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宏觀政策非自主性的最大代價就是 1990 年左右的經濟泡沫，泡沫破裂嚴重沖擊了實體經濟，并為后續數十年經濟的延宕不前埋下伏筆。泡沫化的最大危害在于短期內非均衡地擴張信用和推升通脹，當泡沫快速崩裂疊加恐慌情緒，則如同 1929 年大蕭條一般，債務危機疊加通貨緊縮，致使政策不得不重返寬松。然而寬松幅度難以把握，量化寬松、零利率、政府高杠桿逐漸成為了必然選擇。上世紀 90 年代末至今日本的宏觀經濟政策就以此為主，貨幣持續量化寬松，財政在應對不同危機時反復擺動，直至安倍經濟學推崇加稅疊加結構性改革才使經濟稍有起色，但近期的新冠疫情又增加了宏觀政策的應對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