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再研究院：重塑社會契約：保險在改善收入不平等中的作用（2022）（36頁）.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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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塑社會契約：保險在改善收入不平等中的作用2022年第3期02 摘要03 主要觀點05 不平等：社會分裂的風險19 收入不平等與保險26 保險有助于改善不平等29 重塑社會契約：政府和保險 業如何行動以改善不平等34 附錄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2摘要收入不平等會對全球經濟、社會凝聚力和金融市場產生不利影響。經濟沖擊，包括當前的生活成本危機，對低收入家庭的打擊最沉重。收入不平等及中產階層增長停滯會減少保險保障，壓縮了應對沖擊的緩沖空間 特別是在發達經濟體中。保險是促進經濟增長，降低不平等的有效手段。降低社會不平等是公共和商業部門共同面臨的優先任務。各國內部的收入不平等會對社會凝

2、聚力、經濟增長和金融市場產生負面影響。我們的研究發現，它對大多數保險市場也會產生負面影響，會降低總體保險深度，削弱家庭保障。過去40年來，總體來說發達經濟體收入差距持續擴大。衡量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數顯示了收入在人口中的分布狀況，是衡量不平等狀況最常用的統計指標。1新興經濟體的不平等狀況普遍高于發達市場，但其程度正持續改善，全球化是主要驅動因素之一。1990年以來，全球化促使巴西和中國等經濟體的中產階層迅速壯大。相反，美國中產階層從1980年代占人口將近60%下降到2018年的不足55%。短期而言，經濟沖擊通常會對較低收入家庭和貧困人口造成更加嚴重的影響?，F狀正是如此，烏克蘭沖突進一步推升了能源

3、和糧食價格，加劇了當前的生活成本危機。世界糧食計劃署表示，目前全球有2.76億人正面臨嚴重的食品短缺，比2019年增加了一倍以上。持久的貧富差距還會產生負面的經濟后果：它會影響生產力和總需求，從而降低增長。嚴重的貧富差距還會削弱公眾對體制的信任，可能引發社會動蕩。長期來看，我們認為逆全球化、數字化和氣候變化等結構性趨勢會對社會收入不平等程度起決定性作用。我們預期，ESG中的“S”(即“社會”)將在未來投資決策中發揮更大作用。社會收入不平等會對保險需求產生重大影響。1990年以后，在社會貧富差距變得更加不平等的發達經濟體中，保險深度幾乎沒有任何增長。我們發現，如果發達經濟體能夠保持1990年的平

4、等程度，家庭保險保障將會比2019年的實際水平高出約2 520億美元。如果將其換算成保障缺口，我們估計，1990年以來發達經濟體的不平等加劇使得2019年的自然災害保障缺口擴大了約2.5%。這表明，如果不平等程度未上升，在自然災害中具有保障的資產可增加1.7萬億美元。發達經濟體的身故保障缺口估計擴大了8%，按2019年的保額估算，相當于5.4萬億美元。保險為遭受沖擊的家庭提供收入支持，是促進經濟增長、降低不平等的有效手段。研究顯示，保險可通過鼓勵采納減緩風險的措施來管理風險、挽救生命，從而提升經濟增長。保險可提升家庭應對風險的可預見性，從而實現更復雜的經濟互動。保險為更優決策提供支持，從而更公

5、平地分配所產生的收益。改善不平等問題可強化社會契約，增強公眾對體制的信任。短期而言，政府需要考慮制定適當的政策，以緩解當前很多家庭面臨的生活成本危機。長期來看，公共和商業部門都有責任采取行動以改善不平等問題。政府應制定政策組合，更平等地分配經濟機會和成果。政策制定者還必須利用風險轉移機制(如社會保障體系)使風險與收入更公平地匹配，通過轉移支付提升低收入人群的風險保障，或通過公私合作模式擴大保險的可保性。商業保險可發揮作用，通過推動產品創新幫助保險保障不足的群體。在當前高通脹的環境中，圍繞提高保險產品可負擔性的產品設計和政策支持尤為重要。農業保險是緩解嚴峻的糧食安全威脅的關鍵手段之一。我們的結論

6、表明，如果政策的轉變在未來10年促使基尼系數逐漸下降1個百分點，便可能使發達經濟體的保險需求累計新增7 000億美元。1 基尼系數衡量收入在人口中的分布狀況?；嵯禂禐?表示完全平等，而系數為1(100%)則表示最極端的不平等。資料來源：F.Solt，“衡量各國及各個時期的收入不平等：標準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數據庫(SWIID)”，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01(3)，2020年，第11831199頁。SWIID 第9.2版，2021年12月。hZdWyXyXsQmMqQmO7N9R6MnPpPmOsQeRoOzReRoMtRbRnMqMNZnQsNxNtQwO sigm

7、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30.650.640.488.50%7.30%1.50%82.2888.7364.570.750.840.5917.9019.4032.7012.112.35.4619.06%12.77%14.00%38.6029.3041.800.00110?3.5%3.0%2.5%2.0%1.5%1.0%0.5%0.0%123 12323100主要觀點中產階層的壯大提升了保險深度高貧困率國家的保險需求甚少。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增長令大量人口擺脫貧困，中產階層快速成長。由于可保資產及保險產品可負擔性上升，S曲線呈現陡峭向上趨勢。高收入國家的中產收入群體規模萎縮，促使S曲線變緩。但

8、不平等的加劇抑制了保險市場發展中等收入國家不平等程度的降低及具有彈性的保險需求促使S曲線變陡。高收入國家不平等程度加劇及缺乏彈性的保險需求促使S曲線變平。經濟沖擊(如烏克蘭戰爭)會加劇社會不平等狀況，對弱勢群體產生更為嚴重的負面影響。戰爭在高通脹時期推升了食品價格，進一步加劇糧食短缺和生活成本危機，并對最低收入人口產生更加嚴重的影響。長期來看，我們預期氣候變化和數字技術的應用等趨勢將對不平等狀況產生影響。影響美國、德國和中國不平等狀況的驅動因素，現狀及歷史趨勢 美國 德國 中國 政策空間 SRI 宏觀經濟韌性指數，2021年 當前通脹率 年度通脹率，2022年3月 全球化 KOF 全球化指數，

9、總值，2021年 數字化 世界銀行數字應用指數，2016年 氣候變化 SRI 氣候經濟指數，2021年 通脹和失業 痛苦指數，2022年3月 收入不平等 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份額，2021年 基尼系數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最新數據對比其他國家當前的排名：高 中 低 最新數值 從全球金融危機至2019年(新冠疫情前)的趨勢：注：信號燈表示一國的分值處在最高(綠色)、中間(藍色)還是最低(粉色)三分之一的范圍。通脹率若在央行目標+/1%區間，則為綠色；若在目標+/1%至1.5%區間，則為藍色；若偏離目標+/1.5%以上，則為粉色。箭頭表示該指標在全球金融危機后上升或下降。由于數據可得性問題

10、，氣候經濟指數箭頭為估計值?；嵯禂岛饬渴杖朐谌丝谥械姆植紶顩r。資料來源：彭博、SWIID、KOF 全球化指數、世界銀行數字應用指數、世界不平等數據庫、瑞士再保險專有指標中產階層壯大和不平等程度降低有利于提升保險需求。S曲線表示經濟發展(人均GDP)如何促進保險需求的增長。各國非壽險深度和人均GDP，2019年 人均GDP不平等：低 中 高 傳統S曲線注：圓點顏色表示該國最近年份的不平等程度，按基尼系數衡量(從綠色的不平等程度最低，到紅色的不平等程度最高)。藍線顯示S曲線的擬合模型，即保險深度與經濟發展的非線性關系，此前的sigma出版物對此已有討論。資料來源：瑞再研究院驅動因素不平等指標非壽

11、險深度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3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4收入群體1990年以來，發達經濟體不平等狀況加劇削弱了家庭的風險保障和韌性。如果收入不平等程度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發達市場2019年的巨災和身故風險的保險保障將會增加約2 520億美元(6.9%)。這相當于失去了約390億美元的財產與意外險保障，以及失去了約2 130億美元的壽險給付。不平等狀況變化對2019年各保險業務產生的保費和保障影響(保險損失)估計 發達經濟體 新興經濟體基尼系數變動 19902019，百分點 2.1 2.5財產與意外險 直接保費收入，2019年，10億美元 1 405 139

12、 估計影響：保費，10億美元 60 9 保費，%4.3%6.7%保險損失，10億美元 39 4壽險 直接保費收入，2019年，10億美元 2 268 189 估計影響：保費，10億美元 194 8 保費，%8.6%4.0%壽險給付，10億美元 213 8合計 直接保費收入，2019年，10億美元 3 673 328 估計影響：保費，10億美元 254 2 保費，%6.9%0.5%理賠總額，10億美元 252 4注：新興經濟體不含以下國家：捷克共和國、匈牙利、波蘭、俄羅斯、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烏克蘭、中國、越南、老撾、印度。我們將上述國家歸入“轉型經濟體”，它們已經歷重大結構性及/或經濟轉型，并

13、表現出有別于樣本中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增長和發展趨勢。詳情參閱“收入不平等與保險”章節?；嵯禂岛饬渴杖朐谌丝谥械姆植紶顩r?；嵯禂禐?表示完全平等，而系數為1(100%)則表示最極端的不平等。資料來源：SWIID、瑞再研究院公共和商業部門可以通過轉移個人面臨的收入風險來改善不平等。公共部門的風險轉移機制包括社會保障體系、公共災害援助及擔當“最終保險人”。商業保險公司可與政府建立公商合作模式，提供風險轉移服務，并可借助監管框架推動產品和分銷領域的創新，擴大保險保障的覆蓋范圍。公商合作的農業保險計劃可以在糧食安全方面發揮支持性作用。改善不平等的風險轉移政策組合 旨在改善不平等的政府干預 社會保障風險

14、轉移 其他政府干預 為商業保險風險轉移提供支持 低收入 減少個人社會保障繳款，通過社會保障 預防損失的激勵機制；公共災害援助；與 為購買商業保險提供補貼(如農業保險、壽險)；(健康、失業、養老)和福利項目轉移風險 保險業的公私合作；最終保險人(如住房、為小額保險和數字化分銷提供監管支持 機動車、大流行病風險)中等收入 建立基于收入的社會保障繳款，通過社會 預防損失的激勵機制；公私合作；最終保 促進商業保險發展；針對壽險/養老保險的稅收 保障(健康、失業、養老)轉移風險 險人(如住房、機動車、大流行病風險)優惠；針對數字化分銷的監管支持 高收入 累進所得稅、資本利得稅、財產稅、房產 最終保險人(

15、如針對恐怖主義風險的商業擔 促進商業保險發展 稅、公司稅 保)；制定降低金融市場風險的政策 資料來源：瑞再研究院收入群體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4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5平等性問題不平等是指社會成員間資源和機會分配不平等的社會經濟現象，可體現為收入和財富水平的差異。平等獲取基本生活條件，如醫療、教育、司法、就業、技術等，是以平等機會產生收入和財富的必要前提。因為擔憂持久或不斷加劇的不平等，聯合國將“減少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列為“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第10個目標。平等事關重大，因為當人們認為社會制度偏袒少數人，便可能產生普遍的不滿和宏觀經濟不穩定(參見“不

16、平等與經濟”)。2,3 擁有龐大而富裕的中產階層的社會通常具備更強的社會凝聚力(如犯罪率較低；對公共機構的信任度和滿意度較高；政局更穩定)，因為這種社會在收入及獲取基本生活條件方面更公正。不平等還會使民眾質疑政府促進社會成員間實現公平的意愿，引發民眾非暴力抗議、蓄意破壞、暴亂和搶劫事件，從而令社會契約的概念遭受質疑。它也會加劇民粹主義，這種政治動向正迎合了那些自身感覺被精英階層遺棄或忽視的群體。無論在美國、英國、德國、菲律賓或智利，民粹主義運動都是在利用人們的不平等感，質疑民主合法性，從而贏得更多支持。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我們使用標準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數據庫(SWIID)提供的基尼系數衡量收入不平

17、等，以此作為標準化指標。4 基尼系數用于衡量某個時點的不平等程度，有助于對各個時期的狀況開展實證分析，并進行國家間的比較。不平等與經濟一定程度的收入不平等或許有益，因為它會激勵人們積極上進，開展競爭、儲蓄和投資。然而，經驗證據表明，持續且嚴重的收入不平等會對宏觀經濟增長和穩定性產生負面影響。根據IMF關于不平等加劇對GDP增長影響的估計，1980年后，由于最高五分位收入人群比例擴大，實際GDP增長率年均降低0.2個百分點。5 經濟政策研究院估計，1979年至2012年間，不平等加劇令美國的總需求每年減少約GDP的4%。6 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發現，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可促使富裕的企業家增加投資，從而

18、刺激貧窮國家的人均GDP增長，但上述效應在中高收入國家卻適得其反。72“經濟不平等與增長有何聯系？”，華盛頓公平增長中心，2014年。3 S.Memon和I.Qureshi，“收入不平等與宏觀經濟不穩定”，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5(2)，2021年，第758789頁。4 F.Solt，“衡量各國及各個時期的收入不平等：標準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數據庫”，同上。5“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和后果：全球視角”，IMF，2015年6月。IMF報告稱，最高五分位收入人口的收入份 額每增加1個百分點，會對未來五年GDP年增長率產生0.08個百分點的負面影響。最低五分位人口的

19、收入份 額增加同樣幅度，則可將增長率提高0.38個百分點。6“不平等令美國經濟增長減速”，經濟政策研究院，2017年12月。如果將期限縮短至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即 19792007年)，需求受拖累估計令GDP增長放緩2個百分點。7“收入不平等對總產出的影響：政策研究工作報告”，世界銀行，2015年6月。不平等：社會分裂的風險社會不平等之所以事關重大，是因為社會內部的公平性可以維持政府與國民之間的社會契約。持續高企的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社會團結，亦不利于經濟增長和金融市場發展，因為后兩者都得益于更公正的收入分配。發達經濟體的不平等程度相對較低，但在持續上升；新興經濟體的不平等程度較高，但在逐漸下降。上

20、述兩個趨勢的關鍵驅動因素是中產階層規模的變化，而中產階層規模受全球化驅動。經濟沖擊通常會給低收入家庭造成最嚴重的打擊：當前的烏克蘭沖突令數百萬人面臨食品短缺和陷入貧困的風險。這進一步加劇了新冠疫情導致的不平等。較長期來看，我們認為逆全球化、數字鴻溝、氣候變化和財政及貨幣政策是未來不平等的驅動因素。當社會中的個人獲取資源和機會的便利度不相同時，便會產生不平等。嚴重的不平等可能會破壞社會凝聚力，令社會契約遭受質疑，導致出現民粹主義和社會動蕩。我們以基尼系數作為不平等的衡量指標。收入不平等可能對宏觀經濟增長造成深遠影響。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6不平等可造成人力資本投資不足。不平等可加

21、劇經濟不穩定。圖 1：美國家庭債務杠桿率和最高20%(最高五分位)及第三個20%(中間五分位)美國家庭的收入份額，19792020年，指數(1979年=100)人力資本投資減少是正在擴大的收入不平等影響GDP增長的途徑之一。8 在國家發展過程中，人力資本將成為日益重要的經濟增長引擎。然而，低收入家庭子女較少的教育機會可能阻礙其獲得和拓展技能，限制了其職業選擇。上述因素進而會造成勞動者生產力降低、工資減少，使得總體經濟參與度也低于更公平的國家。教育投資不足通常會降低代際間的社會流動，從而造成持續的不平等，不利于長期經濟增長。9不平等也會加劇經濟不穩定，例如產生金融驅動的商業周期。無論是1929年

22、開始的大蕭條還是200809年間的全球金融危機，兩次危機爆發前夕都伴隨著收入不平等的急劇上升。IMF的研究顯示，收入不平等上升會增強高收入家庭的議價能力，使得金融部門規?？焖僭鲩L。10該機構的研究發現，其余人口的消費受信貸增長支持，從而造成杠桿率大幅上升，最終導致中低收入家庭的債務/收入比飆升(參見圖1)。當沖擊來臨時，債務/收入比上升增加了發生系統性違約的概率，可能使得沖擊惡化演變成全面的經濟危機或衰退。家庭債務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左軸)中間五分位家庭收入的份額(右軸)最高五分位家庭收入的份額(右軸)資料來源：FRED、國會預算辦公室、瑞再研究院8 O.Galor，“不平等、人力資本形成與發

23、展過程”，IZ 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2012年1月。9 M.Corak,M.，“收入不平等、機會平等與代際流動”，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3年。10 M.Kumhof 和 M.Ranciere，“不平等、杠桿與危機”,IMF工作報告，2010年。50%70%90%110%130%150%170%190%210%40%45%50%55%60%65%20182016201420122010200820062004200220001998199619941992199019881986198419821980不平等：社會

24、分裂的風險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7 0.200.300.400.500.600.70201520102005200019951990198519800.200.250.300.350.4020152010200520001995199019851980過去30年來，全球范圍的極端貧困有所減少，但收入不平等趨勢存在差異。從基尼系數的絕對值來看，發達經濟體比新興經濟體“更平等”。1980年以來，許多發達經濟體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上升。新興經濟體的普遍趨勢是不平等程度正在下降。當前(收入)不平等的驅動因素過去30年來，全球生活處于極端貧困(聯合國定義為每天生活費用低于1.9美元)

25、的人口比例從約43%降至10%以下。這樣看來，全球范圍內的收入不平等似乎在逐年減少，然而從各國內部來看，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絕非普遍趨勢。從基尼系數的絕對數值來看，發達經濟體無論總體還是個體都比新興經濟體“更平等”，系數更接近0(參見圖2)。但過去40年來，許多發達經濟體的基尼系數呈現持續上升趨勢。從21世紀初以來，基尼系數下降是新興經濟體的普遍趨勢(但有例外)，其原因是經濟發展，新興經濟體平均收入的增速高于發達經濟體。因此，數百萬人得以擺脫貧困，步入日益壯大的中產階層。發達市場的情況恰好相反：中產階層規模持續萎縮或增長停滯。發達經濟體變得更加不平等，新興經濟體變得更加平等 1980年以來，許多

26、發達經濟體的收入不平等(按基尼系數衡量)程度有所上升，但速度各不相同。美國的升幅最大，基尼系數從1980年的0.32上升至2019年的0.39。以此衡量，美國是最不平等的發達經濟體。相比之下，與美國平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國家，如挪威和瑞士，最近的基尼系數卻較低，分別為0.26(2019年)和0.30(2018年)。中產階層人口較多的歐洲國家在全球平等程度排行榜名列前茅。不過，在英國和德國等經濟體，基尼系數停滯甚至上升。過去40年中，這兩個國家的不平等程度分別上升了7個和3個基尼系數點。新興經濟體的普遍趨勢是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但結果參差不齊。例如，拉丁美洲的基尼系數顯著下降，該地區的多個經濟體(包

27、括巴西)在應對不平等方面成績斐然。但總體來看，拉丁美洲仍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區之一(參閱“拉丁美洲的收入不平等”)。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趨勢差異更大。1990年代初以來，俄羅斯、印度和中國是收入不平等升幅最大的國家。發生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上述國家從高度管制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漸轉型，比如中國經歷了大規模城鎮化和工業化。11 在1980年代初的經濟轉型過程中，貧富差距明顯拉大，基尼系數從1980年的0.28升至2009年0.43的峰值。圖 2：主要發達經濟體(左圖)和新興經濟體(右圖)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1980-2019發達經濟體 新興經濟體 不平等上升 不平等下降 美國 英國 日本 意大利 德國 法

28、國 巴西 墨西哥 中國 南非 印度 丹麥 澳大利亞 印度尼西亞 俄羅斯 土耳其資料來源：SWIID、瑞再研究院不平等：社會分裂的風險11 M.Ostry、M.Berg 和 S.Kothari，“結構性改革中的增長-平等取舍”，IMF工作報告，2018年。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85%10%15%20%25%30%35%20182016201420122010200820062004200220001998199619941992199019881986198419821980盡管中產階層規模壯大和極端貧困人口有所減少，但是拉丁美洲依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區之一。圖 3：全球各地區

29、最富裕的1%人口的收入份額該地區不平等的驅動因素包括存在大量非正規、缺乏技能的勞動力、生產制度存在限制以及設計不當的稅收制度。此后，該趨勢開始逆轉。IMF的研究發現，中國不斷擴大的城鄉差距和區域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不平等程度歷史性上升，而應對該問題的政策舉措則成為了驅動近期趨勢的主要原因。中國增長模式正在轉變，力求更加多樣化，更注重內需，更具普惠性。12 印度的基尼系數從1990年的0.41上升至2015年的0.5，在新興經濟體中排名第二。南非一直是全球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1980年代以來的基尼系數超過0.6。拉丁美洲的收入不平等長久以來，拉丁美洲最富裕的1%人口一直占有約24%的平均總收入

30、(參見圖3)。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55%的總收入。盡管拉丁美洲在擴大中產階層規模，減少貧困方面已取得相當大的進步，但情況依然如此。生活在極端貧困中的人口比例從1990年的15%下降至2019年的3.7%。13 同期，基尼系數從平均0.53降至0.46，但其原因更多是由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逐步攀升，而非最富裕的1%或10%人口的收入份額下降。亞洲 歐洲 拉丁美洲 中東和北非 北美洲 撒哈拉以南非洲 全球注：該方法基于家庭調查和各國賬戶等不同數據來源，各國和各時間段的數據可獲得性有差異。如果無法獲得2019年數據，則使用最新的估計值替代。資料來源：世界不平等數據庫(WID)IMF的一項研究表明，拉

31、丁美洲近年來不平等程度下降的主要因素是教育投資，其次是較高的外商直接投資和稅收增加。14 對拉丁美洲不平等原因的研究證實了教育投資的重要性，因為該地區擁有龐大的非正規就業部門及龐大的非技術工人。15 技術復雜度低和比較優勢領域較少是該地區收入平等面臨的結構性制約因素。設計不當的稅收制度、陳舊的國際稅收制度及普遍的逃稅也限制了稅收再分配政策的效力。1612 S.Jain-Chandra 等?！爸袊牟黄降?趨勢、動因和政策救濟”，IMF工作報告，2018年。13 世界銀行，網址：http:/iresearch.worldbank.org/PovcalNet/povDuplicateWB.aspx

32、。14 A.Osueke、E.Tsounta，“拉丁美洲收入不平等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4年。15 V.Amarante，“拉丁美洲的收入不平等：要素組成分析”，Th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2016年8月。16“拉丁美洲是世界最不平等的地區，解決辦法如下”，世界經濟論壇，2016年1月。不平等：社會分裂的風險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9美國及其他發達經濟體的中產階層規模已經萎縮。1990年代后，許多新興經濟體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快速的中產階層人口增長。全球化促使發達經濟體內部的不平等上升，同時促使新興經濟體中的不平等下降。

33、福利國家和稅收制度的倒退加劇了發達經濟體的不平等。隨著不平等上升，發達經濟體的中產階層規模已經萎縮美國又是典型例子。1980年代初以來，美國中產階層的規模開始快速地縮小，從占人口將近60%降到2018年的55%以下(參見圖4)。如今，美國中產階層人口比例處于發達經濟體的最后幾名。西歐國家的中產階層規模比美國大得多，但2000年初以來同樣出現下降/陷入停滯。例如，德國的中產階層比例從2000年的76%降至2016年的70%。在許多新興經濟體的中產階層規模自1990年代以來增長了數倍，是全球有史以來中產階層增長最快的時期。即使在收入不平等加劇的中國，中產階層比例也從近乎0增長到2016年的42%以

34、上。這意味著在該期間約有4億人口脫貧。過去30年中，巴西、俄羅斯、土耳其和智利的中產階層也快速增長，增幅在30%至40%之間。發達和新興經濟體出現上述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全球化。我們的實證分析及其他研究表明，全球化是新興經濟體(除了少數例外)內部收入不平等降低的(統計上的)顯著驅動因素，同時也加劇了發達經濟體內部的收入不平等。17,18 這是因為，全球化對發達與新興經濟體的中產階層產生的影響相反。隨著1990年代市場的開放，新興經濟體提供了大量熟練的低工資勞動力，加上2000年代出現的低成本通訊網絡，生產從發達經濟體大規模轉移到新興經濟體。這個過程幫助新興經濟體創造了中產階層。另一方面，它也使

35、發達經濟體的勞動力收入停滯不前，而資本和知識產權收益上升。社會福利狀況和稅收制度的差異是促使發達經濟體不平等趨勢加劇的其他因素。例如，相比美國，歐洲通過累進稅制(較高收入家庭的稅率較高)進行收入再分配。另外，歐洲的社會保障、現金發放計劃、失業福利等轉移支付比美國更為優厚。歐洲約有47%的國民收入通過征稅進行再分配，而美國這一比例是35%。19 美國個人所得稅累進稅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大幅降低。20在分配收入之前的政策(如勞動力市場法規、最低工資保障及醫療教育享有權)也可解釋為何許多歐洲國家的不平等程度低于美國，而中產階層比例高于美國。2117 F.Dorn、C.Fuest 和 N.Po

36、trafke，“反思全球化和收入不平等”，歐洲委員會討論文件，2017年7月。18 W.Keller 和 W.W.Olney，“全球化與高管薪酬”，NBER工作報告系列，2017年5月。19“為何歐洲比美國更平等？”，世界不平等數據庫，2020年10月6日。20 C.Gerber 等，“個人所得稅的累進：趨勢和意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8年21 T.Blanchet、L.Chancel 和 A.Gethin，“美國的不平等程度為何高于歐洲高”，Project Syndicate，2019年 11月12日。201020152005200019951990198519802010201520

37、052000199519901985198070%0%10%20%30%40%50%60%90%40%50%60%70%80%圖 4：中產階層占總人口的百分比，部分國家發達經濟體 新興經濟體 美國 英國 加拿大 意大利 德國 法國 巴西 墨西哥 中國 南非 印度 荷蘭 澳大利亞 挪威 瑞士 印度尼西亞 俄羅斯 土耳其 智利 哥倫比亞注：各國數據可獲得性不相同。我們使用世界銀行對中產階層的定義，即新興市場中依靠13至70美元日收入(2011年購買力平價)生活的所有人(印度除外)。由于印度收入水平較低，我們使用10至50美元標準。中國和印度的數據僅針對城鎮人口。發達經濟體的中產階層日收入為25至8

38、0美元。資料來源：世界銀行、瑞再研究院不平等：社會分裂的風險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10經濟沖擊可能會影響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而結構性因素則驅動長期趨勢。烏克蘭沖突及對俄羅斯的制裁可能擾亂全球供應鏈，尤其是能源和農業大宗商品的供應并嚴重影響糧食市場。食品價格上漲可能導致貧困加劇，韌性較差的國家面臨更高的糧食安全風險。未來的不平等：驅動因素和內在風險進入2020年代后僅兩年，世界已經歷了兩個大規模沖擊事件：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和烏克蘭戰爭。兩者都會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后果，并會迅速對收入不平等造成直接和間接影響。中低收入家庭受到的打擊格外沉重，這會導致貧困率上升。但較長期而言，逆全球化和

39、氣候變化等結構性因素依然是影響收入不平等趨勢的主要驅動因素。烏克蘭沖突會如何影響收入不平等烏克蘭沖突是一場人道主義危機，造成了大規模破壞和傷亡，國內民眾流離失所，難民涌向境外。經濟后果也同樣嚴重。我們預期，沖突將導致全球通脹率高企、經濟增長放緩，且幅度均高于此前預期；同時，我們還預期經濟衰退的風險將升高，特別是歐洲。22 當前狀況，包括對俄羅斯施加的廣泛經濟制裁，將會擾亂全球供應鏈。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能源和農產品)飆升，令供應鏈中斷及新冠疫情后經濟反彈造成的原有通脹壓力雪上加霜。俄羅斯和烏克蘭占全球糧食貿易總量的12%，并躋身世界最大的小麥(34%)、大麥(27%)和葵花籽油(73%)生產國

40、之列。23 短期而言，全球糧食市場面臨的挑戰是替代俄羅斯和烏克蘭損失的供應量，這會導致價格上漲。2020年后，全球食品價格大幅上漲(參見圖11)，原因首先是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隨后是烏克蘭沖突。時至今年三月，該價格指數同比上升34%，達到1974年以來的最高點。例如，2022年2月中旬的小麥價格已經比20172021年的平均水平高出將近50%，在烏克蘭沖突后兩周內再度攀升30%。24 對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小麥出口依賴度最高的是非洲、中東及亞洲部分地區的國家。埃及是世界最大的小麥進口國。3月第一周，埃及的面包價格上漲50%。25 能源和肥料等重要農業投入品的成本上漲可能進一步擴大對全球食品供應的負

41、面影響。國際糧食政策研究院指出，真正嚴峻的考驗將出現在未來幾個月，當下個耕種季節來臨之時。26食品價格暴漲將立即阻礙消除極端(收入)貧困的進展。IMF的一項研究估計，2008年全球食品價格飆升(參見圖 11)令1.05億人深陷或跌入貧困。2011年食品價格的再次飆升在短期內令4 860萬人跌入貧困。27 食品價格上漲將立刻加劇貧困程度，因為價格上漲后的供應調整需要更長時間，而較貧困家庭用于購買食品的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更高。當前愈演愈烈的糧食危機有可能導致嚴重營養不良甚至饑餓的人數大幅上升。相比較來看，由于疫情緣故，2020年營養不良的人數比過去20年的最高峰還要高五倍以上。28 2019年以來，

42、面臨嚴重食品短缺的人口數量增加了一倍以上，從1.35億增至2.76億人。29 收入不平等程度較高、經濟韌性水平較低的國家面臨的食品短缺風險更高，因為在這些國家，家庭開支中食品支出占比更高(參見圖5)。22“sigma 2022年第2期：滯漲：風險再來，但不似1970年代”，瑞再研究院，2022年4月28日。23 J.Glauber、D.Laborde，“俄烏戰爭將如何影響全球糧食安全？”，國際糧食政策研究院，2022年2月24日。24“烏克蘭戰爭將令全球食品市場癱瘓”，經濟學人，2022年3月12日25“烏克蘭戰爭對食品的影響蔓延全球，購物者搶購主食”，時代周刊，2022年3月8日26“俄烏戰

43、爭威脅全球小麥供應”，紐約時報，2022年2月24日。27“第1章：貧困和食品價格動向”，全球監察報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2年3月。28“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 2021”，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2021年。29“災難性饑餓”，世界糧食計劃署，2022年4月6日。不平等：社會分裂的風險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11通脹率處于幾十年高位，對低收入家庭的影響格外嚴重。疫情已經造成通脹壓力，而烏克蘭戰爭更是令通脹雪上加霜?？傮w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屢創幾十年新高。例如，2022年3月美國的通脹率達到8.5%，英國達到6.2%。高通脹削弱了家庭購買力，且對低收入家庭和老年人的實

44、際可支配收入影響格外嚴重，這也被稱作“通脹不平等”，30 反映出較低收入者的必需品支出相對較多。例如，美國和巴西的數據顯示，收入最低五分位家庭的食品支出比例分別為 31%和27%，而收入最高五分位家庭的食品支出比例為6%和7%(圖6，左側)。食品價格上漲，加上家庭能源和燃油費用支出增加，加劇了當前的生活成本危機，而較低收入家庭承受價格上漲的緩沖能力尤其薄弱(參見圖6，右側)。30 X.Jaravel，“通脹不平等：衡量、原因與政策意義”，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第599629頁，2021年。圖 5：用于購買食品的消費支出份額，對比收入不平等程度(左圖)及SRI宏觀

45、經濟韌性指數(右圖)0%10%20%30%40%50%60%0.200.250.300.350.400.450.500.550%5%10%15%20%25%30%0.00.10.20.30.40.50.70.60.8肯尼亞埃及墨西哥巴西土耳其美國英國瑞士德國菲律賓尼日利亞安哥拉希臘葡萄牙土耳其匈牙利巴西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法國南非印度俄羅斯墨西哥中國丹麥芬蘭瑞典荷蘭瑞士加拿大愛爾蘭澳大利亞挪威日本德國美國新西蘭智利英國奧地利 基尼系數 SRI 宏觀經濟韌性指數注：左表：2016年數據。右表：2020年的數據和估計值。資料來源：SWIID、USDA、瑞再研究院用于食品的消費支出份額用于食品的消費支

46、出份額不平等：社會分裂的風險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12如果衰退風險成為現實，收入不平等可能進一步上升。初步研究提示，新冠疫情可能已經對收入不平等造成負面影響。高頻數據顯示，疫情加劇了貧富人群、崗位類型、性別和種族之間的收入差異。如果戰爭造成經濟衰退，收入不平等可能會進一步上升。經濟衰退一般會導致失業和平均收入下降，從而對中低收入家庭造成更嚴重的打擊。2000年代，巴西曾成功減少不平等和貧困，但在2014-2016年期間，該國遭遇了最深重的經濟衰退，導致超過460萬人陷入極端貧困。因此，極端貧困人口的比例從2014年的5.6%上升至2017年的7.7%。31 研究發現，收入不平等

47、是逆周期的，高失業率和工資下降會令低收入家庭的相對狀況惡化。32新冠疫情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初步研究表明，新冠疫情可能加劇了性別和種族就業等領域早已存在的不平等，從而令收入不平等惡化。由于統計數據公布存在時滯，我們尚無法充分了解疫情如何影響各國基尼系數等指標。但IMF的早期研究估計，在第一波新冠疫情期間，新興低收入國家的平均基尼系數可能上升了2.6個百分點，接近2008年水平，這意味著逆轉了10年的成果。33 世界銀行的模型預測，2019年至2020年間，34個新興低收入國家中有29個國家的基尼系數出現上升，倘若不發生疫情，則只會有11個國家上升。34某些高頻數據也顯示了新冠疫情對不平等的影響。

48、例如，億萬富豪的財富數據表明貧富差距擴大。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全球十大富豪的財富從6 860億美元增加至1.2萬億美元，增幅達三分之二，而99%的人口出現收入下降。35 在勞動力市場，特定行業與性別及種族的工作者在疫情期間遭遇的打擊更嚴重。近距離接觸服務業和低工資的一線崗位的失業狀況格外糟糕?！傲愎そ洕敝械姆钦幑ぷ髡咭彩艿接绊?，在某些情形中，他們不屬于留崗休假計劃和失業保險的保障范圍。與此同時，由于照料子女和提供居家教育等原因，女性離開勞動人口的比例高于男性，這種現象稱為“女性經濟衰退”。在全球層面，2020年女性失業率(5.0%)高于男性(3.9%)，令近年來性別平等方面取得的部分進步付之

49、東流。36 疫情還加劇了就業領域的種族不平等。例如在美國，相比2019年，非洲裔美國人與白人工作者的失業率差距平均擴大了1.3個百分點。3731“巴西共享繁榮逆轉”，世界銀行集團，2020年7月31日。32“需求構成和收入分配”，IMF工作報告，2014年12月。33“世界經濟展望：漫長而艱難的上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0年10月。34“新冠疫情與經濟不平等：短期影響和長期后果”，政策研究工作報告，世界銀行，2022年1月。35“福布斯第35個年度全球億萬富豪名單：事實與數字 2021”，福布斯，2021年4月6日。36“疫情對就業的影響比預期嚴重”，ILO，2021年10月27日。37

50、 L.Monte、D.J.Perez-Lopez，“即使考慮到疫情前的社會經濟差異，新冠大流行疫情對黑人家庭的沖擊 超過白人家庭”，美國人口普查局，2021年7月；“民眾失業率”，美國勞工統計局，2022年1月。圖 6：家庭食品支出占稅前收入的百分比，按收入五分位劃分(左圖)；美國平均每個家庭的富余現金，按收入五分位劃分(右圖)最低 第二 第三 第四 最高 最低 第二 第三 第四 最高 五分位 五分位 五分位 五分位 五分位 五分位 五分位 五分位 五分位 五分位 巴西 美國注：左圖：美國數據截止2020年；巴西數據截止2018年。右圖：數據截止2021年9月30日。資料來源：左圖：美國勞工統

51、計局、IBGE、Imaflora、瑞再研究院；右圖：美國經濟分析局，Insights:State of Play，KKR，2022年3月 0%5%10%15%20%25%30%35%010 00020 00030 00040 00050 00060 00070 00080 000不平等：社會分裂的風險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13歐洲等地區更具針對性的社會保障政策有助于緩解新冠疫情的影響。幾個關鍵主題正在塑造不平等趨勢。全球化觸頂后的逆轉可能影響未來的不平等狀況。數字鴻溝和收入不平等具有自我強化趨勢。雖然上述變化顯示不平等狀況可能已經加劇，但有些國家采取了更具針對性的社會保障政

52、策，以緩解負面影響。雖然單獨研究政策的影響并不全面，但對27個歐洲國家的模擬發現，倘若不采取政策措施，2020年的相對基尼系數將會上升3.6%，而采取政策措施后則下降了0.7%。38收入不平等的未來驅動因素我們認為，如下幾個主題將成為影響各經濟體未來收入不平等趨勢的日益重要的驅動因素。全球化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達到頂峰，此后出現逆轉趨勢，而新冠疫情加速了這一趨勢。39 許多公司和政府正將生產轉移至平行的供應鏈，并且/或者“回遷”業務。40 地緣政治因素可能進一步加劇逆全球化和民族主義，特別是在烏克蘭沖突之后。近期，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談到新的多極化國際秩序，并表示需要將供應鏈向“朋友圈轉移”，到受信

53、任的國家。41 從勞動力市場角度看，逆全球化可能會一定程度上消除發達經濟體早先的不平等上升。但從實際收入角度看，產業鏈回遷可能導致生產成本上升，更大幅度減少較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皵底著櫆稀笔侵敢韵路矫娌罹啵簲底只A設施(包括互聯網速度和寬帶覆蓋率)；普惠性(如寬帶的可負擔性)；制度(包括對本地寬帶替代解決方案的限制)和不同收入及社會群體(如年齡、種族、農村與城鎮)的數字化應用的使用能力。42 數字鴻溝和收入不平等會自我強化：這是弱勢群體與富裕及中產階層之間的鴻溝。發展中國家的鴻溝更明顯(參見圖7)。這種鴻溝加劇了國家內部不平等，處境不利者面臨學習和就業方面的障礙。43許多政策制定者已在著

54、重解決這個問題，但還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例如研究表明，美國當前兩黨達成協議，向全體美國民眾提供寬帶，但面臨至少1 750億美元的投資短缺。4438 V.Almeida、S.Barrios、M.Christl等，“家庭收入與大封停期間財政政策措施的緩沖效果”，“稅收與結 構性改革JRC工作報告”，2020年第6號，歐洲委員會，2020年。39 D.Irwin，“自二戰以來，全球化首次出現倒退”，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2020年4月23日。40“sigma 2020年第6期 減少全球供應鏈風險”，瑞再研究院，2020年9月11日。41 財政部長耶倫在2022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春季會議、G7

55、和G20國家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期間 召開的新聞發布會，2022年4月21日。42 B.Chakravorti，“如何縮小美國的數字鴻溝”，哈佛商業評論，2021年7月20日。43 M.Garca-Escribano，“互聯網使用率低下驅動不平等”，IMF，2020年6月29日。44 B.Chakravorti，“如何縮小美國的數字鴻溝”，同上。不平等：社會分裂的風險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14圖 7：各地使用互聯網的人口比例，2020年氣候變化在不同時間和地點產生的影響不相同。全球 發達經濟體 發展中經濟體 城鎮 農村資料來源：“城鎮和農村地區的互聯網使用狀況”，ITU，2021

56、年11月15日，瑞再研究院氣候變化可能會令世界變得更加不平等，因為它會對新興經濟體產生格外嚴重的影響，且有如下兩個原因。首先，新興經濟體更加依賴農業和自然資源，因此更易受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災害的影響。我們的模型證實，當氣候災害來臨時，新興經濟體遭受的損失占收入的比例更高。45 其次，這些國家的資源比富裕國家少，更難適應氣候變化，也難以采取減災措施。近期的研究顯示，到2030年，氣候變化可能令超過1億人口(大多位于新興經濟體)陷入極端貧困。46 我們的內部研究估計，如果未實現巴黎協定及2050年凈零排放目標，全球屆時將會損失多達10%的經濟總量。非洲和亞洲新興市場低收入國家承受的經濟影響要遠遠高

57、于歐洲和北美的發達經濟體(參見圖8)。45 “氣候變化經濟學：不能選擇不作為”,瑞再研究院，2021年4月22日。46 “新冠疫情、氣候變化與貧困：避免最糟糕的影響”，世界銀行，2020年10月7日。0%20%40%60%80%100%圖 8：到2050年，氣候變化造成的潛在GDP損失 東盟 中東和非洲 亞洲新興市場 全球 南美洲 亞洲發達市場 歐洲 經合組織 北美洲注：數字顯示我們對氣候變化造成的嚴重經濟影響/不確定性的模擬。顯示的數值代表在2.6C 無緩解情景下，與巴黎協定“遠低于2”的升溫目標得以實現的情景相比，到本世紀中葉的額外GDP損失。資料來源：瑞再研究院 0%5%10%15%20

58、%25%30%不平等：社會分裂的風險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15對ESG中“S”(社會)的強調將對投資者更加重要。圖 9：全球社會債券發行額，10億美元經濟政策正統觀念正在轉變，會對不平等產生影響。另一方面，私營資本也有越來越多的機會積極改變不平等狀況。ESG中的“S”是指多樣性、普惠性及平等性等社會事項，一直是未被充分重視的投資題材和風險因素，但這種狀況正快速改變。投資界在日益龐大的可投資資金池的支持下，正越來越強調“S”。隨著政府努力緩和疫情對社會經濟的影響，2020年和2021年社會債券的發行額達到新高(參見圖9)。47 2017年推出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DG)連結債券

59、覆蓋了許多社會相關的目標，此類債券預期也將對緩解不平等有所幫助，但需要增加發行量。48 ICMA率先確立了綠色債券原則，并發布了更全面的社會債券原則。隨著透明度、披露及報告的改善，此舉預期將進一步吸引投資者關注這一新出現的資產類別。49資料來源：Refinitiv Eikon貨幣和財政政策正統觀念的轉變也會對不平等產生重大影響。新冠疫情應急刺激措施導致的債務增加可能會加劇代際不平等，將償債壓力傳遞給未來幾代人，并限制各國承擔更多債務以應對未來沖擊的能力。高債務水平也會影響到貨幣政策的決策。財政空間有限的各國央行可能保持比理想水平更高的通脹率及更低的實際利率，此舉可能令實體資產擁有者獲得比固定收

60、益資產和名義養老金申領者更多的收益。47 社會債券用于為解決特定社會問題提供資金，如可負擔的基本基礎設施、必要服務(如供水)、可負擔的住 房、產生就業及社會經濟進步和賦能。48“世界銀行推出首只SDG連結債券”，IISD，2017年3月16日。49“社會債券原則”，國際資本市場協會，2021年。05010015020020212020201920182017201620152014不平等：社會分裂的風險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16美國痛苦指數反映了高通脹帶來的壓力日益增加。圖10：美國痛苦指數的演變，19712022 在上述三個不平等驅動因素方面，如果就指標的絕對水平而言，美國和

61、德國當前的狀況略優于中國。美國痛苦指數痛苦指數 50 將通脹率與失業率相加，可綜合反映家庭經濟狀況面臨的兩個主要壓力因素。這個概念起源于1970年代，隨滯漲的發展應運而生。當時，通脹率和失業率同時居高不下。如今，高通脹已將美國的痛苦指數推升至12.1，位居1971年以后全部指標值的第76個百分位(參見圖10)。通脹與不平等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51 這顯示了當前的高通脹正推升不平等。此外，通脹率高漲會帶來生活成本的挑戰，它們會對低收入家庭造成格外嚴重的影響。衰退 美國痛苦指數注：痛苦指數是將總體CPI與失業率相加。資料來源：瑞再研究院、彭博表1概述了美國、德國和中國在三個不平等驅動因素方面相對于

62、其他國家的現狀(參見信號燈)及其歷史趨勢(參見箭頭)。綜合來看，美國和德國目前的表現略優于中國，但這種狀況完全可能改變。令人鼓舞的是，雖然就絕對數值而言，中國在上述部分驅動因素和指標的表現上可能遜色于其他國家，但中國呈現出不斷改善或保持平穩的趨勢。相比之下，美國和德國的指標在某些情形中出現方向性的惡化。全球化指標的高分對美國/德國與中國的不平等產生的影響是相反的(參閱“隨著不平等程度上升，發達經濟體的中產階層規模已經萎縮”)。50“經濟透視：別讓就業市場愚弄你，經濟已深陷困境”，瑞再研究院，2022年3月16日。51 M.Balcilar 等，“美國各州通脹率與不平等的關系；半參數方法”，Qu

63、ality&Quantity，第52卷，2018年。051015202520172019202120152013201120092007200520032001199919971995199319911989198719851983198119791977197519731971不平等：社會分裂的風險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17社會契約是個人與國家為實現社會和平而達成的隱性協定。新冠疫情同時損害和重塑了許多國家的社會契約。不平等與社會契約社會契約是個人與國家就各自的權利、責任和期望達成的隱性協定，目的是令社會和平共處。52 在實踐中，這是指個人遵守法律、繳納稅款，以換取政府提

64、供基本服務、基礎設施，以及在個人窮困時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發達經濟體的社會契約正在弱化，這不僅涉及較低收入人群，還包括中等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日益感受到各方面壓力，比如美國醫療和教育費用的增速超過工資的增速；歐洲實際養老金下降及住房成本上升；持續壯大的零工經濟中不確定的勞工權利等。53 其結果是公眾對政府和體制的信任度降低，甚至會引發社會動蕩。民眾普遍的不滿滲透到政治領域，民粹主義者呼吁制度改革。2016年，伴隨美國總統選舉和英國脫歐公投，民粹主義達到頂峰。在新冠疫情期間，較低技能工作者遭遇勞動力市場下挫的重創。盡管政府制定了力度空前的扶持措施，但仍不足以獲得民眾的認可。這表明，從財務角度看

65、，公民對政府的期望上升。54 在部分新興經濟體，政府推行了現金形式的財政轉移支付，此舉可能通過改變公民對政府責任的期望，從而逐漸重塑社會契約。然而，居高不下的債務及隨之而來的財政資源減少可能制約這些政府應對未來長期危機的能力。在其他地區，許多民眾通過抵制疫苗接種強制令和封鎖措施來挑戰國家權力。此類行動進一步損害了已經弱化的社會契約，并積累起不信任感，使得國家與個人難以協調不斷變化的社會契約的定義和期望。52“定義社會契約”，Britannica。53“承受壓力：受擠壓的中產階層”，經合組織，2019年。54 有人指出，社會契約在新冠危機期間部分續訂，即使是暫時的?！靶鹿谝咔閺团d了發達經濟體中的

66、社會契 約 目前如此。一旦危機消退，什么會延續下來？”麥肯錫，2020年12月。表 1：美國、德國和中國不平等相關驅動因素和指標的現狀及歷史趨勢0.650.640.488.50%7.30%1.50%82.2888.7364.570.750.840.5917.9019.4032.7012.112.35.4619.06%12.77%14.00%38.6029.3041.800.00110?3.5%3.0%2.5%2.0%1.5%1.0%0.5%0.0%123 12323100影響美國、德國和中國不平等狀況的驅動因素，現狀及歷史趨勢 美國 德國 中國 政策空間 SRI 宏觀經濟韌性指數，2021年

67、當前通脹率 年度通脹率，2022年3月 全球化 KOF 全球化指數，總值，2021年 數字化 世界銀行數字應用指數，2016年 氣候變化 SRI 氣候經濟指數，2021年 通脹和失業 痛苦指數，2022年3月 收入不平等 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份額，2021年 基尼系數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最新數據對比其他國家當前的排名：高 中 低 最新數值 從全球金融危機至2019年(新冠疫情前)的趨勢：注：信號燈表示一國的分值處在最高(綠色)、中間(藍色)還是最低(粉色)三分之一的范圍。通脹率若在央行目標+/1%區間，則為綠色；若在目標+/1%至1.5%區間，則為藍色；若偏離目標+/1.5%以上，則

68、為粉色。箭頭表示該指標在全球金融危機后上升或下降。由于數據可得性問題，氣候經濟指數箭頭為估計值?；嵯禂岛饬渴杖朐谌丝谥械姆植紶顩r。資料來源：彭博、SWIID、KOF 全球化指數、世界銀行數字應用指數、世界不平等數據庫、瑞士再保險專有指標驅動因素不平等指標不平等：社會分裂的風險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18近期糧食價格暴漲可能加劇社會對立，增加社會動亂。圖 11：糧食價格上漲與社會動亂近期糧食短缺情況的惡化可能加劇社會對立，觸引發社會動亂。一項研究發現，在19902011年期間，糧食價格上漲引發了更嚴重的社會動蕩。55 例如，2007年至2008年的糧食價格飆升造成多個非洲國家、海

69、地和也門的動亂。2010年至2011年間糧食價格暴漲后，便發生了稱作“阿拉伯之春”的社會動蕩風潮。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產生更深遠的后果，包括政府倒臺(埃及、突尼斯)及/或內戰(敘利亞、也門)。56 糧食危機暴亂 阿拉伯之春注：所顯示的數據截止2022年3月末。資料來源：糧農組織、瑞再研究院55 M.Bellemare，“食品價格上漲、食品價格波動與社會動亂”，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14年6月。56“食品價格上漲與社會動亂：美聯儲危機對策的陰暗面”，Foreign Policy Magazine，2020年5月。02040801

70、2060100140160202020222018201620142012201020082006200420022000不平等：社會分裂的風險全球糧食價格指數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19不平等會對保險需求產生重大影響。許多新興經濟體的保險需求得益于中產階層快速增長和不平等下降。圖 12：保險深度與人均GDP，2019年經濟增長是保險需求的關鍵驅動因素之一，但增長不會完全等量轉化成保險需求，因為不同收入水平的群體有不同的保險消費傾向。這會影響個人購買保險保障，保障自身免受巨額費用沖擊的能力。我們使用76個國家30年來的年度保費數據，研究了經濟發展、不平等程度與不同險種保險需求

71、之間的關系。經濟發展、中產階層的規模和增速、不平等都與保險深度之間存在錯綜復雜的密切關系。瑞再研究院過往研究中描述的S曲線顯示了經濟發展與保險深度之間的關系(參見圖12)。較不發達國家通常更不平等，中產階層規模較小，貧困更嚴重，保險深度也較低(圖12中的“1”)。較發達國家通常更平等，中產階層規模較大，保險深度較高。中等收入國家的特點是經濟加速發展(由人均GDP代表)導致更強勁的保險需求增長，最終導致保險深度上升(圖12中的“2”)。驅動因素包括：中產階層壯大；可保險資產增加；保險產品的可負擔性改善；隨著不平等程度下降，有更大比例收入用于購買保險。人均GDP不平等：低 中 高 傳統S曲線注：圓

72、點顏色表示該國最近年份的不平等程度，按基尼系數衡量(從綠色的不平等程度最低，到紅色的不平等程度最高)。藍線顯示擬合的S曲線模型，即保險深度與經濟發展的非線性關系，此前的sigma出版物對此已有討論。資料來源：瑞再研究院收入不平等與保險嚴重收入不平等會對保險需求和保障覆蓋產生顯著影響。新興國家中產階層快速壯大推動了保險需求的增長，而發達國家在過去30年中卻因不平等的上升阻礙了保險市場發展。我們的研究發現，如果發達經濟體2019年的基尼系數與1990年相同，其保險保障將會比實際高2 520億美元(8.4%)。在我們研究的一組新興經濟體中，1990年以后不平等下降產生了更復雜的影響，財產與意外險的保

73、障提升了約90億美元，但壽險保障卻減少了80億美元。這反映了在更平等的社會中儲蓄率有所不同。按保險金額計算，發達經濟體的身故和自然災害保障缺口將會分別縮小5.4萬億美元和1.7萬億美元。0110100?美國?印度3.5%3.0%2.5%2.0%1.5%1.0%0.5%0.0%123非壽險深度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20在發達市場，過去30年中基尼系數上升與保險深度增長放緩存在相關性。圖 13：發達經濟體總體保險深度平均增長率，對比基尼系數平均增長率，19902019我們研究了不平等與不同險種的保險需求及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收入不平等如何影響保險覆蓋不平等加劇會抑制發達經濟體的

74、保險需求發達經濟體過去30年的趨勢表明，不平等升幅最大的國家的總體保險深度增長也較低(參見圖13)。我們發現，總體保險深度(總保費收入占名義GDP的份額)的平均變化與國內收入不平等變化(體現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性。過去30年來，日本、澳大利亞和奧地利等國的基尼系數經歷了快速上升(平均每年增長0.5%左右)，而其保險深度增速則在發達經濟體樣本中排名靠后(年均增長率低于0)。同樣，1990年代以后，在不平等程度下降的希臘和葡萄牙等經濟體，其保險深度的增幅均名列前茅(年均增長率約為3%)?；嵯禂灯骄鲩L率注：數字顯示保險深度(深度是保費總額占GDP的份額)年均增長和基尼系數

75、的平均變動。資料來源：瑞再研究院收入不平等如何影響保險需求：定量方法 我們分析了保險深度增長與不平等程度的關系，以了解后者對發達和新興經濟體保險需求的影響。我們研究了保險深度(定義為保險收入占GDP比例)的12個不同的面板回歸模型。模型模擬了1990年至2019年期間，包含特定購買力平價下的人均GDP控制變量、基尼系數、國家和年份固定效應及其他控制變量(參見表2)，從而估算出保險深度對不平等的彈性。2%1%0%1%2%3%4%5%6%0.4%0.2%0.0%0.2%0.4%0.6%0.8%1.0%?保險深度平均增長率收入不平等與保險表 2：保險深度對基尼系數的估計彈性保險深度對基尼系數的彈性

76、國家數量 財產與意外險 均值 壽險 均值發達經濟體 23 0.5 至 0.3 0.4 1.3 至 0.7 0.9新興經濟體 39 1.0 至 0.6 0.9 0.8 至 1.2 1.0(不含轉型國家)包含的其他變量 人均GDP(購買力平價)人均GDP(購買力平價)全球非壽險費率指數 CPI 通脹 金融發展指數 金融發展指數注：表格顯示不同險種保險深度的12個面板回歸對人均GDP(購買力平價)和基尼系數的估算結果。我們對不同模型規格和控制變量的不同樣本進行回歸分析；由于共線性，系數的數值區間較寬。我們使用平均值進行下一步建模?；貧w覆蓋1990年至2019年期間，包含國家和時間的固定效應。資料來源

77、：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21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下，不平等均不利于家庭的財產與意外險保障但會增加新興經濟體儲蓄型壽險產品的需求。我們預期，新興經濟體最終會像發達經濟體那樣，儲蓄與壽險之間會顯現同樣的負相關關系。轉型經濟體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遵循不同的增長和不平等模式。財產與意外險：不平等程度越高，家庭保障越少我們的回歸結果發現，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下，不平等均不利于家庭的財產與意外險保障。無論是發達還是新興經濟體，越不平等的社會購買財產與意外險的傾向也越低。表2顯示，基尼系數每上升1%會令發達經濟體的財產與意外險深度降低0.3%至0.5%(第1行)，新興經濟體

78、降幅更大，達到0.6%至1.0%(第2行)。這種顯著的影響在發達和新興經濟體中均表現明顯。原因在于，用于購買財產與意外險的支出占收入的比例通常隨個人收入水平的下降而下降。因而，在較富裕群體財富占GDP份額較高的國家，用于獲得保險保障的支出占總收入的份額則較低(請參閱“收入、支出差異和保險需求”)。壽險：新興經濟體中的不平等可能產生有利影響不平等對壽險的影響存在差異。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在發達經濟體中，壽險與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負相關，而在新興經濟體卻存在正相關關系。我們估計，基尼系數每上升1%會導致發達經濟體市場的壽險深度下降0.9%，而新興經濟體的保險深度卻會上升1%。儲蓄模式的差異可以解釋新興

79、經濟體市場的正相關性，因為儲蓄型產品約占全部壽險保費的80%。收入較高的群體其收入用于商品和服務消費的比例一般較低，而用于儲蓄的比例較高。較不平等經濟體的儲蓄傾向較高，因而儲蓄率也較高(請參閱“收入、支出差異與保險需求”)。壽險是新興經濟體的一種重要儲蓄產品。在這些經濟體中，其他零售投資產品的金融市場較不發達。因此，購買壽險的傾向與這些經濟體的儲蓄率呈正相關性。在金融市場較發達的發達經濟體，壽險儲蓄產品與更多的零售儲蓄產品相互競爭，儲蓄率與壽險擁有率呈負相關性。較高收入群體購買壽險儲蓄產品的傾向下降。因此，發達經濟體的儲蓄率與壽險深度呈負相關性。我們預計，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和更多其他零售儲蓄產

80、品的出現，新興經濟體中不平等與壽險購買之間的關系也會同樣逐漸呈現上述負相關關系的模式。我們研究的一組新興經濟體經歷了重大的結構及/或經濟轉型，表現出與我們樣本中的其他經濟體不同的增長和發展趨勢。57 這些國家主要位于亞洲和東歐，1990年代和2000年底初，它們從計劃經濟為主轉變成為以市場經濟為主。我們將印度納入該組樣本，因為印度在1990年代后經歷了廣泛的經濟自由化、全球化和私有化。在經濟和保險市場強勁增長的同時，轉型經濟體也經歷了不平等程度從較低基數大幅上升的過程。這與其他新興經濟體形成了鮮明對比，在這些國家，不平等伴隨保險市場的增長而下降。然而，不平等指標的趨勢及其與經濟和保險市場發展的

81、顯著正相關性均不可籠統推廣至轉型期之后。對于大多數國家來說，上述趨勢在全球金融危機前就結束了。我們預計，上述轉型經濟體的未來發展模式會更接近其他新興經濟體。因而，我們將其排除在我們的評估之外。5857“轉型經濟體：從IMF視角研究進步和前景”，IMF，2000年11月3日。在我們的研究中，轉型經濟體包 括：捷克共和國、匈牙利、波蘭、俄羅斯、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烏克蘭、中國、越南、老撾、印度。58 關于轉型經濟體不平等上升驅動因素的討論，請參閱 P.Mitra 和 R.Yemtsov，“轉型經濟體中的不平等上 升：是否還會加??？”，世界銀行，2006年。收入不平等與保險瑞再研究院 sigma20

82、22年第3期22 發達經濟體 新興經濟體基尼系數變動 19902019，百分點 2.1 2.5財產與意外險 直接保費收入，2019年，10億美元 1 405 139 估計影響：保費，10億美元 59.8 9.3 保費，%4.3%6.7%保險損失，10億美元 39 4壽險 直接保費收入，2019年，10億美元 2 268 189 估計影響：保費，10億美元 194.1 7.5 保費，%8.6%4.0%壽險給付，10億美元 213 8合計 直接保費收入，2019年，10億美元 3 673 328 估計影響：保費，10億美元 253.9 1.8 保費，%6.9%0.5%理賠總額，10億美元 252

83、4注：新興經濟體不含以下國家：捷克共和國、匈牙利、波蘭、俄羅斯、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烏克蘭、中國、越南、老撾、印度。我們將上述國家歸入“轉型經濟體”，它們已經歷重大結構性及/或經濟轉型，并表現出有別于樣本中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增長和發展趨勢?；嵯禂岛饬渴杖朐谌丝谥械姆植紶顩r?；嵯禂禐?表示完全平等，而系數為1(100%)則表示最極端的不平等。資料來源：SWIID、瑞再研究院我們使用估計彈性，針對不平等對保險需求的歷史影響進行建模。發達經濟體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導致家庭風險保障下降。不平等使得成熟經濟體的財產與意外險和壽險與健康險需求減少了250億美元。在建模的第二步，我們使用表2中顯示的估計彈性來

84、校準對保費的估計，假設2019年的基尼系數與1990年相同。估計的變動應用于觀察到的2019年直接保費收入，結果如表3所示。我們并未對健康險建模。在許多國家，健康險的產品設計、承保、定價等領域均受到明顯的政府干預?？傮w：不平等上升降低了風險保障 在我們研究的所有國家中，經濟發展與保險深度都呈現正相關性。這意味著，隨著國家富裕程度上升，家庭和個人獲得了更高的風險保障。然而平均而言，自1990年代以來，發達經濟體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對保險深度產生了負面影響。該影響因業務部門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不平等降低了發達經濟體的保險需求我們的模型估算表明，如果各國的基尼系數水平保持在1990年水平，發達經濟體201

85、9年的財產與意外險保費將會比實際水平增加600億美元或4.3%(參見表3)。這相當于失去約390億美元的預期對財產與意外險損失的保障。更明顯的是，2019年發達經濟體的壽險保費將會比實際增加將近1 940億美元(8.6%)。這相當于失去2 130億美元的壽險賠付。在我們的模型中，美國、日本和德國的保險需求分別承擔了占2019年財險與意外險保費56%及占壽險保費1114%的不利影響。美國是受絕對影響最大的保險市場。美國因不平等上升而失去的保費收入估計超過1 000億美元。北歐國家芬蘭、丹麥和瑞典受相對影響最大，2019年財產與意外險保費減少7%以上，而2019年壽險保費減少16%以上(參見表4)

86、。表 3：1990年以后不平等程度上升(下降)對2019年保費和保障(保險損失)造成的影響估計，按保險業務收入不平等與保險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23相比不平等不變的情形，發達經濟體的保障缺口顯著增加。新興市場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對壽險和財產與意外險需求產生了此消彼長的影響。盡管不平等程度上升，轉型經濟體仍提升了保險增長率；這種一次性趨勢將在未來發生改變。最后，我們對發達經濟體不平等上升對保險保障缺口的影響進行建模。我們估計，由于不平等上升，2019年的自然災害保障缺口約比不平等保持在1990年水平的情形增加了2.5%。也就是說，如果不平等程度未上升，原本可獲自然災害風險保障的資

87、產價值將增加1.7萬億美元。我們還對身故保障缺口受到的影響進行了建模。結果表明，2019年發達市場的身故保障缺口將會比1990年后不平等未上升的情形擴大8%(相當于5.4萬億美元的保額)。不平等趨勢在新興經濟體產生不一樣的影響新興經濟體的不平等對保險市場的影響更加復雜。如果沒有轉型國家，1990年以后，我們的新興經濟體樣本的平均基尼系數降低了2.5個百分點。財產與意外險受到的平均影響為直保收入增加90億美元(占2019年直保收入的6.7%)，壽險受到的影響為直保收入減少80億美元(4%)。拉丁美洲的不平等程度下降給巴西、墨西哥、秘魯和阿根廷的財產與意外險市場帶來約兩位數的增長。對巴西影響的結果

88、是財產與意外險保費新增超過20億美元(參見表4)。然而，不平等程度下降產生的影響令這些市場2019年的壽險保費減少了10%以上。就巴西而言，壽險保費將會比不平等保持1990年水平的情形減少40億美元以上。在不平等程度上升的新興經濟體(如南非、印度尼西亞和埃及)，壽險行業因此受益(參見附件中的表9)。1990年以后，轉型經濟體的不平等平均上升了5.9個百分點。但這些經濟體并未因此呈現統計上可識別的負面影響。經濟增長使得這些國家相當比例的人口擺脫貧困，加入不斷壯大的中產階層隊伍。上述轉型伴隨正規就業增加、普惠金融及保險的發展，這些因素促使保費的增速遠超經濟增長率。如今，這個國家有許多已走出轉型期，

89、基尼系數在2000年代中后期觸頂(如中國、俄羅斯、波蘭、捷克共和國、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展望未來，我們預期不平等也會成為阻礙這類國家保險增長的潛在不利因素。收入不平等與保險表 4：1990年以后不平等程度上升(下降)估計造成的2019年直接保費收入減少(增加)基尼系數，2019年 1990年后 2019年財產與意外險 模型影響，2019年壽險保費 模型影響，或最新可獲得數據 基尼系數變動 保費收入，10億美元 10億美元 占比%收入，10億美元 10億美元 占比%芬蘭 26 5 5 0.5 10%24.1 5.2 22%丹麥 26.6 3.9 8.6 0.6 7%27 4.2 16%瑞典 2

90、6.3 3.9 9.1 0.6 7%28.3 4.5 16%德國 29.3 3.9 88.6 5.6 6%104.5 14.6 14%日本 32 3.9 87.3 5 6%311.1 39.3 13%美國 38.6 4.1 702.6 34.2 5%633.6 68.6 11%秘魯 44.1 8.4 1.8 0.3 15%2.1 0.3 14%泰國 39.1 5.4 7.7 0.9 11%18.1 2 11%巴西 48.3 6.3 20.5 2.2 11%41.3 4.3 10%墨西哥 42.8 5.5 11.8 1.3 11%14.1 1.4 10%阿根廷 37.6 4.5 8 0.8 10

91、%1.3 0.1 10%馬來西亞 39.9 4 4 0.3 8%12.6 1 8%資料來源：瑞再研究院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24高收入消費者購買財產與意外險的支出占收入比例較小在所有收入水平下，健康險支出均缺乏彈性。圖 14：2020年美國家庭的健康險和車險支出占稅后收入的比例，按收入五分位高通脹的預期影響之一是導致低收入家庭負擔保險的能力下降。收入、支出差異與保險需求對不平等影響保險深度的一個解釋是，消費者購買個人保險的傾向會隨收入而變化。我們通過分析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來闡明這個觀點(參見圖14)。59 處在收入分布最低五分之一的人群在車險上的支出平均占收入的5%，而處于收

92、入最高五分之一的人群這一支出比例僅為1%。因而，較富裕家庭對車險和健康險等產品的需求增幅低于收入增幅。機動車責任的風險敞口更多地與駕車地點和里程有關，而非駕駛員的收入水平。在許多國家，車險屬于強制險；由于缺少公共交通方案，駕車通勤往往必不可少。對于中等收入家庭而言，車輛擁有率(每個家庭擁有的汽車數量)的增速也比收入增長更高，但收入最高群體的車輛擁有率增速則低于收入增長。60 因此，購買車險的支出占收入比例會隨著消費者收入的上升而下降。健康險支出也呈現相似情況。最貧困的20%人口的健康險支出占收入的13%，但對最富裕的20%人口來說，這一支出占收入比僅為5%。就健康險而言，保險需求的收入彈性遠低

93、于1，這反映出健康險屬于必需品而非奢侈品。61 相比總體保險需求，收入差異可能對投保人在不同健康保險計劃之間的選擇產生更大的影響。由于負擔能力有限，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與非強制健康險需求呈現正相關性。最低五分位 第二五分位 第三五分位 第四五分位 最高五分位 車險 健康險資料來源：美國勞工統計局、瑞再研究院低收入家庭負擔保險的能力下降是現今高通脹環境的預期影響之一，而后者是新冠疫情和烏克蘭沖突產生的經濟影響。這是因為，上述家庭已將其可支配收入的較大部分用于購買食品和能源(參見圖6)。在許多國家，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漲幅超過了核心通脹率及工資增幅。而作為必需品，食品和能源的購買是很難減少或替代的。因此，

94、我們預計生活成本危機將會降低低收入家庭的保險需求，因為風險保障解決方案往往不會被視為是“必不可少”的。而投保率的下降必將進一步降低社會最脆弱群體的財務韌性。59 美國勞工統計局，“表1101.稅前收入五分位：年度開銷平均值、份額、標準差和離差系數”，消費者開 銷調查，2020年。60 我們使用2018年英國國家統計局的各收入十分位擁車率數據，對擁車率的收入彈性進行建模。最高兩個 收入十分位的彈性降至1以下。61 例如請參閱 T.Cheng，“收入如何影響我們的醫療決定”，世界經濟論壇，2015年。0%3%6%9%12%15%收入不平等與保險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25中產階層

95、收入增加會對保險需求產生強勁的正面影響。提升中產階層的收入可刺激保險需求，增強這些家庭的風險抵御能力，保護他們免受災難性的財務沖擊。而最高收入群體賺取的額外收入并不會轉化為同樣的額外需求，因為該群體不會面臨購買力方面的風險，且有更多的替代方案來抵御風險，如金融資產和信貸便利。這些需求特征表明，降低收入不平等將會提升保險需求。相比較高收入階層賺取的相同單位收入，較低收入階層賺取的單位收入將會轉化為更大的保險需求。這表明，通過幫助家庭擺脫貧困來發展壯大中產階層的國家，其保險需求將會增長。發達經濟體不平等上升的情況也是如此，只是效果恰好相反：中產階層規模停滯不前會對保險保障的增長及家庭財務韌性產生不

96、利影響。收入不平等與保險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26保險有助于降低不平等，提高經濟增長率，提升社會安全感。財產與意外險能夠促進經濟發展。保險可保障資產和收入免受沖擊事件的不利影響，鼓勵社會承擔風險和投資小企業，提高教育和健康的平等性。保險可服務于社會的各個環節，在家庭面臨巨額開支，失去資產或賺取收入的能力時提供財務紓困。對最弱勢的群體來說，保險提供的保障尤其重要。如果沒有保險，如果發生嚴重的沖擊事件，中低收入家庭很可能再度返貧。英國的一項研究發現，三分之一的家庭在某位成年家庭成員意外死亡后會跌落至低收入五分位的群組，20%家庭則會陷入貧困。62 2007年的一份調查研究發現，20

97、10年全球因醫療開支而陷入財務困境的人數達8.08億，相當于世界人口的12%。63 此外，研究還顯示，保險可通過管理風險及調動國內儲蓄來提高經濟增長。64 保險可增加家庭收入的可預見性，從而實現較復雜的經濟互動；通過支持更優決策，保險可以對成果進行更公平的分配。因此，保險能夠形成正向反饋 更高的保障有助于建立更平等的社會、促進經濟增長，而增長反過來能夠刺激保險需求和提高保險深度。有大量文獻資料可以佐證保險與降低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聯。在新興經濟體中，保險尤其是實現普惠增長的必要條件。財產險的保障促使銀行能夠對大型項目提供貸款；壽險是投資資金的重要來源；商業健康險可幫助政府將資源投向較貧困的社會群

98、體。65 實證文獻支持上述觀點。例如，使用格蘭杰因果檢驗的研究發現，新興經濟體的財產與意外險保費增長后，隨之而來的是不平等絕對水平(及增速)的降低。6662 A.Corden等，“配偶死亡的財務影響”，紐約大學工作論文，2008年12月。63 A.Wagstaff等，“133個國家災難性醫療支出的進步：回顧觀察研究”，The Lancet Global Health，6(2)，2018年。64 M.Arena，“保險市場活動是否會促進經濟增長？工業化與發展中國家跨國研究：政策研究工作報告第 4098號”，世界銀行，2006年。65 R.Lester，“保險與普惠增長”，世界銀行政策研究工作報告

99、，2014年6月。66 Lee I,等?！氨ｋU市場發展與收入不平等”，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Consumers，2(1)2017，4353。保險有助于改善不平等通常保險業會受益于不平等程度下降，同時也會有助于改善不平等。保險通過降低遭遇沖擊事件的家庭所面臨的不平等后果，可以成為促進經濟增長、減少收入不平等的有力手段。在各個經濟體中，財產與意外險都是促進經濟增長和增強韌性的關鍵。壽險可能比財產與意外險更能降低收入不平等，尤其在發達經濟體。高投保率也使得政府能夠承擔天氣災害損失，保護社會項目，從而增強增長潛力和社會韌性。表 5：保險提高韌性的途

100、徑 微觀/家庭層面 宏觀/社會層面財產與意外險 在發生財務損失后提供賠付；穩定長期財務規劃(如教育、提高巨災(自然災害、大流行疫情)風險韌性；減輕政府財政壓力；保證社會規 退休儲蓄)劃順利進行 激勵有助于減少損失的行為 損失減緩措施的正外部效應，包括減少未投保的損失 有助于貸款發放，以便家庭和企業開展投資 改善金融普惠和經濟增長潛力壽險與健康險 壽險和失能險可保障家庭主要經濟支柱的收入，穩定長期 長期風險和資本保障可支持更持久的對商品和服務的消費需求 財務規劃(如教育、退休儲蓄)可作為社保養老金的補充，保障退休生活消費 保險公司提供穩定的長期資本來源，促進金融穩定 改善獲取醫療服務的渠道 縮小

101、健康保障缺口資料來源：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27保險的影響取決于經濟類型及保險類型。保險為遭遇不幸沖擊的人提供支持，從而有助于降低不平等。間接影響包括損失減緩行為及改善決策。個人和企業依賴保險來保障大額投資。保險有助于改善不平等保險對不平等的具體影響取決于多個因素，包括一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及保險類型。在各個經濟體中，財產與意外險都是促進經濟增長和增強韌性的關鍵。對個人而言，保險可增強其應對不利沖擊的韌性；對企業而言，保險可支持創業企業承擔風險。在大多數新興經濟體中，財產與意外險的增長通常先于壽險，商業險種尤其如此。人們普遍認為，壽險在減少社會不平等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

102、用。67 健康險的廣泛普及能夠最大程度縮小健康風險損失后果帶來的不平等。保險為個人提供支持不平等將削弱個人抵御負面沖擊的能力。保險的核心功能是對沖這些事件帶來的財務影響。相反，如果保險的覆蓋程度存在差異，災難就會令貧困和不平等持續存在。貧困家庭購買保險的可能性較低，擁有的資產較少，難以獲取信貸以重建財富。實證研究表明，在大多數國家，壽險可能比財產與意外險更能夠降低收入差異，但低收入國家除外。68 如果沒有完善的壽險市場，幸存的家庭成員將處于弱勢地位。弱勢家庭面臨的財務困境如果得不到解決，就可能加劇住房、健康和教育方面的不平等或使其持久化。保險還可以提供經濟激勵，以鼓勵減緩損失的行為，從而提升個

103、人和家庭的韌性。例如，某些洪水保險計劃鼓勵住宅的建造高度超過基礎洪水水位，并為此提供保費優惠。風災、地震和森林火災的減災措施也可能享受保費優惠。69 但是，住宅業主不確定自己能否在未來獲取保費優惠的好處，因而可能不愿投保。保費優惠方面的標準化及長期合同條款可強化保險的經濟激勵作用，有利于對安全(減損)措施的投資。另一個間接的影響是保險可以在關鍵時刻為決策提供支持。實驗心理學顯示，當人們生活在資源緊張的環境里，往往會作出更糟糕的決定。稀缺會減少可供決策使用的“心智容量”。70 保險可在人們急需幫助時提供支持，從而有利于創造更平等的機會，降低脆弱度及不平等結果發生的可能性。保險還鼓勵理智承擔風險及

104、投資。對一些借貸形式，如按揭貸款和小企業貸款，保險在保障抵押品方面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財產險為住宅所有權提供支持，保障借款人免受貸款抵押品的潛在損失，從而使得貸款人有資格獲取常規貸款。同樣，車險是大多數購車融資的必要條件，對車輛所有權至關重要。當貧窮家庭擁有汽車時，家庭成員更有可能就業或獲得就業機會，更可能保住工作崗位，增加收入，延長工作時間，不再依賴福利。71 在發展中國家，農戶要將農作物和牲畜用作抵押品，通常必須購買農業險。這使得他們可以更多投資于設備、物資或技術以提高收成。67 K.Schanz，“保險在減緩社會不平等方面的作用”，日內瓦協會，2020年8月。68 Lee I 等。

105、“保險市場發展與收入不平等”，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Consumers，2(1)2017，4353。69 C.Kousky，“自然災害保險在復蘇和減少風險中的作用”，Annual Review of Resource Economics，11 (2019):399418。70 S.Mullainathan 和 E.Shafir，“稀缺：過度匱乏為何意義重大”，Times Books，2013年。71 N.J.Klein，“為低收入個人和家庭提供購車補貼”，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06、2020年。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28商業保險能夠增強抵御災害的韌性。保險減輕了政府的負擔，從而保護了社會項目和財政空間。農業保險有助于改善糧食安全和貧困。提升健康險覆蓋率，提供平等的獲得醫療服務的渠道是解決健康不平等的第一步。也為社會提供支持不平等會加劇沖擊事件造成的收入和資產損失，從而對經濟體的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個人層面的影響可能不斷積累，最后對國家經濟福利產生不利影響。保險可在沖擊事件發生后幫助復蘇，在國家或地區最需要的時候提供資金，從而降低損失，提升宏觀經濟韌性。保險還可能對本地經濟產生積極的二階效應，因為它會提升信心，鼓勵災后加速投資。72國際清算銀行的研究發現，由于

107、未投保損失的緣故，重大自然災害會對經濟活動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但是，如果充分投保，災害事件造成的損失便微不足道。73 上述影響在中低收入國家尤其明顯，未投保所造成的損失則更大，而一旦投保則恢復更快。我們的分析也支持這一結論：保險理賠促進新興經濟體增長的積極效應比發達經濟體更為顯著。74外部沖擊事件增多，無論是氣候風險、大流行疫情、地緣政治還是戰爭，都會給政府、民眾和企業帶來財務負擔。75 在發達經濟體中，公共項目在災后提供重大援助，尤其是針對弱勢人群體。上一期sigma的分析得出結論，對于保險深度較高的發達經濟體，災害導致的赤字增幅較低，從而保護公共項目和財政空間。許多新興經濟體的財政收入來源

108、及信貸渠道更有限。因此對它們來說，保險吸收沖擊的作用更為重要。76 對于此類國家，公共保險計劃也是保護政府資產和支出計劃的有效手段。比如，“加勒比地區風險保險基金”和“非洲風險能力集團”提供至關重要的自然災害保障，支持增強宏觀韌性。農業保險可以在改善糧食安全和貧困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因為全世界約有80%的貧窮人口生活在農村地區。77 農業保險幫助農戶(尤其是小農戶)管理風險(包括惡劣天氣災害風險)，還能幫助農戶從容應對投入(肥料、能源)和產出價格高漲的情形，如當前由于烏克蘭沖突所面臨的境況。農業保險可以幫助農戶維持收入水平，在收成受損的情況下仍繼續從事生產，從而降低不確定性。農業保險還可以在發生

109、災難性產量損失的情況下降低貸款違約風險，從而幫助農戶獲取信貸，進而為糧食生產提供融資。研究發現，在印度東部地區，投保農業保險可促使大型農戶的稻米產量增加49%，促使小型農戶增產16%。78健康險能夠覆蓋醫療成本，改善獲取醫療的便利度，幫助更多人從預防性治療中受益，從而完善社會保障。79 健康不平等一般歸結于三個因素：健康模式差異、醫療服務差異以及保險及支付醫療費用的財務資源不平等。80 在沒有全民保險覆蓋的發達國家，上述差異特別明顯。美國有將近3 000萬人未投保，最富裕的1%與最貧窮的1%人口的預期壽命相差1015年。81 擴大醫療服務可能帶來顯著的好處。2021年美國救助計劃法案(APRA

110、)為擴大“Medicaid”計劃提供更多財務激勵。此后，人們對其效果開展了研究?！癕edicaid”計劃的擴大及其相關保障的增加有助于提升獲取醫療服務的便利度，增強財務安全感，并改善有關健康狀況和結果的一些指標。8272 73747576777879808182“sigma 2019年第5期：創建韌性指數：保險市場和經濟發展的基礎指標”，瑞再研究院，2019年9月7日G.von Peter、S.von Dahlen 和 S.Saxena，“未緩解的災害？自然災害宏觀經濟成本的新證據”，國際清算銀行工作論文第394號，2012年。關于發達經濟體中保險帶來的更大收益，請參閱M.Breckner 等

111、，“經濟發展和應對自然災害的韌性 保險深度和體制”，研討會報告，2016年2月12日。T.Holzheu 和 G.Turner，“自然災害保障缺口：極端災害保險不足的測量、根源和對策”，風險和保險日內瓦報告-問題和實務，2018年?！皊igma 2019年第5期：創建韌性指數”，同上“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貧窮”，聯合國，2019年。T.Ranganathan、A.Mishra 和 A.Kumar，“作物保險和糧食安全：印度東部稻米農戶的證據”，2019年聯合社會科學協會年會，農業與應用經濟學協會，2019年1月。S.Wanczeck等，“普惠保險與可持續發展目標”，Deutsche Ges

112、ellschaft fr Internatioale Zusammenarbeit(GIZ)GmbH，2017年7月K.Schanz，同上R.Chetty等，“美國的收入與預期壽命的關系，20012014”，JAMA，315(16)，2016年，第17501766頁?！霸谧C據基礎上精益求精：擴大Medicaid計劃效應的研究，2020年2月至2021年3月”，Kaiser Family Foundation，2021年5月。保險有助于改善不平等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29不平等影響經濟機會、成果和風險的分配。在應對不平等方面，公共政策和商業保險均可發揮作用。應對不平等的公共政

113、策應當以實現普惠增長為目標。為了讓社會契約被廣泛接受，我們認為需要改善三個層面的不平等，即：1)社會如何分配經濟機會方面的不平等；2)如何分配經濟活動成果(即收入)方面的不平等；3)分配收入面臨的風險方面的不平等。公共政策可影響上述三個領域，特別是獲取機會以及經濟活動成果方面的平等，即所謂的“普惠增長”。而公共保險計劃及商業保險可以為減緩經濟參與者面臨的風險發揮作用。普惠增長的政策框架公共政策的目標應當是促進普惠增長，以降低不平等，確保所有社會群體公平分享經濟活動成果。然而，每個國家都有獨特的經濟、社會和體制制度，沒有一套“普遍適用”的政策來解決不平等問題。相反，一個可以將政策分類的框架有助于

114、拆解決不平等難題(參見表7)。有三個階段政策可以進行干預：1)就業前時期：通過教育和培訓，為就業打下最佳基礎。2)參與經濟活動：最低工資和福利等社會政策，以及通過競爭和創新提高生產力。3)經濟成果再分配：通過稅收、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糾正由市場方式分配的個體 經濟活動成果。重塑社會契約：政府和保險業如何行動以改善不平等改善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問題可強化社會契約，增強公眾對體制的信任。短期而言，政府需要考慮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以緩解當前的生活成本危機。長期而言，公共和商業部門都需要采取行動以改善不平等問題。政府可出臺組合性政策，更平等地分配經濟機會和成果。他們還必須確保利用公共和商業化的風險轉移機制(

115、如社會保障體系)公平分配收入所面臨的風險，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提高保險的可負擔性，或通過公私合作方式擴大保險覆蓋率，從而提升個人的風險保障。支持發展商業風險轉移方案的措施包括完善監管框架以及鼓勵有助于減緩風險的行為。商業保險亦可發揮作用，推動產品創新，以覆蓋保障不足的群體。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如果政策變化導致基尼系數在未來10年逐步下降1個百分點，便可能令發達經濟體累計增加7 000億美元的額外保險需求。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30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應對不平等的政策重點不同。結構性改革通常會對增長和生活水平產生正面影響。根據一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旨在降低不平等的政策干預措施也有

116、所不同。在發達經濟體中，上述政策大致也歸納為教育、公平且安全的工作環境、勞動力市場、稅收及再分配政策。政府還需要出臺提升生產力增長的措施，包括：投資于具有韌性的、可持續的基礎設施，鼓勵研發，有利于企業發展的監管措施和資本指引等。新興經濟體促進普惠增長的政策往往需要首先聚焦于治理、體制質量、放松監管、通過教育和性別平等提高勞動參與率、擴大正規就業和稅基(從消費稅向所得稅轉變)、普惠金融以及構建吸引資本并能留住人才的經濟環境。在當前能源和食品價格飆升的背景下，我們預計將會出臺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如減稅、基于經濟調查的轉移支付和補貼(尤其在某些新興經濟體)，以限制關鍵CPI細分項目的價格上漲幅度。上

117、述財政干預旨在建立對政府的信任，這是鞏固社會契約的關鍵。貨幣政策不太適宜應對供應短缺導致的價格上漲。多邊開發銀行也可在應對不平等和糧食安全方面發揮作用，比如為基礎設施、能源、教育、環境可持續性方面的項目提供資金，并向最急需援助的國家提供金融援助。經驗證據表明，結構性改革通常會對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產生正面影響。83 在理想情況下，政策設計的目標應當是尋找可同時促進普惠和增長的項目。它們包括：可容納私人投資及提高生產力并增加教育和健康支出的公共基礎設施；提高勞動參與率的措施；為研發提供支持。84 許多主要經濟體已在近期著手推動大規模的結構性改革。歐元區的NextGenerationEU(NGEU)

118、基金著眼于提高數字化水平，同時確保推進低碳轉型，這些基金與具體國家的結構性改革舉措掛鉤。中國政府在開放經濟、綠色轉型及產品和勞動力市場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進步。美國1.2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預算覆蓋各個基建行業，涵蓋了從交通運輸、水資源到能源、寬帶及自然資源保護等各個領域。8384 。表 6：減少經濟不平等的公共政策組合 進行政策干預的階段 就業前時期 參與經濟活動 經濟成果再分配 最低收入 基礎教育及幼兒教育計劃；職業培訓 最低工資；學徒制；在職福利 社會轉移支付(住房、食品援助、家庭及兒童福 利)；減少雇員社保繳款；保證最低收入；個人收 入所得稅抵免 中等收入 公立高等教育；成人再培訓計劃

119、 產業政策；職業認證；在崗培訓；失業保險；養老金 集體談判和勞資協議會；貿易政策 最高收入 遺產稅、贈與稅和房產稅 研發稅收抵免；鼓勵競爭和反壟斷政策 累進稅制；財產稅；公司稅資料來源：改編自 D.Rodrik 和 S.Stantcheva，“普惠繁榮的政策組合”，NBER 工作論文 28736，2021年收入群體例子包括 Adhikari 等(2016)，“改革潮流能否力挽狂瀾？使用綜合控制法的若干案例研究”，IMF 工作論文第16/171，2016年：P.Gal、A.Hijzen，“產品市場改革的短期影響：公司層面的跨國分析”，IMF工作論文第16/116，2016年；Bordon等，“結

120、構性改革何時行之有效？關于商業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IMF 工作論文第16/62，2016年；“供應側刺激時機成熟？發達經濟體勞動力與產品市場改革的宏觀經濟效應”，IMF 世界經濟展望，2016年。Y.Zouhar、J.Jellema、N.Lustig,和 M.Trabelsi，“公共開支與普惠增長 調查”，IMF 工作論文第21/83，2021年重塑社會契約：政府和保險業如何行動以改善不平等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31風險轉移：公共與商業部門的角色公共與商業部門主導的風險轉移機制均可支持家庭的財務韌性，減緩不利事件導致的不平等。這些措施包括直接政府干預、公私合作及支持

121、商業保險解決方案，這些措施旨在降低財務風險，尤其是低收入家庭面臨的財務風險。政府通過社會保障計劃(參見表7第1列)及公共災害援助、公私合作和激勵有助于減輕損失的行為(第2列)等措施，為風險轉移提供支持。最后，某些風險(如極端自然災害、流行病和失業)可能挑戰商業保險的可保性邊界。85 政府可利用公共支持機制，來促進和加強商業部門的風險轉移過程(第3列)。我們認為，公私部門都需要采取行動，以降低財務風險和改善不平等程度為目標，加強風險轉移。對社會保障風險轉移體系進行現代化改造，以確保未來的保障社會保障在建立和保護社會凝聚力的政策組合中發揮著核心作用。社會保障繳款與收入而非風險成正比。由于采取強制參

122、與并有政府托底，社會保障制度可以對收入進行再分配，并承擔無法分散的風險，如失業和疾病大流行健康風險。但是，人口老齡化的同時，持續增長的社會保障支出正對政府的財政狀況構成挑戰，86 尤其是在政府債務高企的國家(如巴西和阿根廷)。我們估計，在新興經濟體中，作為社會保障體系支柱之一的養老儲蓄缺口約為其GDP總額的三倍，87 與部分主要發達市場一樣高。88 這一關鍵保障的資金不足可能會在未來削弱社會契約。社會保障體系的現代化改造是保持其可持續性及維持公眾對政府信任的必要條件。而且，在改造過程中，應當以弱勢家庭為重點。85 T.Holzheu、G.Turner，“自然災害保障缺口”，同上。86 “老齡化

123、社會的財政挑戰與普惠增長”，經合組織，2019年。87 按2019年價值，“sigma 2021年第2期，新興市場：在老齡化世界中推動可持續的退休方案”，瑞再研究 院，2021年7月。88 世界經濟論壇的一項研究估計主要經濟體的養老金儲蓄缺口為2019年GDP的3倍左右至6倍以上(澳大利 亞：294%，美國：304%，加拿大：363%，日本：436%，英國：625%)。世界經濟論壇的估計數字為 2050年的價值?！叭蝠B老金定時炸彈：籌資缺口將令全球GDP相形見絀”，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5月 26日。政府與私營部門的風險轉移機制對保護家庭收入免受風險傷害至關重要。社會保障體系需要現代化改造

124、，以避免未來出現資金不足的情況。表 7：減少不平等的風險轉移政策組合 旨在減少不平等的政府干預 社會保障風險轉移 其他政府干預 為商業保險風險轉移提供支持 低收入 減少個人社會保障繳款，通過社會保障 預防損失的激勵機制；公共災害援助；與 為購買商業保險提供補貼(如農業保險、壽險)；(健康、失業、養老)和福利項目轉移風險 保險業的公私合作；最終保險人(如住房、為小額保險和數字化分銷提供監管支持 機動車、大流行病風險)中等收入 建立基于收入的社會保障繳款，通過社 預防損失的激勵機制；公私合作；最終保 促進商業保險發展；針對壽險/養老保險的稅收優 會保障(健康、失業、養老)轉移風險 險人(如住房、機

125、動車、大流行病風險)惠；針對數字化分銷的監管支持 高收入 累進所得稅、資本利得稅、財產稅、最終保險人(如針對恐怖主義風險的商業 促進商業保險發展 房產稅、公司稅 擔保)；制定降低金融市場風險的政策 資料來源：瑞再研究院收入群體重塑社會契約：政府和保險業如何行動以改善不平等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32政府可以提供財務激勵措施，促進保險的購買。政府可以積極推動保險作為風險轉移機制的作用。監管框架可以幫助保險市場擴大風險轉移解決方案的可獲得性。靈活的監管可激發創新。政府和保險公司可鼓勵降低風險的行為。為低收入家庭投保提供補貼對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業而言，負擔能力是保險購買不足的主要原因之

126、一。多國政府通過稅收優惠促進居民購買保險，盡管此類優惠具有累進性質。通過發放代金券的方式，可以對低收入家庭提供更有針對性的財務支持。89許多國家制定了針對壽險和健康險的稅收優惠制度，另外還有支持農業保險計劃的政府補貼。另一方面，財產險和車險的保費經常需要繳稅，降低了提供給保單持有人的經濟利益。利用公私合作擴大可保性政府與保險業的合作解決方案可以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的補充，為家庭韌性和收入提供支持。例如，在中國，地方政府支持推出“惠民?！钡钠栈荼ｋU計劃。該計劃通過與商業保險公司合作，擴大了健康險的覆蓋范圍。個人可以使用社保個人賬戶購買額外的健康保險，以補充和擴大原有社會保險保障覆蓋的范圍。地方政府在

127、產品設計、定價和推廣方面為該計劃提供全面支持。90 公私合作的其他例子包括：政府為恐怖主義風險托底，比如法國、德國、西班牙、英國和美國的做法，政府還可作為最后保險人承擔剩余(難保)風險，如“美國國家洪水保險計劃”。對于市場可保的風險，要盡量避免公共計劃抑制商業保險的能力。創建促進市場發展的監管框架政府和監管部門制定規則，幫助保險市場實現發展，并擴大風險轉移解決方案的可應用范圍。例如，強制性保險計劃可擴大風險轉移的范圍。幾乎所有國家均有強制性保險，大多是作為健康、老齡及失業相關的社會保障計劃的一部分，或者是強制性責任保險(如機動車責任險)。強制性保險計劃的主要優勢是可以形成盡可能廣泛的風險池，并

128、消除逆向選擇。讓監管具有靈活性，以促進保險創新例如，幫助保險公司在產品和分銷中采用新技術。這可能包括放寬復雜的持牌和審慎要求，允許以電子方式登記和管理保單，取消征稅，準許通過非傳統渠道分銷產品。這種靈活性對小額保險的發展至關重要。2018年有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18個國家采納了小額保險監管框架，另有23個國家正準備采納，而2009年僅有6個。91鼓勵家庭采取風險緩解措施政府在制定風險減緩標準，建立規則及分區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一般來講，家庭對減緩風險的措施通常投資不足。研究指出，行為偏差(特別是短視)、風險感知偏差(顯著性和可獲得性)和經濟層面的擔憂(無法在出售住宅時收回減災支出)會阻礙個人

129、投資于具有成本效益的保護措施。92在面對氣候變化的今天，對減損措施的投資不足更值得我們擔憂。因為減少災害風險，打破因災致貧的循環變得日益重要。93 對于低收入家庭，代金券或補助可能有助于支付高昂的(強制性)減災措施。89 C.Kousky、H.Kunreuther，“解決國家洪水保險計劃中的負擔能力問題”，Journal of Extreme Events，2014年。90“補充醫療險在全市推廣”，上海市人民政府網站，2020年12月2日。91“2018年小額保險監管狀況”，Access to Insurance Initiative，2018年。92 J.C.Aerts等，“將人類行為動態融

130、入到洪水災害風險評估”，Nature Climate Change，8(3)，2018年93 S.Hallegatte等，“牢不可破：增強貧困者面對自然災害的韌性”，世界銀行，2017年。重塑社會契約：政府和保險業如何行動以改善不平等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33保險公司可以將覆蓋面擴大到保險保障不足的群體。新興經濟體中，移動科技的快速發展可以彌補欠發達的分銷網絡。其他渠道也正在啟動，將保險分銷給服務不足的消費群體。小額保險可提高中低收入國家負擔保險的能力。不平等的小幅下降都會令宏觀經濟穩定性大幅上升，在未來10年中將為發達經濟體增加約7 000億美元的保險需求。商業保險如何應

131、對不平等商業保險在降低不平等的行動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與公共部門合作，商業保險公司可以專注于延伸和擴大保險市場覆蓋，為更廣泛、更多樣化的群體提供保障。增加保障不足群體獲取保險的機會新技術及不斷變化的客戶偏好正改變著保險分銷格局。94 新興經濟體的手機普及率較高，為此前保險服務觸及不到的人群提供了獲取保險的替代途徑。數字化分銷使得居住于偏遠地區以及/或者尚未獲得正規金融業服務的群體也能獲取保險。利用數字和移動科技，可以降低保險成本，可以跨地域向尚不存在傳統分銷體系的市場提供保險。目前，已有多家保險公司與移動網絡運營商成功合作，例如Bima(新興市場的一家領先的移動健康及保險供應商)與非洲

132、及亞洲各地的移動運營商和小額金融實體建立了眾多合作關系。95 保險公司還可以與其他行業的公司合作，如制藥公司或農用物資公司。除了新技術之外，保險公司還可運用其他各種新的分銷渠道，以擴大保險覆蓋的范圍。代理人或銷售人員主導的傳統銷售渠道之外的新渠道包括：公用事業和匯款公司、手機網絡、合作社、金融機構及保險經紀機構，它們可以觸達尚未購買保險的消費者。例如，2019年英國將近30%的車險和住宅保險新增業務，以及約20%的壽險新增業務是通過“親和計劃”業務購買的，該計劃向特定“社群”、小眾市場或階層推銷保險產品。96擴大針對低收入家庭的小額保險覆蓋面小額保險可通過非常規的產品設計及分銷和賠付管理流程，

133、向家庭提供平價、高效的保險產品。近年來，小額保險的規模有所增加，尤其是壽險、財產和農險方面。據“小額保險網絡”的記錄，2021年小額保險覆蓋30個國家的1.79億至3.77億人口。去年，小額健康保險成為了非洲和亞洲最重要的產品。在拉丁美洲，壽險仍然是主導險種，小額健康保險覆蓋的客戶人數相對較少。97 我們預計，由于當前食品和能源價格暴漲，近年來涌現的中產階層將面臨更脆弱的財務狀況。如今，可負擔的壽險和健康險保障更加重要，以防止家庭在家庭成員發生身故或疾病時再度返貧。改善不平等從而增強韌性可為發達經濟體帶來7 000億美元的保費機會展望未來，通過上述政策行動扭轉發達經濟體持續加劇的不平等趨勢，可

134、以大幅增加保險需求。根據表2中模型的彈性，我們估計，如果在未來10年內基尼系數逐步下降1個百分點(大致為過去30年的增速)，發達經濟體將累計新增7 000億美元的額外保險需求。美國家庭將會獲得最大的潛在收益。美國的基尼系數逐步下降1個百分點將會在未來10年累計增加約2 500億的額外保險需求。因而，通過保險覆蓋范圍的擴大可以提升社會內部的平等程度，從而有利于進一步增強韌性。94“2021年瑞士再保險新冠疫情消費者調查：疫情1年后的亞太地區的保險觀點”，瑞再研究院，2021年6 月。95 參見 https:/ sigma2022年第3期34附錄表 8：發達經濟體：不平等程度上升(下降)估計造成的

135、2019年直接保費收入減少(增加)基尼系數，2019年財產與 2019年壽險 2019年或最新 1990年后 意外險保費收入，模型影響 保費收入，模型影響 可獲得數據 基尼系數變動 10億美元 10億美元 占比%10億美元 10億美元 占比%美國 38.6 4.1 702.6 34.2 5%633.6 68.6 11%日本 32.0 3.9 87.3 5.0 6%311.1 39.3 13%英國 33.7 0.8 95.9 1.0 1%267.1 5.9 2%法國 29.9 1.0 70.5 1.0 1%167.8 5.3 3%德國 29.3 3.9 88.6 5.6 6%104.5 14.6

136、 14%意大利 33.8 2.1 39.8 1.1 3%124.2 7.5 6%加拿大 30.1 1.8 55.2 1.4 3%55.6 3.2 6%中國臺灣 29.0 1.4 5.7 0.1 2%97.4 4.5 5%西班牙 33.0 3.3 30.3 1.4 5%30.8 3.1 10%澳大利亞 32.8 3.3 29.7 1.4 5%21.0 2.1 10%瑞士 29.9 0.7 16.6 0.2 1%30.1 0.6 2%瑞典 26.3 3.9 9.1 0.6 7%28.3 4.5 16%丹麥 26.6 3.9 8.6 0.6 7%27.0 4.2 16%比利時 26.0 2.5 15

137、.9 0.7 4%18.7 1.8 10%芬蘭 26.0 5.0 5.0 0.5 10%24.1 5.2 22%資料來源：瑞再研究院表 9：新興經濟體：不平等程度上升(下降)估計造成的2019年直接保費收入減少(增加)基尼系數，2019年財產與 2019年壽險 2019年或最新 1990年后 意外險保費收入，模型影響 保費收入，模型影響 可獲得數據 基尼系數變動 10億美元 10億美元 占比%10億美元 10億美元 占比%巴西 48.3 6.3 20.5 2.2 11%41.3 4.3 10%南非 62.7 2.1 8.7 0.3 3%37.8 1.2 3%墨西哥 42.8 5.5 11.8

138、1.3 11%14.1 1.4 10%泰國 39.1 5.4 7.7 0.9 11%18.1 2.0 11%印度尼西亞 46.8 5.0 5.2 0.6 11%16.4 2.6 16%馬來西亞 39.9 4.0 4.0 0.3 8%12.6 1.0 8%智利 45.8 4.6 4.5 0.4 9%7.9 0.7 8%土耳其 39.9 2.1 7.8 0.4 5%2.0 0.1 5%阿根廷 37.6 4.5 8.0 0.8 10%1.3 0.1 10%哥倫比亞 47.8 3.7 5.7 0.4 7%2.9 0.2 6%菲律賓 40.8 1.7 1.8 0.1 4%4.3 0.2 4%秘魯 44.

139、1 8.4 1.8 0.3 15%2.1 0.3 14%肯尼亞 45.4 2.8 0.9 0.05 5%1.0 0.05 5%埃及 41.9 2.3 0.9 0.05 5%0.9 0.05 5%尼日利亞 42.8 0.7 0.7 0.01 2%0.7 0.01 1%注：本表不包含最大的新興經濟體：中國、印度和俄羅斯，以及其他轉型經濟體，上述經濟體的不平等模型尚未得出結論。資料來源：瑞再研究院。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36充分了解和展示sigma自然災害和世界保險市場數據，請訪問：www.sigma- 2022 瑞士再保險。保留所有權利。本研究的編輯截止日為2022年4月19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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