities achieving sustainability goals for small-scale producers?A review of the evidence.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12(3),033001.Depoorter C and Marx A(2022).Seeing the Trees for the Forest:Adoption Dynamics of the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Applied Economic Perspectives and Policy.44,4:17881806.

138、Depoorter C,Marx A,Otteburn K(2021).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GLOBE Report.GLOBE EU Horizon 2020 Framework Programme.Barcelona.Dingwerth K(2007).The New Transnationalism: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Palgrave MacMillan:Basingstoke.Ecolabel Index(2022)Ecolabel Index.Available a

139、t:https:/ NEA and Fernandez de Cordoba S (2020).The trade impact of voluntary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A review of empirical evidence:UNCTAD Research Paper No.50.Geneva.Estrella A,Navichoc D,Kilian B and Dietz T(2022).Impact pathways of voluntary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on smallholder coffee produc

140、ers in Honduras:Price premiums,farm productivity,production costs,access to credit.Wor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27,100435.Evidensia.Approach and Methodology(2019).Available at https:/www.evidensia.eco/about-evidensia/approach-methodology/.https:/doi.org/10.1787/9789264055698-4-en.Evidensia.2022.Av

141、ailable at:https:/www.evidensia.eco/.European Commission(2020).Public Procurement.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growth/single-market/public-procurement_en.European Commission(2022).Consumer Policy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Consumers in the Green Transition.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info/la

142、w/better-regulation/have-your-say/initiatives/12467-Consumer-policy-strengthening-the-role-of-consumers-in-the-green-transition_en.European Court of Auditors(2016).Special Report:The EU system for the certification of sustainable biofuels.Available at https:/www.eca.europa.eu/Lists/ECADocuments/SR16

143、_18/SR_BIOFUELS_EN.pdf.Faggi AM,Zuleta GA,Homberg M(2014).Motivations for implementing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actions in Argentine forest companies.Land Use Policy.41:541549.Fairtrade(2019).Fairtrade Annual Report 20182019.Available at https:/ M,Hoekman B,Jansen M,Schleifer P,Solleder O,Taimasova R

144、 and Wozniak J(2019).Institutional design of voluntary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systems:Evidence from a new database.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37:193212.Fransen L(2011)Why do private governance organizations not converge?A political-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trans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regulation.

145、Governance.24:359387.40Galati A,Gianguzzi G,Tinervia S,Crescimanno M and La Mela Veca DS(2017).Motivations,adoption and impact of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certification in the Italian forest based industry:The case of the FSC Standard.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83:169176.Garrett R and Pfaff A(2019).

146、When and why supply-chain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s“work”:Linking initiatives effectiveness to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xts.Meridian Institute.Washington,DC.Gereffi G,Garcia-Johnson R and Sasser E(2001).The NGO-industrial complex.Foreign Policy,125:5665.Grabs J(2020).Selling Sustainability Sh

147、ort?The Private Governance of Labor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Coffee Secto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Grabs J,Auld G and Cashore B(2020).Private regulation,public policy,and the perils of adverse ontological selection.Regulation&Governance.15:11831208.See https:/ N and Brmmer B(2021).Do

148、voluntary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ncrease countries access to cocoa export markets?GlobalFood Discussion Papers No.150.Leibniz Information Centre for Economics,ZBW,Kiel.Guan Z and Ip Ping Sheong JKF(2019).The restricting effects of forest certifica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f wood products.Jo

149、urnal of Sustainable Forestry.38(8):809826.Gulbrandsen LH(2004).Overlapping public and private governance:Can forest certification fill the gaps in the global forest regime?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4(2):7599.Gulbrandsen LH(2008).Accountability arrangements in non-state standards organizations:I

150、nstrumental design and imitation.Organization.15:563583.Haggar J,Asigbaase M,Bonilla G,Pico J and Quilo A(2015).Tree diversity on sustainably certified and conventional coffee farms in Central America.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24(5):1175-1194.Hainmueller J,Hiscox M J and Sequeira S(2015).Consume

151、r demand for fair trade:Evidence from a multistore field experiment.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97(2):242256.Hoekman B(2014).Supply chains,mega-regionals and multilateralism:A road map for the WTO.Robert Schuma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Research Paper No.RSCAS,27.Fiesole FI,Italy.Holvoet B

152、 and Muys B(2004).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worldwide: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standards.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view.6:99122.Ingenbleek P and Reinders MJ(2013).The development of a market for sustainable coffee in the Netherlands:Rethinking the contribution of fair trade.Journal of Business

153、 Ethics.113(3):461474.Irwin DA(2020).Free Trade Under Fi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J.ISEAL Alliance(2016).Chain of custody models and definitions.ISEAL Alliance.London.ITC(2019).The European Union market for sustainable products:The retail perspective on sourcing policies and consumer

154、demand.Geneva.ITC(2021).The State of Sustainable Markets 2021:Statistics and Emerging Trends.GenevaITC(2022).ITC Standards Map App.Available at https:/standardsmap.org/en/identify.Korea Forest Service(2017).Act on the Sustainable Use of Timbers.Available at:https:/www.documents.clientearth.org/wp-co

155、ntent/uploads/library/2017-09-22-korean-act-on-the-sustainability-of-woodext-en.pdf.41參考文獻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Korea Forest Service(2018).Detailed standards for determining the legality of imported timber and timber products.Available at:https:/www.forest.go.kr/images/data/down/Detailed%20Standards%20for%2

156、0Determining%20the%20Legality%20of%20Imported%20Timber%20and%20Timber%20Products.pdf.LeBaron G,Lister J and Dauvergne P(2017).Governing global supply chain sustainability through the ethical audit regime.Globalizations.14(6):958975.Levy D,Reinecke J and Manning S(2016).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sust

157、ainable coffee:Contested value regim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ustainability.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53(3):364401.Locke R M(2013).The Promise and Limits of Private Power:Promoting Labor Standards in a Global Economy.Cambridg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

158、dge and New York,NY.Loconto A and Dankers C(2014).Impact of international voluntary standards on smallholder market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Rome.Martin-Ortega O and OBrien CM,eds.(2019).Public Procuremen

159、t and Human Rights.Edward Elgar Publishing.Cheltenham.Marx A(2008).Limits to non-state market regulation: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sport footwear industry and the Fair Labor Association.Regulation&Governance.2(2):253273.Marx A(2013).Varieties of legitimacy:A configurati

160、onal institutional design analysis of eco-labels.Innov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26:268287.See https:/ A(2014).Legitimacy,institutional design,and dispute settlement:The case of eco-certification systems.Globalizations.11:401416.Marx A(2017).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in g

161、lobal governance:How relevant is it in the case of voluntary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Chinese Journal of Global Governance.3:126.See https:/ A(2019.)Public procurement and human rights:Current role and potential of voluntary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pp.132-149 In:Martin-Ortega O and OBrien CM,eds.Pu

162、blic Procurement and Human Rights.Edward Elgar Publishing.Cheltenham:Marx A and Cuypers D(2010).Forest certification as a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ool:What is the macro-effectiveness of the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Regulation&Governance.4(4):408434.Marx A and Wouters J(2015a).Competition a

163、nd cooperation in the market of voluntary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In:Delimatsis P,ed.The Law,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is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215241.Marx A and Wouters J(2015b).Redesigning enforcement in private labour regulation:Will it work?Internationa

164、l Labour Review.155:435459.Marx A and Wouters J(2018).Explaining new models of global voluntary reg rganizationalcan organisational studies contribute?Global Policy.9(1):121128.Marx A and Depoorter C(2021).Achieving the Global 2030 Agenda:What role for voluntary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In:von Schnu

165、rbein G,ed.Transitioning to Strong Partnership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Multidisciplinary Digital Publishing Institute(MDPI).Basel:95110.Marx A,Depoorter C and Vanhaecht R(2021).Voluntary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State of the art and future research.Standards.2(1):1431.42Marx A and Dep

166、oorter C(2022).Voluntary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In:Delimatsis P and Reins L,eds.Encyclopedia of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Law.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704-714.Meemken E M(2020).Do smallholder farmers benefit from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Global Food Se

167、curity.26,100373.Meier C,Sampson G,Larrea C,Schlatter B,Voora V,Dang D,Bermudez S,Wozniak J and Willer H(2020).The State of Sustainable Markets 2020:Statistics and Emerging Trends.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Geneva.Morin JF,Dr A and Lechner L(2018).Mapping the trade and environment nexus:Insights fro

168、m a new data set.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18(1):122139.MSI Integrity(2020).Not Fit-for-Purpose:The Grand Experiment of Multi-Stakeholder Initiatives in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Human Rights and Global Governance.See https:/www.msi-integrity.org/wp-content/uploads/2020/07/MSI_Not_Fit_For_Purpose

169、_FORWEBSITE.FINAL_.pdf.OECD(2020).Trad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global value chains.Paris.Available at https:/www.oecd.org/trade/topics/global-value-chins-and-trade/.ORourke D(2012).Shopping for Good.MIT Press.Cambridge,MA.Oya C,Schaefer F and Skalidou D(2018).The effectiveness of agricultural certif

170、i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systematic review.World Development.112:282312.Ponte S(2019).Business,Power and Sustainability in a World of Global Value Chains.Bloomsbury Publishing.London.Power M(1997).The Audit Society:Rituals of Verific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Rickenbach M and Over

171、devest C(2006)More than markets:Assessing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FSC)certification as a policy tool.Journal of Forestry.104:143147.Sabel C,ORourke D and Fung A(2000).Ratcheting labor standards:Regulation for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the global workplace.Columbia Law and Economic Working Paper N

172、o.185.Columbia Law School,New York,NY.Scharpf FW(1999).Governing in Europe:Effective and Democratic?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Schleifer P,Fiorini M and Fransen L(2019).Missing the bigger picture:A population-level analysis of transnational private governance organizations active in the Global S

173、outh.Ecological Economics.164 106362Strathern M(2000).Audit Cultures.Routledge.London.Takahashi T(2001).Why firms participate in environmental voluntary initiatives:Case studies in Japan and Canada(PhD.thesis).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Vancouver,BC.Takahashi R and Todo Y(2013).The impact of a s

174、hade coffee certification program on forest conservation:A case study from a wild coffee forest in Ethiopia.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30:4854.Takahashi R and Todo Y(2014).The impact of a shade coffee certification program on forest conservation using remote sensing and household data.Envi

175、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44:7681.Taufique KM,Vocino A and Polonsky MJ(2017).The influence of eco-label knowledge and trust on pro-environmental consumer behaviour in an emerging market.Journal of Strategic Marketing.7:511529.Tayleur C,Balmford A,Buchanan GM,Butchart SHM,Ducharme H,Green RE

176、,Milder JC,Sanderson FJ,Thomas DHL,Vickery J and Phalan B(2017).Global coverage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and their role in conserving biodiversity.Conservation Letters.10:610618.43參考文獻國際貿易中的自愿可持續性標準Thgersen J,Haugaard P and Olesen A(2017).Consumer responses to ecolabels.European Jour

177、nal of Marketing.44(11/12):17871810.Traldi R(2021).Progress and pitfalls: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vidence for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Ecological Indicators.125,107490.UNFCCC(2021).Gabons Proposed Modified National REDD+Forest Reference Level Conseil National Climat,Gabonese Republic

178、.Available at https:/redd.unfccc.int/files/gabon_frl_modified_oct2021_clean_final.pdf.UNCTAD(2013).Non-tariff measures to trade:Economic and policy issu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Available at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tctab20121_en.pdf.UNCTAD(2019).Trade Policies and Their

179、Impact on Inequalities(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ales No.E.19.II.D.21.Geneva).Available at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tdb66_d4_en.pdf.UNCTAD(2021a).Better Trad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 Role of Voluntary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Available at https:/unctad.org/meeting/b

180、etter-trade-sustainable-development-role-voluntary-sustainabilitystandards-vss.UNCTAD(2021b).The Bridgetown Convenant:From Inequality and Vulnerability to Prosperity for All.Available at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td541add2_en.pdf.UNCTAD(2022).NTMs from A to Z.(United Nations p

181、ublication eISBN:978-92-1-001189-1).UNCTAD(2022).Global Trade Update.Available at https:/unctad.org/webflyer/global-trade-update-february-2022.Geneva.UNFSS(2013).Voluntary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Todays Landscape of Issues and Initiatives to Achieve Public Policy Objectives.United Nations Forum on

182、Sustainability Standards.Part 1:Issues,and Part 2:Initiatives.Available at https:/unfss.org/wp-content/uploads/2012/05/unfss-report-issues-1_draft_lores.pdf;https:/unfss.org/wp-content/uploads/2012/05/unfss-report-initiatives-2_draft_lores.pdf.UNFSS(2016).Meeting Sustainability Goals:Voluntary Susta

183、inability Standards and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2nd Flagship Report.Geneva.UNFSS(2020).Scaling up Voluntary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Through Sustainable Public Procurement and Trade Policy.Geneva.UNFSS(2022).Voluntary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Sustainability Agenda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Opportu

184、nities and Challenges.Geneva.Van der Ven H(2019).Beyond Greenwash:Explaining Credibility in Transnational Eco-Labeli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Vogel A(2005).The Market for Virtue:The Potential and Limi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Washington,DC.WTO(2018).Mai

185、nstreaming Trade to Atta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Geneva.Available at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sdg_e.pdf.WTO(2022).MC12 outcome document.Available at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WT/MIN22/24.pdf&Open=True.WWF(2017).SDGs Mean Business:How

186、Credible Standards Can Help Companies Deliver the 2030 Agenda.WWF-ISEAL joint report.Gland,Switzerland.Available at https:/sustainablefdi.org/index.php/resourcecenter/pin/564.44Photo credit:Cover elenabsl-Adobe Stockunctad.org/tab貿貿 易易 和和 發發 展展 會會 議議Printed at United Nations,Geneva 2228677(C)February 2023 39 UNCTAD/DITC/TAB/2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