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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報告 （2024 年第 12 期 總第 44 期）2024 年 6 月 13 日 特許經營：構建良性循環的使用者付費特許經營：構建良性循環的使用者付費 PPPPPP 新機制新機制 不動產金融研究中心 魏晨陽 郭翔宇 雷童 【摘要】【摘要】2024年4月，在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領域，隨著特許經營與 PPP 的內涵達成一致，中國 PPP 開啟了全新的使用者付費機制。針對過去 PPP 粗放發展過程中在投資、融資和管理方面所面臨的諸多問題，新機制可以結合國際經驗和中國當前發展階段，從項目創新、激勵社會資本和實現金融循環三方面著手，致力于構建使用者付費PPP 模式的良性循環。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

2、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是國際上公共事業領域常用的發展模式，用于彌補因外部性導致的公共品市場效率不足的問題。在過去10年間，中國的PPP模式對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的高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帶來了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改善 和投資效率的提升，但同時也引發了部分道德風險和政府隱性債務問題。2024 年 4 月，隨著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六部委發布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下稱“17 號令”），明確了新機制下特許經營是基于使用者付費的 PPP 模式，統一了特許經營與 PPP 的內涵，開啟了“使用者付費”的 PPP 新機制。1 一、一、PPPPPP 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在中國

3、的發展歷程 （一）市場探索階段（1984-2014）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 PPP 的初步探索圍繞 BOT（Build-Operate-Transfer）模式展開，BOT 至今仍是主要的特許經營模式之一。1984 年，深圳特區電力開發公司與香港合和電力公司采取合作經營方式建造了位于廣東東莞的電廠，成為中國首個落地的 BOT 項目。2000 年后，中國政策開始鼓勵非公資本參與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領域，各地政府進行分散化的 PPP 探索和推進。中國該階段的 PPP以特許經營類的 BOT 為主，而非公資本也以外商為主。2008 年，中央政府推出四萬億財政刺激政策，大量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的投資建設

4、由地方政府牽頭進行，融資任務交由地方融資平臺承擔。該階段模式以 BT 和委托代建為主，但由于對其過度依賴和不規范運作，為后續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大量涌現埋下了隱患。當時許多人對PPP的認知尚不明確，認為BT屬于PPP的一種。然而，由于 BT 模式缺乏社會資本在運營階段的參與，且社會資本的施工墊資往往伴隨著政府的回購責任，實際上使政府成為項目的主要融資主體。這種模式與大多數國家對 PPP 的定義存在顯著差異，后來國家層面明確 BT 模式不屬于 PPP 范疇。（二）蓬勃發展與風險積累階段（2014-2023 年初）隨著 2013 年底財政部和國家發展改革委開始主導對 PPP 模式的推廣和規范，201

5、4 年 PPP 模式正式規范落地，這被廣泛認為是中國 2 PPP 的元年。此后，逐漸形成由國家發展改革委主導基礎設施 PPP、財政部主導公共服務 PPP 的管理體系。根據財政支出責任的大小，PPP 項目可順次分為政府付費、可行性缺口補助、使用者付費三類。2014 至 2017 年 PPP 進入蓬勃發展階段，于 2017 年單年新增投資達峰至 5.3 萬億元（圖 1），單年新增項目數超 3500 個。PPP 被廣泛用于增加杠桿，規模在這段時間井噴式增長。圖 1 2014-2022 年全國 PPP 項目年度新增投資情況 資料來源：財政部 PPP 項目庫、國家發展改革委 PPP 監測平臺、明樹數據

6、2017 年底，財政部開始針對 PPP 項目進行規范，清理了大量運作不規范和存在瑕疵的項目。隨著 2018 年起監管更加嚴格，PPP 項目規模增速有所放緩。財政部 PPP 項目庫數據顯示，截至 2023 年 2月，入庫項目達 1.4 萬個，總投資額約 20.9 萬億元；其中使用者付費項目僅有 1616 個，投資額 2.7 萬億元，占比略高于 10%（圖 2）。8372123383546259317811684110912710.24 1.06 3.60 5.31 3.50 2.90 2.88 2.29 2.51 0.001.002.003.004.005.006.000500100015002

7、0002500300035004000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新增項目數量（個）新增項目投資額（萬億元）3 圖 2 截至 2023 年 2 月三類 PPP 項目總投資額比例 資料來源：財政部 PPP 項目庫、萬得（Wind）剩余近 90%的 PPP 項目為政府付費和可行性缺口補助類型。雖然這些項目在過去 10 年帶來了大量公共投資并改善了公共服務，但也積累了大量政府負債，未能有效釋放社會資本的活力，模式風險日益突出。因此，2023年2月，PPP模式被叫停，進行存量項目的深度清理和整改。（三）新機制新階段（2023 年 11 月至

8、今）2023 年 11 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和財政部發布關于規范實施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新機制的指導意見（下稱“115 號文”），2024年 4 月，六部委發布 17 號令，規定“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是基于使用者付費的 PPP 模式”。使用者付費,2.70 萬億元,13%可行性缺口補助,13.92 萬億元,67%政府付費,4.24 萬億元,20%使用者付費可行性缺口補助政府付費 4 PPP 新機制明確了以下三點：一是應全部采取特許經營模式，聚焦使用者付費項目，嚴格和規范可行性論證；二是激活社會資本參與，鼓勵民營企業參與長期運營；三是由國家發展改革委牽頭發展特許經營項目，各級財政部門嚴格執行預

9、算管理制度，結束了國家發展改革委與財政部的雙頭監管機制。自此，中國 PPP 得以煥新重啟。二、二、中國中國 PPPPPP 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中國 PPP 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可歸納為投資、融資、管理三種類型。從投資角度而言，最重要的問題是過往較多的 PPP 項目投資效率不高，未形成符合“物有所值”商業邏輯的全生命周期良性循環。具體問題包括：第一，過度依賴政府資金補助，自身缺乏回報機制。過去10年，盡管PPP模式的投資熱潮拉動了地方GDP的高速增長，但由于投資標的公益屬性較強，普遍缺乏回報機制，大多項目只能以可行性缺口補助或政府付費的方式推進。這使得政府承擔了相對于社會

10、資本更高的風險，卻未獲得匹配的收益，積累了沉重的財政負擔。某些項目中，地方政府甚至簽訂了陰陽合同，約定明股實債、政府回購、固定收益等條款，實際上將 PPP 異化為一種融資平臺，堆積了大量隱性債務。5 第二，投資流向和公共需求地域范圍的錯配。許多 PPP 項目超前、過度地建設在財政實力較弱的中西部地區（圖 3），與當地較小的市場需求不匹配，導致項目整體收益較低，形成資源浪費。同時，運營和維護公共設施的成本高昂，在中西部地區本就需要中央轉移支付紓解地方債務壓力的情況下，進一步加劇了整體財政負擔。若后期無力維護公共設施，這將為社會層面的長期安全埋下隱患，例如基礎設施領域可能產生豆腐渣工程，公用設施領

11、域垃圾或污水處理不規范等問題。第三，項目同質化問題。各地相同類別的 PPP 項目普遍趨于同質化，忽略了項目自身特質的挖掘以及關聯收益的創新拓展。在快速推進項目數量增長的背景下，各方關注點更多集中在項目的融資功能，相對缺乏對項目全生命周期的高質量規劃，難以捕捉項目各節點的潛在收益并實施創新性發展模式。由于創新是一項有風險、高成本的活動，如果對創新的激勵不足，即使未來可能帶來更高的長期回報，參與者也難以犧牲當期資金去搏取未來不確定的收益。圖 3 截至 2023 年 2 月 PPP 項目資金流向地區 資料來源：財政部 PPP 項目庫、萬得（Wind）0.000.501.001.502.002.500

12、200400600800100012001400貴州四川河南浙江山東云南湖北廣西河北江蘇廣東新疆江西安徽陜西山西湖南重慶福建遼寧甘肅天津吉林內蒙古北京黑龍江青海海南寧夏上海西藏PPP項目數（個）PPP項目投資額（萬億元）6 從融資角度而言，最重要的問題是 PPP 項目融資較難且成本較高，亟須打通長期、低息、多元化的融資渠道。其中的核心問題包含：第一，過去 PPP 由于缺乏穩定經營收益，以及部分項目爛尾違約導致整體 PPP 主體信用較弱，金融機構態度較為審慎，項目融資較難且成本較高。第二，過去 PPP 融資渠道較單一，難以覆蓋不同環節差異化的融資需求。過去 PPP 最主要的融資方式仍是銀行中短期

13、貸款，難以與各環節資金需求進行良好匹配。第三，PPP 需要完整的多元化融資工具，并在各個環節實現金融循環。具體來說，PPP 項目整體期限較長，在建設、運營、退出等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融資需求。在建設期，項目收益債等債權融資產品通常評級不高，難以獲得主流市場認可；PPP 基金等股權融資雖然引入了保險、信托、理財資金等，但由于實操中常出現的明股實債被認定為不合規，該方式風險提升，暫未在市場上引起較大反響。在運營期，項目需要長期、低息的資金，但國內較難找到久期匹配的資金；同時，通過股權交易、資產交易、資產證券化、不動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等 PPP 二級市場（指已完成項目建設并進入平穩運營期、可交

14、易 PPP 資產的市場）退出的方式尚未成規模。綜合來看，在中國尚不成熟的資本市場，PPP 融資渠道相對有限且零散，難以支撐起全生命周期的融資需求閉環。從管理角度而言，主要存在參與主體的運營管理能力、政府的監管與履約能力尚須提高這兩方面問題。第一，需要解決參與主體的運營管理問題。當前地方國企及央企下屬公司成為PPP的主力軍，7 而民企的參與度自 2016 年起呈下降趨勢，中標項目數量和規模占比逐漸低于國企，且參與項目的投資額多數較小。2022 年，民營企業中標規模僅占全部項目的 3.5%（圖 4）。由于民企受體制和機制約束較小，可以在決策和運營過程中充分激發項目的創新活力，通過高附加值的服務提高

15、運營效率。因此，需要激發民企在公共領域的創新活力，提升運營水平。第二，政府全生命周期的監管與履約能力有待提高。在項目進入階段，對項目與合作伙伴的選擇不夠精準。過去 10 年，政府對公共服務需求的認定缺乏客觀的可行性判斷標準，許多不適宜的項目與實施方案被立項。在項目實施階段，需要建立完善的監管機制，避免政企之間出現協調問題，使得引發長時間的糾紛，甚至導致項目爛尾。在新機制建立中，應當全面解決以前因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逆向選擇問題，即質量較差的項目獲得了更多資源，以及道德風險問題，即部分政府部門存在腐敗尋租等嚴重紀律問題。圖 4 2014-2022 年全國 PPP 項目民營企業中標數量和規模占比趨勢

16、 資料來源：明樹數據 37.3550.7641.437.737.2935.7129.5116.7718.3314.125.820.2720.8422.218.927.053.763.530102030405060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項目數量占比（%）項目規模占比（%）8 三、三、可借鑒的國際經驗可借鑒的國際經驗 （一）“投”：全生命周期的良性循環 PPP 在各國一般通過政府付費和使用者付費雙軌發展。使用者付費機制最先由法國開創，其公共服務領域良好的商業化運營模式被廣泛應用。而以英國為代表的國家過度采取了政府付費模式，由于政府

17、支出過重卻難以分享超額收益，逐漸走向暫停調整。足以見得可持續的模式選擇及全生命周期可行性論證的重要性，這敦促各國反思自身 PPP 項目是否真正做到物有所值，PPP 模式是否為對應項目的最佳選擇。為提升 PPP 項目的運行效率，國際上從不同角度創新，帶動公共服務事業的付費模式良性循環。首先，鼓勵社會資本充分參與或自主發起項目。多國政府通過市場化競爭，比選海內外社會資本的項目方案，這有利于刺激社會資本降本增效，實現項目更創新、高質量落地。而在自主發起項目方面，世界銀行發布的基礎設施 PPP 采購報告 2018顯示，全球超 135 個經濟體在 PPP 實踐中，約 57%允許社會資本自主發起項目，由政

18、府負責論證是否采納并主要負責監管。這種方式下的社會資本主導性更強，也有利于把握市場真正所需的公共服務。其次，鼓勵項目在投資經營中創新發展。新加坡等國在設計PPP 產出時，不會固定具體的產出形式，以期發揮社會資本更大的創新性與能動作用；澳大利亞的某醫院 PPP 項目約定新醫院建成運營后，社會資本可將原址的舊醫院自行改造并開辦超市或旅館等，所得收入歸社會資本所有。以上這些因地制宜、因時而變的舉措，使 9 得項目產出既符合社會資本的收益需求，又相對貼合項目所處環境與社會實際需要。最后，施行靈活的政策調節措施。在項目期限方面，法國、哥倫比亞等國測算收益相關指標至最佳狀態，以此確認項目的運營期限，很多項

19、目不在此前設定固定合同期限。在定價機制方面，智利允許 PPP 公路項目收費標準按消費者物價指數進行調節，保障后續道路維護的資金來源。在反饋機制方面，澳大利亞早期過度放大了社會資本的參與范圍，使其過度承擔了風險卻未享受到相應收益，導致部分項目的失敗，在政府及時修訂相關法律并制定特別法律加持下，進一步強調保障私人資本的權益，使得 PPP 模式恢復健康發展。這提示我們應關注風險與收益的匹配，制定符合各方權責利的配套制度。中國 PPP 應借鑒國際經驗，進行符合中國國情的全生命周期創新。17 號令僅保留使用者付費模式，聚焦有經營性收益、可財務自平衡的項目，可以預見，未來可通過 PPP 模式運行的項目將大

20、幅減少。政府僅在建設期給予必要的投資支持，在運營期對部分行業（如新能源項目、軌道交通等）按既有規定補貼。這體現出政府不再兜底，嚴格限制支出條件，嚴防新增隱債阻撓化債進程。新機制向國際看齊，以激勵相容的機制，真正地把風險與收益壓實在社會資本，鼓勵保證質量、降本增效、積極創新以獲取效益。（二）“融”：培育多元參與的資本市場 10 國際 PPP 融資基本采取股權加債權模式。債權融資一般達到PPP 項目公司總資產的 70%以上，主要來源于商業性或政策性銀行貸款。各國正在積極培育多元參與的資本市場，以降低對銀行貸款的依賴。第一，進行債券融資，發行地方政府債券、項目收益債券、公司債券等。由于歐美成熟市場

21、PPP 運行較為穩健，投資者對項目成功率和政府信用有信心，促進債券市場蓬勃發展。從整體融資比例看，加拿大于 2010 年時 PPP 的債券融資金額已超過銀行貸款，說明債券市場擁有較大想象空間，是壓降銀行貸款比例的較好工具。從降低融資成本的方法看，美國的項目收益債券規模較大，可通過租賃付款等擔保方式享受稅收減免，同時就相關債券簽訂保險合同以獲取更高的信用評級，這些做法大大降低了發債成本。從風險防控方法看，由于債券存續期較長，國際上有的項目還會利用通貨膨脹指數化債券來規避通脹風險，例如澳大利亞某 PPP 項目債權融資中約一半為 28 年期指數化年金債券（一種通脹指數化債券），為中國提供了與特許經營

22、權期限匹配的低風險融資思路。第二，探索股權融資、夾層融資等多樣化渠道，促進市場交易，吸引長期資金參與。股權融資方面，除了項目參與者自有資金直接出資，多國政府與市場發行了一些基金進行股權融資。夾層融資方面，日本等國探索 PPP 基金收購項目公司的優先股、次級債等，發揮介于股債之間的金融市場作用。較多國家積極發展二級市場，通過直接股權交易、資產證券化、REITs 等方式，為社會資本提供退出 11 通道。最具代表性的英國在 1998-2016 年期間，直接股權交易和基于項目收益權的基金交易數額龐大且收益率高，分別達 103 億（平均收益率 28.7%）和 81 億英鎊。其他多國也在逐漸建立二級市場，

23、REITs 及各類資產證券化產品日益豐富，使得 PPP 項目“投融管退”的閉環打通，增強了投資者信心，吸引著大量市場資金進入，尤其是一些長期資金。由于 PPP 項目運營期限長，與追求長期穩定回報的養老基金、保險資金等的久期高度匹配，這些資金（例如加拿大養老基金）廣泛通過股權形式或持有相關債券等方式參與項目。綜合來看，多樣化的融資渠道有助于 PPP 項目資金獲取、鼓勵社會資本的積極性，但需提防監管不足、風險與收益分擔不平衡下社會資本獲利過高，損害項目的物有所值。中國 PPP 新機制下，特許經營期限由最高 30 年延長至 40 年或更久，須進一步探索長期的、體系化的融資方式。一方面，完善債權融資體

24、系。通過提升 PPP 融資主體信用，充分利用各類債務融資工具，并輔以保險等增信機制，降低融資成本。另一方面，應打通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項目的金融循環，促進股權與債權融資工具共同發力，吸引保險、養老等多元長期資金參與。（三）“管”：重視運營，強化監管 國際實踐中，運營和監管方面有如下經驗可作為參考。運營方面，重視預算管理和高質量運營。關于預算管理，歐盟通過政府預算和采購法律，約定各國財政赤字率不能超過 3%、政府負債率不能超過 60%，使得 PPP 項目的預算約束標準清晰化。關于高質量運營，12 澳大利亞在20-30年的PPP合同到期時，優先將項目交予原社會資本方運營，激發項目高效運營；新

25、加坡政府關注長遠的公共利益，通過 PPP 項目建設硬件設施的同時，還提供大量軟性服務，增進民生福祉；日本不追求發展速度，專注于項目質量，其早期受限于建設管理能力，優先試點小型公共設施，隨著經驗積累與技術進步再穩步拓展至大型基礎設施；多國還制定了稅收減免或稅收風險防范政策，減輕項目運營負擔。監管方面，從頂層設計到監管執行，全方位維護項目成果。關于構建監管體系，有的國家成立專門機構管理 PPP 項目，有的國家制定專門法律，確保項目按照既定目標與要求實施；日本除此之外還進行專項監管，按最長三年期限向項目運營方派遣中央或地方公務員。關于績效監管，有的國家同時對政企進行績效激勵，例如英國的PPP項目若在

26、年度評價過程產生節約，政府與承包人可3:1分享該部分結余；澳大利亞引入獨立第三方監督評估績效，強化合同履約管理，兼顧各相關方的利益訴求，加強信息披露和社會監督，防止出現道德風險和暗箱操作。關于成本管理，新加坡更注重與社會資本長期合作過程的總成本核算，而不僅是單項目需要的財政核算，體現其長期統籌性的成本管理思維；英國等國家注重全生命周期成本和質量的最佳組合，以實現公共項目的經濟效益及資源的最大化利用。有力的監管措施有助于項目實施不偏離軌道，維護運營成果。中國新機制下的 PPP 可結合具體國情，在運營和監管上加強創新。運營方面，17號令要求更注重項目實際運營，增量項目實施BOT、13 DBFOT、

27、BOOT 等方式，禁止通過 BT 方式逃避運營義務或墊資施工；政府可在特許經營到期時優先與原特許經營方續約，有助于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的持續穩定提供。以上導向順應了大資管時代注重資產管理的內涵，有助于優質項目的涵養。監管方面，建議政策部門明確全方位監管及配套機制：一是繼續完善跨部門的監管協調機制，改善監管部門條塊分割現象，防止監管缺位；二是構建細化且彈性的績效監管機制，建議在全生命周期績效管理中融入 ESG 理念，評估 PPP 項目的綠色、穩定和可持續性；三是完善風險管理機制，增加透明度和問責機制以及優化營商環境等。四、四、新機制的建議與展望新機制的建議與展望 綜合而言，中國 PPP 新機制重點

28、關注了以下幾個方面的改革：項目選擇及效率提升，重視更長期限的運營，拓寬投融資渠道，激勵民間資金參與，嚴防額外新增財政支出，政府定位至監管職能等。其整體顛覆了以往的發展模式，作為框架文件，在創新領域還處在探索階段。因此，對于構建使用者付費 PPP 良性循環新機制，本文提出以下三方面建議與展望。第一，圍繞使用者付費，注重項目創新高效發展。項目打造與收益提升層面，應充分發掘 PPP 項目潛力，靈活搭配創新性經營方式，提升經營效率。建議在原價值較低的項目內，引入使用者付費意愿與收益較高的項目，如智慧停車場及充電樁、風光充儲智慧能源等，提升整體項目的收益水平。項目范圍拓展層面，針對暫未納 14 入 11

29、5 號文附件清單的項目類型，如收益發掘潛力較大的教育、養老、醫療等項目，應探索在特定范圍內納入特許經營支持領域。同時，建議拓展關注向“一帶一路”成員國等輸出中國基礎設施建設能力的國際增量機會。展望未來，使用者付費 PPP 新機制的應用領域更聚焦，有助于項目由粗放的發展模式轉向精耕細作的高質量發展模式。同時，PPP還可以與其他新興領域或理念充分聯動，達成“1+12”的效果：首先，PPP 模式有望與“平急兩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擦出更大火花，既能共享政策資金支持，又能共尋創新經營思路，實現政府規劃急用場景、民間資本開發項目用途的有機結合。其次，可將 ESG 及其他可持續元素融入帶動PPP項目持續改進

30、，克服模式原有的局限性，提升項目實施的綜合效益。最后，隨著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可為 PPP 項目創造新的用戶需求，助推項目的功能與使用場景迭代創新。第二，激勵民企為主的社會資本積極參與。雖然 17 號令將“激發民間投資活力”作為立法目的之一納入總則，但民企的參與程度短期內恐難大幅提升。由于 PPP 項目投資及培育周期長、風險大，民企在缺乏融資優勢的環境下，可能缺乏參與積極性。為有效引導社會資本尤其是民企的積極參與，應多措并舉激勵企業降本增效，例如向有效盤活存量資產并減少政府補助額度的社會資本予以獎勵，將項目績效與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掛鉤，鼓勵社會資本自主尋找并發起公共所需、擁有合理

31、商業模式的項目。另外，中國的公有制經 15 濟占據主體地位，國企的積極作為對 PPP 模式的帶動依然重要。建議國企將精力重點放在存量資產的盤活與維護，在難度較大領域發揮主導和開路作用，在項目實施后期吸引民企進入其他配套項目。展望未來，新機制鼓勵更靈活創新的民營資本參與，并通過高附加的服務提高運營效率，有利于實現政企優勢互補及商業模式創新。在這種模式下，居民或將享受到更優質的公共服務，政企能達成降本增效、激勵相容及合作共贏。當民營資本多元化參與程度達到較高的水平，特許經營項目能夠激發更多的主體進行競爭與創新，提升公共領域的創新力和效率。第三，實現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項目的金融大循環。特許經

32、營新模式下，金融大循環的實現是未來項目高效運轉至關重要的一環。新機制下各個階段應當發揮不同融資工具的長處，如募資階段長期股本金、投資階段多元化融資工具、管理階段資產證券化渠道和退出階段多元化 REITs 渠道。同時也應當注重打通金融循環中不同工具連接的堵點，促使資金能夠真正地循環起來。展望未來，基礎設施公募 REITs 已經發展為中國資本市場極為重要的資產類型，全新 PPP 機制應當在前期發揮政企聯合的優勢，在各類股權、債權融資渠道的輔助下，專注優質資產培育，為中國公募 REITs 提供優質的底層資產，促進公募 REITs 的規模進一步提升。同時，公募 REITs 作為特許經營的退出渠道，能夠提升社會資本參與的積極性，引導更多資本參與公共服務領域的建設，促進公共服務效率的提升和經濟長期穩健發展。隨著政府逐步引導以及市 16 場資金自發聚集，包括 PPP、REITs 在內的金融市場將逐步形成良性、互信、規?；拇笱h。（作者：魏晨陽為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金融 MBA 中心主任、清華五道口全球不動產金融論壇秘書長，郭翔宇為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不動產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專員，雷童為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不動產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專員）本文首次刊發于清華金融評論2024 年 6 月刊（總第 127 期）聯系人：韓夢楠 郵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