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歐洲研究智庫：2024多極化世界中的中歐關系研究報告（220頁）.pdf》由會員分享，可在線閱讀，更多相關《中國歐洲研究智庫：2024多極化世界中的中歐關系研究報告（220頁）.pdf（220頁珍藏版）》請在三個皮匠報告上搜索。

1、多極化世界中的中歐關系中國歐洲研究智庫網絡研究報告Report by the China Think-tank Network on Europe(CTNE)年月November,China-Europe Relations in a Multi-Polarizing World 主 編：崔洪建 統 稿：黃 穎 校 對：左安秋 本報告由北京外國語大學歐盟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持編撰，并得到中國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中 國 歐 洲 研 究 智 庫 網 絡China Think-tank Network on Europe 目目 錄錄 作者團隊.1 前 言.7 格局和身份認知問題格局和身

2、份認知問題 世界政治中的中歐關系.17 歐盟的多極化認知與中歐多邊主義合作.37 從戰略伙伴到“制度對手”：中歐關系中的認知障礙.59 經貿關系與“去風險”問題經貿關系與“去風險”問題 中歐經貿關系：在合作與競爭之間.79 歐盟供應鏈安全戰略及其對中歐關系的影響.105 地緣政治變化的挑戰地緣政治變化的挑戰 中歐對當前地緣政治危機的共識與分歧.125 兩場沖突下的歐洲安全觀嬗變.141 中歐安全對話與合作：基礎、路徑與挑戰.159 能源、綠色與數字轉型能源、綠色與數字轉型 中歐在能源安全與綠色轉型領域的合作空間.185 中歐在數字領域的合作與競爭.205 1 作者團隊（以寫作章節為序）作者團隊

3、（以寫作章節為序）翟東升翟東升 中國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院長、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區域國別學學科評議組成員，世界經濟學會理事，中國國際金融學會理事。主要研究領域為貨幣與金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國對外經濟關系、美國政治經濟等。已在中英文核心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數十篇，出版學術專著 5 部。梁雪村梁雪村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區域國別研究院研究員，歐洲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畢業于香港中文大學，曾在英國圣安德魯斯大學與倫敦國王學院從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為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歐洲政治、國際秩序與全球化。已在中英文學術期刊發表文章十余篇。2 金金

4、玲玲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歐洲一體化、歐盟對外關系以及中歐關系問題等。主持過多項國家級、部級課題，已在國內外核心期刊上發表發表論文 30 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復印資料、中國社會科學文摘 等全文轉載，被中國知網評為 2024 年高影響力學者。崔洪建崔洪建 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歐盟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歐洲學會副會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歐洲中心執行主任、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理事、中國國際交流協會理事。享受國務院專家特殊津貼。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與區域治理、中國外交、歐洲政治、經濟及安全問題等。王媛媛王媛媛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

5、國際政治專業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歐盟對外政策、歐非關系、非洲安全與發展問題等。3 丁丁 純純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歐盟讓 莫內講席教授，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中歐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荷蘭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副院長。兼任中國歐洲學會副會長，中國歐盟研究分會秘書長，上海歐洲學會會長，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主要研究領域為世界經濟、歐（洲）盟經濟、歐洲一體化、中歐關系等。張亞妮張亞妮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貿易、歐洲經濟等。忻忻 華華 上海外國語大學歐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上海交通大學國家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太平

6、洋區域經濟發展研究會理事，上海歐洲學會副秘書長，中國歐洲學會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為歐洲經濟外交、歐洲與歐盟的對外決策機制、歐洲的智庫、利益集團與游說政治等。已在中英文核心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數十篇，出版學術專著 3 部。4 趙趙 晨晨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歐洲國際關系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新華社特約評論員。主要研究領域為歐洲對外關系、歐盟政治、歐洲一體化和全球治理等。已在世界經濟與政治、歐洲研究、國際政治研究、Asia Europe Journal 等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數十篇，出版學術著作 4 部，編著 1 部，譯著 1 部。陳陳 旸旸 中國現代國際關

7、系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執行所長、研究員，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國歐洲學會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為歐洲一體化、歐盟外交與安全、德國問題等。在現代國際關系、國家安全研究、太平洋學報等學術期刊上發表多篇文章。簡軍波簡軍波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中歐關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兼任中國歐洲學會理事、上海歐洲學會副秘書長等，曾任中國駐克羅地亞大使館二等秘書。主要研究領域為歐盟與歐洲一體化、中歐關系、中國外交、國際政治理論等。已在中英文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 50 余篇，出版學術專著 2 部，編著 3 部。5 田慧芳田慧芳 中國社會科學院駐布達佩斯中國-中東歐研究院研究主任、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加研究中心特聘

8、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涉及國際貿易與發展、氣候政策與 CGE 建模、能源轉型等。在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Climate Change Economics、China and World Economy、世界經濟等國內外知名學術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黃黃 穎穎 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講師，德國波恩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領域為德國內政與外交、中德與中歐關系、全球數字治理等。已在Policy and Internet、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國際政治研究、歐洲研究、國際論

9、壇等中英文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十余篇，出版學術專著 1 部。7 前前 言言 世界需要更具建設性和創造性的中歐關系世界需要更具建設性和創造性的中歐關系 崔洪建 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歐盟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充滿劇烈變化的世界中。這些變化帶來的挑戰除了頻發的地緣沖突、停滯的世界經濟和極端的天氣狀況外，最難以應對的是人類社會正面臨一種可怕的知識斷層和認知斷裂的危機?，F有的知識體系已難以對當前的復雜變化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日益嚴重的代際矛盾又在國家和社會內部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知識斷層現象。疫情對人際和國際關系產生的疤痕效應尚未完全消除，與“地緣政治回歸”現象相伴生

10、的身份政治又不斷強化，地球村正在分裂，世界依然是平的但有些地方正在重起高墻，“世界公民”的身份認知也不再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產物，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強烈的國家、民族和本土認同。不同國家和群體之間仍在堅持對話和溝通，但達成共識的目標往往被各執己見的結果所終結。因此正在出現的普遍的不安全感不僅僅源于對生存、發展困境和代際鴻溝的憂慮，也是對由于缺乏有效溝通而產生的孤立封閉狀態，以及隨之而來的相互誤解、排斥和敵意的恐懼。我們都試圖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努力駕馭變化并塑造未來。這些努力包括逐漸失去對經濟全球化的信心，視自由貿易和開放經濟為“天真”并不斷遠離它們；也包括在發展和安全兩種需求之間尋找一種新的平衡，來

11、繼續維護全球分工帶來的共同利益；有些國家采取激烈斗爭的方式試圖打破格局并重建秩序，也有些國家仍堅持通過溫和漸進的路徑來迎接變化并改良現實。無論出于何種意愿采取何種方式，如果抱著自身利益至上、零和博弈 8 的邏輯并采取拒絕相互溝通和相互爭斗的方式，只會讓變化更加難以駕馭甚至出現事與愿違的后果。眼前世界的動蕩和混亂正不斷地證明著這一點。身處充滿變化和困惑的世界，中國和歐洲這對伙伴迫切需要通過對話找到重新認識世界、自己和彼此的正確方式，進而明確問題所在并通過合作而非訴諸競爭和對抗去尋求共同的解決方案。這不僅是因為盡管有所下降，但中歐之間每天仍有高達 20 億歐元的雙邊貿易額，也不僅是因為在過去近五十

12、年中盡管時有摩擦和分歧，中歐關系仍然是雙方相向而行利益共同的值得驕傲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中歐需要在世界變亂交織之際激發出對話與合作的潛力，讓雙方都意識到它們不僅能夠共同為世界貢獻增長和繁榮，也能夠合力為世界提供更多實現和平、改進治理和消弭分歧的可行方案，同時能夠為人類社會最終克服知識斷層和認知斷裂危機提供一個可靠的樣本。在時代變化賦予的巨大責任面前，除了對話與合作，中歐別無選擇。盡管現狀并不總是令人滿意并且會不斷地消磨理想，作為長期從事歐洲問題研究并非常希望和歐洲同行保持持續對話和深入交流的中國學者，我和我的中國同事們一致認為，對于人類進步的所有期待、關于歐洲的所有印象和中歐關系的所有認知都不允

13、許我們輕易地向現實妥協。因此來自中國最具代表性的高校和智庫的歐洲研究者們，立意建設一個“中國歐洲中國歐洲研究智庫網絡研究智庫網絡”，希望通過我們的共同努力來呈現中國研究界對歐洲的全面認知和對中歐關系的深刻關注，并以寫作和發布研究報告的方式為與歐洲同行進行持續交流提供一個載體，為歐洲提升“中國能力”提供有益的幫助。我們推出的第一部報告，是希望在“百年變局”和“時代轉折”的關鍵節點上，為當前的中歐關系勾勒出一個基本輪廓并引發對這對重要雙邊關系所處的環境、獨有的性質、發展的動力以及變化的規律等問題的深入思考。通過長期的觀察和思考以及為期近一年的寫作，我們力圖在報告中回 9 答以下三個問題：中歐所處的

14、時代環境和觀念形態變化如何影響雙方的自中歐所處的時代環境和觀念形態變化如何影響雙方的自我及相互認知？中歐如何在經濟變局中從更高層面去尋找利益共同的新格我及相互認知？中歐如何在經濟變局中從更高層面去尋找利益共同的新格局和新模式？地緣政治如何在中歐之間制造分歧的同時又在提供增進理解局和新模式？地緣政治如何在中歐之間制造分歧的同時又在提供增進理解和共識的機遇？和共識的機遇？以下是我們在報告中呈現出的就上述問題的思考和結論：一、明確時代變化的主題和方向、中歐關系承受的環境變化壓力和應一、明確時代變化的主題和方向、中歐關系承受的環境變化壓力和應具備的相互認知能力是具備的相互認知能力是正確正確理解中歐關系

15、理解中歐關系要解決要解決的首要問題。的首要問題。我們將對這個首要問題的討論置于報告的開篇，分別呈現在 世界政治中的中歐關系歐盟的多極化認知與中歐多邊主義合作以及從戰略伙伴到“制度對手”：中歐關系中的認知障礙三篇文章中，從世界政治觀念和經濟形態變化、中歐的世界觀和全球治理觀比較以及中歐相互認知變化三個角度，展示出中歐關系的復雜內涵和廣泛外延，探索中歐關系與觀念、歷史和世界變化之間的關聯性，分析影響中歐關系變化的多維度多層面的復雜因素。在有關世界政治因素的討論中，作者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出發，觀察到在新自由主義興衰下世界市場邏輯的變化，以及由此導致的社會分化和國際貿易性質的轉變，并對民粹主義、民

16、族主義以及多元主義等激蕩當今歐洲的重大政治現象進行了嚴肅的討論，得出“中國和歐洲在同樣的世界政治框架下面對同樣的思想動蕩與結構轉換，兩者的價值觀念與利益訴求既存在巨大的共識，又包含著復雜的差異”的結論，并對中歐關系寄予了“只有深入洞察當前世界政治中的過程性結構，即政治演化中的主導性力量，才能避免對舊有概念和框架的固執和保守，并迎來一個真正的進步的變革前景”的理性期待。對世界格局多極化以及多邊主義的認知恰恰揭示了中歐之間“既存在巨大共識，又包含復雜差異”的現象。在有關多極化與多邊主義的討論中，作者對歐盟的認知歷程進行了詳盡梳理并不無尖銳地指出，盡管歐洲試圖維護對多極化認知的連續性和完整性，但在不

17、同歷史時期，在內外政治目 10 標、國際地區形勢以及對外話語敘事變化的影響下，歐洲也經歷了從拒絕到反思到部分接受再到重新解讀的曲折過程，并在此過程中不斷尋求與“多邊主義”這一歐盟重要話語體系的對接。對多極化與多邊主義進行探討的現實意義是，盡管中歐在共有概念下對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的變化方向有不同的理解和詮釋，但反對單極世界和霸權主義可以成為雙方的共同目標，雙方已有的多邊主義合作基礎和正在出現的戰略共識需求可以成為實現共同目標的動力。同樣反映出中歐在觀念和認知領域復雜關系的是雙方如何對待相互認知和制度差異的問題。近年來，中國發生的迅速變化不斷突破歐洲的認知范圍、歷史經驗和政治預期，在復雜的政治心態

18、和輿論生態作用下，歐洲又不斷生成好奇、贊賞、困惑、疑慮等更為復雜的對華認知，進而直接影響歐洲精英們的政策邏輯和行為方式，似乎為歐盟形成對華政策的“一個聲音”并向“制度競爭”方向制定政策提供了某種認知基礎，但在現實中卻又引發巨大的利益分歧并激發歐洲各國對華認知和政策的多樣性。在對華認知變化的背后，是部分歐洲輿論對國際格局深刻變化和中國堅持自身道路的不適應、不接受但又難以施加影響的復雜心態，成為中歐必須共同努力加以破除的心理障礙。而要破除心理障礙就需要一種知識體系更新甚至重構的過程，這個過程在歐洲被稱作重建“中國能力”的知識目標或者“To get China Right”的政治任務，但無論是以何種

19、名義有何種目的，暢通而持續的人文交流和知識對話都是不可或缺的。缺乏相互交流的知識創新以及由此而來的認知變化只能是一場災難。二、認清共同利益的基本格局并實現二、認清共同利益的基本格局并實現更高水平的更高水平的可持續發展是維護中可持續發展是維護中歐關系經濟基礎的前提。歐關系經濟基礎的前提。報告收官之時，正逢歐盟決意對中國產電動車征收為期五年的反補貼關稅之際，這也成為中歐經貿關系從優勢互補型合作轉向合作與競爭并存狀態進而需要實現更高水平合作的關鍵節點。在中歐經貿關系：在合作與競爭之間 一文中，作者采用綜合研究方法和大量詳 11 實數據，系統分析了中歐在貿易、投資和產業領域的關系現狀，指出歐盟提出的對

20、華“去風險”政策產生的影響，并著重分析了中歐在電動車領域出現爭端的來龍去脈。在對地緣政治變化和競爭力因素的根源進行分析后，該文得出了中歐經貿不可能脫鉤、尋求綠色數字新領域突破、探討共贏合作升級方案的結論。在歐盟供應鏈安全戰略及其對中歐關系的影響一文中，作者在對歐盟供應鏈安全戰略進行詳盡剖析的基礎上，揭示中歐經貿關系在當前地緣經濟轉型和地緣政治沖擊下的極端復雜態勢，為認識中歐經貿合作應攜手應對共同挑戰而非視彼此為威脅的緊迫性、必要性和現實性，提供了一個生動、直觀和詳實的注腳。三、共同合理有效地應對地緣政治變化及其震蕩沖擊，是時代和格局三、共同合理有效地應對地緣政治變化及其震蕩沖擊，是時代和格局變

21、化賦予中歐關系的新挑戰和新機遇。變化賦予中歐關系的新挑戰和新機遇。如何認識地緣政治的劇烈變化并應對其產生的震蕩沖擊效應，不僅是當今世界面臨的嚴峻挑戰，也是中歐關系面臨的新的重大課題。報告中的中歐對當前地緣政治危機的共識與分歧 一文，從中歐對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以及南海問題三個熱點問題的各自形勢判斷和政策立場分析入手，對雙方在地緣沖突問題上的現實利益考慮、復雜的政策制定和實施環境以及政策后果等要素進行了比較研究和分析，得出的基本結論是，盡管在是否結盟應對、是否在危機或沖突的歷史因素、現地狀態和未來安全架構之間形成前后一致立場、是否堅持以和平方式為主導尋求局勢降溫等方面，中歐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

22、，但中歐在反對使用核武器發動核戰爭、中國和一些歐洲國家在傾向政治解決、維持平衡立場以及尋求包容性的地區安全架構等方面也有明顯的共識，并且隨著局勢的進一步升級或蔓延，中歐之間的共識具有越來越大的拓展空間。同時在烏克蘭危機與巴以沖突之間，中歐對后者的共識顯然遠大于前者。在應對地緣政治挑戰現實案例的背后，是中歐雙方安全觀念的變化和表達。兩場沖突下的歐洲安全觀嬗變一文對冷戰結束以來歐洲安全觀的歷史沿革進行了嚴謹的梳理，從戰爭與和平、發展與安全、實力與安全等維 12 度分析了變化的原因，并聚焦當前在烏克蘭危機和巴以沖突兩場地緣政治對抗同時爆發并延宕的背景下，由“戰爭觀”“實力觀”“國際觀”和“秩序觀”等

23、因素共同構成的歐洲安全觀的變化，認為歐洲要樹立起正確、合理、可持續的安全觀并付諸實踐，就需要在安全與發展、歐盟與成員國之間權能分配、戰略自主與對美國的安全依賴以及全球治理與安全治理等諸要素之間樹立新觀念、建設新體系并實現再平衡。從應對挑戰的現實政策比較分析到歐洲安全觀念變化的梳理總結，報告有關中歐應對地緣政治挑戰的討論更具雄心，希望著眼于當前及未來，提出中歐安全對話與合作：基礎、路徑與挑戰的問題。安全觀念和愿景共享、共同的現實需求以及不存在重大地緣戰略沖突等要素為中歐開展深入的安全對話和務實的安全合作提供了基礎。盡管中歐在安全觀念、威脅認知、行動方案、現實能力及外部環境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但可

24、以在核不擴散與軍備控制、聯合國框架下的維和行動、反恐、反海盜及反跨國犯罪、數字與網絡安全、氣候與能源安全以及地區熱點問題解決等六大領域深入探討開展對話與合作的可行性，通過機制建設與探討共同行動方案來不斷增進戰略和安全互信，將安全領域作為中歐關系實現觀念對接、機制更新升級、履行共同責任的新的增長點，讓雙方成為名副其實的戰略伙伴。四、既要立足現實不斷四、既要立足現實不斷恰當恰當應對當前變化產生的諸如維護能源安全這應對當前變化產生的諸如維護能源安全這樣的新問題，又要面向未來推進雙方在綠色和數字轉型領域的共識和行動樣的新問題，又要面向未來推進雙方在綠色和數字轉型領域的共識和行動方案，這是中歐關系將歷史

25、成功經驗和未來遠大前景緊密聯結起來的不可方案，這是中歐關系將歷史成功經驗和未來遠大前景緊密聯結起來的不可錯失的重大機遇。錯失的重大機遇。中歐在能源安全與綠色轉型領域的合作空間與中歐在數字領域的合作與競爭兩篇文章，分別從不同領域出發但得出了極為相似的結論：中歐需在新興發展領域擺脫“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的消極影響，鞏固并提升合作意愿不斷探索互利合作新模式，在規則規制、安全治理和技術產能方面進行深入對話并把握住可能稍縱即逝的合作機遇。能源、綠色與數字領域的升級轉型不僅將改變中歐經貿關系的既有形態，也 13 將為雙方超越當前合作與競爭并存的格局，最終為實現未來更高水平、更可持續的合作新格局鋪平現實

26、道路。出于學者們本能的問題意識，報告不尋求統一的結構和邏輯，而是寫作者出于各自的研究興趣和關注領域從某個側面或局部進入中歐關系這個豐富的場景。但出于對歐洲的深入了解和對中歐關系變化全面而現實的關切，報告最終又呈現出寫作者們對當前歐洲和中歐關系變化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印證的全景式掃描。據此可以得出的基本結論如下。1.中歐關系的當前變化是世界政治演進、認知邏輯變化、經濟格局重中歐關系的當前變化是世界政治演進、認知邏輯變化、經濟格局重組和地緣秩序轉型等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的產物，無論是中歐關系的穩定、組和地緣秩序轉型等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的產物，無論是中歐關系的穩定、調整還是重塑都需要系統性的解決方案。調整

27、還是重塑都需要系統性的解決方案。2.世界格局朝向多極化方向演世界格局朝向多極化方向演進進的巨大不確定性和經濟全球化正在的巨大不確定性和經濟全球化正在經歷的階段性調整，是當前中歐關系的主要國際環境，也是內外壓力的主經歷的階段性調整，是當前中歐關系的主要國際環境，也是內外壓力的主要來源。要來源。適應國際環境的巨大變化并不斷化解內外壓力，成為中歐面臨的共同挑戰。從應對共同挑戰而不是相互視為威脅出發去保持動力并挖掘潛力，是中歐關系實現穩定向前的重要觀念前提。3.盡管受到逆全球化等復雜因素的沖擊，經濟領域依然是中歐之間最盡管受到逆全球化等復雜因素的沖擊，經濟領域依然是中歐之間最強大的利益交集，是最能體現

28、中歐關系韌性的方面。推動經濟全球化向普強大的利益交集，是最能體現中歐關系韌性的方面。推動經濟全球化向普惠包容惠包容的的新階段轉進，符合中歐的各自利益和共同利益。新階段轉進，符合中歐的各自利益和共同利益。中歐經貿關系的可持續發展需要解決的不是要不要“去風險”的問題，而是要為共同管控風險、建立新的合作模式尋找解決方案。歐洲方面現在更應當關注的，不是在貿易救濟、投資審查、產業政策方面確立規則主導權并試圖通過稅收、罰款、訴訟或行政干預等工具將其強加于中方，而是認真地思考自身利益所在及與中國的利益交集，并和中方就規則對接和互洽進行深入的對話。4.中歐都不同程度地承受著地緣政治劇烈變化帶來的風險、損失和挑

29、中歐都不同程度地承受著地緣政治劇烈變化帶來的風險、損失和挑戰，一個愈發“地緣政治化”甚至陷入集團式對抗的世界，不符合共同利戰，一個愈發“地緣政治化”甚至陷入集團式對抗的世界，不符合共同利益植根于和平國際環境與國際秩序漸進改革進程中的中國和歐洲。益植根于和平國際環境與國際秩序漸進改革進程中的中國和歐洲。中歐應 14 當首先在觀念層面確立視彼此為安全伙伴而非對手的牢固共識，進而激活并更新對話機制，并就尋求安全關切與發展需求之間平衡、拓展沖突預防與危機管理空間，以及在亞歐地區建設綜合、合作、共同及可持續的安全架構等議題進行深入探討。同時，中歐應提升就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及其他現實或潛在的地區熱點問題

30、的對話頻率和交流深度，在積累共識的同時不斷產出具體可見并可持續的成果。5.前景難測的世界變化需要中歐作為建設性力量發揮創造性作用。維前景難測的世界變化需要中歐作為建設性力量發揮創造性作用。維護并加強常態化、可拓展和可持續的人文交流和知識對話，是確保中歐雙護并加強常態化、可拓展和可持續的人文交流和知識對話，是確保中歐雙方在變局面前增進相互理解、避免認知偏差和尋求共同解決方案的重要基方在變局面前增進相互理解、避免認知偏差和尋求共同解決方案的重要基礎和前提。礎和前提。中歐都面臨著“to get Europe/China right”的緊迫任務，但建立和提升中國/歐洲能力（China/Europe C

31、ompetence）的重要前提是共享知識和經驗，并對相互差異保持合理的開放與包容。只有保持對話交流的方向和知識創新的活力，才能從根本上為中歐關系實現創造性發展提供底層邏輯支撐，在增強自身韌性的同時為困頓的世界提供更多的示范和信心。15 格局和身份認知問題格局和身份認知問題 17 世界政治中的中歐關系世界政治中的中歐關系 翟東升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 梁雪村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當前世界政治正在經歷一場巨大動蕩和重大變革，歐洲以接連不斷的危機狀態成為動蕩的風暴之眼，也因持續的觀念變化和政策調整成為變革的中心地帶之一。過去十年間，歐洲以接連不斷的意外事件長期占領世界各大

32、媒體的頭版頭條：蘇格蘭和加泰羅尼亞鬧獨立、歐元區國家深陷債務危機后仍未康復、西歐成為恐怖襲擊多發地、英國意外脫歐、歐盟在難民問題上的共識破裂并陷入危機、意大利修憲失敗、極右翼政黨在多國選舉中接連獲勝、俄烏陷入長期軍事沖突。在歐洲周邊的中東地區，極端主義肆虐、軍事沖突不斷；非洲大陸飽受政治動蕩、經濟停滯和恐怖主義的折磨，大量難民外流。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民族主義者莫迪在印度拉開了激進式改革的序幕，中國則在應對發展環境變化的同時遭遇巨大的安全競爭壓力。歐亞大陸之外，美國經歷了特朗普執政的政治風暴，委內瑞拉、阿根廷等南美國家處于高度不確定狀態。新冠疫情爆發后，諸多經濟體采取了限制性措施以控制人員流動

33、與貿易往來，客觀上刺激了大國矛盾的加劇，各種經濟制裁和貿易保護措施層出不窮，高科技領域出現了所謂“小院高墻”局面，導致貿易與和平之間的良性關系正在被打破。在多重壓力下，許多國家出現了政治思潮的突發式轉向，支撐戰后全球經濟增長和世界秩序大致穩定的世俗政治意識形態陷入危機，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新法西斯主義、極端主義等原本處于政治光譜邊緣的思想主張對主流政治發起了挑戰，導致傳統主流政黨的政治動員能力逐步喪失、政治地盤日漸萎縮、政策空間日益逼仄。對國內和國際秩序感到不滿和憤懣的民眾借助全民公投等方式反對精英政治，日益 18 支持以保守價值為綱領以激進變革為手段的非主流政黨，期望推動以批判全球

34、化和回歸傳統為最基本特征的社會制度變革。自冷戰結束以來一直在意識形態舞臺之上占據中心地位的自由主義遭遇了突然的挫折，令局面更為復雜的是，這一挫折主要來自自由國際主義的制度設計者和傳統上的捍衛者穩定、富庶的發達國家。在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劇烈影響下，世界政治中的意識形態出現了復雜而微妙的變化，在歐洲具體表現為英國脫歐和法國“黃背心”運動等政治共識破裂現象，同時意大利五星運動黨、荷蘭自由黨、丹麥人民黨、瑞典民主黨、奧地利自由黨和匈牙利青民盟等右翼保守力量走向政治舞臺的中心，成為執政黨甚至連選連任，法國國民聯盟和德國選擇黨也穩步擴大其政治地盤。這些新的政治勢力對主權、國家利益和“民族性”的強調遠高于對

35、新自由主義和深度一體化的興趣。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歐盟確實存在某種弱點，這種弱點深植于新自由主義和一體化理論背后的觀念邏輯，且并非難民問題、恐怖襲擊等一系列外部沖擊所能解釋。但歐洲當下的政治斷裂不是一個地區性問題，而是受到世界政治意義上的觀念變遷的持續驅動。當前驅動國際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的思想力量至少包括對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多元主義的回歸、強調、反思和辯論。這些觀念變化及其背后的驅動力構成了不以任何一方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歷史情境”（historical context），深刻影響著中國與歐洲的全面互動。國際政治理論自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以來就十分重視“歷史情境”，同樣的因

36、果機制在不同的“情境”之下，產生的效用可能完全不同。例如，摩根索在觀察一戰前均勢機制的運作時，特別強調使得均勢發揮有效作用的“歷史情境”。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各國的君主或貴族統治者之間保持著經常和密切的聯系，把他們聯系起來的是家庭的紐帶、共同的語言（拉丁語或法語）、共同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以及關于紳士之 楊光斌：世界政治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 年版，第 3 頁。19 間應如何相處的共同道德觀。在類似的宮廷政治和貴族文化的基礎上，君主的臣屬也形成了內部均質的獨立社會。如職業外交官確立了一套自己的原則、習俗和處世哲學，雖然受到各國不同利益的驅動，但也“能清楚地認識到

37、整個歐洲的普遍利益”。在這樣的政治、社會基礎之上，摩根索提出，均勢是一種歐洲現實（European Reality），只能在歐洲當時的條件之下發揮效用，因為“均勢的成功運作需要一個隱性的道德共同體的存在”。如果僅從國際關系的視角去認識中國與歐洲以及大國關系，都難免忽視至關重要的“歷史情境”（historical context），因此有必要從世界政治變化的角度出發，重新聚焦世界市場與政治思潮二者互動所塑造的“歷史情境”。只有將對中歐關系的考察置于國際秩序變動這一“歷史情境”的“穹頂”之下，才能看清中國與歐洲共處的時空架構，厘清雙方所面臨的共同挑戰，進而避免對差異和矛盾的過度放大。一、世界市場：

38、新自由主義的興衰一、世界市場：新自由主義的興衰 全球化推動下的世界市場是一個復雜的國際政治經濟現象。冷戰后，世界市場的根本特征被稱為“全球資本主義”（global capitalism）。其主要目標是實現人、物品和資本的跨地域自由流動，致力于破除政治和社會邊界對單一全球市場形成的阻礙。全球資本主義的實踐者相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自由放任”的全球市場從根本上來講是理性的。自律性市場的烏托邦在國內層面被福利主義、工團主義等左翼主張擊退之后，在國際層面卻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在新自由主義的反復教導之下，開放經濟以隱晦的方式要求人類社會服膺于自律性的全球市場，這意味著社會的運轉日益成為 美漢斯摩根索：國

39、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第七版），徐昕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16 頁。英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馮鋼、劉陽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年；塞薩爾倫杜艾萊斯：從全球衰退到后資本主義反向運動，載德海因里希蓋瑟爾伯格：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孫柏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224-242 頁。John Gray,False Dawn: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London:Granta Publications,2009,p.19.20 全球市場的附屬品，經濟體系得以部分地從社會中“

40、脫嵌”（disembedded）。（一）社會分化及其原因（一）社會分化及其原因 在全球資本主義秩序之下，有人獲益，有人受損，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不管自由主義者們如何怪罪其他因素對國際貿易過程的操控和扭曲，有相當數量的國家確實因為參與全球經濟而出現了嚴重的貧富分化，它們當中甚至有些處于實際上的破產狀態或者徹底淪為“失敗國家”。數據跟蹤顯示，從 1990 年到 2007 年，全世界最窮的 40%人口在全球總收入中所占的份額只上升了不到 1%。從 20 世紀 90 年代到新世紀之后，全球 100 個發展中國家的人均 GNP 反而不及 60 年代至 80 年代的水平。這些看上去非常有說服力的數據經常被反

41、對經濟全球化的人士用來支持自己的論點，但在深入探究全球范圍內收入失衡的成因之后，經濟學家發現，自由貿易秩序并非全球性貧富差距的始作俑者。經濟學家佛朗格博圭農（Francois Bourguignon）與克里斯蒂安莫里森（Christian Morrison）收集了 1820 年至 1992 年的收入數據，并將全球收入分配分為國與國間和國家內部兩個層次，經過分析之后他們得出了與常識相反的結論。首先，在全球范圍內，個人層面的收入差距自 1820 年之后持續拉大，至 1980 年達到頂峰，此后開始下降。其次，國家內部的收入差 Brigid Schulte,Overwhelmed:Work,Love,

42、and Play When No One Has the Time,New York:Macmillan,2014,p.32.Bruce Edward Moon,Dilemmas of International Trade,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96,p.91.根據 2014 年的“脆弱國家指數”，全球真正穩定和可持續的國家只有四十個左右。詳見The Fund for Peace,“Fragile States Index 2014”,http:/fsi.fundforpeace.org/rankings-2014。Isabel Ortiz and M

43、atthew Cummins,“Global Inequality:Beyond the Bottom Billion”,The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April 2011,https:/www.unicef.org/socialpolicy/files/Global_Inequality_REVISED_-_5_July.pdf.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January 1,2003,https:/hdr.undp.org/content/human-development-report-2003?CFID=;

44、UNICEF,Annual Report 2005,June 2006,http:/www.unicef.org/reports/annual-report-2005;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5,March 1,2005,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947951468140975423/pdf/343970PAPER0WDI0200501OFFICIAL0USE0ONLY1.pdf.21 距最大的年份是 1910 年，此后開始下降，直到 1960 年的低點，但 196

45、0 年之后，國內收入差距再次拉大，雖然增幅較小?；谝陨蟽牲c，我們不難判定，在 1980 年至 1992 年間，國際貿易促使全球經濟更加均衡而國家內部的分配問題則是導致社會兩極化的真正原因。博圭農與莫里森的研究結論凸顯了國家的分配功能，個人能否從經濟全球化獲利，取決于一國如何利用其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的收入。冷戰結束后，國際貿易迅速擴張，但上述分配機制仍然沒有改變。全球不平等狀況的監測數據顯示，美國位于收入階梯頂端 1%的人口占總國民收入的比重從 1980 年的 10.7%增長到了 2014年的 20.2%，而收入階梯下端 50%的人口所占的國民收入比重只有 12.6。此種分裂在法國、德國和英國等

46、其他主要發達國家也同樣存在。社會階層的快速分化并不只限于歐美國家。曾經以“一億總中流”為傲的日本，正在擁抱上世紀的紅色經典。二十世紀初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著名小說蟹工船在時隔 80 年之后，再度席卷日本，僅 2008 年銷量就超過五十萬冊，一度位居暢銷書排行榜的榜首。分析人士指出：這部小說突然暢銷的深層原因，在于它喚起了社會底層“新窮人”的共鳴。此外，蟹工船的再度流行也從一個側面揭示了日本共產黨近年來黨員數量快速上升的社會原因。在 2015 年的地方選舉中，日共已晉身為地方議會中最 Francois Bourguignon and Christian Morrison,“Inequality

47、among World Citize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2,No.4,2002,pp.727-744;Martin Wolf,Why Globalization Works,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pp.138-172.關于全球財富和經濟實力的變動，另見 United State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November 2008,https:/www.dni.gov/

48、files/documents/Newsroom/Reports%20and%20Pubs/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Xavier Sala-i-Martin,“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Falling Poverty and Convergence,Period”,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21,No.2,2006,pp.351-397.Facundo Alvaredo,Lucas Chancel,Thomas Piketty,Emmanuel Saez

49、 and Gabriel Zucman,“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World Inequality Lab,2018,http:/wir2018.wid.world/files/download/wir2018-summary-english.pdf.20 世紀 70、80 年代的日本，在終身雇用制的作用下，有九成左右的國民自認為屬于中產階級。Danielle Demetriou,“Japans Young Turn to Communist Party as They Decide Capitalism Has Let Them Down”,The Tel

50、egraph,October 17,2008,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japan/3218944/Japans-young-turn-to-Communist-Party-as-they-decide-capitalism-has-let-them-down.html.Heather Bowen-Struyk,“Why a Boom in Proletarian Literature in Japan?The Kobayashi Takiji Memorial and The Factory Ship”,The Asia-Pa

51、cific Journal,Vol.7,Issue 26,2009.22 大的反對黨。作為世界市場的深度參與者，中國社會在分配問題上也面臨著問題和挑戰。2021 年 9 月，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在中國的全面小康白皮書新聞發布會上提到，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在 2008 年達到最高點0.491 后，2009 年至今呈現波動下降態勢，2020 年降至 0.468”。面對財富和收入分配的挑戰，二十大報告特別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2021 年 8 月習近平總書

52、記主持召開以共同富裕為中心的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后曾解釋說，所謂共同富?！安皇且徊糠秩撕鸵徊糠值貐^的富裕，而是全體人民的富?！?。（二）從“貿易和平論”走向“貿易沖突論”（二）從“貿易和平論”走向“貿易沖突論”二戰結束后，國際秩序的設計者和維護者一直堅信，自由的貿易網絡不僅可以促進經濟，而且有利于和平。早在一戰前，諾曼安吉爾（Norman Angell）在大幻覺一書中就已經指出，19 世紀后半期工業國家經歷了巨大轉變，彼此在貿易和金融方面產生了相互依賴。在這種條件下，軍事征服不能帶來財富，戰爭會導致相互依賴的網絡瓦解，使得整個經濟體系崩塌。德國不可能從對英戰爭中獲得任何利益，英德之間的沖突只會導致

53、雙方的災難。一戰前的歐洲國家中，德英互為第一大貿易伙伴，因為染料進口高度依賴德國，戰爭初期的英國卡其色染料奇缺，甚至一度無法生產出足夠的軍裝。但是，英德之間的戰爭仍然未能避免。盡管連續爆發的兩次世界大戰 “Japans Communist Party:Red revival”,The Economist,April 17,2015,http:/ 年 9 月 28 日，https:/ Angell,The Great Illusion: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Nations to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54、 Advantage,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10.23 嚴重破壞了 19 世紀的全球金融、貿易網絡，但通過貿易促進和平的理念卻成為了二戰后國際秩序的基石。歐洲煤鋼共同體（The European Coal,Iron and Steel Community）在 50 年代的建立，可以視作對此有意識的實踐。然而，近年來，隨著貿易制裁、保護主義和相互依賴武器化趨勢的愈演愈烈，發達國家對中國制造業的進口依賴被上升為“安全威脅”，德國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被指責為“歷史錯誤”，“貿易和平論”日益被“貿易沖突論”所取代。面對這種局面，主流學界不得不深度反思貿易與和平的關系問題。

55、2022年，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撰文，再談貿易和平論是否已經終結?？唆敻衤J為，“貿易和平論”的理想無疑已喪失說服力，但世界市場之所以走到今天，靠的不是必然的經濟規律，而是它獲得了政策上的支持，領導國家的政治精英們在戰略考量過后認為一定程度的自由貿易在政治和安全方面都是有益的。美國前財長、哈佛大學教授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對全球化進程的回顧完美反映了克魯格曼所講的西方精英的“戰略考量”，以及這種考量在發達經濟體的腹地所發生的變化：全球面臨的經濟挑戰與一代人之前有著顯著不同。在冷戰和拉美債務危機剛剛結束之后當時以中國

56、為首的亞洲國家復興還處于初期階段挑戰在于讓新的市場出現。鼓勵發展中經濟體采用市場機制并幫助它們進入工業化經濟體的貿易協定，對創造全球經濟至關重要?，F在，我們已經有了讓新興市場取得最偉大經濟進展的全球經濟。它尤其有利于資本以及輕松往返于世界各地的精英階層，但那些缺乏財力利用新的全球市場以及不想與低成本的外國勞工競爭的中產階級卻受到壓力。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不是創造更多的全球化，而是確保目前的全球化讓全體公民受益。保羅克魯格曼：通過貿易實現和平，這個理想真的結束了嗎？，紐約時報中文網，2022 年 12 月 14 日，https:/ TPP 談判，金融時報，2015 年 6 月 16 日，http:

57、/ 由于歐洲國家在原有貿易結構和貿易規則下的獲益持續萎縮，自由貿易的“良善”正在被“貿易沖突論”所顛覆。進入 21 世紀后，多個產業領域的案例和數據都顯示歐盟在全球經濟競爭中處境堪憂。在傳統制造業中，歐盟占全球市場的份額持續萎縮；而在數字經濟領域中，無論是硬件、軟件還是互聯網應用，歐盟都在被北美和東亞的競爭對手拉開距離。盡管歐盟及其成員對此保持警覺并試圖通過各種措施扭轉頹勢，但前景并不樂觀。曾被歐盟寄予厚望且投入大量政治和技術資源去培植的若干新興產業，如太陽能、風能產業以及衛星導航系統等，結果都是為他人做嫁衣。未來顛覆性技術的出現和產業發展方向的突變，將極有可能加速歐盟在全球產業結構中的份額萎

58、縮和地位弱化。后金融危機時代世界經濟中涌現出一批以數字技術為手段深度改造社會生活場景的科技巨頭，如美國有亞馬遜、谷歌、特斯拉、優步、Meta、蘋果等數字經濟企業，中國則有騰訊、百度、阿里以及京東、科大訊飛等對應物，而歐盟幾乎沒有一家此類企業可以與之競爭。由于東亞制造業供應鏈與歐盟產業結構之間的重疊性和競爭性越來越明顯，中歐關系正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歐盟作為 21 世紀產業競爭中的失利者，盡管不完全認同“逆全球化”的策略，但也很難支持中國對原有世界市場發展路徑的極力維護。歐洲日益表現出去工業化國家常見的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中國想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管控、規避與歐洲的競爭和摩擦也愈發艱難。二、政治思

59、潮：多重觀念的激蕩二、政治思潮：多重觀念的激蕩 （一）民粹主義的勃興：基層社會的反抗（一）民粹主義的勃興：基層社會的反抗 翟東升、寧南山、趙云龍：歐盟產業發展停滯的結構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 年第 8 期，第 128-160 頁。翟東升、寧南山、趙云龍：歐盟產業發展停滯的結構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 年第 8 期，第 128-160 頁。25 2024 年 6 月的歐洲議會選舉之后，歐洲政治風向進一步呈現焦灼的態勢。在此次涉及 3.7 億選民的全歐選舉中，盡管極右翼政黨未能獲得足以主導歐洲議會的席位，但表現出極為強勁的上升勢頭。在法國國民聯盟和極左翼政

60、黨的擠壓下，馬克龍總統被迫解散國民議會，將原定于 2027 年的選舉提前進行。盡管梅朗雄領導的左翼聯盟在第二輪投票中成功阻擊了國民聯盟對議會的控制，但國民聯盟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得了 33%的選票，成為法國民粹主義政黨的一次歷史性勝利?，F有研究已經充分揭示，民粹主義至少部分地根源于全球化導致的分配不均和社會極化。國際市場的拓展伴隨著國與國之間的殘酷競爭，英國經濟學家達德利西爾斯（Dudley Seers）很早便指出：在我們的時代，世界各個地區的利益不兼容已不容忽視，一個國家的問題得到解決，另一個國家的問題可能會因此加劇。不僅如此，全球資本主義秩序并不能在國家內部產生“雨露均沾”的效果，一些群體會不

61、成比例地受益，而另一些群體則會遭受絕對的損失。2010 年旱災期間，糧食進口大國在市場上的恐慌性購買間接地導致中東地區出現饑荒暴動，進而發生革命。在全球化的作用機制之下，一國政治經濟行為的巨大外溢效應變得難以預測、無法抵抗，而無處不在的“失控”加劇了基層社會對確定性的渴望，這種渴望并不僅限于少數的國家或地區。民粹主義并不是民主的產物，民粹主義力量在民主遠未成為西方世界主流政治制度之前就已經廣泛存在，并呈現出階段性爆發的態勢。相反，民粹主義是民意不能有效轉化為政治和社會政策的產物。馬克思曾指出，當一個社會集團不能有效自主地表明自己的利益時，它經常會支持一個專制的領導人，后來這種現象經常被稱為民粹

62、主義。因此，開放的社會辯論、Wolfgang F.Stolper and Paul A.Samuelson,“Protection and Real Wages”,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9,Issue 1,1941,pp.58-73.蒂莫西斯奈德：下一次種族大屠殺離我們有多遠？，紐約時報中文網，2015 年 9 月 15日，http:/ Eichengreen,The Populist Temptation:Economic Grievance and Political Reaction in the Modern Era,Oxford:Oxf

63、ord University Press,2018.26 公正的選舉以及充分的代表性可以系統性地避免馬克思所說的這種情況。如果公民能夠有效地表明自身利益，并將其轉化為政府政策，民粹主義的大規模泛濫就不容易出現。精英往往了解某些階層的利益遭到持續的侵蝕，但精英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他們經常不情愿為了應付這種糟糕局面而推動實質性的變革。早在2004 年，塞繆爾亨廷頓便指出，業已存在一個新興的“全球超級階層”（global superclass），他們在世紀之交大約有 2000 萬人，到 2010 年人數則增長一倍。這些跨國精英對民族歸屬感毫無需求，將國家邊界視作幸好已經開始消失的障礙，國家只有在方便其

64、全球運作的情況下才被認為是有用的。然而，這個不再依賴國家框架的“超級階層”往往掌握著國家的政策制定大權，發達國家民主政體的大部分政治候選人都直接或間接地來自這個群體，并以這一群體的政治、經濟和道德偏好來管理國家，這勢必導致代議制民主的失靈。換言之，在西方民主國家，實際上是國際市場在投票，國際市場的投票比議會投票分量更重。例如，在眾多民粹主義者看來，歐洲一體化一直是一個由技術官僚設計執行的精英項目，各國議會和公眾極少有機會參與，因此只反映國際化的精英群體的偏好。與精英階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不能流動的中下層勞動者逐漸成為“下沉階層”，他們承受著全球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雙重壓迫。新興市場的廉價產品

65、導致越來越多的本國制造業破產或者向低成本國家遷移，大量移民又以低薪優勢爭奪僅有的工作機會。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發達國家中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技能和受教育程度都不高的青年男性，主動從勞動市場退出，即便局部的工作機會并未喪失殆盡。事實上，影響收入分配變化的不完全是技術、貿易和移民問題，也是制度問題。而左右制度發展的因 Samuel P.Huntington,“Dead Souls:The Denation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The National Interest,No.75,2004,pp.17-18.塞薩爾倫杜艾萊斯：從全球衰退到后資本主義反向運

66、動，載德海因里希蓋瑟爾伯格：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孫柏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 235 頁。Valerie K.Oppenheimer,“Womens Rising Employm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Famil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No.20,1994,pp.293-342.27 素是復雜的，例如歷史經驗和心理慣性。民粹主義是大眾政治對那些不能醫治社會分裂的政府的嚴厲懲罰。被精英階層“遺棄”的中下層因為社會流動渠道的長期封閉而逐漸失去政治耐心，

67、紛紛以簡單粗暴的方式組織抗爭。政府失能暴露出來的早期問題往往被歸結為政治家個人的問題，但長期的政府失能會導致民眾對政府和政治本身產生懷疑。一旦政治家和專業精英被描述成“腐敗、墮落、無能”的群體，民粹主義的土壤就形成了，社會運動的注意力轉向民間或者邊緣性政治力量，與政府唱反調成為新的“政治正確”，接下來會出現公信力崩塌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這種危險不論對中國還是歐洲而言都是不可忽視的，因此雙方都必須全力應對快速變革帶來的社會沖擊，為在社會和經濟轉型過程中失去社會地位、生產資料和工作機會的群體提供合理的保障。否則，民粹主義力量極易表現為對替罪羊發泄敵意，或者通過支持極端主義尋求短期解決辦法，極有可

68、能頻繁導致雙方領導人持續面對錯誤的政治壓力，而難以貫徹、堅持推動中歐之間“互利共贏”的決策。（二）（二）民族主義的回潮：重談主權與邊界民族主義的回潮：重談主權與邊界 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民族主義思潮在國際關系的總體研究框架中一直處于較為邊緣的位置。歐洲國家追求的一體化（以及其他地區的類似努力）和美國推進的全球化首先從經濟和貿易的角度向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國際體系發起了挑戰，導致了國家自主性的下降和國家邊界的逐步消解。然而，上述情況在最近幾年出現了實質性變化。國際政治學協會（IPSA）2020 年年會的主題便是“開放世界中的民族主義”（New Nationalisms in An Open Wor

69、ld），圍繞該主題的闡釋性文字提到了極為有趣的一點：當今世界日益泛濫的民族主義呈現一種吊詭的形態，因為它發生在以開放、全球化、相互依賴為重要特征的時代。全球主義和民族主義通常是此消彼長的關系，但如今人們觀察到的現象并非如此民族主義在貧窮和富裕的國家同時發生，而且烈度沒有什么區 28 別。冷戰后很長一段時間，學者研究民族主義的目光都主要聚焦在第三世界國家，歐洲和北美地區不被認為是常規的研究對象，但這種學科特征正在改變。歐洲一體化進程在過去十年間明顯遭遇了民族主義的強勢回潮。早在2019 年 6 月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中，英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四國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政黨就已經有效瓦解了中左和中

70、右的選民基礎，穩居第一大黨。自上世紀五十年代歐洲一體化進程啟動以來，功能層面的逐漸融合使得今天的歐盟成員國之間彼此高度依賴，歐洲單一市場的拓展、歐元的誕生和申根區的建立在制度層面不斷消解主權國家邊界的意義和作用。然而近年來，歐盟國家的民意出現了復雜而微妙的變化，新興的政治勢力對國家利益和“民族性”的強調遠高于對歐洲一體化的興趣。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歐盟確實存在某種弱點，這種弱點深植于一體化背后的理論邏輯，并非難民問題、恐怖襲擊等一系列外部因素所能涵蓋。換句話說，歐盟并沒有像很多專家學者無論是聯邦主義者還是功能主義者預言的那樣，伴隨著一體化程度的加深，越來越多的功能將由聯盟來承擔，民族國家變得無足

71、輕重，甚至被完全取代。在國際責任的承擔方面，世界經濟論壇 2019 年 1 月發布的全球化問題調研報告中詢問了被訪者“你是否認為你所在的國家有責任幫助其他國家”，令人驚訝的是，對國際責任認同度最低的四個國家分別是德國、美國、英國和法國，在認同度最低的德國只有 54%的被訪民眾給出了肯定答案。長期以來在國際援助問題上表現最積極、在冷戰后秩序中承擔國際義務最多的國家，其國內民眾在國際責任問題上表達的政治意愿卻最低，德國的公眾 英國新近成立的脫歐黨（Brexit Party）獲得了 30.79%的選票，法國的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2018 年 6 月前稱 Front

72、 National）獲得了 23.34%的選票，意大利北方聯盟（Lega Nord）和五星運動（Movimento Cinque Stelle）分別獲得了 34.26%和 17.06%的選票，波蘭的保守民族主義政黨法律與公正黨（PiS）更是以 45.38%的選票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詳見 European Parliament,“2019 European Election Results”,July 2,2019,https:/www.europarl.europa.eu/election-results-2019/en.World Economic Forum,“Globalization

73、4.0:The Human Experience”,January 2019,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lobalization4_Jan18.pdf.29 支持度甚至有跌出簡單半數的危險。同一份報告的另一項內容問及“新移民對你所在國家而言主要是積極因素還是消極因素”盡管世界范圍內的平均數據顯示，57%的訪民認為新移民主要是積極因素，西歐國家中做此回答的被訪者卻只有 46%，在按地區劃分的排序中僅高于東歐中亞（40%）。實際上，在歐洲一體化高歌猛進的過程中，民族主義的“隱憂”一直存在，但不被外界所重視。2009 年的民調數據顯示，在保加利亞、匈牙利和波蘭

74、等國均有半數以上的民眾認為鄰國的部分領土應當為本國所有，人數較 1991 年時有顯著增加。就連英國和意大利兩國也有相當數量的民眾持這樣的觀點，且人數也比 1991 年時有所增加。面對分離主義的威脅，就連成熟的工業化國家也無法豁免：2014 年下半年，蘇格蘭險些結束與英格蘭長達三百年的政治聯姻，造成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政治危機。受蘇格蘭公投的直接影響，歐洲大陸的加泰羅尼亞、巴斯克、巴伐利亞以及威尼斯等地區的獨立情緒一度高漲。由于經常與暴力沖突、局部戰爭、人道主義危機甚至恐怖主義聯系在一起，民族主義在 20 世紀的政治話語中逐步染上消極色彩，被視為狹隘、保守、極端和反潮流，其政治實踐的正當性和道德性也

75、因此備受爭議。談及民族主義問題，人們常用的詞匯是“超級民族主義”“極端保守民族主義”，有誰聽說過“極端自由民族主義”“和平的民族主義”或者“寬容的民族主義”？在自由主義盛行的戰后政治氣氛中，民族主義被歐洲視為政治意識形態中的“不良分子”，常常使人聯想起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沙文主義、法西斯主義等“錯誤的歷史”。但是，對中國人而言，“民族”“國家”是具 World Economic Forum,“Globalization 4.0:The Human Experience”,January 2019,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lobalization4_Ja

76、n18.pdf.Pew Global Attitude Project,“Two Decades After the Walls Fall:End of Communism Cheered but Now with More Reservation”,November 2,2009,pp.55-57,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wp-content/uploads/sites/2/2009/11/Pew-Research-Center_Two-Decades-After-the-Walls-Fall-End-of-Communism-Cheered-Bu

77、t-Now-With-More-Reservations_2009.pdf.對民族主義“污名化”的討論，詳見 Robert H.Wiebe,“Humanizing Nationalism”,World Policy Journal,Vol.13,No.4,1996/1997,pp.81-88.Minxin Pei,“The Paradoxes of American Nationalism”,Foreign Policy,November 2,2009,http:/ Stanley,“Scottish Nationalism Has Prospered Because British Iden

78、tity Has Withered”,The Telegraph,September 16,2014,30 有極高神圣性的詞匯，這既源于歷史的輝煌又來自現實的動力。同古希臘悲劇一樣，中國近代所遭受的民族劫難突出了波瀾壯闊的英雄主義，極大地凈化了儒教文明末期的腐朽墮落所導致的自私、愚昧與狹隘。在集體生存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國家前途、民族命運成為了上至精英下至草莽的共同關切?！氨＜倚l國”這樣的口號不僅是軍事動員的工具，更代表著時代精神和社會主流的價值傾向。這樣的時代精神并非抽象存在的，它滲透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因為這段特殊困難的歷史，民族存亡、國家興衰成為了主宰20世紀以降中國歷史的主旋律，“

79、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是清末以來幾代精英和民眾的集體政治共識。由于歷史經驗和思想遺產的截然不同，中國與歐洲對待民族主義的態度存在顯著的差異。傳統歐洲大國對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本身的排斥和對中國民族主義具體訴求的警惕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中國崛起是否會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單純計算物質實力經濟增長、技術革新、軍費開支無法有效地回答這個問題。國家能力僅僅是“威脅公式”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同樣重要的是國家意圖。中國將如何使用其國力才是決定戰爭與和平的最終砝碼，這取決于中國如何定義其國家利益、如何看待自身與國際社會的關系、如何認識當前國際規則的公平性、如何評價崛起的程度和滿意度，這恰恰是民族主義所指涉的范圍。物

80、質力量可以預測中國能夠做什么，但民族主義能夠回答中國想要做什么。2013 年 12 月，在一戰爆發一百周年之際，經濟學人雜志刊登評論文章指出：當前的世界局勢與一戰爆發之前存在著令人不安的相似。一方面是官方反復重申和平與發展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媒體和輿論充斥著對抗情緒的民族主義話語。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向外部世界傳遞的信息是高度復雜和矛盾的，這導致了國際社會尤其是主導大國及其盟友對中華 http:/blogs.telegraph.co.uk/news/timstanley/100286488/scottish-nationalism-has-prospered-because-british-iden

81、tity-has-withered/.“The First World War:Looking Back with Angst”,The Economist,December 21,2013,http:/ 民族偉大復興的長期目標充滿疑慮，北約試圖向亞太延伸其影響與一些歐洲國家推行“印太戰略”便是這種疑慮在政策上的具體表現。綜上所述，全球秩序的推進打破了國家的傳統功能、消解了政治的本土性，然而，在擁有巨大吞噬力量的全球資本浪潮中維護社會的機能和人的尊嚴，需要強勁、有效的局部機制來提供保護，以上兩種取向對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功能提出了極其矛盾的要求。不管是中國還是歐洲國家，都必須有效處理國際競爭與社會

82、保護的矛盾統一、對外開放與主權邊界的矛盾統一。不管采取怎樣的政策，都要考慮該政策可能的外溢效應。（三）多元主義的困境：實踐挑戰與理論探索（三）多元主義的困境：實踐挑戰與理論探索 20 世紀以降的人類政治活動蘊含著截然相反的兩股力量：一方面，人類社會的多樣性積極尋求政治表達；另一方面，以普遍人性為著眼點的自由秩序不斷向前推進。前一種力量的支持者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強調“群體獨特性”（group particulars），他們認為“好”是一個相對概念，因此，沒有全人類共同接受的“好”或“好的生活”，也不應當追求這種統一性。人類社會中千差萬別的語言、傳統、宗教、政治信仰和社會習俗最好以彼此獨立的社群作為

83、承載單位，各自尋求發展。與之相反，普世主義觀點認為在形形色色的人類群體背后存在著共同的人性基礎。如果“好”的相對性是絕對的，那么跨文化的交流和理解以及族群之間的平等對待將變得不可能，這不符合人類社會的現實情況。特殊主義與普遍主義的分裂反映了現代世界的“道德困難”。從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對現代社會的闡釋中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工具理性與實質價值之間越來越緊張的沖突是現代性的重要特征”。盡管 Andrew Vincent,Nationalism and Particularit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2002,pp.3-4.此種主張的堅

84、定擁護者之一是加拿大學者羅伯特杰克遜（Robert H.Jackson），詳見 Robert H.Jackson,The Global Covenant:Human Conduct in a World of Stat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William S.Sax,“The Hall of Mirrors:Orientalism,Anthropology,and the Other”,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100,No.2,1998,p.293.R.B.J.Walker,Inside/Outside:I

85、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32 人類生活的諸多方面都受到工具理性的影響甚至顛覆，人類生活的道德和精神層面卻不在“理性化”的范圍之內。手段的豐富性無法為目標的價值提供線索，也無法反映目標所承載的社會含義。工具理性關注的是如何完成一件事，而不是為什么要做這件事?，F代性將人們從神圣的、宗教性的以及等級壓迫的舊世界中解脫出來，卻沒有為如何在世俗化了的世界中進行價值判斷提供可操作的標準。正因如此，在現代社會中討論價值問題往往困難重重，嚴肅的學者自覺或不自覺地躲避著全稱命題，盡可能選擇折中主義的道路。約翰羅

86、爾斯（John Rawls）在政治自由主義一書中就特別強調，他所闡釋的自由主義并非“全覆蓋式”的學說，不是關于價值、倫理和認識論問題的整體性理論。這樣一來，對“終極價值”的定義和追求往往落在野心勃勃的政客、革命主義的思想家、宗教狂熱分子以及浪漫詩人的肩上。西方哲學家試圖以不同的方法來克服道德思辨所面對的兩難局面?？档抡軐W認為存在普世的道德和法律。在康德本人看來，“善”在任何條件下都表現為本質的“善”。道德的普遍性是可能的，因為每一個理性行為體心中都對共同道德義務的根本性原則通常被稱為“定言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存在著固有的認知。韋伯提出了與康德“世界主義”相反的

87、觀點。他對“道德貧瘠”這一根本困境的回應是，必須在非價值的工具理性面前保持對終極價值進行判斷的自主性。這種自主性或者以個人為單位，或者以群體更具體地說是國家為單位來實現。如此一來，道德不再具有普世性，它成為具備獨立意志的道德單位不論個體還是群體進行自由考量的對象，而這些道德單位不一定擁有同樣的理性和思考方式。沃克爾（R.B.J.Walker）對韋伯關于現代道德問題的分析有相當精彩的總結：University Press,1993,p.56.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5.Ch

88、ris Brown,Sovereignty,Rights and Justic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Today,Cambridge,UK:Polity,2002,p.43.33 世界在倫理層面的非理性被轉化成不同價值區間的相互斗爭。這些價值區間以國家它壟斷了對權力的合法使用為最強有力的表現形式。不管以哪種情況而論，自主性本身都蘊含著相對性。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多元主義（pluralism）一直試圖彌合特殊主義和普世主義之間的罅隙。如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所言，兼顧不同的價值目標極易導致沖突，例如強調自由難免輕視公平，因此每個社群都可能

89、在價值問題上有自己的偏好。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價值目標本身是主觀的，多元主義不接受特殊主義完全基于歷史、傳統和習俗來為“價值”辯護，僅僅因為一個社會習慣于“男尊女卑”，并不能證明性別歧視是正當的。簡言之，多元主義接受了自由主義關于價值目標具有普世性的認定，但因為意識到不同價值目標之間的不兼容，多元主義否認存在唯一的、真理性的價值選擇。多元主義的倫理立場在冷戰之后被發達國家普遍采納，逐步形成“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社會政策。多元文化主義拒絕以單一標準對事物進行有關優劣高下的評判，它試圖在異質性越來越高的后現代社會中給予各個組成部分平等的承認。然而，在嚴肅對待現代性“道

90、德貧瘠”這一困境的人們看來，多元主義的派生物依然是“虛無論”，而虛無論必然遭遇韋伯揭示的“諸神沖突”的問題，亦即各種不可調和的“終極價值”的沖突問題。多元主義只是緩解了做出價值判斷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從而掩蓋了沖突或者延遲了沖突的來臨，并不能為尋找終極價值給出有效指引。人們無法對一組道德規范是否優于或劣于另一組做出評判，不僅左翼中支持多元文化主義者如是告誡民眾，就連那些右翼自由派經濟學家（他們將全部人類行為都化約為對最 R.B.J.Walker,Inside/Outsid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Cambrid

91、ge University Press,1993,p.57.詳見 Isaiah Berlin,Four Essays on Liber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Bernard Williams,Moral Luc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34 基本的個體“偏好”的追求）也如是說。早在 2011 年，英國前首相卡梅倫就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實踐結果做出了反思：“我們鼓勵不同文化各自為戰，彼此孤立也孤立于主流社會。我們沒有能夠提供一個使他們產生歸屬感的社會愿景，我們甚至容忍這些處于隔離狀態的

92、社群以完全違背我們價值的方式運行。結果是產生了一大堆雙重標準”。簡言之，多元文化主義本身沒有解決韋伯和沃克爾所說的“不同價值區間的相互斗爭”，在政治實踐中，它更多地是回避或延遲了斗爭的爆發。經驗研究證明，全球化不會自動導致國家制度的相似性，國家制度的趨同性變化主要源自國際磋商與談判，這一過程的復雜性遠遠超過全球化壓力本身。正視并尊重這一基本事實，中國與歐洲就有可能對價值沖突問題提出切實的目標，避免基于理想主義的道德化主張。2019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的主旨發言中就如何應對文明沖突、價值沖突給出了中國的理解：“人類只有膚色語言之別，文明只有姹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

93、認為自己的人種和文明高人一等，執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認識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災難性的！如果人類文明變得只有一個色調、一個模式了，那這個世界就太單調了，也太無趣了！我們應該秉持平等和尊重，摒棄傲慢和偏見，加深對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異性的認知，推動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和諧共生”。盡管不能完全解決“不同價值區間的相互爭斗”，但習主席的講話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構想，都試圖指出對待“不同價值區間”之間矛盾、摩擦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態度。歐洲很難完全放棄對內部多樣性的追求，中國很難完全服膺于基于西方經驗的“普世價值”。但是，如果遵循這些基 英F.A.哈耶克著：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謬誤，馮克利、胡

94、晉華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6 頁?！癉avid Camerons Warning”,Wall Street Journal,February 10,2011,https:/ Suzanne Berger and Ronald Dore(eds.),National Diversity and Global Capitalis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習近平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國網，2019 年 5 月 16 日，http:/ 本原則和基本態度，中國和歐洲就有可能以平等、包容的態度來對待

95、目前雙方在價值觀念、政治制度和文化偏好上的差異。與此同時，中國與歐洲都將在政治單元內部持續面對多元主義的壓力，必須通過改進和完善自身的價值體系，在哲學和倫理學層面尋找新的理論支撐，避免因為價值區間的爭斗而滑向對抗乃至冷戰的深淵。三、小結三、小結 中國和歐洲在同樣的世界政治框架下面對同樣的思想動蕩與結構轉換，兩者的價值觀念與利益訴求既存在巨大的共識，又包含著復雜的差異。過去數年間，中國與歐洲對世界秩序的偏好出現了陡然的易位：中國作為發展中經濟體在不斷實踐冷戰后國際體系的基本價值，并保持了社會的長期穩定，歐洲則勉力應付主要國家的政局動蕩，相繼拋棄自由國際主義，重提權力政治與意識形態對抗。由于中歐的

96、技術能力日益接近、工業化程度日益持平，導致雙方以往的互補領域逐漸縮小，同類同質競爭的摩擦更為劇烈。這種局面的出現并非某一方的惡意操縱，而是全球技術和市場變化的動力使然。不管采取何種應對策略，中歐雙方對繁榮與和平的追求，對當前矛盾的解決，根本上都有賴于自身更為穩固的政治和社會團結，而這恰恰是歐洲許多政治單元內部嚴重缺乏的。雙方只有深入洞察當前世界政治中的“過程性結構”，即政治演化中的主導性力量，才能避免對舊有概念和框架的固執和保守。楊光斌：世界政治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 年版，第 68 頁。37 歐盟的多極化認知與中歐多邊主義合作歐盟的多極化認知與中歐多邊主義合作 金玲 中國國

97、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 作為獨特的國際行為體，歐盟長期以來主張“多邊主義”并將其視為“身份基因”，但對世界的“多極化格局”則普遍持懷疑和抵觸立場。在國際形勢變化的推動和影響下，歐盟對多極化的立場也在發生變化，其政策目標也在不斷進行調整。冷戰的結束以及成功東擴曾經讓歐盟充滿戰略雄心，歐盟寄望于通過“模式輸出”和規則約束來影響多極化趨勢。但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國際矛盾不斷上升以后，隨著國際影響力的下降，歐盟對“多極化”態勢日益表現出“戰略焦慮”。以 2014 年克里米亞危機為起點，歐盟轉向從現實主義立場理解“多極化”，進入對多極化的戰略反思階段，戰略目標從“規范多極化”向建立戰略自主轉變。在歐盟多極化

98、話語體系演進過程中，“多極化是否會引發格局失序或不穩定”“多極化與跨大西洋關系”“多極化與多邊主義”“歐盟在多極化中的地位”等是歐盟關注的主要問題，是影響其多極化立場的最重要因素，也是中歐圍繞“多極化”和“多邊主義”爭論的核心。中歐作為國際社會的兩大力量，雖在多極化問題上立場不盡相同，但雙方在多極化的規范性目標上并無根本沖突。面對多極化格局的日益呈現，歐盟雖已轉向從地緣政治視角尋求戰略自主，但總體上仍堅持多邊主義話語，主張更開放的全球合作，反對單邊主義、脫鉤斷鏈和新冷戰，尤其是在全球治理領域賦予發展中國家更多代表權問題上持開放立場。歐盟的基本立場和中國主張的平等、有序多極化的追求并無根本沖突，

99、中歐在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中可以尋求對接與合作。38 一、歐盟對多極化認知的演變一、歐盟對多極化認知的演變 “多極”和“多極化”一詞于 20 世紀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最早出現在紐約時報上，它的引入與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外交政策密切相關。該政策認為世界在軍事上雖存在兩極，但在經濟和其他領域已迅速轉向多極化。但實際上直到冷戰結束后，關于“多極化”的討論才開始更直觀地反映出國際格局的變化。但是，國際關系理論對于“極”“單極”“兩極”“多極”等概念并無一致認識，有主張“極”的概念以大國（power）為中心的“力量多極化”（power Polari

100、ty），也有以“國家集團”（cluster）為視角的。當然，“國家集團多極化”（cluster multipolarity）并非指兩個以上的集團對立，而是指盡管集團相互對立但集團內國家的聯系松散，不同集團之間的互動和交叉更加簡單。因此，“國家集團多極化”不僅分析大國之間的關系，還分析不同集團內部和集團之間的關系。與此同時，在社會建構主義的影響下，“極”的概念也不斷超越“硬實力”范疇，納入“認知”“身份”等社會要素。相比“多極化”的理論發展，歐盟及其成員國對“多極化”的認知并無統一的標準和概念。其中，新現實主義的“權力多極化”是主導性的話語體系，但隨著國際體系演變的現實，也不斷納入國家集團以及非

101、政府行為體的視角，同時還考慮認知、身份以及規范等社會要素?？傮w上看，歐盟的多極化話語體系的發展與國際格局和秩序的發展轉型同頻。冷戰結束、伊拉克戰爭、國際金融危機、克里米亞危機以及烏克蘭危機等，都作為重大節點塑造歐盟的多極化話語體系，也見證其多極化立場的變化。從認識到多極化的趨勢到接受多極化的現實，從排斥和預防多極化到塑造和影響多極化，Goedele De Keersmaeker,Polarity,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ost-Cold War and the 19th Century Compared,Cham

102、:Palgrave Macmillan,2017,p.14.Goedele De Keersmaeker,Polarity,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ost-Cold War and the 19th Century Compared,Cham:Palgrave Macmillan,2017,p.19.參見 Goedele De Keersmaeker,Polarity,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ost-Cold War and the

103、 19th Century Compared,Cham:Palgrave Macmillan,2017,p.23.39 并最終走向強化自身作為多極化的一極地位，反映出歐盟國際地位和世界觀的變化及其對外戰略不斷調整的進程。（一）冷戰結束后歐盟對國際格局多極化態勢的戰略前瞻（一）冷戰結束后歐盟對國際格局多極化態勢的戰略前瞻 冷戰結束以后，世界格局是呈現單極還是多極走向成為新現實主義的核心議題。但由于歐盟特殊的行為體身份，“多極化”并非其主導性話題。法國是歐盟中最早也最廣泛使用多極化概念的國家。進入 21 世紀后，“多極化”開始逐漸出現在歐盟官方話語體系中，2003 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后，歐盟雖在其安

104、全戰略文件中未提及“多極化”，但認為“戰略中明確與不同的地區大國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就意味著其認識到了多極化的現實”。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歐盟開始自稱重要“一極”并要“塑造”即將到來的多極化格局，至此并未表現出對多極化的排斥。法國媒體對“多極化”的討論從 1990 年代中期開始上升，到 2003 年法美圍繞伊拉克戰爭沖突之時達到頂峰。其間，政治學者和決策者為“多極化”辯護，類似的趨勢也出現在法國政治決策者的公開演講中。這表明法國對世界多極化的認知并非邊緣化現象。希拉克總統成為最早直接主張“多極化”的歐洲政治領導人之一，他的外長韋德里納（Vedrine）也曾明確表示世界正走向多極化。1997 年中法

105、第一份聯合聲明提出，“兩極化”世界已經消失，世界正在向多極體系邁進，需要在政治、經濟、文化、語言科技和大國關系領域獲得更大的平衡，反映出法國對多極化世界的認知和期待。法國主導的多極化辯論隨后不斷上升至歐盟層面。2000 年歐盟和印度宣布雙方是“塑造新興多極世界”的重要伙伴，2001 年雙方稱彼此是“多 Goedele De Keersmaeker,Polarity,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ost-Cold War and the 19th Century Compared,Cham:Palgrave Macmil

106、lan,2017,p.111.lvaro de Vasconselos,“An Open Europe in a Multipolar World:Lessons from the Portuguese Experience”,September 7,2007,https:/institutdelors.eu/wp-content/uploads/2018/01/etud60-adevasconcelos-presidportugal-en.pdf.Goedele De Keersmaeker,Polarity,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

107、ons Theory:Post-Cold War and the 19th Century Compared,Cham:Palgrave Macmillan,2017,p.161.轉引自 Goedele De Keersmaeker,Polarity,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ost-Cold War and the 19th Century Compared,Cham:Palgrave Macmillan,2017,p.161.40 極世界中的全球行動者”。2002 年，來自法國的歐盟貿易專員帕斯卡爾拉米（Pas

108、cal Lamy）將“多極化”作為歐盟對外貿易政策的目標和原則。他的繼任者彼得曼德爾森（Peter Mandelson）也曾使用“多極化”這一概念，認為歐盟是“多極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由于歐盟的反對，“多極化”從未寫進中歐聯合聲明中，但 2003 年發布的歐盟對華政策文件中卻有相關表述，指出“中國對多極世界的地緣政治愿景，以及中國將歐盟視為日益重要的合作伙伴，也為提高歐盟的知名度提供了有利的背景”。由此可見，此時歐盟從自身地位出發，對多極化持開放立場并尋求“塑造多極化”。2003 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后，美歐之間的分歧加劇了歐盟內部有關多極化的辯論，也凸顯了此時英法德三大國的不同立場和主張。

109、希拉克反對伊拉克戰爭，公開主張一個更加“多極化”的世界。2004 年 11 月，希拉克在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的演講中表示，“只有認識到多極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新現實，我們才能成功地建立一個更健全、更公平的國際秩序”。紐約時報曾就法國和德國的多極化立場做過報道，認為“多極化”是法國的外交信條。盡管德國外長費舍爾表示不希望與美國成為競爭對手，并間接地批評了希拉克的多極化立場，但日益掌控外交權能的德國總理府卻“從未刻意與多極化保持距離”。但希拉克的多極化主張受到時任英國首相布萊爾的批判。針對法美分歧以及希拉克的“多極化”主張，布萊爾表示“不希望歐洲將自己置于美國的對立面，這將是危險并破壞穩定的。有關多極

110、世界的愿景意味著不同的并很快會發展為敵對的權力中心的出現”。見歐盟印度 2000，2001 年峰會聲明。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A Maturing Partnership-Shared Interests and Challenges in EU-China Relations”,September 10,2003,https:/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OM:2003:0533:FIN:EN:PDF.“Chirac Calls for Multi-Polar Wor

111、ld”,Deutsche Welle,November 19,2004.https:/ Vinocur,“The World:Between Two Continents;Schrder Tries to Juggle France and America”,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6,2003,https:/ Hal,“Blair:Chiracs World View Dangerous”,The Guardian,April 28,2003,https:/ （二）全球金融危機后歐盟對“多極化”的戰略焦慮（二）全球金融危機后歐盟對“多極化”的戰略焦慮 200

112、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歐盟范圍內有關“多極化”的討論更加廣泛。與此前接受和塑造多極化立場不同的是，歐盟開始呈現出對多極化的焦慮，擔心其在多極化格局中的地位下降以及國際秩序可能出現的失范。全球金融危機刺激了關于“多極化”取代美國單極化的辯論。法國一如既往主張促進“多極化”的對外政策目標。時任法國外交部長勞倫特法比尤斯多次表示法國希望通過一個“有組織的多極世界來實現格局穩定”。盡管在當時的法國，對于國際格局變化前景是零極、單極還是多極亦無共識，但認為世界正處于多極化進程中的觀點漸成主流。相比法國對多極化的熱情，德國政府及其領導人則審慎地避免提及“多極化”。默克爾總理鮮有提及“多極化”，德國政府

113、在其對外政策評估報告（2014 年）中多次提及全球力量轉移尤其是新型國家崛起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卻只字未提“多極化”。與此同時，“多極化”在歐盟層面的討論也日益普遍。歐盟一方面逐漸接受多極化現實，另一方面又對多極化的不確定性前景表現出戰略焦慮。歐盟對外政策高級代表阿什頓曾表示，世界正在迅速變得多極化，權力轉移的方向不僅是從舊的“西方”到東方和南方，還從政府到市場、媒體和非政府組織，他認為“多極化”與“多邊化”不同，并明顯表現出對多邊化的偏好，認為多邊化而非多極化才能解決時代面臨的重大問題。此后，時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多次提及“多極化”。他一方面表示，二十一世紀的前十年已見證了多極化世界的逐漸出

114、現，它既由諸多全球和地區性力量組 Goedele De Keersmaeker,Polarity,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ost-Cold War and the 19th Century Compared,Cham:Palgrave Macmillan,2017,pp.163-164.Auswrtiges Amt:“Review 2014 Auenpolitik Weiterdenken.Crisis Order Europe”,February 26,2015,p.7,https:/www.auswaerti

115、ges-amt.de/blob/692042/cef1f6308ebdb0d2d7c62725089c4198/review2014-data.pdf.European Commission,“Catherine Ashton EU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EU-India Relations Post-Lisbon:Cooper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 India Internat

116、ional Centre New Delhi”,June 23,2010,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10_336.42 成，也包括相關機制、組織以及強大的非國家行為體。但另一方面，巴羅佐也對多極化世界充滿擔憂，將其描述為更不穩定和不可預測的，并用歐洲曾經的“大國協調”時期與多極化做類比，甚至提出要“避免在全球層面出現多極化模式”。除了布魯塞爾外交政策圈經常提及“多極化”，歐盟委員會研究總司還在 2009 年設置了“面對多極世界”的歐洲研究項目，同年對外關系總司和研究總司還聯合召開了以“變革多極體系下的

117、歐盟和美國：趨同和分化”為主題的高級別會議。歐洲學術界對“多極化”的討論雖然也有焦慮，但立場相對積極。學者們也認為多極化世界正在出現，頗具代表性的觀點是“相互依賴的多極化”，認為多極化的前景與“相互依賴”的現實共同構成冷戰后秩序轉型的兩個基本維度。各方對多極化前景以及歐盟的作用觀點各異。一種觀點認為世界站在多極化的門檻上，盡管其形態還沒有被嚴格定義，歐洲應該而且必須在“多極化”世界中發揮作用，否則就有可能被邊緣化。歐洲政策中心主任查爾斯格蘭特曾撰文提出“多極化”的兩種可能前景。一是不同力量作為“極”組成敵對陣營，類似于冷戰時期的大國對抗，這是讓多數歐洲國家感到不舒服的方式。另外一種是理想的多邊

118、主義主導的“多極化”，并指出歐盟必須利用多邊主義來積極地塑造“多極化”。比利時學者斯萬畢斯普則認為多極化的未來是導致更多競爭還是合作并不可知，面對日益多極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歐盟需要明確的戰略。Jos Manuel Duro Barroso,“The European Union and Multilateral Global Governance”,June 18,2010,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api/files/document/print/es/speech_10_322/SPEECH_10_322_EN.pdf.轉引自

119、Richard Higgott,“Multi-Polarity and Trans-Atlantic Relations:Normative Aspirations and Practical Limits of EU Foreign Policy”,GARNET Working Paper No.76/10,April 2010,https:/warwick.ac.uk/fac/soc/pais/research/csgr/garnet/workingpapers/7610.pdf.Giovanni Grevi,“The Interpolar World:A New Scenario”,EU

120、ISS,Occasional paper 79,June 2009,https:/ciaotest.cc.columbia.edu/wps/weu/0017700/f_0017700_15179.pdf.Richard Higgott,“Multi-Polarity and Trans-Atlantic Relations:Normative Aspirations and Practical Limits of EU Foreign Policy”,GARNET Working Paper No.76/10,April 2010.Charles Grant and Tomas Valase,

121、“Preparing for the multipolar world:Europe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2020”,https:/www.cer.e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attachments/pdf/2011/e783_18dec07-1376.pdf.43 國際金融危機后，歐盟對“多極化”的立場經歷了從“塑造”到“焦慮”的轉變，這一轉變也體現在其與主要戰略伙伴的聯合聲明中。以歐盟印度峰會為例，在 2000-2008 年雙方的峰會聯合聲明中，一直都有“多極化世界”的表述，但是 2009 年以后，峰

122、會聲明不再提及“多極化”，取而代之的是“多邊主義”。中歐聯合聲明中“多極化”話語的缺失，更能說明歐盟對“多極化”的焦慮立場。中國一貫主張國際關系“多極化”，但即使在歐盟對多極化持開放立場的時期，雙方聯合聲明中也從未見有關“多極化”的表述，而“多邊主義”卻從未曾缺席。與此同時，“國際局勢的多極化”也從未出現在歐盟委員會主席的盟情咨文或歐盟安全戰略文件中。由此可見，戰略焦慮心態下的歐盟將多邊主義作為應對“多極化”挑戰的手段，出現了將“多極化”同“多邊化”相對立的認知。（三）多重危機背景下歐盟對“多極化”的戰略反思（三）多重危機背景下歐盟對“多極化”的戰略反思 自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以來，歐盟一直未能

123、走出經濟、政治、安全以及一體化等不同領域的多重困境。歐洲遭遇多重危機是國際格局深刻變化的集中體現。從克里米亞危機、特朗普上臺到烏克蘭危機的爆發，歐盟開始被迫接受“多極化”的現實，也開始了其戰略反思階段。2014 年克里米亞危機后，德國政治科學基金會（SWP）的弗爾克爾佩爾特斯曾撰文表示：“新興大國對烏克蘭危機的反應表明世界政治不再由歐洲發生的事情所定義，即使歐洲正在醞釀一場重大沖突。國際體系已經變得如此多極化，以至于非歐洲國家現在可以選擇追隨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感到有義務站在東方或西方一邊”。以 2016 年歐盟出臺安全戰略為標志，歐盟開啟了應對多極化的反思，并成為推動歐盟對外政策調整的關鍵動力

124、。歐盟在安全戰略中明確提出在面對更不穩定和更不安全的世界時，僅有軟實力是不夠的，需要更多強調自身利益并增強韌性。Volker Perthes,“Europe in a Multipolar World”,Project Syndicate,June 9,2014,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volker-perthes-proposes-two-scenarios-for-the-eu-s-global-role-with-the-test-coming-in-ukraine.44 與戰略焦慮階段相比，歐盟在戰略反思階段對多極化的認知

125、出現了顯著變化，呈現出更加正視現實并對其接納的立場。最顯著的表現是，德國開始更多地提及多極化。時任總理默克爾曾長期對多極化持審慎態度，但 2016年在面向聯盟黨年輕議員的講話中，她公開表示世界多極化態勢明顯，盡管德國難以成為一極，但擁有 5 億人的歐洲能夠占有一席之地。烏克蘭危機爆發后，不僅總理朔爾茨和外長貝爾伯格多次使用“多極化”來描述國際現狀，德國政府更在其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中明確使用“多極化”概念，表示“全球秩序正發生變化，新的權力中心正在出現，21 世紀的世界是多極化的，我們生活在一個日益多極化的時代”。在歐盟層面，除了領導人更廣泛地討論多極化，這一概念也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各種官方

126、文件中。2017 年英國脫歐后，在歐盟委員會發布的 歐洲未來 白皮書中，時任歐委會主席容克在前言中提到“歐洲需要在多極化世界中發揮作用”。2021 年歐盟在其戰略前瞻報告中明確提及“多極化的全球秩序”，認為歐盟作為多極化世界中一個相互聯系的“全球一極”，將繼續利用其緊密的國際伙伴關系促進和平、穩定和繁榮，共同反對敵對力量和應對共同挑戰。俄烏沖突爆發后，歐盟出臺的安全和防務政策戰略羅盤認為世界面臨權力政治的回歸，處于充滿競爭的“多極化”狀態。2024 年 7 月，“多極化”第一次出現在歐洲理事會決議中，意味著歐盟首次在成員國層面就多極化的判斷達成初步共識。伴隨著對多極化概念的接納和戰略反思，歐盟

127、的政策目標也出現調整?！癛ede von Bundeskanzlerin Dr.Angela Merkel”,Bulletin der Bundesregierung Nr.48-2,April 30,2016,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resource/blob/975954/780724/cb113d47888abfbff410b78ff066acf7/48-2-bk-data.pdf?download=1.The Federal Government,“Robust.Resilient.Sustainable.Integrated Security fo

128、r Germany.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June 14,2023,https:/www.nationalesicherheitsstrategie.d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EN.pdf.European commission,“White Paper on the Future of Europe”,March 1,2017,https:/commission.europa.eu/publications/white-paper-future-europe_en.European Commission,“2021 Stra

129、tegic Foresight Report”,September 8,2021,https:/commission.europa.eu/strategy-and-policy/strategic-foresight/2021-strategic-foresight-report_en.The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A Strategic Compass for Security and Defense”,March 24,2022,https:/www.eea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st

130、rategic_compass_en3_web.pdf.45 如果說歐盟在戰略焦慮階段的立場是回避多極化，其目標是“用多邊主義駕馭多極化”，那么到戰略反思階段，歐盟開始將尋求“戰略自主”、“努力成為多極化中一極”作為應對方式。以馬克龍的索邦演講提出的維護“歐洲主權”及其后的歐洲戰略自主話語構建為起點，到 2019 年馮德萊恩明確提出打造“地緣政治委員會”，再到馬克龍訪華后明確提出歐洲作為“第三極”的構想，歐洲日益接受多極化現實，并不斷調整自身國際戰略定位。2019年馬克龍在接受 經濟學人 訪談時，指出新兩極世界下歐洲被邊緣化的風險，呼吁歐洲成為政治和戰略行為體并從主權、地緣政治和實力角度看待世

131、界。2024 年 6 月的歐洲理事會決議指出：“世界變得更加對抗、交易性和不確定性。歐盟將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在新的多極地緣政治背景下維護歐盟作為全球戰略參與者的雄心和作用”。以上所有對歐盟戰略目標的清晰表達，都意味著在多極世界中維護歐盟的戰略一極地位正在取代多邊主義成為歐盟的優先政策目標。二、歐盟多極化認知的主要維度二、歐盟多極化認知的主要維度 歐盟對多極化格局的態度變化和話語演變進程不僅反映出國際格局的深刻調整，還體現了歐盟的特殊國際行為體身份、其國際地位的變化和國際戰略的調整。歐盟對多極化的認知并非僅從力量格局的視角出發，而是與一系列國際秩序的根本問題相關，主要涉及“多極化與國際秩序穩定

132、”“多極化與美國自由主義霸權秩序”“多極化與多邊主義”以及“多極化與歐盟的國際地位”等議題，歐盟在不同時期對“多極化”的不同立場，與其對上述關鍵議題的認知密切相關。（一）“多極化”與國際秩序穩定（一）“多極化”與國際秩序穩定 “多極化是否必然導致混亂和失序”是影響歐盟多極化認知的首要變 “The French President Interview with the Economist”,The Economist,November 7,2019.European Council,“European Council Meeting Conclusions”,June 27,2024,https

133、:/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qa3lblga/euco-conclusions-27062024-en.pdf.46 量。希拉克將“多極化”作為法國對外政策目標，恰是因為多極化格局被認為有助于世界穩定。他經常表示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只能通過“多極化的力量分配”來實現，多極化具有剛性的兩極體系所不具備的靈活性。在 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前，希拉克宣稱：“面對盲目的國際對抗可能導致的政治混亂，法國正在參與一個多極世界的建設”。即使是對多極化持相對負面立場的薩科齊，也不認為“多極化”必然導致不穩定，相反會形成新的“大國協調”的基礎。同樣，法國前任外長法比尤斯也曾對多

134、極化與格局穩定之間的關系持積極立場。他針對“零極世界”的混亂，表達了對“有組織多極世界”的期待。在地緣政治沖突加劇的背景下，歐洲仍有觀點認為多極化并不必然導致不穩定，認為國際格局只有在缺乏代議機構、區域整合、有效平衡、道德通融和外交溝通渠道等情況下才會出現不穩定。作為歐盟國際認同核心的諸多價值觀能夠為新興秩序的穩定做出貢獻，多邊主義、區域主義、多元化、靈活性和重視外交手段等都是有助于創造“穩定多極化”的規范條件。但受自身歷史經驗的影響，在“多極化”與穩定的關系上，歐洲的主導性觀點普遍受到新現實主義理論的影響。新現實主義創始人肯尼斯沃爾茲（Kenneth Waltz）認為，“兩極體系”是一個固有

135、的穩定系統，而“多極化”是不穩定的，20 世紀初的世界大戰都源于混亂的多極體系。冷戰雖然危險，但兩極體系更有利于有效的權力平衡。巴羅佐也曾援引梅特涅的“均勢原則”，認為歐洲的歷史經驗顯示出多極化格局的危險性，現代歐洲歷史的悖論是為了避免帝國和霸權出現而尋求建立多極均勢，但最終卻以大國 Goedele De Keersmaeker,Polarity,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ost-Cold War and the 19th Century Compared,Cham:Palgrave Macmillan,2017,

136、p.164.“Speech by Mr.Laurent Fabius,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Franc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French Policy Planning Staff”,November 13,2013,https:/www.diplomatie.gouv.fr/IMG/pdf/Speech_by_Laurent_Fabius_for_the_40th_anniversary_of_CAPS_-_Nov_13_2013_cle47f111.pdf.Lisa ten

137、Brinke and Benjamin Martill,“Coping with Multipolarity:EU Values and the S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der”,Dahrendorf Forum IV,Working Paper No.1120 August 2019.Emma Ashford and Evan Cooper,“Assumption Testing:Multipolarity is More Dangerous Than Bipolar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Stimson,October 2,2

138、023,https:/www.stimson.org/2023/assumption-testing-multipolarity-is-more-dangerous-than-bipolarity-for-the-united-states/.47 的暴力競爭結束。在國際格局深刻調整、國際秩序轉型的背景下，歐盟開始強化多極化的權力政治視角而忽視其規范性內涵。當前的國際政治亂象強化了歐盟的“多極化”不穩定論。2020 年默克爾在世界經濟論壇提及“多極化”時，強調多極化環境下地區緊張形勢上升，認為權力消長帶來不確定性并造成更多的緊張局勢。2023 年德國在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中明確表示國際和安全環境正

139、變得更加多極化但也越來越不穩定。當前，雖然多極化概念更多出現在歐盟及其成員國的政策文件中，但出于對引發國際競爭與沖突的擔憂，歐盟及其成員國仍普遍認為多極化是亂局之由，因此拒絕賦予其規范性內涵。2023 年朔爾茨在聯合國演講中就明確拒絕“多極化”具有規范性屬性。（二）“多極化”與跨大西洋關系（二）“多極化”與跨大西洋關系 由于美國在西方的霸權地位以及歐美特殊的價值觀和利益聯系，更因為歐盟的力量模式和影響力成長于美國霸權體系下，因此跨大西洋關系一直是影響歐洲對“多極化”認知的重要維度。各國對外政策在“歐洲主義”或“跨大西洋主義”之間的分野，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其對多極化的立場。歐洲主義者更傾向于支持多

140、極化以及歐盟成為一極的目標，大西洋主義者往往持相反立場。但在現實中情況往往更加復雜。例如對希拉克來說，歐洲一體化本身就是一種平衡美國主導地位的做法，通過推動多極化可以遏制美國的單邊主義和孤立主義。但在回應歐洲范圍內的質疑時，希拉克也不得不表示推動多極化并非挑戰和削弱美國，它只是一種描述世界觀的方式，Jos Manuel Duro Barroso,“The European Union and Multilateral Global Governance”,June 18,2010,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api/files/docu

141、ment/print/es/speech_10_322/SPEECH_10_322_EN.pdf.Die Bundesregierung,“Speech by Federal Chancellor Merkel at the 2020 Annual Meeting of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on 23 January 2020 in Davos”,January 23,2020,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de/aktuelles/speech-by-federal-chancellor-merkel-at-the-202

142、0-annual-meeting-of-the-world-economic-forum-on-23-january-2020-in-davos-1716640.48 而“跨大西洋關系應該得到加強”。法國的多極化立場中蘊含著反對美國霸權、制約單邊主義的規范性立場，但尋求獨立性的政治目標在歐洲遠未形成共識。伊拉克戰爭爆發時，德國總理施羅德雖與希拉克共同反對戰爭，但也反對“多極化”的觀念，尤其反對試圖建立獨立于美國的“歐洲一極”的想法。歐盟 2003 年安全戰略出臺的一個重要背景是應對“新老歐洲”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產生的分歧，其強調的“有效多邊主義”一定程度上是對美國小布什政府單邊主義的回應。但為

143、了內部平衡，該戰略仍突出強調歐美關系在建立多邊主義國際秩序以及推動全球治理中的關鍵作用。在 2009 年面對新興力量崛起時，時任歐盟高級代表索拉納指出：“今天的世界日益分裂為系統內和系統外國家”，暗指歐美是主導性的系統內國家，雙方關系具有命運共同體性質。當前，歐洲在反思多極化并尋求戰略自主的過程中，跨大西洋關系依然是最具爭議的問題。馬克龍明確表示歐盟成為“第三極”的重點是避免盲目追隨美國。他在 2023 年訪華結束后表示，“歐洲面臨的巨大風險是它陷入不屬于我們的危機，這阻礙了它建立戰略自主性”。馬克龍的“第三極”立場在歐洲引發強烈爭議，體現出“跨大西洋關系”在塑造歐洲有關“多極化”辯論中的重要

144、性。德國國家安全戰略明確“多極化”的提法時也遭到批評。批評者認為對“多極化未來”的承諾是意圖使歐洲本身獨立于美國而成為一極，這必然會削弱歐美共同體。（三）“多極化”與多邊主義（三）“多極化”與多邊主義 對于歐盟來說，多邊主義既是目標也是工具和價值，是歐盟身份認同的核心和促進價值觀和維護利益的根本戰略。歐盟在多邊機制下擁有獨特 “A Peek at Chiracs Multipolar World”,August 19,2021,Chicago Tribune,https:/ De Keersmaeker,Polarity,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

145、elations Theory:Post-Cold War and the 19th Century Compared,Cham:Palgrave Macmillan,2017,p.178.Javier Solana,“Europes Global Role:What Next Steps”,Oxfordshire,July 11,2009.Stefan Mair,“In Defense of 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e Politik Quarterly,November 17,2023,https:/ip- Parliament,“The Future of

146、 Multilateralism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s”,September 11,49 優勢，不僅擁有超過其規模的的代表性，還因為自身一體化實踐，在多邊機構中擁有更強的談判能力來維護其利益和價值?！皻W盟及其成員國在一體化過程中，對外通過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多邊機制發揮了超越自身實力的國際影響力?！背鲇谧陨淼牧α刻卣?，歐盟一直將多邊主義作為規范和約束權力政治的重要工具。因此對多邊主義的立場是決定歐盟對多極化認知的決定性因素，在“用多邊化駕馭多極化”的目標受挫后，歐盟已在一定程度上將“多邊主義”與“多極化”對立起來,認為“多極化正在削弱多邊主義”。事實上，在法國的多

147、極化話語體系中，多邊主義并非多極化的對立面而是構成后者的基本要素之一。法國前任外長多米尼克德維爾潘曾明確表達過“通過多邊主義組織管理多極化”的觀點，認為多極世界必須是多邊的，而不是以威脅和對抗為手段的新力量平衡基礎上的格局。面對地緣政治競爭和沖突加劇的形勢，法國政府在其“印太戰略”中也體現了上述立場，認為“在單邊主義上升的國際環境下，法國的優先目標是提出替代性方案，即建立在法治、自由流動、公平、有效和包容性多邊主義基礎上的穩定和多極秩序”。面對新興力量的上升，歐盟領導人也表達了“用多邊主義駕馭多極化”的期待。2010 年巴羅佐在論述“多極化和多邊主義關系”的演講中指出，非國家行為體影響力的上升

148、稀釋了大國影響力，加上多極之間的相互依賴將刺激多邊機制的強化。他還指出，21 世紀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取決于能否將新興力量融入共同的國際領導力中，全球力量均衡或許可能限制霸權單邊主義，但難以阻止不同極之間的單邊戰略，“多極化”是全球多邊主義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2020,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0/652071/EPRS_BRI(2020)652071_EN.pdf.Anthony Dworkin and Richard Gowan,“Rescuing Multilateralism”,June 25,2019,

149、https:/ecfr.eu/publication/rescuing_multilateralism/.Goedele De Keersmaeker,Polarity,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ost-Cold War and the 19th Century Compared,Cham:Palgrave Macmillan,2017,p.167.“Frances Indo-Pacific Strategy”,February 2022,https:/www.diplomatie.gouv.fr/IMG/pdf/

150、en_dcp_a4_indopacifique_022022_v1-4_web_cle878143.pdf.Jos Manuel Duro Barroso,“The European Union and Multilateral Global Governance”,June 18,2010,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api/files/document/print/es/speech_10_322/SPEECH_10_322 50 在對“多極化”進入戰略反思階段后，歐盟逐漸將“多極化”和“多邊主義”對立起來。早在 2014 年就有學

151、者指出多極化作為全球力量再分配過程，并不意味著支持多邊主義的合作體系呈直線發展，事實上其反面效應正日益顯現，“多極化”讓“多邊主義”面臨更加危險的境地。歐洲還普遍存在將“多邊主義”和“多極化”對立、認為兩者將此消彼長的觀點，將多極化的強化看作是多邊主義衰落或失靈的原因。2023 年歐盟對外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在談及多邊主義和多極化問題時，表示在多極化世界中各國傾向于在戰略和意識形態上維護自己的地位，導致“交易化國際體系”的日益出現，全球規則遭到損害。這種新的“多極化”助長分歧，導致國際體系越多極化，多邊主義越困難。盡管歐盟在政策實踐中開啟地緣戰略轉型，但仍希望超越力量格局的視角，在“多極化”和“

152、多邊主義”之間尋求調和。朔爾茨提出“如何確保多極世界也是多邊世界”“如何才能創造一種截然不同的權力中心在其中能夠為了個人利益而可靠互動的秩序”等問題，并呼吁在多極化世界中進行更平等的全球合作，強調“任何在多極化世界中尋求秩序的人都必須從聯合國開始”。與此同時，馬克龍總統于 2023 年 8 月在法國使節會議演講中呼吁深刻改革全球治理，包括改革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只有將一些被排斥在外的國家納入其中，才能避免一個現存體系將被邊緣化的替代秩序的出現。無論是馬克龍還是朔爾茨都試圖跳出將“多極化”和“多邊主義”相對立的視角，希望以更包容的多邊秩序來應對多極化挑戰，_EN.pdf.Zaki L

153、ad,“Towards a Post-hegemonic World:The Multipolar Threat to the Multilateral Order”,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51,Issue 3,2014,pp.350-365.Josep Borrell,“Multipolarity Without Multilateralism”,September 24,2023,https:/www.eeas.europa.eu/eeas/multipolarity-without-multilateralism_en.World Economic For

154、um,“Special Address at Davos 2022 by Olaf Scholz,Federal Chancellor of Germany,in Full”,May 27,2022,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5/olaf-sholzs-speech-to-davos-2022-in-full/.The Federal Government,“Speech by Federal Chancellor Olaf Scholz at the 78th General Debate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

155、l Assembly”,September 19,2023,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en/news/speech-by-chancellor-scholz-2224546.“Speech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at the Conference of Ambassador”,August 28,2023,https:/www.elysee.fr/admin/upload/default/0001/15/68ca793aaf44c90fd79cbf1bc3a234e71c3e1d57.pdf.51 而不是固

156、守以西方為中心的多邊主義規范和機制。（四）多極化與歐盟（四）多極化與歐盟的的國際地位國際地位 在歐盟對多極化的認知變化進程中，最原初或最終極的問題都是歐盟的國際地位問題，伴隨著歐盟多極化辯論進程的始終。從“塑造”多極化態勢，到“以多邊主義駕馭多極化”，再到在多極化世界中尋求戰略自主目標，核心問題都是歐盟在世界舞臺上的國際戰略定位。法國的“多極化”話語體系自始至終都包含法國作為大國的戰略訴求。希拉克的多極化立場有規范單邊主義的多邊主義訴求，同時也反對新的中美兩極。馬克龍有關歐洲“第三極”的主張同樣蘊含“歐洲被邊緣化”的戰略焦慮。當前，為了應對不可避免的多極化態勢，歐洲層面幾乎已就戰略自主達成共識

157、，成為重塑其國際戰略的新定位。歐洲一體化的邏輯正從“在內部規范權力”向“在外部構建權力”轉變，一體化的目標轉向提高成員國在全球地緣政治競爭中的能力和獨立于外部力量的實力。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在其研究報告中更明確指出，歐洲主權不是從成員國獲取，而是從其他大國尤其是中、美、俄手中恢復其失去的主權，不是要結束相互依賴，而是要實現自主決定政策并有效進行談判以更好地融合和撬動歐洲的影響力。德國總理朔爾茨 2023 年在外交事務上撰文同樣明確了在多極化國際格局下，歐洲的關鍵問題是繼續成為獨立的國際行為體。Goedele De Keersmaeker,Polarity,Balance of Power and

15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ost-Cold War and the 19th Century Compared,Cham:Palgrave Macmillan,2017,p.164.Mark Leonard and Jeremy Shapiro,“Strategic Sovereignty:How Europe Can Regain the Capacity to Act”,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June 25,2019,p.13,https:/www.ecfr.eu/publications/sum

159、mary/strategic_sovereignty_how_europe_can_regain_the_capacity_to_act.Mark Leonard and Jeremy Shapiro,“Strategic Sovereignty:How Europe Can Regain the Capacity to Act”,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June 25,2019,pp.13-14,https:/www.ecfr.eu/publications/summary/strategic_sovereignty_how_europe_

160、can_regain_the_capacity_to_act.Olaf Scholz,“How to Avoid a New Cold War in a Multipolar Era”,Foreign Affairs,Vol.102,No.1,2023,pp.22-38.52 三、中歐多極化之辯三、中歐多極化之辯 與歐盟相比，中國的多極化認知和立場更多體現出連續性和一致性。學界和官方相對一致認為世界多極化的趨勢不可避免，推動世界多極化也一直是中國對外政策的目標。中國的多極化認知從來都是超越權力政治的視角，并一直不缺乏規范維度。在中國的多極化話語體系中，“世界多極化”不僅與“經濟全球化”相伴，也

161、與“國際關系民主化”同行，更與“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不可分割。2023 年 12 月中央外事工作會議首次明確提出“平等、有序的多極化”，進一步明確了中國對多極化賦予的規范性屬性。阿查里亞曾區分“戰略性多極化”目標和“規范性多極化”目標?！皯鹇远鄻O化”與物質力量（軍事和經濟資源）有關，而“規范多極化”尋求通過全球層面共享的規則、原則和目標來維持國際秩序?！皯鹇远鄻O化”與“規范多極化”之間存在的張力成為中歐在多極化觀念和實踐中出現分歧的核心問題。由于中歐在國際格局重塑和國際秩序轉型中的不同地位，加之政治和歷史文化差異，歐盟更多從權力政治和歐洲中心視角解讀中國的多極化主張，并集中體現在多極化是否

162、會引發沖突、多極化是否意味著反美、多極化與多邊主義是否沖突等三大核心問題上。（一）多極化是否必然引發沖突（一）多極化是否必然引發沖突 盡管歐盟范圍內對“多極化與穩定”的關系缺乏共識，但目前的主導性觀點是多極化世界充滿競爭和沖突，是不穩定的根源，并將當前的國際亂象歸結于多極化的發展。歐洲歷史上“大國協調”經歷以及當前的國際亂象強化了歐盟的上述認知。但是，歐盟的“多極化引發沖突和失序”的認知基礎是權力政治。歐盟質疑中國的多極化立場亦基于此，認為中國主張世界多極化意在利用日益增加的影響力，尋求地區霸權并重塑國際秩序。早在 Assem Dandashly et.al.,“Multipolarity a

163、nd EU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Divergent Approaches to Conflict and Crisis Response”,JOINT Research Papers No.6,December 6,2021,https:/www.iai.it/sites/default/files/joint_rp_6.pdf.53 2011 年歐洲智庫報告就認為中國未來可能效仿美國在國際事務中采取實力政策。當前，歐盟對中國推動多極化的戰略意圖疑慮更甚，對中國的多極化主張有諸多誤讀。中國的多極化立場蘊含獨立、平等、合作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中國的多極化立場自

164、始至終與國際關系民主化訴求相伴。國際關系民主化“就是各國的事情要由各國人民做主，國際上的事情要由各國平等協商，全球性的挑戰要各國合作應對，核心是國際體系中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1996 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曾明確闡述中國多極化立場所蘊含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他表示 21 世紀多極化格局不同于歷史上大國爭霸、瓜分勢力范圍的局面，各國應是獨立自主的。在未來的多極格局中，無論是主要大國，還是區域性國際組織，都將是國際社會中獨立自主、平等合作的一員，未來的多極體現了尊重、平等、信任和互助的國際關系原則，共同致力于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發展。隨著多極化格局的深入發展，2023 年習近平主席

165、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提出“平等有序的多極化”主張，更清晰闡明中國多極化主張的規范性追求?！捌降扔行虻亩鄻O化”不僅重申了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切實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的原則和目標，還提出要確保多極化進程總體穩定和具有建設性，就必須共同恪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共同堅持普遍認同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的根本路徑。2024 年 4 月習近平在會見德國總理朔爾茨時表示，“中德在世界多極化問題上有不少共通之處。多極化本質上應該是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道路的國家之間相互尊重、和平共處”。中國的多極化主張強調的是制度多樣 Charles Grant and Tomas Va

166、lasek,“Preparing for the Multipolar World:Europe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2020”,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EU 2020 Essay,December 18,2007,https:/www.cer.e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attachments/pdf/2011/e783_18dec07-1376.pdf.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主編：江澤民文選（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8 頁。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167、央人民政府：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 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2023年 12 月 28 日，https:/ 年 4 月 16 日，54 化和文明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而非對抗和沖突。（二）“多極化”目標是不是反美（二）“多極化”目標是不是反美 歐盟認為中國的多極化目標具有“反美特性”，是構建以中國為中心和“去美國化”的國際秩序。與歐盟的認知不同，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多極化話語體系具有廣泛的包容性，超越了單純的大國視角，納入了廣泛的發展中國家維度。中國認為“發展中國家整體作為和平力量的上升”是其多極化話語體系的應有之義，提升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平等地位是其核心訴求。中國不僅認為新興力

168、量是推動多極化的動力，還認為歐盟以及非洲、中東、阿拉伯世界的區域性組織亦是多極化的推動力。中國始終認為多極化的世界力量中心在不斷 發展，尤其是以中國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綜合國力的發展壯大,是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共同發展的重要力量。中國對多極化格局的規范性追求，決定了其并不以反對任何具體國家為目標，而意在反對霸權和強權，建立更為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在二戰后形成的國際秩序下，最大的不公正、不合理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秩序中的代表性不夠，話語權不足，被迫受制于人，難以獨立自主尋求自身的發展道路。因此，通過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賦予發展中國家代表性、話語權，尤其是對自身發展模式的自主權是中國對多極化的

169、規范性追求，而并非以反對美國為目標，也無意尋求與美國類似的國際地位。面對百年變局下國際格局的深刻重塑，習近平主席明確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是中國包容、開放、多元的多極化立場的必然邏輯結果。（三）“多極化”與“多邊主義”是否矛盾（三）“多極化”與“多邊主義”是否矛盾 歐盟對“多極化”與“多邊主義”相互關系的認知經歷了“以多邊主義 https:/ 年 12 月，http:/ 駕馭多邊化”到“多極化與多邊主義相沖突”的發展。在歐盟看來，今天的多邊主義失靈是因為多極化格局下不同“極”之間的競爭和沖突導致共識難以達成，由此產生“越多極化越少多邊主義”的后果，并且認為中國推動的多極化格局對多邊

170、主義構成了挑戰。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曾公開表示：“共產黨的目標清晰，是系統性改變并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中國在多邊機構的立場，明確表明其尋求替代性世界秩序的愿景”。事實上中國的多極化立場與多邊主義具有一致性的內在邏輯。無論是規范性多極化強調的平等原則，還是其追求的有序目標，多邊主義都是路徑。2017 年 1 月，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的演講指出，多邊主義是維護和平、促進發展的有效路徑。2018 年 9 月，在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時，習近平主席指出，世界比以往更加需要多邊主義，更加需要一個強有力的聯合國。中國同樣強調主權平等原則下各方的公正參與，反對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20

171、21 年 4 月，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上首次提出“真正的多邊主義”理念，再次強調國際上的事應該由大家共同商量著辦，世界前途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不能把一個或幾個國家制定的規則強加于人，也不能由個別國家的單邊主義給整個世界“帶節奏”。近年來，中歐圍繞多邊主義和多極化之爭，存在多重錯位。歐洲從權力政治視角理解多邊主義式微，以歐洲中心視角強化所謂“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將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力量影響力的上升視為對多邊主義的挑戰。但是，多邊主義今天面臨的深層次挑戰并非源于此而是由于多邊機構的合法性和代表性不足。相比西方國家的超比例代表性，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明顯不足，正從根本上損害

172、多邊主義的合法性基礎。而平等的代 European Commission,“Speech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on EU-China Relations to the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and the European Policy Centre”,March 30,2023,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3_2063.習近平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中國政府網，2018 年 9 月 2 日，https:/ 表權恰

173、是中國平等、有序多極化的目標。再者，多邊機制的有效性長期受到以美國為代表的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的侵蝕，而反對單邊主義和霸權，建立公平、公正的國際秩序也是中國多極化的規范性目標。最后，在代表性和有效性同時缺位的情況下，多邊機構的國際認同也日漸不足，即使那些長期對多邊主義持支持立場的國家也日益認為國際機構無助于政策目標的實現。四、多極化格局下中歐多邊主義合作四、多極化格局下中歐多邊主義合作 中歐關于多極化和多邊主義的認知有分歧，但也有相當程度的共識。事實上，中歐雙方的多極化話語體系都蘊含著規范性追求，包括反對霸權主義、單邊主義、追求多元化以及平等合作等。歐洲一些學者談到了建立在相互尊重、多元化和承認

174、不同觀點基礎上的多極秩序，因此，這種秩序不會以沖突為歸宿而是以共存為標志。德國總理朔爾茨表示世界需要一個多極化的格局，新興國家的作用和影響值得重視，德方反對搞陣營對抗，政治家有必要為此負起責任。在多極化格局日益深化的當下，歐盟雖已調整其戰略目標，更多從地緣政治視角尋求戰略自主，但歐盟仍反對單邊主義、脫鉤斷鏈、新冷戰，強調堅持多邊主義并主張更開放的全球合作，尤其對在全球治理領域賦予發展中國家更多代表權持開放立場。歐盟的基本立場和中國主張的“平等有序的多極化”追求無根本沖突，共同統一在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及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中。盡管中歐關

175、系經歷起伏，但加強多邊合作一直是雙方的戰略共識。中國對歐政策長期保持穩定，支持歐洲一體化，認為歐洲的發展壯大有利于 Anthony Dworkin,“Three Crises and an Opportunity:Europes Stake in Multilateralism”,September 5,2019,https:/ecfr.eu/publication/three_crises_and_an_opportunity_europes_stake_in_multilateralism/.Nathalie Tocci,“The Demise of the International L

176、iber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the European Project”,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Commentaries 18|63,November 2018.57 多極化世界的和平、穩定和發展，“中國對歐政策將保持長期穩定，始終視歐洲為多極化世界中的獨立一極”。習近平主席強調，中國和歐洲是國際上兩大重要力量，是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重要參與者和塑造者，擁有廣泛共同利益，首要的就是共同維護多邊主義，維護聯合國的地位和權威，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歐洲方面，以 2003 年成熟的伙伴關系：中歐關系中的共同利益與

177、挑戰 為標志，歐洲明確了雙方伙伴關系中的全球戰略維度，將推動全球治理中的共同責任作為未來中歐關系的首要目標。盡管 2019 年歐盟對華出現“伙伴、競爭者和對手”三重定位，但歐盟也深刻認識到面對全球性挑戰，中國是不可或缺的伙伴。在歐盟 中歐戰略展望文件中，歐盟首先明確的是雙方合作支持有效多邊主義和應對氣候變化，并認為中國是歐盟應對國際和全球挑戰的戰略伙伴。長期以來，加強多邊合作幾乎體現在雙方所有的峰會聯合聲明中，特別是在面臨特朗普政府單邊主義威脅時，雙方共同發出維護多邊主義的戰略共識，彰顯了中歐作為兩大力量、兩大市場和兩大文明的全球性戰略影響。中歐多邊合作同樣具有實踐基礎。在中歐關系的歷史上，雙

178、方不乏圍繞多邊議題的密切協調與合作，包括全球氣候變化治理、伊核協議以及世界貿易組織改革等一系列議題。盡管由于發展階段不同，雙方在國際氣候談判問題上存在分歧，但在國際排放格局變化和內部政策變化的雙重作用下，中歐分歧縮小、共識擴大，已成為推動建成國際氣候治理統一框架的重要行為體，對氣候變化機制發展做出最大貢獻。伊核協議是中歐在全球安全治理議題上加強多邊合作的重要案例，其中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 習近平同法國總統馬克龍舉行會談，新華網，2023 年 4 月 6 日。習近平同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的歐洲領導人舉行會晤，新華網，2019 年 3 月 27日。Commission of the Eu

179、ropean Communities,“A Maturing Partnership-Shared Interests and Challenges in EU-China Relations”,September 10,2003,https:/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OM:2003:0533:FIN:EN:PDF.European Commission,“EU-China A Strategic Outlook”,March 12,2019,https:/commission.europa.eu/system/files

180、/2019-03/communication-eu-china-a-strategic-outlook.pdf.Pietro De Matteis,“The EUs and Chinas Institutional Diplomacy in the Field of Climate Change”,EU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Occasional Paper May 2012,p.11,https:/ciaotest.cc.columbia.edu/wps/weu/0026344/f_0026344_21585.pdf.58 訓。在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后，中

181、歐共同維護協議顯示了雙方共同反對美國單邊主義的戰略共識，但也凸顯了在美國單邊主義和次級制裁威脅下，維護多邊主義路阻且長。在維護多邊貿易機制上，中歐分歧并沒有阻止雙方的協調。尤其是在美國方面采取一系列單邊保護主義措施的背景下，中歐不斷聯合發出支持全球化的聲音，也攜手設立多方臨時上訴仲裁安排作為解決貿易爭端的臨時機制，以應對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上訴機構停擺的困局。當前中歐在推動格局構建和堅持多邊合作上正受制于意識形態藩籬和過度地緣政治化思維的困擾。近年來，歐盟對華認知日益朝向“制度性對手”定位強化，并不斷擴展其外延。2021 年 4 月博雷利在歐洲議會就中國問題發表演講，在強調與中國合作應對挑戰

182、的重要性同時也突出了中國作為“制度性對手”的一面。馮德萊恩和博雷利在聯合就對華政策評估向歐洲理事會報告時認為，“中歐有根本的分歧，無論是經濟制度、管理全球化、民主和人權以及如何與第三國打交道”。在地緣政治競爭和沖突的視角下，歐盟不僅從實力政治出發，片面解讀中國的多極化主張和多邊主義立場，還從“模式之爭”“秩序之爭”出發，認為中國是國際秩序的“修正力量”，并以“構建更為靈活的多邊主義”為手段，將中方排除在所謂“志同道合的伙伴關系”之外，限制了雙方在應對多極化格局轉型和堅持多邊主義合作上的潛能。事實上，中國的諸多倡議，無論是“一帶一路倡議”還是“三大全球倡議”，都為中歐多邊合作提供了新的機遇，但需

183、要歐盟超越競爭和沖突視角，與中方相向而行，回歸合作、多元、開放、包容的多極化認知和真正的多邊主義立場。Stuart Lau,“EU Slams Chinas Authoritarian Shift and Broken Economic Promises”,Politico,April 25,2021,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china-biden-economy-climate-europe/.59 從戰略伙伴到“制度對手”從戰略伙伴到“制度對手”：中歐：中歐關系中的認知關系中的認知障礙障礙 崔洪建 北京外國語大學歐盟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媛媛

184、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正確、合理的相互認知是中國與歐洲關系保持健康、穩定發展的重要前提。在從 1975 年至今的絕大多數時間里，盡管存在矛盾和分歧，但視彼此為機遇而非挑戰、堅持戰略伙伴定位與合作導向，始終是中歐在相互認知層面的主基調，為中歐關系的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基礎和持續的動力，營造出了雙方相向而行、求同存異、包容互利的積極氛圍。但隨著百年變局的演進、中歐關系的階段性調整以及歐洲國家內外形勢的巨大變化，近年來中歐之間的相互認知尤其是歐洲方面的對華認知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劇烈波動。以 2019 年歐盟提出“伙伴、競爭者和對手”的對華政策三重定位為標志，歐洲對華認知進入了一個

185、新階段，也開啟了中歐關系更加復雜、多元和矛盾的時期。在國際形勢和輿論生態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當前中歐的相互認知出現了日益嚴重的不對稱、不平衡和非理性特征，很大程度上成為影響中歐關系穩定發展的心理障礙和知識鴻溝。能否突破障礙并跨越鴻溝，將塑造雙方的政策邏輯和互動模式并極大地影響中歐關系的當前態勢和未來走向，將成為影響未來國際秩序和大國關系變化的重要因素。對中歐相互認知的歷史變遷進行梳理、對變化背后的根源及其影響進行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中歐關系的歷史方位、當前坐標、變化規律和未來走向。如果雙方能夠共同努力找到破除障礙跨越鴻溝的解決方案，一個穩定向前的中歐關系就更可持續，并能夠為世界變局提供更多的

186、向上支撐。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國際關系研究引入認知心理學方法，試圖解決國際行為體之間的相互認知問題以來，學術界對相關問題的探討往往流于公式化和概念化，政策研究界的有關分析囿于碎片化和過于依賴經驗事實。在 60 融合兩者經驗和方法并還原歷史和政策分析的基礎上，本文將中歐之間的相互認知內容界定為源于感知、情緒、記憶和想象的心理部分，以及基于經驗、信息和思維的知識部分。鑒于歐洲是由歐盟機構及其成員國構成的復雜政治實體，因此本文的分析對象以歐盟為主，同時會涉及成員國層面有典型意義的資料或案例。中歐雙方的政策宣示、重要文件、媒體觀點以及民調數據等均構成認知分析的主要依據，同時本文的基本框架是從中歐認知變化中

187、尋找規律和現實根源，進而探討認知變遷與政策變化之間的互動關系?；诜治鰹橹袣W關系走出認知迷霧、迎來明朗前景提供可能的解決方案，則是研究的最終目的所在。一、中歐相互認知的歷史變遷一、中歐相互認知的歷史變遷 自1975年5月中國與歐盟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以來，與雙邊關系不同時期的變化相對應，中歐的相互認知也經歷了曲折的演變過程。（一）（一）從相互承認到相互重視（從相互承認到相互重視（1975-2006 年）年）中歐在外交上相互承認并建立正式關系既是冷戰后期國際格局變化的產物，也體現出歐洲國家尤其是法國和一些北歐國家盡管身處當時的陣營對抗狀態，但仍未放棄尋求戰略獨立的意識。盡管部分歐洲

188、國家和后來的歐共體選擇和中國接近并建交，與當時美國、蘇聯和中國之間的大國博弈態勢密切相關，但它們對中國的認知并不完全受制于意識形態劃界，也在其中發揮了次要但積極的作用。而中國選擇和歐洲接近也是基于國際力量博弈和對歐洲的認識兩方面因素，即在面對蘇聯的威脅和美蘇爭霸的風險時，需要通過與作為“第二世界”主要代表的歐洲實現關系緩和，來拓展外交空間并減輕來自美蘇兩國的戰略壓力。從正式建交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是中歐關系若即若離的磨合期，自主 61 發展雙邊關系的意愿和能力既受制于當時的中美蘇（俄）戰略關系變化和意識形態分歧，同時也缺乏足夠的經濟基礎與相應的政治條件。盡管冷戰結束進一步打開了中歐關系的空間，戰

189、略博弈的考量因素逐漸下降，但雙方都以應對后冷戰時期的新格局為首要目標，將主要精力放在了內政或周邊事務上：中國開啟并持續推進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和對外合作成為最大的政策優先；歐盟則忙于在內部深化一體化，對外以大規模擴張的方式穩固在歐洲獲得的地緣政治優勢和經濟紅利。因此在冷戰結束后相當一段時期，中歐仍不是彼此的主要戰略關注和政策優先。彼時的歐方以“發達經濟體”和“冷戰勝利者”自居，對于經濟欠發達且意識形態迥異的中國具有強烈的優越感，這成為歐方在 1989 年后實施對華制裁、導致雙邊關系倒退的重要認知基礎。但與此同時，歐方又看重中國龐大的市場規模、經濟發展潛力和改革開放的紅利，因此當時的歐共體及一些歐

190、洲國家在與中國簽訂貿易投資協定、開啟經濟合作方面走在了西方國家的前列。而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也把發達經濟體最為集中的歐洲地區作為主要的資金、技術和經驗來源。正是這一段各自專注內政和周邊事務但又對對方保持足夠興趣的時期，為后來中歐開始重視對方并相向而行的新階段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在經歷了 1989 年后雙邊關系的短暫低谷后，歐盟于 1995 年 7 月發表了第一份對華戰略性文件歐中關系長期政策，開始從戰略考量出發調整對華政策，確立了長期發展對華關系的基本框架，將對華關系視作“歐盟對外關系包括對亞洲和全球關系的一塊基石”。1996 年 11 月發布的歐盟對華新戰略更強調對華政策的“全面性、長期性和獨

191、立性”，提出要進一步促進雙方在經貿、科技、發展援助等領域內的交流與合作。中方為突破西方采取的外交孤立政策并進一步推進對外開放，也出現了與歐方相向而行的政策調整，雙邊關系開始從冷淡轉向積極并很快開啟了一段快速發展時期。中歐在 1998 年 3 月達成建立“面向 21 世紀的長期穩定的建設性伙伴關系”62 的重要共識，歐盟在當時通過的同中國建立全面伙伴關系的政策文件中，首次提出“將中國視作世界伙伴并進行全面接觸”，主張將中歐關系提升到“與歐美、歐日和歐俄同等重要的地位”。將中歐關系推向高潮并在 2003年前后達到頂峰的主要因素，是中國于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歐盟于2003 年實現首次東擴

192、。歐方認為中國入世意味著其愿意接受現行國際經貿規則，中國大市場對歐洲資本的吸引力徹底釋放出來；歐盟推進大規模東擴則迅速提升了其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中方也開始從戰略層面對歐盟給予高度重視。雙方相互重視并相向而行的結果是中歐于 2003 年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中國政府發表首份對歐盟政策文件，中歐關系迎來了第一個“蜜月期”并延續到 2006 年前后。（二）（二）從矛盾滋生到“四大伙伴”（從矛盾滋生到“四大伙伴”（2006-2016 年）年）隨著雙方經貿合作和政治交流的不斷深入，經貿摩擦和政治分歧難以避免，尤其是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開始令歐洲感受到“競爭”壓力，歐方以所謂“人權問題”為由干涉中國內政也

193、招致中方強烈反對，為此歐方決意調整其對華政策的原則，在處理經濟競爭和政治分歧時采取更強硬、更“平衡”的立場。歐盟再次通過率先進行政策調整試圖掌握雙邊關系的主動權，在 2006 年 10 月歐盟委員會發布的第六份對華政策文件歐盟-中國：更緊密的伙伴，擴大的責任以及同時公布的競爭與伙伴關系：歐盟-中國貿易與投資政策中，歐方首次提出對華進行“有條件接觸”的原則，并在經貿關系中首次提及“競爭”因素。在 2008 年歐洲領導人因會見達賴而干涉中國內政、中國奧運火炬手在歐洲遭遇嚴重干擾等一系列事態發生后，歐方的對華政策調整及其實踐將中歐關系帶入了一個動蕩期，中歐之間的政治互信下降，雙邊關系下行的風險增大。

194、但 2009 年歐元區債務危機的爆發及持續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歐相互認知的下滑態勢。多數歐洲國家被卷入債務危機，對來自中國的貿易和投 63 資倚重增大，中方從客觀的角度看待債務危機對歐洲的影響，認為盡管歐洲經濟處于困境，但其基礎雄厚、創新能力強，尤其是德國等主要經濟體財政狀況良好，只要應對得當足以克服債務危機帶來的挑戰。因此中方在政治上釋放強烈信號，支持歐洲走出危機，同時從貿易和投資兩方面加大了與歐洲的合作力度，來自中方的貿易和投資極大地緩解了一些國家的債務問題。中方展示出的“患難與共”姿態很大程度上贏得了歐方的好感，帶動了相互認知狀況的改善，歐方對華認知出現止跌回穩跡象，一些國家的對華好感度有

195、所提升。在雙方經貿合作不斷深化、政治互信持續增強的背景下，中方也開始調整對中歐關系的定位并進一步提升其戰略高度。在 2013 年 11 月的第十六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上，雙方共同制定中歐合作 2020 戰略規劃，“確定了中歐在和平與安全、繁榮、可持續發展、人文交流等領域加強合作的共同目標”。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見來訪的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時，還首度公開提出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聯合體，中歐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兩大力量”；作為世界上兩個重要經濟體，中歐是促進共同發展的“兩大市場”；作為東西方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中歐是推動人類進步的“兩大文明”。2014 年 3

196、 月，習近平主席對歐盟總部進行首次訪問，提出“共同打造中歐和平、增長、改革、文明四大伙伴關系，為中歐合作注入新動力”。中歐高層互動和各領域合作達到高潮，中歐關系再度進入“蜜月期”。這一階段的中歐相互認知和以往相比變化更為顯著，此前相對單一的認知結構變得更為復雜和多元。首先是潛藏在歐方對華認知中的相互矛盾心理和復雜的認知結構更加充分地體現出來：經貿合作需求與政治、戰略疑慮同步上升，政府間保持合作的需求與公眾輿論持續負面化的現象同時存在。即便在債務危機期間歐方對華合作需求上升的背景下，歐盟仍認為 64“有自身世界觀和利益的新興行為體（力量上升）是國際環境新的重要特征”，對其價值觀、制度和模式“遭遇

197、新興力量的挑戰”心存疑懼。中方則認識到歐洲正進入一個各種矛盾集中爆發并將長期持續的困難時期，但也堅持“歐洲是發達國家最集中的地區，是當今世界重要而獨特的力量，歐盟是歐洲的核心和主體”等積極立場。即便是處于雙方關系發展比較順利的時期，歐洲對中歐關系的消極認識與中方的積極態度之間也形成了較為明顯的差異。（三）（三）從“公平對等”到三重定位（從“公平對等”到三重定位（2016-2019 年）年）中歐在應對歐元區債務危機中的合作使雙方相互認知在一定程度上止住了下滑態勢，并帶來了雙邊關系的第二個“蜜月期”，但持續的時間并不長。原因之一是盡管歐方出于現實考慮在應對債務危機中加強了與中國的合作，但對華始終抱

198、著不甘、懷疑和警惕的消極心理。一些歐洲輿論對中國的認知定位始終在“挑戰者”與“合作者”之間搖擺，尤其是利益集團和民間輿論對中國的看法更多負面和警惕，不僅將中國視為“歐洲經濟不景氣的根源”，還不斷將中國資本和企業在歐洲的正常經濟活動政治化。例如，中國資本和企業在債務危機期間進入歐洲市場從事正常的商業、投資活動，卻被某些官員和媒體解讀為中國正在“收購歐洲”并“破壞歐洲的生活方式”，時任歐盟能源委員厄廷格為此專門警告稱：“中國在接收歐盟，我們歐洲人在出賣自己的靈魂”。而歐盟及部分成員國政府對某些中歐雙邊關系中的問題不加解釋和引導，甚至以“順應民意”為由隨聲附和，將其視作對中國施壓的“公共輿論”武器。

199、同時，歐洲部分國家政府和輿論對中國抱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偏見，嚴重惡化了歐洲的對華輿論環境。劉海星：2012 年歐洲形勢與中歐關系，載當代世界2012 年第 12 期，第 14-16 頁。作者時任中國外交部歐洲司司長，其觀點代表中國政府的對歐認知。邱林：收購歐洲是給中國戴高帽，人民日報（海外版），2011 年 1 月 5 日，https:/ 原因之二是自 2006 年以來逐漸形成的歐洲對華認知已根深蒂固，危機期間的合作不足以扭轉其變化方向。盡管認識到雙方都有巨大的合作需求，但出于擺脫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和在危機時期維護其政治價值觀的考慮，歐洲內部自 2009 年以來一直有將對中國的“有條件接觸”戰略轉

200、變為“無條件接觸”原則并付諸“強有力政策實踐”的呼聲，要求對中國采取“關切對關切、利益對利益”的“公平對等”立場，將“更加自由和公平的中國市場準入”作為對華戰略的首要利益考量。同時，歐盟在處理對華經濟關系上加大了與其他國家的協調，尤其在人民幣匯率、資源出口以及市場準入等經貿問題上，歐盟與美國、日本等國協調立場，尋求共同向中方施壓。這種傾向進一步從經濟政策領域擴散到歐盟總體的對華政策考慮中，形成了將建立“公平競爭”作為處理對華關系原則的政策共識，并在 2016 年發布的歐盟對華戰略新要素政策文件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原因之三是這一時期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提升，中國外交的戰略自主性和政策主動性不斷增強

201、，歐洲在難以突破經驗局限并試圖繼續保持對中國的心理優勢的情況下，對中國的實力上升和政策調整表現出極大的不適應，并將對華“公平對等”、強硬平衡的政策轉向當做應對之道。在繼續支持歐洲一體化的同時，中國形成了更加主動、務實和平衡的對歐政策。中方注意到債務危機使得歐盟內部在經濟發展水平和訴求上出現“次區域化”和“再國家化”的現象，并據此提出“圍繞中歐關系的總體方向和目標，根據成員國、次區域和歐盟機構的不同特色，探索中歐合作的新方式、新渠道，以相互補充、齊頭并進”的政策主張。通過三位一體的對歐政策設計，袁雪、李景：市場準入：歐盟對華核心利益之首，21 世紀經濟報道，2010 年 12 月 21日,htt

202、p:/ Commission,“Elements for a New EU Strategy on China”,June 22,2016,https:/www.eea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joint_communication_to_the_european_parliament_and_the_council_-_elements_for_a_new_eu_strategy_on_china.pdf.宋濤：變化中的歐洲和中歐關系，載國際展望2012 年第 6 期，卷首語。作者時任中國外交部主管對歐工作的副部長。對該政策思路的詳盡分析可參見崔洪建：中

203、歐關系全面發展的立體格局正在形成，2013 年 12 月，新華網，http:/ 中國提升了與德、法、英、意等歐洲大國的關系，并開啟了與中東歐、北歐和南歐等歐洲次區域的合作，相比以往過度依賴同歐盟發展關系來解決彼此關切的思路更加平衡和切合實際，在對歐外交上的主動性得以增強。但中方尋求對歐關系更加平衡、有效的政策方向被歐方解讀為“分化歐洲”的外交策略，中方在此期間先后發起的“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與“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等面向歐洲或與歐洲密切相關的政策倡議，在經過短暫的猶豫之后都被歐方迫不及待地貼上了類似的政治標簽。從 2006 年到 2016 年，歐洲對華認知經歷了曲折的變化，盡管其間有中歐在

204、歐債危機中合作帶動的改善階段，但歐方基于自身價值觀和囿于其歷史經驗的對華基本認知，在對中歐經貿合作擁有巨大價值與在政治領域存在根本分歧的認知之間始終存在分裂狀態。在中歐從經濟實力到綜合實力的對比進一步變化的背景下，在國際和地區形勢變化的不斷刺激下，歐方對華認知的分裂狀態被不斷具象化、實質化和強化并最終走向對立，在歐盟強調價值觀外交和地緣政治轉向的基調下，演變成為歐盟于 2019 年提出的“中國是全球事務和談判伙伴、經濟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三重定位的心理基礎和認知來源。二、新冠疫情和烏克蘭危機對相互認知的深刻影響二、新冠疫情和烏克蘭危機對相互認知的深刻影響 在歐方提出對華三重定位的新認知后不久，

205、新冠疫情的爆發和中歐在應對這一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中的互動，成為深刻影響雙方相互認知的重要節點，加劇了歐方對華認知的消極面并強化固化了對華的三重定位認知。中歐對隨后爆發并延宕至今的烏克蘭危機的認知差異更是雪上加霜，進一步加大了雙方的認知赤字。（一）疫情期間的中歐“敘事之爭”（一）疫情期間的中歐“敘事之爭”23749942.html。67 新冠疫情是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危機和挑戰，不幸的是中歐在應對共同挑戰中的合作成果沒有轉化為改善相互認知的動力，反而由于歐方高度政治化的反應而將中歐拖入所謂的“敘事之爭”中。疫情期間的歐洲對華認知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與中國和歐洲經歷的不同防疫階段密切相關。202

206、0 年 1 月下旬到 3 月中旬是中國疫情爆發、全力投入抗疫但歐洲疫情尚未暴發時期，這一階段的歐洲輿論主要關注中國疫情發展和防疫措施；從 3 月中旬到 4 月中旬，歐洲疫情爆發但中國已基本控制住疫情，這一階段歐洲輿論在側重自身防疫的同時，以歐盟官方提出中歐“敘事之爭”為標志，主要關注中國對歐輿論、中歐防疫合作及中國對歐公共外交等話題；從 4 月中旬到 5 月下旬，歐洲輿論出現較為密集的對華批評和指責，出現與部分美國輿論合流的跡象，主要涉及中國“延誤疫情”“欺騙國際社會”“隱瞞疫情數據”，以及要求“追責”“索賠”等內容。歐洲涉華輿論的變化與中歐防疫階段的變化密切相關，表明歐洲輿論在角色設定上的不

207、斷轉換。在中國陷入疫情危機而歐洲僅有零星病例的第一階段，歐洲輿論基本上將疫情與“中國病”“東方病”劃等號，帶著“文明優越感”和隔岸觀火的心態予以報道和評論。例如，德國主流媒體明鏡周刊 2020 年 2 月第 6 期發布“新型冠狀病毒：中國制造”的封面圖片，刻意制造出將中國與病毒相聯系的傳播效果。德國個別媒體或個人還公然發表種族主義言論，縱容、煽動排外情緒，尤其是針對中國人的歧視。在法國輿論中也出現了將新冠病毒指為“黃色警報”和“黃禍”的謬論，不僅批評中方在疫情爆發初期的應對工作，還指責中國政府“加強對輿論審查控制”，妄言疫情是中國“專制制度的結果”，對中國政治體制作出充滿偏見的解讀。在歐洲疫情

208、爆發而中國疫情緩解后，歐洲輿論一度相對沉寂，其原因一是媒體主要轉向內部報道，二是之前“歐洲對新冠肺炎疫情免疫”的邏輯被現實粉碎，短期內難以建立起對中國的批判性視角。在中國開始積極援助歐洲抗疫以及中美輿論交鋒升級后，歐洲輿論重新活躍起來，并 68 重新建立起針對中國制度和行為的更加政治化的批評視角。在此背景下，來自歐盟官方有關中歐“敘事之爭”的認識成為此后歐洲對華認知的主基調。值得注意的是，在歐方對華認知不斷變化的過程中，存在官方對華認知不斷對民間輿論施加影響并逐步加強干預最終主導民間輿論的動向。在中國疫情發生之初，歐洲多數國家政府表達了同情并給予了物資援助，雙方領導人之間的友好互動頻繁，這一時

209、期歐洲官方立場與民間對華負面輿論差異較大。進入第二階段后，歐洲各國面臨的抗疫壓力陡增，一些國家的官方立場開始發生變化，逐漸向媒體所代表的所謂“民意”靠攏。例如，德國政府在對中國取得的抗疫成果給予肯定的同時，又認為中國試圖“借機提升對歐洲的地緣政治影響”。法國政府積極評價中法抗疫合作，但也認為雙方不同的抗疫措施“凸顯了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這種既擔心中國影響力上升又執著于中歐制度差異的復雜心態，在中國加大對歐洲抗疫物資援助后更加難以掩飾，歐洲國家的官方立場隨即出現顯著變化。其重要標志是時任歐盟外交與安全事務高級代表博雷利于 2020 年 3 月發表聲明稱，“中國正積極宣傳其作為一個負責任和可

210、靠的伙伴并與美國相對照。中方在敘事中還有試圖損毀歐盟聲譽的行為”，因此歐盟“必須意識到地緣政治因素包括通過宣傳和 慷慨政治 爭取影響力的斗爭。我們需要捍衛歐洲免受破壞者的侵害”。博雷利的“定調”是歐盟官方對華認知發生顯著變化的標志，體現出歐盟層面對歐洲對華認知的直接干預和塑造。另一需要關注的事實是，盡管歐盟層面試圖統一對華認知，但疫情期間歐洲各國的認知內容始終存在國別和地區差異。從國別上看，疫情較為嚴重、受中方援助支持較多的國家涉華輿論環境較好，而疫情相對較輕、強調與中國“對等援助”的國家涉華輿論環境較差。如作為歐洲疫情中心的意大利、西班牙與中國抗疫合作密切，政府和民間涉華輿論中對中國的好感

211、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the New World it is Creating”,March 23,2020,https:/www.eeas.europa.eu/eeas/coronavirus-pandemic-and-new-world-it-creating_en.69 較高，尤其是兩國政要還通過發布視頻和接受采訪的方式公開表達對中方援助的感謝和對雙邊關系向好的信心。在法、德等大國意識和自身抗疫能力較強的國家，民間涉華輿論的批評色彩更濃，官方輿論則模糊度較高。在區域差異上，西歐、北歐國家涉

212、華輿論較為消極，民間輿論消極性較強且官方輿論跟風的現象較多；南歐和中東歐國家涉華輿論則較為積極，盡管民間輿論中也有效仿西歐、北歐國家的批評聲音，但對涉華問題的炒作度不高，而官方輿論則總體保持了積極的立場，普遍認可中國提供的抗疫援助和支持。其中塞爾維亞、斯洛伐克等國官方和民間輿論對華表現出一致的高度好感，這也是歐盟官方主動介入輿論并進行“敘事之爭”定調的原因之一。歐洲涉華輿論的國別和區域差異不僅源于疫情期間與中方的互動方式，也反映出雙邊關系的基礎和相互認知的積極度。例如對華輿論環境較好的歐洲國家大都參與了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合作，已開展多年并取得成效的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也為中東歐地區較

213、好的涉華輿論環境打下了基礎。（二）烏克蘭危機與相互認知障礙的外溢（二）烏克蘭危機與相互認知障礙的外溢 自2022年2月爆發并持續至今的烏克蘭危機本不應成為影響中歐相互認知的重大因素，但由于雙方對其起因和性質的認知不同、在其中的利益關聯存在差異，以及歐方執意要將中方立場、中俄關系與中歐關系掛鉤，使得中歐對危機的不同認知和應對成為了雙邊關系中的嚴重障礙。中歐之間在對烏克蘭危機的起因及性質的認識上存在較大分歧。在歐洲看來，俄羅斯尋求“勢力范圍”的大國（帝國）意識與中小國家尋求“集體安全保護”的傾向之間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成為俄烏沖突的主要根源。多數歐洲國家據此強調北約的“防御性質”，不接受俄方有關“

214、有權對北約擴張擠壓安全空間進行還擊”的說法，因此認定沖突的性質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入侵”。中方對俄烏沖突起因和性質的判斷則主要基于地區安全架構有效性的視角，認為沖突的實質是美國利用北約和烏克蘭作為對抗俄 70 羅斯的工具并招致俄方強烈反彈，其實質是大國競爭對抗在地區安全層面造成的嚴重后果。因此，中方主張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安全關切同樣重要并應受到同等尊重和對待，期待歐洲國家發揮地區安全主體的作用，不僅要著手采取有助于?；鹬箲鸬拇胧?，更要著眼于建立均衡、有效和可持續的地區安全架構，避免沖突再起，實現長治久安。雙方對危機性質的認知不同直接導致了雙方的立場和對策差異，這又反過來加劇了相互認知的差異和

215、分歧。俄烏沖突在歐洲的“家門口”爆發而中國并非直接當事方，雙方在對沖突的認識及立場上存在分歧本無可厚非。但歐洲受制于先入為主的觀念和美國意圖裹挾的影響，對中方提出了一些不切實際、強人所難的要求，包括要求中方公開譴責俄羅斯并參與歐美對俄制裁，進而提出將中方立場與中歐關系進行“掛鉤”。在認知和立場差距較大的背景下，盡管中歐在應對危機問題上保持了密切的溝通，但雙方預期不同頻、關切不同步的情況難以避免，自新冠疫情發生以來中歐之間出現的政治互信下降問題未得到明顯改善。涉及第三方的認知差異成為影響中歐相互認知的新挑戰，也成為中歐推進雙邊合作的新障礙。在中歐相互認知障礙外溢至涉及烏克蘭和俄羅斯等第三方的過程

216、中，美國不斷向歐洲灌輸其戰略意圖和話語敘事，成為向歐洲對華認知施加重要影響的第三方。出于其全球戰略和對華政策目標，美國試圖利用烏克蘭危機來調動歐洲，不僅要統一對俄羅斯的立場，還要通過渲染“中俄結盟”來影響歐洲的戰略認知和對華認知。美國在“維護基于規則的秩序”名義下，利用美歐“中國對話”“印太戰略”對話等雙邊機制以及北約框架，不僅要求歐洲與其統一思想還要協調行動。通過炒作“中俄一體”并將烏克蘭危機與臺灣問題做歪曲式的類比，美國刻意“幫助”歐洲加大與中國在觀念和制度上的對立，塑造所謂“民主與專制對抗”的敘事邏輯和話語體系，還鼓動歐洲“積極介入”亞太事務，在中國周邊為其對華戰略提供支持和配合。美國的

217、認知輸出和歐洲內部的一些聲音形成同頻共振，正在將對俄羅 71 斯的恐懼和敵意轉移到中國身上。從中國的認知和立場來看，由于身處危機邊緣和漩渦中心，歐方在俄烏沖突初起時處于高度情緒化的應激狀態，難免將危機的嚴重性和相關性放大，甚至把自己對這場危機的認識和立場當作唯一尺度，去評判其他國家的立場和政策。中方對歐方這種情緒化的狀態給予了“理解的同情”，對于歐方提出的一些明顯不合理也不符合中歐關系內涵的要求沒有針鋒相對，而是在中歐關系的框架內就烏克蘭危機同歐方保持了正常溝通。但面對中方的理解、善意和寬容，歐方并未及時提升認知并轉變立場，在一些雙邊交流和單方面表態中仍把烏克蘭危機凌駕于中歐關系之上，除了繼續

218、對中方立場表達不滿，還把中俄關系也牽扯進來，頻頻傳遞出“中俄關系越密切，中歐關系就越麻煩”的信號。這種動向很容易被中方理解為歐方一些機構和個人是以情緒化為幌子，有意將烏克蘭危機當作對中國施壓并配合美國戰略意圖的工具。中國根據自身對沖突性質的認識和對大國關系的判斷來決定立場，不會屈從于美國的壓力，也難以在歐俄之間左右搖擺，中歐關系承受的戰略壓力正持續上升。烏克蘭危機的確是影響歐洲地緣政治和安全格局的大事，也是牽動大國關系變化甚至影響國際秩序穩定的重要因素，但它不是中歐關系的首要或必要議題，更不是中歐關系發展與否的前提。經過多年的合作共事，中歐之間有著默契的交流原則、成熟的溝通渠道和完備的政策議程

219、，在戰略、經貿和人文三大支柱性對話中不同程度地涉及雙邊、地區和全球問題。在俄烏沖突之前，中歐各層級交流也會涉及包括彼時的烏克蘭問題在內的地區議題，但它服從于中歐增進共識、化解分歧的總體框架和原則。即便在問題演變成危機、沖突牽涉到各方的今天，它也應該成為促進中歐之間相互理解并尋求共識的增長點，而不應該成為歐洲單方面給中歐關系制造出來的消極前提。如果說中歐關系現在需要有一個前提的話，它也只能是促進合作與管控分歧。72 三、中歐認知障礙的主要根源三、中歐認知障礙的主要根源 從上述階段性的歷史梳理和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影響中歐相互認知變化并逐漸形成障礙的主要原因在于，在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變化下歐洲有關世

220、界格局、國際秩序的認識和發展觀念發生根本變化，對中歐原有的相互認知結構形成了巨大沖擊。在中方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歐方提出的“時代轉折”命題下，中歐需要不斷地增強應對挑戰的信心和適應變化的能力，這其中就包括提升相互認知、克服心理障礙、彌合知識鴻溝的能力。（一）歐洲的觀念和政策變化成為主要根源（一）歐洲的觀念和政策變化成為主要根源 歐洲對當今世界格局的認識是基于近十年來內外矛盾不斷上升、自身應對能力不斷下降的經驗而逐漸形成的，難免帶有更多消極和失望情緒。從 2015 年至今的歷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主題報告的關注焦點可以看出，不安全感的加劇和對變化方向的迷茫是影響歐洲世界觀變化的兩條主線。從“崩

221、潰的秩序”到“無盡的危機”從“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的碎片化到“去西方化”的“無助感”，歐洲政策界對世界格局的變化方向進行了反復追問，對于“自由-民主秩序禮崩樂壞”的危機感逐年增強，并將危機歸咎于內部的“不情愿的守護者”和來自外部的“魯莽的破壞者”。在大國競爭失控的風險急劇上升、歐洲淪為博弈主戰場的形勢下，盡管很不情愿，歐洲的主流認知也承認“中美競爭主軸下的多極格局”是最為貼近現實的未來場景。因此確保自身能躋身于大國競爭之列并成為其中的穩固一極成為歐洲最理想的前景，而從自身經驗出發，維護“自由-民主秩序”則成為歐洲在應對變局中基本的政治定位。歐洲進而認為“自由-民主秩序”受到的最直接和最重大

222、挑戰是基于“普世價值”的普適規則正遭受巨大沖擊，這既包括來自內部的“非自由民主”和民粹主義的政治挑戰，也包括“專制國家”對“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制度性挑戰?；谏鲜稣J知，歐洲必須對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愿景“不再天真”，必須接受現實主義的 73 實力邏輯來改造自己并確保能在大國博弈的第一集團中站穩腳跟，只有這樣歐洲才能在新秩序中繼續擁有話語權、影響力和隨之而來的規則制定權。歐洲在經濟發展方面的觀念變化遵循同樣的認知和邏輯。在此前的全球化擴張階段，歐盟利用全球化浪潮將自身的經濟規則和標準提升并加以推廣，很大程度上強化了其作為規則的普適性而淡化了其作為力量的地緣特征。但在全球化進入低潮，尤其是在歐洲

223、遭遇連番危機、經濟競爭力下降、中國等經濟體在自身國情基礎上合理利用全球化規則獲得成功后，歐盟作為地緣經濟力量的特征與“普適規則”之間的矛盾變得愈發突出并難以掩蓋。歐盟從提出并泛化“歐洲主權”觀念到突出經濟安全并將“戰略自主”延伸到經濟領域，再到提出綠色與數字兩大轉型方向并最終打出“地緣政治轉型”旗號，就是想改變在其中逐漸失去規則主導權的國際經濟環境，為進一步整合單一市場、深化經貨聯盟、建設技術、產業、能源和財政聯盟等提供政治合法性。至此歐洲的發展觀已經從此前借自由主義全球化規則進行地緣經濟擴張，轉向以多極格局下地緣政治博弈為主導的政治/安全保護地緣經濟競爭的邏輯。這成為歐洲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主

224、要的國際秩序觀和發展觀?！皻W洲正在成為經濟全球化的輸家”是近年來歐洲保守派進行政治動員時的主要說辭，也成為歐洲為地緣政治轉型進行辯護的官方話術。通過地緣政治手段來重新塑造有利于自身發展的經濟格局和利益分配模式成為歐洲的主要政策動機，也是其為解決政治轉型目標與現有經濟利益之間矛盾提供的主要邏輯，但在現實中難以回避的問題是，歐洲曾經利用經濟全球化的機遇實現了既有條件下最優化的資源配置，正是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和對中國的“市場依賴”支撐起現有的地緣經濟格局和外向型的盈利模式，幫助其推廣了經濟理念和市場模式，并在歐洲與新興經濟體之間形成強大的共生關系。如果任由地緣政治邏輯來推動政治對立并主導經濟政策

225、，歐洲既有的地緣經濟格局將發生結構性的巨大變化，盡管歐洲提出 74 以多元化布局來應對政治轉型對經濟產生的壓力，但無論是向內挖掘一體化的經濟潛力、能源供應轉向北美、中東和北非，還是在東南亞地區重新進行產業布局，其前景的不確定性和可能付出的巨大成本都是現有的成本-收益計算方式所難以接受的。當前歐洲政界與經濟界圍繞“擺脫依賴”出現的巨大分歧和爭論是政治對立形態與經濟共生關系之間的強烈碰撞，而相比歐洲在烏克蘭危機刺激下擺脫對俄羅斯能源依賴的現實，中歐經貿相互聯系更加緊密。一旦出現巨大改變，成本也將更加高昂。因此中歐經貿關系的未來走向是合作大于競爭還是競爭壓倒合作，將取決于歐洲在對華政策中能否真正解決

226、好對華認知中政治對立與經濟共生之間的關系。（二）中歐要跨越認知障礙消弭知識鴻溝（二）中歐要跨越認知障礙消弭知識鴻溝 具體到對中歐相互認知的影響上，中歐之間的價值觀差異和歐方對價值觀外交的強化成為主要因素。為應對變局，歐洲需要通過強調價值觀來明確政治身份、實現政治動員并通過嚴明政治規則來解決內部的“非自由民主”問題，同時還試圖利用“共同價值觀”來影響美國的政治變化并在中等發達國家中拉攏政治盟友，以實現利益擴張。但在處理與非西方國家尤其是與中國的關系時，歐洲對單一價值觀的堅持與世界多極化的復雜性之間的矛盾凸顯出來，價值觀外交的作用下降，甚至還會產生副作用和反作用。歐洲在多極世界中的利益擴張非但難以

227、得到價值觀的加持，反而遭遇不同形式的反對。近年來中歐之間認知分歧上升的癥結，就在于歐洲堅持并擴張自身價值觀與中方關于發展道路多樣性愿景之間產生了深刻矛盾：歐方試圖以單一價值觀來消除內部政治分歧并駕馭世界力量多極化和利益多元化的變化方向，中方則以文明和發展道路多樣性來認識和強化自身力量上升的合理性，并以此回應世界多極化的現實和趨勢。中歐在格局觀、秩序觀和發展觀上的分歧又與現實中雙方力量對比的變化相互聯系和觸發，成為中歐相互認知不斷起伏變化并形成障礙的主要根源。在歐洲格局觀、秩序觀和發展觀發生深刻轉變之際，中歐之間仍需要 75 通過坦誠對話和深入交流，在理論和政策層面進一步破解權力轉移、規則重塑和

228、秩序重建等關鍵問題，為大國關系格局的良性互動提供中歐共識。美國為其大國競爭確立的理論和政策基調是所謂的“權力政治規則正義秩序穩定”，即將中國堅持可持續發展的主導權和改良國際秩序的目標，歪曲為對美國霸權地位的挑戰、對國際規則和秩序穩定的破壞，歐洲未必接受美國的霸權政治邏輯，但對所謂規則正義和秩序穩定問題有切身擔憂。中方在理論和政策層面應建立起“反霸與多極化并進、規則應普適優化、秩序可穩中漸進”的話語邏輯，通過集中回應“權力競爭與博弈規則”“反霸與反美”“實力增長與勢力范圍”“內政與外部效應”“權力多極化與秩序規范”等諸多中歐共同關注的尖銳問題，在國際輿論中樹立建設性形象，在大國關系尤其是中歐關系

229、中展現出更多的維護合作、管控競爭的姿態，避免滑向惡性競爭甚至對抗的陷阱。更重要的是，中歐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為提升相互認知能力而實現更多共同的知識創新。歐盟在經過對當前的國際變局和外交困境的反思后，提出要重構世界觀和知識結構的任務，并且直接反映在“To get China right”的政策訴求上。為因應時局變化，維護自身利益并爭取更為有利的國際環境，是中歐在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的共同訴求，但能否實現取決于雙方能否建立并不斷提升相互認知的能力，需要重新審視世界變局對原有知識體系提出的挑戰，以及地緣政治競爭對相互之間進行有效溝通的實質性損害。歐洲需要對中國進行全面、客觀認知的“China Comp

230、etence”，中國也需要建立對歐洲進行深入、歷史性認知的“European Competence”，而且這種能力建設和提升必須在相互開放、交流和包容的環境中才能得以實現，因為認知心理學的基本理論認為，許多錯誤認知的產生不是因為答錯了題而是因為提錯了問題，其中最典型的兩種錯誤一是“以為自己了解對方”，二是“以為別人應該了解自己”。如果關起門來以減少甚至拒絕交流的方式來提升“China/Europe Competence”，其結果只能是不斷鞏固和強化自身的錯誤 76 認知和偏見，并且不斷地向對方釋放加劇認知赤字的錯誤信號。中歐知識界需要敞開學術和人文交流的大門，在持續深入的對話中實現知識創新和相

231、互認知能力提升，這是中歐作為兩大文明在日益分化和對立的世界中，為人類文明最終朝向進步而非倒退保留更多希望而應盡的責任。77 經貿關系與“去風險”問題經貿關系與“去風險”問題 79 中歐經貿中歐經貿關系：在合作與競爭之間關系：在合作與競爭之間 丁純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歐洲研究中心主任 張亞妮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一、中歐經貿現狀一、中歐經貿現狀 近年來，中歐雙邊經貿和投資在合作發展的大背景下，呈現出一定的競爭加強和趨冷的狀況，歐盟和相關成員國對華經貿政策偏向于“去風險”和“降依賴”，雙邊經貿沖突和摩擦有所加劇，突出表現在中歐有關中國輸歐電動汽車的等爭端。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既有近年來中

232、歐間產業國際競爭力相互變化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歐方的焦慮和防范，也有雙方在相關理念、意識形態、社會政治、經濟治理體制和發展階段等差異的分歧使然，還有俄烏沖突等地緣政治事件的沖擊、美國作為第三方因素的影響等。展望中歐經貿合作的前景，總體上仍可持謹慎樂觀態度，雙方經貿和產業聯系緊密無法脫鉤。而且從全產業和總體經濟視角來看，歐盟對中國仍有顯著的比較優勢，中歐雙邊經貿合作領域廣闊，在數字、綠色轉型和全球經濟治理等領域的合作潛力巨大。在地緣政治等因素影響、競爭有所加劇的背景下，中歐雙方應堅持求同存異，加強經貿合作，妥善處理爭端。雙方應調整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目標，而是通過磋商尋求相互妥協。即便是各自追求次優

233、目標，也可爭取在相對目標下的雙贏而避免陷入雙輸困境。（一）中歐雙邊經貿現狀（一）中歐雙邊經貿現狀 1.雙邊貿易由升轉降雙邊貿易由升轉降 根據中國統計局數據，2023 年，中歐雙邊年貨物進出口額為 12105 億美元，較 2022 年同比下降 1.5%。這是雙邊經貿額自 2016 年以來首次出現 80 下降，打破了此前雙邊經貿額即使在疫情期間也一直保持持續上漲的勢頭。雙邊貿易總額的下降主要源于中國對歐洲出口的下降，2023 年中國向歐洲出口貨物貿易額為 7122 億美元，較 2022 年下降 3.89%，為 2016 年以來的最大降幅（見圖 1），該年歐方逆差為 2139.33 億美元。圖 1

234、2000-2023 年中歐雙邊貿易情況 數據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從國別來看，歐盟多數國家與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出現縮減。作為中國在歐洲最大的貿易伙伴德國，2023 年中德貿易額較 2022 年下降約 3.6%。此外下降幅度居前的歐盟成員國還有盧森堡（10.8%）、丹麥（8.6%）、荷蘭（4.9%）、比利時（3.8%）、瑞典（3.0%）等；也有少部分國家呈現增長，如希臘（5.2%）、法國（3.1%）和葡萄牙（2.3%）等。2.雙邊投資趨降，歐企對華投資意愿和模式出現轉變雙邊投資趨降，歐企對華投資意愿和模式出現轉變 歐洲對華直接投資增速出現下降，歐企利用利潤進行再投資特點突出。2023 年歐盟在華實

235、際投資金額較去年下降 13.6%。在制造業領域，德國大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中國外資統計公報 2024，2024 年 9 月 14 日，https:/ 81 眾等歐洲大型企業追加投資的同時，部分歐洲中小企業對中國的投資意愿出現低迷。歐洲在華企業：2024 年商業信心調查數據顯示：13%的受訪企業已經開始轉移目前在中國的投資，另有 12%的企業正在考慮轉移，盡管 42%的受訪企業計劃在 2024 年擴大其中國業務，仍創下有記錄以來的最低水平。同時，歐企對華投資模式也出現些許變化。一方面，歐洲跨國企業在繼續追加投資，另一方面，追加投資呈現出利用在華取得的利潤進行再投資的新特點。中國對歐直接投資近

236、年來也出現縮減。中國對歐直接投資近年來也出現縮減。2022 年，中國對歐投資總額劇減，較 2021 年下降了 22%（見圖 2），為過去十年的最低點。從投資模式看，不同于以往中資在歐以并購為主的做法，2020 年后中國企業在歐洲的綠地投資比重明顯上升，綠地投資和并購存在此消彼長的趨勢。投資主體中，民企占比對應上升，國企比重有所下降。涌現出不少規模較大的民企歐洲投資案例，例如 2023 年 2 月字節跳動對挪威進行了 8.1 億美元的投資，2022 年 12 月騰訊對英國 Sumo 投資 11.5 億美元等。圖 2 2007-2021 年中歐雙邊投資情況 數據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Arendse

237、 Huld,“EU Chamber Business Confidence Survey:Key Findings and Takeaways”,China Briefing,May 21,2024,https:/www.china- 年第 5 期，第 110-112 頁。0200000400000600000800000100000012000001400000160000018000002000000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萬美元中國對歐洲直接投資流量中國實際利用歐洲

238、FDI 82 （二）歐盟對華經貿政策（二）歐盟對華經貿政策：“去風險”和“降依賴”：“去風險”和“降依賴”早在歐盟方面正式提出“去風險”相關概念和政策目標之前，一些歐盟國家就已經開始對華為、中興等中國電信設備供應商采取有關限制措施。從 2023 年 1 月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首次提出歐盟對華“去風險”（de-risking），指出歐盟“把重點放在去風險上而不是脫鉤（de-coupling）”，再到把“去風險”寫進七國集團（G7）領導人廣島峰會公報之中，短短幾個月時間，“去風險”概念已經成為歐美主流政治家的共識。2023年 6 月歐盟發布 歐洲經濟安全戰略（European Econo

239、mic Security Strategy），該文件被認為是“去風險”路徑的新抓手和代表性實踐，也是歐盟歷史上首份全面闡述經濟安全認知、評估和維護的戰略文件。在該份文件中，界定了風險內涵，明確了經濟安全保障三大路徑，提出了“十一項新行動計劃”，涉及科研、出口、投資和外交等多個領域。在歐盟成員國方面，2023 年德國經濟部正式出臺德國聯邦政府中國戰略，“去風險”和“降依賴”是其核心內容，該戰略強調經濟與安全有著“特殊相關性”，應減少戰略部門的關鍵依賴，避免產生新依賴。同時，值得關注的是，一些歐洲企業對華投資策略已開始體現“去風險”特征：從原先的“立足中國，服務世界”（in China for g

240、lobal）投資戰略，轉向“立足中國，服務中國”（in China for China），即從原先把其中國工廠作為其全球生產供應鏈的一個節點，轉為專門打造更多服務于中國國內市場需求的產業鏈、供應鏈基地，通過追加投資，實現“本土化”，逐漸改變其原有的全球產業鏈投資布局和策略；同時許多歐洲企業還推行“中國+1”戰略，在中國以外另建基地。當然，從企業層面來看，歐洲大型跨國企業和中小企業對在華投資策略有所不同，歐盟和成員國政府層面也存在不同的考量。歐盟對華“去風險”“降依賴”的具體舉措特別集中在高新技術和原材 Yuchen Li and Wesley Rahn,“Germanys New China

241、Strategy:What Beijing Thinks”,Deutsche Welle,July 14,2023,https:/ 料這兩端，在具體實施中，頗具“脫鉤”性質。面對中國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加之地緣政治情形的變化，歐盟出現嚴重的“安全”擔憂和過度的競爭焦慮，擔心“技術泄露”和失去高新技術領域的領先優勢，對中歐間涉華的高科技領域經貿活動提出一系列限制和防范舉措。在 5G 通信等高新技術領域，早在 2020 年 1 月，歐盟就發布了5G 安全工具箱文件，引入“高風險供應商”（黑名單）的概念，旨在“提升網絡安全”。2023 年 6 月，歐盟委員會將華為和中興兩家中國通訊企業列為所謂“高

242、風險供應商”，并呼吁成員國棄用兩家中國企業的設備，打壓中國代表性高科技企業；2023年 10 月，歐盟公布了一份包括先進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生物技術四項關鍵技術在內的風險清單，在這些領域投資的中國企業投資將面臨嚴格審核；2024 年 9 月，德拉吉在其歐洲競爭力的未來報告中提出“可信供應商”（白名單）的概念，進一步強調在電信領域技術采購中優選歐盟供應商。這些措施可能導致對特定國家供應商的排斥，體現了強烈的政治傾向和歧視色彩。此外，憑借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TTC）這一平臺，協調相關政策，趨同對華“去風險”戰略，維護其

243、自身的科技優勢地位，防范和阻遏中國高新科技企業的崛起和競爭。在高新技術領域以電信行業為例，歐盟采取的兩項措施正將其置于 6G 產業和標準方面與中國脫鉤的軌道上。其一是在國際合作中，歐美聯合拉攏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度等“志同道合”國家簽訂 6G 合作協議（以數字合作伙伴 Digital Partnership 或者 TTC-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形式開展），排斥來自中國的創新與合作。其二是歐盟在 6G 項目中設置以“來源國”標簽高風險供應商等歧視性規則，意在排除中國企業參與歐盟地平線歐洲歐盟智能網絡與服務聯合體（SNS-JU）6G 項目。在關鍵原材料方面，歐

244、盟提出要改變該領域嚴重依賴少數國家的現狀，于 2024 年 3 月批準了關鍵原材料法案，制定了一份關鍵原材料清單（34 種）和一份戰略原材 84 料清單（17 種），鑒于歐盟 98%的稀土、93%的鎂和 97%的鋰都依賴自中國的進口，提出要“去中國化”；歐盟委員會還提出，準備為風電行業發展制定一攬子促進計劃，謀求“歐洲的清潔產品在歐洲制造”，以減少對中國的清潔技術依賴。盡管歐盟去年才正式提出對華“去風險”戰略，但近年來，隨著歐盟內部主流經濟政策理念逐步轉向保守，在經濟領域倡導“開放性戰略自主”的同時，重點強調經濟活動的“安全化”和自我保護。自 2016 年以來歐盟頻繁地出臺和實施相關高新科技政

245、策、產業政策和經貿保護政策（見表 1）。其中，既有有關 5G 管控、芯片法等有關高新科技競爭的，又有涉及產業和供應鏈安全的如歐洲新工業戰略、綠色協議工業計劃、新電池法、彈性供應鏈計劃、歐洲經濟安全一攬子計劃等，還有關于軍民兩用商品進出口管制、盡職調查、碳邊境調節機制、投資審核機制、國際采購工具、外國補貼法案、反經濟脅迫法 等一系列涉及外貿、投資政策管控工具等。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強化競爭和防范趨勢日盛，增加了雙邊經貿交往的成本，一定程度激化競爭、甚或對抗，對中歐經貿合作活動的正常開展和持續發展產生了不小的阻力和影響。85 表 1 2016 年以來歐盟相關經貿、產業政策工具一覽 時間時間 政策文件

246、政策文件/工具工具 主要內容主要內容 2016-2019 5G 政策一攬子工具箱 分享 5G 安全風險信息并制定緩解措施，利用現有規則和跨境合作讓成員國自行決定是否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公司參與 5G 建設 2016-2021 出口管制一攬子工具箱 設立歐盟層面軍民兩用物品出口商、代理人、技術援助、過境和轉移的管制制度 2019 企業盡職調查與供應鏈法草案 要求歐盟或在歐公司遵守其業務部門在環保和人權領域進行企業盡職調查 2020 投資審查機制 在涉及國家安全、公共秩序、軍民兩用技術和關鍵基礎設施相關的狹義領域中對商業行為進行更加嚴格的審查 2021 碳邊境調節機制 從歐盟以外國家進口特定產品時應

247、向歐盟購買配額證書，支付自身碳排放費用 2021 歐洲新工業戰略 制定氣候中和、保持歐洲工業全球競爭力及公平競爭環境、塑造歐洲數字未來三項優先任務 2021 彈性供應鏈計劃 解決在原材料、活性生物醫藥原料、鋰電池、氫能、半導體、云計算和邊緣計算六個領域的對外依賴問題 2021 外國補貼法草案 在并購案中當目標公司超過法案所定標準時需強制申報：低于申報標準的，歐委會可依職權調查，當外國補貼額超過 500 萬歐元時會被認為扭曲內部市場 2021 反經濟脅迫法 組織各國限制或威脅貿易或投資，以使歐盟在氣候變化，稅收或食品安全等領域的政策發生變化 2021 印太戰略 在可持續和包容性繁榮、綠色轉型、海

248、洋治理和伙伴關系、連通性，安全和防衛、人類安全領域加強與地區（國家）合作 2021 全球門戶戰略 加強在數字轉型、潔凈能源、交通運輸、人員交流及貿易和供應鏈韌性等方面的伙伴關系，維護歐洲利益和世界競爭力，提高可持續環境標準，推廣民主、人權和法治等價值觀 2022 國際采購工具 將不開放本國公共采購市場的第三方投標人排除在歐盟公共合同投標之外 2023 綠色協議工業計劃 通過完善監管體系、加快融資速度、提升綠色轉型技能和發展有彈性的供應鏈開放貿易四個支柱提高歐洲凈零工業的競爭力，防止歐洲凈零工業價值鏈的外遷 2023 新電池法 在可持續性和回收利用要求上對電池產品提出更高要求，以確保歐盟電池價值

249、鏈的可持續性和競爭力 2023 芯片法案 促進歐洲半導體領城工業發展，增強歐洲半導體產業國際競爭力 2024 歐洲經濟安全一攬子計劃 從外商投資審查、出口管制、對外投資審查、潛在軍民兩用技術研發以及科研安全性等 5 個方面拓寬了歐盟“經濟安全”的概念 資料來源：丁純、張銘鑫：歐盟對外經濟依賴與“開放性戰略自主”。丁純、張銘鑫：歐盟對外經濟依賴與“開放性戰略自主”，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 年第 1 版，第 166-181 頁。86 （三三）經貿沖突經貿沖突 隨著近年來中歐經貿博弈與競爭的加強，以及地緣政治氛圍的變化，中歐雙方貿易摩擦有升溫的趨勢。除了歐盟持續指責中國對歐貿易順差巨大外，

250、中歐貿易和產業爭端加劇的典型案例涉及電信業和新能源汽車爭端。在歐盟形成系列配套指令或規則，對中國電信企業采取持續限制和排斥措施的背景下，華為等中國企業在歐洲 5G 領域的生存和發展問題已成為中歐經貿關系中的關鍵爭議點。歐盟委員會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發布各成員國落地 5G 工具箱第二份進展報告的通訊文件，明確將華為和中興列為高風險供應商，敦促成員國排除這些中國企業。此后，歐盟在經濟安全戰略和數字網絡法立法指導白皮書中進一步強調了該立場。在歐盟的直接干預和間接影響下，截至 2024 年 9 月，已有 13 個歐盟成員國對所謂“高風險供應商”采取了限制措施，瑞典、比利時等國還在立法或頻

251、譜拍賣中制定“來源國政治生態問題”等歧視性條款，禁止來自華為等中國企業的 5G 設備供應。設置以網絡安全為由的貿易壁壘是明顯違反 WTO 自由貿易準則的行為，中方已就此向 WTO 提起貿易關注，以維護中國企業在歐洲市場的正當權益。中國在歐電信通訊企業因非技術、非市場原因遭遇的挑戰和不公正打擊，不僅嚴重影響了企業的正常經營和健康成長，限制了中國企業在歐盟的市場參與空間，也在限制其市場良性競爭的同時，削弱了歐洲電信行業的創新動力。歐洲過度依賴本土供應商可能增加其供應鏈的脆弱性，削弱網絡安全的整體性和多樣性，最終令消費者在有限的選擇范圍內不得不負擔更高的產品和服務價格和有限的選擇。2023 年 10

252、 月，歐盟宣布正式對自中國進口的電動汽車發起反補貼調查，2024 年 2 月宣布對中國中車旗下子公司中車青島四方機車車輛股份有限公司發起反補貼調查，迫其退出參與保加利亞列車競標，2024 年 3 月歐 European Commission,“Commission Opens First In-depth Investigation Under the Foreign Subsidies Regulation”,February 16,2024,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4_887.87 盟委員會對原產于中

253、國的移動式升降作業平臺（Mobile Access Equipment）發起反補貼調查。2024 年 4 月，歐盟宣布依據外國補貼條例（FSR）對中國在歐盟五國的風力渦輪機供應商展開調查等，以及目前成為全球熱點的中歐有關新能源汽車貿易的爭端。此消彼長的中歐汽車市場發展趨勢構成中歐新能源汽車產業爭端的宏觀背景。得益于電動汽車的比較優勢，中國占全球汽車銷售總量的比重由2010年的25%穩步提高至2023年的33%。相較之下，歐盟市場汽車銷量占比則從 24%下降到 11%，由全球第二大汽車銷售市場滑落至第四。歐盟市場內，中國新能源汽車的市場占有率也快速提升，據歐盟委員會稱，中國品牌電動汽車在歐洲市場

254、銷售份額由 2021年的 4%提高至 2023 年的 8%，預計 2025 年將躍升至 15%，且 2023 年 10月歐盟對自中國進口的電動汽車發起反補貼調查至 2024 年 1 月期間，歐盟自中國電動汽車的進口仍然大幅增加，同比增長 14%。因此，歐盟出于對其汽車行業在與華競爭中可能敗北的擔憂，和本土汽車行業就業崗位流失、經濟附加值下降等的焦慮，以中國對電動汽車進行補貼、扭曲市場和傾銷過剩產能為理由，發起對中國出口歐盟電動汽車（BEVs）的反補貼調查。2023 年 9 月 13 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發表“盟情咨文”時宣布對中國電動汽車啟動反補貼調查之后正式立案，并選擇比亞迪、上汽集

255、團以及吉利汽車三家中國車企逐步開展抽樣調查。2024 年 4 月 10 日，歐盟委員會發布的中國經濟扭曲報告更是將矛頭直指中國新能源汽車與動力電池產業。2024 年 7 月起，歐盟在原 10%關稅的基礎上，對中國不同品牌的新能源汽車征收 17.4至 38.1不等的臨時性反補貼關稅，為期四個月。2024 年 8 月 20 日和 9 月 9 日，歐委會兩次發布歐盟電動汽車反補貼案終裁披露，依然維持了高額稅率。9 月 12 日，歐委會新聞發言人宣稱，歐方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Notice of Initiation of an Anti-s

256、ubsidy Proceeding Concerning Imports of Mobile Access Equipment(MAE),Originat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arch 27,2024,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OJ:C_202402362.Wind Europe,“EU Starts Investigation into Chinese Wind Turbines Under New Foreign Subsidies Regulatio

257、n”,April 9,2024,https:/windeurope.org/newsroom/press-releases/eu-starts-investigation-into-chinese-wind-turbines-under-new-foreign-subsidies-regulation/.88 擬拒絕接受中方提交的解決方案，理由是中國機電商會以及所有電動汽車生產商提交的，有關解決電動汽車價格問題的價格承諾方案“均未達到”歐方要求。9 月 16 日，歐盟委員會貿易發言人表示，由于中國電動汽車企業提交新方案的時間超出了規定的最后期限，歐委會不再考慮新的出口價格承諾建議。10 月 4

258、 日，歐洲理事會最終表決通過對輸歐中國電動汽車加征反補貼關稅案，但此前歐方已宣布增加了歐委會可以在投票后繼續與華談判條款。10 月 29 日，歐盟委員會發布消息稱結束了反補貼調查，決定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動汽車（BEV）征收為期五年的最終反補貼稅（比亞迪：17.0%；吉利：18.8%；上汽集團：35.3%；其他合作公司：20.7%；其他不合作的公司：35.3%）。但目前雙方技術小組的談判仍在進行中。二、中歐經貿現狀成因二、中歐經貿現狀成因 “冰凍三尺，決非一日之寒”，從 2019 年容克委員會提出歐盟對華關系的“三重定位”：即將中國視為合作和談判伙伴、經濟競爭者和體制性對手，且越來越強調競爭者和體

259、制對手，到近來歐盟對華強調“去風險”“降依賴”，中歐經貿、投資領域趨冷的變化和現象出現的背后有著一系列的成因。其一，其一，中歐間產業競爭力變化以及歐方對這種變化表現出不適應和焦中歐間產業競爭力變化以及歐方對這種變化表現出不適應和焦慮。慮。歐盟對中國快速發展和產業競爭力提升產生擔憂和焦慮，甚至出現判斷定位的偏差，很大程度是源自近年來其自身遭遇的內憂外患以及中國超出其預期的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帶來的落差所致。我們通過構建和運用對稱性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evealed Symmetr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RSCA），測量和反映中歐產業競爭力變化。從中國追趕過程

260、即動態角度看，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EU-China Strategic Outlook:Commission Contribution to the European Council(21-22 March 2019)”,March 12,2019,https:/www.eeas.europa.eu/node/59758_en.周弘：“一帶一路”與中歐關系，載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 3 期，第14-19 頁。對稱性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 RSCA 計算方法如下：首先，定義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 89 無論是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還是資本和技

261、術密集型產業，中國與歐盟間產業差距都處于較快的縮小中。在此進程中，中國較之歐盟的產業競爭劣勢在逐漸變小，出現追及甚或超越呈現競爭優勢的情況（見圖 3）。其中，勞動密集型產業差距縮小最快，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次之。細分至成員國層面，選取歐盟工業產值名列前五位的國家與中國進行對比，結果基本相同。在中歐貿易中，表現為從原來中國提供原材料和勞動密集型初級工業制成品和歐方對華輸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工業制成品的互補型的“產業間貿易”特征，逐漸發展到目前中歐雙方、互相進出口運輸和機械設備等同類制成品的典型的“產業內貿易”特征。圖 3 中國-歐盟產業差距變化（RSCA 指數測算結果）數據來源：丁純、強皓凡：中歐

262、產業差距變化及其經濟成因剖析基于產業國際競爭視角。RCA=/，其中為國家產業部門出口量，為國家總出口量，為產業部門出口量，為世界總出口量，一般根據 SITC 分類選取。RCA 取值范圍為（0,1），RCA 1 時，一國在該產業部門具有比較優勢；反之，RCA0），而歐盟多達40 個。且中國不同產業間競爭力差距較大，從競爭力最強到競爭力最弱產業的 RSCA 遞減更快，歐盟不同產業間競爭力差距則較小，反映出歐盟產業體系的發育更為健全。表 2 2019 年中國、歐盟出口品 RSCA 前十名對比 中國中國 歐盟歐盟 SITC編碼編碼 產品產品 RSCA指數指數 SITC編碼編碼 產品產品 RSCA指數指

263、數 81 預制建筑材料；衛生、管道和照明裝置及配件 0.57 21 牛毛、皮毛和毛皮原料 0.54 65 紡織紗線、織物、制成品及相關產品 0.48 54 醫藥產品 0.47 83 旅行用品，手提包及類似容器 0.46 11 飲料 0.45 76 電信和錄音設備和儀器 0.46 79 其他運輸設備 0.41 75 辦公機器和自動數據處理儀器 0.43 71 發電機械和設備 0.34 85 鞋 0.43 73 金屬加工機械 0.29 82 家具及其零件；床上用品、床墊、床墊支撐、靠墊和類似的填充家具 0.42 72 特種工業專用機械 0.28 84 服裝及服裝配件 0.41 83 旅行用品、手提

264、包及類似容器 0.25 89 雜項制品 0.29 55 精油及香膏和香水原料；廁所拋光和清洗的準備工具 0.25 69 金屬制品 0.28 96 硬幣（金幣除外），非法定貨幣 0.25 數據來源：丁純、強皓凡：中歐產業差距變化及其經濟成因剖析基于產業國際競爭視角。丁純、強皓凡：中歐產業差距變化及其經濟成因剖析基于產業國際競爭視角，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 4 期，第 159-173 頁。91 中國逐步縮小與美歐等發達國家差距，引起了歐盟，尤其是相關成員國如德、法等國的焦慮，德法等歐洲傳統制造業優勢國家也均提出了以重振制造業和技術轉型為核心的產業政策。而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的沖擊，使

265、歐盟越發重視和強調產業鏈完整和安全性問題，對華無論防范還是遏制，制造業都毫無疑問成為首當其沖的目標。反觀中國，雖然制造業持續升級并逐步向后工業化時代邁進，對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形成了追趕型競爭。但中國制造業仍面臨一些結構性優化的挑戰，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地位亟待提升。且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在全球市場中的優勢也在逐漸減弱，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型，實現對歐盟的全面趕超還需較長時間。電動汽車產業作為中國制造業對歐追趕和超越的典型案例，反映了中國制造業近年來的升級和發展。與成熟的燃油車市場歐洲車企具有壟斷優勢不同，從全球范圍來看，新能源汽車正處于技術積累與市場發展的初始階段，中國實現了換道超車。我們運用顯示性競

266、爭力指數（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es，RC）來測算電動汽車領域中歐競爭力的相互變化。2017 年至 2022 年間，中歐新能源汽車產業競爭力格局表現出三個重要變化：一是歐盟新能源汽車產業領域的競爭力優勢，正在逐漸削弱，其顯示性競爭力指數已經由 0.574 下降到 0.269；二是中國新能源汽車國際市場競爭力不斷增強，顯示性競爭力指數由-0.977 提高到 0.477。截至 2021年，中國電動汽車已經在全球市場中表現出競爭力優勢；三是中歐電動汽車競爭力差距不斷縮小，由 2017 年的-1.551 縮小到 2020 年的-0.194，并于 丁純、

267、陳騰瀚：中美歐制造業競爭：現狀、政策應對與前景，載歐洲研究2021 年第5 期，第 6-35 頁。顯示性競爭力指數 RC 計算方法如下：首先，在出口方向上計算顯示性出口比較優勢指數：=/，其中為年國產品出口額，為年國所有產品出口額，為年所有國家產品出口總額，為年所有國家所有商品的出口總額；其次，在進口方向上計算顯示性進口比較劣勢指數：=/，其中表示年國對商品的進口額，其余變量含義同上；最后得到顯示性競爭力指數：=1+11+1，易知取值范圍為-2,2，當 0時，第年國產業在世界市場上存在競爭力優勢，越接近 2 意味著競爭力優勢的程度越強，0意味著競爭力劣勢，越接近-2 意味著競爭力劣勢的程度越強

268、。92 2021 年和 2022 年開始出現競爭力逆轉，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競爭力連續兩年超越歐盟（見圖 4）。而歐盟車企在傳統燃油車領域對華仍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圖 4 中國與歐盟傳統燃油汽車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競爭力變動 資料來源：丁純、張銘鑫、孫露：中歐新能源汽車產業爭端：現狀、原因和前景。針對歐盟指責中方對電動汽車進行“扭曲市場”的補貼，歐盟中國商會在發布的綠動歐洲：中國新能源汽車企業在歐發展報告中強調，歐盟同樣存在新能源汽車補貼。且產業補貼政策實際源于美歐，全球各國普遍采用這類政策在產業發展初期支持其快速發展。歐盟內部也一直在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車的發展，尤其是德法等國家。此外，根據關于 20

269、22 年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財政補貼政策的通知，中國對新能源汽車的補貼政策已于2022 年 12 月 31 日正式終止。我們研究結論是，中國在電動車產業領域的比較優勢主要來自于核心 丁純、張銘鑫、孫露：中歐新能源汽車產業爭端：現狀、原因和前景，載歐洲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36-62 頁。歐盟中國商會：綠動歐洲中國新能源汽車企業在歐發展報告，2024 年 6 月 20 日，http:/www.ccceu.eu/2024-06/20/c_4335.htm。93 技術及產業鏈建設、基礎設施建設、規模效應以及品牌建設能力四個方面，這應該是導致中歐新能源汽車產業競爭力變動的關鍵原因。其一，中國新

270、能源汽車產業鏈核心技術迅速發展。中國新能源汽車企業大力投資技術創新，著力構建穩定自主的產業鏈，經過多年的研發投入和技術積累，已經掌握了基于正向開發的底層技術，在新能源汽車產業鏈中的關鍵環節建立起競爭優勢。但歐洲汽車產業在新能源汽車產業鏈關鍵技術上的發展則整體滯后，最主要的競爭力差距體現在動力電池行業上（見圖 5）。其二，中歐新能源基礎設施建設上存在差距。中國新能源基礎設施相互協調、迅速發展，作為新能源汽車市場擴張不可或缺的配套設施，中國充電基礎設施建設的推進和光儲能行業的加速發展為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撐。但歐洲充電基礎設施的推進速度整體落后于新能源汽車發展需求，根據 2021

271、 年的數據顯示，其公共車樁比不及中國水平的 1/5，且各成員國分布不均勻。其三，中國新能源汽車生產和需求已經具備了規模效應。借助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中國已連續多年成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車市場，有效降低了成本。相反，與之中國相比，歐盟新能源汽車生產和銷售，未形成中國這樣的規模效應。其四，中歐新能源汽車品牌建設也存在差距。中國新能源汽車品牌在前端設計研發上推陳出新，加速了全球新能源汽車產品迭代，同時積極在歐建立服務、研發體系。而歐洲老牌傳統汽車的新能源轉型進程則相對滯后，其新能源車型在中國新能源汽車市場缺少沖擊力和新鮮感?！癋ocus:Europe Leans on Asia for Homegro

272、wn EV Batteries”,Reuters,November 3,2022,https:/ 圖 5 中國與歐盟汽車零配件與電動車電池競爭力變動狀況 數據來源：丁純、張銘鑫、孫露：中歐新能源汽車產業爭端：現狀、原因和前景。其二其二，中歐在理念、意識形態和制度等差異日益凸顯。中歐在理念、意識形態和制度等差異日益凸顯。中歐在價值觀、意識形態、社會治理體制、經濟發展階段、發展理念和模式等方面均存在顯著差異。此前中國與歐盟經濟發展差距較大時，這些差異對中歐經貿合作的影響尚不那么明顯。但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上升，相互競爭的強化，中歐在人權、涉疆、涉藏、涉港、臺灣、南海等問題上分歧和沖突日盛，對中

273、歐經貿聯系的沖擊不斷增強，影響了其與中歐間的經貿合作。近些年來，歐盟更多從意識形態差異和地緣政治競爭出發，對中國的發展模式、目的以及相關政策、實踐等存在諸多疑慮和戰略誤判。從 2006 年對華文件中要中國做“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到馮德萊恩在第三屆“歐洲中國會議”上講話稱“中國正在尋求以中國為核心的等級化全球秩序，且試圖淡化普世的準則”，再到 2021 年歐洲議會就所謂新疆人權問題對華制裁，以及此后凍結中歐全面投資協議（CAI）審議等，都體現了歐盟與中國在相關 周弘：中國與歐洲關系 60 年，載歐洲研究2009 年第 5 期，第 34-51 頁。European Commission,“EU-

274、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December 30,2020,https:/policy.trade.ec.europa.eu/eu-trade-relationships-country-and-region/countries-and-regions/china/eu-china-agreement_en.95 理念、認知和體制上的顯著差異和沖突。此外，這種差異也體現在中歐對相互間貿易逆差和經貿爭端的原因分析結論的大相徑庭上。也反映在歐盟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動機的解讀，以及歐盟出臺“亞歐互聯互通（EU-Asia Connect

275、ivity）”戰略、“全球門戶（Global Gateway）”戰略進行對沖上。其結果，一方面，降低了戰略層面雙邊的互信和彼此的認同，惡化了氛圍，另一方面，直接影響了具體的決策，從而增加了競爭和摩擦，影響了雙邊經貿交往。其三，新冠疫情及其三，新冠疫情及俄烏沖突等地緣政治因素對歐盟產業鏈等的沖擊，俄烏沖突等地緣政治因素對歐盟產業鏈等的沖擊，令歐盟強調經濟安全和減少依賴，防范呈現體制化和系統化。令歐盟強調經濟安全和減少依賴，防范呈現體制化和系統化。新冠疫情期間，對防疫物資供應中所暴露出來的歐盟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少數經濟體的相關原材料、中間品等嚴重依賴，以及相關產業生產的產業鏈、供應鏈出現的短期停擺和

276、局部斷中斷等問題，使歐盟對其供應鏈的安全和穩固性深感擔憂；而 2022 年俄烏沖突爆發后引發的能源危機，導致歐盟成員國通脹高企，民生維艱，企業外遷，投資下降，增長孱弱，促使歐盟加速由一種強調規范性的力量轉變為強調地緣政治的力量。歐盟及其成員國愈發從地緣政治和大國博弈、競爭甚或潛在對抗視角看待其與中國的經貿關系、產業關聯，表現出明顯的經貿問題政治化傾向，開始從一種更具競爭意味的視角看待對外經濟依賴問題。講經濟安全，“去風險”和“減依賴”成為主流，且呈現出體制化和系統化的特征。其四，中美戰略對峙背景下美對歐的誘導和施壓，是影響中歐經貿關其四，中美戰略對峙背景下美對歐的誘導和施壓，是影響中歐經貿關系

277、的個不容忽視的因素。系的個不容忽視的因素。近年來美國對華采取戰略遏制政策，瘋狂打壓中國，尤其是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執政期間，盡管執政黨派不同，對華遏制打壓作法有所不同，前者更偏向于單打獨斗，多運用稅收政策等直接施壓和激烈對抗中國，后者則通過拉攏和誘導歐盟及其成員國在內的所謂志同道合（like-minded）的盟友，運用群毆形式，頻繁運用長臂管轄，圍堵中國。尤其是俄烏沖突爆發后，歐盟及其成員國“戰略自主”空間受到嚴重壓縮，96 美國因素對歐洲對華影響更加凸顯。美國通過對歐洲等盟友不斷施壓，迫使歐洲選邊站隊，試圖聯合歐洲對華實施其遏制策略。盡管其努力是全方位的，但表現最為突出的是在高科技領域和相關的關

278、鍵產業上，力圖打壓和封殺和遏制中國在高新領域的崛起。最為鮮明的案例就是對世界領先的中國高科技領軍企業華為和中興等的赤裸裸的打壓，不遺余力地用所謂安全之名，壓迫和誘導歐洲盟友排除華為的供貨；美方直接施壓荷蘭光刻機制造商阿斯麥爾公司，不允其向中方出售高精度光刻機。同時，利用“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這一平臺，以經貿中的供應鏈、科技等十大工作組為主體開展雙邊合作等，協調美歐在科技、產業領域的政策，出臺防范舉措，對華高科技和相關關鍵產業進行“脫鉤、斷鏈”。盡管歐盟在經濟領域倡導“開放性戰略自主”，不愿在中美戰略對峙中選邊站，也意識到“美國優先”是美國兩黨的共同做派，也深受通脹削減法案的荼毒，但

279、其在包括經貿、產業領域對華關系上仍難以擺脫美國的影響。其五，其五，部分部分歐洲歐洲國家民意國家民意對中國看法趨于對中國看法趨于消極消極，不利于雙邊經貿聯系。，不利于雙邊經貿聯系。隨著世界經濟增速的減緩，全球化負面影響的不斷呈現，加劇了歐洲的民粹主義和排外主義的興起；加之一些歐洲媒體出于意識形態視角、從價值觀外交出發，間或在人權、民主、宗教自由、少數民族等問題上宣傳和報道、散布對中國的負面信息；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間歐洲部分媒體有關歐洲所需的口罩、呼吸機和醫藥用品大量受制于中國供應鏈的報道，推高歐洲民間要降低和擺脫對中國的依賴的呼聲。俄烏沖突爆發以后，一些歐洲媒體對中國在俄烏沖突中相關立場的誤導性解

280、讀，以及不少歐洲政治家和媒體將沖突前歐洲對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依賴，同其對中國市場和工業及生活制成品的依賴進行沒有事實依據的簡單類比，暗示歐洲民眾未來歐中關系可能會陷入類似歐俄關系的“斷鏈”狀態，加深了隔閡，營造了恐慌氛圍。這些言論均導致歐洲民眾對中國負面印象上升，一定程度惡化了中 趙晨：“去風險”：劍指中國的泛政治化戰略術語，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 年 8 月1 日。97 歐經貿競合的氣氛。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調查顯示（見圖 6），歐洲相關國家民眾對中國的態度趨于消極，半數以上的調查者表現出對中國的不喜愛、擔憂、焦慮等負面情緒，且呈增長的趨勢。圖 6

281、歐盟國家等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的負面評價逐漸增加 資料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 調查。三、中歐經貿前景三、中歐經貿前景 首先，中歐經貿前景可謹慎樂觀預期首先，中歐經貿前景可謹慎樂觀預期。展望中歐經貿合作和競爭的前景，盡管隨著雙邊產業和經濟競爭力的相應消長、國際地緣政治環境的變化，中歐經濟問題遭遇了政治化等挑戰，致使當前中歐經貿關系總體氛圍 Laura Silver,Kat Devlin and Christine Huang,“Unfavorable Views of China Reach Historic Highs in Many Countries”,Pew Resea

282、rch Center,October 6,2020,https:/www.pewresearch.org/wp-content/uploads/sites/20/2020/10/PG_2020.10.06_Global-Views-China_FINAL.pdf.98 較前有所趨冷。但是我們認為，中歐經貿關系仍是雙邊關系的壓艙石，對中歐經貿未來發展仍持謹慎樂觀的態度。中歐之間并沒有重大核心利益沖突，也沒有地緣政治矛盾，與此同時，雙方在經濟領域仍有巨大的合作需求，并且合作多于競爭、共識大于分歧。其次，中歐經貿和產業聯系緊密，無法脫鉤其次，中歐經貿和產業聯系緊密，無法脫鉤。中歐作為世界上第二、第三

283、大經濟體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關鍵集群和節點，在產業上相互依存，在經貿上聯系緊密。從產業視角來看，中國是唯一擁有聯合國歸類的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擁有全部 41 個工業大類、207 個工業中類、666 個工業小類，其與歐洲產業相互關聯的意義和重要性不言自明；在貿易聯系上，雙方依存度頗高。這里我們采用和計算兩個經濟體之間的貿易依存度（Trade Dependency Ration,TDR）這個指標來研究分析中歐之間的貿易依賴程度,由圖 7 可以看出，從 2011 年到 2021 年的 10 年間，尤其是近年來，中國、歐盟、美國相互間依存度是在趨同的，相互聯系緊密。此外，中歐雙方經貿上無法脫鉤，已經是

284、雙邊官方和學界的共識。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 2021年發布的“脫鉤”歐洲（Decoupling Europe）的研究報告顯示：如果歐盟單方面對華“脫鉤”，加大對華貿易壁壘，將給歐方帶來每年至少 1300億歐元的損失，相當于歐盟 2019 年 GDP 的 0.8%；而如果中國進行對等反制，歐盟面臨的損失將多達 1700 億歐元，約合歐盟 2019 年 GDP 的 1%。德國 IFO 研究所的測算也指出（見表 3），如果歐盟與中國單方面脫鉤，德國實際 GDP 將下降 0.52%，中國實際 GDP 將下降 0.42%；如果中國對歐盟采取類似的報復措施，長期來看，中國的實際 GDP 損失（-0.76

285、%）將幾乎是單邊情景下的兩倍，德國和歐盟其他國家也將遭受更高的實際經濟損失（分別為0.81%和0.53%）。如果中國和歐盟脫鉤，德國的 GDP 損失將是 ,=(,+,)/,TRDij,t 是 i 國在 t 時間內對 j 國的貿易依存度，Xij,t 和 Mij,t分別是 i 國在 t 時間內與 j 國的進出口額。GDPi,t 是時間 t 內 i 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abriel Felbermeyr,Steffen Gans,Handrik Mahlkow and Alexander Sandkamp,“Decoupling Europe”,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

286、d Economy,Kiel Policy Brief,No.153,July,2021,https:/www.ifw-kiel.de/fileadmin/Dateiverwaltung/IfW-Publications/fis-import/4f7915ea-1ec1-46b6-ad90-84ec137bb909-KPB_153.pdf.99 英國脫歐的近 4 倍，總成本將是英國脫歐成本的 6 倍。由此可見，在當前中歐產業和經貿間的緊密聯系以及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歐產業和經濟經由生產網絡相互融合、密不可分，任何帶有脫鉤性質的產業和經貿的“去風險”“降依賴”結果無疑均會遺害雙方，會導致雙輸。圖

287、 7 歐盟對中國和美國的貿易相互依賴程度（2011-2021 年）數據來源：Chun Ding,“China-EU:Economic Relations:Status,Causes,and Prospects”.表 3 歐盟與中國的脫鉤導致各國和地區實際 GDP 變化（百分比）單邊脫鉤單邊脫鉤 雙邊脫鉤（貿易戰）雙邊脫鉤（貿易戰）歐盟-中國 西方國家-中國 歐盟-中國 西方國家-中國 德國-0.52%-0.55%-0.81%-0.76%歐盟其他國家-0.38%-0.37%-0.53%-0.49%中國-0.42%-1.49%-0.76%-2.27%美國 0.02%-0.40%0.01%-0.48

288、%世界其他國家 0.03%-0.06%0.01%0.24%數據來源：Clemens Fuest,Lisandra Flach,Florian Dorn and Lisa Scheckenhofer,“Geopolitische Herausforderungen und ihre Folgen fr das deutsche Wirtschaftsmodell”.Chun Ding,“China-EU:Economic Relations:Status,Causes,and Prospects”,in Thomas Meyer and Jos Lus de Sales Marques(eds.

289、),The EU and China:Avoiding a New Cold War,London:Routledge,2024,pp.21-35.Clemens Fuest,Lisandra Flach,Florian Dorn and Lisa Scheckenhofer,“Geopolitische Herausforderungen und ihre Folgen fr das deutsche Wirtschaftsmodell”,Vereinigung der Bayerischen Wirtschaft,August 2022,https:/www.ifo.de/publikat

290、ionen/2022/monographie-autorenschaft/geopolitische-herausforderungen.100 此此外，整體而言歐盟從全產業視角和總體經濟上對中國仍有顯著的比外，整體而言歐盟從全產業視角和總體經濟上對中國仍有顯著的比較優勢。較優勢。造成歐方焦慮并強化防范的中歐間產業競爭力和經貿競爭程度問題被夸大。我們采用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Global Value Chain，GVC）來計算中、歐制造業在國際產業鏈（國際分工）地位中的位置高低。由圖 8 可見，雖然中國近年來產業升級和追趕的速度較快，一定程度縮小了中國與美、歐在全球價值鏈位置上的差距，但從全球產

291、業鏈的絕對位置來看，歐美在國際分工和產業鏈位置仍處于上游并顯著高于中國。中國在產業上對歐美的競爭壓力以及歐盟對于在產業上被中國全面趕超的擔憂被夸大。圖 8 2007-2015 年歐盟、美國和中國的全球價值鏈（GVC）位置指數 數據來源：作者根據 OECD-TiVA 計算所得。同時，我們引入出口相似度指數（Export Similarity Index，ESI）（見表 4）來考察中歐雙邊經貿及其背后的產業的競爭程度。該指數越高，表示兩國在世界和第三方市場的出口相似度越高，或者說兩國在該產業部門中的國際分工重疊性更高，競爭性越強。中歐在制造業市場競爭烈度低于中 =(1+)(1+),表示來自 r 國

292、（）的 i 產業中間產品的國內附加值占其出口總量（）的比例，即為全球價值鏈前向聯系，FVriEri表示 i 產業的中間產品從 r 國獲得的外國附加值（FVri）占其出口總量的比例，即為全球價值鏈的后向聯系。(,)=+2 1|+|100%,和 分別表示當期從 a 和 b 出口到市場 c 的產品 i 的出口量占出口到市場 c 的產品總量的比例。101 美（見表 5）。數據表明，中歐制造業的競爭主要集中在化工產業，其次是機械制造業，中歐制造業整體出口相似度低于中美，中歐相互間競爭并非全產業、高烈度。此外，中歐出口相似度指數穩步下降，表明中歐的國際分工越來越明確而非無序競爭。因此，綜觀中歐在產業、經貿

293、領域展開競爭的同時，互相協同、合作的潛力依然巨大。表 4 2011-2015 年中歐制造業出口相似度 ESI（單位：%）2011年年 2012年年 2013年年 2014年年 2015年年 食品飲料煙草制備 0.812 0.868 0.921 0.953 0.906 服裝紡織皮革 1.938 1.812 1.801 1.771 1.616 木材造紙印刷 1.977 1.921 1.937 1.869 1.828 化學和非金屬礦產 15.056 14.902 14.551 14.356 14.368 基礎及加工金屬 6.724 6.598 6.169 5.900 5.584 計算機與電子設備 7

294、.251 6.842 6.778 6.686 6.297 機械制造 9.538 9.377 9.112 8.965 8.703 交通制造 3.228 3.049 3.260 3.425 3.380 其他 2.313 2.264 2.265 2.376 2.473 ESI總相似度 48.837 47.633 46.794 46.301 45.155 數據來源：作者根據 OECD-TiVA 數據計算所得。表 5 2011-2015 年中美制造業出口相似度 ESI（單位：%）2011年年 2012年年 2013年年 2014年年 2015年年 食品飲料煙草制備 2.317 2.262 2.232 2

295、.189 2.128 服裝紡織皮革 14.336 13.920 14.254 13.961 13.628 木材造紙印刷 1.652 1.678 1.687 1.754 1.793 化學和非金屬礦產 11.276 11.391 11.350 11.461 11.485 基礎及加工金屬 9.072 8.608 8.314 9.170 8.918 計算機與電子設備 31.364 31.706 32.293 31.361 32.029 機械制造 8.457 8.400 8.345 8.412 8.408 交通制造 6.049 5.628 4.927 4.808 5.081 其他 5.431 6.343

296、 6.293 6.506 5.582 ESI總相似度 89.953 89.865 89.694 89.622 89.054 數據來源：參見丁純、陳騰瀚：中美歐制造業競爭：現狀、政策應對與前景。丁純、陳騰瀚：中美歐制造業競爭：現狀、政策應對與前景，載歐洲研究2021 年第 102 再再者者，中歐雙邊經貿合作領域和潛力廣闊，中歐雙邊經貿合作領域和潛力廣闊，但在但在地緣政治等因素作用地緣政治等因素作用下，競爭會有加劇趨勢下，競爭會有加劇趨勢。一方面，中歐雙邊除了傳統經貿領域的合作以外，新興和潛在合作空間巨大。尤其在綠色、數字、全球經濟治理等方面的相互協同，這些領域或將成為中歐經貿關系發展的新支點。中

297、歐雙方已經建立了綠色和數字領域的高層對話機制。在綠色合作方面，中歐雙方已經開展了諸如海上風電、燃料電池和儲能等技術研發和項目開發等廣泛合作，未來在可再生能源，特別是綠氫等領域還有巨大的合作潛力和空間。在數字合作方面，中歐在諸如自動駕駛、新能源汽車和人工智能等創新科技領域形成了良好的數字合作范例。大眾汽車 2022 年宣布投資 24 億歐元，與中國初創公司 Horizon Robotics 成立自動駕駛合資公司，開發電動汽車的駕駛輔助功能就是一個鮮活的雙邊數字合作案例。此外，中歐也可在食品、醫藥、生物多樣性等領域積極開展合作。在全球經濟治理方面，中國和歐盟都支持全球化、多邊主義、自由貿易，可以攜

298、手維護并完善國際多邊規則，例如，相互合作，共同維護 WTO 的正常運行，加強 IMF 在金融監管、國際稅收、反腐敗領域的合作等。另一方面，也無須諱言，中歐產業和經貿間的競爭力度也會進一步加大，雙方會進入經貿和產業領域爭端的密集爆發期。對歐盟及其成員國來講，自 2009 年歐債危機以來，不僅遭遇了難民危機、恐怖襲擊、英國脫歐等一系列危機的沖擊，又有地緣政治因素如俄烏沖突延宕、阿以沖突等對經濟復蘇的負面影響，加之創新相對不足、綠色轉型緩慢、基礎設施建設欠賬、人口老齡化等問題。如新一屆歐委會所發布的由德拉吉牽頭撰寫的 歐盟競爭力報告所指出的：歐盟面臨競爭力相對不足的問題；而中國得益于改革開放和入世，

299、經濟競爭力相對上升，產業持續完成追趕和不斷升級，5 期，第 6-35 頁。European Union,“The Future of European Competitiveness.Part A|A Competitiveness Strategy for Europe”,September 2024,https:/commission.europa.eu/document/download/97e481fd-2dc3-412d-be4c-f152a8232961_en?filename=The%20future%20of%20European%20competitiveness%20_%2

300、0A%20competitiveness%20strategy%20for%20Europe.pdf.103 與傳統制造業翹楚德國等歐洲國家差距不斷縮小，甚至形成了諸如電動汽車、動力電池和光伏設備“新三樣”為代表的一些高端制造業，中歐產業間的競爭無疑會加速展開。而美國出于對華遏制的戰略考量，不斷利用地緣政治因素，拉攏、施壓和誘導期歐洲盟友，對華營造“小院高墻”，加上俄烏沖突等導致歐洲戰略自主的能力下降，加劇中歐雙方的經貿和產業摩擦。最后，最后，中歐雙方應堅持求同存異，加強中歐經貿合作中歐雙方應堅持求同存異，加強中歐經貿合作。面對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歐方所稱的“時代轉折”時期波詭云譎的國際局勢

301、，全球經濟復蘇態勢的萎靡狀況，中歐雙方應該從全球和戰略角度出發，換位思考，促進雙邊經貿合作，努力求同存異，深化合作，公平競爭。習主席在第二十四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中提到，“中歐要做互利合作的伙伴，不斷增強政治互信，凝聚戰略共識，夯實利益紐帶，排除各種干擾，加強對話與合作，造福雙方人民。要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攜手促進世界穩定、繁榮”。中國不僅過去，未來仍將堅持對外開放政策，高度重視對待歐方的關切，大力促進中歐經貿關系的發展。2022 年中共二十大會議指出，中國將會對外開放的水平提升至新的高度；在 2023 年進博會上，習近平主席指出，中國將推動各國各方共享制度型開放機遇，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

302、、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宣示了將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制的決心和實踐。在政策法規與實踐層面，2019 年中國頒布外商投資法作為外商投資的基礎性法律，禁止強制轉讓技術，加強商業秘密保護，提高了外商投資政策的透明度，優化了外商進入中國的營商環境。此外，中國于 2020 年加入 RCEP，并積極考慮加入 CPTPP、繼續推動中歐 CAI，通過建立上海、海南等 20 余個自貿區等舉措，中國在推動貿易自由化、加快服務貿易發展、優化貿易結構和建設高標準貿易規則、擴大市場準入（market access）、擴大開放水平等方面不斷努力前進。而且，中歐雙方在不同層級和領域已經建立了包括 獨家視頻丨習近平：中歐要共

303、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攜手促進世界穩定、繁榮，人民網，2023年 12 月 7 日，http:/ 經濟、科技、商業、人文等超過 70 個合作機制來促進交流和管控分歧。就經貿領域而言，雙邊完全應該從維護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大局出發，強化合作，并充分利用好業已非常成熟的磋商機制，秉持通過對話磋商妥善處理分歧的最大誠意，解決分歧。諸如在電動汽車爭端等的處理中，不一定追求各自的最優，而是通過協商妥協，可以接受次優，但堅決避免雙輸。具體地，雙方可有效利用中歐互補的比較優勢、共同開發全球市場才是有利于雙方新能源汽車產業攜手并進的雙贏格局。中國新能源汽車企業也始終抱有投資歐洲的意愿，雙方可深入磋商，妥協互贏。事

304、實上，即使聚焦于新能源汽車產業鏈內部，中歐同樣存在合作空間。在新能源汽車軟硬件技術研發環節，歐洲車企在車輛設計、動力總成以及車輛動力系統領域所積累的技術儲備與中國新能源汽車所擅長的智能聯網和車載軟件研發之間具有技術互補性，中歐軟硬件技術結合將為新能源汽車技術發展提供新的機遇；在動力電池研發與生產環節，中歐可協商制定動力電池綠色標準體系，協同研發電池材料循環利用技術，共同開發高效、環保、低成本的動力電池回收和再利用方案；中國可以以動力電池廠商為主導的對歐進行綠地投資；在新能源配套設施建設環節，中歐之間產能與技術可以優勢互補，雙方還可共同開發第三方市場等。105 歐盟供應鏈安全戰略及其對中歐關系的

305、影響歐盟供應鏈安全戰略及其對中歐關系的影響 忻華 上海外國語大學歐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隨著全球化的退潮和傳統地緣政治的回歸，歐洲遭受內外多重危機的交替沖擊，陷入過山車一般的起伏震蕩，其經濟運行和政治生態都出現劇烈的變化。在外部，俄烏沖突、巴以戰事和紅海危機持續延宕，歐洲的周邊地緣戰略環境趨于碎片化，同時中美競爭加劇，歐洲夾在兩者之間，歐盟內部各個次區域和成員國眾議紛紜，莫衷一是；在內部，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高歌猛進的時代所積累的矛盾已經爆發，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疑歐主義已在歐洲主流政壇登堂入室，俄烏沖突引爆的能源危機將歐洲拖入滯脹的泥潭而難以擺脫.從 2023 年初至今歐盟經濟接近零增長，歐

306、盟經濟的“火車頭”德國至今仍處在負增長狀態，諸多矛盾使歐洲內部的社會撕裂和政治極化愈演愈烈。值此多事之秋，歐洲政治精英不得不改變自己的戰略認知，不再將支撐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理念奉為圭臬，更多地從權力政治的零和游戲的視角出發制訂議程，愈加注重維護“經濟安全”。影響宏觀經濟全局的供應鏈的安全，成為歐盟領導層關注的焦點。一、歐盟關于供應鏈安全的戰略觀念一、歐盟關于供應鏈安全的戰略觀念 2016 年底美國明確表示拒絕承認中國享有“市場經濟體”的地位；2017年 8 月特朗普政府啟動對中美貿易關系的調查；2018 年 3 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對中國產品征收懲罰性關稅，美國對華“貿易戰”拉開序幕，中美逐漸轉向

307、全面戰略競爭。隨著中美在經濟、外交和戰略層面的摩擦逐漸加劇，關于地緣經濟競爭的新理論浮出水面，深刻影響著歐洲政治精英的認知，建構起歐盟關于供應鏈安全的戰略偏好和觀念體系。一方面，美國學者從大國競爭和權力轉移的傳統理論視角出發，在“修 106 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的基礎上，提出“新冷戰”理念，被歐洲民眾和戰略研究界接受，也得到歐洲政治精英的認可。2017 年初艾利森出書預言中美無法避免直接沖突，2019 年初卡普蘭提出“新冷戰已經開始”，2021 年米爾斯海默宣稱“毫無疑問已經處在新冷戰中”。在此背景下，2021 年 9 月“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對 12 個歐盟成員國的調查顯示，62%的受訪者認

308、為中美已進入“新冷戰”，但歐洲可置身事外。2022 年 2 月俄烏沖突爆發，歐洲各界如夢初醒，恍然驚覺歐洲也已被卷入“新冷戰”。2022-2023 年“德國政治與科學基金會”和“布魯蓋爾研究所”等歐洲智庫積極參與到美國智庫關于“新冷戰”的討論中。2023 年 10 月 4 日，36 名歐洲智庫學者和歐盟領導層的離任官員聯合發表聲明，題為 新冷戰時代的歐盟：一項宣言，要求新一屆歐盟領導層摒棄原來的理念，改革歐盟的機制，重塑政策議程。在“新冷戰”理念的推動下，歐洲政治精英和歐盟領導層越來越多地從戰略安全視角看待問題，對外經濟決策出現“泛安全化”的趨勢。而另一方面，曾在冷戰后期風行一時的“經濟戰”理

309、論重新浮出水面，美國學者進而提出一系列新視角和新概念，得到歐盟決策層的采納，表現在以下三點。第一，歐盟決策層采納了“相互依存的武器化”的視角，第一，歐盟決策層采納了“相互依存的武器化”的視角，認為占據優勢的大國通過控制國際經濟網絡的“阻塞點”，可以破壞競爭對手的經濟運行，因而尋求“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將“供應鏈的多樣化”視為應對“相互依存武器化”的戰略舉措，將供應鏈安全視為“經濟安全”的首要問題。2023 年 6 月 20 日出臺的歐盟經濟安全戰略文件對此進行了詳細闡述。lvan Krastev and Mark Leonard,“What Europeans think about the

310、US-China Cold War”,ECFR,September 22,2021,https:/ecfr.eu/wp-content/uploads/What-Europeans-think-about-the-US-China-Cold-War-2.pdf.Marco Buti et al.,“The European Union at the time of the New Cold War:A Manifesto”,CEPR,October 4,2023,https:/cepr.org/voxeu/columns/european-union-time-new-cold-war-man

311、ifesto.Henry Farrell and Abaraham L.Newman,“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44,No.1,Summer 2019,pp.42-79.European Commission,“Joint Communication on“European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JOIN(2023)20 Final,June 20,2023,https:/eu

312、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23JC0020.107 第二，歐盟決策層接受了“灰色區域戰爭”（又稱“混合戰”）的概念，第二，歐盟決策層接受了“灰色區域戰爭”（又稱“混合戰”）的概念，將大國之間在科技、貿易與投資領域的摩擦乃至沖突，視作“灰色區域”的對抗，認為這種對抗可以破壞對手國家的技術升級和經濟增長，摧毀其發展的潛力，因而成為大國戰略競爭的組成部分。歐盟認為，為應對這種對抗，需要維護“經濟安全”，而供應鏈安全則成為重要的支撐點。2022 年底至 2023 年 7 月陸續出臺的法國國家戰略評估報告、荷蘭國家安全戰

313、略、歐盟經濟安全戰略、德國國家安全戰略和德國對華戰略等文件，都多次提到“混合威脅”與“混合沖突”，認為這會使供應鏈遭到首當其沖的破壞，進而使經濟出現震蕩。為消除此類威脅，歐盟在 2023 年出臺了 50 多份政策文件，意圖在“關鍵原材料”“關鍵基礎設施”和“關鍵技術”等領域建設“供應鏈韌性”。第三，歐盟決策層受“戰略性資產”理論的影響，將產業政策融入經第三，歐盟決策層受“戰略性資產”理論的影響，將產業政策融入經濟安全戰略，濟安全戰略，著力構建自主掌控的“戰略性價值鏈”，力求實現與之相關的供應鏈的穩定運行，以維護技術與經濟安全?！皯鹇孕再Y產”理論指出，為實現特定技術的多重外部性效益，應在宏觀層面

314、推行政策，確保由本國掌控其相關資產。受其影響，歐盟在 2023 年 1 月列出了含有“向社會提供不可缺少的服務的關鍵性實體”的 11 個產業部門，在 3 月出臺的報告中又列出了 34 項“戰略性原材料”，15 項“戰略性技術”和 5 個“戰略性部門”（可再生能源、電動車、高端制造、信息通信和太空與國防產業），11 月又列出 10 項“關鍵技術”（先進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科技、數字化通信、傳感、能源、太空、自動化機器人、先進材料）。歐盟將這些行業和部門視作技術安全的戰略支點，意圖建立穩定的供應鏈，保障其技術 Jeffrey Ding and Allan Dafoe,“The Logi

315、c of Strategic Assets:from Oil to AI”,Security Studies,Vol.30,No.2,2021,pp.181-212.European Union,“Directive(EU)2022/2557 of 14 December 2022 on the Resilience of Critical Entities and Repealing Council Directive 2008/114/EC”,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December 27,2022,pp.L333/193-197.Ca

316、rrara S.Bobba et.al.,Supply Chain Analysis and Material Demand Forecast in Strategic Technologies and Sectors in the EU:A Foresight Study,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Luxembourg,2023.108 的研發、要素的投入和生產的可持續性。二、歐盟關于供應鏈安全的形勢研判二、歐盟關于供應鏈安全的形勢研判 隨著國際地緣戰略競爭的加劇和中美關系變局的發展，歐洲政治精英和歐盟決策層的戰略焦慮愈加強烈。以馮德

317、萊恩為首的歐盟委員會在 2019年底上任伊始，就多次明確提出，歐洲在中美競爭導致的全球變局中“不應成為競技場，而應成為競爭者”（Player,not the Playground），其擔憂歐洲國際地位下降的焦慮溢于言表。具體而言，當前歐盟領導層的戰略焦慮包含以下三層考量。第一層是“競爭力焦慮”。第一層是“競爭力焦慮”。2010 年以來，以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信息通信為代表的“新興顛覆性技術”的崛起，引發了被稱為“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新一輪國際技術與產業競爭，而歐洲在此輪競爭中落后于中美兩國，已是不爭的事實。歐洲政治精英對此憂心忡忡，競相出謀劃策，歐盟決策者也將提升歐洲的國際技術與經濟競爭力視為

318、2024 年下半年完成領導層換屆后的當務之急。2024 年 4 月意大利兩位前任總理萊塔和德拉吉分別推出報告，代表歐洲財經界和政界表達訴求，意欲對換屆后的歐盟新領導層施加影響，而“競爭力”成為報告中的核心關鍵詞。2024 年 7 月 18 日，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推出新一屆任期的政治綱領，其中“競爭力”一詞也出現了30 多次，可見歐盟領導層的重視和焦灼。第二層是對“韌性”的焦慮，而其中的核心就是增強供應鏈“韌性”的第二層是對“韌性”的焦慮，而其中的核心就是增強供應鏈“韌性”的執念。執念。近年來日趨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導致歐盟對外經濟關系遭遇反復震蕩，催生了歐盟領導層對供應鏈和宏觀經濟的“韌性”的

319、執念。2022 年2 月的俄烏沖突引爆的能源危機波及整個歐洲，進而將歐洲拖入經濟低迷的狀態，使其至今難以擺脫。與此同時，美歐關系的起伏也在嚴重損害著歐 Jacopo Barigazzi,“Borrell urges EU to be foreign policy player,not the playground”,Politico,December 9,2019,Politico,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on-foreign-policy-josep-borrell-urges-eu-to-be-a-player-not-the-playground-b

320、alkans/.109 洲的外部供應鏈和對外經濟聯系。拜登政府迄今并未取消特朗普政府對歐盟鋼鋁產品的高額懲罰性關稅，而僅僅提供了免稅配額；2022 年 9 月以來拜登政府推行通脹削減法案，以補貼吸引先進制造業資本流向美國，加劇歐洲的產業空心化現象，使本已深受能源危機和滯脹困擾的歐洲經濟雪上加霜。此外，新冠疫情初期的醫療物資短缺，中歐貿易一再出現的摩擦，也使歐洲對中國心存芥蒂，愈加防范，決心要減少對中國的“戰略依賴”。迄今所見的歐盟所有政策文件，均未對“韌性”的含義做出系統或清晰的界定。從其內容來看，歐盟決策層念念不忘的“韌性”，實際是指技術和經濟運行的“穩定性”，換言之，在技術研發、要素投入、

321、產品制造、基礎設施運轉和跨境貿易與投資等經濟運行的各環節，要避免出現生產鏈上游需要投入的資源能源急劇短缺或其下游的制成品銷售價格劇烈波動的情形，以維護經濟的持續平穩運行。以馮德萊恩為首的歐盟領導層已出臺了大約36 份政策文件，旨在專門加強技術研發與經濟運行各部門和各環節的“韌性”，此外歐盟涉及關鍵原材料、關鍵基礎設施和經濟安全的綱領性文件無一不提到“韌性”。在歐洲政治精英眼中，供應鏈“韌性”是技術安全和經濟安全的題中應有之義。第三層焦慮聚焦于“新型資源”。第三層焦慮聚焦于“新型資源”。在目前這一輪國際技術競爭中，數字平臺產業的運行中即時生成的數據和支撐“新興顛覆性技術”持續升級的關鍵原材料是當

322、前各方競相爭奪的關鍵資源，其戰略價值遠超工業化時代的油氣資源。如何充分掌控和利用這些新型資源，是讓歐盟決策層倍感焦慮的緊迫問題，而對關鍵原材料的掌控，有賴于穩定運行的供應鏈，因而，這一層焦慮是促使歐盟加緊推進供應鏈安全戰略的重要動因。為有效應對這三重戰略焦慮，歐盟決策層提出了“去風險”的概念，以此作為供應鏈安全戰略的觀念基礎和總體目標?！叭ワL險”一詞原本是金融 Niels Graham,“The IRA and CHIPS Act are supercharging US manufacturing construction”,The Atlantic Council,February 13,

323、2024,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econographics/the-ira-and-chips-act-are-supercharging-us-manufacturing-construction/.110 界的術語，意指以具體的財務措施來對沖投資中面臨的不確定性，使總資產的價值保持穩定。2019 年 1 月德國工商界利益集團“德國工業聯合會”（BDI）在闡述對華政策建議時，提出了“平衡風險”的想法，主張德國企業應促使自身的生產與投資網絡“多樣化”，避免將投資都放在中國。2023年3月30日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在德國“墨卡托中國問題研究所”（

324、MERICS）發表對華政策演說時，系統闡釋了“去風險”的構想。這一概念的實質，是對美國特朗普政府提出“脫鉤”策略的修正，是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提出的“小院高墻”策略的延伸，其本質是“精準脫鉤”，或者說“定向脫鉤”，其含義是：在“關鍵性”或“戰略性”的產業部門，特別是在以人工智能、量子計算、信息通信和清潔能源為代表的“新興顛覆性技術”和相關的“先進制造業”領域，重組供應鏈，限制、減少乃至完全禁止與中國的經濟聯系，以減少對中國的“戰略性依賴”，保障自身的“經濟安全”。三、歐盟對供應鏈安全的總體規劃三、歐盟對供應鏈安全的總體規劃 傳統國際關系理論中，現實主義理論存在“進攻性”和“防御性”兩個

325、流派的分野，前者追求安全利益的最大化，強調打破現狀，最大限度地增強自身實力，而后者則強調通過相互制衡來實現安全，主張保持類似美蘇兩極制衡那樣的穩定結構。歐盟經濟安全戰略作為構建“歐洲戰略自主”體系的重要方面，同樣含有“進取型”和“防御型”兩種政策架構。前者盡可能確保自身開發新技術的速度比對手更快，效率比對手更高，力爭掌控尖端技術的全球發展方向，可稱為“確保技術進步”的戰略，表現形式一般是產業政策。后者則盡可能確保自身對既有的尖端技術的獨占，降低對手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速度，壓縮對手的經濟發展空間，借此確立自身的競爭 Paul Gewirtz,“Words and Policies:De-ris

326、king and China Policy”,Brookings,May 30,2023,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words-and-policies-de-risking-and-china-policy/.European Commission,“Speech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on EU-China Relations to the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and the European Policy Center”,March 30,2023,https:

327、/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3_2063.111 優勢，可稱為“確保技術占有”的戰略，具體表現在出口管制、投資審查和貿易保護等類型的政策中。歐盟的供應鏈安全戰略，蘊含于這兩種類型的政策架構之中。在“進取型”戰略方面，歐盟在 2020 年 3 月公布歐洲新產業戰略文件，2021 年 5 月 5 日發布更新 2020 新產業戰略文件，2022 年 10 月發布歐洲理事會 EUCO34/22 號文件，致力于在全歐洲層面協調各方，匯聚資源，加速歐洲自主掌控的技術研發和產業升級，力求建立歐洲對“新興顛覆性技術”和“戰略性產

328、業”的主導權。這些文件都明確提出，要確保歐盟意圖扶持的“戰略性產業”的供應鏈穩定，在投入要素和售出產品的環節，尤其是在投入原材料和能源的環節，要借助三方面的舉措增強供應鏈的“韌性”，即推進歐盟與其成員國的雙層協調機制，參與美國主導的“小集團式”的西方技術與產業聯盟，推進對全球南方的發展援助。在“防御型”戰略方面，2020 年初以來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都在不斷出臺新的政策法規，強化出口管制、投資審查和貿易保護。歐盟在 2021 年9 月出臺法規，在歐盟層面建立出口管制的完備架構，對軍民兩用的“雙重用途”產品和相關技術的出口實施更為嚴格的管控。隨著歐盟對俄制裁的持續升級，歐盟在 2022 年 5 月

329、 5 日和 2023 年 1 月 11 日兩次修訂該法規，擴展了出口管制的產品名錄。而德國、法國和荷蘭等成員國在 2022-2023 年陸續出臺的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中，也都闡述了關于出口管制的意向。歐盟投資審查法規早在 2019 年 3 月 13 日就已生效，2021 年 9 月 19 日歐盟修訂了這一法規，強化對高科技領域外資“風險”的管控，而德國、法國和荷蘭等成員國在 2021-2022 年里也都相繼修訂或出臺了自己的投資審查法規。這些文件都做出詳細的規定，對與“戰略性產業”直接相關的技術、原料、能源、中間產品和制成品的跨境流動和相關投資實施嚴格的監管與限制，防止競爭對手利用歐盟的供應鏈獲取

330、“戰略性技術”或損害歐盟獲取關鍵原材料和能源的供應體系。112 四、歐盟供應鏈安全戰略的具體架構體系四、歐盟供應鏈安全戰略的具體架構體系 歐盟供應鏈安全戰略通過多個層面的具體政策架構得以推進。在技術與產業層面，歐盟將關鍵原材料戰略和能源安全政策融入既有的產業戰略體系，以確?！皯鹇孕援a業”所需的核心資源與能源能實現穩定的供應。在對外經濟聯系層面，歐盟不斷細化出口管制、投資審查和貿易保護的管控措施，以限制特定的技術、產品和資本的跨境流動，防止歐盟的競爭對手滲透供應鏈，進而侵蝕歐盟對核心技術的獨占。在外交與戰略層面，歐盟在三方面同時推進：首先是開展自貿協定談判，意圖建立更多的雙邊自由貿易區，從而不斷

331、拓寬供應鏈；其次是參加美國主導的“小集團式”多邊技術與產業聯盟，在此基礎上形成供應鏈聯盟；再次是在全球南方開展經濟外交，借助構建各種雙邊協作機制等形式，向關鍵節點國家提供發展援助，以換取這些國家向歐盟穩定地供應資源和能源。（一）技術與產業層面（一）技術與產業層面 從 2020 年初至今，歐盟已出臺 440 余份產業政策文件，其中 2024 年初至今出臺的文件就有近百份。2020 年 3 月 10 日，歐盟出臺歐洲新產業戰略文件，確立歐洲產業升級的“數字轉型”和“綠色轉型”大方向，在此框架內明確提出“減少對外依賴”、實現“供應鏈安全”和“技術安全”的目標。2021 年 5 月 5 日，歐盟出臺更

332、新 2020 新產業戰略文件，提出更加具體的供應鏈安全目標，即在原材料、電池、醫藥原料、氫能、半導體和云技術這六個“戰略性領域”消除“對外戰略性依賴”。此后，在俄烏沖突延宕、能源危機惡化、經濟陷入滯脹的背景下，歐洲理事會在 2022 年12 月 15 日出臺 EUCO34/22 號文件，再度強調要加速制訂產業政策，調整 European Commission,“A New Industrial Strategy for Europe”,COM(2020)102 Final,March 10,2020,pp.3-4,13-17,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

333、tent/DE/TXT/?uri=CELEX%3A52020DC0102.European Commission,“Updating the 2020 New Industrial Strategy:Building a Stronger Single Market for Europes Recovery”,COM(2021)350b Final,May 5,2021,pp.12-14.113 全球供應鏈布局，致力于減少“敏感領域”的“戰略依賴”。與此同時，歐盟還出臺多項針對“戰略性產業”特定部門的專門法規和政策，提出確保供應鏈安全的具體措施。2023 年 9 月歐盟芯片法案生效，2024 年 4 月關鍵原材料法案生效，6 月凈零排放工業法案生效，8 月歐盟人工智能法案生效，此外歐盟從 2020 年至今還出臺了 50多份通報、決定和報告等文件，涉及芯片、清潔能源、人工智能開發、航空航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