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資本充裕度與國際投資體制的演變（27頁）.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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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第 期資本充裕度與國際投資體制的演變潘圓圓 張 明 【內容提要】 一國的資本充裕度對該國在國際投資體制中的立場起到決定性作用。 當前中國對外投資和吸引外資的規模較大，但國際投資體制建設相對滯后。 為完善國際投資體制建設，需要估計中國的資本充裕度、理解資本充裕度影響對外政策的邏輯。 根據不同國家在國際投資體制中的定位，可以將其大致劃分為四種類型：資本匱乏國、資本增加國、資本充裕國和資本減損國。 通常來說，資本匱乏國常處于非自愿開放的狀態，資本增加國傾向于擴大本國的開放，資本充裕國的主要訴求是對等開放，資本減損國則再次降低本國開放度。 作者通過國別案例驗證了這一觀點：拉美國家資本匱乏，同時難以

2、維護本國利益，開放的自愿程度不高； 世紀中后期的美國和 世紀后期的中國則處于資本增加階段，盡可能地開放本國市場； 世紀的美國是資本充裕國推動對等開放的最典型例子； 世紀中后期的英國出現資本減損，呈現保護主義傾向。 這一新的分類方法能夠更好地解釋當前中國在國際投資體制中的定位，推導出中國優先的政策選項?！娟P鍵詞】 國際投資體制；資本充裕度；對外投資凈收益；開放度【作者簡介】 潘圓圓，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北京郵編：）；張明，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郵編：）?！局袌D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文章編號】 （）感謝世界經濟與政治匿名審稿專家的意見和建議，文中疏漏由筆

3、者負責。國國際際政政治治經經濟濟學學 一國的資本充裕度如何影響該國在國際投資體制中的立場？ 這個問題的答案對于中國至關重要。 當前中國國際投資體制建設相對滯后，考慮到中國的直接投資數量，完善國際投資體制的需求更顯迫切。 中國 的雙邊投資協定（）簽訂于 世紀 年代，當時中國對外投資數量較少，締結協定更多是站在資本輸入國的立場，加上協定內容較為保守，難以滿足中國當前投資保護和促進的需求。 年中國對外投資存量已位居全球第三，吸引外資流量位列全球第一，這凸顯了構建中國主導的國際投資體制的重要性。 而要建立中國主導的國際投資體制，估計中國的資本充裕度、理解資本充裕度影響對外政策的邏輯是必不可少的。 本文

4、提出了新的國家分類方法，這種方法能夠更好地定位一國在國際投資體制中的位置，也能從理論上解釋塑造一國開放傾向的核心變量，即資本要素的密集度及一國在資本上的比較優勢，為構建中國主導的國際投資體制提供理論基礎，有助于推動雙向投資實現平衡。一 既有研究及不足國際投資體制是國際體制的重要構成部分，具體是指協調國際投資活動的制度安排。本文分析的重點是制度安排中的規制維度即國際投資協定體系。 除了規制維度，國際投資體制還包括國際投資實踐中形成的規范、原則和慣例等。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從兩個角度分析國際投資：第一個角度較為宏觀，重點關注外國投資者特別是跨國公司與東道國之間的關系，具體可分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重

5、商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三類理論。首先，自由主義強調投資促進經濟發展，主張資本跨境自由流動，關心財富創造而較少關注財富分配，本質上是讓市場決定國際投資流動的方向。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 ）都認為自由競爭有助于增進社會整體福利。約翰洛克（ ）不承認絕對政府的概念，認為政府的作用在于促進個人自由。 雷蒙德弗農（ ）的生命周期模型是自由主義的代表性理論，該 資本充裕度與國際投資體制的演變詹曉寧、歐陽永福：國際投資體制改革及中國的對策，載國際經濟合作， 年第 期，第 頁。 ，“ ：，” ， ， ， ， ， “ ，” ， ， ， ， VVkXuYcXiXvV9YXYcVaQ8Q9PoMpPmOsQlOo

6、OoNeRsQuNaQqQuNNZmPtQuOoMsO 年第 期理論通過拆解制造品的生命周期解釋了跨國公司崛起的不同階段。其次，民族主義（重商主義）較為關注東道國的主權與自主權，認為監管外國投資的目的之一是維護國家主權。 “陷入困境的主權（ ）”和“過時的討價還價（ ）”是民族主義的典型理論。 “陷入困境的主權”理論認為跨國公司有盈利目標，母國可能借助跨國公司擴展海外管轄權，而東道國通常有自身的社會目標，東道國與跨國公司之間存在目標沖突。 跨國公司的優勢以及國家間對監管權的爭奪可能導致東道國主權被削弱?！斑^時的討價還價”理論認為外國投資者與東道國的力量對比在投資前后發生了逆轉。 投資前投資者可

7、以選擇投資地點，具有更大的話語權；投資后因為存在資本抵押，投資者討價還價的能力下降。但對于制造業這類技術革新快的行業，東道國可能持續依賴外國企業獲得技術。持民族主義觀點的學者通常認為一國的經濟政策服務于其政治政策，因此應保護和增加一國可得的資源以提高該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這意味著以東道國的政策目標為標準監管外資。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亞非拉強調獨立發展的國家普遍接受了民族主義觀點，對外國投資采取干預性政策，采用包括稅收激勵、審查、業績要求和關稅等措施促使外資為東道國服務。發達國家同樣可能持有民族主義觀點，這體現在促進和保護投資的措施方面，如信息提供、技術援助、融資保險服務以及軍事、經濟制裁和外

8、交等保護性政策。最后，馬克思主義認為自由主義通過“分工進而提升效率”的做法可能導致資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過剩和投資者邊際收益下降，投資者被迫轉向海外特別是資本數量較少的國家。這樣的外國投資可能使得東道國依賴外來資本，也可能使得東道國經濟發展緩慢，外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新殖民主義特征。斯蒂芬海默（ ）的“不平衡發展”和“國際勞動力分工”理論從馬克思主義角度出發進行了闡述。 “不平衡發展”理論認為國際投資可能使得跨國公司內部分工

9、轉變為全球勞動力的分工，造成全球范圍的管理層、白領和藍領。 這導致邊緣國家更落后、中心國家更發達，國家之間產生不平衡發展。中心國家從國際投資中的獲利各有不同，因此在爭奪邊緣國家市場方面也存在不平衡情況。 世紀 年代以來跨國生產和交換的國際化程度提高，不平衡狀況進一步加劇。馬克思主義學者因此更關心國際投資體制對財富分配的影響?！皣H勞動力分工”理論同樣認為發展中國家遭受剝削，并且在不同歷史時期這種地位的差異有不同的體現。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邊緣國家承擔了向中心國家出口原材料的角色。 年代以后，中心國家利用的是邊緣國家的勞動力。 年代以來國際投資中知識的密集程度上升，跨國公司更注重將技術和勞動力相結

10、合。 但無論哪個時期，美歐的跨國公司都與東道國存在對抗性關系，跨國公司在將不同生產要素進行組合的過程中往往伴隨著跨國公司對母國影響力的上升。從投資者與東道國的關系來看，既有國際投資研究存在三方面問題：其一，當資本來源和使用發生變化時，資本對其他要素的作用也可能改變。 以亞洲國家和石油出口國為代表的國有企業和主權財富基金為例，這些投資者與傳統跨國公司在資金來源、使用、約束和目標方面顯著不同，這類投資者在處理與東道國關系時遭遇了同傳統企業不一樣的問題，既有文獻對這一演變中的情況的解釋非常有限。 其二，沒有突出資 資本充裕度與國際投資體制的演變 ， ， ： ， ， ， “ ，” ， ， ， ： ，

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第 期本相對于其他生產要素的優勢地位，也就無法有效解釋部分國家為何處于邊緣地位且難以轉變為中心國家的深層次原因。 正如多種理論分析的，國際投資者主要擁有資本要素，可能還有附加的管理經驗和人力資本。 資本要素在某種程度上更為重要，是結合土地、勞動力、自然資源和技術等進行生產所必需的要素。 其三，投資者和母國政府之間可能存在利益不一致，東道國企業和資本擁有者會游說本國政府，而既有文獻較少給出資本影響國際投資體制的

12、渠道和機制。 本文對資本充裕度的分析能彌補既有文獻的不足。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國際投資的第二個角度較為微觀，圍繞直接投資的供給和需求展開。 供給方是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做出投資決策會考慮哪些因素。 通常來說，東道國的政治風險是重要考量。 弗農認為，對于特定的行業如資源能源業，生產設備一旦投入使用將不容易撤資。因此跨國公司首先會避開高政治風險的國家，并在進行投資前與東道國簽訂條約，這是為了防止公司的投資成為東道國的“人質”。 內森詹森（ ）等學者認為，如果東道國在與跨國公司的合同中違約，那么后續的外資流入會因受到負面影響而減少。有研究認為，盡管存在高額成本，東道國政府仍有違約的動力，資源國更是如此。

13、詹森和李泉對這個問題的分析集中于國內政治機制如何約束東道國政府，從體制上降低國際投資的政治風險。以資源國為例，自然資源稟賦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國內體制和國內沖突，進而影響東道國政府的選擇。 部分學者認為民主體制有利于改善投資環境，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資。麥卡坦漢弗萊斯（ ）等學者認為，自然資源密集的國家發生國內沖突的概率更大，而國內沖突是衡量投資環境惡化的主要指標。這是因為沖突和不穩定增加了不可預測性，投資者最在意的利潤可能因此受損。 但一國政治體制對國際投資的作用并沒有定論。 有觀點認為獨裁體制下勞動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難以表達自身需求，也沒有選舉帶來的政治不確定性，這些情況可能吸引外資。 還有研究認為體制對國際投資的影響不顯著?；谛枨蠓降姆治鍪菑臇|道國的角度來看何種因素決定了東道國對外國投資者的態度，因此相關分析集中在國際投資如何影響東道國的分配狀況。 有觀點認為外國投資改變了東道國國內外的利益分配：東道國國內不同地區、行業和種族之間的收入不平等可能因外國投資而加??；同時直接投資也造成外國人控制本國資產，而這些資產可能與東道國的核心利益相關

15、，包括軍事、文化等方面。 索納爾潘迪亞（ ）采用外資股權的數據分析了政客選擇政策工具進行外資監管的原因，結論是民主程度更高的國家，其開放度也更高，這是因為民主能夠提升本國勞動力的政治影響力，而勞動力是外資自由流入的主要受益者。威托德亨尼斯（ ）也認為參與投票人員越多對政策的約束力越強，政策對于外資更友好。但埃里卡歐文（ ）的觀點是，發達國家的工會更傾向于限制外資流入。不同層面的不同因素影響了東道國對待外國投資的態度。 在國家層面，東道國可能會在國有化的收益和減少投資的損失間進行權衡，最終決定國有化程度。在地方政府層面，埃德蒙馬萊斯基（ ）分析越南數據得出結論，地方省份通過自主改革試驗可能獲得大

16、量的外國直接投資，能夠增強地方討價還價的能力和自治程度并挑戰中央權威。在行業層面，巴勃羅平托（ ）等采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不同行業的外資流入數據說明，由于外國直接投資對不同集團收入分配的效果不一，因此各黨派在外資的行業偏好上存在差異。詹森等基于美國 資本充裕度與國際投資體制的演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第 期的調查數據認為，吸引外資和競爭資本對政治家有利，因為政治家可以用項目

17、作為政績，所以政府愿意提供優惠的引資政策，雖然這些稅收政策的經濟效果并不十分確定。在個人層面，個人對外資態度的集合也會影響政策決策。 既有文獻認為，一國的教育水平、私營部門所占比重、投資者來源地和國內利益集團等是影響其外資政策的重要因素。本文單獨提取資本這一變量，分析其在國際投資體制演變中的決定性角色，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供需分析的不足。 單獨分析資本的原因在于其本身的特點。 首先，資本具有較高的通用性。 通常認為母國提供物質資本、管理經驗和人力資本，東道國提供勞動力、自然資源和土地等其他要素。 資本適用于不同的生產場景，而其他要素有不同程度的異質性。 其次，資本稟賦不是事先給定的。 與自然資源、

18、人口、國土面積等既定變量不同，一國擁有的資本數量可能在短期內發生較大變化，即使在特定階段缺乏資金，仍可以通過多種方式積累資本。 這也是本文想說明的問題，即資本匱乏國轉化為資本充裕國需具備哪些前提條件，國際投資體制在其中又扮演何種角色。 最后，資本具有雙重作用。 資本充裕度提高除說明一國經濟的變化外，也隱含著政治權力和話語權的轉變。 既有分析更多地把資本充裕度視為既定變量，較少關注資本增減的政策含義，本文在這方面對其進行了補充。本文基于資本充裕度的分類方法有助于理解不同類型國家在國際投資體制中的作用，進一步完善了既有文獻中的分類方法。 國際投資體制文獻中主要采用兩種分類方法：第一種分類方法是將國

19、家區分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該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現有國際投資體制的狀況，如發達國家之間的投資金額和投資協定數量占據主導、兩類國家在締結投資協定時地位不對等等問題。 這種分類方法的缺陷在于未能解釋國際投資體制的演變。 由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分是 世紀 年代以來采取的分類方法，因此無法解釋更早時期的國際投資情況。 一國本身的定位也可能變化，如美國在 世紀被視為新興市場國家，但在 世紀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成為發達國家，其在不同時期簽訂的協議的內容差異明顯。 另外，新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 ，” ， ， ， ， 市場國家和部分石油出口國并非發達國家，但卻是近 年來重要的資本輸出國。上述分類法無法解釋這類國家的投資行為和特征，更無法解釋國際投資體制變化的原因。第二種分類方法是區分資本流入國和資本流出國。 這種分類方法通常用于對國際投資進行統計，但在分析國際投資體制演變時采用該方法則存在較大問題。 究其原因，資本流動只有兩種情形：一是資本從充裕國流向資本匱乏國，二是在資本充裕國之間流動。 資本從來不存在從匱乏國向充裕國的流動，這與國際貿易中貨物的流動完全不同。 商品之間和同一類商品內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要素密集度差異，所以不同國家在不同商品、同一類商品不同細分項上具有不同的

21、相對優勢和劣勢。 因此即使是某類要素匱乏的國家，其仍可能出口密集使用該要素的商品，這是國際貿易發生的原因。但資本流動與此不同，盡管新古典模型預測資本應該從富裕國家流向貧窮國家，但在現實中大多數直接投資都是在富裕國家之間發生。區分資本流入國和流出國的方法強調資本流動的結果，沒有給出資本流出國的不同動機，也沒有區分資本流入國的不同需求。 動機和需求不同意味著一國在談判中的心態和籌碼不同，立場自然也不相同。 當研究更長的時間維度中國際投資體制的演變時，需要給出能夠回避上述缺陷的分類方法。 因此，本文以儲蓄投資和對外投資凈收益情況來解釋國際投資體制的演變。二 國際投資體制演變的分析框架國家的劃分標準對

22、于理解國際投資體制的演變至關重要。 本文提出了新的國家分類方法，并基于這一分類解釋不同類型的國家在國際投資體制演變過程中的作用。本文將國家分為四種類型：資本匱乏國、資本增加國、資本充裕國和資本減損國，區分標準包括凈借貸和對外投資凈收益兩方面的差異。（一）凈借貸差異本文提出的國家分類方法是基于傳統國際收支理論的細化和創新。 傳統的國際收支理論往往根據一國經常項目順差或逆差將其定義為資本過剩國或資本不足國。當一國國內儲蓄超過國內投資，即經常項目順差，與之對應的是資本流出。 當一國將多余的儲蓄投向國外，該國常被稱為資本過剩國，即經常項目順差使得資本增加，甚至可能有過剩的資本。 反之是資本不足國：實行

23、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中國家常面對國內儲蓄不足，因此引入外國資本（資本凈流入）以彌補國內儲蓄的不足，同時從國外購買資 資本充裕度與國際投資體制的演變 年第 期本品的需求使得貿易余額為逆差。本文并未采用資本過剩國和資本不足國的說法，因為傳統國際收支理論描述了國際資本的整體流動，但具體到直接投資，其流入流出的情況與整體狀況不完全一致。美國和中國都存在直接投資與整體資本流動方向不同的情況。 世紀 年代以來，美國長期處于經常項目逆差，整體是資本凈流入的狀況，而同期美國直接投資基本是凈流出。中國的直接投資與整體資本流動也基本是反方向的， 年后中國大部分年份處于資本凈流出，但中國的直接投資幾乎總是凈流入。凈借貸

24、的定義是貿易逆差加上為外國投資者支付的利息和利潤。凈借貸指標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該指標描述了一國的儲蓄投資差異和資金使用的成本。 儲蓄投資差異的含義是：當一國國內儲蓄不能滿足國內投資需求時，不得不從國外借款以支付進口所需資金，即儲蓄投資為負意味著存在貿易逆差。 通常資本匱乏國進口的是國內投資所需的資本品，同時通過引進外資彌補國內儲蓄不足，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讓外國投資者獲得本國企業股權是彌補國內儲蓄不足的一種方式。 相比債權的方式，吸引外國股權投資的穩定性更高，但外國投資者期待獲得更高回報，東道國為使用資本需要支付更高的正值利息。（二）對外投資凈收益差異國際投資體制主要協調直接投資關系，以資本流

25、動的整體情況來解釋國際投資體制的演變并不完整。 正如盧卡斯悖論（ ）關注到的情況，資本往往從人均資本較少的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 對這一悖論的解釋包括投資者更看重發達國家的制度質量高、投資風險低和基礎設施完善等優勢。 因此，除了儲蓄投資差異以及為外資支付的利息，在分析直接投資這一單獨類別的國際資本流動時還需要考慮對外投資收益的狀況。 本文選擇對外投資凈收益作為解釋指標的原因在于對外投資凈收益的大小決定了一國能否由貿易順差過渡到以投資收益順差為主的階段。 一國貿易順差增長僅僅說明該國利用本國資源進行生產并出口，不一定意味著該國積累了資本優勢。 只有當一國對外投資凈收益為正，特別是在支付外資利息

26、后仍然為正，才說明該國不僅是資本輸出國，而且資本輸出是經常賬戶順差的主要來源，該國更加依賴資本投資的收益，疊加貿易順差，才能被稱為資本充裕國。 年后，美國的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都存在巨額凈流入。凈借貸為正意味著從國外借入資金，凈借貸為負意味著向國外借出資金。表 一國的資本充裕度及在國際投資體制中立場的演變對外投資凈收益凈借貸正負負資本匱乏（非自愿開放）資本減損（降低本國開放度）正資本增加（加大本國對外開放）資本充裕（要求伙伴國對等開放）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根據本文的劃分標準，資本匱乏國同時滿足兩個條件：凈借貸為正，對外投資凈收益為負。 這類國家沒有或者只有少量對外投資，需要支付巨額外資利息。資

27、本增加國是一個國家從資本匱乏國轉向資本充裕國的中間類別。 這一類型的國家凈借貸為正，但對外投資凈收益由負轉正使得該國不再屬于資本匱乏國。 隨著一國生產能力增強和國內儲蓄上升，儲蓄投資為負的情況有所改善，可能貿易已經出現順差，但該類國家支付正值利息的狀況可能仍將持續，因此凈借貸仍然是正值。 與此同時，在資本輸出過程中，一國的對外投資已經開始有正值收益，該國進入了對外資本意義上的增長階段。資本充裕國同時滿足兩個條件：凈借貸為負，對外投資凈收益為正。 資本充裕國的經常項目為順差，主要原因是該國在對外投資中獲得了正值收益，貿易順差的重要性下降。 同時，這類國家為外資支付的利息也小于貿易順差，是資本的輸

28、出國和成熟的債權國。資本減損國的特征是，雖然仍從對外投資中獲得正值收益，但由于人口和產業結構等方面的原因，貿易逆差日益增加，且投資收益難以彌補貿易逆差，經常賬戶整體呈現逆差。 這可能引致海外資本回流、海外資本凈值減少以及國家競爭力下降。（三）國家經濟實力和國際投資體制一國的資本充裕度對該國的經濟實力起到決定性作用，而一國的經濟實力決定了該國在國際投資體制中的立場。 總的來說，資本充裕國是國際投資體制的主導者，資本獲利和擴張的需求促使該國在國際關系中以保障投資利益為重要目標，資本的充裕使得該國能夠采取政治、軍事和法律等手段保護投資者利益，通過對技術和市場的掌握進一步強化本國的資本優勢。 資本匱乏

29、國雖然在經濟上有吸引資本的需求，但在國際投資體制中的話語權較弱，難以通過國際規則獲取利益，因此在政策選擇上其開放度可能降低。 資本充裕度與國際投資體制的演變 年第 期經濟實力至少通過三條路徑影響國際投資規則：首先，一國經濟實力為構建利益話語權的良性循環提供了起點。 以美國為例，一方面，美國以經濟實力為基礎，對其他國家和個人施加制度性影響，在國際交往中投射美國的觀念和規則，為多邊活動提供制度基礎，這決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是國際規則的主導國家。在這一過程中，美國可以為小國提供利益，得到好處的小國在政治上支持和追隨美國。另一方面，美國通過維持國際規則的運轉獲得了最大利益。 作為規則的提出者，美國

30、具有天然的話語權。美國會以促進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方式適用和解釋國際規則。 利益和話語權的互相強化構成了良性循環，而這個循環的起點是一國的經濟實力。 其次，經濟力量會影響政治、軍事和輿論等方面的競爭力，間接影響國際投資議題。 最后，現代經濟大國可以通過市場和技術，分別運用買方權力和賣方權力影響國際規則?，F代資本大國和經濟大國通常擁有較大的消費市場和消費能力，也有相對先進的技術，在國際投資規則的形成過程中更傾向于利用市場和技術兩方面的權力塑造有利于本國的利益分配格局。對不同類型的國家而言，其經濟實力影響國際投資體制的結果和特征各有不同。資本匱乏國的競爭力弱，在國際投資體制的形成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小，在

31、國際規則談判中的話語權相對較弱，這一狀況在國際投資的歷史上變化不大。 通常來說，資本匱乏國對外開放的動力不大，不少國家選擇了進口替代和保護國內產業的政策。 面對資本充裕國開放市場、獲取資源和攫取利潤的要求，資本匱乏國曾提出以東道國法律為基礎的投資待遇，或嘗試通過多邊體制維護自身利益，但難以成功。資本增加國的競爭力開始逐步上升。 資本增加國減少了從國外借貸的數量，擴大本國開放，目的是獲得盡可能多的資金流入，增強生產能力，提高本國的技術水平，以便利自身參與國際分工協作。 從資本匱乏期過渡而來的資本增加國尚并不具備強大的談判能力，更為合理的策略是開放本國市場參與國際協作并加快資本增加。資本充裕國對國

32、際投資體制的主要訴求是對等開放，即本國擴大開放的同時，要求其他國家也開放貿易市場和投資機會。 資本充裕國產品成本低、企業競爭力強，對等開放的立場足以發揮本國的優勢。 資本充裕國需要盡力占領海外銷售市場、獲取低 ， ， ： ， 楊原：大國無戰爭時代的大國權力競爭：行為原理與互動機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年版。 ， “ ： ： ，” ， ， ， ， 李巍、李玙譯：解析美國對華為的“戰爭” 跨國供應鏈的政治經濟學，載當代亞太， 年第 期，第 頁。成本原材料、塑造獨占優勢，利用不同國家在資源、市場和技術等方面的差異實現超額利潤。 在這一過程中，投資協定的作用是從法律上保障獲取利潤的途徑，具體包括擴大市

33、場銷量、保障原料供給和保護投資者的各項權利（如市場準入、利潤匯回、對征收行為進行補償等），降低解決摩擦的成本并最終提高投資收益。資本減損國在參與國際投資體制過程中常出現降低本國開放度的傾向。 資本優勢的下降直接導致減損國的競爭力下降，這反映在經濟、軍事和政治等方面。 而競爭力的下降使得該國在國際談判中的話語權下降，雖然可能對國際投資體制仍有一定影響，但不再擁有豐厚的討價還價籌碼，這反過來將進一步放慢資本增加的速度，該國在國際投資體制中更傾向于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圖 一國資本充裕度對該國在國際投資體制中立場的影響資料來源：筆者自制。三 國際投資體制的演變：基于資本充裕度的視角如前文所述，根據不同

34、國家在凈借貸和對外投資凈收益兩方面的差異，可依據資本密集度將其劃分為四種類型：資本匱乏國、資本增加國、資本充裕國和資本減損國。 一國在資本增加的過程中其經濟實力處于上升期，則資本越充裕經濟實力越強。 而一國的經濟實力對其在國際投資體制中持有的立場具有決定性作用。 概括地說，資本匱乏國不傾向于開放，在國際投資體制中話語權較弱，常處于非自愿開放的狀態。 資本增加國通過加大本國的開放來吸引更多的國外資本。 資本充裕國會在國際投資體制中推動其他國家對等開放。 資本減損國可能再次回歸保護主義，降低本國的開放度。（一）資本匱乏國資本匱乏國的資本要素不足，因此該國資本的邊際收益較高。 根據經濟學理論的 資本

35、充裕度與國際投資體制的演變 年第 期預測，外國資本更傾向于投資這些國家，以獲取比在母國國內投資更高的收益。 因此，外國資本有動力推動資本匱乏國開放。資本匱乏國是否對外資開放有多方面考慮。 從經濟角度來說，東道國開放本國市場的目標是促進本國經濟增長，但這個目標不一定能夠實現。 外國投資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需要滿足多個條件，例如東道國參與分工和專業化生產，并通過商品交換提高生產效率。 當外國投資不能增強東道國的生產能力時，投資的正面作用難以發揮，資源和能源豐富的國家常出現這種情況。從政治角度來說，國際投資帶來了財富增長，但東道國在財富分配中的所得較少，因此更傾向于“內向觀望哲學（ ）”，即一國更多依

36、賴本國資源，本國廠商主要服務于本國市場，本國商品的主要消費者是本國居民。持有這種觀點的東道國通常認為要監管外資，懷疑外國可能干預本國政治體制，防范外資對東道國國內認同的影響，預防出現潛在的文化殖民情況。雖然資本匱乏國有多種擔心，但很難依照本國意愿決定自身的投資開放度。 如上文所述，他國的資本優勢與經濟實力能夠通過多條路徑轉化為國際話語權。 外國資本為了進入資本匱乏國市場，會以政治、軍事和外交等不同方式向該國施加壓力。 簽訂國際投資協定也是施壓的一種方式。 資本匱乏國或者接受既定的投資協定模板，或者完全拒絕。 如果資本匱乏國拒絕既定模板，仍可能面臨其他壓力。 比較而言，資本匱乏國缺乏在國際社會表

37、達訴求的渠道，維護權益的手段不足，因此常處于非自愿開放狀態，拉美國家是較為典型的例子。拉美國家符合資本匱乏國的兩個條件：凈借貸幾乎一直為正，對外投資凈收益幾乎總為負。 年后拉美國家幾乎一直處于外國資本凈流入的狀態，早期拉美國家的外資流入有幾個特點。 例如，拉美的外國投資者主要來自英國、美國和日本， 年這三個國家占對拉美投資總量的 。再如，外國對資本匱乏國的借款主要用于鐵路及公用事業的建設，且大都是綠地投資。 另外， 世紀外國資本對拉美國家國內資本的形成至關重要：外國資本占阿根廷國內資本形成的比重是 ，墨西哥是 。拉美國家的對外投資凈收益幾乎總為負。 在外資大量流入的 世紀，拉美國家沒有或幾乎沒

38、有對外投資，外國資本以股權和債權兩種形式流入拉美國家，拉美國家 ， “ ，” ， “ ： ，” ， ， “ ： ，” ， 向外資支付了高額利息。 拉美國家對外投資凈收益為負有兩點原因：其一，拉美國家固定資本的形成高度依賴外國資金，因此對本國開放進程的控制力較弱。 其二，拉美國家對外資的利用效率較低，在支付外資的利息后剩余數量較少，難以增強拉美國家自身的生產能力。為了發揮外國資本對于本國經濟的正面作用，拉美國家至少在四方面做了努力。第一，在投資待遇問題上，拉美國家提出了與歐美發達國家不同的投資待遇標準。歐美國家認為，外國投資者應該享受國際最低投資待遇標準，該標準高于拉美國家給予國內投資者的投資待

39、遇，是以母國情況為基準提出的待遇標準。 拉美國家針對“最低待遇”提出了“卡爾沃主義”，核心是外國投資者應和本國投資者享受同樣的投資待遇，力圖以國內規則約束外國投資者。 但“卡爾沃主義”沒有成為國際投資關系中被普遍接受的理念。第二，拉美國家嘗試通過雙邊支付協定、清算協定和區域經濟合作等方式促進經貿往來。 年之前多個拉美國家與美國簽訂了互惠貿易協定，拉美國家之間也大量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這個階段拉美國家簽訂自貿協定的原因在于：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全球資金普遍不足，國際投資主要流向相對穩定的歐洲，拉美等資本匱乏國很難獲得自己需要的資金。拉美國家希望通過自貿協定獲得資金。 有少量國際貸款流向拉美國家的初級產

40、品部門，資金的流入擴大了拉美國家初級產品的生產規模，導致初級產品價格下跌。 更重要的是，拉美國家償還貸款利息的壓力沒有改變甚至有所上升，這反而增加了發生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另外，拉美國家還嘗試建立多邊投資體制來保障本國利益，但這方面的努力沒有取得實質性結果。 例如， 年國際聯盟舉辦了海牙國際法編纂會議，但各國未就國家應該承擔的責任達成共識。 盡管大多數國家贊成“執法不公”和“盡職調查”條款，但最終這兩個條款并沒有成為正式條款。第三，拉美國家在部分時期降低投資開放度的努力沒有取得預期效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拉美國家延續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以國內生產為主、保護本國工業的策略，并通過關稅、補貼和多重

41、匯率等政策減少進口實現自給自足。 同時，拉美國家對外來投資持懷疑態度，認為外國資本可能控制本國的基礎設施和自然資源部門，甚至認為外國投資者可能干涉東道國的國內政治，屬于“新殖民主義”。 例如， 年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阻止智利社會黨人薩爾瓦多阿連德（ ）當選總統并參與推翻總統的軍事政變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因此，拉美國家對外征收高關稅， 資本充裕度與國際投資體制的演變 年第 期不歡迎外來投資，強烈抵制跨國公司對當地政治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拉美國家仍然不得不保持一定程度的開放，歐洲和美國的跨國公司憑借強大的競爭力成功控制了拉美國家絕大部分產出： 年拉美的工業產出中，外國公司占 ；在技術較為先進的化

42、工、電機和制藥等部門，外國公司占比高達 。第四，即使拉美國家對外資開放，將自己納入國際分工體系，仍難以有效監管資本流入，更難降低外資對本國的負面影響。 年后，新的資金來源方即國際貸款機構給拉美國家帶來沉重的負擔。 相比外國直接投資造成的所謂“新殖民主義”，以多邊機構為主的貸款人對拉美國家的控制力度更大。 由于國內建設需要資金，拉美國家只能在“付出高的利息”和“付出高利息的同時接受貸款人的多方面控制”之間進行選擇。 拉美國家因此不得不重新審視直接投資的作用，對直接投資者“控制本國經濟”的抱怨聲音變小了。 拉美國家更加珍惜為數不多的直接投資，簽訂投資協定的動力有所增強。 世紀 年代之后拉美國家紛紛

43、締結雙邊投資協定，目的是對外傳達一個信號，即愿意提供安全的投資環境吸引外來資本。 拉美國家愿意接受國際仲裁也使得其開放承諾的可信度更高。與此同時，拉美國家仍然無法減少外來資金對國內經濟的負面效應。 世紀 年代，資本項目過早開放被證明是高風險行為，金融領域的國際規則和一國主權沖突的情況在拉美國家多次出現，拉美國家金融危機頻發。 在這種情況下，拉美國家對資本流動的規則制定仍然缺乏影響力，也難以降低外國資本對國內經濟的沖擊?？偠灾?， 年后國際資本開始流向拉美國家，但時至今日拉美大部分國家仍然停留在資本匱乏階段。 面對外國投資，拉美國家進行了種種努力來維護本國的利益，包括提出“卡爾沃主義”、以國內規

44、則約束外國投資者、建立多邊和雙邊機制以及嘗試自給自足的戰略等。 但是拉美國家難以影響外國資本在本國的經營、產品的國際定價和資金的流入流出，原因在于外國資本沒有幫助拉美國家提升產業結構，拉美國家的經濟實力和談判能力沒有隨著外資的流入而增強，甚至拉美國家對開放度沒有太多發言權，即使為保障自身權益進行努力，這些努力取得的效果也很有限。需要說明的是，有兩個因素對東道國是否非自愿開放影響較大：一是國際關系的整體狀況。 在殖民體系和在霸權主導的國際關系中更容易出現非自愿開放的情況，前者的代表有英國前殖民地，后者以拉美國家為典型代表。 二是東道國的經濟結構。 通常來說，資源能源豐富的國家更容易出現非自愿開放

45、的情況。除此之外，也有一些資本匱乏國或資本匱乏地區積極引入外資，并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積累本國的生產能力，增強在國際投資體系中的話語權。 如 世紀 年代中期的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臺灣以及 年代的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先后采取了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這些國家和地區成功發展為重要的出口地。 與拉美國家不同， 世紀 年代中東歐的部分國家（如波蘭、匈牙利、捷克）把自己打造為西歐國家的制造業基地，并將本國經濟整合到歐盟經濟發展中。 亞洲和中東歐國家更多地利用自己的地理位置和人力資源等要素來參與國際生產，而不是僅僅作為自然資源的生產國。 這些資本匱乏的國家利用外資增加出口，同時幫助國內的資

46、本積累，保持了較長時間的經濟增長，成功過渡到資本增加和資本充裕階段。（二）資本增加國當資本匱乏國完成借款的利息和本金支付后，還有剩余來增加國內資本、培育國內產業以及提升本國技術進步，則該國可能進入資本增加階段，并最終升級成為資本充裕國。 世紀中后期的美國和 世紀后期的中國處于資本增加階段。 處于這個階段的國家將盡可能開放本國市場。 世紀中后期的美國美國在由資本匱乏期轉向增加期的過程中體現出經濟起飛國家的一般規律，即借用外國資本來建設國內基礎設施，增強國內的生產能力。 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從國外獲得資金凈借貸為正，對外投資的凈收益開始由負轉正，其基本立場是盡可能地開放本國市場。 世紀外國對美國的投

47、資以證券投資為主，其中包括債券和股票。 外國資本投資的美國證券的底層資產是美國的基礎設施，包括運河、鐵路、電力設施、電信和電報系統等。 外國資本滿足了美國基礎設施建設時期井噴式的巨大資金需求，促進了美國國內資本積累。 世紀早期，由于美國建國的時間并不長，為加速資本增長、發展本國的對外經濟貿易關系，美國主要有兩方面訴求：一是鞏固與傳統資本充裕國的經濟關系，二是建立與西半球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關系。 為滿足上述訴求，美國與他國締結了友好通商航海協定（），主要包括兩類：第一類是與歐洲主要貿易伙伴締結的，目的是與歐洲強國建立完整的貨物貿易法律框架，保障美國的國家安全和貿易機會；第二類則是美國與其他新

48、興市場國家之間締結的 ，目的是創造新的商業機會。 雖然針對這兩類國家簽訂的國際協定有不同的特點，但共同原則是加大美國的開放力度。 資本充裕度與國際投資體制的演變第一個類似條約是美國和法國在 年簽訂的 。 其他歐洲國家包括西班牙（ 年）、普魯士（ 年）、英國（ 年）、瑞典和挪威（ 年）、丹麥（ 年）等。 年第 期對第一類 來說，由于美國和歐洲國家關系較為緊密，雙方的協定具有更明顯的利益互換特征，通常包括貿易、投資和人員等多方面議題。 這類協議的特點是通過在部分議題上的讓步來換取在其他議題方面的獲益。 例如，美國政府承諾保護締約國財產和國民的投資安全，要求另一方在更大程度上開放商品市場。 同時，美

49、國與不同國家簽訂的 中各類原則的內涵不完全相同，依貿易伙伴的特征而有較強的針對性。 以最惠國待遇為例，有些 中的最惠國待遇僅指貿易，有些則指向稅費。第二類 的目的是為美國企業創造新的商業機會，其中對新興市場的開放更多停留在紙面上。 因此美國在第二類 中發揮了更強的主導作用，并將重要的投資原則引入所有 中，包括“準入”“非歧視”“投資安全”“正當程序”等，確立了通過國際仲裁解決國際糾紛的方式。 換言之，美國通過 把習慣法的內容以國際協定的形式固定下來，并在后來的雙邊投資協定中再次重申這些原則。 美國對征收問題的處理也說明其在資本增加階段開始嘗試利用國際投資協定增強本國的資本優勢。 世紀后期的中國

50、在中國的經濟起飛期，對外開放是基本國策，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是重要內容之一。外國資本尤其是直接投資提供了購買資本品所必需的資金，資金流入的同時伴隨著技術轉讓。 中國利用外來資金和技術開展市場導向的生產，實現了對外出口的增長，出口的商品以制造品為主。 在資本增加期，中國經濟整體對外開放度非常高，并通過多種方式促進出口，這些措施使得外國將中國視為良好的投資目的地。 中國對外開放體現在多個方面：給予外資特別的優惠政策，包括稅收優惠、土地優惠、財政支持以及外匯管理等；在開放直接投資領域的同時加快金融投資的開放。在對外資開放 多年后，中國已經處于資本增加轉向資本充裕的階段。 從經濟指標看，中國資本輸出數量較

51、大，雖然也向外資支付利息，但凈借貸已經由正轉負，對外投資收益也有了顯著提高。中國的資本積累方式與傳統資本充裕國不盡相同，在資本積累早期中國并不擁有先進技術，也沒有利用戰爭等極端的國際形勢。 另外，中國推動構建新型國際投資體制面臨的國際環境也有所不同，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當前的國際投資協定更加強調投資者的責任，也更加重視東道國對外資的監管權力。 隨著中國資本輸出能力的上升，傳統的資本充裕國更加強調東道國的權利，這體現在投資待遇、征收賠償條件以及兌換與轉移等條款上。 傳統的資本充裕國認為，東道國國內部分監管權優先于國際協定，如安全問題是投資協定中的例外條款。 發達國家因此普遍加強了對外資的

52、安全審查。 發達國家調整在東道國監管權問題上的立場，部分原因是限制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投資者發揮其資本優勢。 另一方面，國有投資主體的行為被重點關注且面臨新約束。 主權財富基金和國有企業是亞洲新興資本充裕國對外投資的主體，在國際競爭中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也因此受到發達國家的關注。 投資協定中約束主權財富基金和國有企業的內容有所增加，這涉及企業融資、技術、補貼和治理等方方面面。資本增加期的日本日本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方面是一個特例。 日本民族主義傾向較為明顯，并對外來資本持懷疑態度，吸引的外資數量非常低。 年日本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為 ，在全球居第 位，日本也是經合組織國家中該數

53、值最低的國家?；仡櫲毡举Y本增加的歷史，可以看到日本同樣充分利用了外來資本，包括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兩種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資金是日本經濟恢復和資本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國資金首先以援助貸款的方式流入日本。 年后，美國向日本提供援助貸款的目的是幫助日本重建工業生產，助力日本經濟恢復。 除了援助貸款，美國以在日本建廠的方式對日投資。 美國這類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規避日本的貿易壁壘，美國同時向日本產品開放其國內市場。 美國對日本的投資數量較大而且效果明顯。 世紀 年代，美國對日本和歐洲的直接投資是對拉美國家數量的三倍，主要用于建廠。美國的投資促進了日本國內的資本增加： 年日本的固定資產總額增

54、加了 以上，而同期美國的固定資產增長率只有 。 在獲得美國資金和市場后，日本的跨國公司快速發展壯大并進行對外投資。 世紀 年代，日本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甚至擠占了美國公司在本國的市場份額。但是，即使日本通過對外投資增加了本國資本，其在擴大自身開放方面一直非常保守。 研究顯示，日本國內市場規模、收入水平、地理因素、語言差異和國家之間的歷史關系等因素都有一定的解釋力，但并不能充分解釋日本吸引外資數量少這一現象。（三）資本充裕國資本充裕國對于國際投資體制的基本立場是：本國在擴大開放的同時，要求其他國家也開放貿易市場和投資機會。 其原因在于資本充裕國的產品和企業具有極強的 資本充裕度與國際投資體制的演變

55、 ， “ ，” ， ， ， ： ， ， 年第 期競爭力，對等開放足以保障本國的市場和資源。 資本充裕國在國際投資體制的構建中有更多籌碼，國際投資協定是促進其他國家開放的方式之一，其作用是保障和增進本國的海外利益。 美國隨著資本充裕度的提高而完善利用國際投資體制、推動雙向開放是典型的例子。美國資本充裕度的變化在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資本積累后，美國在 世紀末轉變為資本充裕國，開始對外投資。 這一時期美國國內儲蓄仍然是投資最重要的資本來源。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國內儲蓄的上升超過了國內投資需求： 年美國國民儲蓄為平均每年 億美元， 年達到平均每年 億美元。但同時美國國內的住房和公共工程投資增加緩慢，美

56、國有過剩的儲蓄進行對外投資。 美國多方面的技術進步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航運、造船業和耐用消費品等制造業快速發展， 世紀 年代美國在世界制造業中占據了絕對優勢（見表 ），這也增加了美國可供投資的資本數量。 年，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債權國。表 年世界制造業生產的分布（單位：）時期美國德國英國法國俄國蘇聯日本瑞典世界其他地區 年 年 年 資料來源：肯伍德、洛赫德著，王春法譯：國際經濟的成長：，經濟科學出版社 年版，第 頁。兩次世界大戰在多個方面便利了美國的資本增加。 首先，戰爭期間美國加速發展國內制造業和對外出口，同時以促進固定資本的增長作為戰爭時期對外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 其次，美國的地理位置遠

57、離戰場，戰爭對于美國本土經濟的直接影響小，美國甚至通過為交戰方提供物資提升了本國生產能力。 再次，美國通過為參戰國提供資金直接獲益，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不能償還美國貸款的國家不得不接受美國提出的其他條件。 美國通過這種方式瓦解了主要對手的競爭力，增強了對德國的控制，便利了美國擴大對外影響和積累資本。 最后，戰爭結束后美國以貸款和債券的方式大量對外金融斯坦利恩格爾曼、羅伯特高爾曼著，高德步等譯：劍橋美國經濟史（第三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年版，第 頁。投資，提高了資本積累速度。 世紀 年代，美國成為繼英國和法國之后全球最重要的資本來源國，美國對外借款成為債權國，同時對外投資取得大量的正值凈收益。

58、無論是從相對值還是絕對值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的資本充裕度都非常高。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的資本充裕度達到了最高水平，部分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損害了其他國家的固定資本和國際收支，而美國是當時唯一一個國際收支不受外部壓力影響的國家。 與此同時，戰爭擴大了對軍需品的需求，美國廠商在滿足國內消費者的需求之外，還向其他國家提供商品。 此外，戰后美國政府和大型企業攜手合作，這樣的聯合體具有全球最強的生產能力，美國政企聯合體擴大美國國內投資進行生產，增加出口，從中獲得了較高的利潤。 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的資本數量達到了驚人水平。 從數據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的國內固定資本存量

59、幾乎等于其他發達國家之和（見表 ）。表 美國與其他發達國家的固定資本存量比較（單位：億美元）固定資本存量制造業固定資本存量企業固定資本存量年份除美國外的其他發達國家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美國 資料來源：阿姆斯特朗、格林、哈里遜著，史敏等譯：戰后資本主義大繁榮的形成和破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年版，第 頁。 世紀 年代，美國在資本充裕度方面的絕對優勢略有下降，美國固定資本存量的增速從 年的 左右下降到 年的 。發達國家在 年代面臨的 資本充裕度與國際投資體制的演變阿姆斯特朗、格林、哈里遜著，史敏等譯：戰后資本主義大繁榮的形成和破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年版，第 頁。 年第 期滯漲問題和 年

60、代的財政赤字都極大地影響了美國對外投資，并促使美國轉向更倚重外部借款以及更多的對外證券投資。 美國在隨后數十年維持資本優勢的方式是賺取國內外投資收益率的差異，其中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高收益非常引人注目。 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 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收益率為，同期外國對美國直接投資平均收益率為 ，投資凈收益對美國資本和財富積累的重要性日益上升。推動雙向開放的不同方式和美國的選擇資本充裕國為了推動雙向開放可能采用政治、軍事、外交和法律等手段。 在國際投資早期，軍事和外交是保護海外利益的重要手段。 隨著海外投資數量增加，傳統保護方式成本高、效率低等問題日益明顯，投資協定成為保護海外利益的重

61、要手段。 美國非常重視投資協定在推動雙向開放中的作用，但同時保留了其他手段。 另外，資本充裕國推動雙向開放的目的是促進資本持續增加，并形成利益話語權的良性循環，這是美國成為全球資本最充裕國家的重要經驗。 世紀初，隨著資本實力逐漸增強，美國已經開始利用投資協定推動他國開放。 年，美國提出了基于“門羅主義”的“羅斯福推論”，一方面禁止歐洲國家干預美洲的債務償付，另一方面強調美國有權使用武力迫使西半球國家償還債務。 這意味著美國傾向于把其他美洲國家視為類似經濟共同體的一部分。 在對外關系中，美國通過一系列國際協定從政治上控制其他美洲國家、促使其開放，這類國際協定包括巴黎條約普拉提修正案以及與尼加拉瓜

62、政府的貸款協議等。 在利用國際協定的同時，美國保留了軍事手段并將其作為解決投資糾紛的重要手段。 這是因為作為一個新興資本充裕國，美國有從其他國家特別是從傳統資本充裕國手中搶占市場的迫切需求，而軍事手段是更快捷有效的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從戰爭期間的保護主義轉向自由貿易的速度最快、轉向也最徹底。 美國對外投資特征及對國際協定的關注點出現了新變化，在保持自身開放的同時促進其他國家更大程度地開放貿易和投資市場，突破了戰爭遺留下來的限制投資的政策，包括資本流動管制、外匯管制和多重匯率等。 美國一方面推動他國采取更自由的貿易政策，另一方面進一步細化投資保護。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全球貿易格局轉變為美國

63、對第三國存在逆差、對歐洲存在順差，而在此之前歐洲是美國主要的進口品來源地，占美國進口的比重超過 。 美國的加入和貿易鏈條拉長需要更自由的貿易政策。 在美國國內貿易政策的爭斗中，支持自由貿易者逐漸占據上風。 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互惠貿易協定法，該法允許總統和其他國家談判削減關稅 而無須國會批準。 在此之后的 年內美國簽署了 個貿易協定，覆蓋了全國 的進口商品。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各國對貿易施加高關稅，美國為了降低關稅對出口的負面影響，選擇在銷售市場所在地建立廠房，這是一類全新的直接投資。 當投資是為了規避貿易壁壘而發生時，投資對貿易形成了一定的替代作用，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現象，投資協定中投資保護的內容進

64、一步細化。 這一階段美國在 中區分了絕對和相對的投資待遇。與英國相比，美國在促進雙向開放中更多利用國際協定。 在對外投資早期，無論是通過貿易公司在海外建立分支，還是在殖民地設立種植園和商業基地，英國政府和投資者之間利益一致的程度都非常高。 因此，“炮艦外交（ ）”成為英國政府投資保護的重要手段。 英國政府使用軍事和外交手段有利于其從政治上控制海外殖民地。 美國作為新興投資大國，更傾向于通過簽訂條約處理國家間經濟關系，推動使用仲裁手段解決國家間的投資爭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在國際話語權的爭奪中占據了絕對上風。 美國在國際投資體制中的主要訴求是促進自由貿易、便利資本流動以及通過國際協定保障美國

65、投資者在海外的投資自由，尤其是在那些可以供給原料、保障美國出口市場的國家和地區，使美國投資者獲取盡量高的利潤。 由于美國在生產能力和金融服務上都具有絕對優勢，并不需要其他國家的“特殊優惠”。 只要推動雙向開放尤其是其他國家保持開放，美國就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優勢。由此，美國規劃并主導了戰后的國際經濟體系建立，該體系的最重要原則就是促進自由貿易。 一方面，美國在 年對西歐進行對外援助， 年開始實施對外提供援助貸款的“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復興和日本經濟恢復。 這是因為歐洲國家的民族主義政策、高關稅、貿易壁壘和不公平競爭會影響美國的出口，而出口對美國 的增長至關重要。 另一方面，美國主導建立了以國

66、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為核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 的作用是在金本位崩潰的前提下減少貿易和外匯限制，保障長期資本的自由流動。 國際復興開發銀行要解決的是為大型工程項目融資的問題。通過提供對外援助貸款并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實現了自身的利益訴求：為 資本充裕度與國際投資體制的演變杰弗里弗里登著，楊宇光等譯： 世紀全球資本主義的興衰，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頁。 ， ， ： ， ， 年第 期美國商品出口擴大市場，同時不用過于擔心外國的競爭。 美國資本的增加與實力的增強之間存在互相加強的關系，在這個階段，“美國在參與國際事務時完全遵照美國的條件進行，美國對英國和法國表達出來的意見采

67、取一種姑且聽之的態度，與盟友之間的關系絕對談不上平等，有時甚至對盟友進行擺布或操控”。 年后美國在國際投資體制中開始轉向以 為主。 簡單而言， 與美國戰后的 有著如下區別： 處理的是資本充裕國之間的關系，目的是建立兩國間的經濟關系，因此協定中常常包含投資規則之外的多方面議題，如貿易、知識產權和人權等。 因此， 通常比較全面和復雜。由于資本充裕國勢均力敵、投資關系對等，國家之間可以把不同的議題作為談判籌碼。 中有大量與投資無關的議題，這意味著力量對比懸殊的國家之間難以締結 ，因為實力相對較弱的一方即使做出承諾通常也未必遵守，不平等的國家之間難以簽訂涵蓋多方面議題的協定。 的締約方通常是資本充裕國

68、和資本匱乏國兩類完全不同的國家。 處理的是不對等的投資關系，在形式、內容、談判方式和責任承擔方面都與 明顯不同。在形式上， 通常簡短而專業，基本只關注投資保護問題，而 投資保護對象以財產為主。 在內容上， 重點關注征收問題，這是因為 世紀 年代東道國尤其是非洲國家發生了多起沒有補償的征收案例，僅在 年一年就有 多起征收案例。 在談判方式上， 更多地由資本充裕國主導。 以美國簽訂的 為例，美國負責起草談判模板，其他國家往往在模板基礎上進行談判，最后簽訂的協議與模板相比通常變化不大。 資金匱乏國通常只有接受或者不接受協定模板兩個選項，這意味著想要獲得資金得先接受美國給出的條件，而有些條件將使得資金

69、匱乏國讓渡監管主權。 在責任承擔上，雖然 通常要求締約方承擔對等的責任，但由于資金匱乏國沒有可能對資本充裕國投資，也不存在保護本國投資的需求，因此幾乎是單方面承擔協定義務。比較美國與荷蘭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對外投資的情況能夠看到，構建利益話語權的良性循環是大國增強資本充裕度的必經之路。 以荷蘭為例，荷蘭是 世紀晚期的對外投資大國， 年海外投資總額約為 億荷蘭盾，其海外收益來自非洲的奴隸貿易、巴西的種植園以及與亞洲的貿易。 為維護商業利益， 世紀中期至 世紀晚期荷蘭與英國發生了四次戰爭。 這些戰爭后締結的國際協定確認了各國的殖民杰弗里弗里登： 世紀全球資本主義的興衰，第 頁。 ， “ ： ， （）

70、 ，” ， ， ， 地勢力范圍，為荷蘭的貿易擴張鋪平了道路。 荷蘭對英國的投資幫助了 世紀后半期英國國內資本形成，工業革命則將英國推向了世界霸主地位，隨后荷蘭在與英國的沖突中喪失了貿易壟斷權。時至今日，荷蘭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資本充裕度仍然較高，但在利用國際投資體制增加資本方面的動力不如美國。 原因在于這些國家的國內經濟規模小，對外投資獲取財務收益已經能夠滿足國內需求，利用現有投資規則進入他國市場能夠達到獲取財務收益的目的。 另外，荷蘭的金融服務發達，為全球跨國公司尤其是科技巨頭提供離岸服務，從中獲益豐厚。 在目前的國際投資體制下，荷蘭通過促進利益話語權循環推動他國開放的動力低于美國。（四）資本

71、減損國以傳統方式積累資本的國家具有如下特點：資本來源于國內的技術優勢以及國內生產上的巨大優勢。 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充裕國對外投資的重點是國內優勢產業，并極力通過國際協定推動自由貿易。 當資本充裕度達到較高水平時，一國對投資收益的追求會導致對外金融投資的快速增長，金融投資在短期內能夠提升投資收益率，但就長期而言，對外投資凈收益為正的狀況難以維持，甚至轉為負，該國可能因此成為資本減損國。 世紀中后期英國的資本減損狀況已經較為明顯。 世紀中后期英國對外金融投資規模開始上升，但金融投資的增加降低了資本增長速度。 從尋求回報的動機來看，英國積累了較大數量的資本，但對外貿易與航運的利潤在逐步下降，同時由于對

72、外金融投資利潤誘人，英國更多地轉向海外金融投資，這是非常自然的選擇。英國在資本方面的優勢還因為戰爭受到影響。 首先，英國的經常項目順差因為戰爭而縮小。 其次，英國失去了對外投資中的絕對優勢地位，海外資產價值縮水，資本增長速度下降。 兩次世界大戰顯著削弱了英國在資本充裕方面的優勢。 英國資本積累放慢的負面影響逐步顯露，不得不退回到保護主義和經濟國家主義，對國際投資體制的影響力顯著下降。在國內經濟政策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較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政府深度操控經濟，直接參與生產過程；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國的經濟管理沒有恢復到戰前自由放任的狀態。 加上大蕭條和全球經濟狀況惡

73、化，英國應對大蕭條的穩定和復蘇政策又成效甚微，因此采納了類似計劃經濟的管理方式和體制，并更加傾向于經濟國家主義。在貿易政策上，英國放棄了 年前持有的自由貿易政策，具體表現為 年 資本充裕度與國際投資體制的演變 年第 期實施的麥肯那法案對制成品征收 的關稅、 年的工業保護法和染料進口法為英國工業提供了進一步的保護以及禁止進口化學合成染料和中間品等。 年，英國將戰爭期間的暫時性關稅政策轉變為官方的保護主義政策。英國在 世紀 年代建立了帝國（關稅）特惠網絡，將出口集中在殖民地內部。在投資政策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限制貿易的措施影響了投資利潤和貸款利息匯回到母國，由于海外權益無法保障，英國人對外投資的動

74、力大大下降。 加上英國在俄國等國的海外資產被直接沒收，英國的海外總資產遭受了巨額損失。 英國海外投資的價值還因為戰爭、通貨膨脹和清償貨幣難度上升等問題而縮水，維系英國和殖民地國家的經濟聯系有所削弱。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從殖民地獲得的投資貿易收益相對有限，英國撤出了殖民地。 英國在這個階段簽訂的雙邊貿易協定拋棄了最惠國待遇原則，而 年科布登雪佛利爾條約簽訂以來英國一直將該原則用于投資待遇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英國更多轉向國內投資，這既有技術進步的原因，也有資本優勢下降以及經濟實力衰弱的原因。四 結論總體而言，不同時期基于資本充裕度的代表性國家和地區有所不同（見表 ）。 以凈借貸和對外投資凈

75、收益兩個因素區分的國家資本充裕度差異影響著一國在國際投資體制中關于開放度的基本立場。 具體來看，本文對資本充裕度如何影響開放度主要得出四點結論。表 不同時期基于資本充裕度的代表性國家（地區）時間資本匱乏國資本增加國（地區）資本充裕國資本減損國 世紀初至 年亞洲、非洲、拉美的殖民地英國、法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 年亞洲、非洲、拉美的殖民地德國、美國英國、荷蘭西 班 牙、 葡萄牙兩次世界大戰時期馬來西亞、智利、印度俄國 蘇聯美國、日本、瑞典英國、德國龍多卡梅倫、拉里尼爾著，潘寧等譯：世界經濟簡史，上海譯文出版社 年版，第 頁。續表 時間資本匱乏國資本增加國（地區）資本充裕國資本減損國第二次世界大戰

76、后至 年阿根廷、安哥拉、贊比亞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臺灣、中東歐國家美國、西歐國家、日本、挪威英國 年墨西哥、巴西、埃塞俄比亞、蘇丹中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東亞國家、美國、日本、愛爾蘭蘇 聯、 部 分中亞國家 資料來源：筆者自制。第一，資本充裕國和資本匱乏國在國際投資體制中處于不對等地位，這一狀況在國際投資歷史中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 資本充裕國通常在技術上和經濟上也具有優勢，在保障海外投資利益方面可選的手段較多。 早期的海外利益保護以軍事和外交方式為主，但國際投資協定以其成本低、效果明顯而逐步占據主導地位。 資本匱乏國可以選擇接受或拒絕外來資本：前一種情況下匱乏國是資金的需求方

77、，對于國際投資規則幾乎沒有討價還價的籌碼，資本匱乏國之間為了爭奪資金甚至需要做出更大讓步以展示誠意；后一種情況被證明存在諸多困難且難以持續。 資本匱乏國的經濟狀況決定了其在大部分情況下是國際投資規則的接受者。第二，一國能否由資本匱乏國增加資本轉變為資本充裕國，關鍵在于對外投資的收益和獲取資本的成本之間的差額是正還是負。 當資本匱乏國在支付借款的利息和本金后還有富余，國內的資本積累增加，并培育國內的產業發展，促進內生的技術進步，該國可能轉變為資本充裕國。 部分亞洲國家經濟轉型的成功經驗正在于此，而歷史上拉美利用外資的效率非常低甚至引發了債務危機，經濟停滯不前。 當一國對外投資的收益超過獲取資金的

78、成本，即使本國資本增長速度下降，仍然可以保持資本充裕國的地位，美國是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國家。第三，本文分析了 與 兩類投資協定的差異。 處理的是資本充裕國之間的關系，協定中常常包含投資規則之外的多方面議題，如貿易、知識產權和人權等。 締約方之間勢均力敵，其國內法律也比較接近，因此不同的議題容易成為可交換的談判籌碼，力量對比懸殊的國家之間則難以締結 。 的締約方通常是資本充裕國和資本匱乏國兩類差異非常大的國家，這不僅體現在經濟上，也體現在國內法律上，締約方之間要妥協的內容多，因此需要通過單獨的投資協定進行約定。 通常由資本充裕國主導，無論是談判模板起草、談判過程還是談判結果都是如此。 資本匱乏國

79、通常只有接受或者不接受協定模板兩個選項，接受模板的話就相當于按照資本充裕國的標準改變本國法律。 資本充裕度與國際投資體制的演變 年第 期第四，新興資本充裕國的崛起是理解未來國際投資條約演變的重要變量。 新興資本充裕國在資本增加的方式、對外投資的主體和投資模式上與傳統資本充裕國有一定差異，在對傳統資本充裕國進行投資的同時難以達成類似 的協定，對資本匱乏國進行投資時也無法用傳統的 進行保障，需要創新的國際投資體制。從以上視角出發，中國如何構建符合自身訴求的國際投資體制，答案就非常明確了。 以人均 來衡量，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但以資本充裕度來衡量，中國已經接近資本充裕國。 因此，只以發展中國家或凈債

80、權國來描述中國都是片面的。中國存在著雙向資本流動。 一方面，大量的外國投資流入中國，但中國并不依賴外來資金彌補國內儲蓄投資缺口；另一方面，中國同時也大量對外投資，投資目的地既包括資本充裕國也包括資本匱乏國。關于中國如何新簽或完善投資協定，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 第一類情況是中國與資本充裕國之間的協定。 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存在雙向資本流動，在與這些國家締結投資協定時，可以參考初步成為資本流出國的國家的相關經驗，如 世紀 年代美國與其他資本充裕國簽署的協定。 第二類情況是中國與資本匱乏國之間的協定。 中國對這些國家更多的是單向資本流出。 在與這些國家簽訂投資協定時，需要通過條款設計來

81、實現差異化的投資目標。 第三類是多邊協定。 由于多邊平臺會模糊一國對自身資本充裕度的定位，一國無法對資本充裕度不同的國家采取不同立場，因此多邊投資協定中原則性內容居多，而很難有實質性條款，這對中國也不例外?；诋斍爸袊谫Y本充裕和生產能力方面的優勢，擴大雙向開放、推進自由貿易和投資是最合乎中國利益的選擇。 基于中國利益構建國際投資體系，首先要明確中國與不同國家之間資本充裕度的差異，分別確定締約的原則與順序。 其次，中國需要參考英國和美國作為世界資本最充裕國家的經驗，針對不同類型國家設計具有針對性的條款。 最后，中國還需要針對關鍵條款進行充分的經濟評估與預測，給出理想方案與備選方案。（截稿： 年 月 責任編輯：主父笑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