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ICED：2023年溫室氣體排放和碳封存監測創新技術前期研究報告（15頁）.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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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 前期前期研究報告研究報告 溫室氣體排放和碳封存監測創新技術溫室氣體排放和碳封存監測創新技術 2 前期研究前期研究項目組成員項目組成員 組長組長 魏仲加 國合會外方首席顧問 附件附件撰寫撰寫專家（專家（A-Z）Gabrielle Dreyfus 全球可持續發展研究所（IGSD）首席科學家 Richard(“Tad”)Ferris 全球可持續發展研究所高級顧問 研討會研討會參會嘉賓與參會嘉賓與專家顧問專家顧問(A-Z)Christian Mielke 德國聯邦環境署 范丹婷 克萊恩斯歐洲環保協會（ClientEarth）氣候與金融律師

2、 Dimitri de Boer 國合會特邀顧問，克萊恩斯歐洲環保協會亞洲區域項目主任 Dominic Waughray 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WBCSD）執行副總裁 Huw Slater 克萊恩斯歐洲環保協會能源與氣候專員 綦玖竑 北京綠色交易所總經理助理 馬軍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主任 卓俊玲 中國生態環境部環境工程評估中心高級工程師 Knut H.Alfsen 國合會特邀顧問,奧斯陸國際氣候與環境研究中心（CICERO）高級研究員 劉侃 中國生態環境部原國合會秘書處副處長 孫康 中國生態環境部中國環境監測總站溫室氣體監測項目經理 李麗平 中國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減污

3、降碳協同研究部主任 段茂盛 清華大學中國碳市場研究中心(CCMC)主任 Michael Zimonyi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基金會政策與對外事務主任 Tara Sharma 加拿大公園管理局（Parks Canada）生態系統碳科學家 李偉 清華大學地球系統科學系副教授 趙小鷺 美國環保協會北京代表處全球氣候總監 冉澤 美國環保協會北京代表處創新及商業伙伴關系代理總監 秘書處協調員秘書處協調員(A-Z)唐華清 中國生態環境部國合會秘書處世界環境研究室副室主任 王美真 國際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國合會國際支持辦公室政策研究員 *本前期研究項目組組長、成員以其個人身份參加研究工作，不代表其所在單位，亦不代表

4、國合會觀點。3 執行摘要執行摘要 黨的二十大指出了完善“碳排放統計核算制度”的重要性，國家綠色轉型和氣候計劃同樣強調需要完善“地方、行業、企業、產品的碳排放核查、核算和報告標準，建立統一規范的碳核算體系”1。近年來，為了在溫室氣體監測和報告工作中做到有據可依，對于不同類型的高質量氣候數據的需求呈急劇上升的態勢，從各部門的強制性溫室氣體報告數據，到合規性和自愿碳封存數據，再到衡量二氧化碳移除(CDR)的數據。氣候數據的使用也已成為近期綠色金融領域氣候風險披露以及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標準的重要特征。與這種需求的增長相呼應的是提供氣候信息的方式方法的推陳出新。例如：針對二氧化碳、甲烷和其他

5、溫室氣體的連續排放監測系統(CEMS)正在快速發展，對源自 IPCC 的排放因子、現場測量和自我報告等成熟溫室氣體監測手段形成有效補充，新興的人工智能（AI）應用則為這些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監測手段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溫室氣體的監測和報告已有一套完善的國際標準，特別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之下的標準。預計 UNFCCC 即將推出的強化透明度框架和全球盤點將會提升對于高質量溫室氣體監測、報告和核查(MRV)體系的關注度。本研究探討了四個課題：(1)基于中國的部門報告標準，用于強制性碳市場的溫室氣體數據監測和報告；(2)與碳封存測量相關的方法和實踐；(3)金融部門當前和新興氣候風險披

6、露的測量和衡量標準；(4)創新的新監測方式。本文首先討論數據質量的特征。鑒于國內外氣候數據 MRV 體系日新月異，強制性和自愿性交易體系也在不斷變化，所以本前期研究建議，國合會應定期回顧不斷變化的溫室氣體監測和報告的最佳實踐和標準。本研究注意到，氣候數據的產生方式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和創新。其發展一日千里，應得到大力提倡。但與此同時，過快地從熟悉的既定實踐轉向新的體系，也存在一定風險。例如：新的二氧化碳連續監測手段和自上而下平臺的使用仍處于相對早期階段，尚需要若干年的時間才能確定其可靠性和準確性水平，并對照基準質量保證(QA)標準給出測量值的不確定性范圍。因此，本研究建議制定一項過渡計劃，期間仍

7、然保留當前自下而上的自我報告體系，與連續監測系統和其他自上而下的系統互為補充,并建議使用混合監控體系來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在最近的五部門 CEMS 試點的基礎上，應啟動一個結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體系的多部門試點計劃，并測試 1 至 2 年。這樣一個結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多部門綜合試點的目標是提高數據的效率和準確性，支持國家級碳市場的良好運作。1 近期由朱民和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等共同撰寫的一份中國碳中和政策框架高級別報告指出：“有效實現碳中和的一個重要先決條件是，有一個能夠高效支持碳中和政策設計并跟蹤其實施的統計核算制度?！? 同時，其他高排放的經濟部門應盡快納入全

8、國碳市場，并依照現有方法進行數據監測和報告。本研究指出了目前在甲烷排放領域，銜接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監測的最佳實踐，并建議甲烷氣體監測中獲得的經驗教訓應為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監測方法提供參考，包括其他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本研究探討了一些正在不斷進化中的碳封存監測報告體系。目前，中國的碳排放交易體系允許通過碳抵消來補償最高達 5%的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鑒于碳封存評估中固有的復雜性，本研究建議根據 IPCC 和相關方法以及其他國際標準和實踐來定期更新碳抵消方法，例如可參考正在實施中的巴黎協定第 6 條下的規則。本研究建議，記錄和更新國內外可信的碳抵消項目一級監測報告的案例，通過實例描述不同生態自然 C

9、DR 系統（如森林、濕地、草原等）的碳封存特征，以及新興的 CCUS 人為設計的實踐。本研究還建議中國的碳抵消測量和衡量標準與國際最佳實踐保持一致，實現互操作性。在綠色金融領域，本研究建議，國內不斷發展中的氣候風險披露和報告標準應與其他國家和地區推薦的可比氣候數據測量和衡量標準保持一致，也要與新的國際可持續發展標準委員會（ISSB）的標準相接軌。5 目錄目錄 前期研究前期研究項目組成員項目組成員 .2 2 執行摘要執行摘要 .3 3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數據質量數據質量 .6 6 第第二二部分部分：碳封存碳封存 .1111 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氣候風險披露數據氣候風險披露數據 .1313 第四部分

10、第四部分：連續溫室氣體監測系統連續溫室氣體監測系統 .1414 6 第一部分：數據質量第一部分：數據質量 準確、及時、權威的數據對于氣候變化政策的實施至關重要。隨著各國朝著 2030 年、2050 或 2060 年溫室氣體減排目標邁進，氣候數據將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用于跟蹤政策實施進展情況，并將減排成果與具體措施相關聯，以確定是否使用了正確的工具。官方的國家級氣候數據的標準基準仍然是國家清單報告（NIR），其目標是跟蹤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狀況,并通過 UNFCCC 進行報告。標準的 NIR 方法仍然是 IPCC 采用的方法，所以大多數國家一級的脫碳計劃也都源自 IPCC 的方法，特別是在監測整體經

11、濟層面的排放以及能源、交通、工業和建筑等經濟部門的排放方面。幾乎所有凈零排放框架都是圍繞部門監測而構建的，而越來越多的脫碳計劃已更新以擴大部門覆蓋范圍，如將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變化和林業(LULUCF)納入其中。國家級溫室氣體監測報告體系的共同特點是它們均以提供高質量數據為目標。例如，中國生態環境部通過各類意見和指南，指出了“準確、權威”的氣候數據的重要性。高質量數據最常見的定義來自國家統計機構，這些機構提供每周、每月、季度和年度經濟統計數據，并且如下文所述，也越來越多地發布氣候數據。聯合國將高質量數據定義為(1)與用戶的需求相關；(2)及時；(3)準確可靠；(4)方便獲??；(5)透明易懂；(6

12、)連貫可比2。這六個屬性的核心是準確性。準確數據的定義是如實反映實際情況的測量、衡量或估算的信息，在氣候政策領域，這個實際情況指的就是溫室氣體排放3。由于統計數據很少能始終做到 100%準確，因此數據提供者會披露其數據準確性的置信水平。就國家統計而言，95%的準確性置信水平是一般基準，有些統計數據的準確率可達到 99%。統計機構會定期審查其標準誤差，包括變異系數(CV)。雖然準確性是數據系統最重要的特征，但六大數據原則應作為一個整體看待。例如，準確但無法獲取、不相關或不及時的數據均達不到數據質量的最低要求。巴黎協定下有許多國家目標重點關注的是中期目標和 2030 年目標，在此背景下，數據的及時

13、性就變得更加重要。好的數據好的數據成本幾何成本幾何？價值又幾何價值又幾何？優質數據的生產成本很高，對于政府而言如此，對需要披露數據的公司而言亦是如此，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體會到這一點。在本研究中專家指出，將準確度從 95%提高到 99%，可能會使數據成本急劇上升。2 摘自 2019 年聯合國官方統計報告質量保證框架手冊。在通過 手冊后，聯合國統計委員會開發了用于質量保證和質量控制(QAQC)的在線工具，包括在線學習工具，以幫助各機構確定合規、部分合規、不合規或未經測試的數據。3 在描述高質量數據的術語中，與準確性相關的有“可信度、真實性或一致性”的定義，以及在估算數據中披露可接受的誤差幅度和披露

14、不確定性。7 與此同時，對高質量氣候數據的投資也能帶來豐厚的回報。實時、準確的數據可以指出哪些部門或措施表現不佳，需要加強、調整或更換。高質量數據對于實現具有成本效益的氣候措施（例如中國的碳排放交易體系）尤為重要。只有靠準確的數據才能讓市場高效配置市場化舉措，進而通過競爭激發創新。幾十年來，公共氣候數據的主要來源一直是國家環境機構，如瑞典環境保護局和加拿大環境與氣候變化局，每個機構都有自己的 QA 標準以確保數據質量。歐洲環境署(EEA)報告稱，其 QA 理念是提高排放量的“真實值與用以表示這些值的數據之間的一致程度”4。近來，一些國家統計機構開始發布自己的氣候統計數據，其頻次通常比國家清單報

15、告更高，這是值得歡迎的。例如，芬蘭統計局、歐盟統計局以及土耳其、荷蘭、挪威和其他國家的統計局都在更加頻繁地發布定期的溫室氣體排放數據。此外，英國、蘇格蘭、法國、歐盟、瑞典等國的脫碳計劃中還報告了一套全新的凈零實施指標。英國于 2022 年 3 月推出了首個氣候政策儀表板，就是氣候指標創新的一個實例。中國采取了重要步驟，以創建一套連貫、準確的國家碳統計數據。2022 年 4 月，國家統計局會同生態環境部、國家發改委印發了加快建立統一規范的碳排放統計核算體系實施方案。方案明確了四項重點任務和五項保障措施，支持中國實現其 30/60 氣候目標。重點任務：1.建立國家和地方碳排放統計核算制度；2.完善

16、現行部門和企業層面的碳排放核算機制；3.建立健全重點產品碳排放核算方法；4.完善國家溫室氣體清單編制機制。保障措施：1.打好統計基礎；2.建立排放因子數據庫；3.應用先進技術；4.開展方法論研究；5.完善配套政策。國家發改委應結合方案的實施情況和不斷出現的國際實例，考慮發布季度氣候數據報告。這種定期報告有助于公眾更廣泛地了解溫室氣體排放趨勢，就像常規 GDP、就業或貿易差額的統計數據一樣得到公眾的廣泛接受。4 European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Programme(EMEP);EEA Guidebook,2016.歐洲監測和評估計劃（EMEP）；歐洲環境署指導

17、手冊，2016 年。8 部門排放數據：部門排放數據：中國國家氣候數據系統于 2013 年啟動，監測各經濟部門溫室氣體排放，其覆蓋范圍逐步擴大到發電、電網、鋼鐵、化工、石化、鋁、鎂、玻璃、水泥、造紙及紙漿、民航等行業。近期發布的報告標準還涵蓋了采礦、公共建筑、食品飲料業、道路運輸等行業。與其他的國家監測系統一樣，中國的氣候數據體系基于企業在公司和設施層面的自我報告。生態環境部在發布 QA 指南、檢查數據誤報或欺詐、開展現場檢查、提供培訓模塊等步驟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公司和設施層面的報告是通過省級生態環境主管部門進行的。數據上報至全國排污許可證管理信息平臺，其中除了空氣和其他污染物外，還包括溫室氣體

18、排放數據。美國環保協會（EDF）中國代表處最近的一份報告有助于了解中國的氣候數據分部門報告系統的演變，并提供了其他國家地區的例子，例如美國聯邦一級的環境保護局和以加利福尼亞州為首的次聯邦一級體系。與其他基于污染物排放和轉移登記（PRTR）方法、自下而上的自我報告體系一樣，數據準確性的差異或異常應由企業直接報告，或通過企業聘請的第三方咨詢公司計算后報告。生態環境部的一份公告（生態環境部 2022 年 03 月 14 日）指出，“準確可靠的數據是碳排放交易市場有效規范運行的生命線”，并通報了少報虛報的情況。生態環境部警告稱，將采取進一步措施“嚴厲打擊發電行業企業碳排放數據造假行為”。2021 年，

19、生態環境部成立了 31 個工作組，開展專項督導協助，提高氣候數據報告質量。工作內容包括審計、對第三方核查咨詢企業少報情況提出警告、抽查、額外的數據質量保障措施、能力建設和技術培訓等。去年，溫室氣體的部門監測和報告工作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可能會帶來根本性的變化。2021 年，生態環境部啟動了一項新的試點，測試溫室氣體連續監測系統的有效性。該試點涉及五個行業：火電、鋼鐵、石油天然氣、煤炭開采和廢棄物處理，通過連續排放監測系統(CEMS)監測二氧化碳排放量，并監測顆粒物、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等標準空氣污染物。顧名思義，CEMS 系統的主要特點是提供實時（通常是每小時）空氣污染排放信息。這些測量是在設施

20、和煙囪層面進行的。在將經驗數據與排放因子和其他信息結合使用時，CEMS 似乎提高了排放因子估算值的時空分辨率5。生態環境部的 CEMS 試點測試近乎連續的二氧化碳設施級溫室氣體監測系統，該項目第一階段試點按計劃于 2023 年結束。根據其結果，轉向新的、煙囪層面的連續監測系統 5 CEMS 已在中國等國家使用了多年。例如，美國環保署（EPA）使用監測酸雨和更廣泛標準的空氣污染物的系統來重點監測燃煤發電廠等大型排放源，該 EPA CEMS 系統已更新以納入二氧化碳監測。這是在早期二氧化碳監測的基礎上的升級，早期此類監測用于根據排放因子或歷史趨勢來驗證特定設施的氮氧化物和硫氧化物排放值是否準確。（

21、這種使用二氧化碳排放來幫助確定氮氧化物和硫氧化物排放質量的做法早于 EPA 對大型排放源的溫室氣體清單自我報告要求；較小的燃燒源則繼續依賴于能源和燃料使用等平均排放因子。）9 之后，有可能提高許多關鍵行業主要工業點源的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的質量。提供準確和及時的氣候數據將會是一項重大的改進。CEMS 試點旨在監測二氧化碳排放，在此基礎之上，也應加強對其他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的關注。甲烷是一種特別強效的溫室氣體，也是許多創新監測和報告舉措的重點，下文會簡要介紹這些舉措，更深入的研究可以參見本研究的附件中，IGSD 的專家 Gabrielle Dreyfus 博士和 Tad Ferris 撰寫的內容

22、?；剂霞淄榈呐欧呕剂霞淄榈呐欧牛簢H能源署(IEA)指出，甲烷(CH4)是一種特別強效的溫室氣體，迄今為止 30%的全球變暖應歸因于甲烷。由于甲烷是一種存在時間相對短暫的溫室氣體，因此其減排對于短期內減緩變暖至關重要。在全球范圍內，石油和天然氣行業在甲烷排放中所占比例最大；而在中國，煤炭開采占了大頭。準確測量甲烷是中國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自下而上的清單是監測油氣行業甲烷排放的主要工具。在最基本的層面（IPCC 層級1）。見表 4（引自附件）。計算時將行業平均排放因子乘以設施或活動數量（例如氣動閥的數量），以估算一個或多個設施的排放量，一直匯總到全國范圍。清潔空氣工作組（Clean Ai

23、r Task Force）開發的國家甲烷減排工具(CoMAT)等多種工具允許政府根據多個參數（包括鉆井數、壓氣站數、管道長度及其他基礎設施和運營信息）建立清單并估算甲烷排放量6。自下而上的清單提供了潛在排放源的重要信息，對于規劃減排方法至關重要。但是這種方法也存在一個較大的問題，就是這種自下而上的方法所依賴的排放因子是基于正常運行的設備和組件制定的。經過與大氣測量值相比對，發現這些基于清單的方法系統性地低估了排放量。表 4.清單方法（以 IPCC 層級為例）大氣監測方法將大氣濃度（大氣中甲烷的摩爾分數）的測量與傳輸和擴散模型相結合，后者使用來自氣象的數據輸入將檢測到的濃度轉換為排放量。這些模型

24、依賴于對排放源來 6 清潔空氣工作組，國家甲烷減排工具（末次訪問時間 2023 年 6 月 16 日）。2006年IPCC指南采用了分層級的方法來估算溫室氣體排放量：層級層級 1 1 將活動數據乘以默認的單位活動排放量的排放因子。層級層級 2 2 通常將特定國家的排放因子應用于國家或地區活動數據。層級層級3 3級方法將涉及的活動數據進一步細化（如設施層面數據），并使用直接測量或其他等效的國別方法。2006年IPCC指南及其2019 年細化報告給出了默認排放因子，并提供了補充方法的指導。10 源的初始輸入假設（先驗假設），在有詳細的設施和活動數據的情況下，能提供最準確的結果。甲烷排放技術評估中心

25、(METEC)和道達爾異常檢測倡議(TADI)等專門測試機構正在推動泄漏檢測和甲烷排放量化的國際標準的制定7，這些是測試和驗證測量技術和方法的重要資源。參見圖 1（引自附件）。圖 1.甲烷檢測技術提供一系列時空尺度信息 以遙感、衛星監測平臺引導的新一代自上而下系統的出現，給自下而上監測系統提供了有力補充。例如，聯合國環境署（UNEP）的國際甲烷排放觀測站（IMEO）舉措標志著重要的一步，不僅有助于提高甲烷監測和報告的準確性，而且能提高各國報告的互操作性。此外，美國環保協會（EDF）的 MethaneSat 等衛星平臺提供開放的甲烷數據。中國 2022-2023 年溫室氣體監測試點包括改進油氣行

26、業甲烷監測的方法，特別是結合地面和遙感監測來評估逸散性排放（泄漏、火炬燃燒和異常操作）。鑒于甲烷排放監測帶來的獨有挑戰，該試點的結果和建議將非常重要。建議建議：持續跟蹤二氧化碳的手段有機會以創新方式改變當前的 MRV 體系。與此同時，需要數年時間才能確定新系統的準確度、整體優勢以及缺點和局限性。因此，應持續實施過渡計劃，逐漸確定角色、職責和明確的程序。過渡期也是設計系統冗余的好時機，同時 7 US Department of Energy(4 April 2023)Joint Statement by the U.S.and EU following the 10th U.S.-EU Ener

27、gy Council.美國能源部（2023 年 4 月 4 日），美國-歐盟第 10 次能源理事會后聯合聲明。11 有利于質量保證。建議開展試點項目，在當前自我報告系統的基礎上，結合使用新的 CEMS 系統及自上而下系統，測試各體系之間的相互作用。生態環境部甲烷監測試系統的試點成果將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監測的更廣泛應用提供寶貴的經驗教訓。中國還應考慮深化與聯合國環境署的 IMEO 和氣候與清潔空氣聯盟（CCAC）的伙伴關系，以應對其他強效的短期氣候污染物。第第二二部分：碳封存部分：碳封存 科學家們早已注意到碳封存市場對于實現脫碳和雙控目標的重大貢獻。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公司制定凈零計劃

28、，人們對碳抵消的興趣急劇增加。例如，從 2020 年到 2022 年，自愿碳市場規模增長了約 60%，達到 20 億美元。據彭博社估計，到 2037 年，碳抵消市場規?？赡苓_到 1 萬億美元8。碳封存通常分為兩類：來自森林、濕地、草原和海洋的生態系統性或自然性封存，以及“技術性”或經人工設計的解決方案，例如碳移除技術。（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術雖然不移除碳，但旨在避免本可能會發生的溫室氣體排放）。絕大多數公共和私營碳封存項目都涉及基于自然的氣候解決方案。牛津大學 2023 年的一份報告得出結論，“幾乎所有”CDR（99.9%）都采用以植樹造林和再造林為主導的自然方法?！比缟纤?，市場和政府正在增

29、加對碳封存的投資。需求增加的部分原因是大規模造林這類大項目對碳封存的效果存在夸大宣傳。例如，2019 年科學雜志上一篇被廣泛引用的文章聲稱，植樹造林是當前應對氣候變化最有效的措施，隨后“萬億樹木計劃”就獲得了關注和投資9。隨后在科學和實施層面的工作中，發現從碳封存項目中獲取可替代碳信用額時，存在重大挑戰。最主要的問題就是監測和報告。IPCC 發布了許多更詳細的方法來測量碳封存，數以千計的公司隨之相繼成立，為政府和企業提供服務。8 IPCC 對 CDR 的定義很有幫助：“CDR 是指從大氣中移除二氧化碳并將其持久儲存在地質、陸地或海洋儲層或產品中的人類活動。它包括經人為增強的生物、地球化學或化學

30、二氧化碳匯，但不包括非人類活動直接引起的自然二氧化碳吸收過程。由于二氧化碳施肥效應或人類活動的其他間接影響而導致的土地碳匯強度增加不視為 CDR（參見術語表）。用于化石燃料使用所產生的二氧化碳的碳捕集與封存(CCS)和碳捕集與利用(CCU)不是 CDR 方法，因為它們不會從大氣中移除二氧化碳。然而，如果二氧化碳從大氣中以生物質形式間接捕獲或從環境空氣中直接捕獲，并持久儲存在地質儲層或產品中，則 CCS 和 CCU 可以視作 CDR 方法的一部分（見第 11.3.6 和 12.3 節）”9 在受到批評后，該文作者們發布了一份更正申明，稱其過分夸大了森林解決氣候問題的作用。12 人們早就注意到，監

31、測和報告 LULUCF 的方法相當復雜。在估算碳封存時，要將多種生態系統的封存率隨時間推移與平均基線進行比較，測量是個難題；不同生態系統和地區的碳儲量和封存率存在差異；估算地上碳儲量需要有現有森林和其他生態系統的涵蓋范圍和健康狀況的數據，以及其他因素（例如死亡和腐爛的有機物）涵蓋范圍的數據；估算地下碳儲量更為復雜，需要進行成本高昂且具侵入性的現場測試。其他挑戰還有估算由于土地利用變化、野火、洪水和其他影響而造成的碳抵消重大變化的持續時間或持久性10。（例如在近期對加拿大國家公園系統碳儲量進行的國家評估中，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追蹤了由于野火、入侵物種和其他事件造成的碳匯平均下降。）IPCC 指出，“

32、制定 CDR 政策需要考慮特定方法的二氧化碳封存時間尺度，以及 MRV 和核算方面的挑戰、潛在的協同效益、不良的副作用、與適應的相互作用以及與可持續發展目標（SDG）的權衡?！眹蠒谝豁椈谧匀坏慕鉀Q方案價值評估專題政策研究中，探討了確保碳封存工作協同效益的重要性?？紤]到這些問題和其他復雜性，也就能理解為什么長期以來，對碳封存項目中獲得的碳信用額一直存在批評的聲音。例如，2016 年一份關于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所發放信用額的報告得出的結論是，有 85%的信用額真正實現抵消的“可能性很低”。11 已有一些措施旨在提高碳抵消項目和市場的效力。在多邊層面，已有積極的步驟來定義和對標高質量碳封存項目，

33、并特別關注其與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的相關性。2022 年 5 月，聯合國環境大會（UNEA）上各國政府首次通過了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的通用定義和標準（基于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的黃金標準）。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第二十七屆會議（COP27）的最終文本首次提及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強調了氣候與自然的聯系，而“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則通過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和/或基于生態系統的辦法將氣候與自然聯系起來（目標 8）。在操作層面，COP26 最終確定的第 6 條規則，制定了碳信用額國際貿易的框架。雖然這些新規則的落地還需要做很多工作，但預計會把碳封存的測量、交易和核算方式明確化。雖

34、然第 6 條重點關注的是管理政府處理碳信用額的規則，但預計規則最終也將有助于制定私人市場的標準。各國政府圍繞第 6 條已啟動了多個試點，世界銀行還啟動了“氣候行動數據信托”，以數字化方式助力碳封存登記。10 加拿大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專員近期一項審計得出結論：政府旨在提高碳儲量的“20 億棵樹木”計劃實施過程中，由于啟動場地準備和植樹活動的原因，到 2031 年之前該計劃仍將是凈溫室氣體排放源。11 更近一些，英國衛報于 2023 年 1 月得出結論，Verra（世界上最大的 REDD+碳抵消信用額認證機構）發放的碳信用額中 94%基本上一文不值。13 在市場層面，已經有一些項目來嘗試制定涵蓋自愿

35、碳市場的標準。由于多起碳封存交易出現了嚴重缺陷，自愿碳市場誠信倡議組織（VCMI）正在制定保障措施和標準，以確保碳信用額的完整性。另一項進展是在最近的強制性和自愿性氣候風險披露標準中，開始出現與碳抵消信用額相關的標準和規則，其中包括有關如何申請碳抵消的建議。例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基金會（IFRS Foundation）的氣候風險標準征求意見稿（ISSB 于 2022 年 7 月發布）提出了詳細的會計規則來計算公司已購買的碳封存信用額12。同樣，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2022 年氣候風險披露法規草案中包括公司處理碳抵消的擬議規則，特別針對“碳抵消的市場價值可能因森林火災而突然大幅下降”，公司需要注

36、銷該抵消額并購買替代品這類風險。建議建議：碳封存結果的估算仍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中國負責監督碳抵消標準的機構應注意在所有類別的封存活動中與國際自愿碳市場的最新科技和方法保持同步。第第三三部分：氣候風險披露數據部分：氣候風險披露數據 隨著綠色金融的不斷發展，測量和衡量的規則和標準也相應在更新，細化了用于氣候風險披露的數據類型。最近的規則和標準都是基于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TCFD)不斷更新的建議所制定的，例如其 2021 年 10 月的指標、目標和轉型計劃指南。根據 TCFD 在其測量和衡量指標的章節部分所建議公司應使用的氣候數據類型，大多數國家的氣候披露規則和征求意見稿也都遵循了 TC

37、FD 的建議。在大多數公共風險披露規則中，有兩條建議始終被引用，值得關注：溫室氣體議定書溫室氣體議定書是國合會的兩個合作伙伴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和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WBCSD)的聯合倡議，于 1998 年首次推出。類似于國際標準化組織相對于世界貿易組織的作用，該議定書已成為全球金融行業的數據質量標準，并擴展到同時涵蓋了私營和公共部門實體的披露指標。它總共發布了七項標準，最早是 2001 年發布的企業會計和報告標準，隨后的標準涵蓋了范圍 1 和 2 排放、企業價值鏈范圍 3 排放、項目級生命周期排放報告標準等。議定書正在制定一項關于土地部門和清除的新標準，與本研究第 2 部分中的討論

38、相關，預計將于 2023 年形成草案。12 這些擬議規則要求公司報告目標在多大程度上依賴于碳抵消的使用；抵消是否將接受第三方抵消驗證或認證計劃（經認證的碳抵消），如果是的話，又是通過哪個或哪些計劃；碳抵消的類型，包括抵消是基于自然還是基于技術碳移除，以及目標量是打算通過碳移除還是避免排放來實現；用戶要了解該實體想使用的抵消方式的可信度和完整性所需的任何其他重要因素（例如，有關碳抵消的永久性的假設）。14 碳足跡碳足跡：TCFD 進一步建議公司計算其碳足跡，將每 100 萬美元收入的運營和一級供應的范圍 1 和范圍 2 碳足跡匯總得出，以“噸二氧化碳當量/百萬美元”表示。估算企業足跡的數據通常從

39、能源消耗開始，需要有關發電來源（例如煤炭、天然氣、水力發電、可再生技術等）、商務旅行以及其他范圍 1 和范圍 2 數據的數據。通常這些估算值會再與 IPCC 為該部門制定的排放因子估算值疊加使用。標準趨同標準趨同：雖然 TCFD 一直是氣候數據的基礎，但對于這些標準的解釋卻是五花八門。有 一項估計認為，在不同類別的氣候融資中，使用了 70 多套不同的指標。因此，近來許多國家和地區開始制定基于 TCFD 的新規則，這是非常重要的舉措。例如，英國、加拿大、香港、新西蘭等都出臺了新的市場法規，其中最重要的三項是歐盟的規則（特別是歐洲財務報告咨詢組 EFRAG 的氣候變化征求意見稿和 SFDR 規則）

40、、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擬議的 2022 年規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基金會可持續發展標準委員會(ISSB)新的 ESG 和氣候風險報告規則。當然，最近的法規之間存在一些差異，特別是有關范圍 3 排放和歐盟啟用的“雙重實質性”原則（double-materiality）。與此同時，圍繞可使用的氣候數據出現了顯著的趨同趨勢，尤其是它們均參考溫室氣體議定書和碳足跡作為氣候數據指標的基礎13。在2022 年 G20 可持續金融工作組發出的呼吁中，這種趨同正是提高各綠色金融市場的可比性和互操作性方面的一個重要建議。近十年來，綠色金融一直處于中國發展議程的最前沿，其中一個重點就是氣候風險披露。中國人民銀行 20

41、21 年發布的金融機構環境信息披露指南就是重要的一步，幫助確定銀行等金融服務參與者應報告的氣候風險類型。預計到 2025 年，現行制度將轉為強制性氣候風險報告。建議建議：中國的綠色金融標準和公司實踐應與新興國際規范和標準保持一致，包括新的 ISSB ESG 和氣候風險披露標準。第第四四部分：連續溫室氣體監測系統部分：連續溫室氣體監測系統 創新式的氣候數據系統的部署數量增長勢頭迅猛，有望提供近乎連續的、高精細度的、有空間參照的碳源和碳匯數據。13 雖然近期已制定了強制性法規，但相關工作仍在繼續深入，研究最適合特定細分市場的氣候數據類型的更多細節。例如，碳核算金融合作伙伴關系(PCAF)推出了全球

42、溫室氣體核算和報告標準，以定義與抵押貸款、商業車輛貸款和房地產相關的信息。2022 年 10 月，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FCA)在 TCFD 和 ISSB 的基礎上推出了新的可持續披露要求(SDR)，理由是即使在新的報告標準下，洗綠風險仍然很大。其提案中包括一系列可持續投資標簽，幫助消費者了解不同的金融產品。15 Climate Trace 結合衛星觀測、地面觀測和人工智能技術繪制出國家級地圖，標明主要溫室氣體排放源的所有主要設施級來源，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全球最大的部門級溫室氣體排放源）、發電站、水泥廠或機場等。該平臺在 COP 27 上受到了相當多的關注，但也受到一些批評，因其匯總了可能不具

43、有可比性的不同類型氣候數據?？藙谏獙嶒炇遥–rowther Lab）采用機器學習技術和衛星圖像來幫助估計森林、土壤和真菌的源和匯。該平臺還測量微小物種（尤其是線蟲類）的影響，以更好地了解地球廣泛的碳循環。實驗室與哥斯達黎加的 Restor 平臺建立了合作伙伴關系，測量 288 個地點的各種碳、生物多樣性和社會特征。哥斯達黎加在林業領域有一個世界級的生態服務付費項目，已經運行數十年，該合作伙伴關系將有助于對該項目的衡量。北亞利桑那大學的 Vulcan 項目以 1 千米 x 1 千米的精度，提供美國本土每小時近乎連續的氣候數據。用于支持第 6 條規則的氣候數據也有顯著增加。除了前述世界銀行的新門戶

44、之外，最近啟動的氣候倉庫（Climate Warehouse）也有類似的目標，即提高氣候數據的質量和透明度，以支持若干發展中國家的第六條領域的工作14。針對第 2 節中提到的估算地上和地下凈碳儲量的挑戰，出現了一些優秀的新測量技術，包括快速發展中的、近乎連續的空間測量技術。最后，與其他領域一樣，通過持續的研究和企業的應用，人工智能正在發揮日益顯著的作用，讓自上而下、連續的溫室氣體數據系統如虎添翼。這些新的混合系統可借助智能手機和其他平臺生成和訪問氣候數據，有望帶來數據的革命。建議建議：鑒于數字化和科技創新在中國的高質量發展和“十四五”規劃中發揮的核心作用，生態環境部有機會成為新型混合氣候數據系統的世界領導者。前文提到了一個結合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混合系統的綜合性體系，中國應就此啟動相應的試點，提高中國高質量氣候數據的可用性，進而加強各級氣候治理和決策工作。注：完整附件報告參見英文版。14 該試點項目的參與方有孟加拉國、不丹、智利、加納、哈薩克斯坦、日本、秘魯、盧旺達、塞內加爾、新加坡、瑞典、瑞士、烏克蘭、納米比亞，還有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其他實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