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企業金融化
當前學者多從資產配置和利潤來源兩方面來定義企業金融化。國外學者大多將企業金融化定義為企業開始逐步縮減主業經營的投資資金,反而更加注重金融投資活動,從而導致企業金融投資獲得的利潤占比遠大于主業經營盈余(Dore,2002;Orhanhazi,2006;Krippner,2005)。
國內研究起步較晚,戴賾等(2018)從資產配置的角度對企業金融化進行理解,認為企業在資產配置中更多的偏好于金融資產、金融投資活動愈發活躍的趨勢為企業金融化。張思成(2019)則從利潤來源角度,將企業金融化定義為實體企業的利潤來源不斷向金融投資渠道傾斜的趨勢。
總的來說,實體企業資產投資偏好由實體主業經營投資向金融資產投資轉變的趨勢便是企業金融化。

2.企業金融化的動機
一是純粹的趨利動機導致對金融的需求。這往往發生在那些企業定位不清、發展戰略不明、企業家精神缺乏的企業。由于我國經濟正處在轉型期,法律框架并未定型,任何制度變革都蘊藏著極大的潛在利潤,這種體制性利潤往往超過企業正常經營所得,于是產生了許多尋租機會。金融作為一個影響全局的產業無疑是制度變革中最重要的一環。而金融本身的虛擬性和金融產品的高度變現性使金融投機吸引力遠大于產業投資。
二是因企業理財需要產生對金融的需求。這多發生在經營狀況相對較好、現金流比較充裕的企業,特別是一些民營企業和大型企業集團,需要把經營過程中游離出來的閑置資金充分利用,以達到保值增。
三是戰略調整產生的對金融的需求。這樣的企業往往是具有企業定位準確、發展戰略清晰、資金實力較強的特點。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其現金流變得十分龐大,內部資金管理變得復雜,這就要求有專業化的金融管理團隊和機構,于是產生了對銀行、證券、保險、信托等多元化金融的需求,但為保持兩者的協同效應,必須實施利益內部化策略,即通過控股權的取得,深度參與金融業,并分享金融業的利潤。
四是因企業經營過程中的資金約束導致對金融的需求。這往往發生在那些現金流無法滿足自身發展需要的企業身上。因實力差別,大致有以下幾種方式:利用擔保和虛假信用套取銀行貸款、包裝改制上市、直接控制金融機構等,基本上是為滿足融資需求。
3.企業金融化的度量
根據企業金融化的定義,現有的度量指標多從利潤和資產兩個角度來度量企業金融化程度。戴賾(2018)指出企業金融化程度越高的企業,企業資產配置中金融資產的占比就越高,相應地,企業通過金融渠道獲取的利潤占總收益的比重也就越高。國外學者
Crotty(2002)通過研究分析,選取了20項指標來衡量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美國的企業金融化程度,這些指標包括金融資產與有形資產之比、總投資收益與現金流量之比、金融企業與非金融企業利潤之比等。Orhangazi(2006)又在
Crotty(2002)的指標體系中,加入金融資產與總資產之比這一指標,完善了企業金融化度量指標體系。與上述學者不同,Demir(2009a)則采用單一指標來度量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金融化,即金融資產占總資產之比。
國內學者劉珺等(2014)最早采用企業金融投資與總資產之比度量我國企業金融化,與 Demir
不同的是,劉珺等根據我國上市企業報表細化了企業金融投資的度量;隨后,宋軍和陸旸(2015)在劉珺等的研究基礎上,在企業金融投資中加入長期債權投資凈額、衍生金融資產、投資性房地產、短期投資凈額等。張成思和張步曇(2015,2016)則側重于企業利潤,利用營業利潤的絕對值與金融投資收益之比測度了我國的企業金融化程度。劉貫春(2017)則綜合了以上兩種測度方式,結合金融資產占比與金融投資獲利兩個方面度量企業金融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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