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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i中國超越 GDP 之路 以綜合財富衡量為例*本項目組長和成員以個人身份參與項目工作。本報告中所表達的觀點和意見僅代表參與此項專題政策研究團隊專家個人立場，不代表其所在組織和國合會的觀點和意見，亦不反映項目所有成員的意見。本報告為國合會年會與會者的閱讀材料組長斯維德林艾佛森組長瑞典環境保護局顧問；國合會委員副組長奧斯陸國際氣候與環境研究中心(CICERO)原研究主任；國合會特邀顧問秘書處協調員費成博張妍哲國合會秘書處，秘書處支持與協調國合會秘書處國際支持辦公室，國際秘書處支持與協調顧問專家和協調員魏仲加娜迪亞馬斯洛娃廷德爾張永生張硯春高敏雪施發啟趙 松朱春全葛察忠核心專家國合會國際首席顧問協

2、調員瑞典環境保護局項目經理顧問專家OECD 環境司司長；國合會委員顧問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所長；國合會特邀顧問顧問專家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人類發展報告辦公室首席統計師顧問專家中國人民大學統計學院教授顧問專家中國國家統計局核算司二級巡視員顧問專家中國自然資源部土地勘測規劃院總工程師 顧問專家世界經濟論壇專家；自然倡議大中華區總負責人顧問專家 中國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首席科學家撰寫專家史密斯Midsummer Analytics 負責人；IISD 高級顧問研究報告組成員目 錄執行摘要一、為何超越 GDP？二、以何超越 GDP？三、從收入到財富四、衡量綜合財富五、衡量綜合財富的實踐經驗 六、

3、政策建議參考文獻iii13567911iiiii中國超越 GDP 之路 以綜合財富衡量為例執行摘要執行摘要世界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呼吁我們從根本上改變定義和衡量國家進步的方式。在過去的 75 年里，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各國，都把進步等同于以 GDP 衡量的市場經濟產出的增長。盡管這極大地滿足了人們的物質需求，但許多人發現，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主流發展范式在人類世并不適用。尤其是氣候變化，被視為重新思考如何衡量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聯合國秘書長指出，全球決策忽略了決策的長期后果，我們需要根據當今的現實而不是過時的觀念來評估進展。他呼吁制定新的衡量標準，重視生命和福祉，而非短期利益。盡管共識正在

4、逐步達成，即各國必須超越 GDP，采用新的發展指標，但具體應選用哪些指標仍然存在爭議。在選擇這些指標時需要深思熟慮，由于 GDP 仍受決策者的青睞，變革很可能會遇到阻力。然而，正如劍橋大學經濟學家 Partha Dasgupta 爵士所說，GDP 可能“在短期宏觀經濟分析和管理中不可或缺，【但】完全不適用于.識別可持續發展”（Dasgupta，2021 年，第 5 頁，著重部分由作者標明）。相反，“為了判斷【國家】所選擇的經濟發展道路是否可持續，【各國】需要采用一種經濟核算體系來記錄對其財富的【包容性】衡量”（Dasgupta，2021，第 5 頁，著重部分由作者標明）。越來越多的專家同意這一

5、觀點，他們認為，決策者需要關注財富管理，以確保發展的可持續性但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財富衡量。更確切地說，他們堅持，除了生產資本和金融資本之外，各國還必須跟蹤其人力資本、自然資本和社會資本的演變。這種廣泛的資產組合被稱為包容性財富或綜合財富，以反映它涵蓋了所有可能的資產類型（在此，我們稱之為“綜合”財富）。推動超越 GDP 的發展，領導力不可或缺。Zhu 等人（2023）認為，中國的雙碳承諾隱含著“加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決策（第 2 頁），那么，中國完全有能力在這一跨時代的變革中發揮領導作用。要扮演好這一角色，在此建議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CCICED）從 2025 年開始啟

6、動一項專項政策研究，以便：促使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及中國政府的其他中央機構參與討論超越 GDP 的重要性，以及綜合財富作為五年計劃工具之一的價值，并為中國領導層尋求機會，促進綜合財富作為超越 GDP 的一種方式，并參與地區和全球綜合財富的持續發展。以綜合財富為基礎，編制中國超越 GDP 的概念框架，并考慮該框架如何與中 國現有的衡量福祉相關的努力相協調，包括綠色 GDP、生態生產總值和其他重要指標。為中國某一地區（如鄂爾多斯市）或某一國有企業編制試點綜合財富數據，重點關注可利用現有數據來衡量的綜合財富組合要素。從長遠來看，中國政府應讓其決策者及其他國家的決策者參與到有關綜合財富及其在超越 GD

7、P方面所能發揮的作用的討論中來。中國還應資助國家統計局開展必要的研究和數據開發，以衡量國家的綜合財富組合。綜合財富指標應與 GDP 同時公布。先進的國家統計局如中國國家統計局，只要有足夠的資金和協同努力，應該能夠在兩年內做出有用的估算。最后，中國應致力于將綜合財1中國超越 GDP 之路 以綜合財富衡量為例一、為何超越 GDP？世界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氣候變化已對自然系統造成了不可逆轉的影響（Prtner et al.,2022），如果不采取緊急措施，氣候變暖將在 21 世紀 20 年代超過巴黎協定的 1.5 攝氏度目標（Hansen et al.,2023）。全球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正在惡化（

8、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2019）。除了環境挑戰，還有同樣不容樂觀的經濟和社會挑戰，例如全球沖突加?。ˋCLED，日期不詳），私人和公共債務水平不斷攀升（IMF，日期不詳），社會信任下降和分化加深（Edelman，2023）等。當今嚴峻的形勢，呼吁人們從根本上改變過去 75 年來，世界各國定義和衡量國家發展的方式（Zhu et al.，2023；Zhang，2023）。主流發展范式將國家發展等同于市場經濟產出的增長，通過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衡量。GDP

9、增長不可或缺，政治家、投資者、商界人士和公眾都將其視為國家發展狀況的首要試金石。如果 GDP 增長，一個國家就是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如果增長乏力，甚至出現負增長，那么警鐘敲響，人們就會呼吁改變方向。這一指標對現代社會的影響怎么強調都不為過。許多國家特別是中國，在這一增長范式下取得了很大進步，至少如果只把 GDP 增長本身作為衡量標準。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扣除通貨膨脹因素，以 GDP 衡量的全球經濟產出增長了 10 倍以上（World Bank,2023），同期人口（僅）增長了約三倍(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2023），這意味著許多人的

10、實際收入大幅增加，這是增長帶來的成果。極端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量，從 1950 年占全球人口的一半以上，下降到今天的約 10%（Moatsos，2021）。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是這方面最成功的國家之一，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了近 13 倍，超過了世界平均需要七十年才能實現的水平（Feenstra et al.，2015），也因此，中國極端貧困人口數量從 1978 年的超過90%下降到今天幾乎為零。盡管主流增長范式成功滿足了人們的物質需求，但許多人認為這與人類世1的目標不相符（Waters et al.，2016；Oreskes，2024）。批評者指出，GDP 增長不應再作為政府政策

11、核心目標，人類社會面臨的諸多挑戰已充分證明了變革的必要性2。尤其是氣候變化，讓我們重新思考，應當如何建設經濟1人類世是自然科學家對當前地質時代的稱呼，在這一時代中，人類及其社會經濟活動是塑造地球的主導力量，這一時代被認為始于 1950 年。2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呼吁并不新鮮。正如 50 年前，耶魯大學著名經濟學家 William Nordhaus 和 James Tobin（1973，第 1 頁）在關于這一主題的開創性著作中寫道的那樣，增長在 20 世紀 50 和 60 年代“既是經濟理論和研究的熱門的話題，又是各派政治家熱衷的口號，也是政府政策的嚴肅目標”。他們指出，“【20 世紀 70 年

12、代初】失望的批評家指責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盲目追求總體物質進步，忽視了其代價高昂的副作用。增長，【被批評】扭曲了國家的優先事項，惡化了收入分配，并對環境造成了無法彌補的破壞?！?著重部分由作者標明）。因此，如果在過去 50 年里我們在彌補 GDP 的缺陷方面進展甚微，不能歸咎于沒有意識到這些缺點。富指標納入決策過程。例如，這意味著將財富的衡量和管理作為五年規劃過程的核心部分，并確保對官員的激勵與財富最大化而非收入最大化相一致。如此將確保一種更加平衡的視角取代當今的短期偏見，而這種視角應完全著眼于長遠利益世界所有公民的可持續福祉。23中國超越 GDP 之路 以綜合財富衡量為例和基礎設施、如何旅行、如

13、何應對全球流行病、甚至如何飲食（Oreskes，2024）。知名經濟學家把中國的“雙碳”目標，即 2030 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稱為“對舊的發展敘事的變革，兼顧發展目的、發展內容和發展方式”（Zhu et al.，2023，第 1 頁）。世界各國領導人也逐漸認同，使用超越 GDP 的方法作為發展的主要衡量標準。聯合國秘書長明確表示，“全球決策只顧眼前利益，忽視了長期后果”（United Nations，日期不詳）。實現可持續發展需要“基于現狀的經濟分析，而不是過時的經濟發展觀念”。這意味著“我們必須糾正衡量進步和繁榮的一個重大誤區”。這就是為什么他呼吁“新的衡量標準，重視

14、多數人的生活和福祉，而非少數人的短期利益3”。七國集團領導人也認識到，僅靠國內生產總值“不足以衡量發展”4。專欄 1 中概述了 GDP 在這方面的缺陷。聯合國的十七項可持續發展目標和諸多具體目標和相關指標代表了超越 GDP、邁向綜合發展議程的廣泛共識，雖然較為寬泛5。實際上，可持續發展目標框架中的最后一個目標目標17.19明確呼吁各國政府“以現有倡議為基礎，制定可持續發展進展的衡量標準，以補充國內生產總值”6。如上所述，在通往 2030 年的路上，這一目標決不能成為事后諸葛亮之思。雖然可持續發展目標及其指標在政治上得到了認可，但僅靠它們還無法超越 GDP。原因之一就是數量太多。聯合國秘書長也指

15、出，衡量框架應更為簡潔，超越GDP意味著找到最多 10到20個指標。因此，需要將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指標縮減到更易于管理的規模，這種精簡頗具挑戰性?？沙掷m發展目標作為衡量框架所面臨的第二個挑戰是，這些目標在 2030 年后將面臨評估，且很可能被其他目標所取代。在衡量框架中，這種不穩定性恰是不可取的。缺乏穩定性7，編制標準所需的統計系統，以及根據標準采取行動所需的政治系統，就無法不斷調整和演變。這兩項挑戰意味著，可持續發展目標為超越 GDP 的衡量標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起點，它明確而鼓舞人心地關注社會福祉、尊重人類生命和地球、減少不平等，但這遠不是終點。3 United Nations.(n.d.).

16、Secretary-Generals report“Our common agenda”.https:/www.un.org/en/content/common-agenda-report/4例如：Global Affairs Canada.(2018).The Charlevoix G7 summit communique.G7 leaderscommunique of 20185 總共有十七項可持續發展目標和 248 項指標6詳見 United Nations.(2015).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17:Strengthen the means of im

17、plementation and revitalize 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https:/sdgs.un.org/goals/goal17#targets_and_indicators.7 請注意，穩定性并非停滯不前。衡量框架可以且必須隨時間而演變，但這種演變應該是平緩和可預測的，而政治決定下的框架都無法保證這兩點。8如果說對 GDP 的一種宗教式的狂熱（Nordhaus&Tobin，1973）是其作為發展衡量標準被濫用的原因之一，那 調整 而不是取代 GDP 只是給了追隨者加深信仰的理由，因此最好避免。此外，自

18、 Nordhaus 和 Tobin 最初的著作問世以來，沒有任何一種基于 GDP 的福利衡量標準獲得決策者的認同。9詳見 Agarwala et al.,2020;Arrow et al.,2012;Dasgupta,2001,2012,2014,and 2021;Dasgupta and Mler,2000;Hamilton and Clemens,1999;IISD,2016 and 2018;Kurniawan and Managi,2018;Managi and Kumar,2018;Polasky et al.,2015;SEI and CEEW,2022;Office for Na

19、tional Statistics,2022;UNUIHDP and UNEP,2012,2014;UNEP,2021;World Bank,2011 and 2018;Zenghelis et al.,2020a and 2020b.專欄 1-GDP 作為福利衡量標準專欄 1-GDP 作為福利衡量標準盡管 GDP 被廣泛用作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但其設計初衷并非如此。據編制 GDP 的國際標準國民經濟核算體系（European Community et al.,2009;第 12-13 頁），該體系“在設計時并未將福利作為首要考慮因素”，而且“期望經濟核算體系自然而然地成為完美的福利衡量標準是

20、不現實的”，尤其是因為“個體的福祉或福利狀況并非僅由經濟因素決定”。盡管如此，該體系承認，無論有意或無意，“GDP 經常被當作福利的衡量標準”。它列舉了幾個眾所周知的原因，來說明為什么 GDP 不適合作為衡量福利的標準。市場價格不能反映每一額外消費單位對不同群體的不同價值8；許多提高福利的商品和服務是在市場之外生產的，因此不包含在 GDP 中9；災害性事件會對福利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卻可能帶來 GDP 的增長；市場價格未能體現環境惡化對福利的消極影響；如前所述，許多福利來源與 GDP 衡量范圍內的生產和消費活動無關。（European Community et al.，2009；第 1 章，H

21、 節）。二、以何超越 GDP？盡管超越 GDP、采用新的發展衡量指標已逐漸成為共識，但究竟應采用哪些指標尚有爭議。在選擇時這些指標時需要謹慎考慮，因為 GDP 仍然受到決策者的青睞，變革很可能遭遇阻力。作為一種參考，GDP 有很多優點，它簡明扼要，用一個數字概括了大量信息；它穩健可靠，是幾十年理論和實踐發展的結晶；盡管存在很多缺點，它與決策者和公民所關心的問題息息相關，GDP所衡量的（人們口袋里的收入）很重要。因此，超越 GDP 并不意味著放棄 GDP，我們需要的是補充性指標，這些指標既能為碳約束時代可持續的政策決策提供基礎，又能與 GDP 的簡潔性、穩健性和實用性相匹配（Bizikova e

22、t al.,2022;Smith et al.,2022）。有觀點認為，只需對 GDP 進行修改，以彌補其不足。最早的此類提議之一是 Nordhaus 和 Tobin（1973）的“經濟福利量度”，它在 GDP 的基礎上進行了調整，考慮了家庭中的非市場生產、閑暇時間價值以及城市生活中造成福利減少的因素。后來的“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和“真實發展指標”都是以 Nordhaus 和 Tobin 的理論為基礎的（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20）。45中國超越 GDP 之路 以綜合財富衡量為例雖然改進 GDP 使其成為“更好”的衡量福利標準可能是一個好主意，但這種改革本

23、身并不夠10。即使以各種方式改進 GDP，它仍不足以作為衡量國家進步的核心指標。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如何衡量，未來福祉的決定因素總會超出 GDP 的范圍。正如劍橋大學經濟學家 Partha Dasgupta 爵士在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評論生物多樣性經濟學中所言，GDP 可能“在短期宏觀經濟分析和管理中不可或缺，【但】完全不適用于.識別可持續發展”（Dasgupta，2021，第 5 頁，著重部分由作者標明）。相反，“為了判斷【國家】所選擇的經濟發展道路是否可持續，【各國】需要采用一種經濟核算體系來記錄對其財富的包容性衡量”（Dasgupta，2021，第 5 頁，著重部分由作者標明）。最近，Das

24、gupta 和 Levin（2023）質疑“GDP 是如何以及為何成為衡量長期經濟表現的重要指標.【而】.我們應該研究的是國家財富，而非國家的 GDP”。(著重部分由作者標明）Dasgupta 和 Levin 呼吁“修訂經濟學語境”（2023，第 2 頁），經濟學應主要研究資產管理而非收入增長。從這個角度看，發展是一個管理國家財富的過程，以實現公民回報最大化，而不是一個國家收入最大化的過程。他們提出，經濟學的語境亟待改變，20 世紀 50 年代初以來，人們生活水平的前所未有的改善，是以生產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為基礎的，同時也以自然資本的前所未有的耗竭和惡化為代價。這很可能關系到地球和當今社會的

25、存亡，在以 GDP 作為評估進步的主要依據時卻被完全忽略了。越來越多的各領域專業人士9，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和世界銀行的專家，認同上述觀點。他們認為，決策者需要關注財富管理，以確保發展的可持續性。然而，這并不是簡單地按照傳統方法來衡量財富。他們堅信，除了衡量傳統的生產和金融資本，各國還應跟蹤其人力、自然和社會資本的發展狀況。這種廣泛的資產組合被稱為“包容性財富”或“綜合財富”，以反映它涵蓋了所有可能的資產類型（在此我們稱之為“綜合”財富，也可用“包容性”來描述）10。構成綜合財富組合的資產，如健康的生態系統、強大的社區、受過教育的公民、高效的建筑和穩健的金融資產，都是國家在今天和未來為其公民創造

26、福祉所必需的。穩健的國家財富組合是清潔的水和空氣、社會信任、高效的勞動力和充滿活力的金融部門等諸多福祉要素的基礎。由于綜合財富組合的資產壽命長，如果管理得當，它們還能為遙遠的未來創造福祉（Smith et al.，2022）。談到中國需要采用新的發展范式，Stern 等人（2020）和 Zhu 等人（2023）也指出了財富衡量的重要性，而不是（或僅僅只）關注 GDP。根據主流發展范式，生產只是勞動力和生產資本的函數，而環境和社會則無足輕重。這些作者認為，中國或任何國家在 21 世紀的發展范式，都不能如此狹隘，不能一味固守以 GDP 衡量的收入增長，因為這無法全面反映社會福祉的重要方面。相反，新

27、的發展范式必須考慮到各種類型資本的均衡積累，并認識到福祉是由它們的組合塑造的。盡管新范式承認所有形式的資本的重要性，但必須特別關注自然和社會資本，后者難以替代且容易突破不可逆的臨界點而崩潰。因此，確保環境質量和增強社會凝聚力應成為中國和所有國家的核心經濟目標。談及中國需要從略有不同的角度采納現代發展范式，Zhang（2023）認為，反映綜合財富組合中更廣泛資產的觀點，必須取代傳統增長范式中對消費者效用的構想。正如他所指出，新古典經濟學的目標函數是在假定的偏好條件下，通過消費市場提供的商品和服務實現效用最大化。消費任何市場外生產的商品或服務所獲得的效用，以及偏好改變的可能性都不在函數考慮范圍內。

28、他認為，經濟學未能解決環境和社會衰退的嚴重問題，部分原因就在于這一嚴重缺陷，為解決這一問題，他提出了一個新的目標函數。在這個新函數中，效用是來自所有商品和服務的消費，無論是市場內還是通過非市場（環境或社會）活動生產的。此外，假定消費者的偏好會隨著“收入、身份、知識、教育、文化、信仰、制度、政策等的變化而變化”（Zhang，2023，第 61 頁）。他還在其效用函數中引入了非市場商品和服務變量（見第 61 頁公式 9），將其視為非競爭性的總體產品，即所有用戶（包括企業和個人）均可同時消費。為了避免過度使用，需要對其使用進行約束，如 Zhang 提出的通過限制企業或個人來實施。Zhang 還指出，

29、財富最大化，甚至是綜合財富最大化，并不一定意味著福祉最大化（因為福祉是一個國家如何利用其財富的函數，而這一函數因國家而異）。因此，衡量綜合財富是落實他的現代發展范式構想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我們將在下文進一步討論這一點。10“包容性”和“綜合性”都是常用詞，兩者之間并無實質性差別。這兩個詞都涉及一種財富衡量方式，它反映了人類賴以投入各種經濟和社會活動的全部資產。盡管對所包括的內容仍存在一些分歧（例如，一些專家特別是 Dasgupta 教授（2021）認為社會資本更像是其他資本的促進因素，而另一些專家特別是 Stern 教授及其同事（2020）則認為社會資本本身就是一種資本），但這些討論與

30、使用“包容性”還是“綜合性”的標簽無關。同樣，關于衡量資本的最佳方法和數據仍存在爭論，但這些討論遠超越了使用何種標簽命名。11關于后者，他指出，政府可以建立“環境賬戶”，為個人設定配額，如果超出，則可從市場上購買更多配額來補充。這種設想只有在公民習慣于高度控制個人生活的國家才可能有效，比如中國。12本節及下一節多有借鑒 Smith 等（2022）的觀點。三、從收入到財富12作為超越 GDP 的一種手段，綜合財富有許多優勢。與 GDP 類似，它簡潔明了，只需幾個高級指標便足以衡量綜合財富；它也很穩健，以一個多世紀以來的理論和指導為基礎（專欄 2）；且如前所述，它與經濟、社會和環境等各方面的福祉密

31、切相關。雖然不是每個人都熟悉綜合財富這一概念，但大多數人可以直觀地理解其重要性。大家都明白，長遠來看，他們的福祉并不取決于今天賺了多少錢，而是將來的收入潛力。金錢不是幸福生活的唯一要素，與家人和鄰居互動、享受大自然以及在社區中的安全感也非常重要。盡管大家可能不會使用這些術語，但道理不言而喻，決定長期收入潛力的是他們的資產，包括貨幣和非貨幣資產，既包括個人資產（房屋和財產，銀行存款，技能，知識和經驗，與家人、朋友和整個社會的關系等），也包括與其他公民共享的資產，如健康的生態系統和高效的公共基礎設施。這些個人資產和共享資產共同構成了每個人的綜合財富組合，并決定了其長期福祉前景。要想安居樂業，就必須

32、維護個人財富組合，也就是“未雨綢繆”。67中國超越 GDP 之路 以綜合財富衡量為例四、衡量綜合財富五、衡量綜合財富的實踐經驗這自然引發思考：“要保持財富及其增長，究竟需要維護什么？”工廠、汽車、受過教育的工作者、樹木、湖泊、礦藏、公司股票、儲蓄債券以及積極參與、互信的公民？從某種意義上說有一定道理，但這并不是一個有效的方式。首先，逐一追蹤這些資產很棘手，更重要的是，它們相互之間缺乏可比性。就支持福祉而言，一家工廠與一公頃樹木相比如何？如果公民擁有更多的公司股份，但社區信任度卻下降了，如何判斷好壞？如果使用同一標準來衡量所有資產，測量和比較的問題將大幅減少。實際而言，這意味著使用貨幣價值，因為

33、不存在其他通用的衡量標準。理想情況下，所使用的貨幣價值應基于資產的所謂“影子價格”13，盡管這更像是理論上的價格，而不具備現實意義。實際操作中，資產估值通常采用市場價格，如無市場價格，則采用反映市場價格的模型估算。貨幣估值允許只用少數幾個指標來衡量大部分綜合財富組合。當然，并非綜合財富組合的所有要素都可以或應該進行估值，特別是社會資本，至少目前最好使用非貨幣指標來衡量14。自然資本要素也是如此，如某些生態系統服務，目前尚無已知的替代品。對國家而言也是如此，國家財富組合決定著國家及其公民的長期福祉前景。一個國家的綜合財富組合，包括公民和企業的個人財富組合以及集體所有的公共資產，如生態系統和自然資

34、源、道路和其他基礎設施及機構。與個人的一樣，國家財富組合必須不斷維護，社會福祉才能延續。否則，一個國家的生產基礎被削弱，靠吃老本度日，而不是為未來建設，這正是不可持續的本質。專欄 2-衡量綜合財富的國際準則專欄 2-衡量綜合財富的國際準則國際統計指南已經規定了衡量許多資本的標準方法。生產和金融資本存量一直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的一部分，如今許多國家都對其進行了核算。自然資本也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和/或其配套框架環境經濟核算體系的一部分，而且對其的計量也日益完善。人力資本尚未納入官方統計指南，但研究文獻中已多有論述。社會資本在國際指南中尚未覆蓋，但已有許多高質量的研究，便于編制官方標準。例如

35、，統計部門一直在收集社會資本各方面的數據，包括社會信任、志愿服務、投票率和公民參與的其它方面。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環境署在衡量綜合財富方面都有豐富的經驗。21 世紀初以來，世界銀行定期在其“國家財富”系列發布相關的全球報告，2012 年以來，環境署已發布了三份相關的全球報告。這兩個機構都將持續開展這項工作，并將綜合財富指標納入其國家合作中。15 詳見 World Bank(2006,2011,2018,2021 and 2024 即將發表 )16詳見 UNU-IHDP and UNEP(2012 and 2014);Managi and Kumar(2018);UNEP,202317IISD 直接

36、使用加拿大國家統計機構加拿大統計局發布的數據分析，因此，根據當前的理論、方法和數據，這些研究結果是相對可靠的。18 人力資本不僅是加拿大最重要的資產，也是每個國家最重要的資產。19 按環境署的習慣，Fan 等人在報告中將其稱為“包容性財富”。13影子價格（有時也稱為“會計”價格）是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額外單位的資產對跨代福祉的貢獻值。雖然影子價格不易觀測，但在某些情況下可以用市場價格來近似估算。也可以使用模型來估算，但這非常具有挑戰性。然而，這都不是不編制綜合財富衡量標準的借口。正如 Dasgupta 和 Levin（2023）所說，雖然“認為可以估算（甚至是近似估算）所有資本存量的

37、【影子價格】是完全錯誤的”，但這并不能否認“【包容性】財富和代際福祉概念在經濟推理中的核心地位”（第 3 頁）。14 值得注意的是，有關社會資本估值的研究正在進行，可參考如 Hamilton 等人(2016)的研究。雖然目前暫時沒有國家編制官方的綜合財富指標，但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衡量綜合財富方面都有豐富的經驗。21 世紀初以來，世界銀行定期在其“國家財富”系列下發布相關的全球報告15。2012 年以來，環境署發布了四份有關“包容性財富”的全球報告16，包括一份巴基斯坦的專題報告（UNEP，2021）。雖然世界銀行和環境署在衡量綜合財富的范圍、方法和數據方面有許多共同點，但也存在差異。

38、中國的領導力有助于推動這兩家機構復審并調整其方法，以達成一個全球通用的方法。最終，這種方法應由聯合國統計委員會制定，并作為全球統計標準。近十年來，國際可持續發展研究院（IISD）在促進衡量綜合財富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IISD，日期不詳），這一努力始于兩份關于加拿大綜合財富的報告（IISD，2016；IISD，2018），報告里所描繪的加拿大發展圖景與 GDP 所提供的大相徑庭。雖然以 GDP 作為衡量發展的主要標準，加拿大取得了一定進步，但綜合財富分析表明，這種進步的基礎并不穩固。根據 IISD 的數據17，1980 年到 2015 年間，加拿大最重要的資本人力資本18的人均值停滯不前，自然資

39、本不斷減少，生產資本過度集中于化石燃料開采和房屋住宅，金融資本過于依賴外國資產的持有收益?；谶@兩項研究中學到的經驗，IISD 最近挑戰在統計體系相對不完善的國家衡量綜合財富。2020 至 2024 年間，IISD 與埃塞俄比亞、印度尼西亞、以及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研究人員和專家合作，為這些國家編制綜合財富估算。該項目的一個主要目的，是探索在統計資源有限的國家，是否可以主要利用來自國內的數據，按照類似于世界銀行國家財富報告所使用的方法和時間框架，估算綜合財富。中國的綜合財富是兩項研究的主題，一項是國家或省一級的研究（Fan et al.,2022），另一項側重于城市（Cheng et al.,2

40、022），這兩項研究都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其全球報告中制定的方法為出發點。Fan 等人的報告顯示，2000 年到 2016 年間，人均綜合財富率19的年均增長率為 2.3%，大幅因此，一個完整的財富衡量體系包括可估價資產的貨幣指標（占大多數）以及少數與社會和自然資本相關的非貨幣指標，這將是一個簡潔而有力的決策工具。如果中國和其他國家地區的決策者，除了關注 GDP 和一些實現財富積累到社會福祉轉化的指標（見專欄 3）外，還關注這一套小型指標，那么與當今把 GDP 增長奉為圭臬的方法相比，這將帶來更為可持續的政策成果。89中國超越 GDP 之路 以綜合財富衡量為例低于同期人均 GDP 的增長率（8

41、.9%）。性別不平等和自然資本的減少阻礙了綜合財富的增長。各省的結果差異很大，最落后的省份（青海）的綜合財富僅為最發達的省份（廣東）的 1/18。在 30 個省份中，內蒙古的平均 GDP 增長率最高（15%），但其綜合財富增長率僅為 1.6%。從城市來看中國的綜合財富，Cheng 等人（2022）報告指出，中國東部城市的綜合財富水平較高，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這主要得益于其大量高技能水平的人力資本。相比之下，西部和北部城市擁有的是大量低技能人力資本、低水平生產資本和不斷減少的自然資本。為證明綜合財富核算作為建模工具的價值，Cheng 等人預測了至 2030 年的綜合財富水平，并據此提出北方城

42、市必須擺脫對其財富來源化石能源資產的依賴。Fan 等人和 Cheng 等人的研究結果顯示，用綜合財富或是 GDP，描繪出的一個國家的畫像相差甚遠。據研究結果，中國目前的發展模式面臨各種挑戰，可能難以為繼，如收入增長速度遠超支撐收入增長的資本基礎，地區差距懸殊，自然資本不斷減少等。這些研究表明，盡可能細致地進行全面的財富估算十分必要，按地區、資產、家庭類型和行業進行的分布分析，對充分理解綜合財富及其趨勢都至關重要。正如 GDP 一樣，總值會掩蓋群體間的重要差異，讓決策者忽視不平等的情況。當今時代，“窮”對“富”的不滿會加劇兩極分化，解決財富分配差距問題刻不容緩。六、政策建議推動超越 GDP 的發

43、展，領導力不可或缺。Zhu 等人（2023）認為，中國的雙碳承諾隱含著“加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決策（第 2 頁），那么，中國完全有能力在這一跨時代的變革中發揮領導作用。要扮演好這一角色，在此建議國合會從 2025 年開始啟動一項專項政策研究，以便：促使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中國政府的其他中央機構參與討論超越 GDP 的重要性，以及在五年計劃中使用綜合財富作為工具的價值，并為中國領導層尋求機會，促進綜合財富作為超越 GDP 的一種方式，并參與地區和全球綜合財富的持續發展。編制一個以綜合財富為基礎的中國超越 GDP 的概念框架，并考慮該框架如何與中國現有的衡量福祉相關的努力相協調，包括

44、綠色 GDP、生態生產總值和其他重要指標。為中國某一地區（如鄂爾多斯市）或某一國有企業編制試點綜合財富數據，重點關注可利用現有數據來衡量的綜合財富組合要素。從長遠來看，中國政府應促成有關綜合財富及其在超越 GDP 方面所能發揮的作用的討論，讓其決策者及其他國家的決策者參與進來。這種討論應符合國家和地區的具體情況。雖然用綜合財富來衡量發展的基本觀點大致相同，社會背景卻因國家和地區而異，應在決策高層進行充分討論。在這些討論中應強調，綜合財富指標的目的是補充而非取代 GDP。而且，衡量財富是創造可持續福祉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Zhang,2023;Zhu et al.,2023）。目標是豐富決

45、策者的工具箱，不僅包括全面的財富指標，還要有如專欄 3 所述的其他福祉指標。這種增強型工具箱將確保決策者不僅在短期內，而且長期來看都毫不動搖地聚焦于創造福祉，及福祉的各個方面，而不僅僅是經濟因素。其次，中國應資助國家統計局進行必要的研究和數據開發，以衡量國家的綜合財富組合。綜合財富指標應與 GDP 數據一同發布。先進的國家統計局，如中國的國家統計局，只要有充足的資金并齊心協力，預計能在兩年內做出有價值的估算。這些估算將揭示在哪些方面投資創造財富最能提高福祉的可持續性，這有助于中國進一步積累人力資本，以及遏制自然資本的退化。最后，中國應致力于將綜合財富指標整合到決策過程中，例如，將財富的衡量和管

46、理作為五年規劃的核心部分。這也意味著確保對公務人員的激勵與財富最大化相一致，而非收入最大化。決策鏈的各個環節都要共同努力，以確保全面的財富指標處于核心位置。政策分析人員應制定整合財富指標的新的分析工具，高級官員須抵制強調 GDP 和短期思維的本能。上述步驟有可能在成功進行專項政策研究（兩年內）迅速得到實施，這些措施將植根于合理可1011中國超越 GDP 之路 以綜合財富衡量為例專欄 3-衡量綜合財富是實現可持續福祉的必要但不充分條件專欄 3-衡量綜合財富是實現可持續福祉的必要但不充分條件不衡量綜合財富，就無法評估可持續福祉的進展情況，因為綜合財富所包含的資產是長期福祉的基礎。因此，綜合財富是任

47、何超越 GDP 的衡量框架的必要組成部分，但這尚不充分。僅僅知道綜合財富組合的規模是不夠的，還應了解當今各國能否順暢地將財富積累轉化為社會福祉。這種轉化體現在市場內外的生產活動中，利用綜合財富組合生產商品和服務。GDP 已經反映了市場內生產的商品和服務所帶來的收益，這就是為什么 GDP 對于衡量發展依然重要。GDP 未能反映的是市場外商品和服務的效益，包括許多自然資本提供的福利（如清潔的水和空氣），以及社會資本提供的（如社區安全和互信）。因此，一個完整的發展衡量框架將包括綜合財富指標、GDP 以及其他一些側重于市場外產生的福利的指標。此處的目的并不是闡述這些其他指標（盡管我們承認中國通過衡量綠

48、色 GDP 和綠色生態產品，已經在這方面已經做出了有益的行動），而是強調它們作為超越 GDP 的一部分的必要性。與綜合財富指標一樣，這些附加指標也必須簡明、穩健和實用，才能為決策者所接受?？康睦碚?，并得到國際統計指導的有力支持。最重要的是，它們將確保當今的短期偏見被更加平衡的視角所取代，而這種視角將始終關注長遠來看最為重要的問題全球所有公民的可持續福祉。參考文獻Agarwala,M.,Cinamon Nair,Y.,Cordonier Segger,M.C.,Coyle,D.,Felici,M.,Goodair,B.,Leam,R.,Lu,S.,Manley,A.,Wdowin,J.,Z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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